针对“杜甫很忙”系列漫画走红网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昨日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年青一代进行的一次“解构经典”。

“解构经典”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较为常见。“解构经典”的目的不仅仅是颠覆经典，而是在颠覆中去寻求一种符合当代意义的更新的经典形式和内容。

在尚永亮看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一直都以正统的“诗圣”形象出现。年青一代通过对杜甫形象进行“解构”，能够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此，不能从绝对多好还是不好来评价，这是当前文化多元的一种表现。”尚永亮介绍，在杜甫之前，也有“英雄人物”被“解构”。王朔早年的小说，具有“解构”的色彩。

尚永亮说，对传统“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利于贴近年青一代。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

但尚永亮也认为，对千百年人们已经约定成俗的“英雄人物”进行多元“解构”，有时也不一定合适，尤其是一些粗俗式的“解构”。

微博时代，开机阅读，出版界也屈从于碎片化生存，把微博上的名家名段集结成书。清明期间，记者在上海书城、大众书局、博库书城等各大书店看到，很多微博书都贴着“文学·随笔”的标签，然则开卷一览，这样的随笔显得太过随意，充斥着微博上的边角料而缺乏完整体系。

微博书风行

去年，微博红人张发财写历史八卦的微博结集成《一个都不正经》，其段子体叙述让千百年前的人物从故纸堆中爬起来；80后资深相声爱好者东东枪的《俗话说》也由诸多MSN签名加微博段子汇集而成；网络红人奶猪随即出版“段子集”《我呸》；《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则以“微博体”书话短章出版《微书话》，东采西撷，忽中忽外，书情书事，亦正亦邪。这些书大多在140字的方寸之内释放图书领域的微阅读潮流，多番加印，频频问鼎畅销榜。

此外，小说《围脖时期的爱情》讲述主人公与某明星在微博平台发生的情感纠葛；《精神病学院毕业生》《蔡澜微博妙答》等一系列“微博体”图书相继出版。语言简短，只言片语中饱含调侃和幽默，没有完整的故事和逻辑，是典型的碎片化阅读下的产物。

是“无本万利”

除了已经出了书的，圈内的跃跃欲试者还包括导演冯小刚、台湾主持人蔡康永、歌星梁咏琪等，他们都在公共场合表示，准备把自己的微博语录整理成书出版。有业内人士分析，对于名人而言，把自己已有的微博集结出书，可谓是创作上的“无本万利”之举，区区稿费并非这些“作者”的诉求，而“新作”出版之际的媒体曝光度才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所在。

这些“微博书”中到底有多少营养？到底能否在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中站住脚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网络上的低评价和书店里的低销量基本相符。记者在上海书城发现，名家头衔固然可以抬高一些销量，但比起这些作者的严肃作品，读者在大致翻阅后，还是把这些“微博拼凑书”留在了柜台上。

读者评价低

网友whiteship指认《微书话》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网上30多块买的。244页，每页是两条‘微博体’。当初看它定价畸高，以为作者能把140个字拧成花来，谁料不过几句流水账，或引几句书的内容评论云云，非圈内人读来实味同嚼蜡。”读者“蓝手套”则评价《蔡澜微博妙答》：“虽然我很喜欢蔡澜，但也不能这样出书来骗钱啊。都是微博上蔡澜回答网友的提问，闲暇翻翻尚可。”

知名学者余世存《非常道2》也遭遇了大量批评，被指为“名人轶事摘抄本，没啥思想性可言”，所以不可再读。网友“生鱼片熟了”大呼搞不懂，“有《非常道》珠玉在前，认为作者应该更珍惜自己的羽毛，没必要赶出一本畅销书。”

媒体人士认为，若要将传统阅读和以“微阅读”为代表的现代阅读加以比较，传统阅读传递的主要不是信息，而是智慧。只要人类在发展，只要人类在思考，传统阅读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它将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或对某些问题极感兴趣者。“微阅读”则主要传递信息，契合了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需要，或许这种新的阅读模式可成为激发新文体的动力。

炮轰垃圾书

在谈到微博时，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表示，自己的微博账号有超过10万的粉丝，发布讯息很迅速便捷，不过却不是一个严肃写作的平台。他批评道，微博给了大众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平台，微博信息都是碎片信息，对于一个人需要从外部接受的全部的文化知识资讯来说，信息只是一个层次，而且是最低的层次。现在很多人有了微博就放弃了博客，有了博客就放弃了书籍，这些都是本末倒置的。

李昕认为，中国现在每年大约新出版书籍30多万(种)，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彼此重复、没有个性、没有新意的，更甚者是质量低劣、粗制滥造，基本是文化垃圾。“垃圾书读者根本就不用去读，读了也是浪费时间。”

Jane Rapley

著名时装设计教育家、时尚思想家，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她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之后进入时装领域，成为设计师、产品总监以及管理顾问。同时，她投身设计教育事业长达36年，在此期间在多家艺术设计机构进行讲座，参与Texprint及英国时装理事会教育论坛，是多个国家团体的成员/管理员，并获得全国性学术委员会大奖、服装和纺织业主题协会学位、还曾获得英帝国勋章、皇家艺术学会会员、ACSD，于2010年获得了由伦敦艺术大学授予的学术领袖教授职位。

3月28日，北京万事达中心（原五棵松体育馆），2011-2012赛季CBA总决赛第4场，北京以107：98战胜广东，总比分3：1领先。图为比赛结束后球迷欢呼庆祝北京队取得胜利。中新网记者 张龙云 摄

中新网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 张中江)京味儿作家崔岱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球迷们所喊的“京骂”并不是老北京传统文化，“北京人数落人讲究的是一个脏字都没有”。他同时表示，球场需要净化，不要“以耻为荣”。

五棵松严防“京骂” 球迷戏谑“换苏伟”

似乎没有一场篮球比赛，动用过如此多的手段来遏制球迷的集体粗口。28日晚的北京五棵松篮球馆，现场循环播放的劝导录像，数量堪比奥运的志愿者，以及升级的安保人员，都是一个目的——避免“京骂”。此前篮协曾表示，若北京赛区像CBA总决赛第一场一样，再次出现大面积“京骂”，将考虑更换北京队的主场。

种种措施下，昨夜的北京球迷，真的没有用“京骂”招呼对手，取而代之的是“上腿”和“换苏伟”。广东队的这位七尺长人，阴差阳错成了北京净化赛场的“救星”。最终北京队在一个没有“京骂”的夜晚，获得了球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总决赛第三场胜利，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

然而五棵松还有一个主场，球迷会不会在不用担心失去主场的情况下“故态复萌”？有人表示了担心。在今后北京的赛场上，能不能真正杜绝大面积“京骂”？恐怕很多人心里也没谱。

事实上，赛场边的球迷不文明行为，不仅仅北京有，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都有。北京因为首都的关系更受瞩目，直截了当的“京骂”甚至被人视为第二“国骂”。当年鲁迅先生曾评论的“他妈的”，似乎已渐渐被人遗忘，倒是不常在球场听到。

球迷粗口，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已经被很多人谈过。也有观点认为，球场上的脏话，很难说就是为了骂人，只是一种集体的情绪宣泄。篮协针对“京骂”的规定出台后，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篮坛名宿马健就认为，“京骂”是北京的一种地方特色，各地球迷骂得也不一样。北京社会科学院体育社会学专家金汕也表示， “一场如此激烈的比赛，球迷用全部热情支持自己的球队，是很正常的事。”

“京骂”从何时而起，能不能算北京的一种传统市井文化？深谙老北京传统文化的京味儿作家崔岱远，对此并不认同。

崔岱远：“京骂”不算传统文化 北京人数落人讲究不带脏字

崔岱远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真正北京人数落人，会非常难听，但讲究的是一个脏字都没有”。比如说“你奶奶正夸你呢，你快回家去”，意思是“你是一好孙子”。再比如“你怎么嘴里叼一袜子”，意思是“你嘴太脏、太臭”。

他说，包括老舍等大家描写北京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里，即便是写地痞流氓，也并没有今天所谓的“京骂”这种字眼。

现在的“京骂”是何时产生的？崔岱远认为，是“文革”之后，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到北京，想宣泄心中的情绪，才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北京人表达类似的情绪和行为，会用非常婉转、一个脏字都没有的方式。

他还说，有一些过去很文雅的词，现在人误以为是骂人的话，比如“扯谈”被说成“扯蛋”。事实上，老北京人忌讳说“蛋”，鸡蛋炒肉要叫“木犀肉”，鸡蛋汤要叫“甩果汤”。这是因为过去皇宫里负责采买的是太监，忌讳“蛋”这个字眼。

相比前些年流行的《蜗居》、《双面胶》这种酷烈型电视剧，《夫妻那些事》显得温情脉脉。编剧并没有将婆媳这种头等家庭矛盾简化为“两个只能活一个”，也没有把二奶小三这种扎眼的题材进行更戏剧化的演绎，只是3对平平常常在北京过小日子的中产夫妻，围绕生不生孩子展开了三十多集的剧情。

开心网最火那阵有个被转发了数万次的帖子，叫《结婚之前必须想好的15件事》，出处标的是《纽约时报》网站，其中第一条就是“我们婚后是否要孩子？如果要，谁来负责照顾孩子？”可见孩子的问题绝对不应在婚后再讨论，而是一场婚姻能否成立的前提。传统的中国观念中，婚姻都是将生孩子作为默认的前提，只要不是夫妻双方身体有问题，生还是不生几乎不用探讨。　　

《夫妻那些事》里两对不想要孩子的夫妻基本上都是传统的中国夫妻，而不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丁克”。以建筑师林君和会计师唐鹏这个家庭为例，他们起初不想要孩子是因为要冲事业，而当两人已经小有成就迷上出国旅游之后，就更加觉得孩子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障碍。这种想法肯定不足以让两人坚定不移地丁克到底，果然，在家长的压力下，他们放弃了这一念头，开始全心全力造人。另一个家庭是典型的男弱女强，那依是一家之主，丈夫老王善良温和近乎于懦弱，那依始终都不情愿为他生孩子，就算怀上也要偷偷打掉。这一举动终于触怒了老王，他开始反思自己长期的付出和逆来顺受是否值得，终致家庭破裂而离婚。　　

真正的“丁克”夫妻首先应该信念坚定，将“不生孩子”上升到信仰层面来捍卫，死扛一切来自亲朋好友的软硬压力，尤其是父母。剧中唐鹏父亲去世，临终前念叨自己因没能抱上孙子而抱憾，两人就此妥协，走上了造人之路。如果过得了父母这一关，这个难题就算解决了多半。其实要不要生孩子本来就应该且只该夫妻二人拿主意，跟旁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即便是父母也不该把手伸那么长，这种僭越在西方家庭简直不可想象。《傲骨贤妻》中女主角艾莉西亚为了防止婆婆进家门干涉自己教育子女，干脆连门锁都理直气壮地换掉，也没什么人觉得不对，但到了李亚鹏主演的《我们俩的婚姻》中出现类似桥段，不得了，儿子联合母亲一致谴责媳妇这样做是伤天害理，又是分居又是绝食，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文化差异。　　

认真说来，在国内的几个一线城市，丁克家庭并不鲜见。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人们的观念越来越包容，“丁克”家庭的生存空间要比电视剧所反映的宽广不少。而“丁克”只是这部剧一个时髦的标签和宣传噱头，尤其当剧情发展到后半部，已经不是生不生孩子的探讨了，又回归到了男女控制力量对比和抗击打小三等传统命题，沦为庸俗狗血家庭剧。好在编剧三观正常，在处理人物和情节的时候拿捏比较准确，剧中人物底色基本是善良而又积极向上的。写家庭剧的编剧一定要心理健康而强大，同时又有怜悯心和同理心，在这个基础上再谈才华和掌控力。　　

其实，婚姻和爱情同理，标准好简单，无非就是自己先做一个好人，再找到一个好人。　　

李宝春在《奇冤报》中扮演刘世昌

台湾名家李宝春携两部新京剧来汉，称京剧创新并不是简单的炒作——

今明两日，由台湾京剧名家李宝春率领的台北新剧团将登上琴台大剧院的舞台，演出“新老戏”《奇冤报》和新编京剧《弄臣》。因为一个“新”字，这两场演出引起了江城观众的热情关注，特邀加盟演出的京剧名家朱世慧透露，“票都出得差不多了”。昨日，在排练间隙，李宝春和朱世慧接受媒体采访直言，“老戏不会伤筋动骨，但是需要重新包装。”

创新要让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李宝春认为，京剧创新的“新”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重新包装，“老戏的规范唱腔、剧情起伏，这些精华的东西都要充分保持；但是提倡使用电声光、这样会增加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他拿《奇冤报》举例，这是“新老戏”的代表作品，“所有的精彩唱段都保存下来，但是在技巧上有变化：戏中，原本“冤魂”刘世昌要脸蒙黑纱没有太多动作，李宝春却别出心裁，把黑纱摘了，加入了水袖，融入了现代舞蹈元素。”

这样的创新也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虽然是很传统的戏，但是视觉出新，年轻人就不会觉得很沉闷，重要的是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创新要拿捏分寸，不能只为炒作

李宝春直言，传统的京剧创新有必要，但是创新如何拿捏是一个问题，“只是为了票房的炒作，对于京剧的传承起不到任何作用”。

拿陈薪伊导演的新京剧《霸王别姬》举例，这出戏日前首演引起轩然大波，红脸的霸王，彩凤般的虞姬，露背旗袍的琵琶演员，就连活生生的乌骓马也被拉上了舞台。“乌骓马上去了，他也炒作成功了，吸引到眼球，或许这下演出火了，但是这样的京剧不会传下去。”

李宝春说，“我们希望传统的京剧是能品味的，是能流传的。当然，各种风格都可以试验，如果有笔钱，把大象弄上去都可以，但是宣传时最好就标出来：我这不叫京剧，否则对前辈们留下的东西不那么合适。”

资料图片

“愚公移山”酒吧演出现场。本报记者孙纯霞摄

3月，来自贵州黎平县的侗族大歌队，在同乡——摇滚歌手吴虹飞的邀请下，在北京的酒吧、剧场等地将进行6场演出。在年轻人的娱乐场所，聆听远方的原生态歌舞，对京城的时尚青年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情。从3月9日的第一场开始，现场便吸引了各路媒体及学者。侗族大歌团队成员们的命运，以及侗族大歌的生存及保护，也由此引发了思考。

习俗传统难忘侗族大歌

3月9日，北京“愚公移山”酒吧，演出在即。场内的小试衣间里，已传来婉转的歌声和环佩叮当，年龄从18岁到28岁不等的8个侗族年轻人衣饰齐备。排练到了尾声，他们并不紧张，唱着流行歌笑成一团。

只有领队吴金燕流露出几分心事，这几日她都睡不好，刚从无暖气的地下室搬出来，除了好嗓子之外一无所有。之前，是族人吴虹飞发动捐助了几千元，又找了临时住处，才得以安心排练。她不仅要担任领唱，关心今晚的演出，更要为日后如何维持歌队的生计而担忧。

不过，今夜“侗族大歌队”的演出效果显而易见。带着村寨歌班传统的农民歌队重现了2500年前传下的《古越人歌》。他们带来民间天然形成的复调式多声部合唱，有《大山之歌》《蝉之歌》等经典大歌，有琵琶歌《行歌坐夜》，甚至包括侗戏《珠郎娘美》的唱段，声音纯净，银饰闪亮，来自贵州黎平县的八位男女侗族歌手赢得满堂彩。

“简直是天籁。”一位观众喃喃道。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晓楠最早做侗族音乐研究时，是十几年前。

他为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天然具有的多声思维所震撼，从广西，到湖南、贵州，侗族所在处，就有大歌。

模仿自然声音的大歌，蝉鸣鸟叫，惟肖惟妙；鼓楼对歌里的男女谈情唱爱，唱尽了男耕女织的与世无争；还有苍凉平缓却鲜有人懂的叙事大歌和伦理大歌。侗族有语言却无文字，所以一段段民族历史都靠口口相传，多为老者单人领唱，众人低音衬和。依赖老歌师丰富的表情和记忆力。“饭养身，歌养心”，侗歌歌唱团结、善良、勤劳，因此，侗族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好传统。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歌班，是侗族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体现。”赵晓楠说。侗族大歌队至少3人，多则十几人，一般采用梯队式结构，最小的五六岁，最大的20多岁。如果有成员因为婚嫁要退出歌班，就要找比自己年纪小的人来替补。一代又一代，严格遵守。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对现在一些学校和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做法提出了疑义，认为“读背《三字经》严重点说是在毒害青少年心灵”。这一观点随后引发热议。一项网络调查显示，11.8%的人认为 《三字经》“完全跟不上时代发展，毫无用处”；51.2%的人认为“背《三字经》有益青少年身心发展”；还有37%的人认为“没用处倒也无害”。

今天，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三字经》？

■历经数百年，《三字经》依然有着生命力

邓昌发

近年来，社会上有不少学校、家长流行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这些都是“国学热”的表现之一。很大程度上讲，“国学热”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与现代文明和现代教育是不矛盾的。重视青少年传统美德的教育，让孩子们从经典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精华，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作为经典读物，《三字经》并无原罪。它自南宋诞生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今天《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这说明《三字经》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不可否认，《三字经》中有一些思想与现代文明有出入，但应该承认，它的主体文化是良好的，值得传承和发扬。我们不能奢望一本几百年前的著作到现在一点“瑕疵”也没有，也不必因为其中的一些“不适”而否定一切。重要的是，我们在传承国学过程中，能否做到“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我们的目光紧盯着未来的同时，也不应该忘却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不妨和孩子们一起，重温古人的情怀，读一读《三字经》。

■虽有不合时宜之处，但精华值得后人汲取

李北陵

“毒害”之说，我认为言过其实。我让孩子从小读《三字经》，现在已经看到了好处，却还没发现“毒害”的利空。

记得儿子读小学时，每学期放假，我总让他在假期作业之外做两件事：第一，学炒菜做饭；第二，背诵《古文观止》和《三字经》。学炒菜做饭，培养了他生活自理能力；背诵经典，则让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儿子成年以后，思想活跃，文笔生动，而且知书达理，善于沟通，在单位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功底，铺就了今天他在事业上的成绩。

诚然，与任何读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一样，《三字经》中的一些内容确实显得过时，譬如忠君、光宗耀祖等思想观念，但绝大部分内容是在传播文化、知识、礼仪，弘扬勤勉、谦逊、孝顺等美德，所以不要过分夸大《三字经》的负面作用。

近年来，上至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下至大众流行文化，都常常借用传统经典来表达思想和情感。譬如，温总理这些年都会在每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巧妙地引用古文、诗词，不但语言优美，而且寓意深刻；还比如说，台湾的一些音乐人，像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的一些作品中的歌词也明显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都说明了传统经典的魅力越来越为后人所重视，值得我们不断汲取精华。

以我看，小孩子读《三字经》其实都是有口无心的，虽然还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行文中的节奏和韵律，诵读时的朗朗上口，可以潜移默化地给孩子们以国学的启蒙，让青少年产生心理上对传统文化的悦纳，这不正有利于弥补现在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上的短板吗？

■读经成 “折磨”，不是经典的错，而是教育方法的错

宁波

《三字经》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字句工整、内涵丰富，不到两千字的篇幅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概述了华夏大地的沧桑变化以及著名人文典故，堪称一篇经典范文，值得读，甚至值得反复读。

其开篇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使人不由然想到“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再比如“亲师友，习礼仪”正是当下我们热切呼吁的“尊师重教，知书达理”的风气和礼仪；再比如“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直到“革命兴，废帝制”，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飞速变化的当今社会，《三字经》所推崇的一些优良美德，依旧焕发着隽永的光辉。

大凡有些文学功底的人，小时候都有过背诵诗词佳句的经历。小时候并不知其义，长大后却发现个中奥妙——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诗词佳句的文采和意义内化为了自我的感受和表达的凝练。让小孩子读背《三字经》，就好像春雨“润物细无声”，经典中的文化常识、美德教养渐渐会使其心灵受益。

读《三字经》之所以被一些人看成是对孩子的一种“毒害”，其实关键不是该不该读，而是该怎么读。我们今天一些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不足，传授时功底不够，在教学中既不能到位地解释经典的内涵，又没有结合时代现状去批判地阅读。再者，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不符合儿童接受心理的做法，逼着孩子“死读”、“硬读”，毫无乐趣可言，当然就成了一种“折磨”。

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三字经》有诸多优点，也存在不足。但文化是要在阅读中加以辨别的，只有读了才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该继承什么该抛弃。如果说读《三字经》毒害了青少年心灵，那不是《三字经》的错，而是教育方法上出了错。

在小时候，我就记住了两句德国谚语：“年轻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

老年人究竟是否多疑？按照常理推测：老年人经多见广，世事洞明，“眼里揉不进去沙子”，“明察于秋毫之末”，自然不会轻信。随园老人就曾夸下过海口：“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另一个根据也属臆断：心中的偶像、最崇拜的鲁迅先生，似乎也是多疑的。那么，多疑的结果是什么呢？假的固然难逃法眼，而有些真的东西恐怕也随之滤除了。

至于说年轻人容易轻信，这有自身的体验为证。孩提时每逢街头有卖糖果的经过，大人总要神乎其神地告诫：他们假装成卖糖果，实际是“拍花”的人贩子———快躲开！当时信以为真，总是骑在家里的墙头上，远远地望着，不敢靠前。最典型的是后来的“大跃进”，报纸上登载消息，还附上照片，密植的麦棵上坐着小男孩，亩产超过两万斤。虽然那个期间我也曾到河北的徐水实地看过，并没有亲眼见到那种场景，但仍然深信不疑———自己没有见到，不等于那件事情就不存在。

原来，信任抑或怀疑，除了取决于经验，还和感情与理性有直接关系。年少时激情澎湃，容易感情冲动，在他们心目中，事事皆有可为；而那些饱经沧桑、迭遭变故的老年人，则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看待事物往往是困难多于顺利，挫折大于成功。这样，必然会怀疑许多有待努力、有待探索的东西。

可是，这两句一直为我深信不疑的谚语，在现在的中国，似乎是不确了，起码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完全颠倒过来———老年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而年轻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只要看看公安部门通报的那些案例，上当受骗最多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有的以邮局名义，打来电话，说你的座机欠长途电话费了。问：在哪儿打的长途电话呢？答：福州，或者是广州、深圳。问：我并没有去过那个城市呀，怎么会有我打长途电话的记录呢？答：你的身份证（号码）被人盗用了。接着，电话中那人“忠告”你：现在面临着存款被人提取的极大风险。怎么办？要迅速把那些存款改存在一个保险账户上。为了存款的安全，你只好照办。结果是一场骗局———存款被人提取了。

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老年人上当受骗居多，除了缺乏应有的知识、经验，还和传统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老年人总是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哪里会有人那么丧尽天良！尽管大千世界早已发生千变万化，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仍然停留在固有的观念上。

就人生阅历来说，虽然我在老年人中算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早已打下了根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总是觉得，世间毕竟好人居多。我曾拟过一副联语，置诸案侧：“处已何妨真面目，待人常是古肝肠。”古道热肠，输诚相与，是我十分欣赏并一贯坚守的一项做人准则，尽管为此也曾付出过不同程度的代价。比如，我时常接到一些外地陌生人（估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来信，求我在首日封上、宣纸上、扇面上题词，话说得极为恳切，有的还夹有邮资。这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张张诚恳、热忱、充满期待的年轻的面孔。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务，展纸把笔，按照要求完成请托，随即把函件连同所附邮资原封寄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来未曾怀疑、犹豫过。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位细心的文友告诉我，从网上看到我题写的首日封和信笺正在被人拍卖。开始不信，待到实际看了，不禁怅然若失。

现在的年轻人，也再不是过去那般轻信了。许多人竟然达到意想不到的成熟、老练，甚至世故。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在信息泛滥、网络发达、交往频繁的当代，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判断能力，可以运用自如地对付各种伪装、假冒的事物；他们的双眼早已被“秋水”洗净，不但不会被古人欺瞒，即使是玲珑剔透的今人要想骗取他们的信任也难乎其难。加之，接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增强了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凡事都要问个究竟，一切事物都要进行审视。这是属于正常的，可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有些质疑、不肯相信，是因为他们未曾经历过,经验的界限往往是认知的界限。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未曾经过传统观念的反复熏染，什么待人以诚，什么“守死善道”，什么“宁可人负我，绝不我负人”，对他们而言，都是隔膜的、陌生的，都是过时的老古董，甚至认为是圣人用来盗名欺世的施骗伎俩。这就要加以分析了。

每个人都存在着一个信仰问题。在道德缺失、世风日下，造假现象、欺骗行为弥漫、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现时代，那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心理效应，潜滋暗长,导致信仰基石的坍毁，人生观、世界观方面发生了剧烈改变，造成“神马都是浮云”，任何事物在他们眼中都是虚幻的，不可信的，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

人们常说，信任是一种降低交往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交易成本的社会机制。人类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共同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能倡导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当然，这样说，也并非主张不加分析地盲目轻信，对任何事物都抱持深信不疑的态度。那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助长盲从，弱化思辨能力，重蹈过去的覆辙；甚至姑息养奸，降低作恶行骗的犯罪成本，直接危害社会的文明、法制建设。

王充闾

传统书院

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教育和书院教育之后，以燎原之势，普及全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重知识传授轻素养品德，重规范化管理轻个性化发展，重普世科学文化轻中华人本文化，对于存在已久的应试教育和市场化偏向不易扭转，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于是教育界努力探索着改革的新路。与此同时，古老的书院教育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的营养，正以新的姿态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如何重新评价书院的历史作用？如何充分估量书院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的讲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1年9月9日）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回顾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略从教育文化角度，所作的一次新阐释，它把人们对传统教育资源当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多数建在县乡，接近民众，得到地方支持，又影响地方风气；第二，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第三，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第四，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第五，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

当然传统书院也有它的不足，如：不能覆盖广大地区和人口，轻视知识传授，课程内容狭窄，忽略体育文娱，以及有些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或剔除的内容。

现代中国学校教育，基本采自西方教育模式，它给中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能够以规范化的体制将教育普及于城乡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层次的新式人才，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推动中国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大步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实践在证明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它的严重弊端。1921年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了现代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的坏处，和书院教育“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的优点。除此而外，对中国而言，忽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之一，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中华精神的发扬光大。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下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中西互补、相得共荣，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

当前众多新兴书院，有的创建于现有院校之內，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特区”，如大学里的国学院、儒学院、人文宗教研究院、国学班，既依托体制的优势，又展现传统的特色；有的创建于地方社区，采取民办公助、社会支持、独立运作的体制，处在现有政府体制边缘，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人才培养与师资培训，提供学术论坛与游学营地；有的创建于民间社会，采取自筹经费、自主经营的体制，独立于现有政府体制之外，或者以民间方式探索青少年教育新路，或者推动业余青少年经典诵读；还有的创建于市场经济领域，由企业资助，为企业家开设中华文化课程，以培养儒商、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为目标。可以说当代书院各具特色，缤纷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蕴藏的文化创造力。在发展新兴书院的事业中，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起了指引作用，各级政府特别是学者型官员起了支持作用，一大批人文学者、教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有文化理想的企业界人士起了资助作用，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些新兴的书院，大都在努力继承与发扬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又在人员、教学与经费管理上吸取现代教育的合理质素，以便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仍然有着光明前途，甚至显示出一种未来教育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