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香港回收三款受污染中成药。 香港回收三款受污染中成药。

  港府称三款药物均为内地制造

  因重金属含量超标故呼吁市民停用并交回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昨日表示,发现三款市售中成药重金属含量超标需要立即回收,涉及的药品分别为:“鹿参牌”速效喉痛清、“中联”鼻炎片以及“宜利”鼻敏感丸。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发言人昨日宣布,卫生署昨日得悉政府化验所的化验结果,显示“鹿参牌”速效喉痛清(注册编号:HKP-01694;批号:100601)的样本含砷量约为限量标准的17.5倍,而“中联”鼻炎片(注册编号:HKP-00241;批号:48911004)和“宜利”鼻敏感丸(注册编号:HKP-13005;批号:1495)的样本则含汞量分别约为限量标准的3.4倍和2.7倍,故指令回收行动。

  发言人表示,砷和汞都是有毒的重金属。急性砷中毒能引致严重呕吐、腹泻、神志不清及昏迷,而长期摄入砷则可引致肝、肾以及心脏功能受损。急性水银中毒可引致口部发炎,如长期摄入过量的汞,可引致神经系统和肾脏受损。

  两种重金属对幼儿尤其容易造成伤害。卫生署暂时未接获有市民服用有关产品后不适的报告。

  据介绍,三款中成药均在内地生产,而“中联”鼻炎片和“宜利”鼻敏感丸是由同一家制造商生产。三款中成药由三家香港持牌中成药批发商批发。

  卫生署发言人表示,由于这三款中成药产品从内地进口后受到污染的机会微小,事件已转入内地药监部门跟进。

  香港特区政府呼吁

  市民停用这些药物

  又讯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官网上的公告表示:“任何人售卖拟供人使用但却是不宜作该用途的药物,有可能违反香港法例第132章《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54条,最高刑罚为罚款5万元和监禁6个月。当调查完成后,我们会就可能的检控行动与律政司进行商讨。”

  该发言人呼吁拥有任何一款产品的市民应立即停用,并将之交到卫生署于九龙观塘Two Landmark East十六楼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市民如曾服用任何一款产品感到不适,应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卫生署会继续调查,并密切监察批发商的回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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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西贡水域疑再现鲨鱼踪迹!近日有多名市民报称在西贡发现形似鲨鱼的大鱼群,数量多达逾十条,每条体长逾10呎。另有渔民表示,曾见过鲨鱼在海中游弋捕猎。

  香港水警证实,3日曾接获市民举报,在银线湾发现“大鱼”踪迹,但到场巡视并无发现;康文署也证实接获2011年首宗怀疑鲨踪报告,已即时在泳区进行声纳探测及检查防鲨网。海洋公园水族馆馆长指出,香港水质改善,以及加设人工鱼礁均是吸引鲨鱼的原因,但成群出没追捕猎物的情况罕见,推算可能是集体迁徙。


发现鲨踪的银线湾6日并未挂出鲨鱼旗,泳客也照常畅泳(图片来源:香港《文汇报》)

  对于有市民指近日见到鲨鱼群在西贡银线湾一带出没觅食,有记者6日到银线湾巡视,泳滩上并无挂上鲨鱼旗,泳客也如常畅泳。在泳滩当清洁工近10年的英姐表示,未曾在该处见过鲨鱼。不过,在附近居住的一名10多岁女童表示,日前下午她望向银线湾海面时发现鲨踪。

  警方发言人指出,水警于27日接获市民举报,指在银线湾发现“大鱼”踪迹,水警到场巡视但没有发现。康文署也证实,28日接获水警通知,是2011年首宗怀疑在泳滩附近发现鲨鱼的报告,发言人表示,在接获水警通知后泳滩职员即时按程序作出处理,包括通知承办商立即检查防鲨网及在泳区进行声纳探测,检测泳区内有没有大鱼出没,随后两天泳滩职员继续检查防鲨网,证实运作正常,署方已再次提醒所有泳滩职员保持警觉,并会继续加强留意泳滩情况,有需要时会联系相关部门,采取适当行动。

  港九拯溺员工会总干事郭绍杰表示,虽然未接获该区救生员通报有鲨鱼,但他也听闻有潜水人士在西贡发现鲨踪,他本人在西贡潜水时亦曾遇到鲨鱼,不过一般是4、5呎长的黑鳍鲨。他认为,在香港水域发现鲨鱼不足为奇,但长达10呎的大型鲨鱼较罕见,他呼吁市民不要游出防鲨网水域。

  海洋公园水族馆馆长黎耀南指出,香港水质近年有改善,加上西贡有人工鱼礁,小鱼在该处繁殖吸引鲨鱼觅食。他解释,鲨鱼喜欢在水温出现变化时出没,香港每年6至9月夏季都是鲨鱼出没的高峰期,因此近日在西贡一带发现鲨鱼不足为奇,但相信只是迁徙经过。“夏天香港水温太高,不适合鲨鱼长期停留,它们会在这个时候迁徙到水温较低的海域,并会沿途觅食。”

  黎耀南续称,鲨鱼是独行觅食的生物,成群出没的可能性不高,除非它们进行集体迁徙,但也不排除市民误将海豚当成鲨鱼,“经常在香港水域出没的中华白海豚有成群出没追捕小鱼的习性,距离较远的市民或会误认为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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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起定居香港的北岛,目前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个身穿皮夹克、戴一副黑墨镜的文艺男青年,到眼前这个灰西装、银边眼镜、一脸沉静的中年人,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7月20日下午,曾以诗歌影响一代人精神走向的诗人北岛,静悄悄地在香港书展回归大众视野。他以《古老的敌意》为题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表达作家与时代、母语及自身的关系,不仅梳理了他20多年旅居海外的精神历程,更为当下文坛的种种弊端敲响警钟。

一个更大的“语言危机”

北岛的演讲当天下午5点举行,入场人数限制为300人,现场爆满,座无虚席,更多未能提前预约的读者,或涌在走廊上,或席地而坐,听完了整场讲座。有趣的是,当主持人问台下有多少人是在内地受教育的,有四分之三的观众举手,年轻人占大多数。

演讲题目叫“古老的敌意”,取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诗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为此次演讲,北岛专门写了长文。所谓“古老的敌意”,他说,作家首先要跟时代充满紧张关系,“也就是说,作家要远离文化主流,对时代要批评。作家是手艺人,但也是知识分子,这一双重身份是写作的动力。很多作家说,‘我只对文字负责’。这是空话、废话。作家必须有复杂的视角才能面对复杂社会,所以他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政治是短暂的,应该要有更广阔的视角。”

北岛还认为,作家要有和母语的紧张关系。他以“文革”式语言为例,官方话语将词与物的关系固定下来,比如说到太阳就想起领袖人物等。这种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是汉语的危机,当代新诗的兴起起到了拯救作用,推动了汉语发展。“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更大的语言危机,一方面‘行话’横行,政治、学术、商业等充满‘行话’,另一方面,新媒体、网络、娱乐的语言泡沫沉渣泛起,减弱了语言表现力,这样的语言同样是苍白无力的。作家必须正视它,重新为世界命名。”

作家要跟自己过不去

“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起,要跟母语过不去,还要跟自己过不去。”最后一层“敌意”,北岛认为是作家和本人创作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严肃的作家要对自己的写作警惕和反省,“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写作是孤独的、诚惶诚恐的、如履薄冰的,我看到太多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沉沦,为金钱、为权力,我为他们痛心。他们被自己打垮,不再和自己较劲,向这个世界投降了。”

谈及此,北岛提起“粉丝文化”。“‘粉丝文化’本是娱乐界的事,现在逐渐向文学艺术侵蚀,这与我们整个文化的‘低幼化’倾向有关。”在他看来,“粉丝文化”基本是一种“小邪教”,充满鼓动和煽动性,“教主骗财骗色,而教徒则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满足。”北岛认为,“粉丝”是一种商业化的阴谋,“粉丝”也应保持一种“古老的敌意”,怀疑他们所热爱的作家,给作家一定压力,“诗歌如果有大众读者,那将是一种灾难,但散文是需要读者的。”

《今天》杂志今天还在卖

2010年,北岛的新书《城门开》先后在香港和内地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北岛说到:“2001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了阔别了13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

自2008年起定居香港的北岛,目前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对北岛而言已成一种生活方式,他说如今的生活是20多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北京已毫无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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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勇(左)表示,猩红热致病的甲类链球菌,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比率由过去的1至3成急增至6成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猩红热肆虐香港,今年至今已累积564宗个案,5间学校爆发疫情,夺去两名幼童的性命。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系主任袁国勇日前指出,港大解构引致猩红热的甲类链球菌后发现,病菌的抗药性比率上升1倍达60%,令抗生素失药效,而且变种

  猩红热抗药性急增

  袁国勇昨日表示,今年是香港猩红热4年一次的高发期,但疫情十分不寻常。引致猩红热的甲类链球菌,呈抗药性的比率由过往10%至30%,急增至60%,即60%甲类链球菌对抗生素失效,变得更难医治。

  他又表示,香港以往的猩红热个案以M1型及M12型占20%至30%,今年M12型却占一半。早前病逝的两名幼童也分别患M1型及M12型病菌。

  袁国勇指出,港大解构细菌的基因图谱后,发现出现基因“洗牌”,M12型甲类链球菌有3%基因排序已经改变,导致细菌更易传播。他表示,在1900万个基因组别中,有64万个已经改变,是导致抗药性的主因,另外表面细菌抗原改变,亦令细菌更易在人类皮肤表层或喉咙繁殖,而且更易黏附器官,传播得更快,加重今年疫情。

  疲倦发烧征 状类似流感

  细菌变种与滥用抗生素有莫大关系,袁国勇呼吁医生及市民不要滥用抗生素,由于猩红热和流感的征状非常相似,例如发烧、疲倦征状,都是流感与猩红热的共同征状,但如果发烧加上出疹,就有可能是猩红热。

  袁国勇还建议医生先观察病人是否持续高烧、喉咙是否发红,倘没有有关病征便不应处方抗生素,“若病人求诊时已发高烧,可以做测试,检查喉咙有没有甲类链球菌抗原,有的话才处方抗生素”。

  针对猩红热疫情,香港医管局已由前日起,对出现皮肤及喉咙感染等征状的病人抽取样本化验,加强监控病菌散布和变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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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力量于深涌发现非常罕见的穆蛱蝶,这种蝴蝶飞行快速,雄蝶有登峰习性


绿色力量指榕树澳野战场破坏了蝴蝶的栖息地,令蝴蝶品种数量下降

  据香港明报报道,西贡榕树澳是香港12个须优先保育的地点之一,绿色力量于该处录得53种蝴蝶,当中3种属罕见品种,但同时亦发现部分蝴蝶栖息地遭开辟成野战场地,面积约1公顷,等于1个标准足球场,担心小型发展会逐步蚕食具生态价值地点,促请特区政府尽快为这些地点制订保育措施。

  香港绿色力量环境事务经理单家骅表示,该组织最近完成的调查发现,榕树澳录得53种蝴蝶,包括3种罕见蝴蝶如绿弄蝶、侏儒锷弄蝶、大斑尾蚬蝶,当中侏儒锷弄蝶是香港最小的蝴蝶,香港只有零星分布。他说,榕树澳近年辟设的野战场地,原本是蝴蝶栖息地,例如生长了蝴蝶喜爱的食粮白花鬼针草,由于该处没有蝴蝶数量的基线数据可参考,无法比较近年数量的变化,但他认为,榕树澳近年备受小规模发展威胁,相信蝴蝶品种已不如前。

  据该组织了解,榕树澳未有土地规划,野战场地建于私人农地,上面竖立的帐篷未必违规,但已破坏蝴蝶栖息地,特区政府日后规划这片高生态价值地点时,只能根据已破坏的土地状态评级,未必可真正保育该地点。

  与榕树澳相距约2公里的深涌,则录得46种蝴蝶,包括非常罕有的穆蛱蝶。单家骅表示,深涌于1999年遭揭发大面积的淡水湿地被填平,生态已遭破坏,政府于去年颁布分区大纲图,但该处仍受发展威胁。据了解,深涌“大地主”新地今年3月曾咨询环保团体,建议复修部分草地,还原成为湿地,但环团担心是发展的“前奏”,对建议有保留。

  绿色力量与蚬壳合办寻找蝴蝶活动,训练市民成为蝴蝶普查员,发掘蝴蝶热点,目前已有百多名普查员。该组织昨发布另一项调查,发现香港最大斑蝶越冬的土地屯门小冷水,越冬斑蝶数目较05年高峰期的4万只,急跌99.8%,去年只有65只。另外两个斑蝶越冬热点,包括城门郊野公园和深水湾,去年分别录得143只及170只斑蝶越冬。该组织称,上述几个地点的生境近年没太大变化,可排除越冬地点遭破坏。台湾近年越冬蝴蝶数量亦大减,单家骅引述台湾专家估计与全球变暖有关,内地北方变暖,令斑蝶南下越冬的意欲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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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将化学家比喻为艺术家,以创新意念创造新事物。我总是因自己是一名化学家而感到幸运和骄傲。”
“我觉得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可以完全不休息工作一整天;如果非常放松,我反而会感觉很不自在,所以家人经常和我开玩笑说,你需要回到实验室,去闻一闻化学药品的味道了。也许,我是个离不开化学品的人。”在节奏迅捷的电子音乐中,任咏华抱着一大摞资料,肩挎一个大书包,先攀爬一段长而陡峭的台阶,然后乘坐电梯笔直上升,经几十步短短的缓路后,接着又是一段经仰视才能望见尽头的台阶,到了顶端,方找寻要去的办公室……这期间她不时看看左手手表。由欧莱雅制作的短片在土豆网上点击率迅速上升。或许,很难用文字向没有看过这条短片的人描述任咏华。
她的步伐和语速比一般人快,她说自己属于性急一族,总想要快把手头的事情办妥,但对于作研究却有难以言说的耐性。
任咏华是香港大学讲座教授。今年初,她在法国荣获第13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成为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方华和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叶玉如之后,第三个摘得该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
2010年是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0周年,大会把本届评选主题定为“女性与化学”。
这让任咏华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此前,她不为公众熟知。2002年她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个子娇小的她只是站在边上,而站在中间的艺人陈慧琳才是媒体追逐的对象。
2001年,38岁的任咏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位祖籍广东鹤山的无机化学家,至今保持着中国最年轻的女院士的纪录。
2005年,任咏华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仅一年后,她又成为首位获得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讲座奖章的华人。
2011年4月7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会见任咏华。白春礼曾担任“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2009/2010”国际评审委员会成员,他在接见仪式上表示:“任咏华教授能够获此殊荣,显示了中国化学界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地位。我也是从事化学研究的,化学其实在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将继续为人类解决各种挑战。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科学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证明中国的科技实力。”
同一天,她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向化工学院的莘莘学子讲述她的能源人生。她面容清秀、气质温婉,腹有诗书气自华,穿着得体的黑西服套装,里面配着明黄色衬衣,不过仍是素描朝天,仍是保持了20多年的一丝不苟的短发。
无论是短片,还是作报告,任咏华都是用流利的英语,她不无害羞地解释说:“因为我普通话不好。”而说粤语显然又不合时宜。
努力:每天在实验室快乐工作10小时
 
“化学于我不只是工作,还是兴趣,是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任咏华说。
香港人大多重商重利,所幸任咏华生在一个开明的中产家庭,父亲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土木工程师,让她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主修科目,而且从来没有质疑过她走科研之路的决心。“我从小就对很多事物都感好奇,小时候经常都会问为什么天空是蓝色、为什么会有彩虹等问题。”
少时的任咏华跑步、画画、朗诵样样不行,在拔萃女书院读书时成绩只能算中上。她背书很差,同学背一两次就会,她却要背很多次。
凭借勤勉之功,她同时获得医学及药剂学录取,但没有选择念有“赚钱科”之称的医科,一心只去港大读化学。
“我选读化学是因为喜欢从事客观理性的分析工作。人们总认为化学家制造污染、毒物,其实这是一个靠化学才能正常运转的世界。” 任咏华说。
香港大学学士毕业后任咏华决定留校,只用了3年就拿了化学博士学位。每天至少在实验室工作10多个小时的作息习惯,也在那时确定下来。
全天埋头在实验室里,穿梭在试管、烧瓶、仪器和学生之间,与化学朝夕相伴,或失败或平淡地作研究,任咏华还能经常保持快乐的心情。“因为在这里,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我都很享受,不一定非要获得怎样的成果。”
梦想:研发无污染和可再生的替代能源
很多人认为香港只是一个金融中心,很难开展基础研究,而任咏华硬是做出了世界级水平的科研。“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就可以做出一些国际水平的科研。”
1988年,年近24岁的任咏华从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毕业。那时候新创的应用科学系的实验室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试管和玻璃瓶都不多。任咏华就从买玻璃瓶开始。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拿到香港研究基金局第一笔资金的情形,差不多80%的资金用来买一台测荧光发射的仪器。“钱都花在这个基本的仪器上。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希望条件能够尽量好,不愿意受到条件的限制。”
凭任咏华的资质,完全可以找一个研究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去作研究。但她却认为“没有一个完美的环境”。“或者说,科研条件并不是你能不能出成果最重要的原因。安定地去工作,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对自己负责任,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有最好、最复杂、最精密的仪器也不一定做最好的东西出来。”任咏华说。
现在,全球每年的能源需求约为13万亿瓦。到2050年,人类的能源需求量将额外增加14万亿至20万亿瓦。在追逐自己化学梦想的过程中,任教授一直坚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认为,地球正面临百年一遇的能源危机,研发出无污染和可再生的替代能源是当务之急。
在多年的科研道路上,任咏华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名为有机金属化合物这一类用途广泛的光敏材料上。依托核心的金属类型和周围有机分子的性质,光敏材料能以各种不同的波长和效率吸光和发光,她研发了具有独特的光吸收性能的几种物质,有助于太阳能的收集和储存,能够应用在低耗电量的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灯泡,以及太阳能发电板的吸光物料上。传统钨丝灯会将很大一部分电能转化为热能浪费掉,但涂上分子功能材料的白OLED灯管则可大大降低这种无谓的消耗,将电能高效转化为光能。与一般的钨丝灯相比,使用相同电量,白OLED灯比钨丝灯更光亮,而同样的亮度它则比钨丝灯维持时间更长。一盏8瓦的白OLED灯与一盏60瓦的钨丝灯,其亮度差不多一样。
目前,任咏华的分子功能材料尚未投入市场。她表示:“价格及寿命问题还有待解决,我会找出更便宜、更普遍的金属,合成效能更高的分子功能材料。”
由于接触到油或重金属离子时会发光,这种材料还可应用于探测石油泄漏或放射污染等环境灾害。在医疗保健方面,光敏材料也可作为化学传感器,检测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或恶性细胞。
“我是一名化学家,可以创造不同的分子,比如,让它们发光或是发出荧光,或让它们能收集阳光,并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我希望这些研究能对人类有影响力,有益处,而非只是牟利。”
如今,她成为研究发光分子和太阳能创新技术的国际权威。在她的心目中,化学堪比艺术。“我一直将化学家比喻为艺术家,以创新意念创造新事物。我总是因自己是一名化学家而感到幸运和骄傲,因为化学是一门旨在创造新的化合物的主要学科。我们可以将化学和物理的领域结合以发展新的材料并解决能源的相关问题。另外,也可以结合化学与生物学或医药学来解决疾病和健康的相关问题。”
 
坚持:鼓励年轻人不轻言放弃
在很多人眼中,香港是充满挑战的商业化城市,是充满机遇的掘金天堂。香港社会对科研相对比较冷漠,让人们觉得这里不太适合科研。也有不少人对本港的科研能力不自信,认为很难作出世界性的卓越研究。也就在这里,却有着国际上最知名的无机化学合成光化学的研究基地。
任咏华师承中科院院士支志明。在繁华的香港,这一对性格沉静的师生被很多人称为地地道道的“港产”科学家。任咏华表示,她毕生的研究事业都在香港发展,香港的科研绝不逊色,包括自己在内已有超过2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恩师支志明更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可见香港研究足与国际看齐!”
“我很感谢我的博导支志明先生,是他让我明白科学并无性别之分,只有好坏之分。”任咏华说。
在作研究的同时,任咏华还曾担任香港大学化学系主任。她认为培养年轻一代非常重要。她希望用自己对科学的态度来激励那些在香港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作为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有较高的情商,这样就不会轻易放弃,如果你的试验失败了,你必须要搞清楚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面对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这是最重要的。”任咏华说。
任咏华已经先后带领了超过50名博士、博士后学生从事研究。她坦言,年轻人对科研并非没有兴趣,“在香港做科研,被人认定为‘怪怪的’在所难免,但如果志向真的在此,就应该坚持下去,不轻言放弃,不要有太多包袱和顾虑。我希望青年人对喜欢的东西,或称理想,要有坚定的意志去追求,保持一份执著。科研的过程能锻炼人的意志及精神。我常跟学生说,即使以后不从事科研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在过程中锻炼自己。”此次她获奖所得的10万美元大部分都会放在研究中,与团队共同分享这一荣耀,感谢学生们和自己并肩作战。
任咏华经常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反问学生,要他们肯定验证过程没有出错。“我不会看到一点点结果便急着发表,越重要的发现便越要审慎。”她强调,作研究不可性急,一定要花时间反复求证,若最终找不到具有说服力的结果,宁可不发表,以免影响信誉。
平衡:女儿照片摆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搞科研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够耐得住寂寞,不随波逐流,坚守理想和信仰,往往需要付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是女性从事科研,想要获得成功则需要更多的坚持,她们必须直面社会舆论的压力、兼顾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平衡更多的社会关系。
在世界杰出女科学家的奖项发布会上,有人曾问过任咏华:“你认为男性、女性搞科研有什么分别?”她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分别,因为做科研是不分男女的。”
任咏华感慨地说,获得一个专为表扬女科学家而设的奖项,对自己意义深远,也希望借此鼓励年轻人。她认为,女性在科研方面的优点是细心、耐心、专注且意志坚定,一旦“发力”后,更可发挥一种“恐怖的力量”。她笑言,自己可能也是凭着这种“恐怖的力量”,才能克服科研之路上的种种挫折,取得如今的成就。
两个女儿的照片始终摆在任咏华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现在她每周都会带一些工作回家,为的是陪陪女儿和家人。家庭和作研究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有了丈夫女儿们的理解支持,才让她能更安心地做研究。她每天早上6点半会先送女儿上校车,约7点前就会到实验室工作。“也许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尤其是我的女儿们都还很小。但是我又想到,她们会更希望有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母亲,而不是假装喜欢花时间去陪她们的母亲。所以,我就是这样,她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我。”
任咏华察觉到女儿对科学特别感兴趣,但女儿年纪还小,所以暂时不会刻意为她们安排。不过,她承认自己管教女儿颇为严厉,认为她们应该要有自律和自我克制的精神,要尽全力去把每件事情做好。
她同样感到幸运,因为丈夫念博士时也体会做科研的生活,对自己非常包容和支持,家里人也从来都不会给她压力,才能让她做到家庭、事业两平衡。“我婆婆还与我们住在一起,我非常感谢她们的支持。”
今年3月初,任咏华在丈夫陪同下赴法国巴黎领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有些人问这是否到达了高峰?我会说这是个新开始。此次获奖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肯定。但是,做科研如果只是为奖项,会令人不能投入作好研究,会失掉科研原本的意义,这对我来说是杂念。”有着科学家一贯理性特质的任咏华对获奖感到欣喜,却没有陶醉于鲜花与掌声中,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只希望鼓励自己做得更好。“一分耕耘,有半分收获已经很开心了。”
《科学时报》 (2011-06-20 B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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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14岁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留学,为物理学专家。1983年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先后委任吴家玮为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提起南方科技大学,很容易会想到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将香港科技大学视为自己的创校模板和标杆。2011年5月23日,新出炉的QS亚洲大学排名中,建校20年的香港科大已经超过香港大学位居亚洲第一。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想必是朱清时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的期望。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作为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建议。而今,相比南方科大创校至今陷入的困局,吴家玮总结自己的创校经验,惟“一步一步去做”,“我对自己没很大信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因此只敢一步一步去做。”
已卸任的吴家玮至今仍每天于办公室工作。在他看来,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一样,南方科大的办学模式,与香港科大不尽相同。就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殖民政府相当坚硬死板,而他们采取的对策,则是靠着智囊团队,主动制作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让对方看到可行性。以将近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吴家玮表示,他曾向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建议,组织智囊团队,解决与政府沟通等问题。而朱清时也表示,他在今年4月访美时,除了招聘教授,也在物色智囊团队成员。
“南科大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东方早报:你作为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建议?
吴家玮:十几年来我都在推动深圳市建立新的大学,1400万人的一个市,怎么可能就一所深圳大学呢?之所以最后确定要建设一所科技大学,可能是领导考虑深圳是以科技起家的。
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的会的。也一直有说法说,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是照科大的模式办的。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其实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南方科大可能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但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模式,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南科大校长就算全球招聘,限制也很厉害”
东方早报:遴选委员会唯一的那次会议是什么情况?
吴家玮:现在一直说南科大校长是全球招聘,几百个候选人,因为我不是猎头公司,所以对这里面的过程不是很了解。但就算是全球招聘,限制也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大陆跟香港情况不同,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据我了解,必须是中国公民,而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人,一般都入了当地国籍的。
国外就算找猎头公司遴选校长,也不是让猎头公司确定人选,是遴选委员会主导,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对学界的情况会更内行,而猎头公司是负责后勤的,比如在确定人选后,搜集情报、处理文件等等。学界还是比较透明的,如果被原单位知道你在候选名单上,候选人十之八九都是会退出的。所以要靠猎头公司去打听,做文件工作,并且严格保密。我们开的那次会,就是猎头公司提了6个人名字,但很明显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对这些候选人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高于猎头公司。
东方早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朱清时任校长的?
吴家玮:我跟朱校长认得也有20多年,我们都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我挺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敢言,有理想,有改革决心,也肯出来讲话。不过我们还没有机会在学术方面探讨,也没有谈过他怎么管理中科大的经验(朱清时曾任中科大校长)。
“筹建香港科大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东方早报:当时筹建香港科大的时候,你仍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筹建过程是否特别辛苦?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之前的10个月,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那时候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准备就靠回家以后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好在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做这个事情,都是有志之士,做义务的顾问。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核心的有十多个人。
东方早报:这些朋友主要在哪些方面协助了你?
吴家玮:开始港英政府给科大定下理、工、工商管理三个学院,一个人文通识教育中心,经过我们强烈要求,最后人文中心也成为人文学院,总共四个学院。但我是念理论物理的,对电子、化学、金融什么的并不了解,人文也就自己看看书,怎么设置专业,点将教书?所以就在自己的人际网络里,找朋友帮忙。比如说每个系多大,收多少学生,配多少教师,能不能找到学科的领军人物,找到领军人物我们养不养得起,建一个专业实验室要多少钱,特别贵的设备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不买……就是这样一群朋友,贡献各自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等。那时候还没有email,大家都在夜里互相传真讨论。核心的十来个朋友,都是正教授,有三分之二的人把工作停了来参加科大的筹建。这是我回香港之前的准备。
东方早报:你能提供一些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中的可借鉴之处吗?
吴家玮:回来之后三年,我们把学校规章制度全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批人都是老海归,除了我年龄大一点,很多人都是台湾的留学生,学问很成功,民族意识也很强,但是一直没有贡献自己的机会。筹建科大的时候,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很多人就来了。这批人对国外大学的规章制度了解相当清楚,但香港的情况跟国外不一样,常常得做修改,比如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很多东西一开始就得定好,比如根据专业设置,要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找人,找到合适的人很关键。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每个系、每个专业怎么找人,找什么人,就是靠人际网络里的推荐,研究型大学里好的教授肯定是推荐来的,申请的不算数。推荐了,我们还要考虑,人好不好,学术前景如何,有没有心——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就需要很多懂行的专家。
政府本来给我们7年时间准备,因为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整笔钱来,后来马会愿意承担一部分建设校园的费用,所以最后改成三年。时间缩短这么多,非常紧张,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相当于每个月都要增加10位教师,压力非常大。我跑美国去招聘,开车从哈佛到哥伦比亚,7天去了9个地方,都有那边的朋友给安排好接机、路线、交通……都是靠人际网络。
有一种说法是,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而且招人也不是一招就来的,我们要招的,都是有学问,也有心的人,我跟他们讲香港的前途,讲我们的做法。
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做了3年,加上之前近一年,4年之后,我们开始招第一批学生,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还跟工作人员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第一年学生几百个人,吃饭就靠外卖,运动场没有,就在户外停车场装2个篮球架子,师生打篮球比赛。我们是觉得都准备好了,不会对不起学生,才开始招生的。
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与有些报道所说的“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数字上差了十几倍。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大学建立过基金会。
“我们挑选最有用的规章制度给朱校长参考”
东方早报: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向南方科大传授过?
吴家玮:有啊,主要是给朱校长吧。朱校长找我,我们就介绍相关的人跟他谈。比如学校的规章制度,香港科大是用英文写的,这么多年也有改动,20年所有的文件都在一个光碟里,我们就推荐一个负责这方面的,也是参与创校的美国人,挑选最新的最有用的规章制度,找人翻译,让朱校长当参考。
香港科大的几位教授,有理科的有工科的,也给他写过不少学科建设上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到南科大的课程设置当中去。但我们一直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我曾经给他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我们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当然我认为教育部也该鼓励南科大尽早招生。
“自主招生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
东方早报:现在人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即对目前的教育体制、考试制度不满,因此大家对教育方面的改革还是充满了期待。
吴家玮:对高考、对现有的考试制度,人人都抱怨。中国人就是考试多,香港学生也抱怨一进入预科就几乎学不到新东西,还要再考一次,但是高考有它的必要性,不进行高考,全部自主招生,那走后门的人可能太多了。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校长,都想自主招生,都想进行改革,都有教育的理想。但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必要的规章制度,突然就允许自主招生了,你也可能交不出什么东西。比如一些大学,已经有扎实的基础,很强的专业队伍,那可以办个学院,拿出一部分的资源进行实验,尝试自主招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教育部支持的,已经有大学开始做的。但如果准备了哪些东西都没有公布,就说要自主招生,你是教育部你敢不敢?
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内地对高考的现状不满意,其实香港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考试,美国也不满意他们的SAT,但不是几个人出的题就能胜过这么多年的专家班子。出错了怎么办?高考出错了大家都在网上骂,但是(自主招生)这样的选拔方式,进不来的人是不是也会骂?如果今年先暂时招一批学生,明年换个办法,后年再换个办法,是不是不公平?
大家的心态,我也是很理解的。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比国家、社会要着急。如果我有孩子到了高三,我也会急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应该在透明公平的情况下,一起寻找教育的出路。
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不满意的地方,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不是照死规矩做,大家一起商量,把大学办好,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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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不少成功,但在偷懒的问题上,香港电影人总归失败了。想跟拍打击对手,还是得用竭尽全力动用头脑和体力。

文|亢霖

新上映的《关云长》又取材于老掉牙的“三国”,除主创者的情结因素外,保守性市场考量也是原因。不管已被消费了多少个轮回,三国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学者品三国都能出大名,电影为什么不能靠演三国挣大钱?开发一个现成市场总比创造一个全新市场省点劲儿吧。

总说华夏民族很勤劳,还有一种法是,香港人在中国人当中也算勤劳的,尤其头脑也跟身体一样勤劳。香港演艺圈总能找到勤劳的模范,比如刘德华。其实懒惰才是人的天性,勤劳是不得已而为之。香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地,是被逼出来。当然,如果不是香港,逼也逼不出来。如果能不勤劳就会有天王巨星的地位和收入,这大概也会是华仔的梦想。

其实,在香港和港产片领域,“偷懒”不仅仅是个想法,也屡屡被践行。电影如今被称为文化创意产业,早在“创意”这词儿没被使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其实就是竞争的关键。当时,在香港争雄的两大片厂是“邵氏”和“电懋”,吸引观众的关键是抓到好题材,两家片厂老板绞尽脑汁,掉了不知多少头发。要有以逸待劳的办法,该多好。

仿佛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这办法找到了。既然每次都发掘棋高一着的创意不容易,既然在香港只有对方是竞争对手,那么只要能先发制人打击对手,不就是最简单的致胜之道?那么,不管对手投拍题材多吸引人的电影,只要提前拍出同一题材作品,抢先上映,不就行了。

1961年,“电懋”要拍《红楼梦》,编剧请的是张爱玲,志在必得。“邵氏”比不了编剧,就比快,加班加点赶拍完成,让“电懋”的《红楼梦》胎死腹中。1962年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名义,同样戏码再次上演。此后,双方又在《武则天》、《杨贵妃》、《啼笑姻缘》等题材上大演双胞戏。1964年,本属“邵氏”的名导演李翰祥“叛变”,在“电懋”支持下开拍《七仙女》,“邵氏”一为竞争,二为较劲,下血本赶拍《七仙女》。李翰祥也拼了命,身为导演亲自处理布景,让影片赶上跟“邵氏”作品同期上映。也是在1964年,双方又像一夜之间回过味来,发现这样的恶性竞争是两败俱伤,一点儿没有以逸待劳的效果,便来了个大和解,从此不再闹双胞。

但偷懒的想法不会绝迹。如今观众印象里的黄飞鸿是李连杰,也有人记得成龙其实也演过。其实黄飞鸿是港产片的漫长传统。传统的形成,最初的动机正是为了保险、省事。1949年胡鹏执导的第一部《黄飞鸿》一炮走红,此后黄飞鸿电影绵延不断,达到一百多部。如果一个题材市场还认,便一直拍下去,算是港产片的“陋习”,也能从好莱坞找到影子。李连杰版的《黄飞鸿》系列当年让内地观众耳目一新,其实对于香港人,这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只不过更好看而已。

到了电视兴起,收视率成了命根子。不知是不是对当年跟“电懋”打商战的经验无法忘怀,“邵氏”在转战电视业成立“无线”电视台后,又祭起了以逸待劳的招术。“无线”不是第一家拍摄金庸小说的电视台,看到对手有所斩获后,马上找金庸谈版权,于1976年拍出《书剑恩仇录》。此后十来年,“无线”抢购了金庸所有小说的电视版权,不管对手搞时装剧还是综艺节目,通通用金庸剧去应对。“无线”的金庸时代成就了郑少秋、周润发和“无线五虎”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也在内地观众心中种植了83版《射雕》情结。

香港电影现在还想躺在固定题材上睡大觉,却发现题材虽然现成,拍法仍要不断创新,搞不出耳目一新的黄飞鸿、方世玉,观众不会买帐。抢得了版权,也不可能自动变成影视作品,再创作的难度不亚于原作者。电影人是输了,港产片和观众却赢了。这正如香港这城市,总想运用地缘优势左右逢源,最后却不得不勤劳。因为必须勤劳,输在一时,却赢得了未来。这样的故事,还会再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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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包含33个国家,7000多人的大调查,从中寻找环境灾难,人口密度,疾病大流行等情况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报告公布在Science杂志上。
文章的通讯作者是马里兰大学心理学系教授Michele J. Gelfand,他曾进行过多项心理学调查,剖析人类行为,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建议。参与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Darius Chan等人。
据报道,这项研究透过在全球33个国家及地区,以6项指标访问6823名不同阶层的市民,分析他们对不同问题的回应。指标包括“人们须遵守许多社会规范”、“若某人行为举止不当,其他人会强烈反对”、“人们是否了解行为属社会期望”等。研究人员会通过事例,包括“你认为在银行骂脏话、在公园接吻、在课室吃东西或阅报是否恰当?”,再就受访者的答案评分。
这项研究把以上的这些回答与这些国家在当今和历史上的生态、社会灾难数据,人口密度,疾病大流行情况联系在一起。结果发现,一个社会经历的越多,无论是生态还是人为的灾难,就越容易形成“严控型”社会。
从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各国的情况,结果表明最受社会规范、人民最拘谨的国家前三位分别为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及印度。香港刚好相反,市民较少受社会规范约束,排名第15,而从宽容度来看,香港在亚洲地区仅次以色列,排第二。香港学者指出,研究反映在多元化的民主城市,市民生活方式更自由。
结果显示号称最大民主国的印度,显然受根深柢固的社会规范影响,人民拘谨排名仅次于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总的结果显示社会大部分群众难以容忍他人的“异常行为”,部分亚州大国,如新加坡、日本和中国亦分别排第30、第26和第25位。香港排第15,从宽容度来看,更是亚洲第二,反映港人较少受规范或自我规范。
负责研究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Michele Gelfand指出,人口密度高、长期受战争或天灾影响的国家,倾向有较紧密的规范,而且文化亦会随时代转变,好像美国自911后,政府对部分地方亦加强控制,加入更多规矩要求市民遵守。(来源:生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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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9日调查两宗怀疑中“雪卡毒”个案,共影响四名曾进食珊瑚鱼的人士。

  首宗个案涉及一男一女,年龄分别为六十一和六十三岁。他们在五月七日晚上于家中进食珊瑚鱼,约七至十小时后,出现“雪卡毒”中毒的征状,包括头眩、舌头和嘴边麻痹、面部麻痹、胸口不适、关节疼痛、乏力、腹痛及和冷热感觉颠倒。他们前往北区医院求医,两人均需要留院并已出院,现时情况稳定。调查显示他们在粉岭一街市的海鲜档购买珊瑚鱼。

  第二宗个案涉及一男一女,年龄分别为四十九和二十九岁。他们在五月六日晚上于上水一间食肆进食珊瑚鱼,约十一小时后出现头眩、舌头和嘴边麻痹、四肢麻痹、乏力和腹痛。其中女事主到北区医院求医,并需留院,目前已出院及情况稳定。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雪卡毒”的食物中毒个案在热带地方并不罕见,这与进食大珊瑚鱼有关,因为这类鱼是吃在珊瑚礁海域生存的小鱼,而小鱼则吃有毒的海藻,于是毒素积聚在大珊瑚鱼身上,尤其是内脏。鱼的体积越大,含毒量亦会较高,但从外表看却不能分辨该鱼是否含有毒素。

  发言人说:“受影响人士会出现的病征包括口及四肢麻痹、呕、肚泻、冷热感觉颠倒、关节及肌肉痛。”

  报道称,大部分中“雪卡毒”的人士都会痊愈,不会对健康带来长远的后遗症。不过,吸取过多的毒素就会影响循环及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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