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正定举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春季祭孔活动,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和孔氏宗亲300余人参礼。这次祭孔典礼,全名是“壬辰年春祭至圣先师释奠礼”,按照中国明代礼仪程序,由迎神、初献、亚献、终献等十部分组成。

书声清朗,钟鼓铿锵。在这样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足见组织者的苦心与匠心。然而,如此大费周章生造出来的古意盎然,正如翻新的古董一般,不免透出些“做旧”的痕迹。而那些叩首作揖的程序,用现代人的审美习惯打量起来,似乎也大异其趣。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数千年绵延至今,在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公共道德水平难孚众望的时候,用孔学所倡导的美德儆恶扬善具有现实意义。但正如孔子所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宣扬大道,必须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并尊重公众的认知习惯,不宜生搬硬套。这种为了宣扬孔子精神而大搞祭祀仪式的做法,正是“为道而远人”的一种表现。

纪念孔子固然不错,但将其高供在神龛之上叩首作揖,将其当做神祇来崇拜,无疑与时代的要求格格不入。今天,我们宣扬人人平等的观念,那些下跪磕头的礼仪在官方活动中看上去是那样的刺眼,又如何让在场的儿童相信人与人是平等的。而且,那些繁文缛节看似是为了遵循古制,但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显得过于陈旧而迂腐。这不仅不能塑造孔子平易近人的形象,反而拉远了孔子与普通人的距离,让他变得神秘莫测。再者,如此声势浩大的活动,必然要花费不菲的费用,这笔费用从哪里来,有没有滥用公款的嫌疑,相信大家心头都会有个问号。孔子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如果组织方无法将花费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那么就没有做到“敬事而信”；如果当真滥用了民力,浪费了纳税人的汗水,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用而爱人”。

纪念孔子的最好方式,一是做好普及教育,让其精神融入到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同时,也要学习孔子的践行精神,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在有实际意义的惠民举动之中。不如是,那些高呼的“尊孔”口号,永远只是纸面上堂皇的字眼,祭孔仪式无论怎样完美,也始终只是一种仪式而已。

“诗意地活着是诗人的理想。外界人际关系越复杂，心灵空间越小，我宁愿寂寞地活着。”台湾诗人洛夫昨天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讲座。乡音未改的洛夫说，今天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但又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

追求精神家园

洛夫的代表作之一《边界望乡》中写道:“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记者问他，这内伤如今可痊愈了？洛夫说，乡愁有小乡愁和大乡愁之分，小乡愁指的是对父母兄弟的牵挂，对童年的回忆，而大乡愁则是文化概念，这对诗人非常重要，“大乡愁很难治，因为人事全非，没办法回到过去，要解这份文化乡愁唯一的办法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力量，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诗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其实正在追求永恒性的精神家园，在‘有家归不得’的苦闷里，以此来代替朝思暮想的故乡。”现在，他经常来中国大陆，上个月，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诗书手稿捐赠给了家乡衡阳，当地将建洛夫文学馆。“精神家园和现实故乡我都找到了，我很幸福。”

生活需要诗意

“现在谈诗歌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白头发的洛夫慢慢地说道，“环境和文化生态都在不断变化，物质控制了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物质化、数码化、科技化的时代，物质欲求高涨，精神需求萎缩，令人忧心。”虽然如此，洛夫说，今天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诗意地活着”不但是诗人的理想，也是民族提升境界的因素。他认为诗人们并没有气馁，依然积极从事着诗歌的提升，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有无限的空间，而他自己，更是“无怨无悔，数十年如一日”。

诗人应该寂寞

洛夫觉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是正常现象，他反倒对一些年轻诗人把诗歌大众化不以为然，“诗歌像流行歌曲一样大众化，品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年轻诗人要去跟流行文化竞争，把诗歌写得很白，那是误区。诗歌没有诗歌的味道，谁去看它？”他认为诗歌需要写现实，但很多诗人对语言的把握驾驭都不够，语言没有穿透力，导致读者对诗歌没兴趣，这是新诗界的危机，也是诗人自身的原因。

他甚至认为，读者少说明诗歌越来越纯粹。“从浮躁的状况沉寂下来，回归到诗歌本题，回归到诗意本身，诗歌的魅力不会因为欣赏的人减少而黯然失色，忍受寂寞应该是诗人生命的形式，也是对诗人的考验。”洛夫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很单纯，他不用电脑，没有手机，偶尔跟朋友们聚会喝酒。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呆在书房里，追求诗意的自在。 本报记者夏琦

今天我们许多年轻人不知到底什么是“文革”，对他们来讲，“文革”仅仅是一个词或符号而已，所以才有目前许多人怀念那个时代，样板戏可以大行其道，“红色经典”日益流行，甚至装饰成“文革”特色、服务员身着红卫兵服装的餐厅也能高朋满座。历史的记忆就这样被抹去，甚至被遗忘，“文革”的僵尸正在慢慢爬出坟墓。我们这个民族，难道真是一个不能吸取教训的民族，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民族？

而对于像我这种经过那段浩劫的人来说，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说实话，“文革”时期，我自己和我家庭只不过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既没有造反派的风光，也没有“地富反坏右”的苦难，因此如果说对“文革”耿耿于怀，那只是对一个民族遭受苦难的痛心疾首。

闲话少说，就说我所认识的一个人———李歪嘴。上世纪70年代初，在经过“文革”初期的大动荡后，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我那时在成都市三中读初中，学校都被所谓“工宣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年级被编为连，班级被编为排。我们的连长，即是从本市某军工厂来的一个工人，姓李，此人面目凶恶，脾气暴躁，由于他的嘴有点歪，说话也有点口齿不清，同学都暗地叫他李歪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曾经认识的许多人都在我脑海淡化，但李歪嘴的凶相，还是历历在目。就说有一年（好像是1971年）我们全年级大约一百多号人到成都郊区龙泉山“学农”的事吧。我们那时都是13-14岁的娃娃，背着铺盖卷走了一整天，到了龙泉山。城里小孩，来到大自然中，自然是非常欣喜。有几个同学，把铺盖卷一放下，便到小河沟抓鱼捕蟹去了。不想李歪嘴气急败坏地把这几个同学叫到一起，站成一排，当着其他同学的面，令他们把抓的鱼虾螃蟹生着吃下去，那些同学当然不动，李歪嘴便亲自动手，把这些鱼虾螃蟹连泥带水，强行往他们嘴里灌，一边嘴里咬牙切齿地嚎叫：“给我奇（吃，他口齿不清）了！给我奇了！”我们那时还是小孩，被吓得目瞪口呆。不过，这只是一个序曲罢了，更大的事还在后面。

有一天半夜，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突然被紧急集合的哨子惊醒，一百多号人在初春的夜里站在屋檐下，望着大雨倾盆的黑夜，不知要发生什么，又惊又怕又冷，瑟瑟发抖。只听李歪嘴一声令下，“把他们带上来！”只见两个已经被淋得像落汤鸡的同学被五花大绑带了上来，跪在雨地里，每人颈上还挂了一串沉重的红薯（北方叫地瓜，四川叫红苕），红薯是由细铁丝穿在一起，由于红薯太重，铁丝显然勒进了肉里。他们满脸惊恐，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瘦小的身躯似乎已经难以支撑那沉重的红薯。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小孩遭到如此厄运？只见李歪嘴吐沫四溅，历数他们的罪状：原来无非就是这两个同学嘴馋，半夜偷偷跑到老乡地里去挖红薯吃。不想被李歪嘴发现，竟遭如此折磨。他们在雨夜里被批斗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后来去睡觉了，他们还跪在凄冷的雨夜里，他们父母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孩子也不过犯了这个小小的过错，竟受到如此折磨。

后来这两个同学究竟怎么样了，已经记不得了。说实话，当时这种事太多，见惯不惊。之所以在几十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是发现许多不知历史、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由于对今天的不满，竟然大赞那个时代。对这些人，我真希望他们能够穿越时空，能够去体验几天中国最黑暗的时代。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魔鬼，但正常的时代，这个魔鬼被锁在深处，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心中的魔鬼被释放出来，李歪嘴便是那个时代放出的魔鬼，而且他所作所为都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子之下。

算起来，如果当时李歪嘴40多岁的话，现在恐怕70来岁，很可能还健在，退了休过着含饴弄孙的日子，也可能还在回忆他那“激情燃烧的时代”，这件事也可能完全不在他的记忆中。的确，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真是悲惨世界，这点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他可能不会上网，也想不到现在还有人记得他。其实，“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人们不愿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人们也不打算清算那非人时代的恩恩怨怨。但是如果有人怀念甚至赞扬那个时代的话，除了说他们愚不可及，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对那个时代进行彻底的清算，谁又能担保中国不会回到那黑暗的时代呢？ 

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在神话中将人类分为五个时代 

　　据国外媒体报道，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在神话中将人类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黄金时代”：人类与神共处一片蓝天下，虔诚地生活着；第二为“白银时代”：宙斯神开始统治宇宙，人类与神灵间出现矛盾；第三个是“青铜时代”：人类制造青铜武器进行战争，死后会进入地狱；接着是“英雄时代”：拥有接近于神的智慧；最后一个是“黑铁时代”，神灵不再保佑人类，是个苦难的世界。然而，现在科学已经取代了这些神话。

　　我们作为一种智慧生物出现并观测整个宇宙时，世界观的变化使得科学发现变成一部犹如史诗般的故事，比任何创世神话更具有吸引力。在最近的一篇宇宙学论文中，据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的科学家马塞洛·格莱泽（Marcelo Gleiser）介绍：宇宙的前三个阶段可描述为物理时代、化学时代和生物时代，我们现在正进入认知时代，这个时代中地球上将出现智慧生物。格莱泽认为智慧生物与生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不可混淆其概念，而且智慧生物在宇宙中是罕见的，这也是生物时代与认知时代划分的依据。

　　然而这里在一个诱人的问题：宇宙的第五个时代会什么样的？是否会是大萧条时代呢？正如当前的有些天体物理学家预测宇宙迟早会进入大萧条，随着最后一颗恒星燃烧殆尽而衰败。但也有其他情况发生，比如是否存在人类所未知的定律可以对“时间的箭头”产生潜在影响？也或者我们现在是否正处于西方星相学中提及的“宝瓶座”时代？

　　当今的天文学告诉了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过去数十年的宇宙学研究进展精确地将宇宙演化从前四个时代推进到现在，现在的人类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知道宇宙几何学、物质组成以及宇宙演化的人类。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和大尺度广域巡天计划中对星系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了解。

　　仅仅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我们发现了构成碳基生命的化学元素来自于垂死的恒星，也就是说，宇宙中第一代恒星的灭亡为生命的出现创造了物质条件。而第一批恒星形成可追溯到大爆炸之后的两亿年左右，在生命终结时以超新星爆发的形式将重元素抛洒到宇宙空间中。随之而来的宇宙第二代恒星则有着丰富的化学元素资源，并形成了稳定的行星系统。

　　这时候在一小部分行星上，适合的外部环境造就了“行星培养皿”，不断进行的生化反应开启了宇宙的生命时代，这是事件对于宇宙进程而言是个飞跃，物质由无机向可自我复制的有机生命转变。化学元素组成了复杂的分子，在遗传信息的帮助下进行再次表达，这些非凡的过程都在达尔文定律下进行。

　　马塞洛·格莱泽的认知时代是否已经远离地球而去呢？如果假定宇宙中的智慧生物在时间和空间中是继起的，而且在无数恒星、星系间都存在智慧生物，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由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巨大隔离，以及光速不变的限制，使得智慧生物之间无法取得联系，如果智慧生物之间很容易接触，那么将可完全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宇宙学观点可以引导我们实现对宇宙第五个时代的探索。根据前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舍夫（Nikolai Kardashev）在1964年预测，智慧生物可通过进化逐渐控制整个星系，而且高度发达的文明可以通过超越人类想象能力的宇宙工程，塑造星系的形状。他们还可以从星系中央超大质量黑洞中取得新能源，并构建新的人工环境。

　　即便有卡尔达舍夫这样具有超前想象力的天文学家，我们现在也不会去寻找传说中被外星人改造过的星系，因为很大可能上他们并不存在。目前所有的深刻观测计划将我们带回到宇宙早期时代，强大陆基和天基观测平台可探测到数十亿年前的光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过去的情景。

　　下一个宇宙时代会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吗？在通往宇宙第五时代的道路上，先于我们进化的宇宙超级文明可能会拜托生命的肉体限制，并且超越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就是说，进化论对于超级文明而言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已经放弃肉体了。这并不是一个新想法，在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作品中都提到了这样的情节。（Everett/编译）

　　相关阅读

　　全球最大望远镜阵列四年后开建 将探索宇宙本源

　　375光年外现迄今最古老行星 诞生于宇宙爆炸时

　　详解婴儿恒星诞生之谜 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胎盘"

孙皓晖

在《大秦帝国》之后，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

新书 《大秦帝国》史观的延续

新京报：如果说《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你同意吗？

孙皓晖：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大秦帝国》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成熟、沉淀、稳定的时期，这就叫做原生文明。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一旦形成，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报：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

孙皓晖：后两千年，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创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时代原创性，都非常浓烈。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发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

新京报：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

孙皓晖：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论”的主流所淹没。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代以来，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都不是震荡性的，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文革”期间，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化的简单方式，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对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体上，还远未形成共识。

写作 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

新京报：《大秦帝国》采用了小说叙事，《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原本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解说文字，都是很生动，饱含感情的，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对于历史的书写都不太一样。

孙皓晖：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是因为我们国家，尤其从明清两代开始形成了一股考据风，把历史学著作都写成了艰深的考据著作，对社会起的作用极小，只在圈子里流传。但现在真的要影响民众思想，或者说思想要走入民众，我们必须要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基本方面，当然我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但史料不是以注释的方式出现，没有排列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就很容易阅读。其实我的这种书写方式，对于学者来说是更大的挑战，要把史料完整的消化在自己的思想里，然后又要把消化以后的东西重新制作成自己的思想，交给社会和读者去检验。

新京报：这种消化的过程是不是很具挑战？

孙皓晖：这种消化的过程是很难完成的，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对治学，对文明史研究的真正挑战。如果写成传统的学院派那种报职称的文章，实在太容易了，那种都是八股和教条的方式，原封不动的引证一段史料，之后加一写评述，其实真正的思想是并没有多少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就是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而对于历史的叙述，是用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可能和传统的学院派文章有所不同，但我相信读者读后，对于其中的学术含量、思想含量，自会有所评估。

新京报：你觉得在现在社会的背景下谈原生文明的意义何在？

孙皓晖：我在书中讨论两大时代不同的意义在于我们继承中国文明遗产要寻求那些良性的、美好的东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目光要越过两千年，直接和我们的原生文明对接。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它越过了沉闷的中世纪，与古希腊、古罗马对接，所以文艺复兴才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研究原生文明的意义就是要明白原生文明和后两千年文明的不同点，现实的意义就是继承那些健康的、阳光的、创造的精神，寻求我们民族优秀的核心价值观。

自评 首次清理中国文明根基

新京报：你曾说写作《大秦帝国》是要超过《史记》这座大山，你觉得你成功了吗？

孙皓晖：我的意思是要跨越《史记》这座大山，这主要是指在史观上，这点我当然是成功了。其实这也不是目标，而是说要写《大秦帝国》，对秦文明有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是必须要超过《史记》的。我认为我对《史记》的史观了解得还是很透彻的。《史记》中对于所有有创造性的，敢为国家负责的人都是贬低的，比如商鞅、蒙恬、王翦、王贲等等，却对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不对国家负责、临阵逃亡的人高度赞扬，这就是其史观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的看法对于传统史观应该是一种挑战吧。

新京报：对这部新书你的目标是什么？

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目标就是理清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史，我自己觉得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目标了。在史学界还没有一部认真研究文明史的著作，我们的历史著作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将中国历史作为文明史来研究，这样一种意识在学界却还没有普遍形成，重大的成果就更少了。中国各个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或者史学家，在涉及中国文明的时候，都会见诸一些章、节，或者片段的言论，但对一个大的时代，对中国文明的根基进行全面的清理，我这个应该是第一部。

其人

孙皓晖 共和国同龄人，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并被拍摄成了电视连续剧。2011年，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2011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新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近期出版。

其文

孙皓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

我把中国文明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个是前三千年，一个是后两千年。前三千年就是我们原生文明的根基时期，它和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创作性、连续不断的文明跨越性。前三千年我们有七大时代，第一是五帝时代，第二是夏、商、周这三个时代，然后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时代，在这七大时代中我们中国文明可以说有两次比较大的跨越，而具体到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政权在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中也都完成了自己所应该完成的文明跨越。这两大文明跨越第一指的是大禹时代，中国由此走进了国家文明时期，第二个大的跨越就是从春秋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的酝酿，实现了统一文明的跨越。

孙皓晖对秦帝国的看法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于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直至秦帝国灭亡之际，其财富积累与富庶程度，都要远远强于后来的西汉强盛时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江楠

本版图片/CFP

查尔斯·狄更斯

2012年是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诞辰200周年。17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的“透过文学看当代中国”讲座上，数位中国作家表示，狄更斯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独特性，我们的时代需要狄更斯这样的作家。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这是查尔斯·狄更斯所著《双城记》的经典开头。据了解，狄更斯是第一位描绘城市工业化的作家，这位当时的新生作家以其细致、写实和宏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独到地捕捉到当时伦敦的城市扩张对人性的影响，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和认可。

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小说原著作者鲍十指出，狄更斯看到了那个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笔勇敢的表现出来，这一点值得中国的作家学习。“在这个写作的圈子里，投机取巧的写作比比皆是，有太多撒谎的作家和拍马屁的作家，许多作家并没有起到其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

鲍十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内地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经济繁荣之下却潜藏着不少社会问题。作家在经历这种社会变迁时，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将之记录下来，但当代作家做的远远不够。鲍十表示，值得庆幸的是，内地当代文学正在不断发展，在对待当代文学的发展上，希望有更多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包容的心。

“狄更斯对当时所处的时代不回避，敢于如实表达，这恰恰是很多中国作家所缺乏的。” 和狄更斯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的王十月是中国“打工文学”的领军作家，王十月16岁进入社会，在社会底层浸泡多年的他，对狄更斯有特殊的崇敬。

“作家可分为三大类：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怎样活的作家、告诉人们我们正在怎样活的作家和告诉人们我们可以怎样活的作家。狄更斯属于第二类，他需要极大的勇气批判这一切。”王十月认为，中国应当有更多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品出现。

“两三百年后，人们还能不能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就像我们现在通过看《红楼梦》去了解那个时代一样，这是个问题。”王十月说。(廖丽丽)

　　德意志狂想曲

　　李斯特年少成名时，贝多芬舒伯特相继去世。法国大革命的遗泽——或曰后患——之一，是推送欧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末代王孙与正当勃兴的资产阶级幡然醒悟，不再亏欠当世的天才。在十九世纪音乐文化的庞大谱系中，李斯特既是时代的骄子，也被时代的热情所淹没。再详尽的音乐史只是梗概，无数真切的故事藏在小城角落。

　　熊猫岁月

　　在秦岭腹地活跃着近300 只野生大熊猫，研究者通过形态学以及分子生物学方法比较，确认秦岭大熊猫为一个新亚种，在毛色、骨骼、等方面均与四川大熊猫存在不同之处。“熊猫妈妈”吕植在秦岭生活和工作了15 年，从她的视角，我们将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大熊猫研究和保护。

　　第二性崛起

　　各大发展中国家中，生育率下降速度可媲美中国的恐怕只有巴西了。但巴西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成效全是靠女性的坚定信念和电视剧中对现代家庭观的宣传。

　　胜者阿蒙森

　　这个挪威人生于冰雪相映的国度，成为史上到达南极点的第一人。他热心功名，精于算计，凭着一股暮年壮志奋力救援失事的老友，消失在毕生热爱的皑皑极地中。

　　北非图阿雷格人

　　他们没有固定的土地，没有明确的国籍，曾经雄踞一方的族群如今只余下无根的游牧者。

来凤县五台煤矿二号井自2010年12月25日透水事故后，停产技改。记者 侯斌雄 摄

来凤县本是一座小城，青山秀水环抱，以凤凰飞临的传说得名，因地处鄂湘渝三省（市）要冲，素有湖北“西大门”之誉。

这座藏在深山中的宁静小城，最近却因一系列香艳的日记而为网民所熟知。

8月23日，网友“白龙空中飞舞”在一知名网络论坛，上传系列日记，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一副县长，因送修电脑，导致其情色日记曝光，日记披露了邓国建和矿主M几年来的权钱交易，及两人共同包养情人“小媛”的香艳记录。

“日记门”事件被曝光当天，恩施州纪委即成立调查组抵达来凤，展开调查。

早在“副县长日记门”之前，来凤县城的多个“故事”已见诸网络，如煤老板雇凶杀县长、副县长邓国建和安监局长。时代周报记者留意到，这些“故事”是官员与煤老板当主角。

煤老板：没有“小媛”这个人

曝光的网帖日记共有43篇，从2004年10月14日至今年6月27日，时间跨度近7年，主要内容为，在来凤县煤矿整改过程中，副县长邓国建和矿主莫凤平相勾结，实施暗箱操作，侵吞袁玉才等人经营的五台煤矿二号井；邓国建与莫凤平共享情妇“小媛”，邓国建在外地嫖娼等。

日记以一篇短文开篇：“今天妻子覃佳慧42岁生日，妻子刚好大我2个月早先过生日，结婚差不多20年了，女儿邓希也已17岁长大成人，我在官场上也是一路高升春风得意！人到中年，好事连绵！”

日记详实记录了其主人和M侵吞五台煤矿二号井的具体运作手段和过程。

“县里外号‘幺哥’的M找我，说他看上了县五台煤矿二号井，问我怎么办好。……借煤炭资源整合上报，让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合并滑石板煤矿和花果林煤矿，然后我来个演变，要滑石板煤矿和五台煤矿二号井合并，从而关闭五台煤矿二号井。袁玉才不从的话，我就放一承诺县政府出资补偿的空头支票，诱骗他就范。如果M再在花果林煤矿搞个井口，一合加一换，不管有理没理，五台煤矿二号井自然就到M名下了”。而作为回报，“我的15%干股”。

日记中还提到，其主人于2006年7月26日主持召开全县煤矿资源整合的专题联席会议，并亲自给“袁玉才”做工作，停止五台二号井的生产经营工作。2006年11月23日，上级下发关于关停五台煤矿二号井的“鄂安办[2006]24号”文件。

关于上述网帖日记所反映的侵吞煤矿矿井一事，8月28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当事人之一煤矿主袁玉才，了解当年煤改的实际情况。

袁玉才称，“按照恩施州煤矿整改条件，我和其他股东经营的五台煤矿二号井，达不到年产6万吨的标准，于是在2006年7月26日在县煤矿整改会议上，主动上报申请关闭煤矿。2008年夏，经过双方同意，莫凤平接手了五台媒矿二号井的开采。”

袁玉才说，关闭煤矿后，来凤县补偿了400万元；其中，按县里规定，200万元由在滑石板煤矿新开矿井的向来生补偿，已到位；80万元直接由县里补偿；剩下的120万元，则由接手五台煤矿二号井的莫凤平补偿。按双方今年签订的最新协定，莫凤平将在今年底明年初补偿到位。因此，网帖日记里提到“莫凤平用煤代补120万元”与事实不符。

8月29日晚，莫凤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按照双方协定，这120万元将在2012年6月30日补偿给袁玉才。

关于接手五台煤矿二号井的缘由，莫回忆说：“我开采三房沟井8年多，因为一直没有采到煤而亏损。知道袁玉才上报关闭五台煤矿二号井，在与县里沟通并向省里上报获批后，我与袁协商同意，接手并补偿120万元给对方。”

让人瞠目结舌的并非官商勾结，而是其中的香艳成分。网帖原汁原味地展示了，日记主人与一个名叫“小媛”的女子，和一个化名为M的煤老板之间的三角恋情，内容不堪入目。

莫凤平说，早在2010年，就曾有人在网上发帖称，他出资90万元，雇凶杀县长、副县长邓国建和安监局长。此后，警方介入，证明网帖内容系伪造。

另外，时代周报记者发现，网友还有多条针对莫凤平的帖子。对此，莫凤平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并不在意；况且，当初警方也没有告诉他，是否查明说他谋杀县领导的发帖人身份。

“虽然发生日记门事件，但对我的煤矿生产没有任何影响，照常工作。”莫凤平表示，“影射我和邓国建副县长共享情人‘小媛’，纯粹就是无中生有！我开采煤矿，邓国建副县长曾主管煤改工作，要说我不认识他很不正常，但我们之间没有交往。”莫凤平自陈不赌不嫖不滥饮，家庭幸福，“根本不存在小媛这个人”，不明白为何有人发帖抹黑自己。

此外，袁玉才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没听说过来凤县煤矿老板的交际圈里存在着一个名叫“小媛”的女子。

考古学家在隧道中探索

这样的隧道在欧洲数以千计

　　科学网(kexue.com)讯 欧洲的考古学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发现欧洲大陆有许多石器时代时留下来的隧道。这些隧道纵横交错的布满了欧洲，甚至可以从苏格兰通向土耳其，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编织成一片大规模的地下网络。

　　德国的考古学家称：“这是一个古老的世界之门，打开了以前的秘密。石器时代的人们打造了超级复杂的隧道。仅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我们就发现了地下隧道差不多有700米。而在奥利里的施蒂利亚州，我们发现了350米。这些隧道在欧洲有数以千计，最北边从苏格兰的北部开始。” 大部分洞穴都不是很大，大概宽70厘米，想要快速移动很困难。人们只能在里面蠕动，也没有其他空间。

　　这些隧道通向一些宽阔的地方，甚至还有坐着休息的地方，储藏室或者卧室。在地下组织成巨大的网络。

　　一些专家认为这些隧道是为了藏身用的，用来躲避一些猛兽，恶略的天气，甚至是战争。无论他们是做什么用的，石器时代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也可谓是壮举。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闭关”15年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重出江湖，通过网易微博发表其最新作品《侠道相逢》，一时间在“文学江湖”激起千层浪。发端于微博的“微写作”，正在成为受人关注的独特文化现象。一方面，一些文学名家正在介入这一领域；另一方面，大批“草根写手”揭竿而起，渐成一种新兴写作势力；更有出版界推波助澜，索性将热门微博集结成书，使“微写作”开始进军传统出版领域。

面对刚刚兴起的“微写作”，有人满怀憧憬地猜测，这其中会不会蕴藏着创造新时代文学经典的可能？但对于文学评论家和参与微写作的作家们来说，这也许只是新媒体环境下的一场文字游戏，仅此而已。

微写作被“文学”了

微博的火热，带动了微写作。在网上，“微小说”、“微剧本”、 “微诗歌”、“微故事”、“微影评”，名目繁多的各种文体甚至会跳出一大串，有人因此预言，微文学正在成长为一种全民文学样式。

但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些不同文体的微博作品，就会发现，其形式趋于一致，篇幅短小，内容零碎，结构散乱，尤其是那些自称微小说的博文，顶多也就是一则小故事。

仲夏二月是广东台山一家外资企业的文员，她发掘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自己身边。这位广东姑娘肯定地说：“微写作身边的事情，让我感到更真诚，也更有力量。”比如广东台山人喜欢生吃螃蟹，就被仲夏二月演绎成一个悬疑故事，“因为生吃螃蟹，可以想像螃蟹身上的寄生虫并没有死掉，它们都在肚子里旅行，于是，我就写了一个这些虫子如何在一个女人身上捣乱的恐怖故事。”她说。

从今年6月微写作至今，仲夏二月认为自己已成微写作老手，言情、武侠、悬疑，样样都有新作问世。记者上网搜寻一番之后发现，她的作品尽管贴有不同文学标签，但写作手法都差不多，很难看出不同体裁、不同类型的区别。

对于此种现象，《中国艺术报》记者怡梦是这样概括的：“微写作成了‘被文学’。”她甚至有些担心，如今的微写作乱贴文学标签，如果这种影响反作用于传统文学，我们的文学会不会被矮化、零散化，乃至使文学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一个“微”时代，成为只言片语、三言两语的零碎片段，再也无法形成逻辑完整、结构宏大的叙事。

尚缺乏真正内涵

尽管微写作日益兴盛，但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叙事方式并不是网络时代的发明。事实上，微写作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当今的写作者在文字的表达、意境的创造、思辨的精微等诸多方面，尚未达到传统微写作的高度。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说，大家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其实都是微写作的文本，古代笔记、寓言、笑话，以及古典文论中大量的诗论、词论、曲论，甚至群众喜闻乐见的楹联、格言、谜语，都有微写作的影子，像《世说新语》、《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是微写作的典范之作。

有关专家认为，尽管中国古代的微写作体裁不同，但短小精悍、语言精粹、思想内涵深刻却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新星出版社副社长刘刚分析说，微博体、语录体、段子体，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用凝练的语言写作，这对写作者其实更具挑战性。“越精炼，越有魅力，也越容易传播。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流传至今的千古美言，都有这种特点。”

但如今的微写作往往注重幽默、搞笑，写起来也比较随意，不注重文字的提炼，思想内涵的开掘，这就造成了大量微写作浅显、粗糙、寡味、重复的倾向。但网易读书频道主编聂蔚认为，在今天，微写作一样可以很文学、有深度。她以温瑞安的微武侠新作作为例证，在她看来：“温瑞安的文学功底很强，古典诗词功夫尤其深厚，这种优势让他对微写作驾轻就熟，尽管文字简短，但有深意，并不给人晦涩的感觉。”聂蔚乐观地表示，尽管温瑞安写的是武侠，但他更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心态，比如他让主人公穿越到现代，遭遇了电梯事件等等，而这些正是如今许多微写作所缺乏的。

更多是一种情绪发泄

最近，一本名为《爸爸爱喜禾》的微博书开始火了。据该书作者蔡春猪介绍，今年初，2岁的儿子喜禾被医院诊断为自闭症，对他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一般。“当着朋友的面，我说不出这些事，我不善于表达。”但是，不说出来，蔡春猪又感觉憋得难受，他终于敲击着键盘，把对儿子的爱，儿子患上自闭症后自己的伤心、难过和无奈，以幽默和调侃的方式在微博上传递出去。

随着该书的面世，蔡春猪名气越来越大，他发现自己的写作状态也发生了巨变。“刚写微博的时候，我是为自己写，是为了情感的宣泄。但现在关注的人多了，就要想到别人的反应。想得多了，就写不好了。”蔡春猪说，目前，他的微博每天能写一两条就不错了，远远低于高产时的每天七八条。

像蔡春猪一样，许多倾心微写作的人，更多是将微博视为自我表达的空间，情绪释放的平台，或者说是枯燥生活的润滑剂，尽管其中有些微博语句不乏幽默、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如果真要严格考量，仍旧缺乏文本价值和欣赏价值。即便是胡纠纠编的《有权懦弱》，号称15位微博英雄横空出世，其文学性也很有限。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更是批评道，微写作大大降低了书写活动的公共意义，表现出强烈的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倾向。他认为：“在微写作中，尤其是网络的游戏化、自由化，甚至为低级趣味的表现提供了机会和土壤。”

微写作不会占主流

“每天开始上微博，推门，像进了一个俱乐部，人越来越多，话也越来越杂，人声鼎沸，机锋来往，继而一个一个飘过，离开，回家，直到深夜，曲终人散，终成寂寥……微博究竟是你的脸，还是你的心？抑或只是面具。”作家北村为微写作“画”了一幅像。

在全民微写作的时代，写故事、讲笑话，成了很多人的家常便饭，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作家。现在，连温瑞安这样的武侠小说大家都开始微写作了，似乎微写作创造新时代经典也指日可待了。

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在这股热潮中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特观察。他认为，不要简单地将文学写作与微博这类新媒介扯在一起，然后就命名一种“微写作”，以此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写作不存在“微”和“宏”的区别，只有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在张柠看来，文学写作是一种用文字传播审美信息的行为，而微博是一个传播一般信息的媒介。“在网络传播的信息中，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比如安全与否、供需问题等等，再就是一些笑话、明星的八卦信息等。具有文学性的信息，关注度就非常低。”他因此认为，所谓的微写作在信息传播中不会占主流。

与此同时，张柠更强调媒介的性质。张柠说，微博传播的信息是不是文学，并不改变网络传播的性质。因为微博是一个公共媒介，它应该尽量将篇幅留给公共问题，而不是那种表达私人经验的写作。他甚至认为：“微博上的所谓写作，不会改变写作的性质，写作的水准并不是根据传播的效果来确定的。不要以为点击率高了，你的写作水平就高了。”

就文学写作本身而言，张柠说，衡量的标准不是长和短，写得长，可能好，也可能是垃圾；写得短，同样有可能是垃圾。“比较而言，长篇更容易遮丑；写短的东西，比如短诗、超短小说要更难一些，因为它对语言的要求更高，不可以像日常聊天一样去写，所以是一种非常耗费脑力的写作，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张柠认为，如果有人硬写的话，它会让写作者的灵魂暴露无遗。

张柠也由此坚信，根据微博传播的特性和文学写作的特点，所谓微写作创作出来的东西，绝不可能流传下去而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