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文学注水肉”？ 网络文学曾被乐观者誉为“新文明的号角”，也曾被悲观者斥为“言语的垃圾”。在热闹、争议和疑问中，网络文学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注水”的隐忧一直以来都是挥之不去又难以回避的一道伤疤，甚至被冠以“文学注水肉”的称号。勾犇/CFP

9月19日晚，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在互联网上风生水起的网络文学，与此中热闹没有多少关联，多少显得有些“落寞”。本届茅盾文学奖首度吸纳网络文学作品参与评选,一共有7部作品参评，结果无一斩获，除《从呼吸到呻吟》、《遍地狼烟》、《青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冲进前81名外，其余均名落孙山，仅仅是在176部参评作品名录上露了一下脸而已。

两千年与二十年的“比拼”

网络文学落选于全国性文学评奖并非首次，去年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茅盾文学奖中同台竞技，从目前的情形看是难有胜算的。究其原因在于，从评奖性质上看，这两大文学奖项说到底还是属于“专家奖”的范围，其评选的机制和遴选标准都是基于文学传统和社会期待而设置的，是纯文学的“精英奖”。如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要求作品拥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注重思想的深刻内涵，要有切入社稷民生的历史担当和人性温暖，以及艺术审美的精致与创新等。这些显然不是网络文学的强项。

“自娱以娱人”的网络写作，其长处不在于精致和深刻，而在于市场、大众、草根的认同和广泛参与。从《诗经》算起，我国传统的精英文学已经走了两千多年，而汉语网络文学的成长期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年。两种文学的创作方式、功能模式、发展水平和品相质地都存在较大差异，现在却要求用同一个评价标准去衡量，网络文学显然处于弱势。

且不说这次参评的几部作品是否真能代表浩如烟海的网络小说的创作实绩，单就本次参评作品要求必须是已经完成并公开出版的纸质出版物而言，这个前提就基本上预设了网络小说的“命运”。因为网络小说可以是超文本和多媒体的，文字叙事可以连载和续写，其生命活力永远存活于网上，点击率才是网站、写手和网民品评作品的基本“标的”。

于是，就难免出现这样的质疑：既然参评的网络小说都没有走得更远，茅盾文学奖是否过于“阳春白雪”了？

是的，茅盾文学奖就是文学界阳春白雪式的“专家奖”或“精英奖”。吸纳网络小说参与这种评奖是必要的，作为数字传媒时代最具大众趣味的网络文学落选于这样的奖项也属正常，没什么好抱怨的，不属于常识以外的意外。

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抱团取暖”

需要关注的也许是网络文学参评茅盾文学奖背后的意义，即对于优化当今文学生态的意义和对网络文学本身发展的意义。

茅盾文学奖对网络文学敞开大门，意味着传统文学对网络新媒体文学的身份认可和资质接纳，有助于改变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彼此观望、不相往来的格局，实现两种文学相互交流，加深了解，切磋砥砺，融合互补，促进网络写手学习传统文学、了解传统作家，也引导传统作家和评论家走近网络文学、了解网络写作，从而改善和优化媒介融合语境中的文学生态，让两种文学在有些低迷的文学市场上“抱团取暖”，共创繁荣。

恰如有网友所言，当代文学经历的“网络洗礼”，既能使陷入瓶颈的传统文学获得重现辉煌的机遇和力量，亦能使泥沙俱下的网络文学提升审美与文化素质。不断借鉴传统的网络文学和不断亲近网络的传统文学，通过茅盾文学奖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比对平台，让传统文学意识到，文学有关人的心灵，从来可以由不同的道口进入，网络霸权不好，媒介歧视也不对，应该对网络写作投以理性的目光，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激励。

对于网络文学而言，也可以在这个机会均等的评审中检视水平，看出差距，意识到作品未能入围，不在于它是否出自网络或有网络的特征，而是少了一些文学的品质。这样，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就可以从昔日的观望、对视走上了解、交流、融通和互渗互补之路。这对于整个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五位获奖作家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刘震云（从右到左）在颁奖典礼上王觅摄影

9月19日晚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经过五轮评奖产生五部获奖作品：《你在高原》（作者：张炜）、《天行者》（作者：刘醒龙）、《蛙》（作者：莫言）、《推拿》（作者：毕飞宇）、《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在颁奖晚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辞说：能够传世后世的经典作品是由作家写出来的，也是由千千万万的读者读出来的，可以说伟大的作品是由作家和读者们共同完成的。五位获奖者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

张炜：写得越久面临的问题越多

茅盾先生那一代作家提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这在今天仍然对我具有深刻的意义，其实一个写作者写得越久面临的问题越多。比如说现在能否在文学风气已经迥然不同的现实环境中，仍旧学习那一代杰出作家所秉持的精神，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一部书工作了那么久，多少有点像一场文学马拉松。其实对我来说长长的跋涉早就开始了，而且还要继续下去。所以我会珍视各种援助、倾听各种声音，只为了将来能够写得更好一些。我一直沉迷于写作之中，想让自己所具备的一点点想象力，以及稍稍不同的文学个性都不足以让我走的更远。显而易见，将来我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做出更大的努力。

刘醒龙：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果，而是代代相传的星火。在写作中追求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今天是我老父亲86岁生日，刚好20天前我回到了距离黄州只有20公里一个叫做刘家湾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那个小山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上我长跪不起，父亲在说着我这个爷爷最爱的长孙的点点滴滴，那时候我不能丝毫记起文学，等到我一步一步离开茅草和水稻，十里百里朝着城市远去，才发现缭绕在身前身后的是文学情愫。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文学情怀的根源。每个读书人都有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于我而言这情结的名字就叫文学，无论文学是辉煌还是寂寞，也有它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这个情结的名字就叫诗意。此时此刻无望无际，生命之上诗意漫天！谢谢。

莫言：“将自己当罪人写”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

《蛙》出版已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曾问我：这部小说到底是写什么？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的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与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窄。写出她与时代的和谐与冲突，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任务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

《蛙》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出那个“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它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的内心阴暗困难。批判他人笔如刀锋，批判自己笔下留情。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会遮蔽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得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部分。

9月25日，鲁迅诞辰130周年版画作者赵延年

□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实习生柴银赣

主流评价

从意识形态化到片面化

羊城晚报：今年正值鲁迅诞辰130周年，到现在为止，鲁迅的形象在主流评价中，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林贤治：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重视鲁迅的宣传的。鲁迅逝世一周年（1937年），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鲁迅纪念活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鲁迅》的演讲；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三个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评价也很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再论及鲁迅；建国后，1956年举行过很隆重的鲁迅纪念集会，1958年出版了《鲁迅全集》；“文革”期间鲁迅的很多单行本在文艺百花凋零的时候还可以出版。1981年又重版了《鲁迅全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新出了一版《鲁迅全集》。今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大全集》。近三十年来，还有过好几次大型纪念活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场了。

羊城晚报：对一个人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

林贤治：1936到1937年左右，在盖“民族魂”那面旗帜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就使用了“民族英雄”这个词来评价鲁迅，强调他的“一致对外”的影响力。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有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鲁迅当成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此时强调的是鲁迅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是抹杀了鲁迅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出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甚至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

众所周知，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有明文规定，一个作家即使写得再好，一生中也只能颁给他一次。但是有个作家却获得过两次，而且截至目前是唯一两度摘此桂冠的作家。如此非同寻常的人物便是生平与创作皆极富传奇个性的罗曼·加里。

1956年，罗曼·加里因长篇小说《天根》首获龚古尔文学奖。事实上，早在1945年他就以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此后，他更以外交官和电影编导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但在荣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项十余年之后，罗曼·加里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是因为作品本身，还是仅仅因为罗曼·加里这个名字而大受欢迎？于是，自1974年开始，他决定暂时告别“罗曼·加里”，启用埃米尔·阿雅尔这一笔名发表作品。没想到，作品的出版依旧非常顺利，当年便以埃米尔·阿雅尔的署名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年竟然又以《来日方长》这部向维克多·雨果表达敬意的作品再次荣膺龚古尔文学奖。

显然，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是被罗曼·加里成功地欺骗了。不过要是说句公道话，这哪里又算得上什么欺骗？罗曼·加里本来就不是冲着第二次拿奖去的嘛。要知道，罗曼·加里虽是在考验自己，岂不同样也是在考验着法国的出版界和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问题的关键是，法国的出版界和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双双经受住了他的考验。这次误颁的龚古尔文学奖非但未能使其权威性蒙受损失，反倒让它的公正性变得显而易见了。评委们或许可以从中接受点儿教训的，无非就是下次在决定颁奖之前别忘了先看一眼作者的身份证罢了。不管怎样，此次事件让我见证的是法国文学界的一次全面性胜利。也就是说，从作者到出版再到评奖，没有哪一方不是赢家的。

就此不由得联想到中国，有哪位著名作家胆敢照罗曼·加里那个样子去做呢？倚名卖名那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呀。怕的就是没名或者名气还不够大，怎会去想洗尽铅华素面出场的事情呢？那不就是自绝生路吗？没了耀眼的铅华，谁还认识你那张脸呢？人们想要看的根本就不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也就不能只怪作家了，谁让出版界都是那么的势利呢？如果说中国的作家不自信，那也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出版界太不自信。结果，双双自卑成了虚名的傀儡。有些文学奖代表的与其说是作家或作品的实力，还不如说代表的就是一个名气而已。也正因为是名气的象征，所以才会招引得有些作家们趋之若鹜。久而久之，已然完全忘记文学是什么了，甚至沦为名利场上的交际花。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作家是需要出版界来造就的。由于没有法国当时那样的出版界，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罗曼·加里出现。我唯一寄予奢望的就是哪一天，突然听到哪位神经正常的作家在得知自己被授予某个文学奖时，当场就干脆对评委们说起“不”来。但这样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面对鲁迅我很惭愧。我们当下的话语方式被权力、欲望……各种东西污染，要还原鲁迅的原本，他的真实的心态、纯粹的精神的清洁性，对当下的学者很难，包括我自己也在内。鲁迅这样的人，前无古人，到现在也没有来者。好在我们有他，民族才有闪光点。”昨天，在首都图书馆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的“再读鲁迅”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

讲座以孙郁与学者止庵的对谈为主要形式，对当下如何理解、阅读鲁迅，鲁迅的意义等话题都各抒己见，也对观众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详尽解答。

教科书大撤退：

鲁迅不希望别人学习他

在新版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被大量删减，成为文学界、教育界的重要话题，赞成与反对者各执一词。

孙郁：其实从上世纪20年代起，当时的教科书就选入鲁迅的作品，但是鲁迅自己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有毒，不希望青年人沾染毒素。另一方面，鲁迅的文章常常表现出他的悲悯情怀以及敏锐的洞悉力，同时也有和常人思维不一样的逻辑结构、价值取向，这是常规教育很难接受的部分。加上讲授鲁迅作品的人，常常是以鲁迅最反感的方式来教。

鲁迅其实反对本质化，反对十全十美，他的话语方式和现在的教育是完全拧过来的。鲁迅不希望别人学习他、成为他，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而不是他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只有有个性的人才能够进入鲁迅的世界。之前这种自上而下的学习鲁迅，结果证明是失败的，而且招致一些青年对鲁迅的反感，也是“鲁迅大撤退”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教育家，还是希望把鲁迅放在教科书里的。

止庵：接着教学方法说，鲁迅的文章也好，周作人的也好，好的文学不是按照规矩来写的，但是教书是按规矩教的。比如《藤野先生》起首，“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其实是从半截说起，如果要分段的话，应该是第二段，第一段鲁迅省却了。这种写法不适合教学。另外，鲁迅应该是一生阅读的对象，在不同的年龄读他不同的文章，他的一部分作品是适合中学生读的，但有些作品适合在之后的人生阶段阅读，选在先了，学生的胃口倒了，影响对鲁迅的印象。将来进大学又可能是学理科，没有机会完整地接触鲁迅，就把这种不好的印象保持下去了。

天才：

每个领域都有独到建树

鲁迅的身份多重，小说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社会批评家……每个领域都有独到眼光与建树。鲁迅的去世在止庵看来，是一个天才的中断。

止庵：鲁迅写小说，其实只是轻松的时候偶尔为之。他才华特别出众，投身到一个领域当中，就能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最好成果，他的文学成就那么高，其实没有用多大的心思。他全力干的是两件事，第一是翻译，这个事情一生没断。第二是后期写杂文，这其实是为了乐趣。有点像现在微博跟帖。鲁迅订几份报纸，每天读报看到一些言论，就写文章寄到报社，第二天再看发表了没有，别人怎么回应，像今天的跟帖，要是在今天，他不用订报纸，在网上搜索就得了。

鲁迅其实有好多准备了一生的事情都没有做。他从1927年起停止文学创作，但在他去世那年又开始创作了，比如《死》、《这也是生活》、《我的第一个师傅》、《女吊》……都非常好，但是他突然去世了，包括他一直想做的文学史、碑刻……好多事没完成。

孙郁：鲁迅的藏书中，有关于非洲土著的、天体物理、星座的书……都是他业余时间休闲读的。所以说周作人读过什么书大家可以通过他的文字知道，鲁迅读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鲁迅还收藏许多画作，比如格拉斯的石版画，背后还有格拉斯的签名，他的眼光太厉害了，看的都是世界上一流大家的作品。

好骂：论敌的噩梦

近代史上许多留名人物，因被鲁迅骂过，而先入为主地成为后人概念里的反面形象。当“鲁迅”渐被拉下神坛，鲁迅重新被质疑，睚眦必报便成了当代人理解鲁迅的重要维度。

止庵：从鲁迅的性格上说，他具有诗人气质，嫉恶如仇，做事容易做极端，如果跟他关系很好，就会很好，但如果关系不好，结果就会比较惨。

比如1929年鲁迅出版了比亚兹莱、蕗谷虹儿的画选，这两名画家并不是很有名，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出版呢，因为叶灵凤剽窃了他们的作品，所以鲁迅做得特别绝，把他们的作品全出版了，证明你是剽窃。叶灵凤曾经有个小说人物，总是从《呐喊》撕几页去大便。小说出来时，鲁迅没有回复。后来《阿Q正传》改编为话剧，叶灵凤对此进行评论，鲁迅便称：“好像我那一《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他就是可以把东西做到极致，包括刺人一下。当时叶灵凤那么说，他生不生气不知道，但是显然是记得的。

孙郁：鲁迅从来不自己先骂人，都是别人骂他或者见别人受欺负。他骂人总能抓人破绽，像他跟梁实秋论战，梁实秋先抖聪明，问鲁迅你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乃谁的走狗，好去领赏。鲁迅便接你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从禅宗的角度，这其实是机锋，是智慧碰撞。当然对梁实秋来说是噩梦。

刘醒龙

记者：中篇小说《凤凰琴》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时隔多年之后，您又重新聚焦乡村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写出了长篇小说《天行者》，这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刘醒龙：真的、美的人和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对乡村知识分子的重新聚焦，原因不少，包括对目前社会上风气的反思。香港人有句口头禅：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任何卑微的生命都有它的意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必须有人去做，但因为它是卑微的，不起眼的，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结果就没有人去做。一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缺少了某个零件，这部机器就要坏掉了。内地从教育阶段开始，到人生各个阶段，所出现的好高骛远，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上所流行的价值判断。

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当拜金、拜官和拜色之风盛行时，这种价值偏移会使社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也正因为有这种价值偏移，才凸显作家的存在意义。《天行者》描述了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状态，写他们的生活操守，本身就表达了文学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

小说必须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这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将《凤凰琴》续写为长篇小说《天行者》有其必然性。对比从前的一些文学作品，就能看到中国当代小说成熟的过程。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也体现了小说从广度到深度的进步、从内容到文体的成熟。

记者：张英才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作为界岭小学的一个外来者，他对这个小世界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认同的变化；他的生命也经历了来而复去、去而复返，最终决心扎根于此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人物的心理发展逻辑是怎样的？

刘醒龙：我不习惯写那种异峰突起的东西。我在写作中比较喜欢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徐徐进入。看似随意为之，其实精心布局。经过多年的写作，我体会到，看似平淡的写作其实很难。当我写一个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众多细节做支撑，它们是小说细节的色彩、基石或者营养成分。

张英才不是孤零零一个人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经历都会被放到张英才这个形象上。我有一种隐秘的心态不曾说过：我现在不敢回到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工厂，因为我缺少面对从前同事们的勇气，感觉好像自己占了太多的便宜，尽管我将最值得追忆的10年青春年华交给了这座工厂，并且从没有从他们那里“偷走”过任何东西。那个工厂有200多人，后来破产了，被几个青年工人买断，成了私人财产。从前叫师傅的一些工人，在街头修自行车、开烧饼店、摆水果摊。虽然他们未必不幸福，但是对我来说，起码我的收入比他们高出很多，社会地位也要高很多。然而，当初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更有活力，更为强势。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们依然如此。在小说中，年轻的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多年，一直不敢回去看看，他所表达的情感中，就有我自己的元素。

我们不能说张英才是皈依和感化了。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到绝望之中。他在教育局亲眼目睹民办教师转公中的一些丑行，因为不满而受到排挤，待不下去了。犹太人有句话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找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他们依然会继续帮你。这是人生中非常通俗的哲理。所以，张英才重回界岭小学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更靠得住。

记者：转为公办教师可以说是乡村民办教师的核心利益，然而在《天行者》中，您塑造了这样一群民办教师，他们出于人性的“善”，在现实的核心利益与道德操守之间选择了后者，并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苦难。这种对于“善”的张扬是否代表了您的价值观？

刘醒龙：从早期的《凤凰琴》《分享艰难》开始，我便偏执地固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分享艰难》在《上海文学》发表时，周介人主编在卷首语中写道：刘醒龙的小说里有一种大善。小善是爱憎分明，而大善却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分享艰难》里有一种非常善的东西，像主人公孔太平的舅舅，就是一种大善。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再比如《圣天门口》中，梅外婆有句很精彩的话：以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下全是人；以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下全是畜生。古语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善与恶相互惩罚时，恶是不会停手的，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才会终止这类恶性循环。

日常社会不能没有伦理，伦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一种起码的要求，它是法律所不可替代的。我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有力量的。在《天行者》中，孙四海以三票战胜了不得人心的村长余实，余校长最终也得以转为公办教师，便是爱与善的胜利。

记者：从成名作《凤凰琴》开始，到被文坛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等作品，到本次获奖的《天行者》，您在创作中一直表达着对现实的关切。现实主义是否一直是您的文学信念？

刘醒龙：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长期以来，因为“工具论”的不良影响，现实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具有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骨子里，我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的质疑。《天行者》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英才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新闻稿投给报社，报社派记者暗访核实之后，许诺要把这些感人事迹在省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结果是，这篇报道虽然发在报纸的头版，却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细节其实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用一句通俗话说：乡村知识分子竟然连猪都不如。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物写好，把细节写好。直接喊出来就不是文学了。小说不是大字报，现实主义更不是大字报。(饶翔)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王国维（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青年王国维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结晶于文学意象之中。

《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深入研究过的，有老子、孔子、孟子等大哲人，有屈原、陶渊明、杜甫等大文学家。王国维又深入研究过许多的外国哲人，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有德国的康德、叔本华，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有俄国的托尔斯泰，等等。

他从这些伟人中发现，他们的成功有共同的内在逻辑，而那种逻辑正在这晏殊的、欧阳修的、辛稼轩的三首词三句话中。

齐邦媛

南都讯记者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前日，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台湾作家齐邦媛凭借作品《巨流河》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此外，作家张承志、李娟、筱敏也分别凭《匈奴的谶隔》、《阿勒泰的角落》和《成年礼》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的10部作品则包含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格致的《婚姻流水》、马小淘的《我去2005年》、赵瑜的《切片》等。

“在场主义散文”奖是由作家、散文家周闻道发起的民间大奖，旨在振兴散文创作，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由作家林贤治获得，两年来，该奖对20多位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肯定。

齐邦媛：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齐邦媛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颁奖典礼，奖项由她儿子代领，并宣读获奖感言。齐邦媛说，她起初对这个奖并不很了解，但“在场主义”的提法让她觉得亲切。“以我的理解，在场就是亲历。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亲历的真实的故事，其实也写下了大家的故事。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来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写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筱敏：民间文学奖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

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的筱敏，是广州当代诗人和散文家，她表示获奖于她是一种鼓励，并认为“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设置是件好事情。“民间的文学奖创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还是不错的。多元的文学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批评标准，自己也只有在这种多元的标准中才有立足之地。”

偶然接触到爱伦·坡的作品后，其独特“魔力”令我着迷。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他，想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样看待世界、文学的。朱振武教授的《爱伦·坡研究》中对爱伦·坡及其作品做出了许多独到的分析、阐释，此书是国内少见的爱伦·坡研究专著。

这部书的内容大致成五部分：一是爱伦·坡的生平介绍；次者是对爱伦·坡作品的多重解读；再者介绍国国内外爱伦·坡研究情况；此外，分析了爱伦·坡对后世的重大影响，详细探讨了坡的美学思想。其内容之详备使我阅读后对爱伦·坡及其作品有相对完整的认识。

该书第二部分对爱伦·坡作品的解读可见新意。当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爱伦·坡的小说上，却忽视了对其诗歌的研究。初时，鲁迅执笔介绍爱伦·坡，成为国内第一人，然而，他对爱伦·坡的诗歌几乎没有提及。而目下学界又因袭了这一态势。幸而，《爱伦·坡研究》有所改观。此书将爱伦·坡的诗歌置于与小说同样重要的研究地位，对二者均作了细致的阐释，如著者言：“爱伦·坡首先是一名诗人，其次才是短篇小说家。”

又如，关于爱伦·坡的文学、美学思想的研究，国内学界并不深入，创见无多。《爱伦·坡研究》有鉴于此，书成一章来深入探究爱伦·坡的美学思想，专注于“效果”（Effect）的理念。这一理念是这位文学大师的独到之见，故而有必要切中肯綮地叙述一番。这部研究专著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更重要的是该书中有个贯穿首尾的指导理论，即人文主义关怀。书中字里行间流动着的便是这一情感意识。爱伦·坡生存的时代是从农业社会渐进至工业社会的，经历着时代变迁的民众承受了变迁所引发的精神上的困境，内心的不适、焦躁甚至是恐惧都被激发出来了。于是，失态、疯狂甚至死亡成为这一工业时代的一种现象。爱伦·坡自然观察到了这些人的心理，对其充满同情，在作品中表达了这一情绪。《爱伦·坡研究》深入挖掘了爱伦·坡的这种人文关怀，看出了爱伦·坡对人类命运、生存危机等问题的关注。书中写道：“爱伦·坡就是要通过解谜破案从邪恶造成的不安与恐惧中寻求救赎的机会，让充满人文焦虑的现实世界变得和谐”、“其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深入到了人类心灵的深处，超越了时代”、“爱伦·坡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由人生而宇宙的深邃思维”……因此可以说，该书在探索深层的文化蕴含和人文精神。当然，《爱伦·坡研究》中的这种人文精神对当前的社会生存状况依然有警醒意义。此时需要这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来抚平人们心灵的缺陷。

《爱伦·坡研究》，朱振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5月，40.00元

——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国学三人谈

郭：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大学设立国学专业的建议。据说最近提出并支持这个建议的是李学勤、袁行霈、纪保成等在学术界威望很高的几位学者。但是把这个建议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赞成的却只是少数，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这个消息，虽没有完全获得证实，但建议被否定却是事实。对这个建议被否定，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国学明明是一个与西方学术不同的学术系统，为什么却不允许她进入现代大学设置的学科体系中呢？

刘：关于国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上次也曾谈到过。前几年关于国学是否设立学科的问题，就在大学里广泛征求过意见，结果被否定了。虽然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似乎被否定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实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属于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同时，现在大学教育制度、专业设置，都是引入的欧美或苏联的模式，是在西方学科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学中原有的内容，已经被西方的学科分类支解了。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与学科概念强化中，现存的一切，都已变成了“合理的存在”，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国学来，人们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什么？”紧接着便对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且用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审核、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给予否定。

姚：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用西方化的所谓科学观念来审查中国传统学术，就像拿着一双西洋女人的高跟鞋，来审核中国男人的脚一样，这自然是不会合适的。但不能说这脚就不是脚。另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游离开事物的本身，对解决问题没有多少意义。

郭：可是现在人们恰恰是在概念上纠缠。但概念问题越讨论越复杂，就像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讨论一样，本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一讨论，竟然出现了150多种不同的定义，更让人无所适从了。现在严格地说，许多人考虑的是国学的概念，而不是国学的本质。

刘：陈佩斯和朱时茂关于争夺胡椒面的小品，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开始争夺的是胡椒面，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争夺曾经放过胡椒面的空瓶子。争夺已变得没有了意义，但两人还在争。现在关于国学概念的争论，其实争的就是“空瓶子”，倒不如返回来好好思考一下国学的本质。

郭：思考国学的本质，看来还需要把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还有一些概念先搁置起来。不然，孔子也会变成西装革履的牛津大学教授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大量西方的概念引进来，使许多中国原来的东西都变了味。比如现在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就是从西方搬来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学习汉语语法，对学习课文和练习写作没有意义，相反对学习英语却有帮助。尽管说这套语法体系，可以解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语语言现象，但有百分之五解释不了，就说明是有问题的。人和猴子的基因，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差异，可是猴子是猴子，人是人，这便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比如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问题，应该如何划分。如果按这种思路走，岂不是又落入了文、史、哲分科的圈套吗？这也正是人们反对国学立专业的主要原因。

姚：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比如在大学现有的学科中，有哪个学科能够代替“国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相加是否就等于“国学”？国学中的价值观念、经典智慧、思维方式等，有无学科承担其传授的任务？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既然“国学”有不可替代性，不管“概念”是否“科学”，是否合于西方的“科学观念”，设立学科都应该是必要的。

刘：确实在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哪个学科是可以替代国学的。有人认为只要把文、史、哲学科中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国学”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些学校就是采用“合”的办法，树起国学研究院或中心招牌的。但“合”了后，搞文学的仍然搞文学，搞历史的仍然搞历史，搞哲学的仍然搞哲学，三者仍不能产生融会、联系，这与分并没有什么两样。像这样构建专业，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国学”是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形态，但“合”不等于“不分”。而且国学的内容也不是现有的文、史、哲三个学科可以概括的。比如，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固然可归于“历史学科”，“集部”也可姑且归于“文学学科”，那么“子部”呢，“哲学学科”能否概括子部中复杂的内容呢？居四部之首的“经部”又该归属于哪一个学科呢？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设有神学一科，或设有神学院，负责欧美国家民族经典——《圣经》的研究与诠释。影响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经典，以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智慧，为什么就不能为之设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传授呢？

姚：现在的学科划分，看来有点太绝对了。不管应该分不应该分，一律都要分，这与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关。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分析性思维对于条理、归纳事物，搞科学研究确实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事物走向反面。就像《庄子》里所讲的倏、忽为浑沌开七窍的故事一样，浑沌的眉目是分开了，可是它的生命却消失了。国学也是这样。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中虽然说有国学的内容，但所包括的只是国学中的“支体”，在文、史、哲的划分中，国学中的灵魂早已经丢失了。就像解剖学上讲人体结构一样，虽然五脏六腑的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却无法说明生命在哪里。中国的思维是综合性、整体性的，虽说没有西方人分析的细微、条理，但所把握的往往是本质性的东西。

刘：学科划分过细，把人的视野、器量都局限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来，不能说与学科划分没有关系。因为很多学者都因为学科归属的原因被定了位。不要说文史哲兼容的“国学”不被认可，就是搞先秦文学的人突然来搞明清文学，也会被搞明清文学的学者认作是“圈子外的人”，而不被接纳，甚至排斥。在一次先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我发了言，当场就遭到了一个老学者的批判，随后还教训我：“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这要懂文字学，要懂训诂学，要懂考古学，要懂历史地理学……”他一连举七八个“学”，意思是：趁早回去搞你的文学去吧，不要来历史学界凑热闹。因为是老先生，我只能虚心接受教训。好在我发言的那篇文章刊登后，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的赞许，并在他的博客上向同行推荐，这才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学科间的排斥如此激烈，没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国学”又如何能被学术界接纳呢？如果设立国学学科，肯定会被一些人认作是“四不象”，甚至展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