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电池组背包上的不同数值显示的是预期获得的太阳能

 

　　为期两年的“太阳能士兵”项目着眼于生产一种太阳能电池和热电装置相结合电池组，它能将太阳能存储起来之后使用。该研究小组是由来自6所英国高 校的15位科学家和研究员组成，同时，他们还管理、存储和使用该装置产生的热量。这6所英国高校分别是：格拉斯哥大学、拉夫伯勒大学、斯特拉思克莱德大 学、里德大学、雷丁大学和布鲁奈尔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的邓肯-格雷戈里(DuncanGregory)教授说：“步兵在战场上使用武器、无线电设备、全球定位系统和其它至关重要的装置 时需要电流。这种新型电池组的多数重量不同程度地分散开来，它在着眼于减小电池组体积的同时并使其重量变得更轻。”据悉，当前步兵随身携带的装备重量为 45-70公斤，而电池组的重量仅占10%。
 

　　通过增加有效性和舒适性，这一新型电池组对于确保军事行动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还将增强机动性。格雷戈里指出，热电装置可转换热量为电 能，这种热量可来自太阳，白天阳光充足时可将能量存储起来，留在夜晚使用。这种最新理念可采集存储能量，用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电池使用。
 

　　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而言，当今世界上没有此种类型的整合系统。“太阳能士兵”项目于去年12月份设计完成，它获得了英国国防部和工程物理科学委员会(EPsrc)提供的65万英镑资金。
 

　　这种新型热电电池组设计和研究小组负责人格雷戈里说：“我们计划两年内实现该电池组原型生产。同时，我们期望这项技术能够适用于更多的领域，具 有不同的用途。一种可能是为太空人造卫星提供动力，另一种可能是低温状态下运送医药或者补给物资至受灾地区，或者在经济困难和恶劣气候下补给新鲜食物。”
 

　　该新型电池组还将吸收所有电磁波谱的能量，使步兵不易被红外技术夜视装置探测到。同时，它还可以增加步兵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和距离，而不需返回基地进行再次充电。研究小组还获得了防御科学和技术实验室的支持，该机构还研究何种类型设备适合装配在士兵军装上。(悠悠)

显微镜拍摄的蝌蚪特写照片

　　科学网讯 北京时间3月16日消息，英国摄影师大卫-斯皮尔斯借助高性能电子显微镜，拍摄到一张高清晰蝌蚪特写照片，照片中的小蝌蚪似乎在朝着镜头微笑十分有趣。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斯皮尔斯先生住在萨默塞特的柯克兰，照片是在他自己的家庭实验室中拍摄完成的。他借助电子显微镜捕捉到肉眼通常无法看到的细节。斯皮尔斯曾是一位动物学家，他在池塘中捕获蝌蚪，将它们放在造价9万英镑的电子显微镜下。

摄影师大卫-斯皮尔斯

　　65岁的斯皮尔斯表示：“你可以用光学显微镜拍摄出类似的照片，但只有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获得如此高的清晰度。你可以看到它似乎正朝着镜头微笑，照片中像眼睛的部位其实是蝌蚪的鼻孔，它们真正的眼睛长在脑后。”

　　1970年从大学毕业后，斯皮尔斯投身神经生物学研究，曾就职于刚刚落成的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工作期间他创建了该大学的首个电子显微镜部门，此后不久又开始为Scientific Films独立电视制作公司工作，曾与大卫-贝拉米和大卫-阿滕伯勒合作制作大量电视节目。后来，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Science Pictures。

游来游去的蝌蚪

　　在购买私人电子显微镜后，斯皮尔斯开始专攻科学摄影。由于年龄太大，他开始压缩工作量，后与65岁的妻子玛德琳创建了Clouds Hill成像公司。斯皮尔斯经常在自家的花园寻找新的拍摄对象，照片中的蝌蚪身长只有1厘米，口器及鼻孔形成了可爱的笑脸。

　　(蒙斯)

据新华社广州3月12日电 （记者 赖少芬）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进入后期遴选阶段，广东1715名新生代农民工12日分别在广州、东莞、深圳等8个市参加统一入学考试，角逐100个免费参加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名额。

“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2010年底启动，面向广东全省遴选100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资助他们进行为期2.5-5年的本科学历教育，提升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文化素养和工作技能。

据共青团广东省委介绍，自今年1月1日以来，“圆梦计划·北大100”项目共有2501名新生代农民工报名。在12个候选专业中，新生代农民工偏爱管理类专业，近两成报名者选择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此外，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也颇受青睐。

12日，主办方分别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江门、汕头等8个市统一组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及行政管理、会计学原理等专业课，均由北京大学统一命题，考试范围参考成人高考的考试大纲，考生需根据所选专业参加三门考试。

23岁的付胡芳从乳源县赶到广州参加考试。只有高中学历的她目前是乳源一家企业的品质管理员。付胡芳说，她报考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希望这次考试能被录取，通过远程教育取得本科文凭，多学点知识，进一步提升自己，以后在工作上能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笔试之后，北京大学将统一组织阅卷，按全部考生20%的比例确定343名笔试成绩优秀的考生。通过网络公示后，还将进行两轮面试选拔，对考生的党团知识、理解表达、分析判断及应变协调能力等进行考察。最终遴选出的100名优秀新生代农民工，将获得全额资助参加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鲁迅在广州西关图明照相馆所拍个照

鲁迅与蒋径三、许广平在艳芳照相馆所拍合照

月薪500银元

1927年1月18日下午，从厦门乘苏州轮的鲁迅抵达广州，第二天在许寿裳和许广平帮助下移入中山大学。但很遗憾，“四·一五”事件后，不久鲁迅选择辞职，而中大最终也在6月6日经数次挽留无效后，同意鲁迅辞职。这大概就是鲁迅和中山大学的集中时间段的缘分，此后鲁迅虽然身在广州，但身份上和中大已经毫无瓜葛了。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离穗，乘船赴上海，直到终老。

鲁迅在广州和中大的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其中，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那就是，中大到底开给鲁迅多少月薪？

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还颇有些争议呢。

众所周知，当时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鲁迅月薪是400银元（下同），这当然显示出校长林文庆先生的求贤若渴和陈嘉庚先生经济状况的上佳。

为此，严春宝博士在《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中指出，“就算是鲁迅离开厦门大学之后前往执教的中山大学，所能提供给鲁迅的月薪也不过280元而已，由此可见厦门大学教授待遇之优厚。”

无独有偶，陈占彪在其论文《学术与批评之间的徘徊与选择———论鲁迅的身份困惑与角色体认》指出，鲁迅的中山大学月收入当为280元，同时还以许广平回信为佐证，“况中大薪水，必低于厦门”，并指陈明远著述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有关鲁迅中大的月收入是500元论断缺乏根据。

应当说，上述学者不约而同得出鲁迅在中大月薪280元有他们的原因，其中鲁迅本人就是一个“误导”———时在厦门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1926年11月15日的信中也提及，“我已收到中大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那计画是将以教授治校，所以凡认为非军阀帮闲的，就不立年限。”

而在随后的11月20日，又表明他去中大的决心，“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劵。”

但结果是否真的如此呢？

一方面，我们不妨继续从《两地书》入手，仔细阅读该书，我们不难发现中大给鲁迅的薪水额度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两地书·九五》，鲁迅提及，“中大又有信来，催我速去，且云教员薪水，当设法增加”。

而在《两地书·九八》中又云，“次日又得中大委员会十五来信，言所定‘正教授’只我一人，催我速往。那么，恐怕是主任了。”这一段话则是暗示，鲁迅会得到不同的待遇。所以，前面所提学者以许广平的来信来加以佐证，那段话其实是许广平和鲁迅谈论林语堂（玉堂）先生来穗的情况的。

另一方面，更具说服力的或许是鲁迅先生自己的日记，鲁迅素来对经济账精打细算，这种认知也反映到他的小说书写中。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鲁迅日记（《鲁迅全集》卷16）———

（1927年）1月28日，“收本月薪水小洋及库劵各二百五十”；3月9日，“收二月分薪水泉五百”；4月9日，“下午收三月分薪水泉五百”；5月20日，“收中大四月薪水二百五十”；6月3日，“收中大四月分半月薪水二百五十”；6月6日，“上午得中大委员会信，允辞职”；6月30日，“收中山大学送来五月分薪水泉五百”。

分析上述日记，不难看出，中大付给鲁迅的薪水的确是500银元，其实从第一个月开始，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大当局要重用鲁迅的想法，因为他身兼数职，系主任、教务主任、教授，所以最后其薪水居然超过了当时经济很好的厦大国学院的高薪。

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四·一五”流血事件发生后，鲁迅营救学生未果，在4月21日愤而辞职，中大仍然很厚道地给予了他四月、五月份的全额薪水，从结果也可看出中大校方对鲁迅的高度重视和诚意。

那么，当时的500银元购买力如何？根据陈存仁著述的《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4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元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

前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同样，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的资料显示，1927年上海的物价大致如下：二号粳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这个数据是上海的情况，但在当时的大城市，物价差别不远。大致而言，在当时，一个有正当职业的普通人月收入约在10元-30元之间。由此可以推断，鲁迅的月薪500元养活一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都绰绰有余了。

无论如何，中大开给鲁迅的月薪是500元，在对待鲁迅这类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中大是厚道的。

饮食游玩“叹”广州

从思考和物质的角度思考，鲁迅是真正活在广州的。

根据《鲁迅日记》，广州时期鲁迅到过的茶楼主要有：荟芳园、小北园、别有春、陆园（6）、大观园、妙奇香（2）、国民饭店、一景酒家、大观茶店、国民餐店（4）、福来居（3）、大新公司、松花馆、东方饭店、珠江冰店、拱北楼、陶陶居、晋华斋（2）、八景饭店、宝汉茶店、新北园、美洲饭店、安乐园（吃雪糕）、南园、山泉、亚洲酒店、太平分馆、山茶店（2）、美利权（吃冰酪）等，上述名字还不包括鲁迅去过的未署名的饭店、茶楼和友人家。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下馆子吃饭、饮茶相对集中的时间是1927年4月以前。茶楼名称后面的数字，表示鲁迅到过此茶楼的次数。

在《两地书》中，许广平曾多次对广州的饮食风气表示不满，“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这种应酬上的消耗，实在利害，然而社会上习惯了，往往不能避免，真是恶习。”

之后，她又对鲁迅说，“在广州最讨厌的是请吃饭，你来我往，每一回辄四五十元，或十余元，实不经济。但你是一向拒绝这事的，或者可以避免。”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鲁迅在广州的早期，似乎对饮食、游玩等乐此不疲，为何？需要说明的是，“食在广州”也并非浪得虚名，广州的茶楼很多外来名人都很喜欢，比如毛泽东、郁达夫等。

有论者道明了其中原因，首先是茶楼的广州特色———“楼层高耸，地方通爽，座位舒适”；其次是“水滚茶香”；第三是点心精美多样。

许广平也对他们的选择点出了一些理由，“在广州，我们也时常到专门的茶室去吃茶点，那些点心真精致，小巧，并不太饱，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而生活除了教书之外，着实单薄，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会相约去饮茶了。”

但在我看来，鲁迅对饮食的热衷的确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主要原因仍然是一种结合“食在广州”具体情况之后的一种力比多转移和宣泄：在爱人居住的城市，收入不菲，自然也要和爱人、友人大快朵颐。

其次，就是游玩。比如，游览公园，其中包括海珠公园、毓秀山（越秀山）、中央公园等。或者考察市容，比如游览北门田野、游沙面、逛高第街观七夕供物。或者看电影，比如鲁迅曾去过国民电影院、永汉电影院等。当然，也可以和友人照相等等。根据《鲁迅日记》，鲁迅在广州到过三次照相馆，一次是到宝光照相馆；一次是和春才、立峨、广平前往西关图明照相馆，除合照外又自照一像；还有一次是和蒋径三、广平到艳芳照相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活动往往都是许广平在侧，我们毋宁说，鲁迅频频参加此类活动、放松心境其实更当是他和许广平释放爱意的方式，借此他们可以愉悦身心、加深感情。

鲁迅的游玩是跟身体相关的，表现出相当的活跃度，比较典型的是游越秀山，他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根据日记记载，2月4日，“晴。上午同廖立峨等游毓秀山，午后从高处跃下伤足，坐车归。”简单的文字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相当高昂的兴致。

同样，熟悉鲁迅的人是知道鲁迅讨厌公开演讲的，但在广州，他却多次发表演讲，甚至在扭伤脚后仍然接受邀约赴港演讲。毫无疑问，其愿意赴港传播革命火种的精神值得钦佩，但另一要因也不容忽略———许广平自始至终陪伴在侧照顾起居、兼做翻译。我们其实也可以说，香港演讲其实也是鲁迅和许广平在不同时空中亲密合作、公私兼顾的有意味的实践。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沐浴等记录。鲁迅清洁身体的次数，在广州期间算是较多的，这里的“濯足”、沐浴有人根据推导认为是性生活，其实过于坐实，不太准确，因为鲁迅日记并非皇帝的起居注，是写给自己看的，有很大的随意性。从天气方面考虑，鲁迅沐浴次数的增多恰恰说明他是在因应广州的炎热气候，有些本土化倾向，当然，沐浴的确也可收到神清气爽之效。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十一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共优秀党员吴阶平的遗体，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吴阶平因病于2011年3月2日21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吴阶平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阶平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吴阶平名泰然，号阶平，191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27年在天津考取英国教会学堂，后转入天津汇文中学。1933年顺利通过保送生考试，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燕京大学的医预科学习。1937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协和医学院继续深造。194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中央医院(又称北京中和医院，现为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1946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讲师。1947年至194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48年至1960年历任北京医学院副教授、教授。1960年至1970年历任北京第二医学院筹备处主任、副院长、院长。1970年至1993年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主席。1993年后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