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众文化的雅俗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化学者李春青认为，大众文化无雅俗之分，它是人类追求审美平等的一种努力，对凝聚社会共识、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对我们开阔思路、正确对待大众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无裨益。现将此文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近年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大众文化的“雅”与“俗”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何为“雅俗”， 应该如何评判大众文化的功过是非？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雅俗之分的历史渊源

我们先来看看“雅俗”问题。人类文化原本没有“雅俗”这种价值尺度，也就是说，“雅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在中国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本没有“雅俗”之见，即使西周的贵族文化中也还没有“雅俗”的观念，因为那时贵族文化过于强势，贵族与平民之差异宛若鸿沟，贵族阶层无需借助“雅俗”来作为不同阶层身份差异的标志。贵族掌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上的贵族等级制紧密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也就不能构成“雅”与“俗”的二元对立模式。

只是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主体之后，“雅俗”才成了衡量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人士大夫”是一个游走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具有“官”与“民”双重身份特征，他们为了使自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区隔”开来，于是极力打造一种“雅”的趣味，并且把产生民间的自然朴实的文化形式判定为“俗”。于是“雅”与“俗”就成为评价性的，具有重要阶级“区隔”功能的价值范畴。

“大众文化”超越雅俗

现在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雅俗”观念因此也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是用“雅”与“俗”来评价大众文化是否恰当？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何为“大众文化”。综合中外学者的解释，我们可以说，符合下列条件的文化形式即为大众文化。其一，技术上，大众文化主要载体是现代传媒，即电视、电影、广播、音响、网络等所谓大众传媒。其二，大众文化的生产动机是商业利润，即通过生产、制作、销售等资本运作过程，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三，大众文化受众的接受目的是满足精神娱乐的需求。简言之，那种借助于现代科技，以满足大众精神娱乐需求为手段，以谋求资本利润为目的文化形式就是大众文化。

那么何为“大众”呢？ “大众”不是指社会大多数，也不是指平民百姓，它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大众”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就是说，无论是谁，无论是学者或官员，凡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一律属于“大众”范畴。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文化形式，它与传统的，或精英式的精神娱乐形式——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或者听古典音乐，读经典小说等等——分别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因此，不应把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对立起来。

因此就基本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非俗非雅、亦俗亦雅的新型文化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以商业利益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必然力求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喜闻乐见。所以，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就必须尽量平衡、兼顾、综合各种不同趣味、各种价值取向以扩大受众面。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型文化形式，它既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纯正血脉，也不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嫡传，它具有兼容并蓄、统合“雅”、“俗”的特点，它是“雅”的“俗”化，是“俗”的“雅”化。这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有意义的文化因素，无论雅俗，都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宝贵资源。

这是“大众文化”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目前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存在了两种类型的有悖于其“基本性质”的现象。一可名之曰孤芳自赏、故作高深型。有些怀揣精英主义意识的人，虽然从事的是大众文化的创作，却像古代文人吟诗作赋一样深陷自身的个人化情趣之中，以至于其产品根本不具备适应社会大众口味的质素，也许很精致，也许很深刻，却无法得到大众青睐。二可名之曰唯利是图，以丑为美型。一些从事大众文化制作的人员，大大低估了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与审美能力，误以为只有凶杀、色情、能刺激耳目口腹欲望的东西才会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结果制造出一大批毫无艺术性的文化垃圾，为广大受众所不齿。这些人至少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众文化不是精英文化，也不是自生自灭、口无遮拦的流俗文化，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其中最为基本的，或者说“准入”的标准是：在给人愉悦的基础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娱乐也承担历史使命

从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必然会引申出一个“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如何在获得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需要广大受众的自觉选择。如果没有或者很少受众，固然无“利”可图，而其“义”即社会效益也同样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娱乐性乃是“义”与“利”的共同基础，只有真正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才能“义”“利”双收，而欲真正具有娱乐性，除了在制作上精益求精之外，切近社会大众之心理，发其所未发，言其所欲言才是根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影片，庶几近之。

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人文知识分子容易出现两种偏颇：一是站在传统的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持轻蔑态度，自以为高雅，视大众文化为低俗，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出对文化发展趋势缺乏历史的洞察，而且也表现出现实文化参与能力的孱弱，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二是全然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准则，把大众文化仅仅看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看不到大众文化所承担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精英文化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大众文化同样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以娱乐的方式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由于大众文化容纳、综合了人类以往的各种文化因素，故而人们的轻松愉快的接受过程就可以接收到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其次，在感性的或审美层面培养一种平等意识。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无数的不平等现象。应该说人类追求平等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革命、政治改革等是在政治制度上寻求平等的努力，而大众文化则可以视为人类在娱乐与审美上寻求平等的一种努力。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精神娱乐方式的长期垄断，大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出一种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在感性或审美层面上与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可以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培养起相近的审美趣味，进而培养起相近的道德感与共同体的认同意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给广大受众以精神愉悦，使他们在闲暇时间轻松自如地得到心理的和精神的快乐。最后，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大众文化还可以承担批判社会之丑陋，建构符合大众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绝对不是什么“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方式，大众文化是一种承担着重大历使命的新型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其他文化形式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化的从业人员，还是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大众文化给予高度重视。

濮阳刚出土的西汉铜提梁壶

从壶中抽出美酒“样品”

　　濮阳市区日前发现一处西汉中前期的古墓葬群，在发掘文物时，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一西汉铜提梁壶内仍保存有一斤多液体。昨天，经目前全国最权威的鉴定中心北京质谱中心鉴定，该液体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并经其认定的国内历史最久远的酒类。

　　濮阳挖出铜壶，两千多年前的壶内有“声音”

　　4月10日，濮阳市在东环干城附近的廉租房建设项目之一的盘锦花园建设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处西汉中前期的古墓葬群。文物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西汉墓葬230余座，已出土600余件遗物。

　　令文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对第134号墓发掘中，意外发现一西汉铜提梁壶，该密闭的壶出土时内仍保存有液体，约一斤多。5月10日，经层层送检，中科院、科技部、教育部的联合鉴定机构北京质谱中心对该液体做出鉴定，认定该液体属于酒类，是迄今为止国内经认定的历史最久远的酒类。

　　“装酒的壶也是陪葬品，估计死者生前有嗜酒喜好！”濮阳市文物所所长南海森称，第134号墓室内有男性骨架一具，骨架长1.68米。在骨架头顶前部摆放随葬品的地方，发现一个铜提梁壶和两个陶罐、1个陶壶、1个铜盆、1个铜勺。铜提梁壶出土时提梁的链已锈断，提梁斜挎在壶的肩部，当考古人员起取铜壶清理泥土后，轻轻一摇，竟意外听到壶里有液体的声音。

　　南海森说，“当时，考古人员极为激动，怀疑铜壶内装的液体极可能是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美酒，考古人员迅速对该壶采取保护措施，用塑料袋进行简单封闭，然后制作木箱全封闭保存。”

　　经对提梁壶检查，该壶圆形，直口、圆唇、高领、广肩、鼓腹、圜底、底部有很小的三个锥状足。提梁为桥型、两头呈龙头状，用铁链连在壶的肩部，铁链已锈断，壶盖为一锅盖状，中间有一桥型钮。经测量，壶的口径9厘米，领高7.5厘米，腹径18厘米，通高23厘米。4月中旬，为确切弄清壶内液体成分，濮阳市文物部门将该提梁壶移交河南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

　　6小时抽出一杯“样品”，闻着“有酸酸的味道”

　　“这个在汉代就是酒器，一般就应该装酒。”对此壶，河南博物院副院长杜启明极为重视，安排文物专家对铜壶进行探伤测试后，决定于4月29日用技术手段取出少量液体送检。

　　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杜安称，经探伤测试，发现该西汉提梁壶的盖子已锈结，一边翘起说明它的锈结物结合得不是特别紧密。按照常规，取样一般就是打一个眼，把液体排出来。但此次为做到让液体不接触外部空气或者尽量不接触外部空气，经研究决定采取负压抽样管的办法取样。

　　开始取样后，因不能够完全打开提梁壶，专家用超声波对壶盖边缘的锈结杂质进行清除，并用探针将杂质和锈结剔除出来。之后，用一个密封的负压管将壶内的液体往外抽，液体流出后，可清楚地看到负压管里的液体接近于透明色，肉眼也很难看到杂质。在数次抽取中，专家均小心翼翼地找到同一位置，因针头特别细，壶盖里边的铜锈以及杂质很容易将针头堵住，专家取样动作非常缓慢，生怕沉在铜壶底的铜锈再一次堵住针眼。

　　经过6个小时的取样，先后从铜壶内抽取液体30毫升。“有一点芳香气息，还有酸酸的味道！”现场专家称，古代有个成语叫“狗猛酒酸”，是比喻这个酒放的时间长了，它发出的那种酸味。西汉多为粮食酒，酿造过程和醋差不多，这个液体是酒的可能性非常大。随后，该液体样品由省、市文物人员专程送往北京质谱中心进行权威鉴定。

　　权威机构认定，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美酒”

　　5月5日上午，经中国科学院北京质谱中心专家对该液体进行初步检测，数据显示，该液体属酒类成分，其乙醇等含量还需进一步检测。检测专家称，该西汉提梁壶内的液体是迄今为止国内经过科学检测历史最久远的酒类文物。

　　“该酒属国家珍贵文物，对研究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濮阳历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南海森称，5月10日，该检测报告送到濮阳后，濮阳文物工作者们兴奋不已，因为此发现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

　　据介绍，秦汉时期，濮阳属东郡（全国13个郡），郡府在高城（今濮阳县南），当时濮阳农业、手工业、商业相当发达和繁荣，且物丰水美，酿酒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知识链接

　　西汉美酒

　　不能再喝

　　古酒仍有酒味，但成分已变化，外加大量金属离子，已无法饮用俗话说：“酒愈陈愈香。”一壶两千多年的古酒是什么味儿？还能喝吗？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杂项鉴定专家王育成教授曾表示，出土古酒多装在密封的金属器里，多为青铜罐和壶，但里面的液体并不全部是酒。“一部分液体可能是渗进去的水或其他物质，有些液体发红色，可能跟储存的器物和周围的黏土有关。”

　　再者，酒中的化学物质在长期埋藏过程中会缓慢变化，就算环境十分稳定，也不可能毫无损耗地保留至今。出土液体不少储存于青铜器内，酒液与青铜混合会起化学变化。古酒虽然有酒味，但毕竟是“过期”饮料，化学性质发生了变化，外加大量的金属离子，已经无法饮用了。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究员明确表示，西汉美酒不能饮用。他说，经过两千多年，西汉美酒的乙醇含量已经很低，已失去了酒的饮用价值。另外，它还含有一定量的铜及其他一些重金属离子，如果饮用会对人产生一定的危害。

　　千年佳酿

　　不可再造

　　王育成教授认为，由于出土液体的成分已经发生改变。想要再造古酒，即使是有了千年的造酒工艺，也很难酿出佳酿。

　　酿酒不仅需要配方，还需要了解具体工艺。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胡国栋先生认为，工艺是不能从化学分析中得知的。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再造古酒，这份甘美只得留给它的主人享用了。

近年来，文学期刊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办刊指向和读者定位。打开一些文学期刊，我们发现淡化文学性的痕迹渐渐显现，创刊以来一直注重纪实文学的《当代》更加强调了非虚构的篇幅，而《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也在努力开辟一些栏目在谈论历史、钩沉往事、访谈名家、追寻文化记忆，作为虚构的小说篇幅反而在减少，以往那种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而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从小说转向这些非虚构的栏目。

文学期刊：从“窗口”到“堂会”

文学期刊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辉煌的业绩，在中国传媒史也不可忽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文学的灯塔、匕首、投枪的功能，也确立文学启蒙的历史地位。文学期刊在一个图书出版周期漫长的时代里，因其出版周期短，扮演的角色也是多种的，承载的使命也是繁重的，尤其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于媒体欠发达，报刊数量少而发稿程序复杂，文学期刊的高频率和审稿程序的简约让它一度充任了媒体的角色，文学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空前绝后的发行量。那时文学期刊的媒体特性也非常明显，当时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发表后，让《十月》洛阳纸贵。虽然小说探讨的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爱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要不要有一席之位，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要拿出来谈论，恐怕要笑掉牙。但要冲破禁欲主义的禁区，还是需要作家大声疾呼，可见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刊的快速增长，媒体社会已经形成，文学期刊发行随之急剧下滑，但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基础深厚、文学读者人数庞大，文学期刊虽然退出了大众传媒的视域，但在文学的粉丝那里仍有足够的市场，文学还是能够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尤其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掌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观察中国作家的动向，是必须凭借文学期刊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期刊再度边缘化，不客气地说，一些文学期刊渐渐变成了堂会性质，大多数的刊物发行量在几千册，那些传统的文学读者也只是借助于《小说月报》来重温当年的文学热。随之而来的是刊物的评奖热，但这些评奖有点自娱自乐的性质，自己评，自己得，少数人评，少数得，变成了没有观众的堂会秀。而原先认为文学期刊是文学新人跑道的神话，在网络时代也被无情地粉碎。姜戎、慕容雪村、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影响着当下文学阅读的作家几乎没有在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迅速成为读者喜爱的作家。而那些在文学期刊频频露面并频频领奖的作家新秀则无人问津，文学期刊这个窗口的功能亦已丧失，因为从这里已经看不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虚构文学：光环消退是必然

文学期刊这30年的风云变幻，从峰巅到谷底的体验，让很多办刊人反思文学期刊和文学的出路，因为一个缺少足够受众的载体，政府再重视，再重奖，最后也难逃脱一种“非遗”的命运。而文学本身是有足够生命力，文学期刊虽然衰落了，但文学网站异常繁荣，文学读者虽然减少了，但一些作品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了文学期刊最盛时期的读者参与量。

《收获》是最早开辟专栏的文学期刊，1988年，余秋雨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授时，《收获》最早为其开辟了《文化苦旅》的专栏。“文化苦旅”兴起的大散文或文化散文的热潮至今仍未消退，也揭开了中国畅销书的序幕。但在8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拼图里，散文是不受重视的，散文是比诗歌还要不受文学期刊的待见。一般文学期刊的设计是这样四大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是重中之重，小说必须是头条。有些期刊也发一发报告文学，但那时的报告文学基本是问题性的，到90年代央视有了“焦点访谈”之后，这类报告文学基本没有了市场，一些刊物的报告文学基本成为歌功颂德或创收的栏目。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的歧视，实际源于一种虚构的崇拜。这种虚构崇拜在1985年的文学寻根热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不仅对纪实类的文字排斥，甚至对写实性的小说也时有微词。抽象、符号、变形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文学期刊在这样的审美思潮影响下，也常常把非虚构作为非文学的元素。

《文化苦旅》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热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苦旅》属于非虚构类的作品，按照文学期刊的划分法，该属于游记类文字。在崇尚虚构的年代里，余秋雨没有获得足够的荣光。进入90年代以后，余秋雨因《文化苦旅》成为大众明星，而他的纪实性、打捞历史的文字也是对崇尚虚构文学风尚一次有力的去魅。

而文学本身的神秘化和神圣化来自于虚构的魅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描述虚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里从时间空间的两方面来言说虚构的“神远”，这种“神远”按照韦伯的“去魅”理论其实是一种“魅”，是神秘莫测的。但进入新世纪时候，虚构的这种魅力在慢慢淡化，网上那些漫无目标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无厘头的穿越更让虚构变得不那么神秘。加之一些电影大片和网络游戏让虚构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图像，人们对文学的虚构世界渐渐有些冷漠。对一些真实的历史和非虚构的现实，更加情有独钟。《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原因在于作者用今天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如果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一部历史小说是很难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的。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读到了李辉等人的文化钩沉，也看到一些文化名流的回忆追述，当然也有慕容雪村的便衣潜入到传销组织的卧底实录，无论是文化史实还是传销实录，一个重要的特征都是非虚构，都是可以找到现实依据的文字，而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这是对流行多年文坛虚构神话的彻底颠覆。

文学期刊的这种“去魅”的办刊指向，一方面是适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社会的价值折射。当理想和信仰在场的时候，虚构是具有魅力的，假的也会变得真实。当理想和信仰缺席的时候，再华丽的虚构也随之变得空洞，人们在阅读时需要的是实感、实用和实际。

想象力：民族创造力的基础

当前文学期刊的纪实、文化怀旧、真人秀倾向，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期刊的中老年化特征，因为在年轻的网络文学作家里，虚构不仅“思接千年”，“视通万里”，作家能够大胆想象虚构，而且穿越时空，古今同台，历史与现实对话，未来也与现实对话。年轻一代开启的穿越写作，是想象力的大解放，也是虚构主义在网络新平台的大狂欢。而文学期刊那些新设的文化意味较强栏目，多半是回忆性的文字，而忆旧正是老人的思维特性，也就是说传统文学期刊的读者正步入中老年。

西瓜碧玺

绿皮粉瓤的西瓜碧玺

　　缅甸翡翠代表了东方的物质财富和审美时尚，大约自上世纪初起便风靡全球。近几十年来，随着缅甸政府对缅北翡翠产区和翡翠原料贸易控制的加强，国际市场翡翠价格节节攀升，从而使翡翠的自然历史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一绿色时尚，人们始终难以释怀的就是80多年前慈禧太后随葬品中的神秘翡翠西瓜。

　　慈禧太后的随葬品大概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宝藏，而翡翠西瓜就是这些宝藏中的佼佼者。可在1928年孙殿英冒天下之大不韪施行盗掘之后，它就变得杳无音信、迷雾重重了。中国学术界在过去的八十多年时间里，虽然展开过不少整理性研究，但在苦无实物和难寻实证的情况下，学术研究未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这一神奇的国宝已流落到美国，并曾在费城博物馆展出过。这一说法再次吊足了国人的胃口。然而，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珠宝自然历史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王春云博士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在与记者的对话中称：这一报道可信度不高；同时，慈禧翡翠西瓜的材质并非缅甸翡翠，而是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碧玺。

　　专题文/图 吴聿立

　　李莲英侄子著《爱月轩笔记》最可信

　　记者：谈神秘的慈禧翡翠西瓜，我们应先从其历史开始。在您看来，与其有关的可靠记载有哪些？

　　王春云：翡翠西瓜最早出现在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儿李成武所著的《爱月轩笔记》（简称《笔记》）中。李莲英与李成武都参加并主导了慈禧太后的下葬仪式，特别是珍宝的秘密埋藏仪式。他们在助殓时将贮棺宝物记入账簿，之后再录入《笔记》。因此，《笔记》极为详尽地记述了慈禧殉葬宝物的名称及价值，真实性毋庸置疑。

　　但问题是，《爱月轩笔记》的原始版本现已失传。复制版本流传在世比较可靠的有1928年畴隐居士的《佛学大辞典》记载版本和1943年赵汝珍的《古玩指南续编》记载版本，这两个版本是互相印证的。畴隐居士的版本是：“（慈禧太后）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红瓤、白籽、黑丝，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白银）。翡翠甜瓜四枚，系二白皮、黄籽、粉瓤者，二青皮、白籽、黄瓤者，约值六十万两。此四甜瓜称绝品，其价值今不止几十万两（白银）也。”而赵汝珍的版本是：“（慈禧太后）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红瓤、白籽、黑丝，估价五百万两（白银）。翡翠甜瓜四枚，系二白皮、黄籽、粉瓤者，二青皮、白籽、黄瓤者，估值六百万两（白银）。”

　　记者：普罗大众乃至一些学人一直以来都认为慈禧翡翠西瓜的材质就是比较神奇的翡翠。但是，这种颜色组合过于奇特，且在传统的翡翠颜色的描绘里，也从来没有使用过“西瓜”这样的词汇。

　　王春云：是的，在慈禧太后以前和慈禧太后以后的时代里，翡翠的特征描述里从来没有“西瓜”或者“甜瓜”这样的词汇。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有靠点边的“瓜皮绿”、“瓜皮青”等术语，翡翠的表皮也可能因为氧化出现红色，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翡翠西瓜”特有的外绿内红的颜色组合，也不可能出现“翡翠甜瓜”特有的外白内粉或者外青内黄的颜色组合，更不可能出现白丝、黑籽、黄籽或者白籽的内部生长纹或者包裹物特征。因此，不管是翡翠西瓜还是翡翠甜瓜，两者都不是真正的翡翠。而具备西瓜肉特征的红色系宝石只有粉红碧玺。

　　翡翠西瓜材质或是粉红色碧玺

　　记者：就是说，慈禧翡翠西瓜的真正材质应是享有“宝石变色龙”之美誉的碧玺？

　　王春云：在自然界里，绿（青）皮红瓤的颜色组合特征只有双色碧玺才具备。这个绿（青）皮红瓤特征可以是碧玺晶体在平行晶体延长方向出现的不同色带，该色带可以是连续的同心环状，也可以是不连续的同心环状；同样，绿（青）皮红瓤特征也可以是碧玺晶体在垂直晶体延长方向出现的不同色带。同样，白皮粉瓤的颜色组合或者青皮黄瓤的颜色组合也是只有双色碧玺才具有的光学特征，只是组成颜色有些不同罢了。本来嘛，碧玺就是以颜色丰富华美、色彩变化多端著称，如果仔细划分的话，碧玺的颜色有一百多种之多，这一点使碧玺在自然界众多宝石之中拥有“宝石变色龙”的美称。

　　翡翠西瓜黑籽白丝的内部特征恰巧是碧玺晶体内部呈点状的黑色包裹体和沿晶体延长方向上出现的白色生长纹。同样，翡翠甜瓜黄籽或者白籽的内部特征，也是碧玺晶体内部呈点状的黄色包裹体或者白色包裹体。

　　《爱月轩笔记》的成书时代大约是慈禧太后死时的1908年前后，这说明“翡翠西瓜”、“翡翠甜瓜”是清代宫廷对于具备这种特殊光学特征的碧玺的专有称呼。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宝石学教材和宝石学论文资料也将这种绿皮红瓤或者绿皮粉瓤的碧玺直接命名为“西瓜碧玺”(watermelon tourmaline)。这大概是晚清一代清廷将进口美国的顶级双色组合的碧玺称为“西瓜”或者“甜瓜”的直接由来。

　　慈禧曾疯狂从美国购买碧玺

　　记者：假设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的材质真是碧玺，那货源来自何方？

　　王春云：根据美国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方面提供的碧玺贸易资料，从庚子事变后第二年的1902年到1908年慈禧归天这6年间，慈禧太后几乎每年都让宫廷造办处到美国圣地亚哥采购几吨各色碧玺，其中尤以粉红色碧玺居多，到1911年清朝寿终正寝之际，总的采购量达到120吨之巨！因此，可以说慈禧太后所用的数量十分庞大的碧玺几乎全部自美国加州进口。

　　慈禧太后采购美国碧玺大部分都是通过驰名世界的蒂凡尼公司进行的，碧玺宝石也大部经过了蒂凡尼公司的宝石学家J.L.坦纶博姆的鉴定。翡翠西瓜所特有的双色组合当时几乎只有圣地亚哥的碧玺矿才具备。所以毫无疑问，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来自美国圣地亚哥。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梅萨平原的伊巴拉雅碧玺矿，在19世纪末期即已闻名于世。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伊巴拉雅矿开采出来的大部分碧玺都出口到了中国，供慈禧太后的宫廷享用。随着满清王朝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王朝的奢侈生活也到此画上了句号。其结果是伊巴拉雅矿的碧玺产品因为中国市场告吹而滞销，该矿被迫关闭。一直到最近，该矿才被重新开发。

　　记者：我们知道，您关于清代以前历史文献记载的“翡翠”都与缅甸玉石无关的学术结论、“翡翠”概念开始指称缅甸玉石发生在清代早期的学术成果已被国内外学者认可，但现在您却认为“翡翠西瓜”概念出现在清末。这样的结论是否与您过往的理论有矛盾呢？

　　王春云：清末称双色碧玺为“翡翠西瓜”，看似与清代起翡翠概念指称缅甸玉石的学术结论有矛盾，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的翡翠玉石概念直接来源于翡翠鸟的红、绿双色羽毛，而双色碧玺的颜色与翡翠鸟羽的红、绿颜色非常神似。此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一直到清代末年才传入中国，而中国历史上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一直是存有疑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偶尔出现“翡翠西瓜”这样的异类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广东出产的端砚中翠绿色的斑点仍然被人们称为“翡翠”，安徽出产的歙砚中的翠绿色饰点也被人们称为“翡翠”。这些都说明，即使“翡翠”概念从清代初期正式完成从指鸟（羽）到指缅甸玉石的词义转变，开始被人们明确指称为来自缅甸的绿色翡翠，但该概念也可被人们宽泛地用来称呼其他绿色的美石甚至砚石。

　　被盗——

　　众所周知，身处乱世的流氓将军孙殿英于1928年逮着了一个机会，贼胆包天地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慈禧太后墓葬的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克诚等著的《东陵盗宝》收录了佚名于1928年所写的“东陵劫”文章，文章描述翡翠西瓜大小为“圆径六寸”——“见棺内有翡翠西瓜两个，大为圆径六寸，其色泽与真者无殊，知为稀世珍品，即双手各托其一。”

　　此外，民国政府派出的东陵盗案调查官刘禺生于1946年发表《世载堂杂忆·清陵被劫记》，如此描述亲自参加过盗陵的某连长的盗陵经过：“霞光均由棺内所藏珠宝中出，乃先将棺内四角所置四大西瓜取出，瓜皆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作黑色，霞光由切开处放出。”这里述及翡翠西瓜有四个，王春云估计这可能是把其中的两个翡翠甜瓜也算上了。从这一点也可推论，翡翠甜瓜其实质与翡翠西瓜是一样的，只是颜色组合略有变化而已。

　　以上证明，正是孙殿英的暴行直接导致了翡翠西瓜被盗。

　　估价——

　　《爱月轩笔记》在孙殿英盗宝前已经在北京古董圈内流传了，因为1928年前古董商已经给翡翠西瓜估了价。

　　畴隐居士称：1928年，翡翠西瓜二枚估价约值白银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约值白银六十万两。“但这两个估价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时则大幅升值，分别变成了白银五百万两和六百万两。”王春云说，“我认为，以白银估价应该具有相对的货币价值稳定性。经过短短15年，白银估价跳升10倍，这是违背市场客观规律的，所以民国时期古董家赵汝珍给出的版本是不可信的，而畴隐居士的版本则是可以接受的。”

　　以现在1盎司白银国际市场价39.03美元计，民国时期一个翡翠西瓜平均估价相当现钞约5000万美元，一个翡翠甜瓜平均估价相当现钞约700万美元。考虑到现在白银价格已经徘徊在历史高位，所以这个现代估价有点偏高。如果打个5折，让白银价格回到三年前的水平，则慈禧太后翡翠西瓜的现代估价约为2500万美元，翡翠甜瓜的现代估价约为350万美元，这与当今国际珠宝市场的价格大致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因此王春云说，“翡翠西瓜是真正价值连城的珍宝。”

　　归宿——

　　有媒体近期报道过翡翠西瓜流落美国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的费城博物馆，忽然展出了一批东陵失窃的中国文物。令人惊奇的是，那对沉寂了将近七十年的翡翠西瓜也意外地出现在了展台上，一时间，中外舆论一片惊叹之声。”文章连翡翠西瓜是何宝物都没交代清楚，所以王春云认为这个报道可信度不高。

　　说到翡翠西瓜现在可能的归宿，我们就要追溯到东陵盗宝的始作俑者——孙殿英，毕竟解铃还是系铃人嘛。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1979年写成的回忆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文强记录的是1943年在太行山上他与孙殿英的一段对话：“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历史记载。“但应该注意的是：孙殿英送给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只有一个翡翠西瓜。而我们知道的是：孙殿英盗掘皇陵发现的应该是两个翡翠西瓜和四个翡翠甜瓜。所以，新的科学发现还有待于后世学人的努力。”王春云如是说。

核心提示：老实说，我不觉得正在上映的《关云长》是近年来古装片里拍得最差的，至于它上映没几天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就降到5.2，几乎触到了史上三国题材影视剧得分的最低线，我更愿意理解成：它很不幸地引发了观众们对于这些年来华语古装大片习惯性失望的总爆发。

图为《关云长》海报

看《关云长》，最突出的感受是关羽变矮了——虽然直接以人物名字命名的方式看起来很是高大宏伟。这不仅仅是指向来以身长九尺的威武形象出现的关公，此番变成了一个身高不及曹操的小个子——这点差距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更重要的是，一个忠义千秋的精神象征被彻底矮化了。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的英雄，硬是被描画成一边暗恋嫂子一边和曹操玩暧昧的武夫；坚持汉贼不两立、降汉不降曹的忠臣，则摇身成为顾念曹操恩义却与皇帝决裂的黑帮分子。而一句借曹操之口说出的“好马为什么不吃回头草？因为回头草不新鲜。刘备已经过时了，我才是新鲜货色”，更是直接给关羽贴上了喜新厌旧的标签。对了，说到曹操，也没能逃脱被矮化的命运：影片中有个情节，说曹操为留下关羽，一边在关羽的酒里下春药，一边把他未过门的嫂子点穴后放到关羽床上，指望两人能生米煮成熟饭，断了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后路——如此下三滥，是曹操这样的人干的事么？即便不是英雄，人家到底也是枭雄不是？

借还原真实人性为借口，把历史上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降格以待，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华语古装片创作的标准招数。《赤壁》把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归结到了贪恋小乔手中的那一杯茶；《赵氏孤儿》把程婴从英雄“还原”成了凡人，抹去了原先涂抹在救孤义举上的那层忠义光亮，原先报效家主的动机变成了替儿子报仇。与其说这是一种矮化，不如说是创作者不相信原有的历史叙述，不相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的舍生取义和杀生成仁的存在。陈凯歌在阐述《赵氏孤儿》的创作意图时就表示，自己完全不接受纪君祥在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里强调的大忠大义，他也多次在片中借人物之口质疑：“谁信呢？”

不可否认，这样一股潮流很大程度上有其萌生的时代土壤：我们正陷入对过去数十年英雄神化的逆反心态，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就是高大全似的人物越来越不为人所接受；更何况历史从来都是被重新解读的，西方近年来也生产出不少以全新视角解读历史的影片。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誓把英雄打回原形、想以所谓现代价值观来迎合观众口味的华语古装电影，却没有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大家不能接受的不是改编历史，而是这种改编背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本质，沦为了亵渎。回到《关云长》，编导可以尝试展现人物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若颠覆那个年代由兄弟义和君臣忠构成的基本伦理秩序，就是触了底线。

当年黑泽明拍《七武士》险些让东宝映画破产，靠的是对历史题材的真正兴趣；世界范围内二战影片常拍常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重新阐述，更是一种历史观的表达。而纵观华语影坛，这些年来虽然古装大片层出不穷，却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新的历史主义，只能说明编导们既缺乏当代历史观，更没有对历史人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探索。他们看上的不是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人物，而只是历史人物所具备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充当着关云长们的狗仔队和八卦党，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旗号，瞄准的却是我们的钱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是，英雄真的存在过。而现在，看着那些只属于我们民族的高尚和坚毅、血腥和耻辱、英雄和义举正在所有人面前渐渐变矮直至了无踪迹，我不得不担心拥有世界上最完整信史的我们，会有一天彻底失去历史，忘了英雄。

图为历史片剧照

◆喜：中国历史题材影片在数量上似乎正进入快车道，在票房上也有不小的斩获

◆忧：创作和生产急功近利；改编功力不足；缺乏观众意识和表达技巧

一个兵法烂熟于胸的小人物，一段欲言又止的乱世情，一场师兄弟反目成仇的巅峰战……这就是新近上映的《战国》想要告诉你的故事。在缺乏强劲竞争对手的4月中下旬档期中，这部历史题材影片以首周票房6000万的成绩取得了不错的开局。无独有偶，由麦兆辉和庄文强联合执导的《关云长》也在4月26日重装上阵。这部打着“人性化”旗号，重新诠释关羽的电影，和《战国》可谓异曲同工：在《战国》中，田夕与孙膑无望的爱情似乎超越战争本身，而在《关云长》中，关羽对刘夫人的暗恋，则几乎全盘解构了关羽的忠义。

更重要的是，两部大片接踵抢滩院线，是否就能说明国产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进入繁荣时代？

数量与票房可观 问题与缺憾不少

近年来，我们确实不乏此类影片。据报道，除了《赤壁》、《见龙卸甲》和《关云长》外，目前处于制作中的三国题材电影还包括由田壮壮执导的《关公》、杨子担任制片人的《武圣云长》、陈木胜执导的《武神传》以及高希希执导的《三国·关云长》。众所周知，历史题材影片拍摄成本高、难度大，但是我们即便在受资本规模限制的新世纪头10年里，仍创作出了《墨攻》、《赤壁》、《花木兰》、《十月围城》等重量级的历史题材影片。进入2011年，随着各路资本的涌入，历史题材影片似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

单从数量来观察，中国历史题材影片似乎正在进入快车道，在票房上各有不小的斩获。也正是在中国电影市场强劲内需的支持下，《关云长》的导演麦兆辉才敢放言：姜文和甄子丹的碰撞能“撞”出3.5亿的票房。他的预判有可能是对的，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历史题材影片的繁荣呢？

这就涉及到历史题材影片繁荣的评判标准。繁荣的标准应建立在保量基础上的保质，进而促成投资、拍摄和观赏的良性互动。当前我们的历史题材影片尚存在不少的问题。

创作和生产上的急功近利。为了规避投资的风险，各路资本多钟情于几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规避投资风险的意图无可厚非，但题材的过度跟风，不但会过度透支这些题材，而且也不利于推动电影类型的多样化。另据报道，李仁港在广电总局报备了《鸿门宴》的拍摄计划，陆川筹拍的《鸿门宴》因重名而改为《王的盛宴》，而与二人争夺这块“肥肉”的，还有《刘邦和项羽》。

历史题材改编功力不足。好的改编者熟悉历史人物和事件，对其评价和思考经得起推敲，并懂得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既让千百年前的事映射出现今的时代，又能引人思考。正是从这个角度，有人批评《赤壁》的改编者“不理解历史人物的心态，三国本是个风雨飘摇、生死攸关的时代，但《赤壁》的人物却好似在过家家。”

创作者和改编者缺乏观众意识。对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观众的接受心理颇有些集体潜意识上的趋同性和默契。不是说创作者不能颠覆经典人物的固有形象，但是新的阐释需要通过缜密细致的叙事，自圆其说。然而在《战国》中，主创者似乎刻意要将孙膑塑造成大智若愚的真英雄，结果却让孙膑看起来既不够智慧，又缺乏男子气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关云长》中：一个有情有义的关羽落得如此不堪，有些可笑。

想传递的内容太多，却缺乏表达的技巧和经验。《战国》和《关云长》似乎为了讨好观众，硬加一段爱情故事，结果不是跳脱了战国的主题，就是“毁人不倦”地重塑了关羽。

　　记者3日从湖北省气象局武汉区域气候中心了解到，截至3日，湖北省58个县市降雨量创出历史新低。专家评价此次湖北大旱已经达到“极端气候”标准。

　　去年11月以来，长江中下游降水持续偏少，湖北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北部地区偏少六到八成，发生了较严重的冬春连旱。

　　监测显示，湖北鄂西北半年降雨量在100毫米以内，北部地区降雨量150毫米以内，与历史同期相比，少一半以上。特别是鄂西北、鄂东北累计雨量只有20毫米，同比少八成。

　　武汉区域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可群介绍，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从1961年开始有降水资料记录。截至3日，郧西、麻城、丹江口、老河口等58个县市180天的降雨量创有历史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少。其中，位于鄂西北的郧西县降水量最少，半年降水仅65毫米，而常年历史同期降水量为150多毫米。丹江口市降水量77毫米，同比偏少63%。在省会武汉，降水量也创出50年来同期最低。

　　湖北省气象局3日通报，十堰、襄阳、荆门、恩施等湖北8市州2日实施了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区普降小到中雨，旱情稍有缓解。

　　去冬今春湖北降水总量异常偏少，湖北省出现十多年来最严重冬春连旱。4月30日，在湖北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湖北省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紧急动员，加紧跟踪天气状况，捕捉人工增雨时机。5月2日起，湖北省累计人工增雨作业60余次，发射火箭弹182枚，炮弹830发，影响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为春播生产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贵州较大范围强降水27万人受风雹灾害

　　据新华社贵阳5月3日电受冷空气与低层切变和北方冷空气影响，4月30日至5月2日，贵州遭遇较大范围强降水，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冰雹、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10余县市遭受风雹灾害，27万人受灾。

　　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局了解到，受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影响，贵州红花岗、赤水、汇川3个市(区)部分乡镇遭受暴雨洪涝灾害，都匀、三都、荔波、龙里、六枝、平坝、普定、关岭、西秀、金沙、赫章、纳雍、织金、普安、望谟、兴仁共16个县(市、区、特区)不同程度遭受风雹灾害，其中三都、纳雍灾情较重。三都县九阡镇5月1日至2日降雨量达138.7毫米，冰雹最大直径达5厘米；纳雍县昆寨乡5月1日冰雹持续时间长达1小时，冰雹覆盖厚达20多厘米。

　　据贵州民政系统初步统计，截至5月2日，贵州全省受灾的19个县(市、区、特区)共有受灾人口27万人，因灾死亡1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0477.2公顷，其中成灾7879.7公顷，绝收1442.6公顷；倒塌房屋31户106间，损坏房屋7106间；紧急转移安置3195人。

　　有时，足不出户的宅男也可以改变世界历史。比如，指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就是一生只在一座城市生活的克罗狄斯·托勒密。

　　1492年，当哥伦布从西班牙海岸出发，一路西行寻找遥远的东方时，他带着3艘帆船、87名水手，以及一本由托勒密编写的《地理学》。

　　尽管那时，距离这本著作诞生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但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它仍然是“对已知世界地理情况的最佳指南”。这本书齐集了托勒密费尽心思收集的8000多个地方的经纬度坐标，以及收集或绘制的26幅欧洲、亚洲、非洲等地的地图。

　　在没有望远镜、电脑或卫星的时代，难以想象古希腊人托勒密，究竟是怎样获得有关世界的信息的。据说，他曾担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馆长一职。这个被视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太阳”的地方，也许给他提供了一些“更古老的地图”作为参考。

　　更多时候，他从喜欢聊天的水手那里获取资料，因此，他常常凭借猜测绘制大陆和海洋的形状。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地图专家戴维·金索普说：“当想到，他的绘制只能依靠海员和乘客的描述而进行，你就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不寻常。”

　　这一切真是神奇极了：“当时的技术那么有限，地图的显示却大体正确”。2004年，英国牛津郡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沃丁顿庄园，收藏在其中的一册托勒密地图集却完好无损。为了支付灾后巨额的修缮费用，沃丁顿家族不得不将地图集送进苏富比拍卖行。

　　最终，这册图集以213.6万英镑的天价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地图拍卖价。

　　不过，如同许多曾经被时间灰尘埋没的巨著一样，《地理学》在公元2世纪左右成书时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300多年后，探索未知大陆的热情开始在欧洲蔓延。一个走街串巷收集古籍的神父，意外在罗马都城发现了无人问津的《地理学》手稿。

　　书中，托勒密详细说明如何采用两种方法将球体的地球绘制到平面上，提出投影和比例尺问题，明确了地图应该“上北下南”。直到今天，这些理论仍然是地形图和世界地图绘制的标杆。

　　相比之下，作者本人的经历十分神秘。直到今天，人们也无法复原出他的生活轨迹，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哪一年出生，又在何时死亡。只有星象观测记录透露，这位学者常年生活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

　　公元1406年，这部了不起的手稿被翻译成拉丁文。那正是航海梦涌动的时期，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地理学》被重新复制并印刷，“简直就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人心”。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打量，其中的地图并不精确。“北美大陆”那时还没有被发现，印度洋还是一片浩瀚而封闭的海洋。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赤道环线寸草不生。中国的面积被高估，世界却被描绘得太小。

　　但与中世纪地图相比，这本地图颇有先见之明。在公元7世纪，世界地图简单得就像一个“汽车方向盘”，亚洲、欧洲、非洲三分地球。仅仅因为《圣经》中圣奥古斯丁曾说过，亚洲是“最受上帝恩宠的”，地图上总是亚洲的面积最大。

　　大部分地图制作者是神职人员。因此，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中心，耶稣环抱整个地球，手脚分别成为南、北极。地图抄写员们对待这一工作也不太认真，有时会把亚洲和欧洲的名字张冠李戴。按照公元1300年德国《埃布斯托夫地图》的路线指引，人们甚至还能在路上遇见独角兽和精灵。

　　幸亏哥伦布选择正确。有学者们发现，这位航海发烧友在开始那次改变人类历史的航行之前，精心阅读了5本书，《地理学》正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前，各个大洲不过是封闭的大陆，每个国家都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对于一些历史学者来说，“公元1400年后的两百年间，欧洲绘图人开始绘制清晰的大陆地图，正是从那时起，割裂的大陆联系在了一起，真正的世界史开始了。”

　　相貌威严的哥伦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根据托勒密版本的世界地图，他将自己遇到的第一片陆地看作神秘的印度。一切正如后人熟知的那样，这个伟大的航海家迷了路，所谓的印度其实是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不过这事儿，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

中新社吉首4月30日电 题：探访千年古城湘西乾州

中新社记者 邓霞

提起湘西，很多人会想到沈从文《边城》中的凤凰古城。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前往凤凰的必经之地吉首市，还有一座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乾州。“五一”前夕，中新社记者探访了这座明清时与凤凰齐名的边陲军事重镇。

乾州，古苗语名为“吉后”，意思是听得到水响的地方。史料记载，五帝时期乾州就有人类活动，到秦汉已成重要商埠码头。明清时期，乾州曾与凤凰一起苦苦支撑着“南方长城”，留有“乾州的城、凤凰的兵”之说。

现存的乾州古城始建于明代洪武时期，是吉首市政府前身。古城内名胜古迹甚多，从军事防御建筑到祠堂会馆、从楼阁古塔到名人故居，随处可见。

穿过“累石成墙”的北城门，沿青石板小巷漫行不远，便是民居较为集中的胡家塘。几十户人家环塘而居，都是明清建筑，飞檐翘脊。除塘以外，随处可见的是小桥、流水。当地人说，夏天游人可在塘边垂钓、赏荷，那是相当安逸的事。

在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仁和居内，年愈古稀的舒宗全正悠闲地坐在靠椅上看电视。他从小就生活在古城，十多年前买了祖屋对面的这家仁和居。“当初是为了养老、修生养性。”自从2005年政府对古城进行开发后，他家就成为游人观光的必经之地。

对古物充满兴趣的舒老一家将仁和居布置成“前店后居”的模式。供游客参观的“前店”展有中国著名国画大师黄永玉的画作、当地老木匠秦文庆凭记忆勾画出的《乾州古城图》以及搜罗来的明清古家具等。

因其军事重镇的特殊地位，乾州造就了一批诸如从法国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杨岳斌、誓死保卫天津大沽炮台的天津总兵罗荣光等名将。他们的故居自然也是乾州的看点。

“今年‘十一’，乾州古城将正式对外开放。”吉首市旅游局局长田赤告诉记者，古城正在打造“湘西坊”旅游文化创业园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两个核心，“我们的目的是邀请湘西州的民间工艺大师来乾州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已有10来名大师落户。”据悉，湘西州现有毛古斯舞、苗族鼓舞、土家织锦、踏虎凿花等2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2岁便跟随姑婆学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水云就是落户乾州的大师之一。见到叶大师时，她正向游人展示传统土家织锦的编织技艺。谈及迁至乾州的初衷，叶大师腼腆地说：“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土家织锦。”

“游湘西、奔乾城。”在吉首市市长李卫国看来，得益于该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吉首有条件将大湘西的能工巧匠邀请到乾州集中展示，“我们希望游客在乾州能够了解整个湘西及其周边地区的风景、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完

《纽伦堡编年史》（资料图片）

　　据美国媒体4月26日报道，美国著名图书经销商肯-桑德斯一生见多识广，他对那些历史悠久的古书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日前，他在为犹他州桑迪镇博物馆义务筹款时的发现，却令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找到了一本有518年历史的《纽伦堡编年史》。

　　《纽伦堡编年史》是一部配有丰富插图的世界历史著作，内容以圣经为基础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作者为德国人文学者哈特曼-舍德尔，1493年7月12日在纽伦堡出版拉丁语版本，同年12月被翻译成德语。目前存世的《纽伦堡编年史》德语版只有200多本，基本都在博物馆和富豪收藏家手里。

　　桑德斯透露，当时桑迪镇的一名男子在傍晚时分找到他，说家里有本历史很悠久的书也许会值一点钱。桑德斯刚开始并不相信，但看到男子从书包里拿出有些破烂且页数不全的古书时就惊呆了。因为那正是1493年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德语版，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这名男子告诉桑德斯，这本书是他伯祖父传下来的，已经在阁楼里藏了几十年。由于是由棉纱纸印刷的，保留的书页里除了有些书缝开裂外都保存良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可以再保存500年。

　　在去年的一次伦敦拍卖会上，一本类似年代的古书拍出了85万美元的高价。旧金山古书交易商约翰-文德尔表示，如果这本《纽伦堡编年史》保存较好且没有开封，最高可值100万美元，但现在可能仅值不到5万美元。

　　但文德尔同时也表示，如果收藏是为了拥有在印刷史或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物品，或者是想通过印刷品来收藏人类精神世界的成就，那么就大可不必在乎它的价钱。

　　桑德斯就说：“通过这本书，我能够同最古老的印刷品接触。尤其是在21世纪，人们都在谈论书籍的消亡，但这本书却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这让我很兴奋，我反而对它的所能卖的价格不太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