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既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举报的范畴不断扩大，作用日益加强，社会效应也广泛延伸。近日，正是因为民间文保人士曾一智的实名举报，才揭开了“刘老根会馆”涉嫌破坏文物的冰山一角。

可是，举报人曾一智近来有些心神不安，主动找到媒体希望报道，“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信息被透露给了被举报人”，“如果不通过媒体报道此事，一是无法对破坏文物的事情进行制止，二是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曾一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因为保护文物，她在拆迁现场被殴打过两次，相机被抢过三次，恐吓信、恐吓电话、被跟踪就更多了。

有类似经历的举报者并非曾一智一人。现实中，举报，成为一种高危行为。这不仅影响了公民举报的积极性，制约了举报权的行使，而且阻碍了国家事务的顺利进行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剥开表象我们发现，其实质在于我国目前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这种软弱，一方面表现在没有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和专门的保护机构。虽然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但“龙多不治水”，在实践中，这些法律法规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容易导致职责不清，“保护”“登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的惩治缺乏威慑力。尤其是对泄密者，《信访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违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可以看出，这项规定相当的“温柔”。而举报人遭受到打击报复的严重后果，很多与被举报受理机关“出卖”脱不开干系。如果被举报人根本就不知道举报人是谁，何来的打击报复？所以，“泄密者”在举报人被打击报复案件中，是一个“关键词”。

弥补我们立法领域的明显缺陷和疏漏，建立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有很多成熟的国外制度可以借鉴。香港特区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贪污举报，由于实行严格“单线联系”制度，至今没有举报者因资料外泄而遭报复。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深喉”，直到2005年当事人临终前自己说出真相，才最终揭开谜底。这也得力于美国举报人保护法律。

保护举报人就是保护“社会的良心”。回到“刘老根会馆”事件，举报人曾一智两次举报，随后均接到被举报人电话，称要“沟通”，明眼人可知，这多半是有“内鬼”作祟。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那个泄密的“内鬼”？

前一段时间，“开放”张国焘故居一事引起关注和热议。此事引发了我对历史人物故居保护有关问题的思考，即：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的故居值得保护？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人物故居保护的标准问题。对此，历史学家两年前就修复保护张国焘故居时提出：“历史人物无论正反，凡是产生过影响的，其遗物遗迹都应给予适当保护，还历史本来面目”。这应视为对历史人物故居保护的一条基本原则。当然，这条原则是就一般而言的，如果涉及到某一具体历史人物，其故居是否值得保护，还应该评估一下此人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拿张国焘来说，他比起他的同胞弟弟、身为革命烈士的张国庶来说，无疑算得上是“赫赫有名”而且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了：写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不能不提到他；写红军万里长征史更不能忽略他——因为长征途中他“南下”、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使长征变得异常曲折、复杂，也加重了长征的艰苦卓绝；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他后来竟然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并加入国民党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再后来，他又跑到加拿大，通过向美国情报中心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讨到一些报酬，晚年冻死在那里。见异思迁的张国焘就这样在跑来跑去的迷途中迷失了人生航向，其结局令人不胜唏嘘。对于张国焘，徐向前元帅有一句精当的评价：“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此语道出了张国焘的致命弱点。因此，就张国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来说，修复保护并“开放”其故居，未尝不可。此举与近年来有的地方出现的争夺“西门庆故里”比起来，要靠谱得多，而且还显示出当地颇有几分政治头脑和政治勇气。

林 裴（作者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艾赫威在营救人员的怀抱中

　　山地大猩猩是一种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名单的物种，目前全世界大约仅存786只。然而，由于一些富人喜欢将山地大猩猩作为宠物饲养，这种濒危物种也面临着被盗猎者疯狂捕杀的危险。本月初，卢旺达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走私贩卖山地大猩猩的案件，这也给保护这个物种的各个组织提出了新的考验。

　　营救艾赫威

　　这个被成功营救的小山地大猩猩只有八个月大，在盗猎者将其从刚果偷运到卢旺达时被警方发现。维龙加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为它取名叫艾赫威（音），在卢旺达语里是“幸运”的意思。工作人员称，艾赫威非常有可能是国际宠物贸易的受害者，至于它如何被抓，以及它的家庭成员是否被盗猎者杀害目前尚不清楚。

　　在被警方营救之前，艾赫威和盗猎者一起生活了六天，主要以香蕉和甘蔗为食。获救之后，卢旺达警方迅速联系了一个名为“山地大猩猩兽医项目”的公益组织，并要求该组织派遣一名兽医前来提供帮助。在接受为期30天的免疫隔离后，艾赫威随后将会被送往位于Senkwekwe的孤儿院里，并和其他四只不幸的小山地大猩猩生活在一起。这个孤儿院是维龙加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由刚果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下一步将会培养它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并最终将其放归大自然，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抚养山地大猩猩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大猩猩都喜欢一直趴在母亲的背后。如果没有人和这些小家伙进行身体上的接触，它们就会感到害怕，因为一个温暖的身体的存在对它们来说非常重要。

　　有研究指出，山地大猩猩和人类有97%的基因是相同。它们拥有复杂的感情，可能也会经历和人类类似的心里感受。山地大猩猩非常依赖自己的母亲，在一岁以前它们基本上什么也不会。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非洲物种保护部门一位名叫刘易斯·马修的官员表示刘易斯表示，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只小山地猩猩是如何被抓住的，但是它的母亲不可能在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就交出自己的孩子。通常情况下，盗猎者会首先射杀小猩猩的母亲，附近其他任何想将其抢回的大猩猩也会被射杀。

　　困难重重

　　刘易斯表示，“真的是非常让人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养一头可以长到180公斤重的宠物。事实上，当一些宠物大猩猩成年以后就不喜欢被人摆布，这时候它们要么被锁在笼子里，要么被实施安乐死。最后都是以悲剧结尾。”他还指出，所有的盗猎活动都是围绕某位富翁想要一只大猩猩而展开的，但是要找到这些买家又非常困难，因为黑市的交易通常无法追踪。在非洲东部地区，有关低地大猩猩的国际宠物贸易也非常猖獗。低地大猩猩是山地大猩猩的一个亚种。刘易斯担心这种走私活动会蔓延到山地大猩猩身上来。

　　此外，旅游业的发展对山地大猩猩也是一个威胁。这些山地大猩猩每年为卢旺达和乌干达带来的旅游收入可以超过几百万美元。有统计显示，在适应人类之后，一只山地大猩猩终其一生平均可以为当地带来约400万美元的收入。但是，这也给山地大猩猩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旅游业的发展让它们逐渐习惯了人类并不再害怕人类，因此如果盗猎想要伤害它们也是非常容易的。 刘易斯称，对艾赫威来说，它被营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也是一个“非常不祥征兆”，因为这表明盗猎活动还非常猖獗。山地大猩猩是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名单的物种。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统计，目前全世界只有786只，分布在刚果、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山区。由于最近以来，一些国际组织和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反盗猎活动的打击和对山地大猩猩栖息地的保护，这个物种的数量在缓慢回升。不过刘易斯表示，“现在并不是自鸣得意说我们取得了成功的时候。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维龙加国家公园负责人梅洛德在其博客上表示，盗猎者目前仍在拘留中。警方正在调查这起盗猎案背后是否有国际组织介入。他在一份声明中还指出，“这只山地大猩猩被营救，以及盗猎者被抓获是卢旺达政府在打击反盗猎行动上取得的巨大的胜利，但是这起案件非常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它让我们的护林员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有11名护林员在保护公园的时候被杀害了。我们将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防护。”

　　艾赫威的护理医生说，“我们对这个小家伙的情况非常乐观。虽然它开始很紧张，但是现在已经接受了我们，而且开始吃东西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艾赫威最终一定会完全康复的。”（来源：美国国家地理 编译：艾芳）

　　连日来，湖北汉江多个地段连续发现有“水中大熊猫”美誉的野生中华鲟，当地渔政部门和渔民已协力将其放生。

　　中华鲟是1．4亿年前出现于地球上的水生动物，与恐龙生长在同一时代，堪称地球上现有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由于珍稀濒危，中华鲟于1989年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鱼类，后又被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性重点保护对象。7月17日，沙洋县渔民杨俊在汉江捕获一条“怪鱼”。因不知为何种鱼类，他及时通知了沙洋渔政部门。经渔政人员检测，这条长67厘米、重23斤的鱼为中华鲟，且鱼身无科研放养标记，属于野生中华鲟。

　　18日，在渔业部门及渔民的护送下，这条野生中华鲟被顺利放归汉江深水区。8月2日，沙洋社区网网民“不惑”发帖称：“昨天，我到桥空（汉江沙洋桥下的码头）买汉江鱼，看到一只1．5斤左右的中华鲟，当时有好几个人都认出来了。渔民要卖200元，经旁边的人的劝说，我用50元当场买下，放入汉江。希望各位朋友以后买鱼的时候多留意，别把珍惜鱼类当普通鱼吃了。”网民以实际行动保护珍稀野生鱼类，得到网友一致称赞。随后的8月7日，该县马良镇沿江村渔民杨士雄也捕获了一条野生中华鲟，随后放生。

　　8月11日11时许，潜江市竹根滩镇汉江捕捞队渔民肖全力在汉江潜江段江面作业时，意外捕获一条中华鲟。当日14时24分，在当地渔政部门协助下，中华鲟被放归汉江。有关专家称，野生中华鲟频现汉江，非常罕见。据悉，从2002年开始，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的汉江，每年的4月1日至6月30日为禁渔期，至今已10年。今年禁渔期结束后，才首次在汉江的多个地段发现野生中华鲟。
 

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为江豚喂食

志愿者在铜陵江心洲进行调研

　　曾几何时，人们站在长江边经常可见成群的江豚随波逐流，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江豚和它那标志性的笑脸正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江豚的生存现状到底如何？从8月3日开始，“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行动在长江流域的江豚主要栖息地展开。8月4日，记者来到被列为湿地使者行动地点之一的铜陵进行了探访。

　　现状：野生江豚几乎看不到

　　4日上午，记者在铜陵大通镇遇到渔民吴师傅。“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提起江豚，吴师傅顿生感慨，十几年前他在长江上捕鱼，常常能看到江豚浮出水面换气，“一群有好几只，近的时候离船舷只有几十米，甚至能听到江豚换气的‘噗噗’声。”

　　过去在当地渔民中流传着一个说法：江豚和渔民是“老伙计”。“因为快下雨的时候，江豚就会频繁跃出水面，渔民观察江豚的活动就能大致知道天气状况。”吴师傅说，如今“老伙计”的日子都不好过，“鱼越来越少，我们靠捕鱼生活就变得很艰难；江豚是吃鱼的，数量减少应该也有这个原因。”

　　在大通镇永平渡口附近，很多沿江居民对江豚也很有感情。“前几天有人从我们这个渡口坐船过江时，看到了一头野生的江豚。”居民阮奶奶说，“我年轻的时候，站在江边经常能看到成群的江豚，现在想看到得碰运气。”

　　探访：保护区内江豚露笑脸

　　4日中午，记者坐轮渡来到大通镇对面的江心洲上，洲上有两个村——和悦村和永平村。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坐落在这里，保护区半自然水域夹江中生活着11头江豚。下午3点半，负责喂食的汪师傅拎着装满鱼的小桶准时出现在夹江边，“每天要喂3次，上午8点、11点和下午3点半”。

　　汪师傅将小船划到夹江中心，用竹竿猛拍几下水面，江豚像是得到了信号，慢慢聚拢过来。他将小鱼抛向远处，江豚并不激烈争抢，而是像商量好了似的由其中一只把鱼衔住。胆子大些的江豚会直接游到汪师傅跟前，晃动着身体像是撒娇，他手拿一条小鱼放入水中，江豚会轻轻咬住，再缓缓游开。

　　在近距离接触中，记者看到了江豚的标志性的笑脸。江豚是一种可爱的动物，它嘴角自然上扬，看着就像在笑，也难怪有人说江豚“死了都在笑”。

　　呼吁：别让它步白鳍豚后尘

　　在江心洲上，来自安徽大学环保协会的12名志愿者正在开展一项问卷调查，这是“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行动的一部分。“长江铜陵段是江豚主要野生栖息地之一，也是种群数量最集中、密度最大的江段之一。”志愿者杨波说，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人类活动对江豚生存状况的影响。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江豚的生存形势也变得日益危急。采访中，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陈燃告诉记者：“目前江豚保护形势比较严峻，首先是鱼类资源匮乏，野生江豚缺少食物；其次是船只增加，严重干扰了江豚的声纳系统；还有就是一些涉水工程对豚类有直接或间接伤害。”

　　陈燃表示，为了避免长江江豚像白鳍豚一样功能性灭绝，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是豚类保护工作者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目前江豚种群仅存1000多头，比大熊猫还稀少，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锐减，这个种群延续与否，就在我们的言行之间。”

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为江豚喂食

志愿者在铜陵江心洲进行调研

　　曾几何时，人们站在长江边经常可见成群的江豚随波逐流，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如今，江豚和它那标志性的笑脸正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江豚的生存现状到底如何？据新安晚报报道，从8月3日开始，“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行动在长江流域的江豚主要栖息地展开。8月4日，记者来到被列为湿地使者行动地点之一的铜陵进行了探访。

　　现状：野生江豚几乎看不到

　　4日上午，记者在铜陵大通镇遇到渔民吴师傅。“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提起江豚，吴师傅顿生感慨，十几年前他在长江上捕鱼，常常能看到江豚浮出水面换气，“一群有好几只，近的时候离船舷只有几十米，甚至能听到江豚换气的‘噗噗’声。”

　　过去在当地渔民中流传着一个说法：江豚和渔民是“老伙计”。“因为快下雨的时候，江豚就会频繁跃出水面，渔民观察江豚的活动就能大致知道天气状况。”吴师傅说，如今“老伙计”的日子都不好过，“鱼越来越少，我们靠捕鱼生活就变得很艰难；江豚是吃鱼的，数量减少应该也有这个原因。”

　　在大通镇永平渡口附近，很多沿江居民对江豚也很有感情。“前几天有人从我们这个渡口坐船过江时，看到了一头野生的江豚。”居民阮奶奶说，“我年轻的时候，站在江边经常能看到成群的江豚，现在想看到得碰运气。”

　　探访：保护区内江豚露笑脸

　　4日中午，记者坐轮渡来到大通镇对面的江心洲上，洲上有两个村——和悦村和永平村。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坐落在这里，保护区半自然水域夹江中生活着11头江豚。下午3点半，负责喂食的汪师傅拎着装满鱼的小桶准时出现在夹江边，“每天要喂3次，上午8点、11点和下午3点半”。

　　汪师傅将小船划到夹江中心，用竹竿猛拍几下水面，江豚像是得到了信号，慢慢聚拢过来。他将小鱼抛向远处，江豚并不激烈争抢，而是像商量好了似的由其中一只把鱼衔住。胆子大些的江豚会直接游到汪师傅跟前，晃动着身体像是撒娇，他手拿一条小鱼放入水中，江豚会轻轻咬住，再缓缓游开。

　　在近距离接触中，记者看到了江豚的标志性的笑脸。江豚是一种可爱的动物，它嘴角自然上扬，看着就像在笑，也难怪有人说江豚“死了都在笑”。

　　呼吁：别让它步白鳍豚后尘

　　在江心洲上，来自安徽大学环保协会的12名志愿者正在开展一项问卷调查，这是“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行动的一部分。“长江铜陵段是江豚主要野生栖息地之一，也是种群数量最集中、密度最大的江段之一。”志愿者杨波说，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人类活动对江豚生存状况的影响。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江豚的生存形势也变得日益危急。采访中，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陈燃告诉记者：“目前江豚保护形势比较严峻，首先是鱼类资源匮乏，野生江豚缺少食物；其次是船只增加，严重干扰了江豚的声纳系统；还有就是一些涉水工程对豚类有直接或间接伤害。”

　　陈燃表示，为了避免长江江豚像白鳍豚一样功能性灭绝，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是豚类保护工作者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目前江豚种群仅存1000多头，比大熊猫还稀少，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锐减，这个种群延续与否，就在我们的言行之间。”(卞世鹏、孟洋)

　　“加快推进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座谈会”6日在甘肃敦煌举行。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雷说，敦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主要表现在绿洲萎缩、土地沙化，直接原因是地下水位下降，而核心问题是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由于经济社会用水增长过快，严重挤占生态环境用水，敦煌绿洲地下水位已累计下降10.77米，月牙泉水域面积由1960年的22亩减少至目前的8亩，最大水深由8米降至目前的0.5至1米。”陈雷说，水是敦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和突出瓶颈，也是实现敦煌生态保护目标的关键因素。

月牙泉位于敦煌市西南5公里处，是一处神奇的漫漫沙漠中的湖水奇观

　　他还说，莫高窟洞窟壁画等文化遗迹也遭受风沙侵蚀的严重破坏。土地沙化造成的积沙、风蚀、粉尘等引起壁画脱落，彩塑受损，崖体坍塌，成为莫高窟生态建设，减轻风沙侵保护的一大威胁。

　　其实，中国政府推进敦煌的生态保护工作已经开始多年。2008年以来，经过论证等多种途径，编制完成《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规划，7月18日，综合规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这项《规划》总投资47.22亿元人民币，其中2011至2015年项目投资27.06亿元，2016至2020年项目投资20.16亿元。投资以中央投资为主。陈雷将规划实施的总体要求概括为“坚持全面节水与适度调水相结合，坚持流域治理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相结合，坚持生态保护与水资源合理利用相结合。”他表示，这是关系敦煌绿洲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大计。

　　根据治理目标，至2015年，敦煌将初步建立流域水权制度，党河灌区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缓解。至2020年，建立较为完善的水权制度，敦煌盆地地下水开采基本处于采补平衡状态，重点区域地下水位有所回升，敦煌盆地土地沙化、绿洲边缘天然(草地)生态恶化初步得到遏制，西湖生态基本维持稳定。

浙江东阳市歌山镇西宅村有处全省最大的古宅集散地，专门收购、修复、出售古宅。作为一个利润丰厚的利益链的中转站，这里一头连着江南农村的破旧古宅，另一头连着大中城市的光鲜买家。

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有专家认为，“很多遭变卖的古宅已经达到申请文保单位的条件，但由于人们保护意识不强，加上古宅大多是共有的，本身又破旧，就低价出让，几经转手被卖到城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也有人认为，“如果古宅周边的历史风貌已经改变，本身也已受到破坏，在维修资金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卖出后进行异地保护也是可行的方案。”

对这些非文保建筑，目前政策还留有空白。表面上看，谁是谁非，难下定论。然而，古宅进城实不可取。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气候多样，加上民族众多、文化各异，传统民居也形态繁多、异彩纷呈，古宅等乡土建筑遍布广大乡村，成为我国数量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产种类之一。它们看起来陈旧不堪，却留下了前人的奋斗踪影，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蕴藏着浓郁的民俗风情，掸去尘土，就会闪出耀眼的金光。它们是不可复得的瑰宝，传承至今，弥足珍贵，必须珍惜。

古宅等乡土建筑是一个地方历史的见证，留住它们对于存续历史、传承文化极为重要，必须善加保护。保护好古宅等乡土建筑，就要努力保持其历史原状。古宅与其存在的环境，如同鱼和水、花与叶，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古宅保护应当是真实、全面、完整的保护，是原状与价值的有效保护，是古宅与周边环境的统一保护。即使某处古宅已经残缺，毕竟还是原作的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信息；某处古宅的周边环境已经发生变迁，毕竟还存在着原来的历史痕迹，后人还能有迹可寻。一旦被彻底拆除、被重新打造、被异地重建，古宅的真实性、整体性就消失殆尽，无价之宝就会失去了价值。古宅保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进行，努力做到不改变原状，重现当年的历史风貌。

然而，真正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

在一些古宅等乡土建筑较多，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保护的责任格外沉重，个体农户无力承担，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也难做好保护工作。在保护工作不能放松，维修资金大量缺口的情况下，需要解放思想，寻找新路。前些年，江苏省苏州市对一些非国有控保濒危古建修复实行“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政策，通过地方立法鼓励民资进入，让有经济实力的新主人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在原地、原址对古建进行修复、保护，吸纳6亿多元的民间资本参与修复工作，使49处濒危古建恢复了原貌。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对于那些拥有大量乡土建筑、经济发展又较为滞后的地区，保护古建是个永恒的主题，要使其不成为当地的沉重负担，需要寻求一条新的保护之路：吸引民资投入，保护乡土建筑。

在我国，乡土建筑长期没有被纳入到文物保护的视野中，投入的保护资金也是杯水车薪。城市化建设正在向我国乡村迈进，这就使得乡土建筑保护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一些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的乡土建筑正面临消亡的危险。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国家文物局牵头制定的《新农村建设中应予以保护的建筑推荐标准》，已将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乡土建筑列入保护范围。“十一五”期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已将乡土建筑作为一个门类列入。保护乡土建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当提高认识，保护好乡土建筑，保护好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永生。

公开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年鉴”显示，从2008年至2010年，故宫每年的接待人数都在持续攀升，去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283万人次，票款总收入5.9亿元，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再创历史新高。（7月20日《新京报》）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收入多是好事。然而，人们对有些收入增多特反感。比如，故宫的门票收入持续攀升，除了与故宫有直接关系的人高兴外，其他人高兴不起来，因为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单位，门票收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在消失，寿命在缩短。

对于文化遗产，比起敬畏其艺术价值，保护更重要，因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濒危性。但是，我们对待文化遗产多数时候是申遗重于保护。就像故宫，超载、爆满已不是新闻，不管是大长假还是小长假，总是摩肩接踵，显然管理部门已经把故宫当成了“聚宝盆”“摇钱树”“提款机”了，何来保护！特别是5月份发生的失窃案，让人们看到，故宫管理松懈，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挣钱上了。

文化是可以创造财富，但对文化遗产管理单位来说，衡量其是否尽职尽责，不是看门票收入多少，而是看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尽可能地延长其寿命。假如文化遗产成了赚钱机器，注定加速其死亡。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毁灭是无法避免的最终归宿。作为管理单位，保护其尽可能地延长寿命，是神圣职责。故宫不是用来赚钱的，门票收入越多越耻辱，因为门票收入越多，死亡就越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