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文学创作似乎呈现出‘盗墓派’倾向。”日前，作家叶开在复旦大学为创意写作专业学生授课时直言。叶开说，这是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比喻。所谓“盗墓派”，无帮无派，和文学创作的团体、地域无关，和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也不一样，指的是“往后走，不朝前看”的创作风气。他认为如今中国文学创作视野有些狭隘，着重于以往的经验，过分偏爱乡村题材，手法上宏大叙事仍是主流，不够多样性。“盗墓派”，盗的是保守的经验与方法。但这个“古墓”不再是宝藏，反倒成了桎梏。他的这个说法，得到包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楠、副教授王宏图等多位文学研究者的认同。

中国文学缺乏城市经验？

“中国正处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期，但真正深刻反映当代社会转型或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很少。”叶开说。王宏图则指出，中国文学有着乡村叙事的传统，这与过去长期是农业国有关，也与作家的出身构成有关。很多作家在农村成长，乡村是他们生活元初的印象，于是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写的却是他们成长的地方。

在叶开看来，人类目前的生活是以城市为主题，但中国文学恰恰缺乏城市经验。以人物关系而言，城市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依赖信用制度生存。像《长恨歌》、《兄弟》(下)等很多作品，故事确实发生在城市，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深究下去还是停留在传统熟人社会中。这是一种广义上的乡土模式，并不能体现现代城市的特征。相反，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很明显能看出城市文明的特征，触碰到城市人情感中的柔软处。比如《挪威的森林》第七章结尾，主角渡边去看望阿绿生病的父亲，那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却充满了关怀。他认为所谓的向前向后看，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视野问题。“中国正处于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应当参与世界文化的建设，作家不妨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着眼于更大的人类普遍的经验。总有一些价值和涉及的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环保，不管在好莱坞电影动画里还是在欧美文学中，都是很重要的主题，可惜中国作家很少关注。”

宏大叙事消解多样性？

“现在评奖，获奖作品基本还是宏大叙事类型的，像王小波、王朔这样的写作永远得不了奖。”叶开也直言，“虽有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在宏大叙事边缘进行探索的作品，但依然没有整体摆脱的尝试。”

“中国作家对于宏大叙事情有独钟。”近年来一直给本科生开设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李楠告诉记者，“我感觉中国读者还是比较喜欢听故事的，说历史容易讲故事，像《百家讲坛》最火的都是讲历史故事的。中国文学也一直有着史书传统，拿文学研究来讲，很多学者的目标就是写一部文学史，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多部文学史，但文学史写作还是层出不穷。据我所知，西方文学史的写作其实是很少的。此外，中国作家似乎都有一个心结，要把中国的历史讲出来，或者把自己经历的历史讲出来。”宏大叙事背后固然体现了对历史的重视，但对此叶开也质疑：“我们过于相信历史的逻辑而轻视人的价值。历史是很重要，但我们应该反过来想，历史到底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王小波的创作很值得注意。他对历史思考的模式是非常现代性的。他小说中的唐朝，充满了缝隙与可质疑性，个人感受与个人理解的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叶开说过分执著于宏大叙事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可能问题不少。而在王宏图看来，宏大叙事本身并没有问题，它所包含的面其实很广，只是如果没有发展就容易单一僵化，当下生活的一些特点就很难包容。

画家刘岳林与美术爱好者交谈

画家刘岳林哈密瓜作品

“哈密瓜不仅好吃好看，还有甜蜜多子之意，更能象征民族的团结，两岸的统一”，画家刘岳林娓娓道来，细数哈密瓜的美好意义。在“艺术北京2012”艺术博览会，刘岳林的十余幅哈密瓜主题水墨画前，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浏览。“最初画哈密瓜是因为前人很少涉足，后来逐渐爱上了它。”

上世纪70年代末去新疆，刘岳林的创作灵感被哈密瓜牵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后，他每年都会赴新疆考察，记录哈密瓜的色泽纹路、花瓣花蕊，了解哈密瓜的各个品种，名字，亩产多少斤，甚至自己种植。“只有深入了解，才会喜欢，只有满腔热情，作品才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岳林如是说。

刘岳林的哈密瓜作品，多与题字相结合，展出的作品中，就有“锦绣前程”“禅心佛果”“手足情深”等字样。“中国画的灵魂，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这是西方国家无论如何学不来的”，刘岳林说，“比如一个哈密瓜，可以代表甜蜜一生；两个哈密瓜，代表相依相伴。”而哈密瓜又是少数民族的代表，作为一种无声的宣传，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有助于巩固各民族团结。

谈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时，刘岳林表示，是在一次文化部赴台湾的活动中，带去的一幅画。“画的是两个在一根藤上的哈密瓜，代表着‘本是同根生’。”刘岳林认为，“大陆和台湾本是同根同祖国同文化，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作品受到了两岸政要的一致好评。

对于社会上流传的“中国画不行了”的说法，刘岳林不以为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中医、戏剧，都不可能‘不行了’。”刘岳林强调，“中国画的根在中国。外国人也在学习我们的笔墨韵味，但是终究无法超越。但我们却可以吸收国外的东西，为我们所用。”

刘岳林的哈密瓜，藤、叶采用传统中国画的写意技巧，注重运用水分，浓淡干湿相宜，使画面水墨淋漓，神韵丰沛。而瓜则吸收西方油画的技巧，注重光影和质感，画面中的哈密瓜纹理清晰，色彩明快。刘岳林独特的画风成就了诸多特色精品，被公认为画哈密瓜国手。“只有不断吸收，融合，中国画才能发展，前进。”

看上去真有那么美？

近年，国内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股民国课本热。从"幼童文库"系列到《老课本，新阅读》，民国语文课本类图书让人眼花缭乱，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九州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纷纷推出老课本系列。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开明书店民国时期出版的系列语文课本。目前，该系列已经推出了《开明幼童国语读本》、《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和《开明少年国语读本》等多套，这多套书都是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图。

和过去种种出版热一样，在民国语文课本的出版上，跟风情况非常严重。是什么原因让它热起来的?民国课本真有它看上去的那么美吗?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昌切对此提出自己的想法——

民国作文，也是八股，哪有那么美

这篇出自《民国模范作文》，广东番禺的一个小学生所写的，不久前在微博上被风转。昌切教授一字一句把它读下来：“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碧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而记之。”

昌切教授认为这种作文读来简直令人作呕，它完全是一篇套作，“你看，时间、地点、景物、动态描写，根据他们的课本套作的，也基本是古人作文的格局，字句都很短，很多四字句，六字句，也套作于四六骈文。”当然，作为小学生的作文做到这个程度可以理解，作为范文还可以讨论，网上有人把它捧到不合适的高度，这种倾向有问题。齐白石当年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为文最重要的在于有无真情实感。现在有种倾向值得注意，2009年武汉汉南高中毕业生周海洋在语文高考中，用51行102句每句七言的古体长诗写作《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它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选择古诗还是现代文写作的问题，“而在于它不是因情生文，是为文造文，个人认为不宜提倡。”

民国课本，好玩中有深意

“民国儿童读物重出”之热现象，发轫于民国老课本的重印，从《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的重印，再到《老课本新阅读》，林林总总。为何80年后，民国老课本仍能重焕生机？

昌切教授认为民国课本能够从中国社会由古而今的转型中，体现那个时代的特色。它依据儿童特性因材施教，德育部分，突出修身教育，以养成新型人格。内容上，体现社会转型以后共和时期，追求个体自由，人人平等思想。如《两个疑问的信》课文：“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它的问题是开放式的，还引起学生思考，尊重自由。

智育部分，体现的塑型教育。依据儿童语文习得的特点来安排，天地人文各方面内容都有，循序渐进，内容的品质非常好，既承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拓展了新的思想成果。还非常有趣，能照顾到孩子的特点，吸引他们学习，其中一篇《请问尊姓》：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很好玩。

坊间热炒，源于对语文教育现状不满

坊间热炒民国课本，源于对当下语文教育的不满，激发的是对语文教育及整个中国教育的质疑和反思。

“五一”节前，山西作家曹乃谦又“被诺奖”了，这已不是他“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次了。

不少媒体都报道了曹乃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复评名单的消息，报道称，来自世界各国的210名入围作家中有20人进入复评，山西作家曹乃谦就名列其中。但很快，作家本人说话了，称其未接到通知或是邀请。相关专家随后辟谣，诺奖和茅盾文学奖不一样，从未有过宣布200名、20名或者5名入围名单的规矩。作家李洱因此为曹乃谦打抱不平：“我与曹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知道曹是个好人、老实人，请不要随便拿老实人开玩笑。”

63岁的曹乃谦说话是山西雁北口音，外表像个地道的“乡巴佬”，他那篇带着浓厚乡土风味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早在几年前就被读者熟知。

其实，曹乃谦跟诺奖扯上关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数年前他就曾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称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作家王蒙也曾在公开场合传递过类似的消息。2005年10月，马悦然还到曹家一叙，结果曹乃谦家的门槛快被媒体踏破了，有报道称“各地记者三更半夜堵在他家门口，熟的不熟的邻里见了他都笑着贺喜”。2008年，甚至还曾出现过一个纯粹搞笑的“新闻”段子，以媒体记者的口吻发出了长篇消息，“报道”了曹乃谦获得了当年诺奖后，来自各方的反应。可以说，曹乃谦隔三差五地总是和诺奖扯上关系，甚至被铁定为中国作家最逼近诺奖的人。时至今日，曹乃谦距诺奖终于“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一次次“被诺奖”之后，曹乃谦不再单纯是一位作家，已然变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个虚幻符号，而且这个虚幻的符号在逐步添加着内容和作料，让一些人一次次获得虚假的满足感。

正是因为这个虚幻符号的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勾连。当然，这个诺奖符号必须由曹乃谦来完成，因为他不是体制内作家，让他来扮演这个角色不用冒太大的风险，更何况他还是个公认的老实人。

但我们不得不说，曹乃谦一次次“被诺奖”，跟那个名叫“中国诺奖情结综合征”的病不无关联。每年10月是诺奖颁奖的日子，中国各方人士对诺奖的关注度比谁都高，谁是获奖者，哪些出版社出过获奖者哪些作品，获奖者是否来过中国……这些话题会被一一细致梳理，就怕漏过一丁点儿细节。很快，读者会发现，即便是从未听说过的获奖者的作品也会很快上市。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已经建构起一个自成体系的链条，媒体、作家、评论家、出版机构、书店，甚至是一些地方官员都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共同体，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患上“诺奖情结综合征”并不为过。

“诺奖情结”就像一股暗流，平时看不出丝毫动静，在不经意间它总会露出峥嵘，显示其倔强生存的秘密。而在这个“情结”面前，作家被无情地利用，而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被一点点消减掉。

2012年4月28日，第五届中原性文化节在郑州开幕，性文化节上，情趣内衣表演性感撩人，引来无数观众的一顿狂拍。男用仿真娃娃妩媚如真，整个展览十分火爆，令观众越看越兴奋。

记得去年“国庆节”期间，在郑州举办的“第四届中原性文化节”上，不仅包括了古代性文物藏品展、当代性健康用品展、情趣内衣模特秀、人体彩绘写意画展、钢管舞表演等，大尺度的SM表演，更引起公众的一片争议。而近乎同时举办的“第五届深圳性文化节暨亚洲（深圳）成人博览”，展区竟有一些商家公开大肆展销催情药。笔者为此还专门撰写《性文化节，有“性”无“文化”》一文，以质疑对性一向含蓄的中国人，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开放？

当然可以肯定，这些恶俗行为，当然和传媒及演出团体庸俗、低俗、媚俗的引导和示范有关，和政府的导向性有关。比如在公开场合下进行大尺度的SM表演，即使宣扬“性开放”的西方也未必就能合法，可天天高喊“反三俗”的中国各级文明办、文化主管部门却视而不见，客观上对商家起到了怂恿作用。

记得一年多前，胡锦涛总书记指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广电总局为了落实总书记的讲话还果断地封杀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近期，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又表示“不允许网络红人、有丑闻劣迹的人物上电视做嘉宾，同时禁止职场服务类节目互相打击，通过恶搞博取收视”，外界猜测诸如苍井空、兽兽、凤姐、闫凤娇、苏紫紫等网络红人将无法在电视节目上露面。很明显，在“反三俗”问题上，广电总局已经有了实际行动，此次郑州中原性文化节，那些刺激眼球的画面恐怕也不会在电视画面中出现。

本来，这些“性文化节”和“文化”并无任何关系，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推销内衣、按摩棒、充气娃娃等情趣用品，除了公开用“肉色”元素吸引观众外，和“文化”没有丝毫关系。但中国搞“文化强国”的那些人，总是恨不得把什么都拿来当“文化”，以至于招来一个开设舞厅兼营桑拿的、开电玩城的，也都算是文化项目，因此中国就有了诸如“饮食文化”、“酒文化”、“烟文化”、“洗文化”等，甚至延伸出不合法的“嫖文化”来。

既然这样的“性”展示公然冠以“文化”头衔，相信一定和文艺演出一样，事先须征得当地相关部门的许可，文化主管部门肯定要对其展示内容进行审核。那么，诸如大尺度的SM表演、展销催情药等行为，是如何审核过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