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5月19日电(刘欢)文化学者于丹最新作品《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近日出版。在19日的新书签售会上，于丹表示，诗词是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特别基因，重温最美古诗词，可以唤醒现代人蛰伏在生命深处的诗意，让人们达到内心的平衡。

《丹韵词音》曾掀央视收视热潮于丹经常讲得热泪盈眶

《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脱胎自中央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丹韵词音》。2012年农历初一至初八，由于丹录制的诗词讲座《丹韵词音》在央视三套播出，引起热烈反响。许多观众在观看节目后，自发手录节目书稿，在网络上传阅。更有小学老师将观看《丹韵词音》布置为寒假作业，要求学生写观后感。

忆起录制节目的经历，于丹坦言，“提纲讲着讲着就打乱了，想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50分钟的节目每次都得在现场讲两个多小时，经常讲得热泪盈眶。”于丹从小热爱诗歌，一说诗歌的东西就有喷薄欲出的感觉，这得益于她从小长大的家庭环境。

“诗歌一直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小就跟着姥姥坐在床头背《滕王阁序》，父亲、舅舅也教我很多诗歌”，于丹说。然而到出书的时候，于丹的姥姥、父亲、舅舅都已过世。“所以，这本书饱含了太多的感情回忆，也是我对所有亲人的一个交代。”

科学带来文明也助长狂妄风花雪月被边缘化

今天，人们对诗歌颇有偏见，认为只有闲人才写诗，风花雪月被边缘化。于丹认为，科学在带给我们文明的同时，也助长了我们的狂妄。“诗词是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特别基因，现代社会越发展，越需要一种悠扬的心灵力量。”

于丹提到一个重要概念“意象”。她说，现代社会太多人抱怨，不满足，丢失了意象。“现代科学让我们都知道月球的真相，于是我们就忽略了嫦娥，忽略了它的碧海晴天夜夜新，也不再问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什么是意象？于丹举例，意象就是李白的天真和奇思妙想，没有了买酒的钱，就说“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他在洞庭湖畔跟月亮商量先赊点月光，拿这点月光上白云边买酒喝，这是他在天地之间快乐无极的心情。

在于丹看来，理想的生活就是，一方面笃信科学，秉持理性让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不放弃对诗意的信任，让这些意象还活在心里。

于丹还透露，自己也会经常和女儿讨论诗词，会背《春江花月夜》哄她入睡。“我们就是在这些我们父母背过、我们自己在背、我们孩子还在背的意象中，完成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成长。”

新书带读者重温最美古诗词唤醒现代人的诗意

《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分为八个章节。从体例上看，既不是按诗词历史断代设置，也不是按照诗人分类，而是按照中国的意象。

书中“春风飞扬”一章，写古人对春天的描述，表现春草、春水、春柳，“秋思浩荡”一章，则写秋天的蝉鸣、落叶，秋风满照。另有“明月千古”“斜阳晚钟”“田园林泉”“登临况味”“剑啸江湖”“诗酒流连”等章，篇篇读来唇齿留香。

于丹对此表示，我不做理论的梳理，也不给出任何结论和答案，只是让大家一起用心去接触，去感受中国的这些最美的古诗词，唤醒现代人蛰伏在生命深处的诗意。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语言者无二三，我们都需要内心有一种平衡的力量。诗歌可以修复这一切。当你郁闷时，回家读几首诗、念几阙词，你再试试你的感觉。”她为读者支招。

 

　　郑和的航海图

　　达·芬奇设计的大炮

　　达·芬奇的齿轮(右）与中国最早齿轮对比

　　震惊世界的《1434》中文版即将面世，英国史学家孟席斯呼吁重新评价欧洲中心论史观：

　　记者昨日获悉，《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中文版即将在下月初面世。本文作者加文·孟席斯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英国史学家，继《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提出中国人比哥伦布还要早70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他在书中再次爆出惊人观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应该归功于中国人！

　　书中声称，这支中国舰队曾携带了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达·芬奇的许多设计发明实际上是借鉴了这批科技典籍中记载的古代机器的设计，而非原创。

　　记者采访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硕士杨立新、社科院的研究员罗丽萍，与读者一起了解孟席斯的惊人观点。

　　中国人点燃文艺复兴？

　　6年前，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 这一观点让全世界为之震惊！6年后，孟席斯在这本《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扔出了更大的爆炸性观点。这次，他宣布文艺复兴也是中国人引发的。孟席斯梳理了大量中国史料，在每个细节上都力图严谨。本书展示了一些中国古代发明的机械的设计图，这些图均出自于中国古籍，包括1313年问世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于15世纪3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古代书籍。通过与达·芬奇等人的设计图对比，会发现达·芬奇等人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是从中国舰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许多机器设计图和中国古籍《农书》里的图片“惊人相似”。

　　孟席斯这一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再次激起历史学家们的批评声浪。而孟席斯却说：“当前历史教材中的理论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执迷不悟的家伙并不是我这个‘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

　　证据1：郑和绘制了美洲地图

　　学界都认为是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事实是，早在哥伦布扬帆启航的18年前，他就已经得到了一张美洲地图，这在他的航海日志中有所记录。试问怎么能够说在你事先已经得到一张该地地图的情况下发现了那个地方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质疑麦哲伦。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是用这位伟大的葡萄牙探险家的名字来命名的。事实是，麦哲伦是在一张航海图上看到这条海峡的，那为什么还要用他的名字来给这条海峡命名呢？这不合情理。

　　早在1507年，马丁·瓦尔特泽缪勒就出版了他的美洲地图和太平洋地图，比麦哲伦启航要早12年。而在1515年，也就是麦哲伦启航前4年，约翰内斯·肖纳尔出版了一张标明了据说是麦哲伦“发现”的这条海峡的地图。然而这两位制图者，一个是来自德国乡村的没有任何航海经历的牧师，一个是法国东部的制炮工匠，同样没有见过大海。那么，他们的地图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有条件绘制的，只有奉命出使各国的郑和了。

　　达·芬奇只是照着“画”？

　　孟席斯宣称，达·芬奇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也是从中国船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因为他的许多机器设计图都和《农书》等中国古籍内的机械设计图“惊人相似”！“达·芬奇基本上只是将中国人的机械设计图用三维立体方式重新画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改进。”孟席斯说。

　　证据2：达·芬奇众多发明与《农书》里的图片惊人相似

　　达·芬奇除了是著名的画家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凡的器械设计发明家。但通过展示中国古代发明的机械的设计图（这些图均出自于中国古籍，包括1313年问世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于15世纪3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古代书籍），并与达·芬奇等人的设计图对比，会发现达·芬奇等人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是从中国舰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许多机器设计图和中国古籍《农书》里的图片“惊人相似”。也就是说，达·芬奇等人的很多发明，很早以前就被中国人使用了。

　　中国船队给意大利带去大米

　　孟席斯在《1434》中提到，1434年，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中国船队抵达意大利，带去了当时中国人掌握的各项科技资料。这支船队只是中国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船队的一小部分。这支中国船队还派出特使从威尼斯前往佛罗伦萨市，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转交了天朝皇帝的大量礼品，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世界当时没有的世界地图、天体图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从而引发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

　　孟席斯举例称，出自达·芬奇的飞行器草图其实就是这支中国舰队带来的技术。他之前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有一支船队来到意大利，船上载有各种先进器物和世界上第一套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超过10万个实用发明由此传到欧洲。在达·芬奇的画册中，包含了降落伞、步枪等几百项发明，我认为那不是他发明的，而是他根据《永乐大典》中的图案，重新设计而已，只要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包括日心说，也不是哥白尼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的郭守敬。”

　　他还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也吃大米，大米就是郑和船队带来的，中国的精耕农业和水利技术，让意大利成了欧洲当时最富裕的国家。”孟席斯在书中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多项具有革命性发明创造的国家，这些发明创造包括造纸术、火药、金属冶炼、复杂的水车灌溉系统以及嫁接技术等。

　　绝非哗众取宠之作

　　加文·孟席斯：英国皇家海军退伍军官。1937年生于伦敦，几个月后被父母带到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英国。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皇家海军的服役期间，他曾率舰沿着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迪亚斯、卡布拉尔和达·伽马的航线行遍世界。退伍之后，他曾多次走访中国与亚洲各国，专注于研究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先于欧洲航海家发现新大陆。

　　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硕士杨立新告诉记者，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但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的“虚构历史小说”，所以翻译起来还是颇费周折的。比如作者引用的许多关于中国史的内容是经过其他国外学者翻译，作者直接拿过来用的；因此常常出现只有引文，没有注明出处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史学著作可谓浩如烟海，要凭借仅有的几句英文，找出它们到底出自哪里，并不容易。“为此我也曾多方请教母校的老师，还有现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学。”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罗丽萍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饱受国外专家的批评，但是《1434》绝不是一部哗众取宠之作。她说，写作本书之前，作者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查阅了大量资料，跑了很多地方，并利用他已有的航海知识，以郑和远洋舰队为切入点，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就像研究达·芬奇的专家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马丁·坎普评价的那样，他认为孟席斯的观点“非常具启发性、非常有趣，但是仍需进行更艰苦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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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熊猫起源于欧洲

西班牙发现一具疑似大熊猫近亲的史前动物化石，据称其生活在1100万年前，爱吃水果、昆虫和蜂蜜

据海外媒体报道，古生物学家最近在西班牙发现了一具史前动物化石，并推测其可能是中国大熊猫的近亲。关于大熊猫的分类，科学家们已经争论了100多年，至今仍无定论，而这或许将为中国大熊猫起源于欧洲提供证据。

近日，在“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民歌大赛南宁赛区启动仪式现场，15年前打造《快乐大本营》、被誉为“快女之父”的著名电视人汪炳文表示，“民歌”是指歌词、谱曲、意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歌曲，只要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算。在这个定位下，包括周杰伦的《青花瓷》，也可以被归入“民歌”。

汪炳文先生是与湖南卫视变成中国最强娱乐频道的过程息息相关的大佬级人物，尽管我非常仰慕他，然而，作为一个对民间文化研究略具基本常识的学子，不能不说，对他关于“民歌”的这种定位，我实在无法苟同。

在我看来，《青花瓷》充其量不过是“流行歌曲”罢了，根本算不是什么“民歌”。为何有此一说呢？顾名思义，所谓“民歌”，是指产生于民间的歌曲，而非流行于民间的歌曲——有些歌曲可能在民间很流行，但却不能称之为“民歌”，而有些歌曲在民间可能并不那么流行，却是不折不扣的民歌。

从历史上看，古代有流行歌曲吗？大约是没有的罢，至少没有严格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古代有民歌，有时调，但似乎还称不上是“流行歌曲”。《诗经》里的“国风”是民歌，那是在民间自然地生成的东西，不过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主要功能在于“言志”或抒情，虽然并不排除其中有娱乐的成分。很多民歌是民间诗人的即兴创作，不像现代的歌星，大都是唱别人作词作曲的歌，甚至演唱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导演的。那时没有麦克风，也没有电影与电视，既便诗人有心想让自己的声音“流行”起来，恐怕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才做得到。至于“时调”，似乎是流行歌曲了，然而并非如此。现在所能看到的明代市民社会流行的“山歌”、“挂枝儿”、“银绞丝”、“打枣竿”之类，跟现代的流行歌曲确乎有某种类似之处。但如果比较一下他们的内容，你会发现明清的时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现代的流行歌曲的词，大多是“意义抽空”的，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只是字词的编码与组合，而与现实生活未必有多大的关联。

在很大程度上，流行歌曲是现代商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传媒及现代都市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流行歌曲的功能在于“消费”与“娱乐”，而不是抒情言志，它所追求的并不是“意义”。流行歌曲的产生并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与流行歌曲相比，民歌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由于它来自民间“草根”阶层个体或集体的创作，往往很难追溯到其原创者的真实姓名，不像流行歌曲一般都会注上作词何人，作曲何人——民歌是情感驱动的。此外，民歌往往地域性很强，在现代传媒产生以前，一般不会大范围流行。而流行歌曲虽有词作者与曲作者，或出版发行商，但却超越了地域的概念，往往会产生大范围流行——如果一首流行歌曲不能大范围流行，换言之，没有很好地完成其商业使命，那就是一首失败的流行歌曲，甚至称不上流行歌曲。

随着农业文明的渐行渐远与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民歌的社会现实条件已不复存在，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不可能产生新的民歌。民歌是民族文化之瑰宝，因此，对目前还流传于民间的民歌的收集、纪录与抢救的工作，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汪炳文先生认为，“民歌”是指“歌词、谱曲、意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歌曲，只要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算。”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文化”或“传统元素”是多元的，异质的，包罗万象——“民歌”拥有“传统元素”，可以归属于“中国文化”，但并非凡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是“民歌”。如古代的宫廷歌曲，或由文人创作的，流行于上层社会的雅乐，就不能算是民歌。至于《青花瓷》，不过是一些古典意象的拼凑罢了，其词空洞、做作、华而不实，若也算是民歌，简直就是对民歌的亵渎。

鉴于上述理由，我觉得，既然是民歌大赛，就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民歌大赛对于参赛歌曲应该有严格的规定——至少在决赛阶段，所谓的“新民歌”，换句话说，就是“伪民歌”，以及《青花瓷》这类流行歌曲，我看就免了罢。

中国电视人任重道远

早在2010年，我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就已达97.62%。但在总体的繁荣之下，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记者曾经采访一位电视业专家，他这样比喻中国的电视业，中国电视业就像一条少有车开过的高速公路，马路宽阔，路面平坦，是极好的路，但却鲜有车开过，而好车就更加少有了。针对电视行业目前存在的现象，记者总结了“八大怪”。

对于电视业的同仁来说，“八大怪”的说法可能有点过于严厉了。毕竟，我们的电视业在短短的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日子，是一种真正的团圆，是一种日常的幸福。

正因为爱看电视，我们才希望电视能变得更好看。尽管我们从物质上、技术上，已经具备了与世界同步的本钱，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用金钱和技术简单地堆砌出一座电视产业的金字塔。

中国电视人是幸福的，随意一个节目，就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观众。中国电视人又是不幸的，因为面对的是发展迅速、差异巨大、众口难调的观众群。因此，我们不断地希望电视能更好看，要求永无止境。

俞飞

2012年5月4日，美国前众议员代表团一行赴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参观，在得知何凤山拯救犹太人事迹后，均被何凤山的义举所感动。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叶家河村，1938年至1940年担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1997年逝于美国旧金山。他在任职期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勇敢地向犹太人发放通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挽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2000年7月，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并在耶路撒冷纪念碑上为其刻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生命签证”

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26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并以特优成绩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久，希特勒命各国驻奥使馆，一律改为总领事馆。5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原使馆代办何凤山为总领事。

纳粹分子大肆煽动反犹狂潮，犹太店铺被捣毁，大批犹太人送入集中营。面对灭顶之灾，欧洲犹太人决计出走，希望借此躲避纳粹魔爪。但是，取得一张出国签证难若登天。

当时，肯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少之又少，而且签证条件极为苛刻。一位奥地利犹太幸存者回忆当年的绝望心情：“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

1938年7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与会32个国家都强调种种困难，拒绝伸出援手。于是，素有世界自由港之称的上海，成为各国犹太人首选目的地。奥地利中国总领事馆就成了犹太人获取“生死签证”的最后希望。

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向走投无路的奥地利犹太人伸出了援手。

17岁的犹太少年高德斯陶伯，曾先后奔走近50个国家驻维也纳总领馆而一无所获。绝望中的他，最后来到中国总领馆。出乎他意料的是，20份签证在很短的时间里拿到了。捧着这一大叠生死攸关的生命签证，想到全家逃离虎口美梦成真，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1937年5月到任，至1940年5月离职，何凤山到底给犹太人签发过多少拯救生命的签证已难精确考证，一位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表明，他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为238号，另一份7月20日的护照则显示，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

据此计算，何凤山签发的护照至少有数千份。平均每月派发500多份，有时甚至达到900份。当时一艘轮船往返7趟，载着3600名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东方避难天堂上海。

那时，持有中国领事馆签证的犹太人，不仅能合法离开维也纳，危急时刻还能将中国签证作为护身符，拯救自己的生命。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国际大都市，顶峰时达3万多人，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日本吉他大师铃木严（左一）现场指导青少年吉他爱好者张继航摄

15日，80岁高龄的日本吉他大师铃木严在河北省保定市指导6名青少年吉他爱好者时称，任何音乐演奏，并不只是要把每一个音符弹准，而是要将情感融入其中，音乐有灵魂最重要。

当天，在3个小时的互动交流中，铃木严耐心聆听了每一个吉他爱好者的演奏，并适时准确地指出不足之处。“不对”、“继续”、“好”，期间，铃木严不时会蹦出几个中国词语。

铃木严称，1987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参访，此后陆续来过10余次，足迹遍布北京、上海、珠海、青岛等10余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近几年来，中国吉他水平增长之快令他惊讶。

在指导14岁的双胞胎姐妹尹梓璇、尹梓瞳演奏时，铃木严问，“是不是妹妹平时比较强势一些？”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笑称，“从妹妹弹琴的力度便已感觉到。如果她们能勤加练习变成双胞胎吉他演奏家，那一定会是爆炸性的新闻。”

此外，铃木严特别强调练习基本功的重要性。他说，世界各地的演奏家每天必练基本功，他从13岁接触吉他以来，一天也没偷懒。很多人弹琴只是为了把音符弹出来，而旋律、节奏、手法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那样的音乐才会有灵魂。

来自河北金融学院的学生阮佳说，她练习吉他已有一年时间，铃木严大师一下便把她平时弹琴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指了出来，感觉受益匪浅。

铃木严1955年首次在东京举办独奏音乐会，1957年在莫斯科国际吉他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之后每年举办音乐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铃木严此次来华将访问河北省保定市、山西省太原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辽宁省沈阳市四地。

震源显示图

　　5月16日电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2012年5月16日8时59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南纬5.5,东经149.7)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40公里。

横空出世的天津大剧院吸引了众多世界级的艺术家纷纷慕名而来。日前，中国小提琴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客座教授、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专程来津参观天津大剧院。

大剧院贵在经营模式创新

当日下午2点，盛中国一行来到天津大剧院时，正好看到木兰童声合唱团一群身穿黑色礼服的孩子们在中心湖边与乐团艺术总监、英国作曲家安德鲁练习合音。此情此景，让盛中国兴奋不已，“这幅画面太美了，晴日暖风，湖水清清，耳旁萦绕着孩子们的美妙童声。这是艺术的教育，也是美的教育，这些孩子从小就能受到这么好的艺术熏陶和培养，可以想见，他们今后会成为有艺术修养和气质的青年，更会成为天津大剧院的忠实观众。”

在随后的参观中，盛中国不时地点头赞许，“天津大剧院是天津在文化意义上的标志性建筑，仅从外观上就令人印象深刻，它大气、雄伟，与周边的建筑相呼应，很协调；硬件设施上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座顶级的大剧院。”

对于天津大剧院日后的经营，盛中国说：“能不能干成一番事业，关键在体制。天津能够创新体制，在剧院方面引用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来经营，而不是靠政府输血，这在全国都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如果天津大剧院的经营模式成功了，那它不仅仅是天津的，更是中国的大剧院，这个意义是无限的。”

要引领观众的艺术追求

对于天津大剧院未来的演出方向，盛中国说：“有了好的剧场，更要有好的节目。现在有一种误区，就是把娱乐消费替代了文化消费。我作为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的会长，也特别希望在此呼吁，传播文化和艺术需要方方面面的爱护和支持，尤其是对文化的投资，建议天津大剧院可以成立有关的基金会，持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把世界最优秀的节目引进来，要引领观众的艺术追求，而不仅仅是只满足他们的娱乐愿望。目前，天津大剧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得很好，像刚刚来津演出的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芭蕾舞团，它是现在世界上艺术界学院派所公认的最具有专业水准的团体，能观看他们的演出真的是一种幸运和荣耀。我想，只有不断地提供一流演出，市场才会逐渐被培养起来。天津是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市民对艺术是有需求的，大剧院的前景令人充满期待。”

天津在文化上的投入有远见

参观结束后，年过七旬的盛中国颇有兴致地驻足中心湖边远望大剧院全景，他饱含深情地对记者说：“天津市委、市政府是非常有远见和眼光的，要繁荣文化，就必须要投入，为天津老百姓打造这样一座传播艺术和文化的净土，让天津成为中国艺术界在世界上的名片，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这样的投入，值！”

《飞越老人院》

本报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五一”前后档期，第六代导演集体“出山”显然成了电影圈的热门话题。管虎的《杀生》、宁浩的《黄金大劫案》、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娄烨的《浮城迷事》以及第六代领军人物王小帅的自传三部曲之《我11》等电影合谋发力，集体登陆内地银幕，一股“第六代导演热”看上去锐不可当。

但与热火朝天的宣传相比，媒体报道的票房数据却不容乐观。在广州，根据中影南方新干线的统计数据，“五一”小长假，《超级战舰》和《泰坦尼克号》在该院线的票房成绩分别为760万元和745万元。《黄金大劫案》是三部国产电影中战绩最好的，有358万元的票房，《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收得83万元和76万元票房。在金逸珠江院线，两部进口大片则分别再收约510万元（累计1800万元）、500万元（累计5600万元），强占冠亚军位置。《黄金大劫案》、《匹夫》和《杀生》则分别拿下285万元、65万元和50万元的票房。而在时代周报记者观看《杀生》4月28日上海浦东陆家嘴星美国际影城19:10场，偌大的放映厅只有寥寥几位观众。

紧接着，被称为“爆米花电影航母”的大片《复仇者联盟》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电影院线，毫无压力地掠夺票房。第六代导演抱团上新片，这场华语电影保卫战如何能打响？一切还在疑问之中。

一场异口同声的保卫战

美国大片进口名额增加、3D版《泰坦尼克号》异常火，将矛头对准“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的“入侵”，引发了“华语片对抗好莱坞”的话题。

“大家抱团形成中国电影集团军的态势，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好莱坞电影的对手。我觉得也不是噱头，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强大，也确实面临了一些比较强的对手，所以大家在一起亮亮相，为下一步做打算。”《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概括了此次抱团“出山”的目的。

“联合起来，抵御外敌”已然是近期电影圈大张旗鼓的动作。连续三周，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杨树鹏的《匹夫》和管虎的《杀生》分别在上海举行看片会和新闻发布会，无论与媒体见面还是观众互动，“帮帮中国电影”是最常听到的话—似乎电影本身的内容已不重要，观众掏钱进电影院成了“民族大义”之举。

与此直接相关的还有两个事件，其一为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和导演宁浩、陆川首先扛起“华语商业电影保卫战”的大旗，举办论坛为各自新片和华语影坛打气。

宁浩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此举提升到了“尊严”的高度：“不管怎样，自己心里还是会有斗争。但其实好莱坞再怎样，它只是不停输出它的价值系统，它对你的文化系统不会有服务意识，所以我觉得还得坚持做本土文化的东西。”

而陆川则用韩国电影的例子来激励国内电影人的勇气：“就像韩国电影一样，韩国电影最强的时候，曾在本土毫不留情击败美国电影，韩国影人关注社会的成长，关注自己民族最想发出的声音，为民族记录这个时代的东西。好莱坞拍得再好也是他们的事儿。”

紧接着，大鳄华谊兄弟公布新片H计划，在其2012-2013年的最新片单中包括冯小刚、陈国富、徐克、成龙、于仁泰、冯德伦、乌尔善、钮承泽、彭浩翔、滕华涛、毕国智、杨雅喆、金容华（韩国）等导演和监制的14部新作，其中5部已定于今年下半年公映。冯小刚还“额外”宣布了明年的贺岁档计划、由王朔担纲剧本的完全喜剧片《私人定制》，更说出了“我知道将有一批年轻导演要杀出重围，我希望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六代的资本

冯小刚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撇开眼下几部电影不说，仅就第六代导演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一度在国际屡获大奖的事实，的确存在解开“华语电影如何对抗好莱坞大片”这一命题的可能性。

第六代导演出道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关口，此时的中国电影界也正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第五代导演基本完成了接替第三、四代影人的任务，在国际电影舞台上闯出了一条为自己正名的创作路子，并取得了中国电影界的中心话语权。第六代导演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第五代导演不曾面对的市场，面对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生产和消费的运作方式，以及难以在主流院线与第五代导演抢地盘的现实。处于体制外或漫游于体制边缘的第六代导演走了一条与前辈完全不同的路。他们靠个人的才华加运气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