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菜园

  国际在线专稿:据《每日电讯报》2月12日报道,12日,阿尔及利亚民众在首都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总统阿卜杜勒·布特弗利卡下台。鉴于当前局势,阿尔及利亚政府日前下令关闭互联网服务和Facebook。

  阿尔及利亚争取民主变革组织成员拉契特·萨尔蒙表示:“政府不希望我们通过互联网聚集大量人群。在街上的安全部队全副武装,他们也在尽一切努力镇压我们在互联网上发动的游行。新闻工作者,还有特别是那些带有相机的人员,正被警方带走。”

  阿尔及利亚是世界第8大天然气储量国,石油资源丰富,但该国年轻人正遭遇大规模失业,缺乏住房和贫穷等问题。(杜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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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君昌:博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翼龙类生活在2.2亿年至6500万年之前,作为恐龙时代的空中霸王,它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翱翔在整个天空。然而,科学界一直没能找到判断翼龙性别的直接证据,所有的结论亦只是推想。
现在这个100多年以来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难题,终于被攻克了。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吕君昌博士主持,浙江自然博物馆和英国雷切斯特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最近发现了与蛋保存在一起的雌性翼龙化石。这一发现为判别这些已绝灭的飞行爬行动物的性别提供了直接证据,也解释了为何有的翼龙会有那独特的、鲜艳的头骨脊(头冠)。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了今年1月21日的《科学》杂志上。
《北京科技报》:此次发现的翼龙有什么特点?
吕君昌:翼龙是一种能飞行的爬行动物,生活在6500万年至2.2亿年之前的中生代,是恐龙时代的空中霸王。许多翼龙都有头冠,有时头冠的高度可以达到头部的5倍。科学家一直认为这些头冠的作用是在传递某种信号,雄性拥有头冠,雌性则没有。但是,又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头冠是雄性翼龙所特有的。
而这次我们发现的化石很明显是个雌性达尔文翼龙,这一发现完全可以确定翼龙的性别,这在化石记录上是极为罕见的,在翼龙化石中亦是属于首次发现。
《北京科技报》:被称为T夫人的翼龙化石在科研上有何价值?
吕君昌:性别是生物最根本的属性,但我们根据以往的化石记录很难对这一物种的性别进行准确认定。可以对翼龙的性别进行判定是一次巨大的进步,这样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对翼龙的头冠进行解释,这一问题曾经困扰了科学家100多年。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判别翼龙性别的知识来研究整个新的领域,比如种群的结构和行为。同时,我们甚至可以充当翼龙的媒人,把它们属于同一种群的、长期分开的雄性和雌性重新聚在一起。
因为翼龙的英文名称(Pterosaur)的第一个字母P不发音,于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就取了第二个字母“T”,来昵称这一翼龙化石为T夫人(“Mrs T”)。T夫人具有以下两方面显著特征区别于雄性,一是它具有相对较大的腰带,腰带就好比人类的骨盆,腰带之所以相对宽大,是因为要容纳输卵管,同时,肠骨与荐椎部分不愈合,也是为了下蛋时能够自由扩张。再者,T夫人没有吸引人的漂亮头冠(头骨脊)。而从现有的化石遗迹中,我们发现雄性个体具有相对较小的腰带和发育完美的头冠。由此可知,雄性可能用漂亮醒目的头冠来恐吓、抵御对手,或吸引像T夫人这样的臀部比较大、没有头冠的异性配偶。
《北京科技报》:新标本发现的意义?
吕君昌:除了翼龙性别的判定,我们的这一新发现也揭示了关于翼龙生殖方面的信息。翼龙类的蛋相对较小,而且是软壳的。类似于现生的一些蜥蜴、蛇及龟鳖类的软壳蛋一样,这是典型的爬行动物的蛋,完全不同于鸟类所产的个头相对较大的硬壳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原料和能量的角度来看,小的蛋需要的投入较少。对能量的有效使用,使翼龙拥有了其他物种不可比拟的进化优势,使其成为可以统治天空的爬行动物。
除此之外,新标本还提供了埋藏学的信息。T夫人的左前小臂折断了,看起来她遭遇了一次悲惨的事故。发育完好的蛋壳显示了T夫人即将临产,遭遇事故左前小臂折断的它从空中跌落,不幸坠入了湖底,以致体内的蛋也因流产而滑出。而这一事故可能是由1亿6千多万年前,中国北方地区非常普遍的火山喷发活动或者一次暴风雨引起的。
此次化石的新发现解决了翼龙时代性别鉴定之谜。与蛋保存在一起的雌性翼龙化石首次准确地告诉我们,用腰带结构和头骨脊就可以完全准确地来判别翼龙的性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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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监护人监督、国家监护、长效救助机制等制度的建立,这是关于“微博打拐”的争议所贡献的最大成就——令全社会关注儿童乞讨这一积弊,探讨助其生存之道,尽管我们深知,问题的彻底解决,也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春节前后,“微博打拐”成为报纸以及网络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对拐卖儿童这一丑恶现象深恶痛绝的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以“举手之劳”助一臂之力,充分显示着社会团结的力量,展现了人们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愿望,这种正义精神值得称道。

不过,在全民打拐的同时,也有人呼吁民众要理智释放自己的热情,别把打拐变成了“打乞丐”。

按照公安部以及专家的调查数据,很多流浪乞讨儿童并没有被拐卖、胁迫的情形,比如去年11月份,大连市“打拐办”协调民政等部门为流浪乞讨儿童建立DNA数据库,目前入库的182名流浪乞讨儿童中,还没有发现被拐儿童。

如此冰冷的事实,也许会让人们对“微博打拐”及其引申出的问题多一分冷静的思考。

面对生存和尊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但大多数人无疑选择了前者,而乞讨行为就是这些底层人士牺牲太多尊严而寻求的一条生存之道,对此,社会必须予以足够的宽容,而不该以各种理由,来试图剥夺这部分人的生存空间,这已成基本共识。而关键问题在于,对于乞讨者中那些并非被拐卖的儿童,如何妥善安置?

我们理解很多人的理想主义畅想,理解诸如“微博打拐,让乞讨儿童在中国大地上绝迹”这样震撼人心口号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是,以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让乞讨儿童绝迹”的呼声显然过于超前。因为此前,各地也并非没有做过禁止儿童乞讨的努力,并对“狠心的”父母加以严厉惩罚,可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对乞讨儿童的父母进行刑拘等处罚,那些儿童如何安置?在大人连自己都难以养活、只能靠乞讨维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又怎么会让孩子有安享生活乃至上学的机会呢!

所以,从“微博打拐”上升至“让乞讨儿童绝迹”的高度,绝不是喊句口号那么简单。如何能够给“被解救的乞讨儿童”以切实帮助?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与全社会都应认真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便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我们期待着监护人监督、国家监护、长效救助机制等制度的建立,这是关于“微博打拐”的争议所贡献的最大成就——令全社会关注儿童乞讨这一积弊,探讨助其生存之道,尽管我们深知,问题的彻底解决,也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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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身边。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毛泽东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1949年12月16日到次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苏联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国事访问,签订了对当时冷战格局以及中国未来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大国领导人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围绕这次访问,美、苏、国、共等各方力量在台前幕后,均展开了激烈较量,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瞬间。

斯大林三拒毛泽东访苏

早在1947年,解放战争激战正酣时,因为有许多问题要同斯大林商量,毛泽东就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以“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访苏要求。此后,毛泽东又两次提出要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拒绝。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一个月后,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苏联的近两个月中,他与斯大林先后会谈了六次,为毛泽东访苏做准备。这一次,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访苏要求。

7月27日,斯大林在夏令别墅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当刘少奇在宴会上谈到解放战争时,斯大林突然向刘少奇表达自己的歉意,他说,“我给你们添过麻烦,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

斯大林的道歉还得追溯到4年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斯大林两次来电劝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和谈方案,并在电报中称,中国绝对不能打内战了,再打内战就是民族的毁灭。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就不相信,人们要解放,民族就会毁灭。”

1949年初,当解放军已经取得中国半壁江山的时候,斯大林一方面担心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可能引起美国干预,一方面希望把中共控制在莫斯科手中,因此有意出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指挥百万大军打过长江以后,斯大林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

1949年8月,刘少奇带着斯大林的歉意和承诺回到北京。11月12日,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发来电报,正式邀请毛泽东访苏。

江青插手斯大林寿礼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为给斯大林祝寿,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江青闻讯后迫不及待地插手选送礼品一事,她再三建议,带些能表明中国国情的礼品去:首先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大白萝卜,其次是绣有斯大林形象的湘绣制品、景德镇陶瓷、浙江龙井茶、杭州刺绣、江西的竹笋等。

毛泽东对江青插手选送礼品极为恼火。一次,他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带的礼品选好了吗?”杨尚昆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毛泽东一听,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杨尚昆连忙解释道:“主席,这是我们找江青同志帮助办的。”毛泽东挥了挥手,口气很严厉:“你们不要找她,她不懂这方面的事,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杨尚昆继续解释:“江青同志最近刚从苏联回来,有些情况她可能比较了解。”毛泽东真动了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怎么非要她插手呢?”杨尚昆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最后,礼品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送蜜橘很好理解,但用大葱作礼品却让人费解。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后来解释说,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吃大葱马上不打了。“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他说,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

这次出访,除了祝寿的礼品,毛泽东的衣着也需着重准备。据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礼服,黑色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毛泽东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在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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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文化学者

核心观点

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

近些年,不少地方剧种的传承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后继无人,或者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相应的,保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据了解,中国现存172个剧种。如果全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我个人认为太多了,必须做减法。这个减法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要传承;今天观众还在享受,而且也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剧种,要传承。

我这样说,不是糟践我们的地方戏曲。我对中国戏曲非常了解,但我必须明白地讲,如果把所有的地方戏曲全部保留下来的话,有问题。理由很简单,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在新陈代谢,都有一个生存竞争的自然过程。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以国家力量保存,比如在我心目当中,昆曲、京剧因为沉淀了太多的东西,属于此列。但是,不是所有剧种都要以此类推,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种之一就是元杂剧,但只活了大约70年,当它觉得应该消亡、被替代的时候,它像英雄一样非常壮丽地倒下了。而不是已经没人看了,却躺在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艺术不应该是通过这种道路走出来的。

广东省曾经有一位领导做过这样一件事,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认为在中国这么多剧种里,有8个剧种有可能活到21世纪,他就把这8个剧种的首席演员请过来演出。是不是可以再缩小一点范围,或者再扩大一点范围?我觉得都可以商量,但是至少,他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正处于一种选择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切东西都必须长命百岁。

保护,对于破坏来说是好词汇,对于改革来说却不一定是。我们过去不太尊重地方剧种,现在去尽力保护,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继续把中国文化推向创新之路的时候,非要保留那么多的东西是有问题的。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比如说像我的学生的学生,不要再分到一个已经没有太多希望、两年也没有一个观众的剧团里面去?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汲取一些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剧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剧种,为当代人所喜欢?

一些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邓京荆 于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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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对旧城的改造让众多城市趋于一致,越来越多的城市缺了那一份独特的韵味,多了份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气息。古村落的消失、民间艺人的减少、民间文化的失传,渐渐地,承载文化的物质载体便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首先一个消失的文化是在我们的城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的660个城市在改造的口号下已经变得完全一样了,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感到可惜。文化的另外一个丧失在于中国古村落的消失。现在中国的村落,除去西塘、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这些所谓的江南六镇,保护得还比较好,其余基本是在消失。

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国家,你去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就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村庄像诗一样的优美。而我们呢?我们现在的古村落,包括西递、宏村,这种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进去一看,基本上都是新东西。他们不是喜欢新东西,只是因为卖老东西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些古村落基本上被那些文物贩子们给掏空了。我观察北京潘家园已经十几年,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从潘家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最早这些人往外卖东西的时候,是家庭的细软,再发展为卖墙上的字画、卖家具、卖房子里面的文房具,最后卖什么呢?卖牛腿、卖柱子,到最后房子全没了。所以现在还保留的这些地方,我把它叫“文化空巢”。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出现了“空巢”现象,这是很令人痛惜的事。我经常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骂我们是无知的,因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所做的远不如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还是比较穷,先解决肚子问题,等富了后再去思考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什么时候才能想到文化呢?一个国家富,当然好,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富到哪儿去才算是一站呢,才能联系养育我们生命的文化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只是语言,不只是我们所用的词汇,我们很容易用同一种表情、同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是共同的文化所造就的。(来源 :解放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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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关健斌

  “领导很生气,问题很严重!”用这套嗑儿来形容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亚库宁目前的心情可能比较恰当。

  “火车站的安保工作是不及格的”

  2月10日,作为俄罗斯“铁路王国”的掌门人,亚库宁突然接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总统梅德韦杰夫。

  梅德韦杰夫毫不客气地对亚库宁说:“我刚从基辅火车站回来。说得好听点儿,火车站的安保工作简直无法让人满意。第一,那里一个金属探测设置都没有。尽管我们早已做过一系列决定,但这些决定一个也没落实。我问火车站站长和当地警察局长,得到的回答是:已经把申请所有安保必须器材的报告交到上面去了,但目前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第二,那里既没有保安人员,也没有巡逻警察。火车站的安保工作是不及格的。我现在命令你亲自抓好莫斯科所有火车安保措施的整顿工作,并在3天之内向我汇报具体落实情况。”

  “请允许我向您汇报……”亚库宁试图为自己辩护一下。

  梅德韦杰夫立即打断了他:“现在不需要!”

  “就一个问题……”亚库宁小声说。

  梅德韦杰夫的回答很硬:“做完所有事情,再向我汇报!”

  “连一名警察也没见到!”

  1月24日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生恐怖爆炸袭击后,梅德韦杰夫就责令相关部门和官员加大安保力度,防止类似惨剧再度发生。

  为了检查落实情况,梅德韦杰夫2月10日在不与铁路方面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带着政府强力部门的头头脑脑视察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基辅火车站。

  结果是,这位俄罗斯总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进入火车站后,总统径直走向火车管理人员办公室。他说:“我和国家所有服务部门的主管都来了, 因为国家的安全形势(堪忧), 我们去(车站里)转一转吧。”

  不悦之色立即浮现在总统的脸上:“我们一路走过来,看看周围,连一名警察也没见到!警察在哪儿? 安全监督是怎么执行的?”

  陪同视察的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一脸尴尬,只有暗自摇头的份儿。

  总统脸色铁青地来到常驻车站的铁路警察办公室,向当天执勤的警察了解情况。

  在总统的严厉质问之下,当班警察结结巴巴地勉强应对,最后拿起对讲机,想把所有在车站附近执勤的警察召集到办公室。而这些执勤警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最惨烈的经历都没有教会我们”

  从车站败兴地返回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训斥亚库宁之后,梅德韦杰夫亲自主持召开了政府强力部门领导人专门会议。

  梅德韦杰夫说:“我和你们刚刚去了莫斯科的一个火车站。很遗憾,在我看来,这个火车站的状况在我们国家很典型。和其他火车站相比,这个火车站好不到哪儿去,也差不到哪去。”

  总统十分气愤:“就连最惨烈的经历也什么都没有教会我们——哪怕是一点点!……你们应该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喝茶和四处闲逛。如果公务员们还未能从上次惨痛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政府将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包括撤换一些官员!”

  定期反恐演练 抢装金属探测器

  第二天(11日),梅德韦杰夫签署总统令,要求在全俄公共交通系统进行定期反恐演练,以确保公共交通安全。

  据总统办公厅的消息称,梅德韦杰夫向内务部长、紧急情况部长、国防部长、运输部部长以及国家联邦安全局局长下令,要求于4月1日前制定在俄罗斯各主体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上以及其它人流量多的地方举行反恐演习的综合计划。

  遭到总统训斥之后,铁路公司准备修订现行法律法规的提案,以确保乘客安全,并使用现代化安保设施和器材。

  俄铁路公司火车站部门副主任弗拉基米尔·叶廖明11日向记者透露,该公司将在两三天时间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所有火车站安装约60个金属探测器。

  总统刚走,安保设施就“被休眠了”

  10日“突袭”基辅火车站后,梅德韦杰夫11日一大早又视察了莫斯科南郊的伏努科沃机场,并对视察结果表示满意。

  对于总统“突袭”把基辅火车站相关人员弄得措手不及的举动,俄媒体不无讽刺地说:“总统并没有准时到达基辅火车站,所以火车站根本没有做好接待总统的准备工作。”

  有媒体称,梅德韦杰夫1月27日视察莫斯科地铁站安保状况时,曾在地铁站内用紧急呼叫系统与安保人员进行了对话。但总统离开地铁站后,有位“好事儿的记者”来到总统刚刚使用的紧急呼叫系统前喊话,发现已无人应答,似乎总统前脚刚走,该地铁站的安保设施后脚就“被休眠了”……

  本报莫斯科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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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暖暖地洒在吐蕊绽放的水仙花上。1月25日下午,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温暖如春。会议室中央椭圆形的会议桌前,来自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农民刘宏伟正用他粗糙的双手翻看着几页讲稿。

  与刘宏伟同桌就座的还有10位基层群众,有工人、医生、街道干部,还有农民工……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座谈,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发表意见。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第一次面对温总理等国务院领导,还要就国家大政发表意见。虽然早有准备,但他们仍显得有些激动和紧张。

  15时,温总理大步迈进会议室,微笑着走向他们中间,热情地伸出双手:“欢迎你们!”温家宝与他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名字和职业。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而热烈起来。

  “今天请你们到中南海,是要听取最基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希望你们畅所欲言。”落座后,温家宝的开场白直奔主题。

  温总理真诚地说:“最能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是群众,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况的是基层。群众的意见使我们知道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知道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所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总理的一席话让在座的群众代表既感到温暖,又觉得肩上责任重大。

  北车长春轨道客车公司的电焊工谢元立第一个发言。谢元立19岁参加工作,在生产一线一干就是22年。他迫不及待地向总理报喜:“前不久我们参与制造的高速列车,跑出了每小时487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他自豪的话语让围坐在桌前的所有人感到振奋,温家宝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你带来了什么意见?”温家宝问道。

  “我带来两条意见,但是看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后,觉得这些意见都写在报告里了。总理,还用说吗?”憨厚的谢元立腼腆地问道,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讲出来,看看我们报告的内容与你的要求有没有差距。”温家宝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

  谢元立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希望政府给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支持,给产业工人更多的关爱,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工人的良好氛围。还要注意多从基层选拔干部,在培训工人上多下功夫。”

  听到这里,温家宝关切地向谢元立询问了职工收入和培训情况,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他笑着对谢元立说:“你的发言很实在,我们的工作与你的要求还有差距。”

  总理的话让谢元立有些激动,他提高了嗓门:“我和工友们要更加努力让高速列车更快、更稳、更安全,让中国创造这张名片更亮、更灿烂。”

  温家宝一直对农民工怀有特殊的感情。董志平18岁就离开家乡到城市建筑工地上打工,如今是湖南省沙坪建筑公司的一名钢筋工,21年的风风雨雨让他深刻体会到农民工的酸甜苦辣。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地方口音,反映了农民工兄弟的问题:“一些企业怕花钱,不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农民工缺乏法律常识,一旦在工地上受了重伤,整个家庭生活就难以为继。”

  从农民工社会保障到工资待遇,从住房困难到子女就学不易,董志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一连串向总理摆出了四个问题。一口气讲完后,董志平充满期待地望着总理。

  温家宝对他说:“很好,这些问题都很具体。”随后,总理对董志平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2003年实施了《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工作有进展,但今年还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不仅如此,我们正在着手解决《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130万老工伤人员的问题。企业的工资近几年有所提高,今后每年还要逐步提高……我们要让农民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让农民工的生活像他们建造的城市一样越来越美好。”

  听着总理的话,董志平连连点头,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彩。

  “请刘宏伟同志发言。”温家宝将目光投向这位农民代表。刘宏伟是耕种着1万多亩耕地、有20多台农机的种粮大户。他的家乡在黑龙江大庆市肇源县。刘宏伟十分关心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问题,他对总理说:“俺们那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电闸一推,粮食一堆。靠天吃饭,减产一半。’没有农田水利设施,老天爷不下雨,老百姓一点招儿没有。”他提出:“希望政府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加大力度,达到井电配套,保障粮食产量。”

  接过刘宏伟的话题,温家宝说道:“你谈了一个中央关心的大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就是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温家宝接着说:“今年我们要加大水利投资力度,努力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同时开始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不但要保障生活用电,还要解决好灌溉用电。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种粮不吃亏。”

  说完这些,温家宝望着刘宏伟问道:“你还想多种田吗?”

  刘宏伟不假思索地说:“报告中支持农业的部分写得很具体、很充分。听了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了,更想多种粮了。”

  基层群众代表说的是普通人的心愿,实实在在。温家宝讲的是政府的具体措施,明明白白。总理和基层群众代表们就像在聊家常,会议室内谈兴越来越浓,气氛越来越热烈。

  “总理,我发个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菜农张顺斋前一天晚上为准备发言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坐在会场,深深为会场气氛所感染,才知道根本不需要做准备,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行了。

  张顺斋是蔬菜种植大户。近几年,他领导的合作社从30户发展到1200户,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1.2万亩,还开了44个蔬菜直销门店。他向总理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们生产的蔬菜,在销售上实行点对点服务,不但与超市对接,还与机关食堂、餐馆、社区对接,减少了流通环节,既有利于城市人买上便宜菜,又能让农民得实惠。是不是在蔬菜销售点对点服务上给予更多的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听了这话,杭州联华华商集团华商店店长姚杨宏也深有同感。他结合自己店里的情况,一连列举了农超对接对农民、经营者、消费者的三大好处。他说:“实行农超对接后,蔬菜损坏率从30%降低到10%。蔬菜产品丰富了,同类产品价格也下降17%,真是一举多得。不过农超对接,还存在着供货渠道不稳定、产业集中度不高的问题,国家税费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倾斜。”

  温家宝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流通是薄弱环节。其中,农产品流通最薄弱。现代化物流建设才刚刚起步。农超对接是一个好做法,但解决好不容易。我们要在建立基地、稳定物流、解决保鲜冷藏、配备设施设备、制定鼓励政策上多想办法。”

  安徽省滁州市汊涧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陆登宏,从事基层医疗工作已有28年。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有深厚感情。陆登宏说道:“看到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年新农合参保标准还要提高,我不禁拍手称好。”他提出,乡村医生对农民很重要,但是目前国家不给工资,也没有养老保险,需要解决他们的待遇和保障问题,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陆登宏的话,温家宝深有同感。此前,他曾到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寺乡前岗村卫生所调研,也了解到同样的情况。温家宝说:“浚县那里的‘赤脚医生’半农半医,生活没有保障。卫生所设备简陋,只有体温计和听诊器,医生只能为农民看个感冒、打个吊瓶。村一级的医疗建设需要下大力气。”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彭小波、沈阳华铁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由丽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毕业生袁金华、浙江省宁波市信访局副局长张素华,也分别就发展航天科技、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加强职业培训、进一步搞好城乡统筹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座谈会上,温家宝一边认真倾听,一边做着笔记。每位代表发言后,温家宝都会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回应。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民政科长刘京勇最后一个发言。这位从事了15年基层民政工作的干部,用一组组统计数据和身边的鲜活事例,反映了当前基层民政工作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完善法律法规,解决民政救助对象资格核查难问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待遇;加大对基层民政投入,解决当前人手紧、经费少的问题。”

  听完刘京勇的发言,温家宝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讲过,总理是中国最大的民政干部。民政工作,事关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活。要把民政工作的每一件事情办好。”

  三个多小时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窗外,暮色已经降临。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温家宝说,“你们的发言从不同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府工作大有帮助。”他还特意邀请基层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这些普通人,被请进中南海,说了自己的家常话。总理耐心细致地听了,还认真想办法解决,让人感动。”刘宏伟说,“我要把自己的见闻带给乡亲们。我们农民要多种地、多打粮,多作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赵承张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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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新社2月13日的消息,泰国总理阿披实13日表示,泰国将会向联合国表示,不需要外界调和解决与柬埔寨的边界冲突问题。

  阿披实在每周发表的电视演说中表示,“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证明柬埔寨是错误的。柬埔寨呼吁第三国、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干预。泰国将呼吁重新就划界问题进行谈判。”他还说,泰国将拿出证据证明寺庙是属于泰国的。

  据报道,泰柬两国外长将出席14日的安理会会议。此前,柬埔寨总理洪森曾寻求安理会的帮助,解决两国均宣称拥有主权的柏威夏古寺,并呼吁联合国在两国边界设立缓冲区。不过,泰国却坚称,该问题应由两国自己处理。(李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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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发现的45米宽的卡米尔陨石坑(小图为鸟瞰图)提供了证据,表明小型铁陨石有可能完好无损地到达地球表面。(图片提供:Museo Nazionale dell’Antartide Università di Siena/ESA)
5000年前的某一天,一颗小型的铁陨石猛烈地撞击了位于今日埃及西南部地区的一角,在岩石与砂层中砸出了一个45米宽的陨石坑。如今,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与之前的推测相比,像这样的小陨石更有可能在穿越地球大气层后保持完好无损。而这意味着这些天体可能会带来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大的危险。
尽管小型陨石坑是月球以及太阳系中其他缺少空气的天体的共同特征,但是它们在地球上却很罕见——在我们这颗星球上的176个已知直径小于300米的陨石坑中只有15个。然而这一稀缺并非缘于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的宇宙天体的匮乏。事实上,有另外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许多小型天体在坠入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分裂了,要么完全解体,要么在幸存下来后留下多个陨石坑。并且,这些天体在地面上撞击形成的陨石坑可能迅速被侵蚀作用或其他地质过程所掩盖而没有留下痕迹。但是埃及陨石坑正在迫使科学家重新思考铁陨石到底每隔多久便会完好无损地降临地球。
由距离最近的山脉命名的卡米尔陨石坑,是2008年秋季在谷歌地球进行的一次低空航测中被发现的。一个野外考察队于2009年2月到达这里,并找到了5000多块富含镍的铁陨石碎片,总重量超过1.7吨——这是一个确切的信号,表明数米深的陨石坑曾经被一颗铁陨石撞击过。在2月份出版的《地质学》杂志上,意大利比萨大学的地球化学家Massimo D’Orazio和他的同事估计,撞击时的陨石重量约为9.1吨,这意味着这颗天体在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前的重量为20吨到40吨。
之前对地球上的小型陨石坑进行的研究表明,重量不到3000吨的天体通常会分裂而形成多个撞击陨石坑。10年前,在此级别的12颗铁陨石中,只有3颗在其火焰般的坠落后“幸免于难”,并形成了一个单一的陨石坑。然而卡米尔陨石坑的发现,连同只进行了少量研究的一个位于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的陨石坑——也是由一颗小型铁陨石撞击而成,却将这种能够完好无损地撞击地球的天体的比例从1/4提升到超过1/3。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行星科学家Philip Bland表示,陨石存活率的明显上升可能仅仅是因为有了一个更大的样本量,从而能够更好地代表撞击地球的天体。他强调:“我们发现的此类陨石坑越多,有关陨石幸存的统计模型便会越准确。”
Bland提出,穿越地球大气层的一颗天体之所以幸存是否取决于它的材质属性以及历史呢?曾在太空中再三遭受撞击的天体可能会出现严重裂缝,并且很容易在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碎裂,而那些由相对完整的高密度铁构成的陨石则拥有一个完好无损的降落到地球的更佳机会。
就像在《世界末日》这样的影片中所描绘的那样,与以形成多个碎片的形式撞击地球的陨石相比,一颗天外来客完好无损地撞击地球将产生更大的破坏。因此,这一新的发现表明,与之前的认知相比,地球人可能面临着由陨石带来的更大危险。(来源:科学时报 群芳) 更多阅读 《地质学》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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