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小女娃齐拉(Zyla)只有6个月大，虽然还没学会走路，但她已经掌握了一项许多成年人都搞不定的运动，那就是滑水。最近，她更是一口气在水上滑行了200多米。

据报道，本月19日，齐拉在佛罗里达州的温特黑文市(Winter Haven)的一个人工湖上，完成了她的滑水“壮举”，独立站立在滑板上，成功滑行686.4英尺(约合209米)。

从现场录像可以看到，小齐拉站在两块固定好的儿童滑板上，手握扶手，在湖上轻松滑行，整个过程有多名成年人在水中陪伴。

据介绍，齐拉的父母是专业滑水运动员，父亲基斯(Keith St. Onge)说，如果齐拉不是已经滑到湖边需要停下，估计她还能继续滑下去。

齐拉的父母表示，女儿的小小壮举可能创下了世界纪录。不过，是否真的是这样，还有待核实。

据日媒报道，近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组成的科研小组利用老鼠进行的实验发现，尽管持续睡眠不足会导致记忆力下降，但如果给予脑部一定的刺激，无需睡眠也能提高记忆力。该成果发表在5月26日的美国科学杂志网络版。

据悉，该成果可能颠覆为稳固记忆力需要睡眠这一定论。理研的项目带头人村山正宜(生命科学)表示：“虽然将来或许可用于应试学习，但充足的睡眠对精神和身体健康而言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在学习后入睡能更扎实地记住所学的内容。科研小组着眼于大脑中与记忆和行动有关部位的特定神经传导功能。在研究老鼠记忆力的实验中发现，老鼠在学习后入睡时上述传导功能就开始活动，使记忆变得稳固。

科研人员通过修改基因，培育了一批只要大脑受到光照，传导功能就开始活动的实验鼠。即使摇动它们睡觉的小笼不让其睡眠，只要给予光感刺激，仍会形成记忆。据悉实验鼠比睡眠充足的普通老鼠的记忆力更为持久。

村山介绍称，人脑也拥有相同的神经传导功能。他期待地表示：“可能有助于为睡眠障碍导致记忆力下降的患者开发出治疗方法。”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据外媒报道，今年2月，泰国有农民发现一名刚出生不久的男婴被深埋在20厘米的洞穴中，全身伤痕累累，还有14处刀伤。事隔近3个月，当初的小男婴挺过劫难并健康成长，他身穿袈裟的照片流出，超可爱的灿烂笑容暖化人心，也让人对他的顽强生命力肃然起敬。

据报道，这名小男婴刚出生就遭遗弃，当时53岁的农民卡奇特在附近放牛，发现他后立刻找人帮忙并紧急送医。

卡奇特表示，那时她带着6头牛到外面吃草，不经意发现地面松动的泥土，感觉像刚填平不久，“起初以为是有人埋葬自己的宠物，但后来看到了脚，我努力控制自己并大声呼救”，她还回忆道，“宝宝被埋在20厘米深的洞里，而且还是脸朝下”。

医师检查后表示，男婴全身都有被虐待的痕迹，发现有14处刀伤。对此警方推测，他的生母可能是未婚妈妈，但目前仍未寻获凶手。

不过幸运的是小男婴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让人不禁佩服他坚强的生命力，更被形容是“奇迹宝宝”。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近日，有人实名举报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前高管李永先以两个儿子名义，一天内花费1280万元拿下41套房。李永先在回答“购买房子所需巨款与其收入不符”的质疑时称：“别说一千多万，我一个亿都有。”目前，通辽市纪检委正在对举报内容调查核实。

41套房源于债务纠纷

“我们收到了这个线索，目前高度关注。”通辽市纪检委驻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纪检组长李福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应。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公司是通辽市地方国有独资公司。集团公司一位领导表示，李永先在该集团里做的最高职务是总法律顾问，也当过其参股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2013年就退休了。集团公司于23日发现了媒体报道内容，现在已经报告给纪检部门。通辽市纪检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纪检部门会对于举报人反映的问题按照相关程序调查核实。

“我不是第一次接受调查和监督，我仍然愿意接受任何调查。”李永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永先说，关于“花1280万元购买41套房子”，不是“购买”而是“顶账”。2009年起，他和亲朋好友多人放贷给通辽市天蒙房地产有限公司800万元。由于无力偿还债务，通辽市天蒙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4年用41套房子顶账支付本金及利息共计1280万元。

然而，通辽市天蒙房地产有限公司与他签过顶账合同后，却将房子偷偷卖给了其他业主。李永先最终将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武玉珊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1280万元，经过二审，内蒙古高院最终裁判李永先胜诉。李永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拍卖武玉珊的财产来还债。

“也许是因为我的告状得罪了人，所以别人也把我告了。”李永先说，1280万元债务案件最终以法院强制拍卖被告人的财产终结，这使得自己与其间的利害关系人积怨很深。

记者从公检法等多方核实发现，李永先确实有这样一起纠纷，目前拍卖仍在进行中，他至今还没有拿回拍卖所得。

亲戚经商涉9家实体

关于家属经商的举报内容，李永先说，自己家族中的确有多名亲戚在经商，现在有9家实体，多年前形势好的时候是11家。

据了解，李永先1977年从地方外贸系统被选派到霍林河矿区工作。从1983年起，为解决家里兄弟姐妹8人的就业问题，他在霍林河组织兄弟姐妹率先干起了个体经济。因当时大环境对个体经济不认可，李永先受到了组织查处。1986年，经纪检部门复查平反后继续在矿区工作，退休前担任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

在李永先任职期间，由于其家族成员多人经商，群众多有反映，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群众向当时的霍林河矿务局主要领导反映较多。为此，李永先曾多次向时任霍林河矿务局及改制后的霍林河煤业集团公司主要领导说明家族成员经商的情况，还曾提出过辞职。

李永先说，家里人经商办企业，之前也没有严格的画线，几十年来都被告来告去、查来查去，他认为与自身职务没有关系，愿意接受组织的调查。

任高管时股东含亲属

尽管李永先认为自己很“清白”，但他作为曾经的国企高管，其家族经商情况难免引发质疑。

李永先的家族成员及与其他合伙人开办的实体经济主要包括农场、牧场、运输公司、宾馆、投资公司、房地产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其中一家公司的情况引发公众的猜想。

据了解，由霍煤集团控股、成立于2010年的内蒙古霍煤龙兴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李永先是被霍煤集团指派，代表霍煤集团出任该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的合伙人包括通辽市北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辽市盛世龙兴房地产有限公司两个民营企业，而通辽市北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包含李永先的弟弟、妹妹等四名亲属。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宝峰认为，李永先的案例引发广泛关注，相关部门要通过调查，向公众公布真相。

违法违纪啦？没听到风吹草动；到点退二线啦？年龄还差几年……

山西某市环保局长日前被调整为非领导职务，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不小震动，一时议论纷纷。

其实，这名干部被调整的原因并不复杂：该市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整治环境成为全市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但这位局长工作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实现预期目标困难。市委研究认为，该干部目前的工作能力、工作状态难以打赢这场硬仗，遂决定调整其工作岗位。

“没违纪、没违法，就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状态不佳，这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一个典型案例。”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介绍说，“干部‘能下’，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相较违法、违纪，重大事故问责等传统的‘必须下’，以及到龄退休、任期届满的‘自然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应该下’，是从严治吏的难点，更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一个突破。结合山西实际，总结完善2014年9月以来新的省委班子革弊立新、刷新吏治的有效措施与办法，山西省今年1月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对照党中央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着力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

“中央《若干规定》下发之前，山西在能上能下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因为直面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在能上能下方面有更高、更严、更紧迫的要求。”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坦言。

一年7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共调“下”领导干部2026人。其中，到龄免职1205人、任期届满离任152人、健康原因调整123人、违纪违法免职221人、自愿辞职151人、问责免职35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139人。在139名被调整的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中，94人或因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出现较大失误，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称职等，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内容。”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统筹把握干部能上和能下，既要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要推动能下，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围，着力形成干事创业的激励效应。”

谁“该下”

10多万名干部大筛查

某市核查一名正处级干部的个人事项报告，发现其瞒报房产。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干部家不在本地，通常是周一下午来、周五早上走，不在岗是常事；遇事推、躲、绕，本该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给副手，对上级交办的重点工作经常拖拖拉拉，工作没热情、私事跑得勤；组织诫勉谈话时态度不端正。经认真研究，市委决定免去其职务。

一年多来，山西坚持以查档案、查个人事项报告、查民意、查业绩、查线索、查案件“六查”掌握的情况为依据，对虽无违法违纪行为但“为官不为”的干部，对组织掌握的在岗涉案、纪检机关暂不查处但工作不在状态的干部，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该调整的调整。

“六查”是山西刷新吏治的“非常之举”。

“当时的山西经历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腐败案件量多面广，涉及干部多，诸多案件尚未办结。”山西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介绍，“同时，空出的大量职位亟须选任一批干部补上去，但又要防止‘带病’上岗。”

两难困境，如何破解？

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2015年1月，山西全面启动“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不胜任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作为、善担当干部”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批”工作。“六查”成为开展“三个一批”的甄别手段。

“履历、业绩、工作表现，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名干部谈起自己经历的“六查”，感慨不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真是动了真格。”

“六查”真刀真枪：不局限于查档案、查个人事项的“纸面”上，还深入到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纪检、组织等相关部门认真梳理，核查线索，查办案件。组织部门的同志表示，“六查”运用“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显微镜”等查核工具，从宏观整体到微观细节，对拟提拔干部做了全方位“体检”。

遴选一大批优秀的“能上”干部，也发现一批“带病”的“该下”干部。在山西刷新吏治之初，某县县长符合推荐条件，毛遂自荐，主动向组织提出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面对组织谈话，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各方面都没问题。其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查案件、查线索中，此人被查实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县委书记没当上，反被从县长岗位上撸下来。

如今在山西，“六查”已从曾经的“非常之举”转为制度化、程序化、经常化的常规动作，延伸到普通干部。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共对10多万名干部展开“六查”，分层分级甄别好干部、表现平庸的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为能上能下奠定基础。

如何“下”

程序不简化，情形更细化

山西因2014年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项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导致数亿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沉睡”超过一年。

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查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推进不力、进度缓慢、督促协调解决问题不及时等不作为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涉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前期工程推进不力、进度迟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免去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在《实施细则》中，山西把“问责追究”和“不适宜担任现职”作为“下”的重点，进一步细化“下”的情形。增加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问责追究情形。把“能力不足，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等情形，也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调整范围。

“以往，调整‘下’的干部，个人好恶的长官意志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存在。”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说，“为此，我们健全程序，对待‘下’的干部要和对待‘上’的干部一样严肃，认真地‘下’。”考察核实环节前增加了“调整动议”，使“能下”的程序，从调整动议、考察核实到提出调整意见、组织决定、谈话等环节，更具严肃性、规范性，避免因“人”而下，要因“事”而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专家分析，干部“能下”本应是正常现象，但过去“必须下”和“自然下”占绝大多数，“应该下”则相对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刚性变软走形：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问责手段；思想观念上，好人主义盛行，认为“下”是得罪人、毁人，碍于情面不忍其“下”。

山西对症施策，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压实能上能下的主体责任。明确把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情况，作为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不力的，严格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任职期间，一名副局长为他人谋取利益、贪污公款，被判有期徒刑。后经调查核实，这位局长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一把手的主体责任，抓班子带队伍没有魄力和办法，特别是对班子成员监管不力。组织上依据相关规定，启动问责追究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这名干部的“下”，在当地干部中引起震动，“自己不犯事、别人犯事，也会被免职，好人主义同样害人害己……”

让“下”者服气

立体“画像”，台账“说话”

在基层采访，干部反映较多的是，问责追究的“下”，规定相对清晰、易于操作；而对不胜任现职干部的“下”，一些具体情形，如思想状态、能力不足、工作成效不明显等，比较模糊，难以量化，操作难度大。

左云县委书记胡勇认为，以往干部的“下”，多是因为套住了“硬杠杠”，如考核排名、违法违规行政、职权范围内发生重特大事故等，但这些“硬杠杠”并不能有效覆盖到所有“应该下”的情形，需要进一步配套完善相关机制。

面对情况各异的干部，山西积极健全配套制度，有针对性地考察核实不胜任现职干部，作出客观公正评价和准确认定，让不称职者“下”得服气。

在山西省委组织部的考核处室，记者看到一本干部业绩台账：一项改革任务，明确了具体负责干部与时间表；按月核查，一旦发现进度滞后，就会生成提醒警报。建立干部业绩台账，如实记录其工作完成情况及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既反映工作成果又记录工作过程，为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价干部工作实绩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大同市委组织部，记者看到一份关于某县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析研判报告》，其中对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评价分别是——

“该同志平时注重学习政策理论和市场经济知识，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善于抓大事、抓关键、谋发展，持续推动的城建、生态等工作成效明显。为人谦和，工作不辞劳苦，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不足之处：抓班子带队伍有些放不开手脚，不能充分调动班子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该同志为人正派，性格耿直，干部群众口碑好。经过多岗位历练，综合素质高，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成效明显。作为政府一把手，对副职充分信任，放手发挥大家的作用。不足之处：用力不均，创新意识不强，有求稳怕乱思想。”

这份报告的生成，源自“无任用谈心谈话”，内容包括干部的工作业绩、作风、长处优点、问题不足等。

“以往，我们了解、把握干部的手段相对单一，主要依据任前的谈话、考察，较难做到知长知短、知根知底。”大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向东说，去年以来，市委组织部推行干部“无任用谈心谈话”，在县区、市直单位中开展部务会成员与县处级干部“一对一、面对面”谈心谈话，力求近距离、多维度了解干部。

“作风比较民主，重大事项按程序来，定期听取大家意见”“需要加强沟通协调”“马上退休了，工作热情不减，工作有思路、有办法”……这是大同市某部门一名副职在组织部门谈心谈话时，对正职及班子其他成员的评价。在谈心谈话中，谈话对象要谈自己，也要说别人；既要说干部的工作业绩、作风，又要说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涵盖8小时内的工作表现、8小时外的情况。

组织部门综合分析谈心谈话获取的信息，最终形成《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析研判报告》，让单位班子、一把手、其他班子成员的“画像”更为立体、逼真。截至目前，大同市对所属11个县区、213个市直单位1300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分析研判报告都已形成。“党委换届即将开展，这些报告为干部的‘上’与‘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赵向东说。

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坦言，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关键是全面准确认知干部，而这需要“软”“硬”两手：硬的方面就是在考核上下功夫，实施差异化考核办法，力求考核指标更接近干部的工作实际、更精确反映干部的工作状态；软的方面，就是通过专题调研、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等途径近距离接触干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干部的信息，及时掌握干部的活情况和群众口碑，改变以往存在的凭平面材料和经济指标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的片面性。

不是一“下”了之

既“下”而知错，又可为有望

数年前，某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因该市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而被问责免职，之后被降职安排。根据该同志现实表现和优势特点，前不久省委将其调整到重要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该同志到任后，大胆开拓创新，很快打开局面。这是“下了再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如何对待调整“下”了的干部？“严重违法违纪的除外，将‘下’的干部打入另册、贴上标签、戴着有色眼镜看是不对的。”运城市盐湖区委书记王志峰认为，“这些‘下’的干部更需要组织的关爱，教育管理都要跟得上。”

山西让被调整的干部“下而知错的同时，仍下而可为、下而有望”。

“我申请到一个贫困县的贫困村，全身心蹲下去、沉下去，争取用两到三年时间，在特色产业支撑、基础条件改变、群众生活改善等方面都有一些大的变化，为全市脱贫攻坚尽一份绵薄之力。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组织的培养、关怀；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救赎自己、提升自己。”这是某市一名因违纪而被免职的副市长的书面申请。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位同志的态度和表现给予肯定，组织部门帮他确定驻村扶贫点，每月驻村时间不少于20天。

4月16日，这位同志开始进村扶贫，向镇党委、村支部郑重表示：全力帮扶，不参与乡镇其他事务；积极工作，不给乡村增加任何负担；深入调研，不插手乡村的工作决策。

“驻下去了，扎进去了。”跟踪了解的组织部门得到村里的反馈：“一个多月来，他几乎成天泡在村里，走家串户，跟大伙儿一起研究、制定扶贫计划。”

在吕梁，市委主要领导跟每位调整“下”的省管、市管干部都要认真谈心谈话，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并安排他们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培训班。目前，吕梁市有3名被调整的原省管干部向市委提出书面申请，自愿参与全市各项中心工作。经市委同意，市委原常委张某某已开始了吕梁山护工（护理）培训就业工作，其他同志的具体事宜正在协商过程中。

“对于调整‘下’的干部，应做到日常管理不断档、思想教育不断线。”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明星说，“同时要根据具体情况给他们干事创业的机会，避免其脱离组织、脱离队伍。”

对调整“下”的干部，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让其“一下了之”。山西建立起常态化谈心谈话制度，了解被调整干部的思想动态，化解思想矛盾、解除思想包袱，并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级党校参加培训；结合被调整干部的自身实际，引导其在脱贫攻坚、信访维稳、拆迁改造等专项任务、临时岗位中继续发挥作用；对德才表现和工作业绩突出的，依规重新任用。

最大程度减少“下”

先立规矩后选人，管理监督不断线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说，“但不是‘下’的越多越好。”他认为，干部的能上能下，说到底都是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更好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健康发展。减少“必须下”“应该下”的干部数量，需要从源头入手，选好管好干部。

先立规矩后办事， 坚持标准选好人，山西在“上”的方面实施一系列制度创新。新的省委班子组建后，先后出台《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工作的意见（试行）》《山西省各级党委（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干部选任从动议、推荐、考察到讨论、任用、公示等各个关键环节，破潜规则、陋规则，立明规则、硬规则。

2015年6月，经推荐考察，省直某部门有位任正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拟提任副巡视员。考察期间，收到反映其问题的举报。经核实，该同志有公车私用行为，对本单位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不规范、报销不规范等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发现问题就坚决放下，提拔任用程序中止。一年多来，山西共有40人次在省管干部选任程序启动后，因发现各种问题被中止。

山西建立干部“带病提拔”等问题倒查机制和违规用人纠错机制，明确要求对落实中央和省委干部政策不力、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仅要纠正错误用人决定，还要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任职期间违规任用干部，其本人和违反干部任用程序的3名厅级干部被诫勉谈话或给予党内警告处分。3名涉案的正处级干部，被给予降为正科级或调离工作岗位等严肃处理。4名组织人事部门干部受到组织处理。

使用“错位”，也会导致干部不适应、不胜任。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故事，让记者对此印象深刻。某县一位农委主任，“三农”工作成绩突出，后调任县住建局局长。在住建局，该同志勤奋敬业，但因业务不熟悉，且城建工作多年累积矛盾纠纷较多，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多项重点工程任务推进不力。县委慎重研究后，下决心将其调整到了其他岗位。

这样的情况在选任干部时遇到不少，究其原因：一方面，“上”的过程中，考察、认知不够全面，没能做到人岗相适；另一方面，“上”了之后，有效管理不足，量变导致质变。

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认为，要避免“门卫”式选用模式，只重视“上”的那一阵，忽略“管”的全过程。

山西制定《关于加强对新任省管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的意见》，从践行“三严三实”、从严要求管理、适时跟踪管理、经常性考核、强化日常监督、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六个方面，加强对新任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这是盛茂林与某新任正厅级领导干部的谈话——

“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对认准的事、决定的事、已经部署的工作，要横下一条心、拿出一股子气，大胆实施、见到成效。关键时刻要敢于站出来，遇到矛盾不绕、面对困难不躲、解决问题不拖。工作中要克服‘老好人’思想，敢于批评、勇于任事，雷厉风行地抓，理直气壮地管，无私无畏地履职尽职，做敢抓善管的表率。”

这个谈话，正是基于组织对该新任干部状况的全面、准确把握，很具针对性。这位干部深受触动。

坚持抓早抓小，山西综合运用各种组织措施，扯袖子、咬耳朵，防患于未然。截至今年4月，387名省管干部因为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谈话提醒、函询诫勉，避免“小病”变“重病”。

“能上能下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体现，要成为干部工作的常态。”盛茂林说，“在干部选任上下大功夫、在干部管理教育上下大力气，乃是当务之急。”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在菲律宾单方面强推的南海仲裁案中，有关南海岛礁法律地位和权利归属的争论是一大焦点议题。令人遗憾的是，菲律宾在此方面的论述充斥着各种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词，不仅刻意遮掩了客观事实真相，也恶意曲解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则的应有意涵。

首先，菲律宾对南海岛礁的全部论述从总体上服务于菲方在仲裁案中的诉讼策略。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犯是中菲南海争端的根源所在。与此同时，关涉主权归属和海洋划界的争端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明文规定的管辖权排除事由。只要确认了上述两点，就可知菲方单方面诉诸强制仲裁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本无实现的可能。因此菲方极力想要回避中菲争端的主权属性，以期绕开《公约》条款的限制性规定。为此菲方使用的主要伎俩就是精心包装出一个“中菲两国在南海地区为解释和适用《公约》而发生争端”的假象，来覆盖菲方的实质意图与核心主张，从而改变其原本无权诉诸仲裁的事实。为使其本来就站不住脚的仲裁请求能够“自圆其说”，菲方进而在仲裁案中针对南海岛礁抛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虚假论述，企图达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效果。

其次，菲律宾对南海岛礁具体情况的论述严重背离客观事实真相。这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菲方对南海岛礁具体情况的论述严重违背历史史实和现实真相。罔顾历史事实，在提不出任何有效历史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堂而皇之地信口开河，是菲方有关言论的重要特点。回避和粉饰菲律宾对中国南海岛礁的侵夺历史则是菲方编造谎言的另一面表现。

二是菲方对南海岛礁法律地位的论述不符合《公约》和一般国际法的规定。菲方声称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岛礁都不是岛屿，不能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菲方的说法与南沙群岛的客观实际情况相悖。菲方在庭审中故意篡改有关南海岛礁的真实信息，草率否认南沙群岛整体性、太平岛等面积较大的南海岛礁的岛屿地位，其相关说法不仅与南海岛礁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公约》和一般国际法的规定有明显出入。菲方的有关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还刻意隐瞒了菲方仲裁请求之外的其他南海岛礁的必要信息，并拒绝提供给仲裁庭。在此不难看出，菲方对南海岛礁的有关论述缺失最起码的可信度。

三是菲方在仲裁案中对南海岛礁的定位与菲方先前的立场相矛盾。自从菲律宾觊觎中国南海岛礁以来，菲方一直视有关岛礁为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这在菲方一系列法案、国内法院判决、外交照会中多有体现。直至此次仲裁案，菲方才改口否认相关南海岛礁的岛屿地位。因此对照菲方自身的观点，菲方的论述也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再次，菲律宾在仲裁案中针对南海岛礁的仲裁请求经过了刻意的切割与加工，隐含着更为深层的险恶用意。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菲律宾把南沙岛礁的领土地位问题刻意描述为岛礁法律地位问题，为仲裁庭确立管辖权提供支撑，实际上只能是欲盖弥彰。

二是菲方仅针对中国目前控制的南海岛礁提出仲裁请求，其针对中国的指向意味浓厚。菲方不仅未将其侵占的南海岛礁一并提交仲裁，同时也刻意避免提及其他国家侵占的南海岛礁。菲方此举的意图可谓不言自明，即拉拢其他国家在南海共同对抗中国。

三是菲方仅要求仲裁庭否定中国目前控制的南海岛礁的岛屿地位，对于其他已被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侵占的南沙岛礁，菲方却故意只字不提对它们应做何权利限制。菲方此举的用意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中国在南海主张权利的法律资格，从而便于菲方及其他国家日后扩展其在南海的非法主张。

四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是，中国历来是对整个南沙群岛、而非仅对其中少数几个岛礁享有主权。按照《公约》界定中国南沙群岛的海洋权利，就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南沙群岛的所有岛礁。而菲方刻意对南沙群岛作切割处理，把中国“可以主张《公约》权利”的岛礁范围限定为中国目前控制的南海岛礁。这等于是无视并否认中国对于他国侵占的南海岛礁提出权利主张的资格，剥夺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原始主权者”身份并视中国为南海争端的“后来者”，继而洗白并强化菲方及其他国家对其他南海岛礁的非法侵占效果。

通观菲方在仲裁案中有关南海岛礁的所有论述，其主张的实质均是围绕着否定中国对黄岩岛和整个南沙群岛的主权、否认菲律宾侵占中国部分南海岛礁的事实真相、篡改中菲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的性质和范围等非法诉求来展开。菲方的上述言论完全建立在罔顾史实和曲解法理的基础之上，企图将南海争端的真相和本质掩盖于其精心编织的谎言和歪理之中。然而，南海岛礁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归属并不取决于菲方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词，菲律宾打着法律旗号恶意挑衅中国底线的卑鄙企图注定将无法得逞。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5月26日，焦裕禄的二女儿、河南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焦守云的新书《我的父亲焦裕禄》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书系首部由焦裕禄家人撰写的回忆作品。

1966年，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红遍当时的中国，而除了人们熟知的焦裕禄在兰考任职的故事外，《我的父亲焦裕禄》也首次披露了焦裕禄一生各个时期不为人知的故事，尤其是生活中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焦裕禄。

对于影视作品中的“焦裕禄”，焦守云说，没一个演员让母亲觉得像。“几十年来各色焦裕禄的作品，参差不齐，让我觉得应该给父亲写一部‘正传’。”焦守云说。

回忆起焦裕禄，焦守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父亲临终前给母亲的嘱托：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要向组织提要求、要救济。焦守云告诉记者，几十年来，家里人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这是父亲传下来的家风。

大帅哥

母亲和我觉得没一个演员像焦裕禄

从1966年2月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至今，50年来，无数反映焦裕禄的影视、文字作品问世，兰考县委书记的形象镌刻在几代中国人记忆里。然而，焦守云却说，母亲和自己觉得没一个演员像焦裕禄。近年来，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的儿子余音饰演焦裕禄的演出已达60场，但焦守云却认为，儿子也没演出父亲的样子来。

“我爸爸小一米八的个儿，死的时候才40出头，在妈妈和我们眼里，是一个标准的大帅哥。”焦守云说，上世纪90年代，因为母亲觉得李雪健长得不像焦裕禄，电影差点泡了汤。

出生山东农民家庭，打过鬼子参加过革命，又当过工业企业的技术干部，焦守云说：“工农兵，父亲都占全了。”焦裕禄给家人留下的形象是喜欢音乐、多才多艺，朴实但讲究、聪明加勤奋。

焦裕禄从小学二胡，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南下干部，焦裕禄到河南尉氏县工作。当时为推进土改，聚拢群众做宣传成为第一步。焦裕禄把宣传口号编成歌，拉二胡成为土改的利器。而妻子徐俊雅爱唱歌，也正是仰慕焦裕禄的文艺才华，和焦裕禄走到了一起。

“孔孟之乡，山东人讲究。我奶奶经常说，再穷也要洗干净衣服，穿整洁出门。”焦守云回忆，影视作品中的焦裕禄身上穿的满是补丁的衣服，但实际上焦裕禄是很注重仪表，他穿的干部服，除了袖口和领口有补丁，其他地方都没有。

对家人

批评儿子看戏没买票，说白看戏就是剥削

以“县委书记的榜样”闻名的焦裕禄其实真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时间仅短短几个月。1962年，焦裕禄以县委副书记身份来兰考主持工作。

据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回忆，当年要给兰考选配新的县委书记，选来选去没合适的。兰考是豫东的重灾区，有的人一听说去兰考，就想办法推脱，当时一个同志一听是去兰考，一下子精神失控，跑到厕所里哭起来。

张申在尉氏县做过县委书记，是时任尉氏县委副书记焦裕禄的老上级。当时他找到焦裕禄时，焦裕禄的肝炎已经很厉害。“如果父亲以这个理由推脱，组织也不会为难，但他二话没说，表示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焦守云在书中回忆。

除了在盐碱地上种泡桐树，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的事迹，焦守云还回忆了兰考时父亲和哥哥的一件事。“我哥哥那时小，去看戏，卖票的问是哪里的，他说是县委的。卖票的又问是谁，哥哥说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进去了。”焦守云说，后来父亲知道此事，把哥哥严厉批评了一顿，说演员唱戏也是一种劳动，白看戏就是剥削。第二天，焦裕禄亲自给戏院补上2毛钱戏票。

一次，焦裕禄在县委墙上看到福利救济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救济款是60元。他询问县直党委书记，救济是什么条件。书记说，“家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焦裕禄立即说：“我家既不在灾区，我本人也没有申请，为什么有我。我一分钱也不要。”

在他带领下，兰考县委十几名同志也主动提出不要救济。县委办公室的张明常女儿胳膊摔断了，也主动不要救济。焦裕禄问，你不要，怎么给孩子看病？张明常说，卖自行车。焦裕禄说，卖了自行车，怎么跟我下去工作？对此，焦裕禄对县委干部说，这种情况是真困难，应该照顾。

留遗嘱

嘱妻子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向组织提要求

不要救济，也成为焦裕禄临终时留给家人的嘱托。焦守云回忆，焦裕禄临终对母亲留下话，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要向组织提要求、要救济。“我们家这几十年来，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做的，没有用父亲的名义去发大财，也没向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

焦守云的儿子余音说，2000年，开封一些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大姨的两个儿子都下岗了，后来自己外出打工，就这些年大姨还住着漏风的平房，冬天非常冷。

“我们那有人说，你们家这么多大领导来，跟谁说一声不行，还不能把问题解决了？”焦守云说，很多机会，用焦裕禄的名字，会得到好处，“但是拒绝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父亲教导过我们，临终时留下过话。”

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是解放前的初中生，有文化，也很有工作能力。上世纪80年代做过兰考县的副县长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守云回忆，母亲退休后经常说，不能让组织照顾。“有一次住院，报销了一万多块医疗费，母亲很生气，说用了公家的钱，把兰考的医疗费都花光了。”

■ 讲述

讲述人：焦守云(焦裕禄之女)

习近平13岁听焦裕禄报道流泪

我现在是“三坐(做)”——坐飞机、坐火车、做报告，一辈子最忙碌的时候。到明年年底，全国的县委书记都听了我的报告了。许多干部都被焦裕禄的理想信念和工作经历感动。

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合影

1966年9月15日，13岁的我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那时所有领导人都在，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当时，她在广场上等待毛主席出现，清华大学的学生告诉周总理，焦裕禄的女儿来了，周总理赶紧派人拿条子到广场上找我。

我上了城楼，周总理就问我，妈妈还好吗？家里几口人？我答家里有6口人，周总理还给身边人做了个“6”的手势，表示家里人不少。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毛主席来到城楼，王光美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当时，群众的呼喊声特别大，王光美第一次介绍，主席没听清，她就贴着主席耳朵又说了一遍，说这是焦裕禄的女儿。毛主席跟我握了手，点了点头，由于声音太大没说话。要照相时，毛主席给林彪点了点头，林彪也走过来，我和毛主席、林彪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一张合影。

习近平初一听焦裕禄事迹泣不成声

从2009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已三次视察兰考。2009年，习近平去了焦桐园，看焦裕禄亲自种下的那棵泡桐，并仔细看着那张焦裕禄站在焦桐旁的照片。

兰考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总书记的联系点。同时，习仲勋和焦裕禄都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习近平在接见我时说，“今天很高兴，像走亲戚一样。”

2014年3月，习近平去了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东坝头乡张庄村、焦裕禄干部学院。我担任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习近平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虽然离开我们50年了，但他的事迹永远为人们传颂。”

1966年，习近平13岁，上初中一年级。谈起这段往事，习近平曾说：“196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正上初一，政治课张老师念了这篇通讯，我们当时几次都泣不成声……”

习近平曾提到第二次为焦裕禄流泪，是看到1990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人民呼唤焦裕禄》后。他还专门填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其中有词句“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东北经济的爬坡过坎，关键在思维方式的优化切换、“脑筋急转弯”，为创新能力建设推开一扇窗

企业经营的成败在创新，区域发展的荣枯也在创新。从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到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内燃机车，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到“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石油资源开发，东北经济曾经的辉煌写尽了那一时代的创新气魄。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老工业基地要抢抓机遇、奋发有为，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在全面振兴东北的新篇章里，“体制再造”与“观念更新”注定仍是关键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新发展理念中位列首位。“要么创新，要么死亡”，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如是说。无论是电影《钢的琴》展现的转型沧桑，还是近年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与各类人才的流失，东北的创新劲头确实有些跟不上市场竞争的节拍。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对接，说到底就是要把创新贯穿转方式、调结构的每一链条、每一环节，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三个字号”的递进创新之道，一方面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依循“守正出新”。所谓“守正”，指的是不可过于妄自菲薄，在承认市场化程度亟待提升的同时，也要看到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丰沛的自然禀赋、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以及长期累积的拳头产品与知名品牌。石化、能源、装备、食品等传统主导产业，“煤、木、粮、油、矿”等资源加工产业，一旦注入“互联网+”等新的驱动力，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定能在精深加工中形成“出新”的动能。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层次的提升也离不开所有制层面的改革。中央在东北振兴问题上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深意正在共同激发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活力、创造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传统产业仍以国有企业为支撑，加快引导他们成为真正市场主体，是遏制经济下滑态势，向高端化升级的重点。难点则在于，民营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破土而出、蓬勃生长，不仅需要法治化的创业兴业环境，更离不开“重商道、轻官道”的社会文化氛围。

因此，东北经济的爬坡过坎，关键还在思维方式的优化切换，在于“脑筋急转弯”，为创新能力建设推开一扇窗。“保守是舒服的产物”，一些大企、名企的“家道中落”，很大程度上源自固步自封的保守态度，在商海的滔天巨浪面前胆怯、止步了。伟大的创新，很多时候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严酷无情的市场竞争。如果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总是存在“二八分化”的状况，那么由“二”向“八”的“逆袭”，只能依靠抛弃幻想、自立自强，朝市场化蓝海奋力进军。

搞市场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态势。东北地区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当前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体现为部分产品与服务跟不上群众的需求，部分房地产、资源能源行业又有产能相对过剩。只有“横下一条心”，政策上不再左顾右盼、工作上不再浅尝辄止，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向市场的“产业跃升”上，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全力以赴打赢转型升级的攻坚战，东北经济才能迎来新生，力促制度优势化为振兴胜势。

转方式、调结构“是苦干出来的，而不是硬等出来的”，这道理不只适用于东北振兴，同时也在勉励全国各地，要把政策转化为行动，主动促改革、抓创新，主动适应、引领新常态。不因包袱重而等待，不因困难多而消极，不因有风险而躲避，不因有阵痛而不前，就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彻底切除官本位的“毒瘤”，把创新工作做细做实做具体，通过“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的新跃升。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近几年，各地校园暴力事件频频被曝光，数量逐年增加，且暴力情节越来越严重。据《法制日报》报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针对10个省市5864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32.5%的人偶尔被欺负，6.1%的人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而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1月至5月媒体曝光的40起校园暴力事件中，75.0%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中学生之间，其中初中生更易成为发生校园暴力的群体，比例高达42.5%，高中生次之，占比32.5%。大学生、职校生、小学生分别占比15.0%、7.5%、2.5%。

此外，同性别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较多，男生之间的暴力和女生之间的暴力占比总计85.0%，其中女生之间的暴力行为占比达32.5%。报告还指出，与男生之间“硬碰硬”的冲突方式不同，女生之间的暴力多表现在侮辱性、逼迫性行为，对施暴方造成的心理创伤异常突出。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心智未完全成熟，对行为产生的危害后果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对于情绪和矛盾往往采用不恰当甚至极端的方式处理。据《法制日报》报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68%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大多手持棍棒、砖头甚至管制刀具等凶器，对受害学生不分部位、不计后果地进行攻击，死伤后果严重。其中，近六成校园暴力是因日常琐事而引起。

谈到校园暴力事件的起因，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结果显示，“日常摩擦”为起因的校园暴力事件居首，占比55.0%。“钱财纠纷”次之，占比17.5%。“情感纠葛”居第三位，占比15.0%。另有7.5%的暴力事件是由“偏激心理”引发，带有很强的青春期特征。例如之前曾发生一起初中生以别人“长得丑”为由打同学的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对于“校园欺凌”的社会风险评估等级落后。唐钧介绍，长期以来，“校园欺凌”事件的风险等级偏低，造成了有关方面对此类事件重视不够，从而忽略了管理。这也是“校园欺凌”得不到有效管理的原因之一。

更令人痛心的是，不少学生在遭受校园欺凌后只是选择沉默，而不是寻求帮助或是解决方法。据《现代教育报》，中华女子学院发布的《初中生校园欺凌现象研究》显示，遭遇欺凌后，不曾选择求助的学生占比近五成（48.9%）。52.6%的学生认为，遭遇欺凌而不报告的主要原因是“怕丢脸面，在同学中抬不起头”。青少年时期，自尊心的维护感非常强烈，加上思维不成熟，在成人并不在意的事情上，他们可能非常在意，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在需要外界援助的时候，迫于“面子”而选择默默忍受。

作为家长，若孩子在学校遭受欺凌，如何能及时察觉？

《中国教育报》给出建议，若孩子出现以下情况，很有可能是校园暴力所致，家长应该要警惕起来：“不愿意上学了”，平时按时上学的孩子出现无端逃学、装病请假等现象；“个人物品丢失或者损失”，孩子的衣服、文具等个人物品经常有破损；“身体伤痕”，孩子身体无缘无故出现淤伤、抓伤等人为伤痕；“睡眠出现问题或者沮丧、沉默寡言”，孩子出现失眠、噩梦、尿床等问题；“上厕所习惯改变”，例如非要回家才上厕所等，学校厕所是校园暴力频发的地点；“自尊心受挫”，遭遇校园暴力的孩子，性格上会更依赖家长，孤僻、怕生，且没有自信；“自我伤害倾向”，受到校园暴力的孩子很可能会出现自我伤害或自虐的倾向。

校园暴力事件频频被曝光，且暴力程度愈演愈烈，从日常小事演变到见血甚至失去性命的案例已不少见。“校园暴力何时休”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呼声。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下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治理校园欺凌问题进入了国家议程，法制文明“从娃娃抓起”，是惩治、遏制校园暴力的有效手段。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今天是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倒计时100天。外交部长王毅昨天表示，中方已做好准备。

王毅介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9月4日下午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会议。峰会之后，习主席还将举行中外记者会介绍峰会成果。峰会期间，中国将主办G20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商峰会。峰会前，还将举行金砖领导人会晤。王毅表示，除了此次G20峰会将达成的各项共识，这些配套活动也会成为杭州峰会的重要亮点。

王毅：去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当天，习主席专门发表致辞，全面阐述了中国办会的思路和考虑，中方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并在议题上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板块。中方设置的主题和议题得到各成员高度认同和支持，大家普遍认为，中方的设想体现了长期性和战略性，也展现了宽广视野和雄心水平。

王毅表示，中国作为主席国，愿意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毅：我们希望主办杭州峰会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和突出问题，与各方一道寻求共同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合作方向。

G20杭州峰会已进入倒计时，王毅表示，中国已经准备好了，杭州也准备好了。

王毅：G20的中国年已经过半，进展显著。中方设定的峰会主题和重点议题得到各方广泛支持，峰会成果的架构板块已经基本成形，主要活动安排全部敲定，场馆的建设等落实良好。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杭州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期待着各国嘉宾的到来。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 实习 李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