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4岁女童程程的妈妈在偶然中发现，孩子身上有被针刺伤的痕迹，随后跟程程一起在通州区星河国际幼儿园上学的多名同班孩子也被发现身上有类似伤口。

家长们报警后前往医院做诊断证明，医生确认孩子身上的伤为针刺伤。

据家长从孩子们口中了解到，伤应是幼儿园的一位刘姓老师所致。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最早发现孩子被针扎伤的是女童程程的妈妈。4月6日，程程妈妈拿出针线给程程缝衣服，没想到女儿一看到针就吓得躲到了门后，还哭了起来。

看到女儿异常的反应，妈妈询问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孩子竟说幼儿园老师前不久用针扎过她。

这让程程的爸爸妈妈都很吃惊，他们检查了程程的身体，发现臀部有几个小针孔，表面已经结痂。

爸爸妈妈想详细询问程程为什么会被老师扎，女儿却说“这是老师和我们之间的秘密”。

程程妈妈将女儿伤处的照片发到家长群里，引起了其他家长的注意，有家长询问孩子情况并检查孩子的身体，也有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截至4月8日早上，已有包括程程妈妈在内的6位家长发现孩子身上有疑似针扎过的伤处。

彬彬妈妈看到家长群里程程妈妈发的信息，赶快查看了儿子的情况，发现在屁股上也有几个小针眼。“我是做医疗方面工作的，一眼就看出来那是针扎的。看结痂的情况应该是在一两周之内扎的。”彬彬妈妈说，她询问儿子是怎么回事，孩子也说“这是老师和我们之间的秘密”。

由于清明节期间彬彬没在北京，彬彬妈妈没有随其他几个孩子家长一起去报警，也没有去医院验伤，据已经验伤的几位家长说，他们报警后，警方让他们带着孩子去附近医院验伤。经通州区潞河医院医生的检查，已经有四名孩子开出了诊断证明，四个孩子在手部、面部、臀部都发现了针刺伤。

目前，四位家长已经报警，警方将根据医生开出的诊断证明，请法医进行伤情鉴定。

孩子家长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的孩子今年都是四岁到五岁之间，在通州区星河国际幼儿园上中班，每个班里有三位老师。据家长们跟自家孩子了解的情况，用针扎孩子的是班上的一位刘姓老师。

彬彬妈妈说，平时她对这位刘姓老师的印象不错，与其沟通交往都比较顺畅，而且该老师也并非新来的，在幼儿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前到是没有发现过什么异常。

4月8日一早，几个孩子家长都没有将孩子再送往幼儿园。家长们通过手机联网的摄像头关注着幼儿园的情况，并没有看到刘姓老师来幼儿园上班，涉事班级里也有其他部分孩子没来上课。

目前，报警的家长们还在等待法医的鉴定结果。记者询问了几位家长，他们都表示，出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不打算让孩子继续在这里上幼儿园了，但还需要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后，再讨说法。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该幼儿园是民办幼儿园，分为普惠园和国际园，普惠园的收费比较便宜，每个月只有900元，国际园的学费每个月3800元。而几个疑似被扎伤的孩子，都是在国际园上课的。

4月8日上午，北青报记者就多位家长反映孩子身上出现针刺伤的情况致电星河国际幼儿园，园方表示已经知道家长们反映的情况，园方也已经跟涉事老师进行了核实，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老师用针扎了孩子。

7日晚间，园方已经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待警方调查有结果后，会给孩子家长和社会一个答复。目前园方暂不便做更多解释，“幼儿园里的监控视频都是实时开放的，主班老师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我们相信老师的人品，可能会对孩子比较严厉，但用针扎孩子绝无可能。”

记者随后拨打了涉事教师刘老师的电话，但两个号码均无法联系上。

通州区责任督学王井荣女士告诉记者，7日下午她就已经接到通州区教委要求调查该事件的电话。目前，梨园镇教委和通州区教委也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其表示，孩子家长反映的情况不能作为唯一的根据，真实性也无法确定，“梨园镇派出所已介入调查，最终将以警方调查的结果为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子渊宋霞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子渊

新京报快讯（记者 倪伟 吴娇颖） 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院长单霁翔今日退休，继任者为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

单霁翔生于195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单霁翔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任上10年后，原本已届退休之年的单霁翔接过故宫帅印。当时的故宫刚经历“十重门”舆论危机，亟待重塑形象。

“我是故宫第六任院长，每一任院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单霁翔曾说，因为故宫太复杂，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平常说做一件事要’万无一失’，我们是‘一失万无’。”

单霁翔接任故宫时，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长期以来开放区域只占30%，186万余件文物藏品99%沉睡在库房，来故宫的观众虽然多，但80%都是沿着中轴线参观古建，很少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文物。

截至2018年，故宫开放面积由2014年的52%，达到现今的80%以上，8%的文物将向公众展出。

单霁翔在任这些年，故宫批量诞生“网红”。从文物修复师王津，到故宫文创、口红，再到文化活动“上元之夜”等等，故宫屡屡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而正如故宫内部人士所言，单霁翔本身成了故宫最大的“网红”。

2017年，故宫网站访问量达到8.91亿，把186万多件藏品的全部信息放到网上。同年，故宫文创产品销售达到15亿元人民币。

单霁翔一直自称自己为故宫看门人，而非掌门人。如今卸下看门人职位，单霁翔将去哪里？单霁翔曾说，他自称是一名故宫讲解员，在故宫前6年进行了近2000场讲解，时间约2000小时。

“我退休以后想来当一名志愿者，到时候希望面试的时候手下留情。”单霁翔笑言。

继任者王旭东是甘肃人，1967年2月生于甘肃山丹，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1年，王旭东来到敦煌研究院，从事莫高窟壁画及土遗址保护工作。2014年12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他也是继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后第四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王旭东曾表示，莫高窟的价值和故宫的价值不一样，故宫的成功不能复制到敦煌来，但经验可以借鉴。莫高窟背后更多是佛教文化，是不同文明交融荟萃的多元文化。理解敦煌文化艺术，需要时间、耐心和文化积淀，不能太急躁。

新京报记者 倪伟 编辑 陈思

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王中举 摄

评选名额少 待评人数多 评审门槛高

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常年“拥堵”

期待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审方案

最近，一部描述师生情谊的电影《老师·好》火了。

片中，当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保送至师范学校的机会时，班主任老师却嘱咐她慎重考虑。电影看到这儿时，同样身为中学教师的谢敏(化名)深有感触。

今年35岁的谢敏是山东省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的政治课老师。尽管她已工作13年、教学成绩优异，但在职称上仍是初级教师。也就是说，13年前她本科毕业转正定级后，职称再无提升。

谢敏入职前正逢她所在的学校扩招。连续几年，学校招了很多年轻教师，但每年评职称的名额非常少。别说高级职称，仅是中级职称的评审，谢敏前面就排了太多人。对此，她也很无奈。

而像谢敏这样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难，并非个例。采访中，多位中小学教师向记者表示，因为指标有限、正高职称评审标准过高等问题导致的评职称难，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应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职称评审方案。

135人待评但指标只有7个

记者了解到，我国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评审制度始于1986年，期间经历多次改革。最新的职称(职务)制度规定，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职务)名称依次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

“现在我们学校在编教师371人，其中高级职称148人，中级职称166人，初级职称57人。2018年，具备基本评审资格而因为没有岗位，未能获得高级教师资格的有135人。”这是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副校长刘秀云向《工人日报》记者透露的一组数据。

刘秀云介绍，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是一所“老牌”的省重点中学，师资队伍中不乏中青年优秀教师。然而，由于职称资格的比例限制，2018年该校高级职称指标仅有7个，具备评审资格的教师远超这一数字。“每年的指标比例是固定的，但对于师资集中的‘老牌’重点中学来说，前面的不退，后面的就上不去，教师职称评定常年‘排大队’，论资排辈现象突出。”

而在小学，职称评审同样容易走进“死胡同”。河南省周口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满星(化名)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每年通常只有1个高级职称指标，“在职教师近百名，有副高级职称的不到10人。按要求，高级教师比例一旦达标，就不会再给指标了。”

“正常来说，我这年龄早就能评高级职称了。”谢敏说，按“排队”时长，预计自己明年能评上中级职称，但她已经对评职称失去了热情。

记者了解到，由于评聘合一，部分老教师尽管评上了高级职称并享受待遇，但由于教学能力限制只能转为行政岗位，反而挤占了一线青年教师的职称名额。

刘秀云指出，评职称难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由于指标有限，一些‘老牌’学校职称评审成了中青年教师发展的‘魔咒’。这也让他们的教育理想受到冲击。”

满足正高级职称评审条件的人数不及指标名额的一半

2015年，人社部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对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进行整体设计，并首次设置正高级职称，使中小学教师拥有和教授、研究员同样的职业发展空间。

“按照现有的评审标准，一位本科毕业的老师，22岁从教，若业务达标，任教1年可定为二级教师，任教满5年可参评一级教师，再满5年可参评高级教师，最快33岁就可参评高级职称。”然而，刘秀云指出，现行中小学正高级职称评定标准过高，使得很多教师三四十岁评上高级职称后再无他求。

2015年满星评上了小学教师的副高级职称。她回忆当时职称评审仍在改革中，取消了对论文的要求，但加强了对教学能力的考察，如要现场讲课并答辩。

“改革后的评审制度更严，高级职称对获奖、课题、综合实验活动等都有硬性要求。”满星说自己比较幸运，如今再参评高级职称，光课题就要准备一年以上，要耗费大量精力。正高级职称对她而言更是“可望不可及”，“我们学校没有一位教师有正高级职称，大家都觉得评上副高级就到头了，也没啥进取心了。”

评正高职称究竟有多难？刘秀云以安徽省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评审条件为例介绍，要在“被评为省特级教师或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或学术带头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三等奖以上，主持并完成省级以上的教研课题一项，参加省市级以上教研比赛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等条件中满足2项，才具备评审资格。

“对于普通教师来说，满足1项就很优秀了。”刘秀云告诉记者，去年她所在的省重点中学教师中，满足宿州市正高级职称评审条件的人数不及指标名额的一半。在刘秀云看来，设置正高级职称是对教师群体的激励，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门槛过高，这一政策应有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

建议设置地方职称指标“周转池”

针对当前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难问题，刘秀云认为，一方面可以设置地方职称指标“周转池”，根据学校的不同情况进行协调、调配，另一方面可以将有突出贡献者作为特殊人才破格提拔，不必再占指标。“要改革职称评审制度，让‘有为者有位’，提升教师的职业获得感。”

教师们的获得感包括职业尊严和职业成长的获得感。刘秀云说，除了要改革职称评审制度，提高教师待遇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职称的收入可能只差几百元，但对教师的职业热情影响却很大。”身为一线教师，谢敏更在意职称对退休待遇的影响。

刘秀云认为，提升教师获得感，物质是基础，要落实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的政策。比如，为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本职业而发放的岗位津贴，至今仍然沿用1986年的标准，即10年以下每月3元，10年至15年每月5元，15年至20年每月7元，20年以上每月10元。“时隔33年，教师的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教龄津贴一直未变，当年的激励成了现在的鸡肋。”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小学教师沙宝琴希望能制定出一套真正对老师有激励作用、科学合理完整的评审方案，让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建议，推动中小学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实行中小学教师年薪制，和教师专业同行评价制度。“在欧美国家，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实行基于职务的年薪制，教师的年薪随教龄的增长而提高，鼓励教师终身从教。同时实行教师专业同行评价制度，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于灵歌

原标题：中国纪检监察报点名批吴浈、孟宏伟等：不知止是通病

中国纪检监察报4月9日消息，近日，浙江省宁波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詹鑫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詹鑫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原则背离，理想信念滑坡，纪法防线失守，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其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之后仍不知敬畏、不知止，情节严重。

“不知止”是近年来被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的“通病”，如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浈，河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靳绥东，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宏伟等。事实证明，党员干部一旦财迷心窍，便会利令智昏、欲罢不能，什么事都敢做，什么钱都敢要，完全不考虑后果，不知不觉成为欲望的囚徒而“不知止”。

想起一个故事：一只老鼠掉进了一个半满米缸，老鼠喜出望外，它一顿猛吃，吃完便睡。就这样在米缸里吃了睡，睡了吃，日子一天天过去，老鼠也曾想过跳出米缸，但终究未能摆脱大米的诱惑。直到有一天，老鼠发现米缸见了底，自己想跳也跳不出去了，活活被饿死在米缸里。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不知止”将会带来灭顶之灾。《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云：“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面对各种诱惑，党员干部要谨防贪念贪欲，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住自己，洁身自好，廉洁自律，既不要干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蠢事，更不能“一步错”后因“不知止”而发展为“步步错”，彻底毁了自己。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作为领导干部，应自觉摒弃不该有的贪欲，时刻摆正自身位置，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党分好忧、为民谋好利，不辜负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