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中新网5月13日电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中部电力公司于13日凌晨开始,对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浜冈核电站第4号核反应堆实施停止作业。这是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关闭浜冈核电站”要求而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据报道,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3日上午发表的消息说,从当地时间凌晨3时半开始,发电机的发电数值开始下降,到上午10时许,整个反应堆的发电会处于停止状态。接下来,需要在原子炉内插入防止核分裂继续进行的“制御棒”,预定在下午3时,原子炉会完全停止。

  浜冈核电站所在位置正好位于预测中的东海大地震的震源之上,日本政府担心,一旦东海大地震发生的话,核电站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导致新的核泄漏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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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李珍 孙秀萍 本报特约记者 詹德斌 王轶峰 本报记者 王渠 据5月1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日前传出“改址风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菅直人个人提议将会谈开幕式设在刚遭受地震和核灾难的日本福岛县举行,目前正在就这一方案征求中韩两国意见。日媒认为,菅直人此举是希望提振灾民士气,并改善因核事故受损的日本农产品形象。然而,这种改址方式是否合适,各界看法不一。有韩国网民认为,日本是“居心叵测”,“试图利用他国首脑来宣传本国救灾工作”。日本国内也有不少媒体认为,菅直人此举“实现上有很大困难,可能被搁浅”。

  据日本《每日新闻》12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韩国总统李明博经由仙台机场到达福岛市,然后在福岛县县厅出席开幕式,之后返回东京举行首脑会谈。据称这纯粹是菅直人个人的提议,目的是“缓和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造成的日本产品被评价过低的损害”。日本政府人士称:“已就此事向中韩两国进行了事务级别的磋商,但两国都没有回应。”

  日本共同社称,菅直人曾指示外务省和警察厅等为21日下午在福岛召开三国首脑会谈开幕式做好准备。“但由于如果三国首脑同时到达福岛将需要大量警备,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要实现这一计划相当困难”。《每日新闻》还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国首脑会谈期间可能会访问日本宫城县女川町,与在地震中拯救了中国研修生、至今下落不明的日本人佐藤充的家属会面。李明博总统也将访问仙台。

  然而,改址的说法遭到日本外务省否认。外务省官房国际报道官室的报道官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政府已经在4月15日正式对外公布,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将在东京举行。“虽然我们也知道有报道称日本想要在福岛举行开幕式,但日本政府没有正式讨论过这一情况”。

  一名日本资深政治评论家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菅直人可能是这样想的:如果三国首脑会谈在福岛召开,既可以在国际上突出福岛的安全形象,也可以为日本出口产品受阻解围。对于国内,还可以抚平菅直人不擅长外交的印象,有利于巩固他的执政基盘。但这名学者认为,虽然三国首脑会谈在福岛召开是个“好主意”,但因核事故没有完全控制,确实存在风险,因此如果中韩拒绝前往福岛参会也可以理解。

  对于开幕式改址的报道,韩国政府表态谨慎。韩国《朝鲜日报》12日援引韩国外交通商部负责人的话称:“韩中日三国正就多个方案进行协商,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联社也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访问日本为契机,自然而然地访问核事故现场,这是应该的。但目前韩日仍在交换意见,尚未作出任何决定。此外,青瓦台核心负责人表示:“尽管日本尚未做出正式通报,但有消息说,日本内部正在讨论将仙台作为韩中日首脑峰会举办地,尚未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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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舆论对待此事的反应要激烈得多。韩国《东亚日报》认为,菅直人因在核事故过程中表现出领导能力不足而陷入政治困境,日本的核技术和食品安全也让全世界感到不安,所以这次的举动是恢复信任的一箭双雕之举。《东亚日报》称,韩国政府内部也存在两种声音。赞成者认为,只要会谈场所没有安全问题,就应爽快答应。反对者认为,要求别国首脑前往危险地区,这种做法不符外交惯例。

  韩国《朝鲜日报》援引一名叫林在元的网民的话称,“居然想利用其他国家首脑上演这种闹剧帮助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全世界只有日本能想出这种厚颜无耻的馊主意,真不能和这种国家共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福岛开幕式”一事表示,关于会议的具体安排,三方还在协商之中。“我们关心日本灾区重建工作,希望灾区人民克服困难、重建家园。我们也愿意根据日方需要,与日方就此保持沟通、开展合作”。

  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吕超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将开幕式改到福岛举行的做法不是很合适,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果说东京因缺水、缺电不适合举行,可以改到关西举行,日方选择福岛这个地方开会,至少不是东方人的好客之道,也不符合外交惯例。首脑会谈轻易改变召开地点,需要有令人信服的道理,日本给出的解释明显带有自私的成分。

  吕超认为,中韩非常重视这次三国首脑会谈。去年在韩国举行的会谈上,三国成立了一体化的办事性机构———中日韩事务局。中国对三国合作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三国能担负起引领亚洲经济和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日本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没有给人特别深的印象,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倒是令人吃惊和费解。”

  目前,福岛核电站依然灾难不断。东京电力公司12日称,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全长4米的400支核燃料棒已全露出水面,并预计熔化了55%。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当天下午宣布,政府将下令屠宰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20公里警戒区域内的所有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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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13 5月 2011 15:15

北约可能参与利比亚重建

  新华网华盛顿5月12日电(记者易爱军 冉维)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12日在华盛顿表示,北约有可能在利比亚重建中发挥作用。

  正在美国访问的拉斯穆森当天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他认为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后,北约仍有可能在帮助利比亚新政府向“可持续的民主”过渡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解释说,北约拥有特殊技能的领域之一是军事和安全部门改革,而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把军事和安全部门置于“民主掌控之下”,北约能够帮助利比亚新政府推行相关改革。

  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13日在白宫与拉斯穆森讨论利比亚和阿富汗等问题。

  北约领导的军事联盟近日加强了对利比亚政府军目标的空袭,同时改进了与利比亚反对派的协调,以求打破反对派武装和政府军在地面形成的对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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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0年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全国大部分省市相继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省级教育规划发展纲要。中央和地方也纷纷出台了一批新举措,教育投入将得到大幅度增加,教育事业呈现新的气象,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相对应的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社会非常关心的教育改革问题尚未得到有力的推动。当前,《规划纲要》刚刚开始实施,必须防止教育改革的“空心化”问题。
防止教育改革的“空心化”,就是要防止回避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和管理模式的问题。人民群众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我国教育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而计划经济式的政府教育管理模式是制约教育发展、引发教育产生多方面问题的核心。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关键是要进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
尽管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强调,要“从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但在目前国家层面推行的改革试点中,真正涉及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试点很少;而在地方各省的教育规划发展纲要中,则几乎难以见到转变政府教育管理模式和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内容。
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又活跃在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又在组织实施各种各样的“计划”和“项目”。
教育部长袁贵仁曾经指出:“搞好教育改革,教育部自身改革至关重要。”在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工作要点中,在“深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认真组织开展教育改革试点”的工作之后,也确实有“切实转变工作职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内容。
但切实转变工作职能,还只是通过“大力加强政风建设、深入推进行风学风建设、深入推进教育督查督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最终落脚到“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用《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把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需要作为检验教育改革的根本标准”来衡量,这一改革力度还相差很远。
防止教育改革的“空心化”,就是要防止用大张旗鼓地推动教育发展来代替或者弱化教育改革。《规划纲要》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描绘了蓝图、明确了任务。但是与教育改革工作相比,教育发展项目,尤其是十大教育发展项目,不但与教育经费紧密挂钩,而且不需触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不用去啃体制机制方面的“硬骨头”,多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工作。
因此,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推动教育发展的热情很高。无论是义务教育这样政府需要全权负责的工作,还是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样的非义务教育,甚至是民办教育,我们都能看到“政府主导”工作的景象。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民办教育专题规划》,很多地方政府正在组织实施多少个“计划”、建多少个学位点、建多少个基地,连每年要培训多少高校教师,都成了政府规划推动教育发展的内容。
与此同时,这些“计划”和“项目”还与大笔教育经费相连。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从2010年到2012年,国家新增财政性教育经费高达13900亿元,占新增财政收入的近1/3。
这是一笔庞大的经费,如何用好这笔难得的教育经费,也是摆在政府教育管理部门面前的问题。用好这些经费,同样需要改革,同样需要呼唤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换。
尽管《规划纲要》中有完善教育经费分配机制、加强经费使用管理的内容,但目前实施的各类“计划”和“项目”,却大都采用专项经费方式来实施。以专项经费方式实施教育发展项目的问题,将会强化政府对学校的行政干预。而大量经费和项目的审批,更为有关管理部门和人员提供了寻租空间,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希望在实施教育发展项目时,要改革教育行政管理模式,以新的方式实施重大工程,应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投放在保障制度化的基本教育经费方面。
防止教育改革的“空心化”,就是要防止用教育教学改革来代替管理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方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非常突出。但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方式问题与教育管理体制问题相比,都不是核心问题。
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问题、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体制机制问题导致,政府职能不到位和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是根源之一。现在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将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方式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工作,大力宣传,似乎教育改革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这是典型的避重就轻,难以解决制约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防止教育改革的“空心化”,就是要防止将承担改革试点工作变成荣誉。《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确定了425项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和各省市也大都确定了自己的改革试点项目。承担试点项目任务艰巨,需要认真思考,作好总体设计,把握好多方面关系,有计划、有步骤精心推进,才能确保改革的科学性、系统性。
然而,很多单位尤其是高校却把获得教育改革试点当成荣誉,诸如“我校三个项目喜获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立项”的类似报道不少,对如何搞好改革的深入思考和分析却不多。把获得教育改革试点当成荣誉,这种现象让人困惑、也令人担心。
教育改革是《规划纲要》的核心内容,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未来。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教育改革的“空心化”,才能使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5-06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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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居民后院发现皇室珠宝

  在奥地利维也纳南部地区,一名男子在家中后院发现一批价值约15万美元的中世纪珠宝及一些珍贵物件,其中包括部分皇室珍品。

  奥地利国家古董和科学院部门的官员表示,对于这些珠宝的出处和其他细节政府还在调查中。

  据消息称,这批物件大概拥有650年历史,包括200多枚戒指、胸针、扣子、镀金银盘子和其他镶有珍珠、珊瑚石的小装饰物。

  “这些物品有非常高的品质,拥有者应该是中世纪时中欧的最高阶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同时还展示了一件黑色天鹅绒织物。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称,这些物品可能价值15万美元。装珠宝的箱子在2007年就被发现,但发现的人一直没有报告政府,直到他在两年前打包准备买房子时打开地下室尘土覆盖的箱子。

  政府没有公布该男子何时发现第一批珠宝,只是称对于珠宝的继续调查才刚刚开始,可能会持续4年。

  他们认为这批珠宝可能是战利品或被商人埋藏于此,因为这个地点位于中世纪意大利和波兰商品交易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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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福岛县政府1日说,从该县一处下水道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泥和污泥焚烧后形成的熔渣中,检测出了高浓度放射性铯。福岛县目前正在追查受污染的污泥是否扩散。

  这处污水处理设施位于福岛县郡山市日和田町,既处理下水道污水,也处理雨水。福岛县政府说,有关人员4月30日进行调查时,从污泥和熔渣中分别检测出了活度达每公斤2.64万和33.4万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其中熔渣中放射性铯的活度约为核电站事故前的1360倍。

  福岛县政府认为,应该是地表的放射性物质随雨水流入下水道,继而在处理污水的过程中被浓缩。

  据介绍,这处污水处理设施每天产生80吨污泥,其中70吨经焚烧后形成重2吨的熔渣,剩余的10吨作为生产水泥的原料运送到一些水泥公司。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这处污水处理设施已向水泥公司提供了约500吨污泥,福岛县目前已停止污泥的再利用,并追踪调查之前运出污泥的使用情况。而熔渣在核事故之后并未被运出处理设施,相关人员已决定将其集中储藏于所在设施内,并限制人们靠近。

  福岛县政府已要求县内其他22处下水道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查。(蓝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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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宠物狗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一公园用超声波“治狗”。

  当地媒体28日报道,位于特拉维夫市区的“雅各布综合公园”不久前修缮一新。为防止过多的宠物狗到公园闲逛并留下“遗留物”,特拉维夫市政府计划为公园配备特殊装置,发散超出人体听觉范围的声波,驱赶宠物狗。

  报道说,特拉维夫市政府还打算在市内其他公园配备类似装置。

  不少人反对这一计划,认为这种装置不仅会赶走狗,也可能让鸟和松鼠等小动物退避三舍。“这将导致动物情绪紧张,”动物专家阿维纳拉茨说,“宠物狗四散奔逃也会让不明所以的主人苦恼不已”。

  市政府官员则认为,他们的初衷只是保持公园洁净,保证所有人都能使用这些公共场所。(耿学鹏 郝方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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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的人生比较》,卞毓方著,作家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35.00元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作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日,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日。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二十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四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俩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儿,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年下半年,外加整个2008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其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年岁初,我做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1911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而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本文为《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自序)
《科学时报》 (2011-04-28 B3 社科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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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上海大学按大类招生,本科生接受一年通识教育后再选专业。上海大学昨天(4月26日)宣布改革本科生招生培养方式,学校不再事先制定专业招生计划,而是根据学生在接受一年通识教育后的报考情况,决定专业的生源数,不受学生欢迎的专业将面临淘汰。
一年通识教育后再专业分流
上海大学是在沪招生规模最大的“211”大学,该校2011年在沪本科计划2400人,其中第一批本科1600人(文科380人,理科1220人)、艺术类383人等;在沪高职计划650人(含艺术类高职140人)。
上海大学将全校近60个本科专业(艺术类与中外合作办学除外)分为人文社科大类、经济管理大类、理学工学大类三个大类,并在三大类下开设三个基础班。
进入三大类以及三个基础班学习的学生,第一学年无专业身份,在大类平台上进行一年的通识和基础培养后,可在类内进行专业分流。学生依据本人意愿填满所在类内的所有专业,然后按照学生入学时的高考成绩、第一学年绩点排序,参考个人综合表现,依据各专业最大可容纳学生数,按填报志愿的顺序分流到专业。
三个基础班学生在分流时占据优势。第一学年末,学年绩点排序进入前80%的学生可以在类内选择任何专业学习;其余20%的学生与类内的其他学生按照相同标准分流到专业。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这样解释按大类招生的意义:“有的学生可能因高考成绩失误,录取时没有进入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大类内学习,经过一年学习他们又多了一次机会。还有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志向也会有所改变。”他希望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了解自身特点的情况下作出符合自己兴趣的选择。
引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专业
“大学在招生时候,每个专业都制定了招生人数,不管报考的情况如何,最终都会按照招生计划来分配学生。但为什么招这个数?并没有科学的依据。”叶志明表示,正因为填志愿时,“服从调剂”选项的存在,有些专业明显该淘汰了,可却因为能够调剂学生,所以并不愁生源。
据介绍,上大将在专业分流时在各院系招生计划的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由学生的选择来决定院系专业的发展,甚至去留。对一些少有问津的专业、就业市场不景气的专业甚至不适合市场或社会发展的专业,上海大学将引入淘汰机制。由此增加各院系的危机感,刺激各院系的办学动力,调动教师、学生教与学的主动性,完善教与学的激励机制,逐步改变教育教学管理体制的僵化状态。
对一些较为“冷门”的基础学科,学校则启动“经济杠杆”,通过全额奖学金等方式鼓励更多优秀学生入读。
课程体系必须改革
目前,本市已有部分高校试行按大类招生,但分类较细。如复旦大学按大类招生,但是学生即使没定具体专业,还是有专业方向。相较之下,上海大学此次改革,大类分得更“粗”,学生第一年全部接受通识教育,获得不受专业局限的视野。由于该校文科、理科、工科、艺术等诸多门类齐全,有利于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上海大学将突破原有院、系的框架,打通相邻专业的基础课程,实现专业与专业之间的改革与整合。此外,据介绍,上大的一周课时将降到二十几个学时,更多的时间留在课外。《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文化》等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都将发生变化。学校正在开展课改讨论,改革教学以适应通识教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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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耶路撒冷5月1日电(记者郝方甲 袁震宇)以色列财政部1日证实,以方已经暂停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移交代收税款。

  舆论认为,这是以色列政府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现和解对巴方采取的一项制裁措施。

  以色列财政部长施泰尼茨当天对新闻界说,为防止哈马斯使用税款购买武器并危害以色列安全,以方已经暂停向巴方转交代收税款。

  施泰尼茨说,这笔约8800万美元的税款只是被暂停转交,以方在确认税款不会最终落入哈马斯手中之前,将不会重启转交。

  根据以巴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以色列负责对运往巴控区的物品征收关税以及对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将税款定期移交给巴民族权力机构。但以方曾多次借故冻结移交税款,以此向巴方施压。

  据媒体估算,以色列每年移交给巴方的税款超过10亿美元,约占巴民族权力机构预算额度的三分之二。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4月27日同哈马斯在埃及开罗就组建过渡政府以及实现巴内部和解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以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阿巴斯在“与以色列的和平和与哈马斯的和解”之间做出选择。

(编辑:SN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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