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14岁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留学,为物理学专家。1983年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先后委任吴家玮为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提起南方科技大学,很容易会想到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将香港科技大学视为自己的创校模板和标杆。2011年5月23日,新出炉的QS亚洲大学排名中,建校20年的香港科大已经超过香港大学位居亚洲第一。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想必是朱清时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的期望。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作为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建议。而今,相比南方科大创校至今陷入的困局,吴家玮总结自己的创校经验,惟“一步一步去做”,“我对自己没很大信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因此只敢一步一步去做。”
已卸任的吴家玮至今仍每天于办公室工作。在他看来,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一样,南方科大的办学模式,与香港科大不尽相同。就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殖民政府相当坚硬死板,而他们采取的对策,则是靠着智囊团队,主动制作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让对方看到可行性。以将近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吴家玮表示,他曾向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建议,组织智囊团队,解决与政府沟通等问题。而朱清时也表示,他在今年4月访美时,除了招聘教授,也在物色智囊团队成员。
“南科大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东方早报:你作为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建议?
吴家玮:十几年来我都在推动深圳市建立新的大学,1400万人的一个市,怎么可能就一所深圳大学呢?之所以最后确定要建设一所科技大学,可能是领导考虑深圳是以科技起家的。
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的会的。也一直有说法说,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是照科大的模式办的。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其实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南方科大可能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但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模式,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南科大校长就算全球招聘,限制也很厉害”
东方早报:遴选委员会唯一的那次会议是什么情况?
吴家玮:现在一直说南科大校长是全球招聘,几百个候选人,因为我不是猎头公司,所以对这里面的过程不是很了解。但就算是全球招聘,限制也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大陆跟香港情况不同,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据我了解,必须是中国公民,而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人,一般都入了当地国籍的。
国外就算找猎头公司遴选校长,也不是让猎头公司确定人选,是遴选委员会主导,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对学界的情况会更内行,而猎头公司是负责后勤的,比如在确定人选后,搜集情报、处理文件等等。学界还是比较透明的,如果被原单位知道你在候选名单上,候选人十之八九都是会退出的。所以要靠猎头公司去打听,做文件工作,并且严格保密。我们开的那次会,就是猎头公司提了6个人名字,但很明显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对这些候选人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高于猎头公司。
东方早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朱清时任校长的?
吴家玮:我跟朱校长认得也有20多年,我们都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我挺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敢言,有理想,有改革决心,也肯出来讲话。不过我们还没有机会在学术方面探讨,也没有谈过他怎么管理中科大的经验(朱清时曾任中科大校长)。
“筹建香港科大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东方早报:当时筹建香港科大的时候,你仍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筹建过程是否特别辛苦?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之前的10个月,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那时候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准备就靠回家以后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好在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做这个事情,都是有志之士,做义务的顾问。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核心的有十多个人。
东方早报:这些朋友主要在哪些方面协助了你?
吴家玮:开始港英政府给科大定下理、工、工商管理三个学院,一个人文通识教育中心,经过我们强烈要求,最后人文中心也成为人文学院,总共四个学院。但我是念理论物理的,对电子、化学、金融什么的并不了解,人文也就自己看看书,怎么设置专业,点将教书?所以就在自己的人际网络里,找朋友帮忙。比如说每个系多大,收多少学生,配多少教师,能不能找到学科的领军人物,找到领军人物我们养不养得起,建一个专业实验室要多少钱,特别贵的设备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不买……就是这样一群朋友,贡献各自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等。那时候还没有email,大家都在夜里互相传真讨论。核心的十来个朋友,都是正教授,有三分之二的人把工作停了来参加科大的筹建。这是我回香港之前的准备。
东方早报:你能提供一些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中的可借鉴之处吗?
吴家玮:回来之后三年,我们把学校规章制度全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批人都是老海归,除了我年龄大一点,很多人都是台湾的留学生,学问很成功,民族意识也很强,但是一直没有贡献自己的机会。筹建科大的时候,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很多人就来了。这批人对国外大学的规章制度了解相当清楚,但香港的情况跟国外不一样,常常得做修改,比如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很多东西一开始就得定好,比如根据专业设置,要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找人,找到合适的人很关键。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每个系、每个专业怎么找人,找什么人,就是靠人际网络里的推荐,研究型大学里好的教授肯定是推荐来的,申请的不算数。推荐了,我们还要考虑,人好不好,学术前景如何,有没有心——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就需要很多懂行的专家。
政府本来给我们7年时间准备,因为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整笔钱来,后来马会愿意承担一部分建设校园的费用,所以最后改成三年。时间缩短这么多,非常紧张,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相当于每个月都要增加10位教师,压力非常大。我跑美国去招聘,开车从哈佛到哥伦比亚,7天去了9个地方,都有那边的朋友给安排好接机、路线、交通……都是靠人际网络。
有一种说法是,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而且招人也不是一招就来的,我们要招的,都是有学问,也有心的人,我跟他们讲香港的前途,讲我们的做法。
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做了3年,加上之前近一年,4年之后,我们开始招第一批学生,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还跟工作人员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第一年学生几百个人,吃饭就靠外卖,运动场没有,就在户外停车场装2个篮球架子,师生打篮球比赛。我们是觉得都准备好了,不会对不起学生,才开始招生的。
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与有些报道所说的“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数字上差了十几倍。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大学建立过基金会。
“我们挑选最有用的规章制度给朱校长参考”
东方早报: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向南方科大传授过?
吴家玮:有啊,主要是给朱校长吧。朱校长找我,我们就介绍相关的人跟他谈。比如学校的规章制度,香港科大是用英文写的,这么多年也有改动,20年所有的文件都在一个光碟里,我们就推荐一个负责这方面的,也是参与创校的美国人,挑选最新的最有用的规章制度,找人翻译,让朱校长当参考。
香港科大的几位教授,有理科的有工科的,也给他写过不少学科建设上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到南科大的课程设置当中去。但我们一直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我曾经给他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我们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当然我认为教育部也该鼓励南科大尽早招生。
“自主招生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
东方早报:现在人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即对目前的教育体制、考试制度不满,因此大家对教育方面的改革还是充满了期待。
吴家玮:对高考、对现有的考试制度,人人都抱怨。中国人就是考试多,香港学生也抱怨一进入预科就几乎学不到新东西,还要再考一次,但是高考有它的必要性,不进行高考,全部自主招生,那走后门的人可能太多了。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校长,都想自主招生,都想进行改革,都有教育的理想。但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必要的规章制度,突然就允许自主招生了,你也可能交不出什么东西。比如一些大学,已经有扎实的基础,很强的专业队伍,那可以办个学院,拿出一部分的资源进行实验,尝试自主招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教育部支持的,已经有大学开始做的。但如果准备了哪些东西都没有公布,就说要自主招生,你是教育部你敢不敢?
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内地对高考的现状不满意,其实香港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考试,美国也不满意他们的SAT,但不是几个人出的题就能胜过这么多年的专家班子。出错了怎么办?高考出错了大家都在网上骂,但是(自主招生)这样的选拔方式,进不来的人是不是也会骂?如果今年先暂时招一批学生,明年换个办法,后年再换个办法,是不是不公平?
大家的心态,我也是很理解的。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比国家、社会要着急。如果我有孩子到了高三,我也会急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应该在透明公平的情况下,一起寻找教育的出路。
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不满意的地方,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不是照死规矩做,大家一起商量,把大学办好,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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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波哥大6月11日电(记者黄勇贤)哥伦比亚政府11日谴责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哥南部卡格达省绑架4名为一家石油钻探企业工作的中国公民

  哥伦比亚副总统加尔松当天在一份政府公报中要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放人。他说,必须停止这种行为以便开始和平谈判,政府将“不遗余力找到外国人质”。

  同一天,哥伦比亚陆军上将塞利表示,军方和警方将继续每天采取联合行动以营救中国人质。他说,哥伦比亚政府将悬赏4000万比索(约合2.25万美元)向社会征集线索,以便尽快抓获实施绑架的恐怖分子。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8日证实,中国中化集团下属哥伦比亚Emerald公司的4名中国员工当天在哥南部卡格达省被武装分子绑架。哥伦比亚Emerald公司人士随后通过电话证实,该公司承包商的4名员工被武装人员绑架。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关于中国人质下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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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过渡政府内政与国家安全部长阿卜迪-沙库尔•谢赫•哈桑•法拉赫(资料图) 索马里过渡政府内政与国家安全部长阿卜迪-沙库尔•谢赫•哈桑•法拉赫(资料图)

  中新网6月11日电 据外电报道,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11日宣布对过渡政府内政与国家安全部长阿卜迪-沙库尔•谢赫•哈桑•法拉赫遇袭身亡事件负责。

  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在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论坛上发文称,他们在法拉赫家中床下放置炸弹将其炸死。

  但法拉赫的司机10日表示,他相信法拉赫是被一名女性自杀式袭击者炸死的,这名女性应该是法拉赫的亲戚。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袭击事件应该是“伊斯兰青年运动”叛乱分子对索马里过渡政府对该组织实施打击的一种报复行动。

  警方称,他们已经从法拉赫的住处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其中一人是自杀式袭击嫌犯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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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度调查显示:省级单位最不愿公开招待费 财政透明度调查显示:省级单位最不愿公开招待费

  新快报讯 一项针对省级单位行政收支透明度的调查报告最近出炉。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选取了341个被评估单位,考察对象为2008年的行政收支透明度。结论为:平均公开程度仅为2.98%。

  其中,“三公”经费(出国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公开情况尤其不理想。341个单位中,多数不理课题组的信息公开申请,只有1个公开招待费、3个公开出国费、9个公开公车数量。

  申请信息公开多数不答复

  行政收支信息透明度调查的内容都是公众最为关心的,有两类共25项信息。一是收入来源和用途的信息,如工资发放、差旅费等;二是单位的基本信息,如单位人数、行政各级别人数、单位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以及公车购置情况等。

  调查组选取了31个省的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财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省教育厅、省工商厅、省卫生厅、省交通厅、省环保厅11类单位共341个样本,主要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来获取信息。

  从调查结果看,信息公开申请书寄出之后,主动与课题组取得联系的单位仅有116个,大约占34%。其中明确答复愿意公开信息的单位只有111个,占全体被调查单位的32.6%。

  从各省情况看,差异很大。比较好的如上海市,11类单位中有10类单位给予最终答复。而排在最后的3个省份甘肃、贵州与西藏,11类单位中竟然均没有一个给予任何反馈,更谈不上什么正式的答复了!

  主动公开的实质信息有限

  调查的341个样本中,2008年能够公开部分实质信息的有24个单位,比2007年的18个单位有所增加。调查发现,有的单位即使通过网站等载体主动公开信息,但所能公开的信息量非常少,均局限于单位人员编制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有实质信息公开的18个单位中,有11个单位2008年没有进行实质信息公开,另外7个单位有6个实质信息透明度评分下降。

  2008年对实质信息的公开,交通部门较好。31个省中有5个省的交通厅公开了部分信息。工商、地税、环保、卫生、教育、政府与财政这7大部门处于中间。人大、政协和国税的情况最差,没有一家单位应申请而公开信息。

  越细的信息公开程度越差

  具体分析调查的26大项可以发现,有关年度收支总额、基本支出数和项目支出、单位占地面积和所有用房建筑面积、办公用房面积、职工宿舍面积和其他房屋面积4大项信息的公开程度相对比较高,而对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差旅费、交通费、招待费的明细支出信息,其公开程度则非常低。

  课题组人员表示,在人(人员编制与领导数目等方面的信息)、财(财政收支信息)、物(办公场所与公车购置等方面的信息)三大类信息的透明度上,财是最差的,平均的信息公开程度仅为1.4%,而人和物方面公开程度分别为2.59%和3.2%。

  进一步分析财政收支信息可以发现,越细信息公开程度越差。收支总额等一级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程度为3.52%,收入数、支出数等二级信息公开程度为2.86%,人员支出明细等三级信息降至为1.96%,再具体至工资奖金等四级信息则仅为0.53%。调查发现,在调查对象中,2007年没有一个单位公开出国费、招待费,2008年分别有3个和1个单位公开。公车数量2007年有9个单位提供完整信息,2008年同样有9个单位公开,公开单位数量不足3%,进步亦非常有限。

  课题组人员表示,越是明细信息,相关单位越不愿意提供,原因一是责任单位担心信息公开对政府公信力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是公开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责任单位担心会牵涉到泄露国家机密。

  据悉,长期以来,政府收支信息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2010年修改后的保密法虽然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事项应当依法公开,但是目前执行中仍存在歧义。

  进一步分析原因,课题组认为:一方面是财政预决算报告有粗细理解之分;另一方面,2010年3月1日,财政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主动公开的内容中,一般预算收支预算表和决算表的收支项目基本编列到款级科目。

  虽然该指导意见也明确,各地可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开其他预算信息,但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认为,编制到款级反而限制了公开的范围,有的单位想公开也不能公开,或者应公开的内容反而纳入了不公开的范围。 (法制日报)

  应该管住“三公”消费

  目前,预算支出科目有两种分类。一种是功能分类,就是大家目前在报表上看到的分类,比如国防支出、外交支出、教育支出、卫生支出。还有一种是经济分类,比如工资、奖金、福利、办公经费、招待费、会议费、车辆费等。要看“三公”消费,必须要按照经济分类来编制,否则,看不到。今年80多家已公开的中央部门预算中,只有环保部和科技部等部门公布了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为什么?主要原因是经人大批准的预算编制示范表格中没有“三公”消费这一项。所以,要想让老百姓知道更多信息,必须先从完善制度开始。

  除了清理看得见的障碍,还要清理观念上的障碍。若不是中央强力推进“三公”消费公开,很多部门仍然可以找到诸多借口,甚至傲慢得没有理由就是不公开。

  正如温总理所言,“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一要公开透明,二要民主监督。 (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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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不断地从“垃圾填埋场”的煤层挖出煤炭(陈振玺摄)


立在“垃圾填埋场”外面的效果图(陈振玺摄)

  近日,山西省盂县有群众反映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娄镇以新建“垃圾填埋场”的名义,私自开挖露天煤矿,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段,造成煤炭“黑金”的大量流失,更给当地的生态环境留下安全隐患。获知这一线索后,记者立即前往当地调查采访。

  这个所谓的“垃圾填埋场”位于山西盂县县城的南边,离南娄镇秀寨村不到1公里。秀寨村村民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已经开建大半年了,但他们从未见到有垃圾车进出,见的最多的反而是拉着满满一车煤的矿车。

  村民:他们是挖煤的,不是垃圾处理场。告诉你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你进去看里边全是在挖煤。

  从秀寨村村口顺着煤渣的痕迹,记者很容易就到了“垃圾填埋场”所在的矿山。山脚下,一个硕大的“填埋场立体效果图”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效果图的右下角清楚地标注着项目名称——“盂县南娄镇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处置场工程”,建设单位是“山西鑫宝源能源有限公司”。

  从场区蓝图到门口的烫金字样,似乎都在试图告诉人们,这里是一处“垃圾填埋场”,而当记者走进场区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场区里的几座大山已经被挖得看不清面目,大片大片的黑色煤层直接暴露在视野当中。大约六七个足球场大的场区内,看不到任何与垃圾处理相关的设备,取而代之的是数十辆矿车和挖掘机静静地停在一个角落。

  这些矿车和挖掘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知情人周先生给出了答案。

  周先生:现在是把山皮挖掉,完了以后下面就是煤,然后再挖煤,挖起来后倒到煤场。

  记者:就是说把山的表面挖掉,然后底下就是煤,之后把煤挖起来装到车上,最后把煤运到煤场?

  周先生:对对。

  周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段今年五月底拍摄的现场录像,录像中显示,数十辆铲车正在从“南娄镇工业垃圾填埋场”的煤层上挖下煤块,而矿车则将煤块从场区运到几公里外的储煤场。周先生透露,从“垃圾填埋场”中挖出的煤炭最多的时候一天得有一万吨左右。

  记者:高峰期的时候,一天的话运煤的车有多少辆进出?

  周先生:这个没有计数。太多太多了!从大马路到小路上满满的。你看见一到那个晚上,特别是晚上,灯火通明,都在那挖煤。

  “垃圾填埋场”中的一位挖掘机工人也向记者证实,这个地方至少已经挖了两个月的露天煤。

  记者:你来这多少天了?

  工人:两个月了

  记者:我看你下面的牌子上写着“垃圾处理所”,“垃圾处理所”怎么这么多煤?

  工人:都是从底下挖出来的。

  在周先生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专门存储“垃圾填埋场煤炭”的储煤场。记者在现场看到,时不时就有外地车辆进入到这个煤场中采购煤炭。而据周先生透露,“垃圾填埋场”的施工方就是在这里不断地将挖出的煤售卖出去。

  “垃圾填埋场”为什么要建在煤层之上?“垃圾填埋场”的承建方在选址前知不知道煤矿的存在?变相采煤的垃圾场又给当地带来哪些危害?

  记者多方调查后了解到,这片煤场的采矿权一直以来都归山西南娄集团所有,地底下有煤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南娄集团董事长李进章:咱们现在是不能叫他们涉及咱们的煤。采矿权是咱们的,意思是不允许他们那么去挖,你挖可以,但不能挖我们的煤。他挖出来的煤肯定得卖嘛,咱就不能给他们卖嘛。

  尽管南娄集团试图阻止煤炭的流失,但大量的煤矿资源仍旧被以“垃圾填埋工程”的名义开挖运走卖掉。与此同时,“南娄镇工业垃圾填埋场”也给周边的村庄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秀寨村村民刘先生原本以为,“工业垃圾填埋场”在村子旁边占地开山,村民应该能获得少许的补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垃圾填埋场”变成了“露天煤矿”。村民们承受的粉尘污染越来越严重,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污染补偿。

  村民:没有补偿。连点污染费都没有。都是在污染我们,每天家里落的煤灰至少有一钱厚。

  令秀寨村村民更加憎恶的是,挖煤的“垃圾填埋场”不仅污染了环境,还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山林。

  记者:听说这个煤场把周围的地啊山啊都给弄坏了?

  村民:弄坏了,这是事实。

  记者:弄坏了多少?

  村民:那多了。如果下大雨定把我们外边的地给淹了

  记者:下大雨肯定会把你们的这个地给淹了。

  村民:对!地也没了只能逃难了。

  记者:地也没了只能逃难了?

  村民:呃!

  那么,这个危及村民生存环境的“垃圾填埋场”又是如何通过环境评估、怎么立项的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盂县环保局局长李专才。

  李专才:垃圾处理场归城建局,我们这不管。

  记者:就是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不需要经过环保局审批吗?

  李专才:所有手续都办了,但是建设是由人家搞的。

  记者:现在是这样,秀寨村那边有个垃圾处理场,

  李专才:那是工业垃圾处理场,那是政府定的事儿,政府统一建。

  记者:哦,是政府定的事儿?

  李专才:对对!

  南娄集团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垃圾填埋场”项目是由南娄镇镇政府来牵头的。

  工作人员:那个垃圾场据我所知是镇政府安排的,你可以到对面去找这个镇政府。

  记者:哦,镇政府安排的?

  工作人员:对。

  那么,“垃圾填埋场”为什么建在煤层之上?镇政府在对这个“工业垃圾填埋场”选址时又是怎么考虑的?记者先后拨通了南娄镇镇委书记、镇长以及分管副镇长的电话,对方却都以“生病不方便”或者“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采访。

  镇委书记:哎呀,我也刚调过去,具体情况你打一下镇长的电话。我现在在医院治疗。

  镇长:哎呀,但是我具体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前段时间开会的时候不在。

  副镇长:我住院了,病了。(记者:住院了?病了?)哦。

  南娄镇镇上的干部躲着不接受采访,而事件的另一主角——垃圾场的建设方能否正面回应?开工大半年的时间里,建设方为什么只是不断地往外运煤,而没有丝毫填埋垃圾的动静?这到底是个垃圾填埋场还是个露天煤矿?当初工程立项时,相关部门又是如何审批的?记者将继续调查,寻求真相。(陈振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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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6月11日电据英国广播公司10日报道,叙利亚反政府抗议者与保安部队之间爆发新冲突,至少22人被打死。

  活跃人士说,坦克朝北部城市马拉特•努曼(Maarat al-Numan)开炮,导致数名抗议者丧生,另一些人受伤。

  同时,政府军开进了附近城镇吉斯尔•舒古尔(Jisr al-Shughour )。

  叙利亚当局说,120名保安部队人员在那里被“恐怖分子”打死。

  为躲避攻击,数百平民从叙利亚北部逃到土耳其。

  反对派活跃人士说,在吉斯尔•舒古尔周围,政府军队采取了“焦土政策”: 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朝市内开火,军队捣毁民宅,还在农田放火。

  叙利亚当局还没有对这个指称做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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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垃圾填埋场”外面的效果图(陈振玺摄) 立在“垃圾填埋场”外面的效果图(陈振玺摄)

挖掘机不断地从“垃圾填埋场”的煤层挖出煤炭(陈振玺摄) 挖掘机不断地从“垃圾填埋场”的煤层挖出煤炭(陈振玺摄)

整个“垃圾填埋场”至少有六七个足球场大(陈振玺摄) 整个“垃圾填埋场”至少有六七个足球场大(陈振玺摄)

  中广网北京6月11日消息(记者陈振玺)近日,山西省盂县一位听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400-800-0088新闻热线打来电话,反映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娄镇以新建“垃圾填埋场”的名义,私自开挖露天煤矿,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段,造成煤炭“黑金”的大量流失,更给当地的生态环境留下安全隐患。获知这一线索后,记者立即前往当地调查采访。

  这个所谓的“垃圾填埋场”位于山西盂县县城的南边,离南娄镇秀寨村不到1公里。秀寨村村民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已经开建大半年了,但他们从未见到有垃圾车进出,见的最多的反而是拉着满满一车煤的矿车。

  村民:他们是挖煤的,不是垃圾处理场。告诉你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你进去看里边全是在挖煤。

  从秀寨村村口顺着煤渣的痕迹,记者很容易就到了“垃圾填埋场”所在的矿山。山脚下,一个硕大的“填埋场立体效果图”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效果图的右下角清楚地标注着项目名称——“盂县南娄镇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处置场工程”,建设单位是“山西鑫宝源能源有限公司”。

  从场区蓝图到门口的烫金字样,似乎都在试图告诉人们,这里是一处“垃圾填埋场”,而当记者走进场区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场区里的几座大山已经被挖得看不清面目,大片大片的黑色煤层直接暴露在视野当中。大约六七个足球场大的场区内,看不到任何与垃圾处理相关的设备,取而代之的是数十辆矿车和挖掘机静静地停在一个角落。

  这些矿车和挖掘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知情人周先生给出了答案。

  周先生:现在是把山皮挖掉,完了以后下面就是煤,然后再挖煤,挖起来后倒到煤场。

  记者:就是说把山的表面挖掉,然后底下就是煤,之后把煤挖起来装到车上,最后把煤运到煤场?

  周先生:对对。

  周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段今年五月底拍摄的现场录像,录像中显示,数十辆铲车正在从“南娄镇工业垃圾填埋场”的煤层上挖下煤块,而矿车则将煤块从场区运到几公里外的储煤场。周先生透露,从“垃圾填埋场”中挖出的煤炭最多的时候一天得有一万吨左右。

  记者:高峰期的时候,一天的话运煤的车有多少辆进出?

  周先生:这个没有计数。太多太多了!从大马路到小路上满满的。你看见一到那个晚上,特别是晚上,灯火通明,都在那挖煤。

  “垃圾填埋场”中的一位挖掘机工人也向记者证实,这个地方至少已经挖了两个月的露天煤。

  记者:你来这多少天了?

  工人:两个月了

  记者:我看你下面的牌子上写着“垃圾处理所”,“垃圾处理所”怎么这么多煤?

  工人:都是从底下挖出来的。

  在周先生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专门存储“垃圾填埋场煤炭”的储煤场。记者在现场看到,时不时就有外地车辆进入到这个煤场中采购煤炭。而据周先生透露,“垃圾填埋场”的施工方就是在这里不断地将挖出的煤售卖出去。

  “垃圾填埋场”为什么要建在煤层之上?“垃圾填埋场”的承建方在选址前知不知道煤矿的存在?变相采煤的垃圾场又给当地带来哪些危害?

  记者多方调查后了解到,这片煤场的采矿权一直以来都归山西南娄集团所有,地底下有煤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南娄集团董事长李进章:咱们现在是不能叫他们涉及咱们的煤。采矿权是咱们的,意思是不允许他们那么去挖,你挖可以,但不能挖我们的煤。他挖出来的煤肯定得卖嘛,咱就不能给他们卖嘛。

  尽管南娄集团试图阻止煤炭的流失,但大量的煤矿资源仍旧被以“垃圾填埋工程”的名义开挖运走卖掉。与此同时,“南娄镇工业垃圾填埋场”也给周边的村庄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秀寨村村民刘先生原本以为,“工业垃圾填埋场”在村子旁边占地开山,村民应该能获得少许的补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垃圾填埋场”变成了“露天煤矿”。村民们承受的粉尘污染越来越严重,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污染补偿。

  村民:没有补偿。连点污染费都没有。都是在污染我们,每天家里落的煤灰至少有一钱厚。

  令秀寨村村民更加憎恶的是,挖煤的“垃圾填埋场”不仅污染了环境,还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山林。

  记者:听说这个煤场把周围的地啊山啊都给弄坏了?

  村民:弄坏了,这是事实。

  记者:弄坏了多少?

  村民:那多了。如果下大雨定把我们外边的地给淹了

  记者:下大雨肯定会把你们的这个地给淹了。

  村民:对!地也没了只能逃难了。

  记者:地也没了只能逃难了?

  李专才:垃圾处理场归城建局,我们这不管。

  记者:就是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不需要经过环保局审批吗?

  李专才:所有手续都办了,但是建设是由人家搞的。

  记者:现在是这样,秀寨村那边有个垃圾处理场,

  李专才:那是工业垃圾处理场,那是政府定的事儿,政府统一建。

  记者:哦,是政府定的事儿?

  李专才:对对!

  南娄集团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垃圾填埋场”项目是由南娄镇镇政府来牵头的。

  工作人员:那个垃圾场据我所知是镇政府安排的,你可以到对面去找这个镇政府。

  记者:哦,镇政府安排的?

  工作人员:对。

  那么,“垃圾填埋场”为什么建在煤层之上?镇政府在对这个“工业垃圾填埋场”选址时又是怎么考虑的?记者先后拨通了南娄镇镇委书记、镇长以及分管副镇长的电话,对方却都以“生病不方便”或者“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采访。

  镇委书记:哎呀,我也刚调过去,具体情况你打一下镇长的电话。我现在在医院治疗。

  镇长:哎呀,但是我具体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前段时间开会的时候不在。

  副镇长:我住院了,病了。(记者:住院了?病了?)哦。

  南娄镇镇上的干部躲着不接受采访,而事件的另一主角——垃圾场的建设方能否正面回应?开工大半年的时间里,建设方为什么只是不断地往外运煤,而没有丝毫填埋垃圾的动静?这到底是个垃圾填埋场还是个露天煤矿?当初工程立项时,相关部门又是如何审批的?记者将继续调查,寻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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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摩加迪沙6月10日电(报道员瓦尔萨迈)索马里新闻部发言人阿卜德勒法塔赫·阿布迪努尔10日证实,索马里过渡政府内政与国家安全部长阿卜迪-沙库尔·谢赫·哈桑·法拉赫位于索首都摩加迪沙的住所当日遭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爆炸袭击,法拉赫本人受重伤不治身亡,另有多人受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索马里过渡政府官员当天在接受新华社报道员采访时说,当天早些时候,一名女性袭击者突然闯入法拉赫的住所并试图靠近他。这名女性袭击者随后引爆携带的爆炸装置,造成法拉赫本人及其家人和多名保镖受重伤。伤者被送往非盟驻索特派团战地医院接受救治,但法拉赫在医院不治身亡。

  索马里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伊斯兰青年运动”已声称该袭击事件是其所为。

  索马里自1991年政府被推翻后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2004年的过渡政府无力有效控制全国。今年2月以来,政府军在非盟驻索特派团的支持下展开对反政府武装的打击行动,战事取得了进展。

  此前,索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已多次发动针对索过渡政府官员的袭击。2009年6月,索过渡政府国家安全部长奥马尔·哈希·亚丁在索中部城镇贝莱德文遭反政府武装实施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身亡,另有20多人在爆炸中丧生。去年2月和5月,索过渡政府国防部长优素福·穆罕默德·西亚德连续两次遭遇炸弹袭击,所幸国防部长本人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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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布鲁塞尔6月10日电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10日报道,北约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利比亚被击落,但北约一名官员随后对此说法予以否认。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利比亚政府军一名发言人的话说,政府军当天在位于首都的黎波里以东180公里处的兹利坦市附近上空击落了一架北约直升机。这是自北约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以来被击落的第三架直升机。

  随后一名北约官员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否认了这一报道,称该消息是虚假的。

  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后,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战机或舰艇3月19日起向利比亚有关目标实施了空中打击。3月底,北约正式从美国手中接管了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上月,法国和英国宣布将派出武装直升机参与对利比亚政府军的军事打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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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利比亚班加西6月10日电(记者 李志晖)利比亚国家电视台10日报道说,利比亚政府军当天早上击落了一架北约武装直升机。但此消息随即被北约方面否认。

  据利比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利比亚政府军当天早上在首都的黎波里与米苏拉塔之间的利坦地区击落了一架参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法军直升机,并称这是利比亚政府军迄今击落的第三架北约直升机。但该电视台未播出有关击落法国直升机的画面。

  北约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消息。路透社援引一位北约参与对利比亚行动的官员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是真实的,“这是一条谣言。”法国国防部也同时否认了这一消息。

  位于班加西的利反对派发言人贾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说:“目前我们从各个战场还没有收到有关北约直升机被击落的消息。我们将继续跟踪前方战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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