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9日电 由著名学者、“金学”研究专家陈东有编撰的长篇小说力作《金瓶梅人物榜》系列——《西门大官人》、《潘金莲与李瓶儿》及《傲婢春梅》三卷，日前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版权同时输出至台湾新潮社。

作为对小说《金瓶梅》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陈东有认为，《金瓶梅》是一本值得当代中国人仔细、全面阅读的传统小说。小说一有“经济味”， 故事背景提供翔实的明清社会商业描写；二有“道德味” ，告诫人们要远离“酒色财气”；三有“哲学味”， 整部小说都在阐释人类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多年潜心钻研，学术专攻，陈东有完成了对《金瓶梅》一书的全新解读。《金瓶梅人物榜》系列中的《西门大官人》、《潘金莲与李瓶儿》及《傲婢春梅》是姊妹篇，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金瓶梅》人物群像。《西门大官人》主要通过西门庆在商场、官场和其他社会舞台上的故事，展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时代话剧。《潘金莲与李瓶儿》通过潘金莲、李瓶儿两位女性的命运故事，讲述西门庆的家事和各妻妾之间的情事，喜怒哀乐、幽怨闲愁、勾心斗角、心狠手辣、天伦之亲、利益相争，一一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傲婢春梅》主要通过潘金莲的贴身丫环春梅一生的命运轨迹，讲述西门庆家中主奴之间的恩怨情仇，生动描画出他们的种种心态、言行和悲欢离合，并叙演了全书的大结局。作者以探索性的编写，集中描述了《金瓶梅》中几位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情感、欲望，以冷峻之笔及当代视角剖析了人物命运，对当今读者了解千古奇书《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以及其他社会价值有着切实有效的帮助。

陈东有为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87年开始研究《金瓶梅》。他先后出版专著《——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文化研究》《——诗词文化鉴析》和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与社会经济变迁关系的专著《人欲的解放——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大众审美》；发表了《与运河经济文化》《论独特的艺术思维指向》《的二律背反及其艺术思维》《对理学和宗教的选择》《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的非小说意味》等众多论文，为国内著名的“金学”研究专家。

据介绍，陈东有的《金瓶梅》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经济文化即社会经济发展史与社会变迁的层面和角度来研究《金瓶梅》，努力探讨文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性，并由此发掘小说的内涵与价值，1989年他开始提出“《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这一观点。二是注重《金瓶梅》的文学理论研究，把“艺术思维指向”这一理论界的新论引到“金学”的研究中来。三是积极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形式，引导普通读者读好《金瓶梅》一书。

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人们致富，如今却面临因不断加大的收入鸿沟引发的社会矛盾。官员们正在讨论确保财富分配更均衡，以及如何让富人们更低调。

北京的领导人把奢侈品视为赚钱的税收来源。为避税，许多中国人跑到香港或海外去购买奢侈品。于是，官员们争论是否要削减关税以鼓励消费者在国内购物。然而，中国政府不太愿被视为采取新措施来支持那些买得起名包豪车的人，已推迟了降低关税的决定。“政府面临两难，”世界奢侈品协会驻华代表欧阳•迈克说，“他们不想推广奢侈品，因为担心那些买不起的人看到广告。可是，他们又不想限制奢侈品，因为那对经济有好处。”

有钱人持续炫富显然对政府的这种困境毫无助益。许多人说，“郭美美丑闻”其实暴露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毫不掩饰的失控致富热：超级新富们炫耀自己多么有钱的趋势。经营一家二手名牌包的杨旭说：“奢侈品的消费增长太快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在他的店里，爱马仕已比路易威登更受欢迎，原因很简单：更贵。

当欧美在停滞经济中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已成为奢侈品的最重要长期市场。去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增长了20%，且没有减慢的势头。专家说，炫富现象是个复合体，它根植于中国的长期贫苦和饥饿，以及昂贵财物能带来更高社会地位的感觉。炫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久，中国人的消费社会心理还不成熟。

炫富者更多是新富及“富二代”，或是有个有钱男友或情人的年轻女子。他们希望得到他人的仰视，希望人们知道有人爱他们、关心他们。在微博上，许多中国人公开质疑这个国家有关积累财富的新信条是否走得太远了。

7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加强文学批评、积极引导创作”座谈会。与会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和作协领导，对当前“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脱节现象”以及文学批评声音的弱化，或多或少表达了各自的忧虑。

回首近30年的光景，有人感慨“当下的报告文学好作品不少，但社会影响比起上世纪80年代有所减弱”。同样让人感到惋惜的还有诗歌，“诗歌应该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现在基本被歌词和短信取代了。”

其实，与30年前相比，这依旧是一个在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本身依旧层出不穷地在给每一个创作者和记录者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其中有些素材的精彩程度甚至远远超越了创作者本人的想象力。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些素材并未进入一些创作者的视野，他们宁愿选择躺在时代的怀抱里装睡，清醒地闭着眼睛，自然便对这些素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那些能够取代诗歌的歌词或短信，无非是从生活中取材，触摸到了人们真实的情绪，才能表达世人共同的心声。它们从现实生活中来，然后到人们的内心中去；让醒着的人会心一笑，释放心中的快乐或缓解内心的无奈；让淡漠的人不至于在麻木中昏昏睡去，误以为眼下的世事与自己的生活无关。

一部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其功用则远胜于这些，甚至可以跨越历史和种族的隔阂，消除现实的敌意，弥合时间的伤痕。有作家在会上做了这样的对比：美国人创作出的《辛德勒名单》和《美丽心灵》等作品，深深地感动了德国人，但“我们的抗战题材作品，没有一部能打动日本人。”

这多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也理应促使这个时代的创作者警醒。当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面对那些飞扬的尘土和深浅的车辙，一个有良知的创作者不应无动于衷，亦不应只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

漠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在重大事件中每个卑微个体的焦虑、痛苦、无奈、失望甚至是绝望，在需要为公平和道义呐喊时，作家及其作品佯装出一副睡眼惺忪的状态——这样，如果是这样——文学乃至文艺便失去了在现实中存在的最重大的意义。这样的创作，甚至可能辱没作家在社会中尚存的名分。

毕竟“作家”这两个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被寄予了记录时代、反映世态、抚慰人心的使命。

作家和作品，不仅不应自己装睡，而且有责任唤醒那些昏昏欲睡或装睡之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同样不该睡去的，还有围绕着创作者和作品而进行的文艺批评。有多位评论家忧心忡忡地表示，在当下一些座谈会上，更容易听到的是一团和气的溢美之词。在真心批评与假意奉承之间，不少人选择了后者。殊不知，有勇气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人，往往是认真研究了创作者和研读了作品的人，这样的阅读和批评才是对创作者和作品本身最大的尊重。

真正的文艺批评，就应该唤醒那些装睡的创作者，提醒他们如果一味地无视时代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只是乖巧地躺在时代的臂弯里做熟睡状，写一些梦呓般的文字，一旦他“醒”来，会发现自己已被抛弃。迎合某些短暂的幻象，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文学，或者说文艺的价值，用专家学者的话说，在于“既为时代保存精神标本，又为社会剔除精神垃圾”。即便不能实现作品这种“扬善去恶”的价值，至少也应该做到“扬善述恶”。因为对善的忽视，便是冷漠；对恶的回避，某种程度上便是参与恶。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甚至是读者，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谁都不应躺在时代的怀里装睡。面对那些装睡的人，需要给他们的是上满发条的闹钟，而非深情献唱的催眠曲。

唯如此，文艺方能自重，创作者和作品也才可能赢得尊重。

孔子如高原。孟子好似孤峰突起。荀子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

最近续读古书，对春秋战国时期三位大儒的人生地貌似有所感悟，这里试着勾勒一个边缘。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是时势逼出来；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他是一个相信交流沟通的社会活动家，从妥协精神上看，他和先行者孔子、孟子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质。而在主张并践行政治理想上，在和君王权贵构筑互动关系方面，这三位春秋战国的大儒，呈现出各自不同性情的人生地貌——

孔子如高原，处于礼仪之美的雪峰梦境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平野之间，高原来自他的自我坚守和对使命的担当。他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万年积雪的大地之上，雪像礼的仪制，覆盖出“纯洁”的社会秩序，令他一生痴迷、流连忘返。而“天下无道”的现实，却是道德与风尚的雪峰空前的滑坡，雪水消融，呈现出“知德者鲜矣”的混浊景观。他以修身自省的人生，构筑起继往圣、开来世的梦想高原，期望用仁政填充纵横的沟壑，以礼制的回归和重建，让流落的散沙聚集隆起。即使是在到处碰壁的长长叹息中，他仍然立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高度，以“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比喻，表露出“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的斗志。

孟子好似孤峰突起，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能量，积蓄出喷薄而出的岩浆，于战国中期的平野中横空出世。以“民为贵”的信念，在霸主当道的强权政治风气中，孤立无援地喊出“君为轻”的宣言。他特立独行，在鼓吹仁政渴望“兼济天下”无果的困境中，靠的是岩浆岩一样坚硬的品质——“独善其身”，没有被世俗的外力风化剥蚀，也不愿自降高度被浑圆的丘陵同化，始终不合时宜地兀自孤傲独立着。

孔子和孟子，他们性情中流露和张扬的山地气质，固然和个人的品性有关，但也有地域和政治环境作用影响的因素。鲁地多礼的传统，和齐鲁特有的文化风气，使“个性”的崛起可能；但更重要的是，在时势变化、政治变革的初期，未来格局不甚明朗的情势下，孔孟时代正是各种思潮和伟大思想家呼之欲出的最佳时机。

荀子的时代，尤其是晚年时代，则不然。诸子喧哗的山地地貌虽然群峰竞秀，林林总总，但军事力量的更猛烈的抬升，以之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帝国时代版图。思想家如果要切入社会现实，必须要用新的互动方式，去融入主流政治生活，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荀子相比孔子和孟子的山地气质，他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与孔孟完全不同。荀子不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条大河，汇集前人不同的思想流派，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荀学；在人格性情方面，荀子的人生更是显现出河流的形貌与特质。

水的融会和适应性强的特性，决定了“水往低处流”的宿命。在和政治权贵及世俗社会交往互动中，河流气质的士子，常受到来自人格方面的考查与质疑。荀子是一位承担者，为了和君主权贵营建出更好的沟通关系，他没有选择山地气质士子的“刚正不阿”，甚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他以河流的“委曲”的弯度和流动的柔韧，赢得在霸主重臣面前的话语权、建言权，以此来经营自己的政治主张。

不故作喧哗，也不去同流合污；把河床深刻在峭壁的规范中，用自省的道德堤坝防止流水过度的“委曲变通”——荀子，成为“上游型”河流气质“知识分子”的代表。

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

□傅国涌

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于两年前的2009年5月22日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8岁。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辅成文集》2卷本，沉甸甸的。

两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辅成、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谢世，季、任两位先生的身后哀荣和周先生的冷清，让我心有所感，曾写过一篇小文。

98岁的季羡林和93岁的任继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羡林的离世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媒体以铺天盖地的好词好句为他们送行，可谓备极哀荣。这两位老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是有建树的，关于季羡林先生，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说他曾在路上为北大学生看行李，如果此事属实，可以为老人的私德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只是中华民族向来不缺对个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怀抱公德心，持续地为民族正气、为文明进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启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这个维度，正是通往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个公德就是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德行和选择，它已超越古代的节操、气节，而有了现代的内涵。现代社会在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时，应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

两位老人身后的哀荣，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98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想起他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我当时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某些势力的意志，他成了被冷落在一边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北大和这个喜欢热闹喧哗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感叹：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那些奖赏、哀荣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

说到底，今天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还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没有背对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总是直面现实，哪怕是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之下，他仍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

这次出版的《周辅成文集》第二卷前面，有他1986年10月为北大学生刊物的题词手迹：“社会良好风气，是靠行为作出来的。养成良好风气，首先，要反对‘说的是一套，作的又另是一套’。如果有任何人居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叫他是‘伪君子’。其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如果有人自己不讲真话，还要反对别人讲真话，这种人，我们就称他是‘假卫道士’……”

讲真话并不是什么高调的标准，只是底线的要求，始终是他恪守的生活准则和不变的追求。1993年，他在《论社会公正》一文中指出：“人人需要公正，比每日需要吃饭还更迫切。”“公正原则，并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或大学问家发明的，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是人民的一致呼声。大抵，社会上有了不公平，人民就要求公平……倡导公正原则，既然源自反对不公正，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站在鼓吹公正原则前列的，必然多半是受不公正待遇的善良人民”。他直言，“一个社会，如果整个机构，都带有严重的不道德、不公正现象，就是说，整个精神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堕落腐化，这时还骂主张社会公正论或道德振兴论的人是‘道德救国论’者，我看是大错特错了。”这位伦理学家的话，今天读来依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

那一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48/126”号决议，确定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以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弘扬联合国宗旨的基本精神：宽容。1995年春天，他和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个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联合呼吁“宽容”，这是当年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对他而言，这只是又一次凭良心说真话而已。一个人只有怀着赤子之心，真正热爱自己脚下这块土地，才能做到不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一切。他们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

这位与辛亥同龄的老人，亲历过20世纪的一系列运动，这一切让他对宽容，对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这不仅是他的学术研究所得，更是他的人生体验。1996年12月，他在《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这样一番话：“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同为穿越了20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固然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一如既往地葆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被冷落。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在变幻不定的现世评判标准之外，在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始终有不变的确定的尺度，无论生前死后你获得了多大的人间荣耀，最终都逃不过这个不变尺度的衡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还是重温一下周辅成先生说过的话：“历史（或时代）是十分无情的：你愚而自用，腐化堕落了，蜕化变质了，谁也不能救你。”毕竟，现世的荣誉归现世，历史的荣誉归历史。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其实我对豆瓣影评比对同行的影评更有兴趣，前者代表社会心态、社会话语，后者则是专业的、规范性的东西。”昨日在“电影批评：理论演武场”的谈话中，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笑着表示。

在这场谈话中，电影学者戴锦华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崔君衍聊及电影环境、影评功用、女性主义等多个话题。戴锦华认为，作为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女性，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来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

戴锦华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电影对她而言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现在一提女性主义就好像被贴了标签，我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以女性主义解读各类文本一直是戴锦华所擅长的。

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进中国一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个看到西方理论就觉得应当引进的年代，二是解放后中国妇女在法律上成了全球享有最高权利、最平等的群体，但在极高的法律地位之外，是所有性别言说的空间被封闭，“社会地位空前高，性别意识空前低。”而做了几千年的“第二性”后，女性突然被放在这样的地位上，是需要调适、学习的，这也是她们当时将Femalism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原因，因为要侧重意识，而非权利。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曾出现《红色娘子军》海报，但戴锦华认为，父权意识仍是各类叙述的潜在编码。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又出现变化，女性意识增强，但是现实地位下滑。戴锦华认为，拨乱反正的性别实践就是男权重建，其成功导致女性整体社会地位随之下滑。“更准确地说，是女性整体被分化，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先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比如在整个职业分布和就业当中公然出现的性别歧视。从整体上看，是个持续倒退的过程。”

另外，两人还对如影评人是专职“开电梯的人”的无用角色这种说法进行了讨论。崔君衍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认知，认为影评人的作用不是开电梯，而是手持钥匙去打开不同的滑动门，带给观众不同的理解与认识。电影诞生过程中，受到许多理论的推动，新浪潮电影就是典型案例。戴锦华则将此问题置于当下语境，在市场意义上，观众作为消费者，需要专业影评人扮演有信誉有操守的消费指南，可以看作消费市场的必然环节。

《变形金刚3》上映，马上去买张票看。其实对这片子完全说不上什么期待，主要是故事情节一直表现的弱智，机器人造型华丽而枝杈太多，特效超级牛但眼花缭乱，整体来说像是一部重金属摇滚时代的MV，所有东西都在那里，想要梳理则相当费劲。而且当年我们看动画片的时候，擎天柱大哥基本是戴着口罩的，在这里他老人家露出一张尖嘴——尖嘴！你能想象吗？

但只要这东西一上映，买票去看就是一种惯性，不看都不行。这就像《哈利·波特》的粉丝一样，哪怕这些年里波特从一个阳光大男孩变成忧郁男子、郝敏从小萝莉到了性感少女，那片子拍得越来越像一般的神怪片，但就是要去看。因为这是一代人的成人礼。

《变形金刚》动画片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引进到国内，时机正好在中国开始真正走入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关口。变形金刚其实就是工业社会的某种代言，巨大的机器人所代表的，是一种工业社会当中的巨大的机械力量。这是一种让人着迷的力量，庞大且操控自如，有着自己的善恶标准，然后能够通过金属构件遨游宇宙，有足够的零件替换的话，几乎可以不朽。

实际上这种动画是对机械大工业的一曲赞歌。当人类掌握了机械之力的时候，机械本身是独立于人类之外而存在的，倾慕其力量的同时，也对这种力量产生了某种畏惧感。变形金刚诞生的年代，正好是这种工业文明开始到达顶峰，同时对于人工智能也开始正式研究的时代，两者的结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铁甲战士们是人类的一种升级版本，代表着一种潜意识的社会进化方向。

这个时段的机器人想象除了人机互动之外，就是机器人以独立的智慧形态存在，与后来的半机械生命形式机器人有所不同，那是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在技术上与意识上进一步进化的结果，使得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高度结合的想象产物。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初受到的工业化教育，正好也赶上了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间点，就像那时候的重金属摇滚，皮衣与闪亮的金属装饰成了摇滚的象征一样，固定了我们某些审美与未来的思想。现在看着那些巨大的机器人，基本算是一种怀旧了。

漫画：方舟子

最近，方舟子的微博俨然变成了网上的“生活百科”或“生活大调查”，从坐月子是否科学，到火车为什么没有安全带，从煮玉米是不是全谷，到吃西瓜为什么不容易上火？打假斗士似乎有向在线答疑专家“变身”的意思。

其实，方舟子做科普工作已经很多年，前前后后出版过不少科普著作，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缺少的是一种专业精神，即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的意识。如果有这样的精神和意识，可能会少一些人上当受骗。”

面对一些生活、健康小常识中的问题，人们在第一时间往往只关注信与不信，却忘记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恰恰给骗子创造了机会。

生活小常识不被重视

方舟子的微博上，最近经常讨论的不再是打假事件，而是一些生活小常识，粉丝和网友们也常常问一些科普知识。

方舟子说：“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但人们却常常陷入误区，这种误区可能是传统遗留，可能是人云亦云，但是很少有人去寻根追底，其实道理并不复杂。”

很多时候，错误的认识并非出现在重要或者前沿的科学领域，反而是常识的缺乏。比如民间广为流传“受创后不能吃发物”等说法。

对此，方舟子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更加注重人文教育和人文环境的培养，不大重视技术专业，并没有系统的专业性的科学培养体系，因此对于一些生活、健康中的小常识，往往就会人云亦云，相信名人、大师之类的。因为老百姓往往觉得，一个人如果在某一方面很厉害，那在其他方面自然也很厉害，这算是通才教育的一种表现。比如医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医生，历来是没有专业培养的，有时候连师傅都没有，一些读书人做官不成，读一点医书，就成了医生，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民间有些所谓‘神医’往往是一朝顿悟，便当上了医生。”

咨询专业人士避免受骗

方舟子提倡培养社会的“专业精神”或“专业意识”，他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可能就会少付出不少代价。”

从去年到今年，养生大师、神仙道士等新闻充斥着人们的眼睛，大众为科学知识的贫乏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方舟子说：“没有全能的人，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东西，碰到这些问题时，应该去咨询专业人士。如有关健康的问题，就应该去问国家认证的专业医生。专业意识的好处，第一，会让人敬业，每个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不必要去涉及太多的领域；第二，不容易出错，专业人士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相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出错的概率较低，很多不必要的错误一般会因此得以避免；其三，不容易上当，很多时候，对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容易让人上当受骗，其实只要稍微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就可以避免了。”

没有专业意识，人们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意识往往是信或者不信，而不是去咨询专业人士。因此，骗局便假此而得逞。方舟子说：“遇到事情咨询一下，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树立这个意识。”

自古喜好通才缺乏专才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常识缺乏的社会。一百多年前，传统的中国社会还看不起“奇技淫巧”，然而当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仍旧缺乏常识？

方舟子说：“首先，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远，并不那么容易改变，即便是尽最大的力量去推动它转化，也未必尽如人意。其次，我们并非一直都奋勇向前，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对知识的错误认识等。其三，改革开放以后，向科学进军，其实是把科学变成了一项群众运动，而非专业运动，这也是我们出现了那么多所谓‘民间科学家’或者‘科学妄想家’的原因，诸如‘谁造出来永动机，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等，动不动就是惊世骇俗的创举。其四，思想界的传统意识问题，我们的思想界仍旧有传统思想的遗留，对待科学家、工程师等与人文科学仍旧残留着不同的态度。”

专业精神的缺乏，不仅仅是社会，包括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方舟子说：“中国人更多追求的是通才教育，一个人要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好。像我们所说的博士学位，字面上是指博学的人；而硕士中的‘硕’是大的意思，同样也是指博学。可实际上，西方设立博士、硕士学位，是把科学研究划分得更加专业、更加细化，而不是各方面都知道一点的通才。”

常识本不艰深，然而专业意识的缺乏却成了常识普及的难关。

知识分子参与科普不够

对于树立专业意识，方舟子明白这并不容易，他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看见效果的工作，它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做更多的工作，潜移默化才有可能。”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方舟子认为：“对于整个社会的科普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教会人们知识，而是培养人们的意识，即对不懂的东西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随大溜，而是要向专业人士征询。首先应该从教育开始，我们现在从中学就开始分文理科，本科时的专业划分已经很细，可到博士或硕士则又要求博学、全面，这与西方现代教育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参与的工作，然而并非所有的专业人士都愿意参与其中。方舟子说：“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公共事务、社会事务，让公众了解你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做研究的钱，是来源于公众的，因此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公众明白你在做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就做了科学普及的工作了。而现在知识分子参与得很不够，他们不知道怎样把专业知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也说明我们虽然追求通才教育，但并不成功。”

晨报记者 周怀宗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模式

——邓正来教授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讲演

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它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

我一直在论证和呼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命题。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显而易见，这种“知识转型”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然而，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我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其中之“重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其中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的文明体；其中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为此，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在相关论题上做出我们的学术努力。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想围绕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论题，主要阐释“生存性智慧”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可能会引发人们质疑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忽视的概念。为了避免习见的“立场先行”所导致的深入探究的缺位，我将悬置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规范性评价，而聚焦于对此一模式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

“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

“生存性智慧”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领域的深入研究，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我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七个要点：

第一，就当下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大都是“知识导向”而非“智慧导向”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生存性本能以及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的揭示和解释。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的以生存或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第三，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内在趋向追求“知识增量”，因此，大都是在知识框架内部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们至今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第五，“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

第六，“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又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活生生的、有效的、灵活的、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教育的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它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第七，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的，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它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的检视

我认为，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可谓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

我们知道，自乔舒亚·拉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被冠以“中国模式”的论题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因此，要想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必须首先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进行检视。

大体而言，当下国内对“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相对的立场：以秦晖、邓晓芒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为代表的论者或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或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以潘维、姚洋等为代表的论者不仅赞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阐释。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一系列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化要素，亦即区别于其他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决策政策等等。既有的此类研究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强调制度性要素，并假定其在自上而下执行过程中的一致性、自洽性和整体性。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制度的不完备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性，二是改革本身实是利益分化和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实践(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是在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双重诀别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在没有任何既定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等情况下主要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提炼和分析的那些制度性要素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理念下历史性地形成的。实践中的“中国模式”绝非铁板一块，仅从国家层面由宏观战略、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制度性要素来界定“中国模式”，是看不到这些不同利益单位是如何解释、甚至歪曲这些制度化要素的真实景象的。

第二，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他们都是在制度层面寻找、辨识与西方不同的方面。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西方的制度化要素都构成了他们的参照或评判标准，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赞同“中国模式”的论者实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辨识我们在制度层面有什么它们所没有的方面(比如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等)；反对“中国模式”的论者则根据西方标准辨识我们还缺少何种制度要素。然而，中国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无论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都不是以西方为标准；相反自1990年代以后，事实上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告别西方”的趋势，转而主要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推进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