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身为富豪，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嘲弄官员的寒窘，不管他的诗写得有多好

骆玉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

这个专栏系列写了一阵《红楼梦》，又想把《金瓶梅》插进来交叉着写，或者较为有趣。而《金瓶梅》中的人物，首先想起的倒不是西门庆，而是戏分不多的蔡御史。原因一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用关于他的情节做例子，久有印象，二是这位御史老爷的故事，恰好给近年新流行的“权力寻租”的概念做了注脚，让人知道古今之事，多有相通。

蔡御史名蕴，在第三十六回出场时，是新中的状元。正好和朝中权臣、太师蔡京同姓，顺风顺水就认了一个干爹。他是寒门子弟，初入官场，浑身上下干瘪瘪的。既然拜到太师门下，总要有所照应，而照应的方法，当然不能让太师为他“出血”。于是太师府的翟总管告诉他，回乡途中经过山东清河县，那儿“有老爷门下一个西门千户，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礼。亦是老爷抬举，见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就是让他结交西门庆获得资助，然后可以体面地衣锦还乡。

这里牵涉到明代社会的某些特点。在过去的传统中，大致而言，政治地位也就是官阶的高下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依据。到了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急剧膨胀，商人拥有的财富超过高官成为常见的现象，这便出现了“贵”与“富”的分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官员不能安于贵而不富，而商人倘若不能获得权力的庇护，不仅运营艰难，已有的财富也不可能安全。因此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权力与财富的勾兑---这其实是一种维持社会结构平衡的方法。所以翟总管跟蔡状元说这件事，语气平淡自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西门庆得到翟总管的交待，当然热情宴请，精心安排。出了一点毛病，是蔡状元穷久了而官味尚薄，光是喝酒，听小曲，不见真金白银，难免焦急起来，瞅个机会竟拉着西门庆直言：“学生此去回乡省亲，路费缺少。” 被西门庆回了一句“不劳老先生吩咐”。这很不体面，失了状元的身份。

到了第四十九回，差不多一年之后，蔡状元已经成为两淮巡盐御史，再经清河，与西门大官人相晤。此时他身居要职，历练成熟，气象大不相同。不仅行事妥切，举止从容，而且亲切的言谈中总带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很懂得怎样和商人打交道了。

蔡御史的职权是主管两淮盐政。明代的食盐属于国家专卖商品，利润丰厚（犹如今日的香烟）。商人通过向边境军队提供粮秣，获取相应数量的“盐引”即经营许可证，再以此向盐业主管部门领取货品。倘使一切照章办事，当然就不用贿赂官员了。但权力显示其存在的方式，不是提供方便，而是制造障碍；当商人用金钱来消除障碍时，权力就产生了市场价值。

从西门庆来说，款待尚无实职的状元并贿以厚礼，属于远期投资。而当对方手握实权时，投资是需要回报的。他的要求是让自己所拥有三万引盐尽快提货。而蔡御史也完全明白受贿者所应担的义务，一句“这个甚么打紧”，笑声中许下了最高的优待。

鲁迅小说史略引用的一节，是写当日酒宴之后，西门庆又安排两名妓女供蔡御史享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情态十分生动。虚虚谦让、彼此吹捧一番，蔡御史不禁兴致高昂， “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本来是贪鄙的交易，却用风雅的气息遮蔽起来，于是主客都很轻松。

第二天早晨还有个故事的尾声，特别有意思：妓女董娇儿陪侍一夜，蔡御史给了她用大红纸包着的一两银子，相当于小费吧。董娇儿拿与西门庆瞧，意思是有所不满。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 身为富豪，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嘲弄官员的寒窘，不管他的诗写得有多好。

大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的普及。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很好地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更难以面向世界，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说到学习文化知识，辞书往往被誉为“看不见的老师”，《新华字典》就是社会公认的一位非常称职的老师。

《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已发行四亿五千余万册，成为亿万群众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良师益友，为我国的全民教育、文化普及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用现代汉语编写的新型字典、词典奇缺，《新华字典》几乎是将现代语文工具书的重任担当于一肩的唯一一部辞书。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的儿童，工、农、兵、学、商，各界大众都借助这部字典学习语文知识，它甚至成为周恩来总理回赠给外宾的礼物。因此，有的学者把当年这种情况概括为“大国家，小字典”。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曾经这样地给力，这样地辉煌。

大国文化的代表是精品。对辞书而言，一部广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的字典的魅力何在？就在于它的质量。《新华字典》上世纪50年代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主持编写，编写者中不乏学识渊博的教授学者，他们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养，有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出力的热情和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因而能够编写出科学严谨、内容丰富、编排便于使用的好字典。几十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和历次修订者以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打造出的这部字典，是一部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在对《新华字典》的众多褒扬中，诸如“大学者编小字典” 、“小字典，大学问” 、“字典小，作用大”等等，言简而意赅，堪称经典。

大国文化不竭的源泉是创新。《新华字典》历近60年而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与时俱进。从1953年至今，前后修订11次，每次都在继承和保持《新华字典》原有长处和特点的基础上有所完善，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这次面世的《新华字典》第11版，以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各项语言文字规范为重点，同时又在通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读者的需求和字典本身的学术规范等，对全书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了谨慎而系统的修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次修订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一次，在“老字典”中展露出“新面貌” 。

大国文化的活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一方面要从博大精深的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还要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不只是我们吸收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及全球。《新华字典》是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学习中华文化的好帮手，它篇幅小，便于携带；它内容丰富，语言平易；可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一册在手，疑惑得解。我们期待它在中华文化和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26号墓中的象牙梳有“太极图”

　　在不久前开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内，有一把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这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象牙雕刻精品之一。令人惊叹的是，在梳身雕刻的“S“形图案颇像后世的太极八卦图，就是这把梳子将“易学源于商周之说”提前了两千年以上。著名的考古专家、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研究员讲述了这把梳子的发现过程和它非同寻常的意义。

　　施工发现史前墓地

　　大汶口文化惊世呈现

　　年近八旬的张学海先生曾主持过齐鲁、薛故城和大汶口、东海峪、城子崖等遗址以及明鲁荒王墓等多项重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是研究东夷文化的著名专家。

　　据张学海介绍，1959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安市的大汶口镇，分布在大汶河两岸，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2-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6200至4600年，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上千件，其中有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异常精美。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

　　张学海说，大汶口遗址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文化总体水平，在全国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名列前茅。大汶口出土文物中有诸多骨牙制品，其中有两件象牙梳。

　　一把精美的象牙梳

　　暗含八卦玄机

　　张学海说，在发掘的10号墓中，随葬品达100多件，是最富有的墓葬，墓主可能是一位老年女性，其中出土了一件象牙梳，没有雕刻花纹和图案，仅留存了三齿。

　　与10号墓紧邻的26号墓也是一座大墓，出土了60多件器物，它的年代比10号墓早些，墓主人是成年人，骨架未作性别鉴定。就在这个26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象牙梳，象牙梳完好无缺，有繁复镂孔雕刻图案，异常精美。这把象牙梳，背厚齿薄，整体略呈长方形，约有17厘米长，顶端有四个小缺口，其下透雕三个圆孔，梳身中部用平行的三行条孔组成类似“S”形(亦称作“8”形)的透雕装饰，内填T字形花纹，在“S”字形装饰的左右两侧刻出对称的三个条孔，上方刻有一道条孔，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装饰画面，条孔为刻具一次刻成。象牙梳的下端有15个(不算两边)细密的梳齿。张学海告诉记者。这把象牙梳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镂孔工艺品，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梳身上雕刻的“S”字形图案颇像后世的八卦太极图。“刚开始，人们只是认为这件梳子雕刻精美，没考虑到花纹有什么含义。然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学者开始猜测，这件梳子上刻画的是原始的八卦符号！”张学海说。

　　“太极图的祖形”

　　伏羲生活在大汶口时代？

　　在中国上古传说中，一直流传着伏羲始做八卦的传说。《系辞传》记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于是始做八卦……”难道伏羲生活在大汶口时代？

　　据张学海介绍，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逄振镐先生是研究东夷文化的专家，他认为，这把梳子上刻画的图案就是原始的八卦符号的源头，它与原始八卦、与伏羲(太昊)“始作八卦”的传说和记载可能有关系。他将象牙梳上“S”形和其中的“T”形(其中的“—|”形释为上、“|—”形释为下，与金文同)视为阴阳鱼太极图的祖形。他认为，东夷居民有太阳崇拜的观念，这是“太阳的象形”。“S”下面则是直条纹的梳齿，这密密的梳齿正好是海水的象形。上为太阳，下为海水，上为乾，下为坤。

　　张学海还告诉记者，临沂市博物馆的李玉亭从事《易传》研究，他认为：八卦符号源于先民观察天象，以摹画鸟兽足迹之文为鉴，摹画天地、星辰运行的轨迹，由此推衍出天、地的卦形，并由考古发现象牙梳上的刻画得以证实。李玉亭的观点是，象牙梳上的三个圆孔，象征着日月星“三光”，“S”形是由乾卦组成的，象征天道运行的规律。两边的条孔是坤卦，象征地。上下相对的“T”形，是甲骨文、金文中的“上下”两个字，有天地的意思。李玉亭认为，古人观察天体运行，这是太阳从地面、海上升起、降落，生生不息的象征。

　　刻画天地之数

　　象牙梳是神器

　　记者注意到易学专家、云南大学教授黄懿陆的观点，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太极图。黄懿陆认为：象牙是非常坚硬的。6000年前，人类社会尚未产生金属制品，要把象骨刻成梳齿，并凿穿形成三个孔，那是非常困难的。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而应该是一件精致的神器。所谓“梳齿”，当然有梳头的作用，但平时主要是便于携带，以其齿插在头上发间，随时准备计算，作为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使用的神器。诚如《易·系辞下》所言：“仰则观天象，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文解字》“示”字条也说：“天垂象，见(现)凶吉，所以示人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古代先民的阴阳八卦天地图，所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他还认为，这是刻画在象牙骨上的天地之数，是海上日出之后的天地阴阳图。在这把“骨梳”的上部，用三个圆孔表示易学中“太极生两仪”之义，大汶口的古人在“骨梳”中间部分继续用四种“两仪”的表达方式，完成了“两仪生四象”的生成转化过程。

　　“以上观点如果得到证实，八卦的发明时间应该是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不是周朝时期带有神话色彩的河图洛书学说。虽然人们可以这样推测和想象，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还需要严谨的证据和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佐证。”张学海说。

　　这些观点是否只是想象和推测，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这一观点呢？这一时成为悬念。

杨澜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朋友不经意当中说，这一年正好是我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

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后，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刻苦、坚持，还是因为有伯乐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小松鼠上窜下跳地觅食嬉戏。崔琦是沉静的，毫无喜形于色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我听得一头雾水，还含含糊糊地点着头，心想如此悬殊的知识结构，这个采访可怎么做啊？

我试图进入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一问一世界》，杨澜、朱冰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在社会上流行快餐式、图片式的阅读……它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越来越浮躁，所有的人最终都变成知道分子，这个社会也就变成了低智商社会。

我记得我看的最难的一本书，是胡塞尔的一本现象学著作，它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连第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时常三天才看完一页。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思维习惯，即在心智上看不起西方人，觉得西方人在科学上、理性思维上很厉害，但是在心智方面的研究很少。似乎什么都挑战不了中国人的心智。其实不然，比如胡塞尔，读他的书，一直都在挑战我，挑战我的阅读习惯，挑战我的知识系统，最重要的是挑战我的心智。

一本书如果读得很艰难，可能有人就不会读下去了，不过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不管懂不懂，能够把一本很难的书读完，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训练。我觉得人的一生总要读一点儿让自己很累的书，挑战一下自己的智慧和心智，不要总是为了休闲、轻松而读书。

现在社会上流行快餐式、图片式的阅读，我觉得这不好，它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越来越浮躁，所有的人最终都变成知道分子，这个社会也就变成了低智商社会。不肯挑战自己的智商，甚至不肯使用自己的智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事。一个社会，总要有能够沉静下来的人，总要有能让人沉静的书，全部都浮躁，都奔着功利而去，连读书就不能幸免的话，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看上去像个笑话，但国内的确出现了众多的“小三论坛”，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小三论坛”，不但“三情网”这个名字搞笑，而且自称“国内唯一一家小三官网”，正经中偷着假模假式，在内容定位上，“三情网”着重于讨论礼物（奢侈品、汽车和房子）以及生活费（每个月2万—3万人民币）的行情，通过这些信息看，“三情网”确如其名，和行情有关，但也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行情背后的感情之殇。

负有引领主流价值观走向的媒体，在报道类似网站时难免存在一定的偏见，报道内容有所选择，观点倾向有所偏差，但通过浏览包括“三情网”在内的同类网站，发现对它们的描述还是基本属实的。这些网站叠加在一起，基本勾勒出来情感多元时代的一个另类万花筒里的景象，这里同样斑驳离奇、有笑有泪，虽有不少物欲成分存在，但更多地却可以看到一些社会隐疾以及人们的情感缺失。

“小三网站”的涌现分流走了一些情感网站的流量，有情感网站负责人对“小三网站”怎么会通过审批感到不解，这侧面也说明，社会在呈现其包容性方面，的确有不小的进步，不过，悲观一点地说，或许审查部门还没意识到这类网站存在能够形成什么威胁，于是便按照“无投诉、不干涉”的原则予以放行了，一旦“小三网站”在主流群体中激起反响，那么难逃遭到关闭的命运。

其实，现在诸多的情感网站，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进行情感倾诉、交流的需求，但“小三网站”的“异军突起”，还是表明“特殊群体”现在开始重视发声，通过聚集来强调自己的身份，让她们一直被主流媒体倾轧的声音形成巨大的合声。按照通常的理解，一般都是在自身利益遭到损害之后或者主动谋求某种利益，人们才会以群体性质出现，“小三网站”符合这个界定，受传统道德观的影响，她们的确处在弱势位置，但这些网站除了能够满足她们交流的愿望，又能带来什么？在网络不能容纳她们日益增高的诉求后，她们会走上街头吗？

在一切都可以用物质来衡量上下高低的时代，行情来取代感情成为“小三网站”的主要话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毕竟行情是有标准的，而感情却无法用数字来体现。也不排除“小三网站”的用户，在刻意用物质话题来掩盖自己真实的情感需求，在情感伦理当中，当某种亲密关系难以带来安慰感时，的确可以退而求其次，以物质代替。除了当事人，谁又能清晰地辨别出，成为第三者是为了物欲满足还是用情太深抑或是两者兼有？情感世界本来就复杂，而不被祝福的情感则要复杂更多。

对于物质的重视让“小三网站”弥漫着明显的不安全感，同样，那些隐身幕后的男人，也一样藏有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一种是对所有男女而言都存在的对未来的恐慌和无助，一种则来自很多人身上都具备的情感缺陷。男人为什么会爱上妻子之外的女人？这个问题是亘古之问，谁也解释不清，因为家有恶妻和家有良妻，都无法阻止男人在情感上的走私，这大概就是原罪所定义的范畴了。

我们社会的管理者认为，保持情感的稳定约等于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实行，对非正常情感的舆论谴责，都一直为官方所倡导或默许。但人类的感情，古今中外从来都不会完全被律法、规则所左右，想要维持家庭的完整实现对人们的有效管理，打压从来都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如何树立健康的家庭观念，如何舒缓现实存在的各种紧张情绪，如何尽可能让每个人都能体现其存在价值……这是对待“情感异端”的理想做法，但理想归理想，它只能改善而无法根治。

至于“小三网站”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不必为此担心，如同有些感情一样，一些无法形成主流的事物会自生自灭，对其强行掘墓只会让其茁壮生长。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