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大师裴艳玲

受著名导演林兆华之邀，64岁的戏曲大师裴艳玲曾以 《寻源问道·裴艳玲戏》为名，首次在国内以“陪练+讲解”的形式，尽显京、昆、梆表演艺术之精华。昨晚，她以一场精彩讲座压轴“第五届名家名剧月”系列艺术欣赏讲座。本周日，《寻源问道》将作为名家名剧月闭幕演出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此前，她还将以自己的武戏专场作为预热。

以专场演出强调武戏也是“半边天”

无论是在看戏曲频道的节目时，还是在与专业人士的聊天中，裴艳玲都颇为失落地发现：文戏有派别，而武戏却没有派。但是在裴艳玲看来，这明显是对武戏的忽视，没有了武戏，戏曲就少了“半边天”，武戏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武术，它应该注重的还是 “戏”，“武戏也有故事，有情节，而且还该有文学性。看武戏不是看热闹，也该看品位。”

此次演出中裴艳玲精挑细选出几台武戏汇集成一台“京剧武戏”专场，其中包括由她徒弟主演的《挑滑车》、《文昭关》、《白水滩》、《武家坡》以及由她主演的《武松打虎》。提到自己一直挚爱的《武松打虎》，裴老一下子激动起来，并为记者现场演唱并分析起每句唱词中的文学内涵，“从唱词上看，这出《武松打虎》中的武松充满了书卷气。”虽说裴老已经年过六旬，心中却还有着演武戏的热情，且每天坚持练功不少于一个小时，“武戏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说放下就放下了，但是我不服老，还有童心。”

以《寻源问道》回应新编戏质疑

裴艳玲前段时间在深圳戏剧周上激愤发言，对当下新编戏提出质问：“别跟我说新编戏，这几十年，包括我自己的新戏在内，没一个是戏！”很多人说：裴老骂得好。提及此事，裴艳玲大方承认。因为对当下新编戏的否定，很多人说她守旧，但是裴老说：“我胆子最大了，从小唱戏就追求自由。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愿意墨守陈规的，但戏曲是靠传统吃饭的，无论你怎么玩，根源是要玩出艺术水平，而不在于形式的新与旧。”

《寻源问道》可以说是裴艳玲对于此事最好的回应，这出戏堪称著名导演林兆华与裴艳玲合作的“圆梦之作”。何谓“寻源问道”，裴老说寻的就是“行当”，问的就是“底线”。整台戏不扮戏，不化妆，不需要布景，不设主持串场，全场通过裴老的唱腔、动作、眼神去告诉观众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整台戏包括了昆曲 《夜奔》、《探庄》、《乾元山》、《蜈蚣岭》中的一折，河北梆子清唱，以及京剧《洪洋洞》。“戏曲本身绝对具有这个能力，这出戏就是希望今天的人们静下心来，体会一下戏曲的源和道。”

马原画作《老婆是个狗东西》。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与马原谈话是一件比想象中简单的事情，他没把自己当作公众人物，并不拿起架子。只是对谈时，他心思倏忽间就飘走了，开始在空中指点划写，默念某个汉字。

他坐在沙发里，眼看手指的划写，然后猛醒一下。“我从少年时期写小说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定。我知道小说有训诫的作用，但我不会去这么做，”他说，“我这一辈子是个现象论者，只说表，不说里。”

然后分神，继续在空气里写字。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马原对形式和表象的迷恋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先锋小说”的作品，比如《冈底斯的诱惑》等。这给他带来了名誉、粉丝，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待遇。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潮和他的理想不再是一回事，同行和朋友纷纷进入主流以后，他停笔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断尝试在小说上自我突破，始终失败。

一边是唐家三少申请持续网络更新世界纪录，一边是两位网络写手在清明期间去世。网络作者的生存状态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清明小长假，高兴，打算进山休息。出门关电脑，忽冒出一小言写手：一草，你说我要不要和网站原创签约？

问：啥条件？答：没条件，但有要求，一天两万字，且不能停更！

我说：姑娘，请问您卖字还是卖身！她说：都一样，反正是贱卖。我说：你可拒绝。她说：可我要成名，别无选择，好痛苦！

看到小姑娘可怜，我又好为人师，于是耐着性子继续开导，边聊边看新闻：《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TOP20未来大家”，获奖网络作家唐家三少透露，自己坚持86个月每天持续写作并在网上更新，已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倒吸一口凉气，写作写到这份上，可封“圣斗士”。

继续看新闻，又深吸一口凉气：著名网络写手青鋆和风天啸在4月初相继突然去世。写作写成了“烈士”。

对此网友纷纷评论：他们是写字活活累死的啊；网络写作高风险；万恶的文学网站……

媒体也集体关注，各种观点甚嚣尘上，评论风雨焦急。更有网络写手泣声呼吁：救救我们！

一边是吉尼斯，一边是过劳死。网络文学十余载，争议不断，至今喧嚣可谓已至极点。

百年前，谭嗣同疾呼：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现在，青鋆和风天啸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场全民大讨论。

“救救我们！”这样的呼喊让人心碎。可在我看来，网络写手生存状态固然要“他救”，但“自救”才是硬道理。

比如说，主动放弃当下这种极端的网络写作模式——每天熬夜，绞尽脑汁，拼脑力更拼体力，更新几万字，只为了千字几分钱，一旦乏力停更，骂声四起，更受煎熬。

唐家三少是很牛，每一个行业都有几个大牛，但大牛往往是不可以复制的。都羡慕他们年薪百万？可中华大地，遍几人邪？对于大多数网络写手，这是一条不归路。

很想对那些网络写手们说：您热爱创作，您若真正拥有创作力，那当下求名求财机会真的很多。比如实体书出版，五百多家出版社，万余家出版公司，每年二十万种新书，绝对不多您一人。

我们再拓开眼界，近两年影视火热，风起云涌，影视公司疯狂找稿，视频网站雨后春笋，只要是稍微靠谱点儿的文学文本，皆有大把机会出售影视版权，获得高额回报。

桐华、明晓溪、匪我思存、今何在……数不清的文学牛人们都来自网络，现在都已开拓另外一份天空，更加辽阔，也更加云淡风轻。

文学创作，求财求名，条条大道，实在没有必要一定和“变态”的网络写作死磕。一天几万字，日月不停更，只为一块吉尼斯的贞节牌坊？

糊涂！

须臾之间，云游太虚，回到现实，电脑那头，小言作者还在絮絮叨叨，要成名，又怕累，还钻牛角尖。

干脆把两则新闻发给她看，道理自在其中。

然后关电脑，进山。

山一直在那里，那里的人生，更淡然。

1832年3月22日，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在魏玛去世。这个180年前去世的德国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姑且不论在这个崇尚140字简短信息的微博时代，有多少人还会捧读大部头文学作品，即便是文艺青年，想必也会对那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最后竟因为得不到一个女人而自杀的维特感到厌烦。至于浮士德博士，在我们这个出门离不开的石油不断涨价，钱包也因为物价上涨渐渐被掏空……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还会去关心他与魔鬼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谁又会去在意他的灵魂最终归了谁？歌德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即便是德国人也在慢慢地对他们的大文豪失去兴趣。

尽管现实已经快要完全挤占我们心灵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夜晚的时间，还有做梦的自由，那么，就应该为歌德留下一席之地，也应该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向180年前逝去的伟大诗人致以敬礼。

如今，遍布全球的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是分别由德、中两国为推动各自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而由官方举办的文化机构。然而在此之前，早在18、19世纪之交，歌德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孔夫子。此后，他更是通过小说、诗歌等接触了中国文学。而歌德逝世后的100年内，他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玛的孔夫子”

德国人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Hans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主要是为了说明歌德的伟大及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借此说法以表明歌德与中国之间不可忽视的渊源。

歌德之所以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与欧洲在启蒙运动前后兴起“中国热”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在16、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海上航路的开辟，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儒家“四书”以及多种中国戏剧、小说、诗歌被介绍到欧洲。

歌德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书，一类是游记和报道，如《马可·波罗游记》，另一类则是中国的哲学作品，主要是儒家经典。根据歌德日记的某些记录，有学者猜测，歌德年轻的时候，在斯特拉斯堡曾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虽还不欣赏，但对儒家的教育主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其晚年，则明白无误地对孔子倡导的孝道表示赞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指出，中国道德的出发点和歌德的人类教育的出发点是相同的，特别表现在歌德开启成长小说先河的《威廉·迈斯特》中。

对歌德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书籍则是文学作品。他在创作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有两部作品，一是在1781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这个悲剧只写了两幕，未完成；二是在1827年，歌德在读《花笺记》和《玉娇梨》两部小说以及《百美新咏》中的一些诗歌的同时，写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对歌德影响深刻的文学作品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反，却是一些可以说不入流的“戏曲”、“小说”等。歌德曾对清代长篇小说《好逑传》大加赞赏。他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9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通过对一部中国三流小说的解读所发现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其说是歌德对中国的理解，不如说是晚年歌德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状况。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感受，歌德进而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频繁地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可见中国文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是歌德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其实是在他“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框架下进行的，不一定是对中国文学本身有特别的兴趣。

歌德译介热

据钱锺书考证，在中国文字里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关于歌德的记述，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出版的《使德日记》中，提到了“德国学士巨擘”和“诗伯”果次（即歌德）及其小说《完舍》（即《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李凤苞对歌德的生平介绍，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差错，更谈不上对这位德国“诗伯”有多少了解了。第一个真正懂得一点歌德的中国人是曾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他曾将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解释为中国的“自强不息”精神，并以此作为“中西一辙”的证据。

第一个将歌德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是清末民初学者、政治活动家、诗人马君武。1902-1903年之间，马君武选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所读的爱尔兰诗人莪相的诗歌。此后，诗人、作家苏曼殊翻译了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

在歌德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有人开始介绍歌德本人。1903年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中就对歌德做了详细介绍。1904年，王国维在他写的《红楼梦评传》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鲁迅也在其介绍浪漫派文学的《摩罗诗力说》（1907）中把歌德称为“日耳曼诗宗”和“德诗宗”，并提到了他的《浮士德》。

中国介绍和研究歌德的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始于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这本集子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1月至3月间的数十封通信，他们在里面交换了关于歌德的看法和评价，并对自己热心阅读歌德并为之倾倒的情形给予了描述。而随着1922年，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文坛上正式掀起了“歌德热”，并在1932年、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时达到高潮。“歌德热”在中国的兴起，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书信体小说。而在茅盾创作于193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子夜》中还出现了与“维特”相关的场景。

“写一个中篇都不够请人吃一顿饭。”这是去年凭借《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刘醒龙在国新办举行的茅奖获奖作家发布会上的讲话。今日上午，他将在由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名家讲堂”中主讲。昨日，这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双料冠军”在长沙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稿费关系着文学的尊严，而作品获奖，也是为进一步提供平台。

稿酬提高关键要经费到位

出生在湖北黄冈（现团风县）的刘醒龙说，最早来湖南，到了韶山，不用票就买到了“八块五”一斤的茅台，坐火车回武汉时，绑在车上的茅台“一路晃，一路香”,让他至今难忘。第一次到长沙，被长沙菜肴辣得“苦不堪言”。而另一次来长沙，是潇湘电影决定将他的小说《凤凰琴》改编成电影。

对于呼吁稿酬涨价的问题，他算了一笔账：“现在的稿酬是30-100元每千字，而实际上各地都是按最低标准算的稿酬，每千字才40到50元，能到100元的微乎其微。”他说，“对于一个每年能写6个中篇的作家来说（已经算相当高产），一个中篇稿费是2000元，平均下来就是一个月收入1000元，收入低得连小工都不如。”而相比于工资、赋税等等标准不断在调整，多年来稿酬标准并未提高，“我听前辈们说，上世纪50年代写一个中篇能在北京买一处房子，文学艺术贬值也不至于贬值到这个程度。”

“调稿酬是当务之急，而光有标准，调到300-1000元每千字，经费不到位，也可能发不起稿费。稿费的多和少关系到文学的尊严，在本质上，是社会对于文学价值的认定。”他举例说，自己的稿子被某副刊刊发，寄给自己15元稿费，“我觉得这点稿费，很丑。”

好好写微博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对于日益发展的多种媒体工具，刘醒龙表示自己并不排斥，相反，他还是新浪博客的“元老”，2009年还开通了微博。“刚开始我还挺感兴趣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里面有很多骂人的‘幽灵’，生生地剥夺了兴趣。”他表示，微博是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考量，被很多人当做发泄的窗口。“我的微博不起哄，很严肃的。一条微博才140字，如果好好写，坚持一年，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除了微博和博客外，他的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改编成电影《背靠背脸对脸》）相继被改编为电影。而对于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多媒体的发展是否会让作家“浮躁”和“无灵魂”的问题，刘醒龙表示：“我不认为用灵魂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只是说恐怕读者没有发现，没有读到。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个大问题。现代人注重休闲娱乐，不过这种现象也是过渡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迟早会认识到，生命有限，除了休闲也该做更多，即便做不了，也可以通过阅读来了解得更多。”他相信，现在“文学的淡出”就如同季节交替，“无论如何，人类传承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字。新媒体再发达，表达方式再生动，都不如文字表达的深入。”

下一部小说和都市有关

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小人物”，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天行者》写的就是民办教师。他也被很多读者认为是“底层作家”。“我对底层的情感非常深。”他拉开自己的格子衬衫，向记者示意自己的脖根处有一条疤痕，“1973年我从高中毕业，就到当时县里的阀门厂工作，工作中滚烫的铁屑掉出来，正好溅到我身上，顿时都能闻到肉香。”

“文学当中，你见过几个‘大人物’？日常生活中，你又见过几件‘伟大’的事情呢？”刘醒龙说，自己正在写的新作品和都市生活有关，时间跨度几十年，预计于2013年出版。

洪峰：不值得大惊小怪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人民文学》杂志2012年第三期当中，刊载了作者刘慈欣的四篇科幻作品(分别是《微纪元》、《诗云》、《梦之海》和《赡养上帝》)。据悉，这是时隔三十余年后，《人民文学》将目光再次对准科幻作家。作者刘慈欣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科幻文学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此次科幻文学时隔三十余年再度登上《人民文学》，这是否意味着主流文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宽泛？究竟什么是主流文学？以主流文学为主的《人民文学》将来的走向是否不仅向科幻文学敞开大门，网络等文学是否也将是它的下一个目标？

昨日，著名作家洪峰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并非《人民文学》首度刊登科幻作品，而且其此举并非战略性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想法”，“这现象没什么不正常，此外，所谓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如果一定要进行区分的话，那么一定要放在特定的背景之下，比如受众或者是其他等。

科幻文学上《人民文学》并非“战略”

对于《人民文学》时隔三十余年，再度向科幻作品敞开大门，其刊物主编李敬泽曾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考虑刊登科幻作品，因为《人民文学》办了英文版，在看过作者刘慈欣的几个短篇过后，觉得很好，于是就促成了这次的专题。科幻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中国作家是和世界作家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平台上同台竞技，看谁更有想象力，看谁通过科幻对人类的思考能够更为独到和深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觉得我国的科幻小说最佳之作应该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相抗衡了。

对此，作者刘慈欣也曾在参访中谈及，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依然有区别。他说，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科幻文学在主流文学的眼中一直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并不被主流文学所接纳。所以他认为《人民文学》做这样一个选题，是抱持了一种很宽容的心态。

对于《人民文学》此举，洪峰并不认为有何异常。首先，人民文学并非首度刊登科幻文学，且早年便有科幻文学通过《人民文学》的刊登而获奖；其次，他认为《人民文学》本身并没有特殊战略想法，很可能事实就如同主编李敬泽所说，这只是一次偶然促成的专题。“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科幻文学，它们并没有大的差异。 ”而《人民文学》长久以来没有刊登科幻作品的原因，洪峰则认为“科幻文学在中国或许本来就不是特别多。 ”这也造成选材方面的匮乏。

所谓“主流”若无受众无异于“意淫”

洪峰告诉记者，人们将《人民文学》称为主流文学的刊物，认为这种主流刊物仍是以文学为主，但就目前的文化市场来看，事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主流只是个别人一意孤行的想法。事实上，《人民文学》是个文学刊物，主流的位置不是谁给的，一本刊物要受欢迎就一定要有受众，单单扣个主流的帽子无异于“意淫”。

正如洪峰所言，《人民文学》作为文学刊物，将范围扩大到科幻文学完全属于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并没有战略意义，那么，诸如武侠、穿越或更多类型的网络小说能否可能进入《人民文学》考虑的内容范围之中？对于这一问题，洪峰肯定地说：“会的！ ”

“选题的范围会逐渐宽泛起来。事实上，网络文学说到底只是绕了一个弯，而且从目前看来，很多网络写手也在努力地把他们的作品变成纸质印刷品，他们出了书，而且无论从字数还是销量看都还不错。说到底，就是从早年的少数人写作变成了全民写作。 ”

洪峰说，事实上《收获》杂志，也不会一直保持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纯文学的姿态，他们也会发表一些畅销的、好看的作品，这其中貌似并不排除网络作品。“目前看来，这种少数人写作的老模式已经被打破，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的平台，从商业角度来讲，也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影响来说话，当然，受众也不一样，每个人都见仁见智。 ”

本月初，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中间代”文学突围研讨会，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中间代”这一新概念，并推出冯唐、慕容雪村、路内、曹寇、阿乙、苗炜等一批出生在1968-1978年间的“中间代”代表作家。这一拨“中间代作家”为什么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提出“中间代”这个概念有什么必要？我们来听听身为“中间代”作家之一的曹寇先生的观点。

确实如此，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而在市场份额上，他们不及80后明星作家的一个零头。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文学成就”，也不够时尚，大多是图书市场的赔钱货。

因为这一概念涉及本人，我不便对自己提出辩护，更无意“申冤”。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还颇为认可上述这种文学市面上的、显得十分粗暴的认知———无论是在文学史上或受众那里，70后的作品均可有可无。事实上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基于文学利益分配问题之考量。言下之意不外乎，相比于60、80后，70后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故有“突围”一说。

在我看来，70后这一代人与60后基本保持着兄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兄长们有着因循相袭以至兄终弟及的降序，所以长期以来“弟弟”这一角色构成了70后的宿命，那就是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兄长们高大身躯后，70后的一切行为都只能被视为跟随和协从，一如少年斗殴场景中大哥和小弟的形象。

60后的幸运不仅在于他们的职业水准，也在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可谓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兄长纷纷抛出了成名作和代表作，加之50后正值文学壮年（一如现今的60后），在整个国家被市场主义吞没之前，他们基本消费完了人们对纯文学的热情。就算后来纯文学的市场边缘化了、小众化了，他们的余热仍然占据着大部分份额。对于70后这些弟弟来说，所能享受到的文学利益之贫瘠毋庸置疑，可谓空气稀薄、营养不良。

其实有一点不可遗忘，70后也曾闪亮登场过。不过，因为一片基于政治和道德等各种因素的骂声，诸如“私人写作”，诸如“身体写作”，诸如“下半身”等罪名……这些“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转瞬即逝。硕果仅存者大概也就是安妮宝贝和若干以书写校园青春和都市情感的流行作家了。换言之，70后最初是以“美女作家”（《上海宝贝》）和“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进入文学视界的，它们的“低级”迄今仍像饭后油渍一样残存于文学判官们撇着的嘴角。也可能正是因此，对70后的失望情绪构成了对70后的基本无视，长期被遮蔽由此而生。如果说70后确实迄今没有创作出值得信任的好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理解为：人们究竟有没有无论骡马把他们拉出来遛遛然后去阅读他们的兴趣或勇气？我想正基于此，中间代这一概念才带有某种怒气横空出世，虽然它并不新鲜（诗人安琪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南京作家李樯和朱庆和也办过名为《中间》的民刊），但此时抛出，大肆渲染，既体现了提出者的文学嗅觉和商业头脑，亦可谓恰逢其时。那么，这一“时”又是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市场主义的泛滥和时代进程的加速度，促成了急需换代的迫切愿望。80后就是在此环境下现身，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到了蛋糕那最大的一块。不要说70后了，连“霸占”文学利益多年的50、60后都感到利益受损而纷纷羡慕嫉妒恨。也就是说，80后的迅速蹿红是一次呼应市场主义的换代行为，但它并非是针对70后的换代，而是直接代谢掉50、60后，70后作为60后的弟弟，不仅像页码那样被顺手翻过，简直不足道哉。文学批评家张柠多次强调70后作家过早衰老，我认为一方面是70后长期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如病退的老公务员（50、60后则属于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囿于张先生对70后的阅读还显局限。如前所知，这并非张柠存在蓄意遗漏，而是可呈现的70后作品是那么有限———即便有中间代概念的一声巨响，本人对未来也并不乐观。

然而生机也正暗藏此处。70后无论在文学判官那儿还是在图书市场里的全面溃败，已致使其中部分人开始全面抛弃这两块土壤，他们通过不同行业的工作渐已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文学作为他们隐秘的欲望，渐次成为青灯黄卷，来自世俗事务的经验和收入保证了他们的文学审美和精神活动。换言之，既然写作养不活他们，那么少数保持文学热情的顽固分子，不同层次的生活现场（地气）却滋养了他们相对纯粹的写作。在“文学青年———成名成家”这条类似科举制度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中，他们彻底成为了局外人，我认为却更有可能深入了文学的核心部位。与其说他们被中国文学抛弃，不如说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的民间力量，抛弃了腐朽平庸的文学官衙和名利比拼。鉴于官方和市场的浮华和浅薄，我倒觉得他们的真诚势必成为每况愈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希望。

此番抛出中间代，除了上述背景，还在于新世纪十年来80后明星作家所提供的文字产品的销量业已回落。少年明星们的粉丝已然长大，而偶像却“青春常在”，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正在与日俱增。偶像幻想嬗变，却又贻笑大方、丑态百出。简言之，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对于文学新贵都虚位以待。恰逢其时，盖此谓也。

不过，此番中间代的一时喧嚣，并不意味着70后会被另眼相看，恰恰相反，需要警惕的是，它也可能成为新一轮遮蔽的开始。就我所知，不仅70后这一群体，被遮蔽的80后作家同样众多。一群人遮蔽另一群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从文学理想上而言，再考之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被宣扬未必就不是坏事，被遮蔽未尝就不是好事。作为此番中间代概念的“受益者”，我作如上观。

文学批评研究面临重大考验

说起文学批评，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在多数，而大多也将它归入到“中文系”专业的专属名词，其实，从古至今，文学批评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最近几十年也在不断拓宽边界，向国外学习，就连我们平日读到的小说，也与文学批评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近几年，文学批评也渐渐成为辽宁文化宣传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了推动辽宁文艺事业的发展，形成更浓郁的文化氛围，3月20日、21日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端论坛，旨在推动“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这次论坛吸引了格非、陈众议、范小青、王尧、吴俊、孙郁六位学者和知名作家，畅谈自己心中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该如何的重建。在现场，记者发现，不仅有专家和学校的老师，还有不少研究生和大学生。他们告诉记者，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老师们的演讲很精彩，他们也从作家、学者们的分享中，体会到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独特光彩。

陈众议：重建首先要做自我批评

在论坛的第一天，陈众议谈到了重建，他说到：“重建就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要做自我批评，今天我是来做自我批评的。 ”此话刚一落下，就引来了一片笑声，但笑过后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思考起了“重建”这个严肃而又棘手的问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当然不是截然分家的，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确实是没有完全肩负起它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职责。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文学批评一直在引领着时代，担当时代文化理论的先锋。中国古代也是这样，我们看成就最大的非孔子莫属，孔子的《论语》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于丹、余秋雨的文章。

在今天谈‘重建’，其实我们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第一，无论国学是热还是冷，现在大家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很多书籍触手可及。第二，这30年，受西洋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基本摸清了一些路数和脉络，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无论是心智上的准备，还是学术上的建构。 ”陈众议说。

陈众议表示，重现建构就必然会有所突破，也就会打破一定的传统，这些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的选择。他希望得到大家认同的观点是：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一切文学理论也都是当代的文学理论。今天，学习古典文学，也是在现有的状况下再去研究，这其实既有它的当代性，也有难点藏于其中。曾经认为对的很多理论，多年过去之后，它们就应当是被辩证的来看，重建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陈众议，中国知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等。

范小青：当下是文学创作最好的资源

“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一直非常崇拜有天赋的作家，他明明生活在当代，但是他能够把历史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东西写的那么活灵活现，那么让人佩服，那么让人相信，这种作家我觉得是非常有天赋的，他非常有自信，想象的虚构能力非常强。从我个人来讲我就不是这样一个作家。 ”知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这样说道。

她说：“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说在个人写作的资源上来讲，我是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我曾经引用过另外一个词，作家的库存，作家有一个仓库，他仓库里的存量有多少，有的作家长期的坐在书斋里面，他的库存就会减少。 ”

谈到这里时，范小青对我们生活的年代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她说：“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辆高速前进的快速列车，80、90后生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车上，成长了20年，始终在这个车上快速的前进。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不一样，我们过去是在一个牛车上长大的，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突然有一天，我们从牛车爬上了快速的火车，而且这个火车越来越快，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太快的火车我们就会晕眩，就会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当下写作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惑。 ”

范小青总结了她眼中当下社会的一些特点：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事情多，另外一个就是利和义的关系。“在这样几个特点之下的文学创作是面临着一个既好又坏的一个时代，正是因为既好又坏，它才会成为最好的资源。 ”这种资源有着它的双面性，就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和使用，在创作是发挥哪一面，这对于当下的作家是一种考验，对读者是一种考验，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更是一种不可小视的考验。

范小青，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裤裆巷风流记》、《个体部落记事》、《采莲浜苦情录》、《老岸》、《费家有女》、《城市民谣》、《城市之光》、《女同志》等。

格非：中国迄今只有三部好小说

格非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一些想法，就在他与朋友交谈时，也会提及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性，所以，在本次的演讲中，格非可谓是说出了“心里话”。“中国的批评或者文学理论需要某种变化、变革，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切实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文学批评从文学研究的学科门类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是在整个20世纪，文学批评的领域之大让今天的人吃惊，它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比如说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门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文学批评，它不仅仅跟文学有关，它也涉及各个方面。所以有人说19世纪是一个小说的世纪，20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世纪。 ”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文学批评，格非从最熟悉却也最陌生的准文本说起了。“什么叫准文本，大家看一本书，除了正文以外，书里边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信息，比如封面、插图、腰封、封面上会有文字等等，所有这些非正文的信息，附着在一本书里面的信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准文本，它不是正式的文本，但是它非常重要。要讨论小说评点也必须要从它这入手。 ”

其实对小说的评点，毫无疑问它也是准文本，但想要跳过去却又不可能，如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小说评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带有某种强制性。也正是有了这种评点，影响了读者，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内容，让很多流传下来的内容受到了删减或增加。

格非说：“中国这么多年发展下来，用张爱玲的话说只有三部小说是好的，《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我的看法跟张爱玲一样，这个‘三部’也是经过很多的文人不断修改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评点出现的作用功能不仅仅是指导读者，它本身也是作者的一个部分，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创作的工作。 ”

格非，本名刘勇，生于1964年，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腾讯科技讯（Everett/编译）据国外媒体报道，自从天文学家暗示宇宙中存在黑洞这类天体开始，我们对这个神秘“怪物”就充满了想象和思考。人们总是喜欢问：黑洞是什么，它们如何运作，有着何种性质，我们如何知道黑洞的存在。天文学家“最喜欢”的黑洞应该是位于大多数星系中心的黑洞，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星系的核心部位，存在于此的黑洞必然有着更强大而神秘的属性，才能保持它们能“统治”着一个星系。这种级别的宇宙怪物一般都是具有非常大的质量和引力。

　　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活动星系核”的神秘天体，其也可以称为AGN天体。顾名思义就是中央核区具有非常强得活动性，这类天体我们一般可以称之为星系或者特指其该星系中央核心部分特别活跃的区域。之所以称其为活动星系核，是因为天文学家发现这类天体在无线电波至伽马射线波段都具有非常强的电磁辐射，而且非常亮，光芒盖过了星系的其他部分，使得整个星系看起来就好像只有中央核心部位在显示它的存在。

　　天文学家对活动星系核的研究认为，其是由超大质量的黑洞构成，也就是说，在其中央是一个恐怖的巨型黑洞，并且正是由于整个超大质量黑洞的活动性，在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物质，形成的强烈的辐射。而这个黑洞由多大的规模呢，天文学家认为其大约在数百万至数十亿倍太阳质量，而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的30万倍。所以，以“庞然大物”来形容这个宇宙怪物还显得微不足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判断一个黑洞的存在，主要是通过观察黑洞对周围宇宙空间的影响，比如，黑洞在吞噬物质的时候，就是发生辐射，高速坠入黑洞中的物质产生极高的温度，放射的强烈的X射线。而他们是如何观测到宇宙中如此多的活动星系核呢？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该方法并不是通过观测周围物质受到黑洞的影响，而是可以事先确定它的存在。

　　天文学家在几十年内一直的寻找关于黑洞周围时空的细节，以图描述这些区域的情况。找出所有的辐射压力和气体压力以及振荡速度和旋转速率等等错综复杂的结构。然而，这些复杂的难题尚未解决。来自四大洲由26个天文学家组成研究小组获得了最新、成像质量最好的活动星系图像数据，其被称为Markarian 509。为此，天文学家动用了五个不同的空间望远镜对其进行观测，以探测该天体周围由于超大质量黑洞所产生的时空影响，这个项目被天文学家称为“测试案例”。

　　该“测试案例” Markarian 509活动星系核由欧洲空间局的XMM-牛顿空间望远镜和国际伽马射线天体物理实验室（INTEGRAL）卫星在可见光、X射线、伽马射线波长下进行观测。国际伽马射线天体物理实验室也是由欧洲空间局研究的一个天文观测卫星，可以同时在伽马射线、X射线和可见光波段下对天体进行观测。

　　天文学家之所以如此高频率地研究活动星系核，是因为在这些天体中存在着一些神秘未知的物理过程，其表现为中央核心区域超大质量黑洞正在对周围物质以及时空产生影响。在进行了六个星期的观测计划后，他们得到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两个空间天文观测平台的支持，这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和钱德拉X射线空间望远镜。更让天文学家兴奋的，美国宇航局的雨燕（Swift）伽马射线探测卫星也加入了这项观测研究，其可以在多种波长下连续对目标星系进行观测。

　　截至目前，参与研究的天基观测平台汇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台空间望远镜。在这个多努力之后，天文学家看到Markarian 509活动星系核周围热气体云发出的强烈的X射线图像，这些气体来自于黑洞周围正在落入黑洞的外围物质形成的物质盘，在加热后产生的紫外线辐射。这些炙热的气体由于瞬间变冷，形成高密度的“气体子弹”以每小时一百万英里左右的速度背离黑洞方向而去，这个场景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想象的。显示了黑洞具有强大的统治力。

　　这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观测方式上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大型望远镜来监视跨度巨大的宇宙天区，对成千上万的观测对象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很高兴能看到一个类似活动星系核的“宇宙怪物”出现在观测目标中。诸如此类的大型监控研究，往往研究注意研究对象的细节部分，否则我们会错过重大的发现。

 
世界最大望远镜将在智利阿塔卡玛沙漠建造

　　中新网10月3日电据外媒3日报道，欧洲南方天文台将在智利阿塔卡玛沙漠建造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该望远镜镜片直径是一座足球场长度的一半，它对可见光和红外线的灵敏度将是现存望远镜的十倍。天文学家希望，这座望远镜能帮助人们破解有助于解释宇宙演化的暗物质秘密，甚至能探测到外星人的行踪。

　　这座世界上最大望远镜算是目前最强大的“天空之眼”了。牛津大学教授伊索贝尔·胡克表示：“英国的天文学家将获得最新的天文科研成果，这是一项令人激动的建造计划。”

　　天文望远镜的选址需要晴天数高、水气量少、空气稳定(天文上称为视相度佳)；此外还必须考虑建造、运作与维修的成本，以及和其它主要望远镜和仪器进行联合观测的方便性。广袤的阿塔卡玛沙漠是全世界最干燥、光害最稀少的地点之一，因此是全球最佳的天文观测点之一。据悉，工程师们将炸掉阿塔卡玛沙漠中海拔3017米高的赛罗阿玛逊斯山的顶部，在这里安放望远镜。如果建设顺利，超大望远镜将在2020年前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