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生曾跟我讲过，在他老家江西农村，农民的住房变化主要是跟人口的生息繁衍有关。年少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长大以后结婚成家，就会在附近另外盖房子分开住。老人家住老房子，他们终老之后，房子就逐渐变成堆放杂物的仓库，或者空置。或迟或早地，房子就颓败荒废了。

都市空间的消极影响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利用与规划，房子的新生与衰老，主要以一代人的生命周期为时间尺度，并反映代际关系的变化。这可以叫做空间的时间化。另外是，空间与时间之所以有这样相互关联的方式，主要跟决策单位有关；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家庭。在住房建设与使用等方面，家庭有决策权，并且有相对充裕的外部资源可利用。

这种类型的时间空间关系，以及家庭对于空间规划的决策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都已成为历史了。都市中的空间变化与个人的生命周期是脱钩的，当然也与家庭决策权是脱钩的。基本上，决定都市规模、布局与空间利用的是经济发展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以及专业知识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都有“脱域”或者“离根”（disembedding）的性质，远远凌驾于个人与家庭之上。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当代都市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更不是廉价地怀念所谓田园风光。毫无疑问，都市发展与经济繁荣，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带来很多好处。大量的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建设中，密集运用了许多知识、技术与审美创意，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与舒适性，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都市空间的各种变化日益脱离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生活节奏与掌控能力，这也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它使个人渺小化，无法选择特定的空间形式，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意义附着于某种空间格局中，导致个人日益感觉到丧失生活意义。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过“城市权”概念，意思就是谁有权力拥有城市空间呢？也许要这样理解，失去了空间的权利，城市的公民权就是不完整的。都市化条件下的个人，其生活意义也许可以附着于某些特定的形式，例如奢侈品的消费，但是却永远丧失了附着于空间的权利。空间的规划、布局、更改，乃至周边环境的好与坏，越来越不是个人能够理解，更谈不上控制了。

空间规划需考虑社会维度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都市化进程。支配这个进程的是一种基于发展概念基础上的时间空间观念。这种观念将某些空间形式看做是先进的、文明的，将另外一些空间形式看做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因此，在一代人的时间中，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按照诸如“罗马家园”、“东方威尼斯”之类的想象而重新改造和重新布局了。在这样一个空间高尚化、先进化的进程中，大量的“落后的不文明的空间”，例如老城区、老建筑，便被连根拔除。

然而，由此发展出来的城市，很像英国学者鲍曼（Bauman）分析过的情形。城市中的商场、街道、广场以及航空港、火车站等等，都是抽象空间。这样的空间中充满大量的陌生人，人人都是匆匆过客，只需遵循抽象的规则与指示，连东南西北的方位辨认都不需要了。人的关联变得简单而碎片化，大量的人群汇聚在一起，不但更加密集，而且更加疏离。原来的邻里、社区连同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地排挤出去了。

因此，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包括农村空间的变化，不仅仅是中立的、科学的进步。它对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活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绝非只有好的一面。换句话说，空间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应当加入社会维度的考虑。

另外一个同样基本的要求是，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将长期处于人口密集的压力之下，住宅的设计确实应当以鼓励中小套型为方向，要通过创意设计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留出变化的可能性（例如两套合并），从而引导住宅消费的习惯。

在现代大都市以及工业化的建筑流程中，要谈论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空间规划权利，多少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从具体的、生活中的个人需求出发，从公民社会与文化保育的角度出发，对建筑与空间的关系发出质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仍然按照吉登斯的反思性（reflexivity）概念，专业人员要与非专业人员对话，从中调动和发展出更为密集的知识，才有可能克服此前发展阶段的弊端。

作者系广州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2011中华建筑奖评审系列文章之一。2011中华建筑奖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工商时报及台湾中华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多个机构设立，邀请三十多位国际评审及两岸学者组成评审团，包括世界建筑展主席Paul Finch、威尼斯建筑学院教授Bernardo Secchi和Paola Vigano、荷兰戴夫特大学建筑系主任Tom Avermaete、英国著名建筑师Michael Squire等，希冀借此促进泛华人圈的建筑发展。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固然是无限复杂的，不过，它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障碍，纷纷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可是，他们回到家乡后往往又无法适应城市间巨大的文化落差，最后又返回“北上广”。

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实际上，文化的差异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更大。说到底，人生追求都是为了幸福，而幸福的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相对封闭的故乡，纵然是整天锦衣玉食，他们内心的幸福指数恐怕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占据人们心灵的力量，现在经常被低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也容易让彼此心灵无法聚拢。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人的市侩嘴脸更让他们难以接受，这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笔者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而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同时，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多少有些局促逼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那里的文化能提供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疗治。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固然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因此，不难理解，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杭州应该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只是上海的卫星城市、全中国老人的退休地，更不是一个以“最贵”闻名的地方城市

春夏之交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杭州。每到这时，杭州总是很宜人的地方。日本人很喜欢龙井茶，我这次去杭州的主要目的不是观光，而是看茶叶采摘。

著名的龙井村离市区不远，已经成旅游景点，茶叶也贵到了日本人买不起的地步。

一位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参观了农民的家。龙井村完全不像是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农村，更像是处在大自然里的某个城市。大部分农民家都有四层楼房，建筑风格非常现代化，楼前还有宽大的院子。在大树下面放张桌子，喝着新茶，吃着可口的当地菜，吹来习习凉风，真的很舒服。第一次知道，中国农民的生活也可以如此令人艳羡。

茶叶采摘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现在富裕的本地人已经不自己从事这种劳动了，只有80多岁的老奶奶为了身体健康适量活动才会摘一点玩。工作都已承包给安徽和江西来的农民工。这似乎是新时代的地主和佃农关系。

 又听说最近农民工的工资也越来越高，如果给的工资不够高，都找不到人来做。看来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应，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劳动力无限廉价供应的时代已经不再了。日本大约30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现在轮到了龙井村。

随后我们回到市区和西湖。江南之春，爽快的风吹动柳树的叶子，湖面上有微波。坐上小船划开去，觉得很开心，但是以日本人的眼光仔细看湖面的水，却感觉不是很干净，略有污染的样子。再一抬头，空气似乎也不够理想。如此美的风景，需要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才衬托得出来，希望政府赶快出台相应的政策。

以前从上海到杭州坐火车要四个小时，现在坐高铁一个小时都不到，交通的便利，加上城市的美景，让越来越多的人想在杭州居住或者养老，这就推高了杭州的房价。听说西湖周边的房子价格已经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让我听来有些咋舌。以前日本人在中国买房很轻松，但现在怕是完全不一样了。

但另一方面我在杭州郊外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看到，很多新盖的房子却空置着，无人居祝再加上很多杭州人告诉我，杭州买房很贵，租房却不贵。可以确认，是投机资金炒高了楼价。

长住杭州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如果上海相当于日本的大阪，杭州就是京都”。他列举了很多相似点，比如都是古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商业发达，有钱人多。他说，本地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外地人和外国人很难了解其真意，也是一个相似点。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相似点，即都有一些国内外知名的明星企业。杭州有淘宝、娃哈哈等等，京都也有稻盛和夫创始的京瓷和内衣巨头华歌尔。

但我希望杭州不要成为第二个京都。在泡沫经济时代，京都曾破坏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遗产，当时的一些建筑，比如京都火车站大楼，日本人曾以为是现代化的象征，外国人看来却空洞无物。

杭州应该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兼顾经济和文化，发展和民生，并有着自己鲜明的独立的特征。不只是上海的卫星城市、全中国老人的退休地，更不是一个以“最贵”闻名的地方城市。

　　一些研究人员12日说，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时，除考虑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外，不应忽视城市绿化的吸附作用。

　　全球4%的土地面积被城市占据，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这一数据可能进一步上升。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研究人员佐薇戴维斯告诉法新社记者：“现在，我们一提到城市，就认定这片土地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为零。”

　　“不过，我们的研究成果显示，情况不是这样，城市绿化可吸附大量二氧化碳。”

　　研究人员以英国城市莱斯特为研究对象，评估城市公园、废弃工业区、高尔夫球场、学校足球场和河畔等地的二氧化碳吸附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吸附能力是预想的10倍，可抵消15万辆轿车的排放量。

　　戴维斯说，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公共用地种植绿草，如果这片土地中的10%种上树木，整座城市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将提升12%。

　　另外，多种树还可降低城市温度，阻止“城市热岛效应”发生。

电动车充电方便，充电器编辑全英

　　科学网(kexue.com)讯 近日，世界上首个充电汽车高速路充电网在英国正式落成。

　　充电网覆盖了整个英国的高速路，充电器全部采用太阳能，并且目前为免费使用。此举意味着电动汽车将可以在英国的任何地方旅游。

　　此前，对于想购买电动车的人首要的顾虑就是充电问题，汽车只能局限在自己的城市行驶。此举的创始人戴尔文斯曾经表示：“到现在充电器都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城镇农村也需要它，两个城市之间更需要它，特别是高速公路上。”

　　如今充电网落成了，电动车只需要在充电20分钟就能获得应急电量，将车充慢点也只需要2小时。

　　文斯说：“这将是电动车革命性的举措，可以看成内燃机时代的结束。要知道，在环保的同时，价钱才是硬道理，同样一英里的形成，电动车的花费为1英镑，而汽油车则达到了10英镑。”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英国测得当地网速，紫色为网速最快地区

　　科学网（kexue.com）讯 你还认为你家的网速快吗？相信我们许多人都苦恼于自己家的网速，当我们还在纠结于包月是用1.5兆还是4兆好的时候，1.5Gb/s(千兆比特每秒)的网速出现了。

　　维珍传媒日前建造出世界上最快的宽带，其速度是英国目前平均网速的240多倍。这个互联网巨头旨在运用维 珍传媒自己的技术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这意味著一部电影可以在数秒之内下载完毕，而新建宽带的速度在理论上完全可能达到无上限。是英国平均网速250倍

　　英国目前宽带的速度约为6Mb / s(兆比特每秒)左右，而维珍宽带已经达到了1.5Gb/s(千兆比特每秒)，是平均速度的将近250倍。一个拥有10台计电脑的家庭在数秒内同时下载10部高画质3D电影的愿望将成为可能。

　　这种超速的变革不仅仅能让宽带用户下载电影音乐的速度更快，业内人士声称，这会彻底颠覆原来的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服务。NHS的医疗主任基 奥说快速发展的宽带连接可以让医生远距离观察到患者的状况，这能大大提高专家的诊断效率，尤其还能减少患者实地看病的交通费和精密仪器的运输费。
最快与最慢相差甚远

　　目前爱丁堡的平均网速达到了10.1Mb/s，紧接著布里斯托尔以9.9Mb/s位居其后。但目前的宽带速度测试在英国不同地区差距很大，北爱地区的费 曼那和库克斯敦的网速仅有4.3Mb/s和4.4Mb/s。因此居住在贝尔法斯特琉顿和纽顿阿比的居民可以享受到最快速的宽带服务。

　　韩国网速亚洲最快：14.4 Mb/s

　　据路透社25日报道，全球最大的智能互联网内容发佈公司Akamai即将发佈2011年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报告。根据报告的第一季度调查，随著互联网内容订阅者和联网移动设备的增加，去年互联网的规模仍然呈现扩张状态，这表现在全球宽带用户的稳定增长与宽带速度的不断提高两方面。

　　韩国凭借14.4 Mb/s(兆比特每秒)的平均网速荣膺亚洲平均网速最快的国家，近60%的韩国宽带连接速度超过5 Mb/s。香港以9.2 Mb/s的平均网速位居第二；日本则拥有8.1 Mb/s的平均网速，位列第三。

　　据爱立信公司的调查显示，手机的互联网流量在2011年第一季度增长了130%，是语音流量规模的两倍。

　　全球网速最快城市 亚洲占了2/3

　　●根据Akamai公司预测，全球网速最快的城市为日本的东海县、下妻县、神奈川县，平均・网速分别为13.2 Mb/s、12.9 Mb/s，以及12.2 Mb/s；

　　●挪威城市莱斯(Lyse)则是欧洲网速最快的城市；

　　●加利福尼亚州的河沿地区荣获北美网速最快，速度达7.8 Mb/s；

　　●全球100个网速最快城市的三分之二都在亚洲，其中61个城市来自日本；

　　●美国的18个城市和加拿大的3个城市也进入网速最快城市榜单。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据美国《时代》杂志7月21日报道，有专家称，受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岸侵蚀等因素影响，位于昭披耶河（中国称湄南河）三角洲的最大城市、泰国首都曼谷，可能在2030年沉入水下。更令人失望的是，泰国政府似乎也缺少措施阻止这种灾难发生。

　　科学家发现，曼谷正以每年1.5至5.3厘米的速度下沉，现在城市已经有一大部分处于海平面之下。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里的1000万人口、100万栋建筑正受到威胁。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联合公布的报告显示，曼谷已经被列入受气候变化威胁城市的名单中。尽管所有专家几乎都承认，曼谷未来几年的情况会更糟，但他们对造成曼谷下沉的原因存在分歧，世界银行专家简·博乔（Jan Bojo）说，曼谷下沉的原因之一就是毫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

　　泰国自然灾害预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of Natural Disasters）负责人史密斯·哈马萨罗加（Smith Dharmasaroja）预测，2100年曼谷将成为新的“亚特兰蒂斯”。20世纪90年代，他曾正确预测2004年大海啸。哈马萨罗加称，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现象。如果什么也不做，曼谷2030年将被洪水淹没。一种解决方案是沿着暹罗湾（Siam gulf）修建巨大海堤，这项工程成本可能达20亿欧元（约合186亿元人民币）。但其他科学家认为，此举没有作用，因为海滨地区每年遭侵蚀3到4厘米。

　　据美国《时代》杂志7月21日报道，有专家称，受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岸侵蚀等因素影响，位于昭披耶河（中国称湄南河）三角洲的最大城市、泰国首都曼谷，可能在2030年沉入水下。更令人失望的是，泰国政府似乎也缺少措施阻止这种灾难发生。

　　科学家发现，曼谷正以每年1.5至5.3厘米的速度下沉，现在城市已经有一大部分处于海平面之下。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里的1000万人口、100万栋建筑正受到威胁。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联合公布的报告显示，曼谷已经被列入受气候变化威胁城市的名单中。尽管所有专家几乎都承认，曼谷未来几年的情况会更糟，但他们对造成曼谷下沉的原因存在分歧，世界银行专家简·博乔（Jan Bojo）说，曼谷下沉的原因之一就是毫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

　　泰国自然灾害预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of Natural Disasters）负责人史密斯·哈马萨罗加（Smith Dharmasaroja）预测，2100年曼谷将成为新的“亚特兰蒂斯”。20世纪90年代，他曾正确预测2004年大海啸。哈马萨罗加称，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现象。如果什么也不做，曼谷2030年将被洪水淹没。一种解决方案是沿着暹罗湾（Siam gulf）修建巨大海堤，这项工程成本可能达20亿欧元（约合186亿元人民币）。但其他科学家认为，此举没有作用，因为海滨地区每年遭侵蚀3到4厘米。

　　社会学研究早已发现城市居民更易因压力大出现精神疾病，而一项最新科学研究又为此提供了证据，其结果显示，在面临压力时，常在城市生活者和常在乡村生活者的大脑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英国《自然》杂志23日的封面文章说，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试验。32名学生志愿者参与了一项较难的数学测试，并且在测试过程中会从耳机里听到来自研究人员的负面消息，说他们的进度落后于平均水平，可能难以通过考试。在受试者处于这种压力较大的环境时，研究人员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测了他们大脑中不同部位的活动情况。

　　结果发现，那些当时正生活在城市的学生，大脑中的杏仁核活动增强，而生活在乡村的学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另一个名为扣带皮层的部位活动情况也与城市生活背景有关，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越长，这个部位的活动就越强。由于杏仁核和扣带皮层的功能与负面情绪有关，“城市人”大脑的这种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更易出现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