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其实一直希望与当代艺术这个系统保持距离。 本报记者郭杨摄

本报记者张润芝发自北京

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天书》至今仍然给人们深刻的印象：那些看似汉字的笔画组合，其实每个都不是汉字，作品好像可以阅读，但是无法进入。

今年，徐冰将自己的另一个作品《地书》出版成为一本书。《天书》都是再创造，《地书》却是只搜集没有创造，全部是符号、网络表情组合而成的。《天书》是看似可以读其实无法阅读的，《地书》则是看似混乱却真的在讲故事的，100多页的书里却没有一个传统文字——徐冰用符号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白领的24小时。无论身处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是有当代生活经验的人，就可以读懂这本书。

看起来很“90后”

《地书》的创意来自十年前。徐冰有一次看到口香糖上的小图标，发现这些图标其实讲了一个故事：“用这五个标志可以讲一个故事，那一定可以用成千上万的标志讲一个长篇小说出来，这在逻辑上是一定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野心，一定要写一本书，这本书没有传统文字，什么人都可以阅读，包括文盲，这个时候知识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就被拉平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徐冰和助手们开始搜集全球的符号，整个过程已经花了十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符号进行比较，找到这个符号的共同之处。比如说咖啡这个标志有好几百种，这好几百种之间，经过比较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共同的部分，这个共同的部分就是咖啡这个标志最核心的、最可认知的、最可靠的一种视觉的信息。到后面这个书在整理的过程中成为比较标准化的，类似符号和文字性的东西。”他尤其强调自己的工作是搜集不是创造：“这些符号是生活中的人们创造的，我不创造，我只搜集、整理、规范化。”2005年徐冰开始在德国做《地书》的展览。这一次出版的《地书》则是一个白领的24小时经历的所有过程，整本书翻译成文字有一万五千多字。

搜集符号的过程中，徐冰对“读图时代”来势汹汹更有体会：“有很多领域已经在普遍使用符号的表达，比如说给病人看病、弱智孩子的教育。奥巴马团队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把信息转换成图像给他看，因为奥巴马要看的太多太累，要转换成图像比较便捷。我在台湾做展览，有个女孩的工作就是在讲演的时候画图的，转换讲话内容。符号其实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徐冰做《地书》的思路，现在看来和网上流行的表达方式很接近：用符号和网络表情表示一个事件的进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网络表情公交图、网络表情说泰坦尼克号这种网友原创的小玩意。甚至有人翻开《地书》会觉得：“这不就是90后吗？”书中出现的很多符号，年轻人会觉得很熟悉，例如兔子耳朵的手机套、北京地铁的标志、亚马逊的快递包裹。有人很快读进去了，有人觉得完全看不懂。徐冰觉得，看懂与否不取决于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对当代生活的了解：“《地书》的这种语言，原则上来讲它是不需要学习的，它重新界定了文化的范围。对《地书》阅读的能力不取决于你属于哪个文化范围和教育程度高低，它只取决于这个人是否介入当代生活，取决于你介入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概念。”

徐冰的探索也引起了研究领域的兴趣，香港科技大学一直希望和徐冰一起合作，搞一个工作室，带着学生和老师，围绕《地书》这个概念延伸出来的各个新领域做研究。

《地书》想表达未来的趋势

时代周报：为什么想到搜集符号来表达一个故事？

徐冰：首先说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在企图超越传统文字，因为这个传统文字在全球化的交流和语境方式中受到了限制，反而符号组成了一些谁都可以读的象形的东西。

有了微博、手机，我们的语言一方面向文言的方面发展和转换，更短更简洁；另一方面就向符号化、视觉的、简洁的、方便的方式转换，包括我们见到很多的手语、表情图。最后年轻人连打字都不打了，做表演，拍一段视频，他女朋友也收到了，这些行为就向传统语言的不方便提出了挑战。

时代周报：我把这本书给不同的人看，感觉是小孩、女性特别能读进去，成人男性反而读不进去，理解不了。

徐冰：成人男性一定是有更强的概念定式，他们的思维应该是更理性更固定化。这里面也有想象力的问题，聪明的人，对事情有感觉的人，对《地书》的概念特别有感觉，读起来就更有兴趣。 其实对《地书》阅读的能力取决于你介入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没有网络经验的人不容易读懂这个文章，比如说一个教授，如果他不介入当代生活，他没法读这个书。

近日，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播出的电视节目上，身高181厘米、体重100公斤、肌肉结实的“南宁仔”周全，一走上舞台，就引来一场激烈的竞猜：女嘉宾有的称他为“施瓦辛格”，有的说他是健身教练，还有的猜他是武术教练。

但谜底是：现年30岁的周全，只是南宁市江南区五一东社区居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在社区工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

那么，这个新潮的“健身男”怎么会选择到社区工作？在长达11年的工作生活中，他和周边的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近日，记者走近周全听他讲述。

新书《失败者之歌》出版5月12日将在福州路大众书局举办朗诵会

我看到有些读者看完书之后立刻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起了某一个发小，总结了一下这些年自己的人生，也坦承了生活中不曾注意过的失败，这我觉得是对这本书最大的褒奖。

——李霄峰

李霄峰最早以影评人身份为人所熟知，后来还当过编剧，演过电影。沈祎图

《失败者之歌》

在诸多关于《失败者之歌》的书评里，大多数人都会以这种口吻开始：“我是从Liar时期认识李霄峰的……”即便是导演贾樟柯在该书的序言里也如是说：我不习惯称呼他为李霄峰，我记忆深处，有一个想砸烂旧世界的革命家回国，他是Liar。

生于1970年代末的李霄峰，20岁以Liar的笔名成为最早一批的网络影评人，并因此为人所熟知。2002年进入陆川工作室，2005年开始和张元导演合作编剧，2007年作为文艺片《达达》的编剧和男主角出现在大银幕上。之后，他以真名复出写作。今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将李霄峰2004年至2010年的短章与小说集结出版，成为这本《失败者之歌》。“在Liar时期容易夸大自己，太强调自我，”李霄峰如是说，“现在已经回归到了冷静的反思，不想再动用少年的武器。”

《失败者之歌》并不是一部心灵鸡汤式的情感专栏集结，尽管在许多短篇中，李霄峰的确像一个心灵捕手一样，以极为敏锐和直接的笔触准确地抵达了都市男女隐匿的内心角落；而在更多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逝去岁月里生活的吉光片羽。当人们已经习惯被岁月的大潮卷走一切时，李霄峰像个细心的拾贝者，从情感的沙漠里掘出了弥足珍贵的、细碎闪光的金子。

5月12日，福州路大众书局将举办一场《失败者之歌》的朗诵会，这个敏感、伤感、无奈、骄傲而又不甘的作者，将在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中诉说他与时光的博弈。日前，早报记者采访了李霄峰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故事。

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

Eric Klinenberg著

在今天的中国，最热门的事情大约是电视相亲，而在美国，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可能是独居。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艾里克·克兰纳伯格（Eric Klinenberg）在他的新书《单飞：独居的极大上升与惊人吸引力》（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一书中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这本书今年二月份上市以来立即吸引了无数媒体的关注，并大受好评。

美国的独居人士究竟有多少？《单飞》一书中给出的数据是惊人的。在1950年，美国有四百万独居人士，而六十年间这个数字上涨了近七倍，如今有3100万人选择独自生活。美国男性首次结婚时的年龄推迟到了二十八岁，有一半的现代婚姻以离婚收场。在今天的美国，有一半人是单身人士，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名住户，而有五百万三十五岁以下的人选择独自生活。

现代文化与科技为独居提供便利

为了写作此书，克兰纳伯格用了七年的时间调研和搜集资料，此书出自他在七个城市的田野调查，包括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芝加哥、洛杉矶、纽约、三藩市、华盛顿D.C.及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克兰纳伯格发现，独居并非一种社会异常现象，而是主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带来的必然结果。妇女解放，大规模的城市化，新的社交技术以及寿命的延长是引导我们时代文化地形的四个主要因素，而每一项都导致了单身生活的流行。现代女性更少为带孩子和家务活儿所累，因此可以更自由地去追求她们的事业，她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结婚和生孩子，如果婚姻生活不开心，她们可以随时选择离婚。始于电话、为Facebook等社交媒体所深化的“社交革命”则让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了。都市文化给自主性更强的单身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仅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多样性，同时为单身人士提供了周全而完备的服务，从健身房、咖啡店到外卖餐厅、洗衣房等不一而足。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那些原来不太可能选择独居的人在年老时更愿意选择独自生活。到2000年时，有62%的丧偶老人独自生活，而这个数字在可见的未来应会只升不降。

独居：自我实现还是退缩？

克兰纳伯格的书探讨的不仅是一个人口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对幸福的追求”这一因素——人们选择独自生活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还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在书中，克兰纳伯格提出独自生活可以培养一种“滋养性孤独”，这或许“正是我们为了重新和他人建立联系所需要的”。但是他在书里写到的大多数人看起来既没有被滋养也没有很积极地与他人建立联系。他们是不安全的，对自己的自由十分自豪却极度渴望联系，他们焦虑、外向、自大、有时很恐惧，简单来说，他们所经历的这一系列混杂的感情，与非独居人士并没有多大区别。

近几年，剩女这个概念在中国流行起来。如果你过了二十五岁还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你就会被称为“剩女”，即便在北京和上海这样观念开放的城市。“剩女”这个概念固然是被强加的，单身女性根本无需理会，但是不可否认，强大的社会偏见很难不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个人的内在焦虑。在美国，单身女性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焦虑。克兰纳伯格的书中写到一个在纽约从事电影行业的女生金伯莉，在她三十岁发现自己仍然单身时她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白天她投身于工作，晚上就用一季又一季的电视剧来麻醉自己。她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事情再也不会像大学时一样了——人们再也不会来上门了。”这种情况在她决定买房子时有了转机，她想自己承担一个未来。她装修了房子，开始举办派对，当起了自由职业者，尝试网上交友，并和一个叫“自愿单身妈妈”的组织建立了联系。金伯莉的选择是一种自我实现还是一种退缩？她坦承道：“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挂窗帘，我一直以为我会和一个伴侣或爱人一起做这件事。”但是另一方面，自主是她的理想，给她带来快乐，部分原因是她不必为自己无法实现自己或他人的预期而感到羞愧。

“个人主义教派”是独居的基础

在美国，过去半个世纪里成长起来的这些人从小就被教育按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想要的世界。这种信念被克兰纳伯格称为“个人主义教派”，这可能最接近美国文化的共同理想，而这正是独居这种生活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劳动力市场这么不景气的年代，单身可能是你度过成年生活的最好方式。那些单身人士脚步轻捷，时间灵活。他们的财务也可能更加灵活，因为没有人依靠他们的收入生活。他们拥有向上爬的自由。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单身生活。事实上，独居人士会联系朋友，逛书店，在咖啡馆工作，建OKCupid账户（一个类似百合网的交友网站，在美国很流行），或者去跳舞狂欢。他们做着和金伯莉同样的事，将他人引入他们的生活。克兰纳伯格的研究显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单身生活可能是一种常态。而他的研究说明，我们可以如此从容自在地过一种单身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成就。或许这其中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有那么多人和你一样生活，或许你们从来就不孤单。

编译：乔苏

50岁的蔡康永有很多身份：唱片文案、影视制作人、杂志总编、电台创意总监、主持人、畅销书作家……近年来又涉足设计领域。日前，他为自己设计的女鞋前来北京宣传，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这是一个聪明、体贴、有风度的人，关键是，他相当有趣。在台湾综艺界，他是众多女星的知心好友，甚至有很多女星表示，希望可以和他的“基因”生一个孩子。而他无疑是了解女性的，因为他说：“穿高跟鞋舒服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高跟鞋是女性“非常有战斗力的”一项装备，既然要使用这个武器，就应该把跟穿得又高又细。他认定这个世界上有诸多“不可能”，但如果把“无聊”视为常态，才能发掘出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点点滴滴。

主持人是能守住秘密的

新京报：从你对高跟鞋的细致把握，可以看出你平时对女性很贴心。你觉得做到这一点难吗？

蔡康永：要勇于制造倾听的场合，提供很热情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男生比较难做到。比如，去病房看一个女生，很多男生都会手足无措，不知该聊些什么。这种时候要主动告诉对方：“我今天是有时间的，我一个下午都是你的。你想讲什么都可以跟我讲。”很爽朗地表达出来。

新京报：但在演艺圈，是否有很多话不好直接问对方？

蔡康永：当然，很多的事情，如果她们没有讲，我是不好问的。我也要做到一点都不泄露，要长期有这个口碑，让人家信赖地把心底的秘密交给你——很多人觉得主持人守不住什么秘密，其实主持人是非常守得住的，因为他们是负责发问而不是被问的，只要自己不大嘴巴就好了。赢得了女生的信任，她们会想要感谢你。我给男生的建议是：要表达出你的意愿。我知道很多女生喜欢很酷的男生，但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倾听的愿望，一点都不会不酷。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女生之间的友谊？比如经常能看到，如果两个男生同时喜欢一个女生，可能还会是哥们，但两个女生同时喜欢一个男生，就不再是闺蜜了。

蔡康永：女生跟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男生被设计来掠夺、攻占，做每件事时会考虑到战胜的比例有多高，而不会考虑如果把这个女生从其他人那里抢来后果如何。可是女生是一个“保有”的设计，她把雄性掠夺回来的东西变成持久的资产，一旦面对同一个东西，她们没办法分享。

新京报：那你觉得女生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蔡康永：我解决人生很多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拉开距离。所有的阅读和写作都是训练我拉开距离的方法，很多女生之所以进入歇斯底里的情绪是因为没有一种拉开距离的视野。至于说友谊能不能够维系，我觉得不能勉强。我的建议是：永远都要在当下设立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比如，这一年我要结婚，那这一年你就把工作、赚钱、跟家人的关系都抛到一边；你想要谈一场血肉淋淋的恋爱，那你就不要妄想还能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女孩、遵守社会的种种规范。

绝大部分的人困惑、不开心，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给自己设定很多的目标，又要赚到钱又要漂亮，又要谈恋爱又要孝顺又要跟朋友们维持好关系，最后反而得不到。我们要有一个不后悔的人生。

“康熙”受捧，因为世界很无聊

新京报：你曾说过“这个世界会有一点点无聊”，什么样的事会是你觉得有趣的事？

蔡康永：之所以会有“世界很无聊”的体验，是因为《康熙来了》受欢迎。《康熙》是一个言不及义的节目，大家这么需要这样一个节目，说明大家的生活真的很无聊。累了一天，希望能有一个小时做治疗，然后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这就表示他们白天在办公室或者学校碰到的人真的超无聊吧，需要一群专业人士聚在一起来告诉他们好笑的事情。

我自己做“康熙”之前，没觉得生活无聊，因为身边的人都很“有聊”。可是《康熙》在大陆网络上有那么多人默默地看，我就了解到，可能上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玩。你认为青春的人在学校里肯定做了很多青春的事情，结果同学们相处起来非常的沉默。

所以，你不能认为每天、每一分钟都要很精彩，必须和无聊的感觉正常相处。我反而觉得，把“无聊”当成常态，才能体会到别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多么值得感激和珍惜。

慈禧太后画像。1905年，由美籍画家华士·胡博所绘。

于善浦向记者详细讲解，表示支持“山西长治说”。

80岁高龄的清史专家、文博研究员于善浦，以其数十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清东陵研究清史的积累，自筹资金策划了《今人说慈禧》展览。5月2日，该展在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的慈禧陵展出。

于善浦著有《清东陵大观》《乾隆慈禧陵盗案真相》《清代帝后的归宿》等著作，享誉海内外。

5月3日，本报记者与于善浦取得联系，并于当晚前往北京，次日中午直奔清东陵。走进慈禧陵东配殿，步态矫健、神采飞扬的于善浦，丝毫不像八旬老者。一见面，他就向记者详细讲解展览情况。

展览内容包括慈禧出生地、慈禧的照片、慈禧的养颜术、慈禧的生活、慈禧的印玺和书画、慈禧的智谋、慈禧大出殡、慈禧陵被盗真相、内棺清理、地宫遗物等，很多都是首次面世的珍贵照片。很多人把历史发展的必然，都归罪于慈禧，否定慈禧48年的作为，讥讽她是无冕的女皇，她的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这里以“存史求真”的原则，所展示的是慈禧的宫廷生活，以及陵墓建造、守陵人家和慈禧陵墓被盗的真实故事。

慈禧出生何处——“山西长治说”证据最全

名人出生地，向来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关于慈禧出生地有多种说法，如北京说、山西绥远说（呼和浩特）、山西长治说、安徽芜湖说、浙江乍浦说、甘肃兰州说等。

在今年上半年，最火的作家当数阿乙，他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成为焦点。辞去县城公务员的职务之后，他以狂热的阅读之旅完成了从警察艾国柱向作家阿乙的转变。阿乙的小说笔触冷漠，性格也冷漠，他的笔下显示了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和巴里科的风采。阿乙是一位怎样的作家？或许本文会让你认识一部分阿乙。

向加缪致敬的“山寨存在主义”

在阿乙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书腰上有诗人北岛的一句话，北岛写道：“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阿乙也因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出版获得了诸多关注。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小说写了一起无动机、无理由杀人案，杀人者仅仅是因为空虚，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找一件事情做。小说被评为“发现了存在于社会理性结构之外的种种可能”。

阿乙称，2006年他看到一个新闻标题，“无由杀人案”。筹划了一年多后，阿乙试图去写，但写废了。2011年3月阿乙翻箱倒柜找了一堆材料，还买了刑事书，做了读书笔记，决定重新写。

阿乙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仿的是加缪的《局外人》。“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可能是滚动式发展。影响我的作品的，一部是《局外人》，另一部是《茶花女》。《局外人》模仿《邮差总按两遍铃》，《茶花女》模仿的是《曼侬·雷斯戈》。”

“读了加缪的小说，就一直在想哪天要向加缪致敬一下。后来碰到一个案子，一个冷漠的高中生把她的女同学杀了。中国的媒体叫它‘无由杀人案’。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但是大家对这个案件的解释都是失败的。”阿乙称，他认为杀手杀人是因为特别无聊，觉得生活特别烦闷，于是他便按照自己的设想写出了小说。

阿乙称，加缪写《局外人》也是刻画了一个被社会残害的人。“我写这篇小说也是一样，杀手会被社会很多人残害。但是我又觉得应该让他有‘主动’,主动来制造这个事件。最近听到一些评价，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山寨《局外人》’、‘山寨存在主义’,我觉得都还是蛮合理的。”

写作是一种独裁

谈到作品的源流，无论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还是《寡人》等作品，阿乙写作的触角更深入地回到了县城那种有质感的生活。“以前我一直要离开县城，但是后来发现写的东西更偏向县城，那种生活更有质感。”阿乙发现，后来在报社上班时觉得大家之间性格差别不大，那一年他也没有碰到过性格鲜明的人，没有什么可写的小说，这让他感到焦虑。

后来阿乙学会了推理，喜欢观察人，坐地铁、吃饭、逛街最喜欢看别人吵架，因为吵架的时候最能暴露出当事人的性格，阿乙就能猜出他们的关系。“我现在所写的小说依赖于现成关系的越来越少，更依赖于剧本创作的写法，先把人物关系、性格设计好，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办法。”

阿乙称，写作是一种独裁。“每个人都有原始的欲望，一种统治别人的本能，我自己也是被人统治了很多年。但我发现写作也是一种独裁，就独裁我自己，伤害自己，玩儿自己。我其实是玩儿不过别人，被淘汰出来才开始写作的。”阿乙觉得电影成本极高，需要协调制片人、剪辑、化妆、群众演员，所以艺术形式里面最好把控的就是写作，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够了，对别人也没有伤害性，管好一个人就行了。“我是一个人的企业。”阿乙说。

作家总有隐秘的内心世界，阿乙称因为自己生性比较冷漠，不太关心世界，只想写东西。“如果某件事情触动我的话，我就会愤怒，触动不了的话，不管它是自焚还是毁容，我都会很冷漠，基本上对这些我是不参与、不关心，碰到我头上我就会很愤怒。”阿乙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和生活保持一定的敌意，对生活很不热情，简单吃饭，不怎么与人交流。

文学青年每天都在大片地“死亡”

曾经当过小镇警察、县组织部公务员的阿乙，在26岁的时候离开县城，到周围充满陌生人的大城市工作和写作。提到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阿乙称，2008年的他给30多个媒体文学版编辑邮箱投了140篇文章，都没有回音。偶尔只是回复，说他的邮件“已收到，会仔细阅读”，不过阅读到现在也没有回音。

“我记仇比较厉害，我把这些邮箱都登记下来，有几个编辑后来返回来约稿，真想回个‘去死’,但是还是忍痛给了稿子。”给阿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将小说全部发到某个小说论坛上，势利眼的版主说他写的东西就像他爸爸记的账，这让阿乙很悲伤。

谈到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阿乙讲了他所处的私人圈子的故事。2005年前后，因为与罗永浩有共同的朋友，最终阿乙认识了老罗，并把自己的博客开到了牛博网上。2008年，阿乙称，“完全出于保护和关心”，罗永浩帮他运作了第一本小说《灰故事》，有了第一本，就有了后来出版的所有小说。

“可能全中国作家非常少，文学青年非常多，每天可能都在大片地死亡，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人去鼓励你。”阿乙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