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显示我们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治疗乳腺癌？

　　科学网(kexue.com)讯 谁都不愿意听医生说自己或者爱人患了乳腺癌，尤其是三阴性乳腺癌。这种乳腺癌非常难以治疗，因此医生都不得不使用化疗。所有的乳腺癌患者中约有16%为三阴性乳腺癌，其中绝大多数患者年龄都不大于40岁。不过科学家现在很可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治疗方法。

　　在对这些肿瘤细胞进行基因测试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以往的治疗方法可能都是错误的。对100个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的基因测序结果表明，它们之间的基因都大相径庭。没有哪两个肿瘤的基因组是相同的，甚至连相似的都没有。因此对待不同的患者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式，但至今为止治疗方式都差不多。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个体患者的治疗方案有着重大的意义。通常的治疗方法是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的鸡尾酒疗法：手术、放疗和化疗。而根据基因制定研究方法，即使是相似的症状也能从症结入手。(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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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李晓亮

今年清明节，多地倒是惠风和煦，春和景明。当然，你上网转一圈，还是会发现不少清明时节的愁云惨淡的新闻。比如，节令性出现的“死不起”的殡葬暴利讨论。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北京墓地价格一再飙高，很多北京人开始去周边的河北等地购买墓地。北京东部通燕高速附近的潮白河，两岸各有一座陵园，分属河北和北京市管理。前者一个墓穴价格已涨到9000元，而后者价格则为3.6万元。“活在北京，葬在河北”，于是成为网络热议焦点。北京市殡葬协会副会长姜晓刚对此回应，北京也有便宜的墓地，但市民“不领情”，挑大小、挑风水。

据悉，北京市民政部门也开展有“零百千万”工程，即“零消费骨灰海撒、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万元骨灰安置”，却并不太为市民接受。我们当然不否认民政部门推动殡葬公益化的努力，也不否认确有不少人受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响，一味追求奢华墓葬。

但是，哪怕跳出北京，置于全国语境下，高收费甚至夹杂暴利乱收费的经营性殡葬服务，还是比公益性为主的基本殡葬服务多得多。绝大部分的市民绝对不是对某些公益性殡葬改革“不领情”，更不是故意“挑大小、挑风水”。而是由于殡葬服务，本就是个选择性很小的特殊民生行业，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相关服务的成本和价格会越来越超出一般百姓的承受极限。

“生前经适房，死后经适墓。”早就不是笑话，而是苦涩的生活真实。如果真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活在北京，葬在河北”的“黑色幽默”，那只能说殡葬改革方面，相关部门或还未尽到全力。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焦虑，不光是在北京。昨日新闻称，作为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墓群，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桂林靖江王陵核心保护区内冒出了6万多座私坟。

除了王陵，北京昌平的皇陵，据称也是“小产权”墓“重灾区”。这里估计除了“风水因素”外，考量最多的可能还是价格问题。既然各地都有私坟大量挤进王陵，那么这背后的丧葬乱象，或就不该只是打击取缔这么简单。

如何让民众生的权利和死的尊严，都能体现得淋漓尽致，恐怕是丧葬公益化改革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清明前夕，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其实，类似意见每年两会，都是重点的民生议题，解药也不是没有：让公益性殡葬服务真正公益，基本服务政府定价，延生服务试行政府指导价；经营性殡葬服务，打破民政部门的某些审批垄断，以市场竞争来保障质优价廉的殡葬服务。（相关报道见4月4日《京华时报》）

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辐射剂量图

　　一个日美联合调查小组3日说，去年6月他们实施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福岛第一核电站300公里外海域中浮游动物体内放射性铯含量最高达到事故前的约100倍，在核电站600公里外的海域也检查出了放射性铯，这表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已经广泛扩散到海洋中。

　　日本东京大学海洋研究所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去年6月在距福岛第一核电站30公里至600公里外海域的60个地点采集了海水和浮游动物，并用浮标测量了海流情况。结果，研究小组在所有地点采集的海水和浮游动物体内都检测出了放射性铯。

　　在距福岛第一核电站300公里外海域采集的浮游动物体内放射性铯水平最高，浮游动物被干燥后最高每千克含铯约102贝克勒尔，相当于事故前平均值的100倍。在距福岛第一核电站600公里外海域的浮游动物体内也检测到微量放射性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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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应对“男孩危机”，以解决学校“男孩女性化”等问题

据新华社电男生缺乏“阳刚之气”的“男生危机”、“伪娘现象”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近日，上海有关方面正在酝酿打造第一所“男子中学”。此事引发争议，有声音对“用性别隔离的方式圈养弱势群体”的做法表示质疑，但也有人对改革的尝试给予肯定。

八中已提交办校申请方案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不久前签订了教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高中学段建立“市八男子中学办学创新可行性研究专项课题”，上海市第八中学已就“办男子中学”提交了申请方案。上海市第八中学校长卢起升表示，“男子中学”旨在应对“男孩危机”，以解决学校“阴盛阳衰”、“男孩女性化”等问题。

据悉，一旦获批，市八男中将在上海黄浦区政府的支持和华东师范大学专家团队的帮助下，全程“透明”实践的进展情况。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和华东师范大学均赞同并支持上海设立“男子中学”，认为其氛围有利于男生成长成才，充分发挥“区域—高校”联动发展的创新机制。

“扬长避短”发挥男生潜能

那“男子中学”究竟有什么“绝招”来唤醒沉睡的“阳刚之气”呢？卢起升认为，“扬长避短”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方面，男子中学的课程设置将建立在大型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男生学习薄弱点，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人格养成方面，学校将基于男生逻辑思维、动手能力等方面优势，意志力、计划性、耐挫力等方面的劣势，调整和优化办学思路，“扬长以增加男生自信，补短以促进全面发展”。

据悉，在“男子中学”探索的第一阶段，上海市第八中学将首先设立两个全男生实验班，招生规模在60人左右，添加例如男子拳术、中国象棋、男子电声乐团等充满“男人味”的课程，培养男生竞争、担当、顽强、合作等特质。根据实践效果和学生反馈进一步扩展规模。

■ 质疑

是否会培养出更多“伪娘”？

不少网民觉得“男子中学”作为教育试点值得尝试。有网友说：“个人认为不妨试试看，国外有很多男中女中，其中不少还都是名校。”

但是，不少网民觉得“有点悬”。有网友表示，“进‘男子中学’的青春期男孩周围都是同性，会不会适得其反呢，会不会培养出更多‘伪娘’和同性恋呢？”

对此，卢起升强调，“男子中学”招生是完全自愿的，方案是建立在对高三男生及其家长的大型调研基础上，调查问卷反映出不少问题，比如在男女混班教学中，很多男生的情绪和需求被忽略，优势没有更好地发挥。

另一方面，卢起升说，3年的学校环境变化不会对异性相处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异性交往不足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和校外交流加以弥补。

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

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炮制出大量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如果大学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学术大腕别当官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

行政化必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不是说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但对大学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应该主要是教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学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

大学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有时确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学问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哪个领导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

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是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大牌教授很少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很少有这样那样的头衔，如果有名片，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由副教授担任，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谈其他。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是顶尖学者，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领导？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学问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不少领导明知这点，却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这种“牺牲”或“奉献”完全不必要，大学根本不需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大学不是幼儿园

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吧？但行政法上有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经过教员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成问题。

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我很诧异，即便“国内一流”，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他们的会议多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会后整理发言综述发给全院教授。一年也有次把全院大会，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反观国内大学的集体大会，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是领导在上面讲话，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这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

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次都看到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让学者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勿让行政领导主导资源分配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权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不少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下、前呼后拥，污染了整个学术界的空气。

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评判的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进入官场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建成，需要一个沟通良好的平台，让弱势者也能有效发声

2012年3月23日，浙江嘉兴电视台在《今朝多看点》节目中采访了一些市民，询问他们对最近油价上涨的看法。一位男子面对镜头说：我能说脏话吗？记者问：你比较愤怒是吧？男子说：不能吗？那我就没话好说了。此段视频被传至网上，引发一场大面积争论。视频中的男子亦被网友幽默地称为“愤怒哥”。

“愤怒哥”因何而愤怒？是因为油价上涨吗？油价上涨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有话可以好好说呀，何至于非用“脏话”来表达愤怒？所谓“脏话”，无非是与生殖器有关的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我们通常在什么情况下说脏话？往往是在对方不讲理或没道理好讲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过就骂。“脏话”成为弱者的武器。“愤怒哥”之所以愤怒，也许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讲道理之不可能，只有一句喷薄而出的脏话，才能表达他此刻的不满和愤怒吧。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讲脏话”，因为“脏”字本身就带有道德规约性。但在日常生活里，脏话依然是满天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作家赫塔·米勒发现，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环境的压制之下，那么这些经历就会逐渐改变我们，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往往就是语言的粗鄙化，行为的流氓化。比如米勒就发现，处于贫瘠状态的人们特别习惯于随地吐痰，这些绿色的痰迹与城市的贫瘠几乎密不可分，没有人会觉得恶心。“在一个把冻在一起的泛着蓝光的红色鸡头和鸡爪子当肉吃、蟑螂在食品店中爬来爬去、老鼠在住宅区前的垃圾桶中窜来窜去的国家，谁还会觉得人行道上的痰迹恶心呢？恶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令人恶心的事太多了，人们已经麻木了。”还有，人们会毫无顾忌地顺从自己的身体，做身体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她发现很多罗马尼亚男人走路时习惯于搔自己的阴囊，“这个动作已经如此平常，以致它成了男人行为举止的组成部分”。就像pula这个词（相当于德语中的“屌”），人们可以很自然地挂在嘴上，遇到任何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都可以pula一下。但这些词在官方媒介中是不允许出现的，它们只存在于日常生活里。“我一直妒忌罗马尼亚语的生动性，”米勒说，“如果我骂人，就一定用罗马尼亚语，因为用德语骂不出这么花哨的效果。在德语中这些词也都存在，但它们不好使，它们沉重而猥亵。”这些秽语最终变成了一种紧张生活的缓冲剂，“我相信，它们能帮人活下去，让人能够忍受饥饿与丝绸的疯狂。”（《饥饿与丝绸：日常生活中的男女》）

在一个沟通良好、有道理好讲的条件下，“脏话”往往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脏话”本身是一种攻击性的、拒绝沟通的单向性语言，它一旦出口，就堵死了交流的可能。

那位“愤怒哥”虽然最终没有在镜头前说出脏话，但他用那种迂回的方式所传达的压抑与愤怒、反讽与自嘲，却比说脏话本身还有效果。于是，一件本应理性交流的民意调查，最终演变成了娱乐事件。也许有人会说：难道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不是更有效果吗？它在传播上的确具有先天的优势，但越是传播得泛滥，越让人觉得理性的匮乏和交流的无望。这是很可悲的。正如赫塔·米勒所说的，“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这种“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不仅模糊了娱乐与羞耻之间的界限，更阻碍了理性与建构的通道。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建成，需要一个沟通良好的平台，让弱势者也能有效发声。

　　一项研究发现咖啡因和安非他命等刺激性物质并不能真实提高积极性，那些已保持积极状态的人群在得到咖啡的刺激下会变得松懈，而仅是那些懒惰的人群饮用咖啡之后才会达到激励的效果。

　　负责这项研究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候选人杰-霍斯金说：“每天数百万人都饮用咖啡作为清醒、提高警觉性和增强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从夜间驾车的司机至考前临时抱佛脚的考生。”

　　这项发现表明类似咖啡等兴奋剂对于那些真实知难而进的积极人群会起到反面作用，该研究发表在《自然：神经心理药理学》期刊上，将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对老鼠大脑的刺激影响。

　　正如人类许多老鼠都积极乐意解决处理问题，它们所处理的问题就像人们在工作之中遇到的棘手困难一样。在研究实验中，他们发现对于“积极忙碌”的老鼠服用咖啡和安非他命之后会使它们的活跃性降低。对于较为懒惰的老鼠个体，服用咖啡和安非他命之后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当使用这些“兴奋剂”，那些通常会避开挑战性任务的懒惰老鼠会变得更加勤快，相反那些之前善于接受挑战性任务的勤快老鼠服用咖啡或安非他命之后则变得失去活跃性。

　　霍斯金称，这项研究表明致力于实现目标人群的精神注意力等级对于确定兴奋剂如何影响人们具有重要作用。（卡麦拉）

《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 作者：王溢嘉

出版：新星出版社

2012年版

性，不只是一种生物行为，更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事件、文化产物和历史遗迹。《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是一部讲述中国传统两性文化的作品。性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但也是亟欲与动物划清界限的一种本能。为了和动物划清界限，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尝试对性施以各种文明调教。但具有猖狂生命力的性却也一直在抗拒这种调教。每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性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本能与文明互相拉锯、矛盾、冲突与妥协的历史。

人间性事尽管缤纷多彩，但却是由男人、女人、生育、快乐、竞争、利益、健康、道德、法律、权力、艺术等几种原色依不同的比例配演而成。作者从明清笔记小说着手，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又有趣的故事，叙述了在矛盾和冲突中翻滚浮沉的男男女女曾有过的快乐和苦痛、好奇与兴奋、羞愧和愤怒、圣洁与卑污。从而为读者揭开人类的性帷幕，解密隐藏在不同文化和背景下的性图像。

每个民族都因历史的偶然或社会文化条件的殊异，而以相同的构成演出不太一样的故事。从某一方面说，这本著作，可以说是人们理解中华民族在“性”字这条路上，有过什么“心路”和“生路”历程的珍贵材料和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