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儿两盏灯》剧照

很多大陆专家爱问我们：你们这么唱，京剧还姓不姓京？这问题很讨厌。好比京剧是一个人，他叫京先生。难道京先生20岁和40岁长一个模样？除非你认定京先生活到25岁就死了，以后的都不是他。如果都不是他了，你们作为京剧迷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王安祈

王安祈在台湾眷村长大，村里的叔叔伯伯要么爱听河南坠子、河北梆子，要么爱听越剧、沪剧，王安祈的妈妈爱听京剧。王安祈5岁已经跟着大人去“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身边的人，大她二十岁的已经算年轻——这情况三十年没有变化。王安祈当上大学教授，在戏院里仍被喊作“小妹”。

“小妹”心生焦急，她太爱京剧，深深为这门艺术的存续担忧。她一边在大学教戏曲，一边以剧作家的身份参与京剧改革。1970年代名伶郭小庄创办的雅音小集、1980年代吴兴国创办的当代传奇剧团都曾请王安祈写剧本。

2002年，台湾大学戏剧系特聘教授王安祈接受了台湾惟一一家“公家”京剧团——“国光剧团”的邀请，出任艺术总监。王安祈一边听戏、一边教学、一边写戏，近十年间佳构不断：根据传统戏《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探索古代女性的性别意识；《三个人儿两盏灯》通过唐代宫中女同性恋的故事，写人生的千古寂寞；《金锁记》欲借张爱玲的苍凉笔墨，为京剧添一抹“恶的风景”；“献礼剧目”《百年戏楼》，从男旦、海派、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勾勒京剧的百年沧桑……

从5岁到57岁，王安祈见证了台湾京剧几死几生。

“以陆治陆”

今天的台湾，真正懂京剧——听得出长腔的韵味，分得出流派的观众已经不多了——真正懂行的大部分大我30岁。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京剧在台湾的衰落：以前台湾有一份私人出资的《国剧月刊》，这个刊物鼎盛的时期不仅在岛内发行，还向海峡对岸赠阅，他们跟大陆的京剧院团很熟。后来刊停了，变成《台湾申报》，发行量非常小，2011年停刊。

台湾还有一些票友，可票友最关心自己的演出机会，不大关心京剧生态。

几十年前，京剧从流行音乐变成传统艺术，从黄包车夫都会哼唱的民间剧种，变成了供人瞻仰凭吊的“国剧”。为了应对这种变化，1979年，郭小庄成立雅音小集，1986年吴兴国成立当代传奇剧团。他们那时候没有政治压力，完全是希望京剧能传下去。京剧界的自发改革刚刚展开，1990年代初，“大陆热”和“本土化”双双来袭。

1992年底，大陆第一支表演团体——上海昆剧院来台公演，隔年3月是北京京剧院，4月有中国京剧院、湖北京汉剧团，5月是河北省京剧团……非常短的时间里，梅葆玖、杨秋玲、刘长瑜、裴艳玲……都来了，老伯伯非常兴奋，纷纷跑去看故乡的艺术。

台湾的京剧演员那时很惨：要在媒体面前做出两岸相见甚欢的样子，公开举行拜师礼、对着镜头微笑，可心里想的是：我们的市场被你们瓜分了，正统入侵，我们本来就很边缘，现在更边缘了。

无奈中，台湾京剧界想出“以陆治陆”的办法：上演大陆的新编戏。戒严期间，大陆新编戏在台湾是“禁戏”，大陆京剧团来台后多演传统戏，台湾京剧界就捡起这个空档。

同时，“本土化”在全岛发酵，京剧经常遭到“立法委员”质疑：京剧为什么叫“国剧”？是哪个国家的“国剧”？三军剧团每年花掉一大笔财政拨款，究竟演戏给谁看？在质疑声中，1995年，三军剧团解散。幸亏有几位元老喜欢看京剧，裁撤后的三军剧团重组变成国光剧团，隶属的部委从“国防部”调整到“教育部”。

命虽然保住了，但质疑声还是很大，国光剧团成立后迫切推的理念是“京剧本土化”，在短时间内推出“台湾三部曲”——《妈祖》、《廖添丁》、《郑成功》。“三部曲”做得非常样板，像我这样的老戏迷看了很生气：剧团好不容易脱离军中，变成文教单位，应该发展它的文学性和剧场的艺术性，怎么又变成了政治八股？

“看戏又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2002年12月，我到国光剧团任艺术总监。2003年碰上SARS，2004年才开始正常工作。我很好命：那时候社会上对京剧合法性身份的质疑已经过去了。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不碰政治；第二不以国粹自居，退居边缘，京剧只是多元文化娱乐中的一种。

到国光任职前，我在台大戏剧系工作，有人劝我放弃教学，我不愿意。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只眼睛在看外面，在大学里教戏曲，每天跟年轻人接触，等于做民调。

25年前我放《红灯记》，学生非常错愕，还有人哭——他自动把共产党置换成国民党，把毛泽东置换成蒋中正。过了几年再放，所有人都在笑。我十分清楚同一出戏在不同时代的学生中有什么反应。

2004年，我在课上介绍梅兰芳唱演的传统戏《御碑亭》：明代书生王有道进京赶考，妻子回娘家，途中遇雨，在御碑亭下躲避。一位年轻秀才刚好路过，看到亭里有一年轻妇人，就在亭子外站了一夜，两人一句话也没说。王有道考试归来，知道此事，生疑休妻……我还没讲完，学生已经开始爆笑，笑到拍桌子。他们问：老师，这种剧情现在还要演吗？

我非常尴尬，只能说：这个戏的唱腔很美，身段很漂亮。学生把脚翘到课桌上，反问：老师，你要我们看戏的时候只打开眼睛、耳朵，关上大脑吗？我只好说，这是古代女性的想法。学生说：我们买票看戏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现在的孩子离京剧，离中国的文化、历史越来越远。我不能板起面孔跟他们说：京剧里有那么美好的唱、念、做、打，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们为什么不看？

“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

到了“国光”，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京剧实验小剧场。小剧场是“以小博大”，以边缘对抗主流。27年来，我教了一届届学生，我知道他们他们一旦有钱去看表演艺术，往往是这个月看云门舞集，下个月看歌仔戏、苏州评弹、表演工作坊……

我们的竞争对象变大了：不是同一剧种内部的梅尚程荀，而是赖声川、李国修、林怀民、吴兴国、周杰伦、哈利·波特。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京剧一定是西皮二黄、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

“京剧实验小剧场”做的第一个戏是根据《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

学生在课堂上的哄堂大笑让我耿耿于怀。我问自己：《御碑亭》以后还要不要演？传统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如果以后都不演了，岂不太可惜？

小剧场可以解构、可以颠覆。可是我又不想很浅薄地把老戏里的男性沙文主义嘲弄一番。于是我转而写女性的内心：这个女人结婚十年，丈夫不解情趣，她的生命快僵死了。好不容易意外在大雨之夜，和一个年轻书生在荒郊野地的小亭子里相遇，很危险也很刺激。两人全身都淋湿了，双方一直没什么动静，但女人知道他在偷看。她有一种被偷窥的喜悦，这种喜悦让她重新发现自己的美……结局我没改，这个女人还是被丈夫休掉了。后来，丈夫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知道一切都是误会，又回来请妻子原谅。

有人说：不能原谅丈夫，现代女性应该像娜拉一样拂袖而去。可我觉得，中国古代女性不会这样选。我让两个演员来演妻子，一个青衣、一个花旦，青衣是温婉的外表，花旦是不甘的心。最后一幕，青衣要接受道歉，花旦轻拉她的袖子：你就这么云淡风轻？最后青衣跟丈夫回家，花旦不知道她该往哪里去。

我并没有把古典完全打散，它只是出了一下现代的神。戏做完，我们把它带回校园，学生们很兴奋。

2005年，我们做了《三个人儿两盏灯》，戏是我的学生赵雪君写的，她以前完全不懂戏曲。戏讲的是唐代宫廷里女同性恋的故事，我读到想掉泪，她写出了非常深刻的寂寞，从唐代的后宫贯穿到现代都会。我帮她修唱词，又请国光把这戏排出来。国光剧团带着赵雪君跑了台湾的好多学校，她变成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有故事要说的时候，你就说出来。没人规定京剧必须要写三三四十字句，二二三七字句——这个门槛一竖起来，京剧只能永远演王宝钏、薛平贵、四郎探母。《四郎探母》跟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

《三个人儿两盏灯》之后，我们做了《金锁记》。这个戏走遍了台湾的大学。

我儿子跟林书豪同年。我先生喜欢听老生的戏，儿子出生之后每天听的都是余叔岩、杨宝森的《一轮明月》，可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常说：“一轮明月干我什么事？”2006年《金锁记》巡演，我突然听到他在剧场里叫我，他的同学都在买票看这出戏，他就一起来了。后来我偷看他的博客，他在博客上写到：我好佩服我妈，今天《金锁记》看得我浑身一凛，回家把张爱玲的小说又看了一遍……

《金锁记》里有一场戏是曹七巧跟她丈夫讨钱。丈夫摸了她，她觉得很恶心，可是拿到了钱，把眼泪擦掉，把扇子一摇，喊一声“我来了”——好像满不在乎，可又可悲可怜，又决绝又无奈。

《金锁记》感动人的未必是某一段唱，如果哪位观众对其中某个画面有印象，三五年后能够再想起来，那一刻，他想不想得起来那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想不想得起来那叫《金锁记》都没关系。

2009年，我们带《金锁记》去北大。演后谈，很多学生留下来了，当然未必全是赞赏和喜欢。有一个同学问得很直接：如果央视春晚邀你们演三分钟《金锁记》，你们会选哪个唱段？我知道，他是在质疑我们没有完整的主唱段。

我很想回答：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但我没说，因为那样会冲撞到京剧的传统。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它三十岁的时候叫正统，还是四十岁时叫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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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虫卷土重来：不进食存活6个月一生产500个卵

　　臭虫曾经一度被控制，现在却卷土重来，科学家开始尝试新的方法来对付它们。

　　一位中年男性独自住在美国辛辛那提附近的低收入社区，但他并不孤独。天黑后，臭虫会从他的躺椅和破旧的弹簧床垫中爬出，吸食他的血液。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多达数千只臭虫，可以判断，他的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受制于贫穷和疾病，这个男人只能无奈地忍受这些虫子的日夜叮咬，看着它们的数量日渐膨胀。

　　由于DDT和其他广谱杀虫剂的出现，在过去近50年里，臭虫中的温带臭虫(Cimex lectularius)几近消失。但如今，它们卷土重来，并且不止是出现在拥挤的城市地区。这种害虫可能在旅馆、大学宿舍、零售商店、办公楼、剧院、医院以及居民住宅中滋长。即便如此，在大部分地区，臭虫只是被当作一种烦人的东西而被无视，但实际上，臭虫除了叮咬，令人发痒之外，还能导致更多问题：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一个臭虫大量滋生的社区，400多名居民中有31%的人出现其他症状，比如失眠、情绪低落等，这些症状都“归功于”臭虫。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臭虫携带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可能导致严重皮肤损伤，尽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臭虫是否会促进MRSA的传播。臭虫还可能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例如旅馆可能不得不关闭一些房间，以阻止它们滋生繁衍。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处公共住宅为了阻止臭虫肆虐，已经花费了50万美元：工作人员先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灭虫方法，但不能解决问题，最后不得不对整栋建筑物进行了熏蒸处理。

　　为击败这些讨厌的害虫，科学家正在研究，臭虫之害为何能死灰复燃。我的同事、肯塔基大学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tter)认为，臭虫群体数量的恢复，可能受益于一次“完美风暴”——它们进化出了能抵抗杀虫剂的基因、人们把控制重点转向其他城市害虫、国际旅行和迁移模式的改变等众多利好因素，促进了臭虫的滋生。好消息是，近期的研究已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办法，能在这些吸血昆虫成长起来之前，检测到它们的存在，而且这些研究也揭示了臭虫的某些生物学特点，可作为防治臭虫的突破口。

　　人类与臭虫的斗争史

　　要理解臭虫如何烦扰人类，需要对臭虫的生物学特征有一个基本认识。臭虫会受到热源和二氧化碳(也可能是体味)的吸引，而所有人都能产生并释放这些东西。臭虫会成群附着在床上和床的周围，白天隐藏于阴暗处及缝隙内，夜里则外出活动，以吸食宿主血液为生。在有正常的食物供应时，一只成年雌性臭虫每天大概能产两个卵，整个生命周期中平均可产下150～500个卵。在理想条件下，臭虫不进食也能存活6个月甚至更久。臭虫很容易扩散开来，它们可在邻近的居室间自由移动，或附着在人们的衣服、鞋及其他私人物品上进行迁移。

　　人类与臭虫的斗争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已发掘出3500年前，古埃及法老王时期的臭虫残骸。事实上，这种斗争关系的出现时间久远得多。一些专家推测，臭虫的祖先是蝙蝠身上的寄生虫，后来转移到人类身上，而这个过程可能发生于人类的穴居时代。当人类祖先从游牧生活方式向永久定居方式转变时，臭虫与人类的寄生关系就固定了下来。在气候温和的纬度地区，冬季的来临会抑制害虫的生长。由于对冷敏感，臭虫的种群数量会在温暖月份内增加，在寒冷月份减少。

　　在杀虫剂发明之前，我们的先辈使用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来控制臭虫数量，有时甚至会尝试现代社会不允许的危险做法。例如，1777年的一本“害虫控制指南”建议，在床铺周围的裂缝中点燃火药以驱赶臭虫(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使用这种方法只是为了“报仇”，还是说具有实用价值)。据说，把某些植物，比如苦艾及藜芦，放在“适量尿液”中煮沸，也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或者说，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迫使人们换个安全或干净点的地方睡觉？)。砒霜、氰化物及其他有害化学物质也曾是人们对抗臭虫的“武器”，但收效甚微。更常见的做法是，人们会对屋子做一次“大扫除”——把沸水和煤油泼在床架的死角，扔掉草垫、褥子等。这种做法能暂时缓解虫害。

　　20世纪初，欧洲及北美地区的建筑物普遍开始使用中央供暖系统，臭虫迎来了“美好年代”，它们的生长不受季节的限制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 DDT问世之后，人类才真正从臭虫的烦扰中解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DDT首次用于保护美国军队免受蚊子侵扰，同时，人们发现DDT对臭虫也具有良好的杀灭作用。与市场上其他方法迥然不同的是，DDT的效果持续时间很长，这意味着单次使用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短短几年内，这些害虫几乎从美国、西欧及其他发达国家中消失。不幸的是，人们发现DDT及类似化学物质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这种物质可能与其他环境因素一起，使某些肉食性鸟类濒临灭绝。因而在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和销售DDT。

　　不过，即便DDT被禁止使用，臭虫也到2000年左右才卷土重来。学者们为臭虫的这次回归提出了多种解释。部分人认为，虽然在时间上，臭虫大军的重新崛起并未与任何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吻合，但由于在某些地区，臭虫一直没得到控制，而随着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交流增多，臭虫就可能转移，出现在臭虫一度被消灭的地区，并在那里“生根发芽”。而另一个影响力更大的因素是，东西方国家间的交流也在增多，而各国内部的人口迁移同样日趋频繁。

　　DDT之类的广谱杀虫剂被针对性更强、效果更好的诱饵和喷雾剂取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臭虫逃过灭顶之灾，因为这些诱饵和喷雾剂主要用于杀灭蟑螂、蚂蚁及其他城市害虫。人们的贫富差异甚至也可能促进了臭虫的传播：当一个漂亮完好的沙发因为藏了臭虫而被遗弃在路边，需要它的家庭就可能把它带回家继续使用。耐药性是臭虫死灰复燃的原因：它们是最早发展出DDT耐药性的害虫之一，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珍珠港就出现了耐DDT的臭虫(事实上，虽然有些工作人员主张重新在卧室中使用DDT，但现在的臭虫很可能已经对DDT产生了耐药性)。如今，DDT已被其他杀虫剂取代，但在世界范围内，不少臭虫种群也对这些新型杀虫剂产生了耐药性。上述因素，再加上人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家有臭虫，阻碍了虫害的有效控制，从而导致臭虫的大范围流行。

　　搜寻臭虫

　　在数千年前就有文字记录的臭虫从是令人生畏的“敌人”。不过，研究者们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更好的方法，及早发现臭虫的藏匿地点。臭虫很小，白天通常是藏起来的，因此很难发现并消灭它们。准确找到它们是一个关键步骤——实施杀灭措施后，确认没有漏网之鱼同样很关键。最近上市的检测工具中，最简单的一种称名为“爬升昆虫拦截机”(Climb Up Insect Interceptor)，由一个带有一圈凹槽的浅碗状物(本质上是由两个塑料碗铸合而成)构成，放置于床脚下。这种陷阱装置能让我们知道臭虫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出现在内碗壁上，说明它们来自床铺；如果是在外碗壁上，就可能来自屋外的其他地方。但当臭虫较少，或藏在床头板后面时，这种工具就可能无法检测到。

　　还有一种新型检测设备，则是利用臭虫寻找人类宿主的机制所做的一个陷阱。该设备既能发热，也能释放二氧化碳，还含有其他一些秘密成分，现在已经能在市场上买到。一种自制陷阱装置效果也不错：把一个猫用食盘倒置，装上缓慢升华的干冰，释放二氧化碳诱捕臭虫。不过，与前述“双碗陷阱”相比，这些方法有时无法臭虫刚入侵时就发现它们，从而错过清除臭虫的最佳时机。

　　目前，寻找一个小而分散的臭虫种群，最好的方法是让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来执行这一任务。虽然还不清楚狗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寻找臭虫，不过可能还是与某些化学信号有关，比如在2008年，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一些化学成分，是臭虫聚集的化学信号。除了觅食，臭虫的各种行为——交配、产卵、发育成熟等，都发生于臭虫的藏身之处，它们会使用粪便及自身散发的挥发性化合物，来标记这些地方。这些信号有助于同一群体的成员找到“回家”的路。聚集在一起，对每个臭虫个体可能都有好处，比如可使居住环境的湿度升高，更有利于生存。如果能模拟出那些聚集信号，我们就可以制造一种简单陷阱，看周围有没有臭虫存在。只要这样的装置不要太难看，显然对宾馆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任何宾馆都需要小心监测客房中是否存在臭虫。

　　杀灭臭虫

　　当然，检测臭虫仅仅是第一步，将其根除的难度要大得多。仔细检查之后，检查者通常直接将藏在褥垫或弹簧床垫中的臭虫就地杀灭。紧接着，他们会采用真空喷雾、蒸发、冷冻或喷洒某种快速起效的杀虫剂，将能看见的臭虫迅速杀死。他们还可能向墙壁缝隙喷撒杀虫剂或干燥剂，以杀灭爬经此处的臭虫，这种方法的效果可以持续数天、数周或数月。不过，那些最有效的杀虫剂，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专业人士，通常也要经过几道申请流程才能使用。这些杀虫剂只有特定工作人员才能拿到，并且在使用时，要严格遵循指导方针，以保护人体健康及周围环境。而非处方杀虫剂如果被滥用，会非常危险，并且经常效果不佳。不过，使用专业设备，把房间加热到50℃，维持4小时，是一种效果很好的方法，而且没有毒性。如果不使用加热和全建筑物熏蒸处理措施，要摆脱臭虫的困扰就需要巧妙地综合运用多种策略。

　　显然，我们发现臭虫后，需要新的清除方法。为达到此目的，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已在研究臭虫不同寻常的交配方式，以寻找可能的途径。臭虫的交配行为是残忍粗暴的。雄性臭虫使用如同军刀一样的阴茎刺破雌性腹部的外层(或称表皮)，这种交配方式被形象地称为“创伤性授精”。雌性臭虫已具备能够适应这种破坏性交配方式的身体结构，它们的腹部有一个称为外部储精器(ectospermalege)的V形凹槽，可成为雄性穿刺的通道，从而减小损伤程度。一旦进入雌性的体腔，精子及任何附着的病原体会遇到一层屏障——由松散的血细胞构成的、可能具有免疫功能的器官——中间储精器(mesospermalege)。精子必须穿过中间储精器，才能到达卵巢根部附近的储存区域。即使具备了上述适应性，我在实验室饲养的臭虫也逐渐变得以雄性为主，这是因为雌性臭虫还是无法承受由多次交配造成的损伤。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实验室臭虫最终会走向灭亡。

　　在现实世界中，臭虫却能够持续繁衍，很可能是因为雌性臭虫为逃避破坏性的交配行为而四处分散。为什么臭虫会走上这种代价巨大的进化道路，而在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昆虫中，雌性却进化出了开放性的生殖口，从而避免交配损伤？我和同事正在探索这种交配行为是否是臭虫的弱点之一。

　　瑞典阿尔纳普农业大学的理查德•伊格纳尔(Richard Ignell)及其同事，以及瑞典兰德大学的卡米拉•瑞恩(Camilla Ryne)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臭虫对创伤性交配还有一种很有趣的适应性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可能成为消灭臭虫的突破口。雄性臭虫在初次交配时，往往不能正确找到性对象，可能扑向其他成熟雄性、未成熟的雄性和雌性臭虫。对于后面3种臭虫，这样的性接触可能造成足以威胁生命的表皮损伤，因为它们没有成熟雌性所具有的适应破损的能力。研究者还发现，为了避免上述危险的求爱行为，未成熟的雌性及成熟雄性臭虫会释放出某种信息素，以告知突袭者，它们的行为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子。不难想象，如果我们能干扰臭虫的信息素，将取得怎样的效果。理论上，在臭虫藏匿点喷洒合成信息素，可抑制它们的交配行为，即使它们习惯了这种气味，也能使臭虫错误交配，使种群数量降低。

　　臭虫繁殖的另一特点也值得一提。和大多数以两性交配繁殖后代的动物一样，雄性臭虫有一对用于生成精子的睾丸，以及一根在交配时用于输送精子和体液至雌性体内的输精管；雌性臭虫则有可储存卵子的卵巢，以及运输卵子的输卵管。臭虫同时还具有一个含有共生细菌的器官，称为含菌体(mycetome)。日本国家先进工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深津武马(Takema Fukatsu)与合作者试图查明，使用抗生素，清除共生细菌，会对臭虫的生育能力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发现，无菌群体中的雌性臭虫生育率较低，而给雌性臭虫吸食的血液中加入维生素B，可恢复它们的生育能力。这表明，含菌体中的细菌能为臭虫提供相应的营养成分。

　　根据上述发现不难推测，给臭虫宿主使用抗生素，可以间接作用于臭虫的共生细菌，最终杀灭臭虫。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个针对性更强的实施方案。健康人使用广谱抗生素会产生很多问题。首先，肠道有益菌可能会被抑制，耐药菌就会在肠道内占据优势地位，而这些细菌中，有些可能是病原体，有些可能导致维生素缺乏症。臭虫含菌体中的细菌是我们的真正目标，因而我们需要设计出针对性极强、只作用于这些细菌的抗生素。

　　对于开发新的杀虫剂，前景并不明朗。最近几十年，人们过分依赖于一类名为拟除虫菊酯(pyrethroids)的化学物质来控制臭虫。如今，臭虫已进化出对拟除虫菊酯的耐药性，这并不让人意外，考虑到臭虫对DDT的耐药性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DDT和拟除虫菊酯有一种共同的作用模式，通常可导致交叉耐药性的出现——即针对某种化学物质出现的耐药性，可能导致对另一种化学物质的耐药性。我和同事在美国辛辛那提发现了一个臭虫种群，它们能抵抗10 000倍正常剂量的溴氰菊酯(deltamethrin，常用的拟除虫菊酯类物质)，这意味着，要想杀死这类臭虫，所需杀虫剂剂量是对付普通的、对拟除虫菊酯类物质敏感的臭虫的10000倍。我们惊讶地发现，耐药臭虫即便经过几乎由纯溴氰菊酯“铺就”的路径时，仍然能够存活一天，而对溴氰菊酯敏感臭虫，即便暴露于肉眼不可见的痕量溴氰菊酯中，也会迅速死去。对溴氰菊酯具有耐药性的臭虫同样抵抗DDT。

　　在辛辛那提发现的这些顽固臭虫并不是特例：我的研究小组在从全美采集的臭虫种群样本中发现，超过85%的种群都具有耐杀虫剂基因。我们和美国其他实验室才刚刚开始研究臭虫产生耐药性的机制。我在肯塔基大学的两位同事，朱芳(Fang Zhu)和沙巴•瑞迪•帕利(Subba Reddy Palli)，已经开始使用基因技术，使耐药臭虫的耐药性。他们发现，在耐药臭虫体内，有些酶可以消除杀虫剂的毒性作用，这些酶可能成为人类干预的作用目标。同样，我的研究小组也发现，一种广为人知的增强杀虫剂毒性的化学物质，可与那些酶的复合体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使耐药性为普通臭虫10 000倍的臭虫也对溴氰菊酯敏感。害虫控制行业已开始使用商品化的增效醚，以部分恢复臭虫对拟除虫菊酯的敏感性。不久后，研究者或许就可以快速确定任何臭虫的耐药模式，选择专门针对该种群的杀虫剂及增效剂将它们根除。

　　臭虫确实是个噩梦，尤其对于那些相对贫穷，承担不起杀虫费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受过良好训练的灭虫人员可以通过彻底检查，合理使用现有杀虫剂，并综合其他灭虫策略来控制臭虫肆虐，但他们的工作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成本高昂。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的防虫方法就采用一些常规措施，避免将臭虫带入家中。比如我从臭虫成灾的公寓里回到家中时，首先会将随身衣服放进干洗机，将强度开到最大，把衣服清洗干净。同样地，当我旅行归来后，为了避免把臭虫带进家里，我会将行李箱放在汽车内，让它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季周末，而不是直接将其带进家中，因为持续暴露于45℃的高温，能将手提箱内每一个角落的臭虫都杀死(想把臭虫冻死在汽车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虫子能在家用冰箱的低温环境中存活很长时间)。

　　如今，臭虫已不大可能像过去一样，迅速被控制下来，但通过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研究这些虫子独有的生理漏洞，科学家还是可以找到击败它们的方法。将臭虫视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难以启齿的“家丑”，这是今天就应该采取的措施。

　　本文作者：肯尼思•F•海恩斯是肯塔基大学的昆虫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昆虫的行为及交流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臭虫卷土重来，使他的学生能够致力于这些特殊昆虫的研究。

马兜铃是中药中常见的药材

　　巴尔干肾病是一种慢性间质性肾炎，能导致肾功能减退，居住在多瑙河流域附近的农村村民易患此病，具有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在内的明显的区域性。此外，巴尔干肾病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患者通常伴随有出现尿路肿瘤的情况。巴尔干肾病的成因一直困扰科学界多年，然而，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独特的疾病可能因当地居民长期暴露在马兜铃酸环境当中有关，并且当地也有食用马兜铃属植物种子的习惯。

　　在过去的50年里，科学家为找出巴尔干肾病的发病原因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一直未能取得显著成果。2011年，由萨格勒布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带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科学家进行协作，他们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巴尔干肾病地区环境因素之上，如各种重金属、真菌毒素、微量元素及有机化学成分等等，但研究成果也不具说服力。

　　不过科学家观察到，在巴尔干肾病发病地区，当地农民种植有大量马兜铃植物。因而，他们猜测，这种植物或许是致使当地居民患上巴尔干肾病的原因。

　　通过调查发现，实验结果支持科学家的设想，即巴尔干肾病患者患病原因在于他们长期暴露在马兜铃酸环境当中，并且还食用马兜铃属植物的种子。马兜铃酸在人体中有蓄积作用，中毒后可麻痹呼吸中枢，抑制中枢神经，而马兜铃的另一种成分—木蓝花碱可阻断神经节，降低血压，用量过大时会损害肾脏，导致中毒性肾病。

　　据悉，在很早的时候，马兜铃就已被当做中草药来使用。从中医药角度而言，马兜铃科草药多味辛、苦，苦能下气、燥湿，辛能发散、行气、活血。马兜铃科草药主要功能为袪风胜湿、活络止痛、行气活血等等。但现代研究表明，马兜铃属植物存在毒性，其可导致使用者患上肾衰竭及尿道肿瘤等恶性疾病，因而各国也纷纷颁布法令，禁止将马兜铃属植物当做药物来使用。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项新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的研究揭示了关于外星人进化的古怪展望，它们并不是生存于地球上，而是一种被称为“外星恐龙”的智慧生物。根据生命“胚种说”理论，数千万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恐龙或许也存在于其他星球上，而它们并没有受到小行星的撞击而灭亡，或者在全球性的火山喷发中消失。同时，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葛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在其新书《空间编年史》中详细揭露了小行星与恐龙之间的奥秘。 

生命“胚种说”意味着“智慧恐龙”可能出现在其他星球上

　　泰森通过对天体环境以及宇宙生命演化形式的研究认为处于另外一颗行星上的恐龙生物并没有在类似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中灭亡，这听起来有些像终极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也许它们仍然可以活到今天，并已经处于先进的进化状态，发展出它们的空间计划，以及拥有可缓解小行星撞击事件再次发生的先进技术和策略。不过，如果这一切发生了，可能对哺乳动物而言不是个好消息，这也意味着后者将不会有立足之地，刚刚进化出来的人类将与恐龙共处一片蓝天下。

　　根据现有生化研究，所有的糖类、氨基酸、DNA以及RNA都存在两种旋转方向，即左旋和右旋之分，可将其称为“手性”，在化学结构上，存在镜像对称但又不完全重合的分子称为手性分子。对生命而言，手性分子代表着一种特征，除了几个特殊的细菌外，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几乎都具有左旋的氨基酸，而右旋的生物分子对地球生命而言是个极大的对立面，因此地球上并不存在以右旋氨基酸为基础的生命形式。

　　一种理论认为地球上的生命之所以会大量出现，是因为一种被称为“胚种说”的神秘机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承载生命的宇宙物质“四处流窜”在宇宙空间中，比如彗星或者一些冰封的小行星，它们是生命的保护壳，直到遇到适合的行星环境后将其携带的“生命种子”播撒到这颗行星上，并演化出生命形式。如果地球上的生命的确是通过激活宇宙中广泛存在的“生命种子”，那么在另一个适宜环境的星球上也将有相同类型的生命进化方式。

　　这就是说，在“胚种说”的框架下，要么另外一颗行星上也生存着与我们一样的由左旋氨基酸构成的生物，要么是基于右旋生物分子的生命。根据研究人员推测：这种生命形式就可以用来解释“智慧恐龙”的出现，如果恐龙没有在小行星撞击事件中灭绝，而诸如人类这样的哺乳动物则很难有一个较好的生态立足点。

　　而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从我们星球上所发现的化石记录显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演化过程，生命在地球上出现的轨迹并不是呈“线性”式连续发展，恐龙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必然事件。地球上的生命存在历史很大程度上受到偶然性因素的极大影响。换句话说，没有理由认为恐龙是生命进化的必然结果，只能说地球上发生的偶然因素才使得恐龙这种生物的诞生，它们并不是代表生命存在的唯一例子，演化出生命的星球不一定要经历“恐龙阶段”，可以自由地、随机地进入下一步进化阶段。

对话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同性恋研究，忆王小波先生，谈奇书《太后与我》——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以性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同性恋研究蜚声海内外。她，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已故中国当代文学家王小波先生的妻子。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15周年祭。

与此同时，近日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奇书风行大江南北。这本书由已去世69年的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撰写，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详尽叙述了作者晚清时寓居北京期间与慈禧之间的性爱关系。作者本人是个著名的男同性恋者，书中大量同性性行为、虐恋、以及同性恋男妓等的描写，也颇具性学价值。

基于以上双重理由，4月9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银河。

关于《太后与我》——

性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

记者：你认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据你所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史实证据？

李银河：这方面的历史我还真不熟悉。这样说，只是情理之中的一种猜测。你想想，太后这样一个君临天下的人，连当时的皇上在她面前都哆哆嗦嗦的。如果她有这方面的需要，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记者：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你在书评中说，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性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曝其丑，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又何苦来呢。

有两个问题，一是作者书中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相反，一方面他享受与太后的性爱。另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和爱戴太后，视其为伟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出，作者不但不屈辱，反而以此为荣呢？

李银河：太后与作者的身份差很多，得到太后垂青，看起来好像是他被宠幸。但不要忘了，巴恪思本人是一个男同性恋。从一般的性心理上讲，他喜欢的只是男人。与太后的交往，只是他在为别人服务，享受不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乐趣。每次与太后发生性关系，他都是靠吃药来进行的。我所说的屈辱，主要是这个意思。

记者：另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巴恪思本人具有超强的想像力，记忆力和联想能力，他有没有可能把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以及他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加在他与太后关系的描写中？况且作者在这方面已有前科，他的另一部作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所谓的《景善日记》，已被证明是伪造的。

李银河：《太后与我》完全有可能就是一部小说。

记者：你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不是记录真实历史，而只不过是虚构的作品，但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

如果作者是把大量的东西方的东西交汇而成，有的还是凭空想像的，那么除了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外，本书的史料价值乃至性学价值是不是就大打折扣呢？

李银河：如果它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它的史学价值基本为零。但它的性学价值，还是比较大的。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这至少能证明，当时同性恋不是非法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非法过。不像西方，有的国家历史上曾判处同性恋者死刑。英国作家、同性恋者王尔德还被判入狱。

《太后与我》特别有性学价值的是有一章专门写兽交，其中涉及多种动物，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兽交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性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原欲”，宣泄出去就好，无论对象。很多皇帝有男宠，但并不是说皇帝就是男同性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福柯的一个说法，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

百年泰坦尼克号

　　一百多年前，竞争日趋激烈的远洋轮船业在船舶的设计、规模和速度上都有着很大的进步。作为业界领头人之一，白星航运公司决定把精力集中在规模和豪华程度上，而不仅仅是速度。

　　1907年，白星航运的运营主管布鲁斯·伊斯梅与哈兰德·沃尔夫制船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皮埃尔爵士计划建造3 艘豪华轮船，以此为业界设立一套关于舒适、豪华和安全方面的新标准。前两艘被分别命名为“奥林匹克”和“泰坦尼克”，伊斯梅选择“泰坦尼克”作为轮船的名字是为了表示它的无比巨大和无穷力量。泰坦尼克号全长约269.06米，宽28.19米，吃水线到甲板的高度为18.4米，注册吨位46328吨(净重21831吨)，排水量达到了规模空前的66000吨。

　　1909年3月31日，泰坦尼克号开始建造于北爱尔兰的最大城市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船体于1911年5月31日下水。全部工程于次年的3月31日完成。

　　“永不沉没”

　　泰坦尼克号的内部设施是当时最豪华先进的：每个房间配备电灯和取暖设备，层次间的直达电梯，一个游泳池，一个土尔其浴室，健身房，大厅以及可以同最高档酒店客房相媲美的头等舱。为适应来自不同地区乘客的口味，泰坦尼克号还为他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餐厅和咖啡厅。除此之外，它还有由一流音乐家组成的两个(通常是一个)乐团，其中有很多是从其他航船中跳槽而来。在泰坦尼克号上有两个图书馆，分别为头等舱和二等舱服务。连三等舱的舱房都比某些小轮船头等舱的舱房豪华，舱内的一些设施对于泰坦尼克号的移民乘客更是闻所未闻。

　　在当时，泰坦尼克号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除了奢华就是其卓越的安全性。两层船底，由带自动水密门的15道水密隔墙分为16个水密隔舱，跨越全船。16个水密( 不进水的) 隔舱防止它沉没。其中任意两个隔舱灌满了水，它仍然能够行驶，甚至四个隔舱灌满了水，也可以保持漂浮状态。它有着一英寸钢板构成的双层船壁，一整套由16个防水舱构成的系统，该系统由多扇巨门隔离，并可以随时通过一个电钮或是水传感器触发。当时的人们再也设想不出有什么更糟糕的情况能击垮这样的安全设置，所以《造船专家》(The Shipbuilder)杂志认为其“根本不可能沉没”。

　　在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过程中，白星航运公司常务董事布鲁斯·伊斯梅(Bruce Ismay)为设4月14日晚上，无线电操作员菲利普斯正忙着为一位饶舌的乘客发报到纽芬兰雷斯角的时候，他收到了当晚的第六次冰山警告。但由于没有意识到泰坦尼克号与警告地点有多近，他只是把报文随手放在了肘边的镇纸下。而史密斯船长或是船桥附近的其他船员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张报文了。

　　11点40分， 望台上的一位观测员发现一座冰山就在泰坦尼克不远的前方，他立刻把情况通知了舰桥，大副穆道克下令左满舵并通知引擎室全力倒车。然而，泰坦尼克号实在太巨大，航行的速度又太快，而冰山已经近在咫尺，泰坦尼克号只是微微地改变了方向，却没有改变相撞的厄运。37秒钟后，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发生了。在那一夜的英勇、恐慌和悲剧中，705人获救，1502人罹难，而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也由此诞生。

　　冰冷数据

　　在此后的百年中，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从未被人们遗忘。各种充满感染力的故事一直在银幕上演。到今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失事整100年。一个世纪以来，讲述这艘巨型游轮故事的书籍层出不穷，对这艘最著名的沉船，后人有着无尽的叙述热情与多样的解读视角。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我们看到一幅幅充满人性，感人至深的温暖画面：白发苍苍的老船长庄严宣布让妇女儿童首先离船，并平静地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一位仁慈而勇敢的牧师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动情呼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父亲深情地亲吻小女儿之后将她送上救生艇，星光下绝别亲人的他泪流满面；一对贵族老夫妇在死神来临时紧紧相拥含笑而眠，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动人的场景很多只是后人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或是出于善意的艺术创造，以及对死亡本身的艺术化稀释。历史的真实远远没有那么感人，相反却令人感慨叹息，心生寒意。

　　根据保留下来的乘客记录和一些学者计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最低票价30英镑，最高为870英镑) 有乘客319人，200人幸存下来，幸存率为63% ；二等舱( 最低票价12英镑)有乘客269人，117人幸存下来，幸存率为43% ；三等舱( 最低票价3英镑) 有乘客699人，172人幸存下来，幸存率为25%。

　　三类舱位的幸存率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有两个原因。其一，泰坦尼克号和别的客轮一样，将存放救生艇的区域安排在了头等舱和二等舱附近，以降低富人和中产阶级乘客对航海风险的担心——当时所有的轮船都是这样设计的；其二，下水逃生的安排也保持了这个相同的逻辑，即头等舱、二等舱优先，而不是后来盛传的“妇女儿童优先”。就儿童而言，一、二等舱共有儿童32人，只有1人死亡；三等舱的儿童有75人，死亡55人。毋庸讳言，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成了生命的筹码。一、二等舱乘客中的遇难者有很多要么是盲目相信泰坦尼克号是“不沉之船”，要么是在等待家人时错过了逃生的机会，而幸存下来的三等舱乘客，大多数是在跳入水中之后才搭上救生艇。

　　“作为泰坦尼克号所在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在轮船失事的时候怯懦地躲上了救生船。”在最新出版的《如何拯救泰坦尼克》一书中，作者弗朗西斯·威尔逊这样概括J. 布鲁斯·伊斯梅一直以来身负的恶名。

　　1912年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这艘船的所有者，白星航运的运营主管布鲁斯·伊斯梅，在帮助妇女和小孩们登上救生船后，自己也跳进了位于右舷的倒数第三只救生船。这使他随后成为了“世上最受争议的人”。

　　关于伊斯梅是如何从泰坦尼克号上逃脱的，流传着很多个版本。一些目击者认为他趁第一艘救生艇即将下水时偷偷溜了进去；一些则认为他从人群中挤到艇前，并以开枪相威胁，最终搭上了救生艇的末班车而离开。而伊斯梅自己则称，他坐上救生艇的时候，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他对于那上面还有1500人完全不知情。

　　逃亡法则

　　弗朗西斯·威尔逊通过对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中的幸存者所进行的详细调查，得出了几条获救准则。

　　首先，你得是个女人。因为在海上，面对生死的时候，妇女与儿童永远享受优先权。幸存的705 人中，有140人为一等舱的女性，80人为二等舱的女性，76人为三等舱的女性。23名女性船员中，有20人幸存。

　　其次，你要是个儿童，船上共有109个儿童，52人遇难。遇难的均来自三等舱。

　　第三，如果你不是女人，那就乔装成女人吧。爱德华·雷恩是一位三等舱乘客，他在跨进救生舱前，拿块毛巾在头上裹了一圈。丹尼尔·巴克利躲在舱里，为了不让人发觉，一位女士在他身上盖了块披肩。

　　第四，当个逃票的乘客。逃票的人有很大的存活几率，因为他们本身就呆在救生艇里。伊斯梅坐的那艘救生艇里就有四个逃票的中国人，他们从开船后就一直躲在那里。

　　第五，当个划救生艇的。很显然，救生艇需要有人来划桨。假如船员不够用，那么船上的男旅客就会担当起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出行要坐头等舱，除了个别自愿和丈夫一起留在甲板上的女士们，所有乘坐头等舱的女人都幸存了下来。人们起初并没有注意到，除了女人，那些头等舱的56位男乘客也通通坐进了救生艇。

　　还有就是，你要当个美国人。“当个英国人吧，伙计们，当个英国人。”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对船上熙熙攘攘的国际旅客说。最近的研究表明，英国人固然有“女士优先”和“耐心排队不推挤”的优良传统，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甲板上的英国男人和美国男人相比，后者有8.5%的存活率，而前者还不到7%。

　　威尔逊认为，在所有这些逃亡法则中，只有最后一条才是最天经地义的逃命方式，那就是随船一同消沉。如果你运气足够好，能像二副莱托勒那样，被救生艇在冰冷的海水中再次救起，那么你就赢了，没有人会谴责你的贪生怕死或者毫无绅士风度。

　　获救的伊斯梅被认为是个懦弱的罪犯，后来还接受了纽约法院的审判。人们发现，偌大的泰坦尼克号上只装备了16 艘救生艇正是他的主意。而这艘巨轮上的吊柱本来完全可以承重三倍数量的救生艇。

　　不过，当时所有船的救生艇数量都远远低于需要的数量，救生艇的目的不是用来装下全体乘客的，它们只是用来从一艘下沉的船上转移乘客到另一艘救援船上。在那时，国际通用的海事安全规则是，客船上的救生艇搭载人数是船上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永久性地改变了这种救生策略。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新制定的海上安全法规对救生艇的要求很简单：必须能容纳下船上的所有人员。各大海运公司都迅速按照新要求来进行改造工作。

　　劫后余生

　　这场惨绝人寰的沉船事故，对于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来说，是一生中难以去除的心灵阴霾。许多泰坦尼克号幸存者，都出现了在当下被称为“PTSD”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多人都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其中一些人甚至此后终身都未曾离开过精神病院。

　　布鲁斯·伊斯梅是白星的负责人，也是他的原因，减少了船上救生艇的数量，导致1500名乘客因此葬身海底。而他自己对“妇女儿童优先”的海上准则毫不介意，逃进了一艘救生艇，从沉船事故中逃生。在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当其他获救者在地板上或者桌面上休息的时候，他则在一间单独的船舱内，黯然神伤，浑身颤抖。在这之后，他的夫人在他面前再也不能提到有关“泰坦尼克”的字眼，他变得郁郁寡欢，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有人曾看见他租了一整节车厢去旅行，也有人看到他在公园的长椅上与那些流浪汉聊天。

　　和伊斯梅不一样，17岁的杰克·赛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在他的帮助下，许多人顺利地逃上了救生艇。而他自己则拒绝登艇，以把机会让给妇孺们。

　　当泰坦尼克号下沉的时候，杰克纵身跃入了冰冷的海水之中。当时的水温不足2 摄氏度，很多人最后都不是溺水而亡，反倒是被海水生生冻死的。

　　杰克幸运地攀上了一艘折返而回的救生艇。在岸上，他如英雄般被人们称颂。可那之后，他并未能成功逃脱厄运的诅咒。他的父亲在沉船事故中死去，而她的母亲则在沉船周年纪念日当天离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克的儿子牺牲，而他自己则在极度抑郁中用刀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成为泰坦尼克幸存者中又一个自杀的人。

　　也有一些幸存者，在获救的那一刻，自己的一生就被毁了。比如卡西莫·达夫爵士和他的妻子露西尔，发明“奇克”一词的时尚设计师。当时，他们乘坐的65座救生艇上面，仅仅只搭乘了12个人。虽然达夫救了自己和爱妻，但是他也同样遭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人们发现，他为了尽早逃生远离沉船，付给每个划艇的船员5英镑。

　　卡西莫爵士的懦弱让他在获救后的第一天就得到了报应。他的妻子露西尔在纽约庆祝他们重生的晚宴上，狠狠训斥了这个懦夫，随后与他一刀两断。在离开卡西莫之后，毫不知耻的露西尔自己的时尚生意反倒是蒸蒸日上，直到她因为盲目投资而失败破产。

　　贫富与阶级的差距非但体现在船舱的等级、获救的几率上，即使在身后事的处理上，也显得是如此不公。在泰坦尼克号出事之后，白星公司曾经迅速派出其他船只搜寻遇难者遗体，但是他们仅仅带回了那些一等舱乘客的遗体，其他人则均被就地海葬。

　　当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被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口袋里还揣着价值2500美元的钞票、金表、袖扣以及钻戒，现在差不多价值5.7万美元。

　　在临死的时候，这个年仅48岁的百万富翁，表现出了十足的英雄姿态，拒绝登上救生艇逃生，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其他人。可是，他的死却造成了他妻子一生的痛苦。因为在他的遗嘱上曾经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他妻子玛德琳娜在他死后改嫁他人，则她将不会继承到他的任何遗产。可是约翰·雅各布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死了，留下当时19岁怀有身孕的玛德琳娜一个人。后来，玛德琳娜还是改嫁了，但是第二次的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第三次婚姻中，她又成了家暴的受害者，成为一名意大利拳击手的家用沙包。在1940年孤独死去之前，她曾经对人们说，“泰坦尼克之殇已经深入我的骨髓。”她最终自杀离世。

　　2009年5月31日，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米尔维娜·迪安在英国汉普郡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97岁。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海难发生时，米尔维娜只有两个月大，是船上年龄最小的乘客。当时，她正在随同父母移民美国的堪萨斯。

　　泰坦尼克撞击冰山后，她被装在一条麻袋里随同母亲和哥哥获救，父亲却和其他1500 多名乘客一同遇难。2008年10月，由于支付不起养老院的费用，米尔维娜被迫拍卖一些珍贵的沉船纪念品。其中包括一个装满旧衣物的箱子以及一些“泰坦尼克号”的罕见照片。曾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扮演男女主角的著名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在得知消息后慷慨捐助，帮助米尔维娜安度晚年。

　　虽然对那次航程没有任何记忆，但是米尔维娜一直坚持认为，“泰坦尼克”的命运决定了她的一生。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米尔维娜曾经许愿说，“我非常期待能活到4年后——2012年泰坦尼克号悲剧100周年纪念日，到那时我也将满100岁。因为我的名字已经成为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据国外媒体报道，刊登在国际著名动物学期刊《Zootaxa》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提到在厄瓜多尔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其被称为“装甲鲶鱼”。位于芝加哥知名的德保罗大学科学家温莎阿吉雷（Windsor Aguirre）发现了五个古怪的鱼类标本，这些鱼是在2008年在圣塔罗莎（Santa Rosa）河流域考察中所收集的，随后这批古怪的鱼类样本被送往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进行鉴别。

新发现的鲶鱼图像 

 新品种鲶鱼或依靠食用藻类为生

　　根据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奥本大学的生物学博士生米尔顿·谭（Milton Tan）介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古怪的鱼类时，并不显得非常惊讶，因为鲶鱼家族每年都会增加新的成员。”本张照片的拍摄者便是米尔顿·谭。与此相反，令米尔顿·谭以及其他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是这条鱼具有2.8英寸的长度，大约为7厘米，而且在其头部的两侧缺失的结构显然不同于鲶鱼家族中的其他亲戚成员。

　　米尔顿·谭认为由于其缺少了与大多数鲶鱼类似的结构，这暗示了该物种可能是一个“缺失的环节”，其介于其他的瘤甲鲶属（Cordylancistrus）与骨甲鲶科布兰尼克氏毛口鲶(Chaetostoma)之间，后者拥有一个没有坚硬部位的大口鼻。这样的种类划分依据使得这两个种类之间应该还有一个新的物种，因此这条鱼也被认为是不寻常的鲶鱼。有些时候，对新发现的鱼类命名可将其所在的河流作为它的新名字，这一点对于厄瓜多尔河流中发现的鱼类显得尤为有利，尤为这里的鱼类并不是特别多样化，此外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条鱼被唯一被发现的地点。

　　科学家们对新发现的鲶鱼习性了解得并不多，它们一般生活在厄瓜多尔西南部的小型河流中，并且河流中还需布有岩石堆块。但对于其食物来源，科学家从它的亲戚生活习性上入手，认为该鲶鱼有一个被称为大吸盘的嘴，以及像毛刷状的牙齿，通过这些器官的运动，可以使这种鲶鱼从河流中岩石上刮下藻类食用。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3月22日的国际著名动物学期刊《Zootaxa》上。

　　由于科学家手上仅有几个该鲶鱼的标本，没有人知道这种新发现的鲶鱼有多么地罕见，但从整体上看，可以认为我们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失去生物的多样性。比如，在这片区域里就存在着小规模的黄金矿产的开采，而此类行为会对野生动物产生何种影响也不得而知。在南美洲和其他地方，仍然有我们未曾发现的新物种，但很可能在我们发现之前它们便从地球上消失了。因此，在生物多样性永久性丧失前，对河流中存在的物种进行探索就显得非常重要。

 

巴西里约热内卢，伊沃·皮坦盖伊教授正在实施面部拉皮手术。过去40年时间里，皮坦盖伊每月都为巴西的穷人免费做整容手术。

美国洛杉矶心理学家沙琳·卡瑟。

整形外科医生格兰特·哈姆雷特和准备接受黄金六块肌抽脂整形术的39岁男子马特。

　　外表能够对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人快乐指数比丑陋的人高出10%。除了影响心理外，外在条件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职场命运。研究发现外表俊美和高个儿的人收入更高，同时更有可能通过面试和进入管理层。此外，外表也能够影响选举结果。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过去一个世纪里个子较高的候选人胜出的比例高达五分之四。

　　整容可提高快乐感

　　什么事情能够让你更快乐，中彩票还是失去胳膊和大腿？答案显然是中彩票。但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短期内，中彩票的人无疑非常快乐，而截肢患者则悲伤得想自杀，但在一年后，中彩票的人的痛苦指数便提高到与中奖前相同的水平，而截肢患者的快乐指数则恢复到身体完好时的程度。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过得快乐，如果中彩票这样的美事都无法让我们长期保持快乐状态，我们还能做什么让自己快乐呢？对于某些人来说，答案可能是整容手术。

　　在斐济，对身体不满意的女性自1995年当地首次出现电视以来从10%增加到30%，十分之一的女性通过强迫自己呕吐的方式减肥。在发达国家，有超过一半的男性和女性不满意自己的体重，未来20年将有250万美国人死于过度节食引发的进食障碍。研究发现看到外表漂亮的女性会让其他女性因自己样貌不佳备受挫折，男性也会对妻子的外貌感到失望。

　　一系列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接受整容手术之后不仅对整容效果非常满意，同时也能在多年内保持更快乐的心情。这可能因为外表漂亮的人本身快乐指数较高。2011年对2.5万北美人和欧洲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人快乐程度比丑陋的人高出10%。不过，美丽的外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对于患有身体畸形恐惧症的人来说，整容手术总是无法令他们满意，进而一次又一次躺到手术台上。4项独立研究发现，采用植入硅胶假体进行隆胸的女性自杀率远高于其他女性。

　　目前，全球接受整容手术的人数正呈不断增长趋势。2010年，接受整容手术的人数超过1700万，是15年前的5倍，手术总费用高达300到400亿美元。随着人造美人的增多，社会的审美观也可能随之发生改变。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美丽标准存在很大差异，但都无一例外地通过改造身体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举例来说，埃塞俄比亚苏里族的女性会在下嘴唇里塞入一个巨大的粘土盘，毛利塔尼亚的妇女则强迫自己增肥。

　　美国每年接受整容手术的人多达300万，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女性的比例占成90%。洛杉矶（经常被称之为“全球整容手术之都”）心理学家沙琳·卡瑟表示：“上世纪60年代，瑞士人的金发碧眼被视为美丽的标准。可惜，我有四分之一东方人血统，眼睛也和东方人一样。我哭着求妈妈，希望她拿钱出来让我做整容手术。当时，父母没有太多钱，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不幸的是，外科医生在做拉皮时切断了一根神经，导致我的左脸没有知觉。我在长达一年里闭不上眼睛，非常痛苦。晚上睡觉时只能用又厚又湿的东西遮住眼睛。3年后，神经重新长出来，但我的左眼仍不能正常眨眼。我对自己的容貌非常失望，当时最想做的就是闭上眼睛。”

　　卡瑟说：“在洛杉矶，你可以通过整容手术让自己变漂亮。不过，一些人走了极端，永远对整容效果不满意。我认为人们必须学会接受自己。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会对我的患者说，接受自己能够改变大脑的生物化学特征，提高5-羟色胺数量，焦虑则会产生消极影响。我结过5次婚，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过去的我总是不满现状，一直觉得婚姻必须完美，现在的我懂得接受。如果生活给你的是一个柠檬，你最好学习如何做柠檬水。这就像打扑克一样，你无法改变自己手中的牌，但可以尽量把牌打好。我一直没孩子，有时候也非常渴望，但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有些事情是你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