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春暖花开时节,坐落在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清华园里,一幢幢庄重典雅的老校舍诉说着历史,一座座富有创意的新校舍闪动着希望,赶回母校的年长校友、正在就读的年轻学子用一阵阵欢声笑语把校庆气氛烘托得格外浓郁……
  
4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到来,使清华人倍感亲切和振奋,为百年清华朝着更高目标迈进增添了强大动力。
总书记来到校史馆参观,对清华大学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清华大学未来的发展提出殷切希望
为庆祝建校百年,新落成的清华大学校史馆精心布置了校史展和科研成就展。胡锦涛一到学校,就前往校史馆参观。
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是一所蜚声中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建校百年来,清华大学始终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奋进,形成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特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为推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锦涛走进展厅,一边观看展览,一边听取介绍。那记录着建校初期历史的档案,定格着清华师生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图片,再现着学子们在密云水库建设工地上边劳动边学习情景的视频,荟萃着550多位两院院士和人文大师的名家廊,代表着学校最新科研成果的空间微系统和纳型卫星、有机发光显示技术产品、战国竹简“清华简”整理报告……深深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他为清华大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和取得的辉煌业绩感到由衷的欣慰。胡锦涛希望清华大学以建校百年为新的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书育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造就更多优秀人才、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不断谱写清华大学新的辉煌篇章。
在校史馆,胡锦涛亲切会见了杨振宁等知名教授。杨振宁教授结合亲身感受谈到,现在国内科研环境明显有了改善,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胡锦涛听了以后表示,我们还要进一步为包括海外归国人员在内的各方面人才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得知杨振宁年近九旬还在带研究生并给本科生讲课,总书记连声称道,并请他注意保重身体。姚期智教授获得过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高奖图灵奖,胡锦涛向他询问对推动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些什么建议。王大中教授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我国著名核能专家,总书记同他讨论起发展核电需要注意的问题。环境学院钱易教授谈了对开展绿色教育的看法,胡锦涛对她的见解表示赞同。胡锦涛对教授们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献身科学事业、攀登科学高峰,取得了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重大成就,为祖国赢得了无尚荣光。总书记希望各位知名教授多多提携优秀年轻人才,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些即将到边远地区和国防建设一线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也在校史馆参观,见到总书记,大家兴奋地围拢过来,争相汇报自己到基层工作的志向和打算。胡锦涛对他们的选择表示赞许,他语重心长地说,在学校主要是学习理论知识,但要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还必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向实践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衷心希望同学们在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在服务祖国和人民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总书记大声对毕业生们说:“有志者事竟成,祝你们成功!”大家激动地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教导,用出色的工作成绩回报党中央的关怀和厚爱。
总书记走进实验室视察,深入了解清华大学前沿科研情况,亲切勉励科研人员奋力攻坚克难
清华大学科研实力雄厚,许多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胡锦涛一直关注学校的科研进展情况,这次专门到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和结构生物学中心实地察看。
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承担着研发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重大任务。在这个中心,胡锦涛饶有兴致地听介绍、看演示,详细询问两代互联网衔接、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安全性能等情况。总书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下一代互联网具有比这一代互联网更大、更快、更安全的特点。国家把研发下一代互联网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来牵头,你们责任重大。他希望科研人员把自主创新与借鉴国外结合起来,奋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为我国互联网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结构生物学中心主要开展与重大疾病机理相关的蛋白质结构及药物发现研究,成立短短3年已获得多项国际领先成果。在中心的实验室,一些科研人员正在做蛋白质纯化和基因克隆实验。胡锦涛仔细观看实验,了解实验成果的应用前景,还问起年轻学者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情况。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看了你们这个中心,有两点印象尤为深刻。一是生命科学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学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关系重大。二是领军人才在学科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他鼓励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努力使我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走到世界前列。
总书记回到水利系看望,与当年的老同学深情忆旧,向在读的大学生真情寄语
清华大学水利系正式设立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为我国水利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40多年前,胡锦涛曾在这个系学习、工作过9个年头。这次来到清华大学,总书记特意回水利系看望师生和校友。
走进熟悉的旧水利馆,胡锦涛感到十分亲切。他走到正在做教学实验的学生身边,一起观察水流运动现象,还登上平台,观看学生做水电站水力学模型实验。总书记对水利系学生说,过去我们常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现在水利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农业领域,还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央对水利事业一直高度重视,今年专门就新形势下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发了1号文件。你们将来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他希望同学们珍惜宝贵光阴,掌握过硬本领,毕业以后成为推动我国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力军。
新水利馆的大厅里,胡锦涛与一些老同学欢聚在一起,大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胡锦涛动情地对老同学们说:“回想当年,我们在清华园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度过了难忘时光,结下了深厚情谊。40多年来,各位老同学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
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的喜讯传遍了整个校园。兴奋不已的学生将大礼堂前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纷纷向总书记问好。胡锦涛走到学生们中间,亲切地同大家握手,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
临别时,胡锦涛站在清华大学标志性的老校门前,一次次挥手,向师生们致意。美丽的清华园再一次沸腾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一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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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给人类带来强烈震撼

  3月11日,9级大地震袭击日本,震撼世界。日本抗震技术世界第一,但在自然的咆哮面前,先进的技术,依然没能挽救至少1.3万国民的生命。在大多数人看来,地震并非人力所能影响或控制,但是,最近的报告却显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也可能加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这对因利益之争而进展艰难的联合国气候谈判,能否敲响警钟?

  气候谈判的新“黑色注解”

  如果说地震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可能很多人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最近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气候变化可能引起板块运动,进而增大产生地震的可能性。

  这一研究报告13日经媒体披露,三国科学家称,长期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地球板块运动,从而刺激地震的发生。媒体称,这是科学研究第一次将气候变化与地壳运动相联系。之前科学界公认的模式是,地震引发的地壳运动会对气候变化带来影响。

  三国科学家认为,地壳活动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人类长期持续的气候活动也可能诱发地壳变动,带来能给人类以重创的大地震。

  三国科学家主要是以印度洋季风对印度洋板块的影响为例,来解释地震和气候变化的关系。根据他们制作电脑模型分析的结果,印度洋季风在1000多万年的时间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地壳印度洋板块的活动。季风使得该板块活动加速大约20%,每年多移动约1厘米左右的距离。

  但科学家们也强调,虽然板块运动可能会导致地震出现,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非突发性的事件。目前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地震的发生,还没有得到相关证据的证实。

  尽管如此,这一研究报告依然引发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它也给目前进展并不乐观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增添了又一个“黑色的注解”。

  成果寥寥的“曼谷长谈”

  就在澳法德三国科学家有关“气候变化与地震关系”研究报告出台的同月,4月3日至4月8日,联合国也再次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气候变化会议,但结果并不令人乐观。

  “失败的曼谷会议”

  这是4年来在曼谷举行的第三次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这次会议需要将去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细化,同时为今年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新一届气候变化大会提供议题。

  坎昆气候大会通过两份决议,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减排决心,要求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决议还决定成立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此次大会只是就这些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具体如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磋商。这也是作为气候大会“附属会议”的曼谷气候会议的主要目标。

  曼谷气候变化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二:一是有关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的议程重置;二是对《京都议定书》是否延长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马拉松般开了6天的会议后,与会各国代表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合作协议。

  “与其说这次会议失败,倒不如说看好这次会议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多。”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联合国方面也承认,此次会议“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讨论《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各国减排目标,但会议没有就此问题进行有效安排。”

  争论的依旧是责任

  作为国际社会最重要减排协议的《京都议定书》即将在2012年底失效。围绕该议定书是否该继续的问题,也成了曼谷气候会议的焦点。实际上,这也是此前所有气候会议的焦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占据了曼谷会议的大部分议程。

  发达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的减排规定严格,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却没有那么严格,所以需要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修改,反对原封不动地延长《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条款。不少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京都议定书》经过全球讨论,且被实践证明有效,因此应该继续在2013年之后延长。

  对于目前的僵局,联合国方面忧心忡忡,“如果《京都议定书》失效,又没有达成新的全球协议,那国际减排领域有可能出现真空。”

  现实利益与未来危机,孰重

  人类过多地排放温室气体,将引发人类自身的危机。这在数十年前,便已成为共识。为此,各种国际会议在最近几年也十分频繁。

  “协商多,协议少”

  从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至今,国际社会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全会”,今年年底在南非德班则将举行第三次气候变化大会。

  在三次气候大会期间,通常都会有3-4次小规模的附属会议,曼谷会议正是如此。因为涉及具体的减排内容谈判,这些小会议,实际上比“全会“更为激烈,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舌战场”。

  对于气候变化,不能说各国政府不予重视,数年来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多轮会谈。但关注多,分歧也多,大大小小的会议,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并不多,大部分的会谈都以“共识”、“声明”等形式结束。结束之后又开始下一轮讨论,主题几乎相似,长期的马拉松式讨论令国际媒体也疲惫不堪。

  英国媒体认为,国际气候谈判之所以陷入“协商多,协议少”的困境,最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

  两者核心的争议之一,是《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认为,与制定《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相比,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很大变化,发达国家已经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力量,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因此在减排方面,就不能按照15年前的模式。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负有“历史责任”,因此应该更多履行减排任务,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谈减排,更是谈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强调“现实”还是强调“历史”,核心就在于减排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气候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利益的谈判。此外,对“看得见的发展利益”与“看不见的未来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疑“颇费思量”。

  面对气候谈判背后的利益诉求冲突,有观察人士预言,国际气候谈判今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上月震撼世界的日本大地震,以及科学界“地震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能否给“执着”于现实利益的各国真正敲响警钟,从而推动德班气候大会取得实质性成果?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张乐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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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记者会现场 记者会现场

  2011年4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以下是记者会实录:

  洪磊首先发布消息:

  应外交部长杨洁篪邀请,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将于4月17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应外交部长杨洁篪邀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尔迪将于4月19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中马建交37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2004年两国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以来,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成果显著,马已连续三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执法安全、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化。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协调与配合。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愿与马方一道,继续推动两国战略性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005年中国与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保持良好沟通与配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与印尼的关系,愿同印尼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向深入,为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问:据报道,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近日照会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质疑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有关主张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及相关权利和管辖权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对于你提到的菲律宾方面致联合国照会所述内容,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问:美国国防部官员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方将继续履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责任,对台提供自卫手段。他还称,美方希中方在拉美的活动开放透明,支持良政、法治及人权,维护地区安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谨慎、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国和拉美各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拉关系,致力于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挖掘经济互补性,积极推动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造福双方人民;文化上交流互鉴。中拉军事交流与合作完全透明,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问: 据报道,日本首相特使、内阁特别顾问笹森清近日访华并转交了菅直人首相的亲笔信。请证实并介绍有关情况。

  答:4月11日,国务委员戴秉国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内阁特别顾问笹森清,笹森清向戴秉国国务委员转交了菅直人首相致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菅直人首相在信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日本遭受特大地震和海啸灾害后给予的支持和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愿进一步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方一贯重视中日关系,愿同日方一道,共同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也衷心希望日本灾区人民早日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问:第一,阿盟决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加沙地区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当地平民,中方对此持何立场?第二,昨天胡锦涛主席与南非总统祖马会见时表示,中方愿与南非保持沟通和协调,推动利比亚局势尽快恢复和平稳定。你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下中方将采取哪些具体举措?是否会向利派遣维和部队或对卡扎菲政权施加更大压力?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中方对近来加沙紧张局势升级深表忧虑。我们一贯主张巴以对话,反对对抗,尤其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径。希望有关方面切实遵守日前达成的停火承诺,推动事态尽快恢复平静,为早日重启和谈创造条件。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方对利比亚持续动荡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感到忧虑。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停火,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方支持包括非盟在内的有关各方为缓解利比亚紧张局势所作的政治努力,愿同各方就利比亚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推动利比亚局势尽快恢复稳定。

  问: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近日称,伊朗准备重启与六国谈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与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们希望看到六国与伊朗早日举行新一轮对话,通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进互信。我们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

  问:据了解,印度总理辛格昨天和胡锦涛主席会谈后,印中双方同意重启军事交流。两军交流因中方拒绝向印控克区军官颁发签证而于去年7月中止。此次重启是否意味着中方改变了向印控克区居民发放另纸签证的政策?

  答: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方致力于发展两军关系。中方一贯重视中印军事交流,相信双方能够着眼两国关系大局,本着友好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我在上次记者会上已经回答了。关于两国人员交往中的问题,中印双方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妥善予以解决。

  问: 据报道,中方正考虑为解决西班牙主权债务危机提供一揽子援助,能否证实并介绍一下有关方案?

  答: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近日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会见了萨帕特罗首相。温家宝总理指出,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等优势,有能力克服某些成员国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政府重申,愿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参与支持西班牙储蓄银行重组基金。中国是欧洲金融市场负责任的长期投资者,支持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救助措施,相信欧洲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问:中方如何评价昨天在多哈举行的利比亚联络小组会议?

  答:中方一贯主张,利比亚的未来应由利人民自主决定,有关各方的努力都应有助于缓解利当前的紧张局势。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致力于以政治手段解决利危机。

(编辑:S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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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4月12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了深入友好、内容广泛、富有成果的会谈,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胡锦涛说,1993年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巴关系进入全面快速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对话合作机制日臻完善,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有关重大合作项目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保持良好协调和配合。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

罗塞夫表示,巴方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巴中战略伙伴关系意义重大,同中国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是巴西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巴中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并取得丰硕成果。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经贸合作强劲增长,在多边组织及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日益加强,两国合作有力促进了南南合作。

胡锦涛说,当前,中巴两国都处在重要发展阶段,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战。中方愿与巴方一道,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关系,为各自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贡献。第一,坚持平等协商,深化战略互信。双方要保持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充分发挥中巴高委会、战略对话等各对话机制作用。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地方要扩大交流合作。第二,坚持互利互惠,提高合作水平。双方要进一步落实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保持贸易健康平稳发展,促进经贸、投资、能矿、基础设施建设、财金合作。第三,坚持优势互补,扩大科技合作。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新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合作。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巩固社会基础。双方要积极拓展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新闻界、学术界、体育界和青年友好往来,使中巴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本文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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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第17届中法经济研讨会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一行。

习近平首先对拉法兰率法国企业界人士来华访问表示欢迎。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法关系正处于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对话日益深入,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方各领域合作活跃,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利合作格局。习近平表示,中法两国经济有着较强互补性,双方应抓住中法经济发展和各自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努力挖掘传统领域的合作潜力,大力拓展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合作,进一步巩固中法关系的经济基础,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习近平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十二五”规划总体目标,希望法国工商界有识之士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他表示,中国政府将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拉法兰对习近平的会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第17届中法经济研讨会的情况。拉法兰说,法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希望法中工商界人士携手合作,为法中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拉法兰一行是应中国贸促会邀请,来华出席于4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7届中法经济研讨会的。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高虎城等会见时在座。(记者钱彤)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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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4时47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八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这是一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是今年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的第一次发射,也是中国“十二五”期间的首次航天发射。

   本次北斗导航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建设完成,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颗卫星将与去年发射的5颗导航卫星共同组成“3+3”基本系统(即3颗GEO卫星加上3颗IGSO卫星),经一段时间在轨验证和系统联调后,将具备向中国大部分地区提供初始服务条件。今明两年,中国还将陆续发射多颗组网导航卫星,完成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满足测绘、渔业、交通运输、气象、电信、水利等行业,以及大众用户的应用需求。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独立发展、自主运行,并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互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能够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还保留了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的短报文通信、差分服务和完好性服务特色,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按照“质量、安全、应用、效益”的总要求,坚持“自主、开放、兼容、渐进”的发展原则,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第一步已实现,从2000年到2003年,建成了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第二步,2012年左右,建成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提供亚太地区服务能力。第三步,2020年左右,建成由30余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此次发射的卫星和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37次飞行。(记者 陶社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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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总理普京7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廖沃官邸召开航天工作会议。在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实现人类首次太空飞行50周年前夕,普京对俄航天发射、航天器研发、新发射场建设等工作提出一系列要求。作为世界航天大国的俄罗斯或将迎来新的航天业发展契机。

  增加航天发射次数

  普京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目前每年进行航天发射的次数占全球的40%左右,位居世界第一。在不远的将来,俄计划将这一数字再提高10个百分点。

  普京说,全球太空市场发展迅速,近7年来其总规模增长了1.5倍。俄罗斯应该积极开发这一市场,特别是在通信、遥感探测、天气预报、导航、生态监测方面“大显身手”。

  “俄罗斯在航天领域的科研生产潜力具有竞争力,这值得骄傲,但是为了保持航天大国的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止步不前。”普京强调。

  发展新型航天器和运载火箭

  在强调增加航天发射次数的同时,普京指出,俄罗斯不应仅甘心扮演“发射大国”的角色,而是需要发展新一代、更为可靠和耐用的航天器。他说,随着老旧航天器不断退役,俄航天工业应该并且也能够研发出水平更高的航天器。

  在运载火箭方面,普京说,俄罗斯将于2013年在俄境内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试验轻型和重型“安加拉”运载火箭。而专为地处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发射场研制的“罗斯”运载火箭的试验工作将于2015年开始,俄方计划从2018年开始使用这种新型运载火箭将载人飞船送入太空。

  加快新发射场建设

  按照普京在会上提出的目标,正在建设之中的东方发射场将于2016年投入使用。2016年至2018年,这个新建发射场将执行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从2018年开始,这里将发射载人宇宙飞船。

  同时,俄罗斯并不打算放弃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普京说,1961年,世界首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从这里飞向太空,俄计划同哈萨克斯坦保持合作,继续使用该发射场。

  普京表示,国家需要对航天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加大对科研和设计部门的投资。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也没有减少对航天项目的投入。2010年至2011年,俄政府在此领域的投资额达2000亿卢布(约合71亿美元)。

  据悉,俄罗斯航天长期发展规划将于今年年底制订完毕。俄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安德烈·克列帕奇对媒体透露,这份规划将确保俄未来15年在勘探月球、火星和一些小行星等领域的领先地位。(耿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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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经过数月的进一步调研和论证,由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参与制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1-2020年)》最终改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1-2020年)》(下称《规划》),并已上报国务院。根据《规划》,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将是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两轮驱动,未来十年产业核心技术投资将达千亿元。

  “汽车行业的预期是,中国汽车保有量将从2009年的6280多万辆跃升到2020年的2亿辆,未来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交通压力等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有助于解决矛盾。”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张相木表示。

  据透露《规划》的目标包括两大块,一是2015年前,将大力扶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零部件的发展。在电机、电池等核心零部件领域,力争形成3至5家动力电池、电机等关键零部件骨干企业,产业集中度超过60%。到2015年(《规划》中的中期目标),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达到120瓦时/公斤以上,成本降低至2元/瓦时;到2020年,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达到200瓦时/公斤以上,成本降低至1.5元/瓦时。二是实现普通混合动力汽车的产业化,力争中、重度混合动力乘用车保有量达到100万辆以上。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范围是,传统燃料的节能环保型汽车、以纯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及混合燃料、氢燃料等汽车。到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要达到500万辆,其中,中、重度混合动力乘用车占乘用车年产销量的50%以上。

  据了解,2010年8月,《规划》起草工作便完成了征求意见。按照计划,在对《规划》做进一步完善后,本应在2010年年底前正式出台,但目前《规划》仍然在国务院的审批之中。

  据有关人士透露,《规划》推迟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一阶段各方面对新能源的准确路线以及相关标准和措施无法看清和统一意见。目前已上报的《规划》稿对行业内的主要争议进行梳理,并包容、统一了有关方面的合理意见。

  “新能源的发展规划是一个动态的方案,是随着国内新能源本身的技术进展以及市场动态不断调整的一个政策。目前已得到《规划》协调和包容的争议主要有三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一位专家表示。

  首先《规划》明确界定了发展范围。前一阶段,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范围,行业内有两大阵营“电动车派”认为,经过国家863计划电动车专项十年的研发,国内汽车工业在电动车领域已和国际汽车工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应主力发展纯电动汽车。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表示,“仅就纯电动汽车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产业化。即使在相对成熟的日本,也明确地将2010年至2015年定义为起步阶段,在这场马拉松长跑中,我们巨大的市场和成本优势将成为赢取胜利的战术武器。”

  而“混合动力派”则认为,基于成本和技术成熟度,在传统动力汽车向终极目标燃料电池车实现的过程中,混合动力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最终,混合动力被看作一项节能技术,而原《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1-2020年)》也最终变身为现在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1-2020年)》。“我们现在的提法是,混合动力是一种节能技术。在现阶段,节能减排是最为现实的目标。”中汽协有关专家解释说。
    其二,对关键技术的争议进行了最后的界定。据了解,去年底,工信部组织专家对6项与电动汽车有关的标准进行讨论,涉及混合动力车型的分类、超级电容、电动车充电接口以及动力电池产品规格等内容。“充电接口标准和动力电池产品规格尺寸很难统一。其背后,隐现的则是利益之争。目前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统一的意见。虽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有进一步的协调和完善。”一位参加起草的专家告诉记者。

  最后,《规划》对备受争议的小型低速电动车网开一面,规定“选择2至3个典型城市,组织开展小型低速纯电动汽车示范运行”。同时,又明确了要发展电动车驱动电池核心技术,并力争位居国际前列。业内人士表示,小型低速电动车的电驱动系统和高速电动车相差甚远。单从技术角度,这样的条文恐会让部分动力电池研发生产企业感到困惑“在《规划》中关于低速电动车的示范运行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不是政府部门的意志。”一位参与《规划》起草的业内专家表示,虽然业界目前对低速电动车争议颇多,不妨先给予一定的试验空间。

  “发展新能源汽车应建立足够资金额度的国家节能、新能源汽车的专项资金,资金总额达到千亿数量级。”中汽协助理秘书长叶盛基表示“如果到2015年,‘十二五’期末,国家针对汽车投入两万亿元,有关节能新能源汽车投入额至少在10%以上。”

  《规划》明确,2011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央财政投入1000亿元,其中,500亿元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促进公共平台等联合开发机制;300亿元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200亿元用于推广混合动力汽车为重点的节能汽车。

  另外100亿元用于扶持核心汽车零部件业发展;50亿元用于试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规划》还从财政税收、搭建技术平台等多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产业支持措施。未来10年,税收政策给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以很大优惠。比如,免征纯电动汽车、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普通混合动力汽车车辆购置税和消费税。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整车企业及关键零部件企业,将享受国家有关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

 

发表在栏目: 科学


 
编者按
 
3月23日,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核安全与社会协调发展”高峰学术论坛,会上,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从各自专业角度谈及自己的思考,并表达出对中国核电发展的担忧:中国核电安全程度有几何?需要为核安全作什么准备?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我们为核电站作了全景思考和规划吗?本报刊发其中一些发言以飨读者。
安全理念要有转变
 
□何祚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温家宝总理不久前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很及时,我很认同;而且我认为不能把国务院的决定简单化,必须严格地从核安全、核政策、核资源、核价格等各方面进行重新评估。
我首先反对国内相关人士说的“中国比日本安全”的观点,他们仅从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自然条件去论述中国核电都很安全,这没有说服力。其实日本出现事故的原因,首先因为是9级地震,又引起了大海啸。如果这一地震事件出现在中国,中国现有核安全措施能否抵御这样的事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些人对事故引发的后果不够重视。
这是核安全理念认识不清的问题。核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核泄漏,不仅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年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拿小轿车年出8万人死亡事故和核泄漏事故去比较,认为不能因此就不发展小轿车。这完全比喻不当。因此,现在急于表态说中国核电是安全的言之过早。
一如国际上对核安全非常重视和不断改进,同样的,国内对安全的认识也是要逐步演进的。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奉行的核电大发展的方针是否正确?核工业集团推行的理念是,每一个省至少建一个核电站,这样的思维实在很成问题。
相关部门不应当掩盖问题,而要更多地公开信息,我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资源。国内现有资料说中国的核电可以用3000年,但这一数据的根据是什么,没有更详细的公开和解释,并没有说清楚可支持多少千瓦。如果只支持一个千瓦,那可能可用上几亿年。现在公布的数据其实是故意回避,其实是想忽悠社会公众。
二是成本价格。众所周知,核电站投入很大,但现行的核工业集团的售价不算太高。原因在于没有将未来投入极大的核燃料后处理的闭式循环费用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核废物处理和填埋费用计算在内。只“象征性”地“预留”了“装点门面”的“乏燃料后处理”和“核废料嬗变和填埋”的费用,这一大笔费用实际上相当于要让子孙们去“还债”。更令人担忧的是,后处理需要多少钱,现在没有明确的数字,至少老百姓不知道。
第三是核安全问题。许多问题相关部门都没有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相关人士的安全理念存在很大问题。这次日本核事故发生后,再次提醒我们最急需转变的是安全理念。
国务院下达重新评估核电站的指令非常好,我从来不反对核发展,但是现在国内即将建多个核电站,几乎是一个省一个,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应当是按需而建,不是为营利而建。现在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大跃进式地铺摊子。
我曾说过核能源是清洁能源——尽管这一观点许多人不认同,但需要在这个观点上加一个“大大的注释”,即不会泄漏的核能源才是清洁能源,否则就是超过任何能源的污染能源。
建立一支多层次的防核泄漏专业队伍
 
□戴凤秀(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专家组研究员)
 
日本9.0级地震,关联性很强,不仅引发了海啸,而且还引发了核泄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害。这次灾难确实给人类社会很大震撼,使人们认识到即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在灾难面前也十分脆弱。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从这次日本巨灾中,吸收和借鉴其什么经验,如何把我们的核能发展好、利用好,以及一旦遇到此类灾害如何及时应对和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面临着“高风险社会”的挑战。中国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和日本很相似,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意味着在少数地区聚集大量人口。人口聚集性高密度社会同时承载的风险也极大。这方面已有许多教训。不仅是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中国今后在进行规划的时候,风险意识应该越来越强。由此,我认为应该做好三件事。
第一,要重新考量,调整核能发展规划。现在我们也出现了核能热趋向。许多地区受极端利益主义的影响,追逐建核电站。核电发展应兼顾国内的地理特点,不能都建在东部沿海一带,也不能每个省都要建设。应当讲究时效,要因情、因地制宜。有的省份适合发展风电,如甘肃等省;有的省适合发展煤电,如山西、内蒙古等省区,不能一哄而上。
第二,要强化防灾,尤其是防核泄漏知识教育。提高国民的防患害意识。常怀忧患事业兴,粉饰太平患害生。这次日本遭受巨灾,经济损失极大。由于日本平时对防震灾教育到位,日本人的防范理念和心理准备较好,避免了社会混乱。
而国内在这方面很欠缺。“盐谣”,导致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抢盐”,这是个笑话。也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教育。常思患事业宽,意无患祸害联。因此,必须把防灾教育摆到一定位置上,重发展利益更要注重社会性整体素质教育。一旦遇到灾害,才能做到人心不慌,社会不乱。
第三,要统一建立应急专业队伍,全面提高应对核泄漏处置能力。随着国内核电事业的发展,全国应统一组织,科学建立由各级政府应急处置力量、国防动员力量、部队与武警力量相协调的防核事故联合救灾力量。按照军地结合、国家和核企业结合、专业队伍和社会力量结合的原则,组织好、装备好、训练好防核泄漏专业队伍。
这支队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家队伍。国家要有,各已建和在建的核电站也要有;二是专业应急队伍。每个核电站都要有一支适量的防核泄漏队伍,做到装备要配套,训练要有素,一旦发生核泄漏,要用得上,过得硬;三是国防动员系统应急处置专业队伍。在核电站相邻区域,都要建立一支国防动员专业队伍;四是部队防化专业力量。根据核电发展规划,军队应统一组织一些防化部(分)队进行专题训练,配好装备,统一调用,对口联防;五是社会力量。社会各方面的防灾救援力量要统一调整,统一使用,一旦发生核泄漏事件,协调联动,合力应对。只有把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度好了,才能科学应对,防患灾于未然。
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杨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日本福岛的核电站事故,让我们想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二是技术上谈论的安全性是否等于现实中的安全性。
日本福岛核辐射的发生是因为今天日本核电站安全保障的技术水平不行吗?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安全保障方面诉诸了日本当今最先进、最完备的技术手段了吗?显然都不是的。
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发生不是技术设备的问题,而是操作问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也有同样性质的问题。
有专家提到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是否应由核电集团主导,也就是说由企业主导的问题。日本这次核事故的发生,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核电事业的发展由企业主导的性质也是很浓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企业在落实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是否会不计成本地开发和使用最好的技术?谁都关心安全,但在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上,企业和公众显然是不一样的。
这次日本的核事故发生后,一开始仍然是东京电力方面出面应对。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那是行不通的。于是政府出面,把权力接管过来。当然政府也聘请了专家,但据说有些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东京电力的代言人。于是有了解情况的日本学者提出,让这样的人出面来代表公众的利益,我们不信任。
这次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一个叫做“日本科学者会议”的科学家组织很快就站出来发表声明,指出尽管目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一同成立了事故处理的对策本部,但东京电力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他们要求政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靠专家(而不是少数企业的代言人),首先需要做的是迅速、毫无保留地向专家们公开反映事故现状的原始数据。他们要求政府更好地借鉴三里岛事故的经验教训,更加科学地组织好事故处理和居民避难的问题。
他们还要求政府在此次事件结束后,从原子能政策、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对目前原子能开发和利用中的企业主导所带来的核安全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能只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涉及到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核电有优势,但不能大跃进式发展
 
□周明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我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86级的,专业是核燃料循环与材料。因为跟与核相关的几个集团有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交流,对核能领域了解得比较多。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能源的需求和节能减排的压力。核电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前期建设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100万千瓦的核电发电机组要投入110亿元左右,那么有一半左右就是用在安全的费用上的。建成发电以后,核电的燃料元件费用只占总收入的13%到15%,而煤电达到50%左右。
现在核电发展较快还与太阳能发电、风电不稳定有关,这两种能源很清洁、很好,但整个社会的用电量对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比如,2009年甘肃省曾经到清华去探讨合作,以求解决他们风电的稳定性问题。他们现在大力发展风电,但风稳定性很差,时大时小,如何解决电网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国家长远来看,我认为核电行业应该稳步发展,不能大跃进。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良性循环,整个社会才能进步。
目前,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跟日本比,确实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系两个博士生前些天从日本仙台回来,系主任很重视,专门和他们聊了聊,才知道他们所在的日本大学的教授已经正常搞科研了,基本恢复常态。所以,对民众进行科普,提高科学素养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需要枕着一个“炸弹”睡觉吗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关于核电的成本问题,我认为不可少算的一项是核垃圾,其处理的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数?有些核垃圾要放很长时间,甚至长达1万年。如果要租一块地放核垃圾,放10年的租金可以算出来,放50年的租金也可以勉强算出来,放100年就不好说了,要放1万年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如果把这个考虑进去,核电未必是赚钱的买卖,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核电的风险性显而易见是很大的。由于操作不当它会产生问题,甚至泄漏。即使操作得很好,运行得很好,遇到天灾也会产生问题。我还有一个假设,即使没有天灾,也操作得当,运行得非常好,运行1000年,那它还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垃圾的问题,其垃圾会不断地产出,要永远地放在那儿,这就相当于在地球上放了一个毒瘤。
另外,它要释放热量,就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凭空多放了一个太阳,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态造成影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家乡建的核电站,只是把海水的温度提高了4度。似乎说影响不大,这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国内现在运营的核电站是7座,正在建的是11座,筹建的25座。分布在大江南北。这件事让我不可理解,为什么要发展核电,发展核电做什么?最直接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用电,要发展。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因迫使我们一定要用核电去发电?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枕着一个“炸弹”睡觉,甚至是把这个“炸弹”放在火炉边上烤着睡觉?
从我的专业角度,我是这样考虑这一事态的发生及发展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很多时候保持着对以往的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即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它的任务就是生产知识,也常常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它不仅仅生产知识,而且拥有很高尚的情怀,很伟大的道德,它要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利益。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科学共同体在当下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首先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所以,假设核电专家关于核电要打一个评估报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说这个核电如何必要、如何安全、如何清洁;另一个是论证这个核电如何不安全,如何不清洁,如何有危险,不应该发展核电。这两个报告导致他们自己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成为整个经济的中心,因为国家大力发展核电,他个人的地位很快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个报告会导致报告者被边缘化。
如果科学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凡人,他会打哪一个报告呢?同样的参数放在面前,他要朝哪个方向建构呢?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这时就要考虑了,所谓发展到底是谁的?真的是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吗?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常常是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利益在起作用。
核电发展不会停止,只是速度问题
 
□张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高级工程师)
我是学核物理的,毕业后搞了二十多年的核反应堆研究设计。
首先,核电是否安全?我可能也有偏见,我认为对微观世界(10的负13次方厘米尺度以下的原子核结构和核能)的认识,是人类物质文明一个很优秀的成果。这落实到经济发展、和平利用上,就是大规模核电站建成。应当说核能源是可靠的经济的能源,它的安全性比起我们一般生活的很多方面的安全性都要高。
大家担心核电站安全性就是因为放射性物质的泄漏。但是,这应该不影响我们发展核电。我认为核能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源。
说起来,水电站也是相当不安全的,三峡大坝要是来一个9级地震,那几百米水头,比海啸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那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呢?现代高楼大厦似乎没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但它能应对非常的地震或洪水吗?核电站安全设计比水泥大坝和现代高楼的保险系数要大很多。我的意思是,不要用不应该使用的标准去要求和非难“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很精致的现代科学成果;不然,所有的楼房都是不安全的——“9·11”的事故双子座经不起,哪个建筑物都经不起。
大家要有一个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核科学和核技术,我们要宣传“整个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的代言人”;不然我们就没有标准,也没有了权威。
第二,福岛事故对日本是坏事,从发展来看,对我们可能还是好事。
国内已经有秦山、大亚湾、田湾核电站在运行,国家目前在批在建的反应堆里有3000多万千瓦,将近4000瓦的核电站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建成。有十几个省打算建核电站。福岛事故的经验和教训会对我们核电业界有现实的益处,可以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设计更加细心,考虑问题更全面;可以让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知道,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该怎么应对。
核电确实有很多优点。虽然现在国家暂停审批核电站,但发展核电这件事是不可阻挡的,只是速度快慢而已。有人说以后不建核电站了,就只搞风能、太阳能,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我国的抢碘盐风潮很值得总结。从抢购行为看,中国需要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但科学普及是政府的事——这要求各级公务员要比民众有更高的科学素养,要做到“自己不抢盐,并且明白为什么不该抢”,这应该是一个合格公务员科学素养的底线。
还有,媒体在人类遇到灾难时应该做什么,在福岛事故后也该总结。
《科学时报》 (2011-04-07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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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后,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性问题引发民众关注。

昨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外交部新闻司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核电装机量仅占全球平均值的十分之一,发展潜力很大,不应因一次事故否定核电的重要性。

中国核电安全技术全球领先

新京报:福岛这次核泄漏事件引发国人对国内核电安全性的空前关注,很多官员和学者都站出来讲中国的核电是第三代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技术。

冯飞:在技术方面,可以说中国目前的核电安全技术是全球最领先的核电安全技术,大家说的第三代技术中国是第一个用于实际应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公众不用担心。

新京报:有日本学者批评福岛核电站的选址距离人口稠密地区不够远。中国的核电站选址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

冯飞:我国的核电站选址一般都会选择在人口很稀少的偏远地区,从选址上安全可以保证。从时间上看,都不是近几年才开始选的。我所知道的一个选址是在广东的一个城市,我在发展中心18年,刚到的第一年就去调查这个城市,也就是说到现在已经选了至少20多年,据我了解,现在国内正在建设或运行的二十几个核电选址,都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论证之后才确定的。

新京报:一些民众认为,基于安全考虑,不应建核电站。

冯飞:核电是全世界各国在新能源发展上的共识。核电在中国的利用率很低,装机量占电力装机总量的百分之一点几,全球的平均值是17%。核电的发展在中国是必然的,当然这是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想,不应因一次事故否定了核电的重要性。

核安全运营规则已与国际接轨

新京报:这次福岛核泄漏,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中国核电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冯飞:从日本这次核泄漏来看,我个人理解核技术的安全问题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核安全运营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规则。我认为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核电站应急状况的处置能力问题。这个应急不仅仅是在核运行中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是特大自然灾害出现的这些问题,要有一套更加有效的应急处置方案。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次核泄漏事件引发中国民众恐慌性买碘盐的现象?

冯飞:这正是我要说的问题,就是公众教育问题。这次出现事故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由于老百姓不太了解或者不太具备一些知识,出现了恐慌,抢购碘盐等一系列事情,这恰恰说明我们的教育还需要继续加强。我想这个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美国也曾出现过抢碘片的事情。对老百姓的教育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使公众能够认识到核电的好处和风险,第二个方面是一旦出现问题,怎么样来防护。

人才是当今中国核电发展瓶颈

新京报:世界各国利用核能,是为了摆脱传统能源的依赖。除了核能,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也是重点发展对象,中国情况如何?

冯飞:中国的水力资源全球第一,可开发的水电资源量4.5亿千瓦,我们目前只用了一半多一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非常之大,太阳能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平均日照时间在每年2000小时以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中国的天然气利用比例偏低,比如德国,它的天然气利用占能源消费比例的三分之一,中国只有4%到5%,发展天然气能源也有很大潜力。当然,还有核能,特别是核电。

新京报:在中国核电的发展上,你认为现在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冯飞:我个人认为,人才是瓶颈之一,在这一轮核电建设高峰期时,当时我们最早遇到的是制造能力的瓶颈,比如说装备很难加工出来,这些问题已解决,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核的人才的培养,包括运行人员,高素质建设人员及监管人员。

地震不会对中日贸易有长期影响

新京报:近期,有媒体报道这次日本地震对日本在中国的车企会有影响。地震对中日间的贸易是否会产生影响?

冯飞:实际上,日本汽车企业占中国汽车市场的比例大约在28%。日本的汽车制造企业跟欧美企业相比,自我配套比例很高,配套中有一部分是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制造的。大致上日系在中国的本地化率占80%以上。这次大地震,像丰田,他的总部在名古屋,很多企业也在名古屋,所以说损失总的来说不大。日本地震对日系在华汽车企业以及中国汽车企业的影响,我认为影响不大。

我想,在短期内,中日贸易会有一个波动。由于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从中长期来看,中日贸易会恢复到非常紧密的状态。

责任编辑:NN026(本文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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