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下午，在山西和河南两个产煤大省的人大会议上，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任润厚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雪枫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两位“不约而同”上任的老总有很多共同点：基本上都是从矿井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都是专家型领导。近年来，企业出身的领导人层出不穷，也是媒体和网民非常关注的现象。

　　专业对口的专家型领导

　　不可否认，任润厚和陈雪枫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和可圈可点的企业经营业绩，他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尽然相同，但是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具备了一些共同的素质特征：技术出身、高学历。任润厚生于1957年，陈雪枫生于1958年，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科班的专业背景，是他们共有的标签。陈雪枫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后又获得管理与工程专业硕士、管理学博士，职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润厚是天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中国矿业大学的工学博士，还曾担任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是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当之无愧的煤炭专家。

　　这两位煤矿人从企业家角色转变为政治家角色的路线不但有章可循，而且异常相似。首先，他们都出生在煤炭大省，都在二十岁刚出头的年纪进入该行业，起步于当地煤矿的一线技术工人，然后通过逐步提拔，历任副矿长、矿长、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位。

　　其次，在他们从政之前，这些煤炭大省早有从国有煤炭企业本土的“一把手”中选任政坛高官的先例。2008年9月，继王森浩、王茂林、胡富国等人后，王君当选山西省长，这位大同矿务局走出的又一矿业大员被称为“专家型”省长。

　　另外，此次上任的两位官员在从政前都曾在被誉为“中国煤炭高等教育的源头”中国矿业大学求学。据统计，中国矿业大学先后培养出20多位部长、省长和数百位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

　　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

　　任润厚和陈雪枫是优秀的企业家，他们都曾“受命于危难”中，使执掌的煤炭企业扭亏为盈，并引领所属企业成为行业发展典范。

　　在任润厚任董事长的10年里，潞安在全国500强的排位一再跃升，从2000年到2010年，煤炭产量由1148万吨升至7098万吨，销售收入由15亿元增至900亿元。

　　而陈雪枫率领的职工队伍从几十人到上千人，一直到后来的18万人，从不甘落后于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他响亮承诺“发展不减速、项目不放缓、企业不裁员、员工不减薪、安全不放松”，并率领河南煤化逆势而上，在中原大地资产首破千亿大关。

　　二人都具有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早在2002年，陈雪枫在永煤集团任总经理，当许多煤炭企业尚未觉察到抢占资源的战略意义时，他一举拿下了贵州、内蒙古、新疆等160多亿吨的煤炭资源储量，足够开采200年。除此之外，他还整合了钼、钒、铁矿石等多种矿产资源，并在几内亚获得了90亿吨以上的铝土矿产资源储量。因为担心资源型企业受产业周期影响较大，他集中构建了“煤—煤化工”“煤—电”等多个产业链，永煤集团在全国很多企业尚不知循环经济为何物时，已经将其率先付诸实践。

　　早在2000年，任润厚就确立了潞安集团“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在他的带领下，潞安以成功产出全国第一桶煤基合成油、建成全国第一个煤油循环经济园区为标志，由单一的煤炭企业成功转型为以煤为基础，煤、电、油、化、硅五大产业综合发展的绿色新型能化企业集团。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都是必备的素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方经济要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政府管理者必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

　　眼下，产煤大省正在掀起新一轮转型跨越发展浪潮，按照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业新型化，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构成其核心内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润厚和陈雪枫的当选都颇具深意。预计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两个省份的煤炭产业转型发展将成为两位副省长问政的头等大事。

　　延伸阅读

　　现职部分企业管理出身的部级领导

　　郭声琨：曾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2004年4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卫留成：曾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2003年10月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现任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苗圩：曾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2005年5月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党组书记。

　　李家祥：曾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2007年12月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代局长、党委书记，现任交通运输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正部长级）。

　　王君：曾任大同矿务局局长，1997年10月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王玉普：曾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8月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现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陆昊：曾任北京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99年8月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武四海：曾任秦皇岛市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1月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成员）。

　　李小鹏：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2008年6月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陈川平：曾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1月任山西省副省长，现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竺延风：曾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7年12月任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陈伟根：曾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7年5月任吉林省副省长。

　　艾宝俊：曾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7年1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

　　史济春：曾任安阳钢铁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03年1月任河南省副省长。

　　陈肇雄：曾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经理，2007年12月任湖南省副省长，现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李国梁：曾任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7年7月任海南省省长助理，现任海南省副省长。

　　李永军：曾任金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9年2月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徐福顺：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2001年10月挂职青海省省长助理，2003年9月任青海省政府副省长，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王永明：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2002年2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肖亚庆：曾任中国铝业集团公司总经理，2009年2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徐祖远：曾任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副总裁，2004年5月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现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王禹民：曾任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党组书记，2004年11月任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王野平：曾任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6年5月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

　　王昌顺：曾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8月任国家民航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副部长级）。

　　李健：曾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新疆公司总经理，2007年1月任国家民航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副部长级）。

　　戴公兴：曾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4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现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

　　2月17日下午，中国通缉犯曾汉林（左二）乘坐从加拿大多伦多起飞的航班被遣返回国，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2月16日，被列入中国警方“10大诈骗通缉犯”之一的曾汉林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国，17日抵京。曾汉林曾是广东商人，2000年涉及一起经济诈骗案，在中国警方追捕下，逃往加国。加当局拒绝了其提出的避难请求。

　　曾汉林及其律师多方活动，希望加当局撤消该遣返令。今年2月15日，曾的律师还警告联邦法院称，曾回到中国后，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或“遭受酷刑”。但加拿大联邦法院皇家律师于同日表态，认为曾回国后只会面临目前已受到的“合同欺诈”指控，最多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曾对自己会被处以死刑的担心“纯属猜测”。

　　2月16日早晨，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博伊文裁定，法院不会延缓对曾汉林的遣返令，他将于当日下午由加拿大边境部门官员押送登机，17日下午抵达北京，交由中国公安机关接管。

　　新闻回放

　　曾汉林空手套走3500万后逃匿

　　1997年，联益股份的第一大股东联益集团将40%的法人股转让给广东飞龙，联益与飞龙的联姻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资本市场具有创新意识的重组事件。1999年8月，联益集团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告广东飞龙涉嫌诈骗。

　　随后，公安部发布的通缉令指出，1998年6月，犯罪嫌疑人曾汉林隐瞒事实真相，采用虚假手段，使用伪造的银行存款证明和汇款凭证，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诈骗成都联益(集团)公司持有的“成都联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40%的法人股(价值6500万元人民币)，在银行质押贷款3500万元人民币后逃匿。

　　经公安、检察机关查实：广东飞龙在“资产重组”前就是资不抵债的空壳公司，1998年就没有到工商局年检，案发时办公楼里早已人去楼空，债务高达9600万元。检察机关认定：广东飞龙在根本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采用虚假的银行证明，以资产重组为诱饵，诈骗法人股用以还债，酿成了这起国内上市公司法人股被骗的第一案。成都市公安局将此案作为特大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抓获了飞龙的副总经理张朝晖，公安部发出2000年第3号通缉令缉捕曾汉林。

2月14日，在浙江义乌劳动力市场，众多企业招聘人员举牌招工。

　　2月12日，在浙江义乌人才市场，一位快递公司的招聘者坐在贴满招聘启事的告示板前。他已经连续招聘了三天，但是没有招到一名员工。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春节过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出现，“用工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甚至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

　　在中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加，东南沿海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产业布局、薪资水平、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今年“用工荒”来得早来得猛

　　缺口较往年激增 制造业普工最缺

　　“今年部分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比往年来得早，而且会去得晚。”在长三角经营多年人力资源业务的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昌梦晨说。

　　眼下，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用工短缺再一次“如期而至”。天都公司共管理8000多名派遣制外来务工人员，但去年年底约有800人离职。目前100多家企业客户中，相当一部分“急着要人”。

　　上海新坤豪职业中介所负责人仇玉俭告诉记者，春节后至今，已经有30家单位来登记招人，约20种岗位，需求约10000人，而前来登记的求职者在3000人左右，缺口约7000人。

　　“招工单位都是急于用工，需求量大的是制造业的普工。如松江区一家电子厂需要招5000名一线工人，目前只能招到2000人。此外，不少企业急需电焊工，一般只能招到总需求量的1/10。”仇玉俭说。

　　在出口加工型企业集中的昆山，遭遇用工短缺的企业也比比皆是。昆山仁宝电脑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目前仁宝电脑在昆山拥有大约4万名员工，50%-60%员工为外来务工人员。春节以前，许多员工返乡。目前，该公司一线工人用工缺口在5000人左右，技术工人的缺口为40-50人。

　　1月初深圳市宝安区劳动部门启动的一份春季企业用工需求调查结果显示，523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475家企业表示春节后要招工，新招员工达15.3万人。据宝安区劳动部门推断，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在20万人左右。

　　承诺优越条件 展开劳动力“争抢”

　　面对“招工难”，多数企业开始提高薪酬，希望尽快招到人。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显示，71%的参会单位提供的职位薪酬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样，在佛山、顺德记者调查发现，这里的劳动服务中心给出的最低工资是1500元左右，较去年有大幅的提高。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是世界毛织业的重要基地。春节假期刚过，记者在大朗镇象山工业城看到，不少工厂门前挂出横幅或贴出告示，“急招大量男女普工”等。很多公司提供了包吃包住、月薪过两千元等条件。有些公司不仅承诺提供免费食宿，还有年终奖、带薪年假、带薪婚假、生日奖金、社会保险等。

　　东莞市泰业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招聘点的业务部经理告诉记者，该厂提供的招聘条件甚至包括了报销返程车票，并承诺新手和熟练工分别涨薪300元和500元，不过即便如此，这家公司如今仍旧处于经常性的缺工状态。

　　东莞市的情况在整个珠三角已较为普遍，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广州地区企业求人倍率约为1.36：1，即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岗位多于工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明显。

　　记者近日在上海火车站、职介所等地采访发现，这几天回流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增多趋势。但一些中介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年后一些企业农民工补员较快，一些企业在上半年基本上能达到平衡；而从这几天的情况看，今年很多企业用工缺口填补难度加大、周期更长，形势不容乐观。

　　招工难蔓延 劳务输出大省也“荒”

　　用工荒还进一步向安徽、河南等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地蔓延。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以前去安徽、河南等地中专技校招人，学校常会在校门口拉上横幅，写着‘热烈欢迎上海企业来我校招人’等。这两年就不再有这种‘待遇’了，因为很多当地的用人单位也在抢着要人。”昌梦晨所述颇能说明问题。

　　记者最近在甘肃省两个劳务输出大县秦安县和陇西县举行的两场劳务用工洽谈会现场看到，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2500元到3000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部分企业竟然连一个工人都没有招到。

　　加薪使小企业难以承受成本压力

　　然而要付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多的承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投入。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经营着两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张卫东告诉记者，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宣布，从3月1日起，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将提高18.6%，其中广州市的标准将增至每月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虽然大部分企业开出的工资早已远远高出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加班费和社会保险金支付基数的提高，对于企业而言同样意味着成本的大幅上涨。

　　一些工人在受访时表示，各地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要求提高待遇以底气。此外，不断上涨的物价，也使很多打工者的薪酬预期“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即使企业主动涨薪，仍然难以满足员工的期望值。

　　企业对策

　　“千方百计”只为招人

　　订单在增加，工人却流失，春节后集中显现的招工难、用工荒让长三角不少企业“头疼不已”。为缓解矛盾，各企业使出了“三十六计”。归纳起来主要有：

　　加薪为“上计”

　　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中心针对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离职的劳务工中，薪资因素占58.8%的权重。可见，直接或间接提高工人的待遇，能在一定程度上“拴住”员工的心。

　　江苏谷登工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的招聘专员陆善峰告诉记者，去年已给员工涨了10%工资，目前普工月薪在3000元左右，公司还为新员工安排培训。

　　记者了解到，目前长三角部分集装箱驾驶员月工资已涨至4000元，部分汽车修理工在1500元-3000元，快递员的综合工资也能达到2500元。

　　急招“寒假工”

　　一些春节期间面临严重用工缺口的企业，从大中专、技校中招聘一批“寒假工”解燃眉之急。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昌梦晨说，一家从事手机电线生产的企业为填补春节期间用工缺口，特地委托天都公司从河南商丘、平顶山等地大中专院校学生中“紧急”招聘了一批“寒假工”，为期一个月。记者了解到，上海闵行、奉贤等区多家制造企业都临时招聘了不少技校学生工，在年前上岗。眼下开学在即，这批“寒假工”即将离厂回校，一些企业生产线将再次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

　　鼓励“老乡带人”

　　上海徐汇区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饭店服务员十分紧俏，公司常年使用“老乡带老乡”的办法补充员工。每个老员工，如果能带一个老乡来饭店上班且干满三个月，便给老员工200元-300元/人的奖励费。不少人力资源中介也采取这样的办法扩大招聘面。不过，一些求职中介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农民工往往和亲戚、朋友一起结伴出外打工，“老乡链条”紧密，但近年来，进城农民工中“80后”、“90后”明显增多，不乏一些独生子女，独立性强、流动性大，“老乡带人”难度越来越大。

　　增设“工龄工资”

　　浙江金华的今飞集团今年设立“工龄工资”，以后员工按照工龄，每年上涨120元的工龄工资。记者了解到，民企主动设立“工龄工资”制，最早出现在宁波的一些企业。两年前，宁波鑫洋电器公司率先实行工龄工资制度，使得该企业职工流动率不到3%，远低于行业内20%的水平。目前，工龄工资制已被浙江、上海等地一些企业效仿。

　　大打“温情牌”

　　上海华日服装公司的工会主席朱雪芹说，为留住更多农民工，节后公司向员工发放每人200元—300元的“开工红包”，加班费也有所上涨，“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员工感受公司的温情和诚意”。记者在长三角采访发现，这几年不少企业为员工盖起了宿舍，设置篮球场、游泳池等设施，增加有组织的旅游、娱乐活动，逢年过节甚至还为前来探亲的员工亲属报销来回路费。

　　这些招人、留人的办法，一定程度上能让企业“缓一口气”。但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等费用都面临上调，用工成本可能增加30%左右；而原材料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利润空间有限，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热点透视

　　剖析“用工荒”背后的深层原因

　　为何用工如此紧张？从表面看，这与外贸需求复苏、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致使劳动力“供不应求”有关。但连年不断的招工难、用工荒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是在沿海地区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劳动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相对不足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导致的必然结果，还跟内地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使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有关。因此，随着产业调整转移进程的加快、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弱化，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

　　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终结

　　今年的“民工荒”“招工难”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加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工业转移，长期受压抑的劳动力收入不可持续。种种迹象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发表过类似观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无限劳动力供给终结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剩余劳动力消化殆尽，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因各产业间的生产力变化而进行再分配或许将成为常态，由此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也将不可避免。”

　　报酬长期偏低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记者近日在济南举行的一些招聘会上看到，拿着大堆推荐材料的大学生依旧是求职主力，一些学生表示，要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比较困难，一般本科生毕生后每月1500元即可满足。但在劳务市场上，却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一些农民工工资已超过100元/天，并且他们对找工作充满信心，对涨工资充满预期。

　　记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相对舒适的工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的情况下，对比留在家乡的同乡人的生活，重新外出的农民工纷纷要求老板涨工资已不奇怪。

　　农业收入、留守儿童留住部分农民工

　　记者在山东农村采访发现，除了外出务工的以外，许多人选择在家发展蔬菜种植或养猪养牛，间或在附近工厂干点零工。

　　近年来，正是国家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及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农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日渐增强，更多的农民开始选择留在家乡创业。

　　另外，随着我国东中西产业的梯次转移，劳动力在东中西部之间的竞争今年尤其明显。东部企业自雇大巴车开进村接人的现象并不少见，四川、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东中西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导致劳动力“截留”，成为导致东部民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另外，记者走访河南安徽发现， 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主因之一。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留守儿童引发的严重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专家支招

　　给钱补贴不如营造“留人的软环境”

　　劳动力的日益短缺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挤压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增加成本负担，但另一方面也会逼使企业提高劳动效率，转向用工更少、产出率更高的高附加值行业，进而推动整个产业升级与进步。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认为，应对“用工荒”，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营造好“留人的软环境”。

　　应用“服务优势”对冲“工资劣势”

　　上海宝山区外地劳动力管理所于去年9月针对1200多名进城农民工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75.9%的来沪求职人员在35岁以下；在所有被访者中，79.8%的人关注岗位发展前景；有57.0%的人要求企业提供培训，36.3%的人要求政府提供培训。

　　郁鸿胜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企业的吸引力。沿海地区的公共资源优势比较明显，对更关注发展的年轻农民工更有吸引力。

　　打破农民工求职的“信息壁垒”

　　上海蓝云保洁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李影告诉记者，招聘中常发现“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同时存在的情况。公司跑遍街道、社区、职介机构等四下招人招不到，不少农民工却因找不到工作而犯愁。记者采访发现，很多求职者对政府公共职介机构的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一无所知；一些专为农民工设置的政府职介机构以及相关招聘会，则常常由于“知名度不够”等原因而显得人气不足。

　　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就业部门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走出办公大楼”，深入企业、农民工居住区等基层一线，掌握一手的就业市场信息；同时，应该创新手段，提高就业信息传播的到达率和有效性，让劳动力供需双方充分“对接”。

　　利用机遇助推产业升级

　　上海宝山区外地劳动力管理所的调查显示，来沪务工人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已占13.1%，且有不少人员拥有较高等级的技能证书。该机构负责人说，沿海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还是很突出的。历年的跟踪调查显示，近年来来沪求职人员的素质有明显提高，且其从业志趣和岗位选择也在变化，一些条件较好的“高素质农民工”更趋向于在劳动条件好、人力资源回报率高的行业工作，有向高端产业、高端岗位发展的动向，体现出该群体体面劳动的诉求。

　　专家建议，相关区域应进一步大力扶持、发展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及新兴的第三产业，合理吸纳、引导外来求职人员，适当满足其择岗择业要求。在应对“流出”部分劳动力的过程中，应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综合新华社报道)

洛根15日在开罗解放广场采访。

今年39岁的洛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

　　□晚报综合报道

　　据外媒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女记者拉腊·洛根在埃及解放广场采访时遭暴徒围攻和性侵，目前她已返回美国接受治疗。

　　不幸发生于11日。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声明称，当时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刚宣布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洛根和摄制组及保安人员到解放广场采访。不料在庆祝人群中，洛根和其他人员突然被大约二百名暴徒包围。

　　随后，洛根和摄像师遭暴徒分开，她遭到殴打和性侵，后来被一批妇女和大约20名埃及士兵救出。目前这位女记者已经飞回美国接受康复治疗。

　　洛根在2001年美国向阿富汗出兵初期以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中为英国GMTV采访战地新闻而出名，2002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据悉，她目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驻外记者，也是该公司《六十分钟》时事杂志撰稿人之一。

　　对于洛根遭遇的不幸，白宫发言人卡尼16日表示，这一事件无法被容忍，暴行必须被追究。 “对记者的骚扰、拘禁、暴力是无法被容忍的，这些暴徒的暴行需要被追究。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卡尼说。

　　据2月16日出版环球时报报道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15日爆料称，中国首次参与日俄存在争议的“北方四岛”的经济活动———中企将与俄企合作搞水产开发。这条敏感的消息立即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这一情况并不了解。“北方四岛”问题是俄日双边问题，相信俄日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能够妥善解决。

　　NHK称，尽管日本不承认第三国在“北方四岛”上的经济活动，但中国大连一家水产公司却和俄罗斯一家公司合作，计划在“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开展水产养殖。报道还称，今年4月，中国有关人士也将访问当地，进一步了解情况。

　　日本《产经新闻》15日也报道称，那家俄罗斯水产公司的总经理还表示，韩国企业也对在“北方四岛”投资很感兴趣。

　　这一消息让日本国内反应强烈。日本《产经新闻》评论说，中俄的事业一旦开始，必将成为日俄和平条约交涉的障碍，日本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境地。雅虎日文网站15日也转载NHK的报道，题目是“没见过这样的挑衅”。在一些日本网站，很多网民留言认为，“中国是乘人之危”。

　　NHK评论说，有关第三国在北方领土上进行经济活动一事，在之前日俄外相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称“欢迎中国、韩国对南千岛群岛（俄方称法）的投资”。当时，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再三强调了“不能容忍”的立场。

　　中国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冯昭奎1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报道尚未证实，就算真有中国公司和俄方合作开发“北方四岛”，那也只是一种民间行为。事实上，俄已邀请日本公司参与“北方四岛”开发，但遭到日本方面拒绝。中国公司参与开发不应被看做一种政治行为，而是经济行为。至于“帮着俄罗斯欺负日本”的说法，则是日本右翼在借机散播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冲绳大学华人学者刘刚认为，中国公司参与开发完全有可能。但中方出资的不是国家，这种开发只是市场经济行为，为的是投资回报。(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李珍本报记者崔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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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溃坝事件对紫金矿业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该公司昨日公告称，因去年9月21日高旗岭尾矿库发生尾矿溃坝，受灾的852名村民起诉包括紫金矿业及两家子公司在内的7名被告，索赔逾1.7亿元。加上此前溃坝遇难者家属索赔的1167.83万元，因“9·21”事件紫金矿业共遭1.82亿元索赔。

　　这是继1月30日因紫金山金铜矿污水渗漏污染汀江一案被判罚金3000万元后，紫金矿业在不到半个月内吃到的第二起赔偿官司。

　　遭遇财产损毁和人身损害索赔

　　2010年9月21日，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的高旗岭尾矿库发生尾矿坝溃坝，洪水和泥石流冲向下游，致使下游村民房屋、家具、电器、生活用品等财产被损毁，并致使22人身亡。

　　这一尾矿库属于紫金矿业旗下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852名遭受财产损失的受灾村民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信宜紫金、宝源矿业、紫金矿业等7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合计逾1.7亿元，并承担案件的一切诉讼费用。

　　虽然“9·21”广东信宜溃坝事件调查小组认定，紫金矿业旗下公司信宜紫金对事件发生负主要责任，但紫金矿业并不认可村民对其的索赔要求，称虽然该公司是信宜紫金的股东，但仅此不能成为本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公司将依法应诉，同时也将请求信宜市人民法院对高旗岭尾矿库和石花地电站水库溃坝造成村民财产损毁的原因进一步调查核实，以分清责任。

　　由于溃坝事件，紫金矿业还纠缠在另一桩索赔案件中———因为溃坝事件身亡的22名村民家属也集体起诉，要求紫金矿业及信宜紫金、宝源矿业就人身损害赔偿1167.83万元。

　　此前“卖矿偿债”措施遇阻

　　紫金矿业董秘郑于强昨日回应称，“我们认为根据《公司法》，紫金矿业作为信宜紫金的股东，在这起事件中不应成为起诉对象。”他说，受灾村民起诉信宜紫金、宝源矿业等事故责任单位理所当然，这些单位也“责无旁贷”，但信宜紫金的母公司也成为起诉对象并不合理。“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信宜紫金的所有资产都会优先赔偿村民。”不过，信宜紫金目前尚欠母公司紫金矿业2亿多元债务。

　　在“9·21”事件发生后，紫金矿业曾宣布“卖矿偿债”，称由于信宜紫金目前资产状况缺乏现金和可直接变现的资产，且有2亿多元的债务，因此紫金矿业决定整体出售银岩锡矿资产(含采矿权)，优先用于灾民理赔。

　　不过记者昨日获悉，紫金矿业“卖矿偿债”之举并不顺利，因为法院很快宣布对信宜紫金采取“资产保全”措施，这意味着包括银岩锡矿在内的所有资产，紫金矿业不再有处置权。最终究竟是通过出售信宜紫金所有资产以赔偿受灾村民，还是紫金矿业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要等到法院判决出来才知道”。

　　紫金矿业A股昨日上涨1.61%，收于7.59元。

　　本报记者 张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