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人们致富，如今却面临因不断加大的收入鸿沟引发的社会矛盾。官员们正在讨论确保财富分配更均衡，以及如何让富人们更低调。

北京的领导人把奢侈品视为赚钱的税收来源。为避税，许多中国人跑到香港或海外去购买奢侈品。于是，官员们争论是否要削减关税以鼓励消费者在国内购物。然而，中国政府不太愿被视为采取新措施来支持那些买得起名包豪车的人，已推迟了降低关税的决定。“政府面临两难，”世界奢侈品协会驻华代表欧阳•迈克说，“他们不想推广奢侈品，因为担心那些买不起的人看到广告。可是，他们又不想限制奢侈品，因为那对经济有好处。”

有钱人持续炫富显然对政府的这种困境毫无助益。许多人说，“郭美美丑闻”其实暴露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毫不掩饰的失控致富热：超级新富们炫耀自己多么有钱的趋势。经营一家二手名牌包的杨旭说：“奢侈品的消费增长太快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在他的店里，爱马仕已比路易威登更受欢迎，原因很简单：更贵。

当欧美在停滞经济中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已成为奢侈品的最重要长期市场。去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增长了20%，且没有减慢的势头。专家说，炫富现象是个复合体，它根植于中国的长期贫苦和饥饿，以及昂贵财物能带来更高社会地位的感觉。炫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久，中国人的消费社会心理还不成熟。

炫富者更多是新富及“富二代”，或是有个有钱男友或情人的年轻女子。他们希望得到他人的仰视，希望人们知道有人爱他们、关心他们。在微博上，许多中国人公开质疑这个国家有关积累财富的新信条是否走得太远了。

中华侏罗兽化石图
 

　　英国《自然》杂志25日发表中美科学家的研究文章，介绍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曾祖母”中华侏罗兽。

　　中华侏罗兽化石2009年发现于中国辽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地质年代距今1.6亿年，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真兽类（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化石记录。此前这一纪录为中国辽宁省凌源市发现的攀援始祖兽保持，其地质年代距今约1.25亿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季强博士在当天北京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目前地球上的哺乳动物超过90%为有胎盘类，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也是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因此中华侏罗兽可谓是人类已知最原始的“老祖宗”。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化石保存了长约2.2厘米的不甚完整的头骨，部分头后骨架，以及残留的软体组织印痕。据介绍，中华侏罗兽保存有完整的前肢和手部骨骼，表明其具有攀爬能力，这些适应性特征会帮助它在恐龙和其他脊椎动物统治的侏罗纪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它的牙齿特征表明其为食虫类哺乳动物，估计体重约13克。

　　据了解，中华侏罗兽的发现把真兽类（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化石记录的时间大大提前，填补了早期哺乳动物演化的化石记录间隔，并与DNA研究结果吻合，也为哺乳动物演化历史建立了以化石为标准点的新里程碑。

　　中华侏罗兽化石由中美两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合作研究，包括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哲西博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季强和袁崇喜博士、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孟庆金博士。

　　中华侏罗兽化石标本由季强博士于2009年发现，正型标本保存于北京自然博物馆。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今年的茅盾文学奖结果出来了，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成为新科茅奖作品。

对于茅奖，批评回回有，今年还真不算特别多，不仅不多，批评里面连靠谱的都不多。比如初选结果出来时，前10名中有8名作协主席或副主席，对于媒体和网络而言，这是最好的新闻点，于是茅盾文学奖迎来了第一波批评浪潮，质疑茅盾文学奖成了茅盾文学主席奖。再比如，以程永新和张颐武为代表，矛头集中在对张炜《你在高原》的450万字上，认为这么长超出了理解能力，评委根本没时间看完，所以评奖不负责任。

除了主席身份和超长字数外，人们再提不出批评意见，这届茅奖倒是近几期受到质疑最少的一届。实事求是地讲，正面肯定的意见还是挺多的，莫言、刘震云、毕飞宇这三位入选，无论文坛地位、作品实力还是公众知名度都属众望所归。尤其是莫言，每次都是热门，每次都落选，成为茅奖历史上标志性的悲情人物，也成为公众质疑茅奖最有力的理由。在一次次“陪太子读书”之后，跟上届的贾平凹一样，莫言终于得到茅奖的正式“追认”，沉冤昭雪。但人们还是不满意，又好像说不出来，不满意在哪里呢？

总体看来，我对这届茅奖印象还不错。以往茅奖遭人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评奖程序不透明，有暗箱操作的嫌疑；二是有些作品被当做任务硬性获奖。由于今年实行了评委实名制，评委人数也大大增加，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减少，暗箱成了玻璃箱，评奖过程走向透明，所以，往年对评奖程序的质疑基本消失。这是本届茅奖最大的一个进步，批评者围观者是能够看在眼里的。第二，获奖的五部作品总体上靠谱，获奖者也都是文坛一流好手，政治化的色彩比较弱，这一点值得肯定。唯一引起争议的《你在高原》，还是因为它的长度（可以断定，批评者没读过那部作品，包括我自己），张炜作为反世俗的代表作家，还是受到尊敬的。

这两点进步，再加上连续两届对贾平凹、莫言进行承认，使我对茅奖高看一眼。抛开“出身论”，一些民间奖项与它相比并不占优势。它更无疑比“兄弟奖项”鲁迅文学奖要靠谱得多。

至于有人不满意，我想一个原因是跟获奖作品的分量有关系，相对茅奖历史上的一些大作品，这次的获奖者的作品整体有些“小”，分量有些轻。而且作家得到肯定的，往往不是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如莫言的《蛙》，跟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比起来逊色不少，毕飞宇的《推拿》也是如此，他们的本次获奖，就难免有“迟来的正义”之憾。

但是，我们还是要批评茅奖，这些程序和技术上的进步，遮盖不了茅奖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茅奖自身的问题。

茅奖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听到这个问题，人们都会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拿出来说话，这说明大家对茅奖的取向是有直觉上感知的，大致就是现实主义的、史诗的、民族性的等等，当然，首先是政治立场没问题的。而贾平凹的《废都》没戏，很颓废，不健康；莫言的《丰乳肥臀》看名字就没戏，低俗……

在茅奖那里根本没戏的好作品，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在本来就土壤贫瘠的文坛，茅奖只取了不违背官方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瓢水，如何能浇出百花齐放、植物风貌的文学大森林？茅奖通过对入选标准的把关、评奖程序的设计，通过对获奖作品的过滤，通过使一类作品获奖，淘汰其他类型的作品，来掌握着中国文学的走向，用一根指挥棒操纵着中国文学的旋律，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掌握。很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依然被当做一种工具、一种武器，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

本届茅奖初选的时候，前10名中有8名作协主席和副主席，这说出了一个公开秘密。因为这么一条“规定”，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资格当上省级的作协主席，通过这种对遵“茅”学“茅”并表现优秀者的奖赏，实现了对整个中国主流文坛的掌握。所以我们知道了，茅盾文学奖是一种文学独大的地方，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是“现实主义杰作”频出的地方。但我们想看到的参差多态的中国文学呢？

　　中新社南京8月23日电(记者 朱晓颖)近日中国多地观测到同一起UFO影像。23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对记者介绍他的判断：“这是一起重大UFO事件，不明飞行物是特殊的空间飞行器，用人类的飞行器很难解释。该飞行器高度是在空间，和杨利伟飞船高度差不多，飞得很慢。”根据报道，20日晚9时左右，有多架飞经上海的航班机组人员称，目击到空中出现奇异的不明光团；同时，在北京城郊的观星活动中，多位资深天文爱好者拍摄到气泡状不明物体；来自内蒙古、山西的报告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观测到类似发光体。一些目击者称“发光体由小变大，呈规则几何圆体，比月亮大几百倍，目测直径50海里以上。这种景象持续了20分钟，发光体逐渐变暗直至消失。”

　　王思潮从1971年起研究UFO，至今已有40多年。“一般要成为重大UFO事件，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是影响重大，很多地方的人同时目击；第二是用人类现有知识很难解释。我研究UFO40多年，重大UFO事件出现过20次左右。我总结出一条规律，尾数逢1、2、7的年份，出现重大UFO事件可能性比较大。今年是2011年。”

　　此前有天文专家指出，20日晚多地观测到的UFO是“正处于喷火状态的推进火箭，由于推力不平衡产生如此现象。”但王思潮予以否定：“根据国家天文台河北观测站正西方向的照片，可以看到光盘背后有星星，这样可以计算出球状光盘仰角是多少。加上同时观测到UFO的两个地点，交叉计算可得其定位。我计算，这个飞行器是位于内蒙古的西部上空，球状光盘距地面300公里，和杨利伟飞船高度差不多，同时移动很慢，在这个高度不掉下来，只有速度高于7.9公里/秒才可以，按照这个速度，一般我们从西向东看到它的时间也就几分钟，而这个飞行器出现时间有近20分钟，这些特点用人类火箭是很难解释通的。”王思潮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