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费者用手机打开这个程序时，食品生产商会使用一台电脑，来分析食品的整个加工链。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简称：IBM)驻北京的研发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软件，可帮助公司和消费者跟踪从食品生产到端上餐桌的全过程，以避免受不安全食品所害。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全球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一大问题。

　　这种软件名为“食品安全模拟器”(Food Safety Simulator)，是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旨在让消费者对自己所买东西的可靠性做到心中有数。安装后，消费者可利用手机来扫描食品上的条形码，从而了解该食品的安全程度。IBM会给食品做星级评定(类似于评估餐馆的服务)，其中会参考如安全检测失败率、供应商背景及最近是否有召回事件等因素。商品拥有的星数越多说明消费者越可放心购买。

　　该软件今年入围了《亚洲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亚洲创新奖”(Asian Innovation Awards)，向人们展示出在消费时如何货比三家。此外，消费者还可通过它来报告健康问题。目前这种软件还没有上市，IBM也没有给出其上市的大概时间表。

　　生产商也能用这种软件来建立风险模型和评估概率，这样就可准确找到污染源，制止污染食品扩散并流入消费者手中。

　　IBM的研发人员Ron Cao博士说，像包装香肠这样的食品在工厂里由不同配料制成，来自众多供应商的多只牲畜的肉被混合加工成香肠。Cao博士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吃了香肠后感到身体不适，不可能将一根香肠与某一供应商和某头猪对应起来。

　　IBM研发的这种软件并不能直接把受污染的香肠和病猪联系在一起，但生产商可利用它来更好地估测污染源并找到食品制造过程中的漏洞。这款软件告诉食品公司它需要收集的数据种类，如配料的含量、食品保存温度和所有流程的时间等信息。然后，该软件会分析收集来的数据，找到瑕疵点。

　　对包装香肠这样的食品来说，该软件可追踪猪肉和面粉的混合、包装流程以及运输时间。如果有消费者称食用某香肠后感觉不适，香肠生产商可追溯产生问题的环节并确定是否有其它食品受到污染。

“食品安全模拟器”的功效也有其局限性。在中国，经常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是生产商，而是源头供应商。目前，为大型食品生产商种植农作物及饲养家畜的食品供应商在中国有5万多个，其中包括雇员还不足10人的小农场。虽然大型食品生产商可追踪其自身生产流程的安全性，但它还须确保自己所用原料的安全。

　　今年3月，中国最大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把含一种高剂量非法添加剂的猪肉投进了市场。这些猪肉是由该集团一家子公司加工的。

　　生产商还将需要调整流程，以便能够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收集数据，这有可能减慢食品的上市过程。但IBM的Cao博士说，用这款软件建立的风险模式将有助于降低食品变质导致的高致病数量。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数字，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每年造成220万人死亡。

　　在欧洲5月份爆发大肠杆菌疫情、导致48人死亡和4,000人患病之后，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焦点。

　　为重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美国今年通过《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要求进口企业检验食品安全。

在中国，由于2008年三聚氰胺丑闻发生之后问题依旧存在，政府针对食品安全违规者展开了整治行动。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因食用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婴幼儿奶粉，六名儿童死亡，另外30万名儿童患病。

　　Cao博士说，当前中国很少采用高科技解决方案来发现问题，或者是分析问题、寻找关联。在欧洲和美国，食品跟踪集中于帮助企业掌握其商品配送到商店的情况。相比之下，生产问题的跟踪就基本没有引起重视。

　　据美国研究公司弗里多尼亚集团(Freedonia Group)估计，中国对跟踪器等食品安全产品的需求将在接下来两年内增长15%至130亿元。

　　IBM的FSS软件还不能在市场上买到，但这款软件正在接受美国一家健康食品零售商（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一家）和山东省政府的测试。山东是中国最大的农业中心之一，山东省政府正在当地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测试这款软件。

　　IBM研究人员举例说，政府可以利用FSS来评估冷冻温度监管政策的变化会对食品质量产生多大影响，以及会给配送和生产带来多大压力。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漫画：西安一名国税人员爆粗口自称“爷” （朱慧卿/CFP）。

白墙涂鸦

民国年间，四川军阀杨森主政成都期间，忽发奇想，对进城挑粪的农民，开征粪捐。成都诗人刘师亮有打油诗道：“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今天，我们有幸得知，北京市地税局宣布，中秋节公司作为福利发给员工的月饼，也要算在员工的个人所得里加以征收个人所得税。

员工福利也算个人收入，要征个税，这在理论上似乎没错。但这理论上的正确，似乎只适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则未必。所有的收入都要纳个人所得税，但中国能做到吗？原本作为调节个人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却基本上是工薪族的专门税种。很多极富极贵的人，根本不为他们的巨额收入缴纳个税。有的老板，家产过亿，个人工资收入上却是零，有的地方官员，灰色收入可以每年几十成百万元，但工资一项，有的还达不到3500元的起征点。要说福利，官员的三公消费，其实相当大的比例，也是官员的福利。连所谓的出国考察，都是按人头“摊派”，你有我有，大家有。但谁听说这样大数额的福利被征过个税？

说实在的，当今之世，真正的富贵人，是不吃月饼的，也没有什么单位给他们发月饼，真要是有人送礼送给他们月饼，无论这月饼有多高级，他们肯定会嫌寒碜。真正领取月饼的，都是各单位的普通员工，这些人恰好又是个税的主要纳税人。本来成为纳税主力，就感觉很冤，现今过节了，分块月饼，还要纳税，据说要达到20%的比例。如果真的来征，五块月饼交出来一块，其实也不见得伤筋动骨，但心里这个不平衡，却是无论如何也搁不下。很明显，这样的月饼税，又是冲着工薪阶层来的。

本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就是为了调节个体收入不平衡的，让收入高的人，多纳点税，削削富，济济贫，多少减少一点穷人的心理不平衡。但是，在我们这里，个税的征收，恰好相反，最贫困的人虽然影响不大，但处于收入中下端的工薪阶层，却成了纳税的主体。还时不时来点月饼税的小刺激，让他们心理越来越不平衡。

个税的征收，无论在任何国家，一个关键的原则，是要公平。如果福利要征税，那么所有的福利都得征，不能只欺负弱者，冲工薪阶层下刀子。否则，这样的税，就成了一种恶。

@围观：

@孙锋力-SUN-：有人提议公司发月饼的时候给月饼换一个名字，比如说是：“月亮烤馍”、“月亮饼”，北方人提议叫“月亮火烧”，南方人说应该叫“月亮生煎”，意大利人说直接叫“月亮披萨”好了……“火烧、披萨和生煎表示鸭梨很大……”

近日，“抽象之后的绘画：涂鸦、图像再造与多重主题”展览在喜玛拉雅美术馆证大空间开幕，在展览现场举行的以“抽象之后的批评理论”为题的论坛上，北大教授、知名艺术评论家朱青生否定了以引进的西方文化学院派卢浮宫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艺术在中国的艺术学院的统治。

朱青生说：“今天社会的发展让我们觉得是文明其实早已是经验。卢浮宫等作为西方文化学院派的代表引入中国实际上替代了中国的传统，今天我们所有做艺术的人都是艺术学院毕业的，都和卢浮宫是一个系统。但中国出现的八大山人、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并不是艺术学院的传统培养出来的，而是另外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另一个系统被覆盖掉了。新的系统从遥远的西方引进并成为了中国的主导方法，它隔断了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联系。”

虽然为央视制作了一个关于卢浮宫的专题片，但朱青生始终对卢浮宫对于中国的影响保持着警惕，“我本人现在对于中国古代的东西如此热衷，不仅仅出于爱好，还是一种责任。卢浮宫里面的艺术是西方的古典艺术，里面收藏的作品年代在1840年之前。1840年以后艺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当今一切发达国家的艺术家都不会用卢浮宫里面画画的方法去作画，而只有中国、朝鲜、伊朗等国家把卢浮宫的传统当作主体。说明我们对卢浮宫没有理解，卢浮宫为什么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卢浮宫的建立是在17世纪中期，代表法国学院派的古典艺术、专制主义，属于人对人的精神统治方法。路易十四说，‘我为什么建立美术学院，我就是要用艺术统治人类。’当社会在行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艺术的革命建造了新社会，我们无法想象在现代社会里面还有不是现代社会的现代艺术。”

朱青生还对当代语境中的抽象艺术进行了全面的解释和定位。朱青生以正在编撰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为例，他认为判断什么是当代艺术有四个标准：一、最重要的是，是否为艺术增加了什么意义，如果有，那就是需要记录的信息，因为只有被记录的历史才能被讨论；二、用今天发展出来的各种艺术的最新方法，做一件完整的美好的作品；三、不在乎用什么方法，而是直接关注当下的问题，重要的是揭露了问题的艺术；四、关注著名艺术家的活动，一个人如果在较长的时间负有盛名，盛名之下必有过人之处，关注就是对他劳动的尊重。

朱青生认为，抽象是人类在进行自我的建造过程中在艺术上的显现，也只有有了抽象人们才知道可以从心底里去创造艺术，不必根据别人的或者外界的规定，别人的要求来复制服务和制作艺术，这个意志在艺术上变成了人类自由的体现。西方的抽象艺术已经发展了100年，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看不懂”的抽象艺术能不能成为一种抵御看得懂的“媚俗艺术”的力量呢？它至少可以成为一股纠偏的力量。

“抽象之后的绘画：涂鸦、图像再造与多重主题”展览选取了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四代艺术家包括李天元、张诠、赵峥嵘等人的艺术作品。

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理，就是讲不出来。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

8月30日，《弟子规》大讲堂落户山西太原，中国著名学者钱文忠教授声情并茂得向现场民众解读《弟子规》。中新网发 韦亮 摄

中新网太原8月30日电(吕玮)“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远远不够，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底线在迅速崩塌。”30日，中华优秀文化《弟子规》大讲堂落户仪式在太原举行，国内知名学者钱文忠此间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文化，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钱文忠不是第一次来山西，对山西抱有一份感情。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能走遍山西，但是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我的祖宗生活在太湖流域已经35代了，但是，家谱上记载，我们家是从山西迁过去的。

山西是《弟子规》的产生地，在中国的真正普及只有10年时间，其传承有着特殊的轨迹。“作为煤炭大省，山西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提供物质资源。几千年的文明发扬中，也为这个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对于学习《弟子规》，钱文忠说：“《弟子规》出自山西，并非偶然，这与三晋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儒家提倡修身，从日常的小事做起，《弟子规》也是从高处着眼，低处着手”。

他认为，《弟子规》所讲的就是做人的规矩，它需要我们全民都来学习。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文化落地为一种生活中的文明意识。

“《弟子规》具有普世价值，没有一句封建糟粕。现代缺乏良好的风气，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就是孕育真善美的源泉。”钱文忠说。

钱文忠说，虽然《弟子规》引人向善，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是对《弟子规》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还远远不够。中国人站在人群中，感觉孤立、默然，内心空虚，没有支撑。

“其实，中国人的内心对传统文化都有一种危机感，许多中国人除了物质追求以外，已经开始关心自己的精神世界。”钱文忠说。(完)

北京的强降雨

　　百年大雨、极度干旱……极端天气为什么频频发生，我国未来气候趋势究竟如何？8月29日下午，在中国科协举办的第七期“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现场，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徐影研究员称，21世纪我国极端气候可能更频繁，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

　　徐影表示，在未来温室气体持续升高，气温也升高的情况下，全球气候包括高温、热浪、强降水事件发生的频率会持续上升，台风、飓风的风速会更大，千年一遇的洪水发生频率可能变为百年一遇，百年一遇洪水发生频率可能变为50年一遇。

　　就我国而言，近百年，与全球相比，我国平均气温升高了1.1度，比全球平均温度略高。徐影称，根据观测数据分析，21世纪我国极端气候可能会更频繁，台风、强对流天气可能增加，北方的降水增幅将可能大于南方。

　　徐影分析，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首先是粮食安全，未来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不稳定性将明显加大，粮食生产成本和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大范围严重饥荒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其次是水资源安全，靠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流径流量增大，春季最大流量发生时间提前，水资源时空分布失衡的情况更加突出；第三是地区安全，未来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地区可能导致部分绿洲消失、城市消亡、地区不宜居住，从而激化因资源枯竭而产生的地区冲突；此外，冰川显著退缩，重大工程安全运行的风险加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人类健康、人居、工业、旅游等都会受影响。

从金庸小说里无法获得现代公民意识 图为学者王彬彬

核心观点

金庸的小说让人麻痹现实，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只是一种精神骗术，但太多的人不够聪明，总是心甘情愿被骗。

沉溺于武侠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在诸多学者中，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是个坚定的“倒金派”。记者日前采访他时，王彬彬表示，已不研究金庸小说，但仍然坚持他几年前的观点，金庸的文字，虽然是通俗作品的代表之一，但也不过是曾经在中国文学叱咤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在当前的复活和变种。金庸的作品都属于“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

金庸小说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建构

王彬彬认为，把金庸视为曹雪芹之后，中国小说第一人，评价太过。金庸的小说如此“低端”，却一直有人追捧，是因为金庸的小说，虽然只是并不高明的精神骗术，但太多的人不够聪明，总是心甘情愿被骗。

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金庸小说只有神魔没有真正意识上的人

有人曾经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脱离旧武侠小说的类型，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很多人也热衷于研究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描写。但是，王彬彬认为，一部小说是不是写人性，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并不是说你有个“人”的名头就可以了。写人或写人性，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人对“人”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这一定层次上的“人”，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古罗马的英雄 (半神的人)是英雄时代的人，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是贵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他们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的是英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人”？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所生活的世界。用正常人的理性眼光看去，那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或者说像是一座精神病院。在那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王彬彬认为，作为一种大众文化，金庸的小说同充斥于荧屏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写了许多爱情，也不可能不写许多爱情。而金庸小说里的所谓“人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爱情来表现的。无论是写爱情，还是写别的什么，金庸都不受现实可能性的制约，都无须考虑是否真实的诘问，他唯一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对于这样写出的爱情，竟有人推崇不已，并将其作为现实中实有之物一般来分析、研究，总难免让人觉得滑稽。

图为：编导王媛媛 （记者严斯林摄）

图为：芭蕾舞剧《金瓶梅》剧照

王媛媛：舞剧《金瓶梅》不是三级片

记者赵雯报道：中国四大禁书之一《金瓶梅》一向令人“闻之色变”，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芭蕾舞台，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第一次。10月2日、3日，该剧就将登陆湖北剧院，而早在该剧公布巡演以来，就因“情色”话题备受关注，甚至在门票上都注明了“18岁以下观众谢绝”的字样。昨日，北京当代舞蹈团团长、现代芭蕾舞剧《金瓶梅》艺术总监、编导王媛媛携剧组主创人员来汉，现场解读这部“香艳”芭蕾剧。

春宫图和性道具演绎的是激情和野心

该剧编导王媛媛是活跃于当今国际舞台的知名中国现代舞编导。她与张艺谋合作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好评连连，她亦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编舞、电影《夜宴》的舞蹈总监。

王媛媛介绍，芭蕾《金瓶梅》以潘金莲作为叙述的支点，从她对武松的渴望和对西门庆的野心，将武松、武大、西门庆、瓶儿与春梅等人物带上舞台。全剧舞美分“白”、“红”“黑”三幕，知名舞美韩江表示，力求每一个场景就像一张油画《春宫图》。道具上，更是大胆启用了“摇床”等古代性道具；音乐上，则采用富于宗教色彩的寺院钟铃声，以表现人物间的情感纠缠。不仅如此，该剧更邀请到著名造型师叶锦添倾力打造服装。顶尖团队的打造，光看那些美得浓艳的宣传剧照，就已经足够撩得观众心痒痒。

性感尺度刚刚好只与有教养的人分享

其实该剧片花很早就在网上流传，性感唯美的舞蹈令网友连呼“惊艳”，但也有人质疑，“只看出赤裸裸的情色”。对此王媛媛坦言，创作该剧最困难之处就在于性感尺度的控制：“它一定是性感的，但是有个‘度’。这个‘度’如果太‘过’，就会让人感到低级。但是如果‘不够’，那就不是《金瓶梅》了，现在看来，我的‘料’加得刚刚好。”

不过，王媛媛也有所顾忌，怕大家是为看“情色”而来：“如果大家是为了看情色，会很伤害我们，这是艺术，不是‘三级’作品。观众看不到脱衣舞或裸体人，演员们都是通过舞蹈表现出来的。”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青少年性教育的变迁史，也是这60年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观念变迁史的一个侧面。

1949-1977 不被计划的性教育

少女静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紧张而羞涩。不久后，静秋陪朋友去医院堕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围大妈遮遮掩掩的道德审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会不会也怀孕了？--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描述的“文革”岁月。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如电影渲染的那般纯净与值得怀念，然而，那种无知、压抑及放纵带来的伤痛，却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某种关于青春的真实。

《山楂树之恋》剧照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时代里，性教育随着性的“可耻”程度的升级，渐渐被放逐到计划之外。当然，在“文革”来临之前，1949年之后的性教育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短暂的春天--当时，解放前的裸体画册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悄悄流传。在新华书店，也能看到公开出版的性知识书籍。

1954年，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一年后，由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据《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记载，该书最早一版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城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堕落之所，而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还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指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于此同时，叶恭绍教授等在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的开端，随后，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青春期，差不多赶上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回忆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学课堂上，他学过一节生理卫生课，懂得了什么是月经、什么是梦遗……然而，两性的结合，似乎是人们永远不能启齿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师、家长提问，同伴之间也不敢交流。他只能从革命文学作品中，获取关于两性生活的只言片语。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可爱的中国》中习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

性学专家邓明昱写道：“那时，性发育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女孩子的月经被认为是‘倒霉’，见不得人；男孩子的遗精也被认为‘有伤元气’；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性困惑基本上无处咨询，性机能障碍也无处求治，同性恋更是被当作流氓犯罪行为予以处理。”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听从了毛主席的号召，带着满腔荷尔蒙，“到广阔的天地去”。

在潘绥铭的经验里，“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乡下，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目瞪口呆，还从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尽管如此，他从不敢和农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