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艺术界一年一度的秋拍盛会正在预展和热身中，各大拍卖公司如苏富比、佳士得、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都已推出重点主题或进行预展。这其中，中国当代艺术再次备受关注。2011年的春拍，中国当代艺术品迭创新纪录。尤其在苏富比春拍"尤伦斯专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中，中国当代艺术强劲复苏，很多作品拍出天价，有的大大超过了古典艺术作品。资本对艺术品的疯抢，令人惊叹。

中国当代艺术春拍中的抢眼表现，让各大拍卖公司对其秋拍仍然抱着高昂的信心，佳士得等都准备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专场。那么，颇有泡沫味道的中国当代艺术为何身价暴涨？究竟是谁绑架了艺术品市场？而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价值又怎样评判？在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热的现象中，这些问题引人关注和思考。

为此，《法治周末》特地约访了近期回国讲学的艺术评论家段炼先生。段炼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威廉大学等美国高校任职，现为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教授，旅居海外20多年，一直从事现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他虽身在海外，但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却颇多关心。他对当代艺术商业性的分析和批评，几乎是一针见血；而对于陈丹青这样的画家，他将其比喻为"一条蚯蚓"。

段炼

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西方具有一席之地，被他们写进艺术史，就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被打上了政治标签，而不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具有艺术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清楚。

法治周末特约记者朱航满

艺术市场，发疯了

《法治周末》：现在中国出现了当代艺术投资热，许多当代画家的画作屡屡被拍卖出高价，诸如刘小东，他的画作甚至比一些我们认为古代或现代的经典画作还要昂贵，这正常吗？

段炼：首先我可以说，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面对这种现象，你要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么高的价钱，画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钱，这点大家要很清楚；另一种是画家得到钱了，但是画家并没有得到那么多。也就是在整个艺术市场买卖操作的背后，是有另外一种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画商。画商在那里操纵着整个市场，所以有刘小东的画拍出高价这样的事。

在当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刘小东都是很好的画家。他前两年有一张画《三峡新移民》，这幅画卖了近三千万元，刘小东实际上没有拿到那么多，拿大头的是背后操作这个事情的画商。而且好玩的是，这幅画的买主，是一个做餐饮业的北京商人。刘小东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发疯了。就是说整个艺术市场发疯了。

那么就有人问这个餐饮业的老板，你花近三千万元买这幅画，究竟是要干什么呢？打算怎么处理呢？因为这个价钱顶天了，几乎没有升值空间了，怎么办？买家说："我挂在餐厅里。"对于画家来说，近三千万元的画作，这个价钱就等于国宝了，而你挂在餐厅里等于完蛋了。

尤伦斯，耍了我们？

《法治周末》：今年四月份，尤伦斯美术馆拍卖了其在中国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所有作品无一流拍，且不断刷新拍卖纪录，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艺术的思考。你怎么评价尤伦斯的做法？

段炼：外国画商，通过低价购入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经过几番炒作，炒到很高了之后，再把它们出手。尤伦斯美术馆就是这样。而最后接手的是中国人，中国那些发财的人，拿着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看见艺术投资可以赚钱就去投资艺术，但等他们接了手之后就出不去了。这是当前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尤伦斯在中国当代美术到了天价的时候，它突然宣布要撤退，中国当代美术界全都傻了。这个事情因为闹得太大，大家感觉似乎被人耍了。

最近我看到一个美术界的新闻，尤伦斯说它没有撤退，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策略而已。因为它撤退的时候，中国艺术已经被它炒到顶，赚不了钱了。现在，它把货全部抛出去之后，转移战场，到印度去如法炮制。

《法治周末》：这对于中国的艺术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段炼：我们从尤伦斯的操作，再看刘小东那近三千万元的画，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商人接了这个单。所以我们说，当代中国艺术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刘小东肯定是个好画家，他的画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三千万元，这个太荒唐了，刘小东自己都认为是发疯了。

但是出现这么几个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跟风效应。很多人都会跟着他们，觉得我也会发点财啊，我发不了三千万元的大财，发点小财吧，三百万元、三十万元也可以吧。所以这种心理，会引发整个当代中国美术的爆发。

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金字塔眼光，走在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越到底层越多。底层的人不但卖不了高价，甚至生活都很困难，你到北京宋庄去看看，夸张一点说，那里的画家多如牛毛。每个画家的作品要想都卖一千万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宋庄大多数画家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很多人生活得很窘迫。国外有些人，把他们称作饥饿艺术家。这个称呼也就告诉我们，靠艺术为生的人，毕竟是少数。

国内艺术界，分化得很厉害，做商业艺术的、做纯艺术的、做实用艺术的等各个方向都有。做纯艺术的，你如果在金字塔的底层，画卖不出去，可以说生存都很困难。

陈丹青，中国画家，文艺评论家。祖籍广东台山，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恢复高考时，以同等学历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陈丹青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赴纽约定居，1983年6月，陈丹青个人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首个个展，之后，他在美国取得了属于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几乎所有成就。

陈丹青，这位中国目前最受关注的艺术家、学者，在中国艺术界、文化界均有很高名气，然而，他却因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线和发表大胆言论而引发讨论与关注。近日，陈丹青接受凤凰网《非常道》专访时表示，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打乱，陷入人情沼泽难以自拔。

初到美国被震撼两三年

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美国，在那呆了18年，刚到美国时，他很纠结。陈丹青说，那时出国的目的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要成为世界艺术家，而是想去看原作，但他出去以后才知道，原来要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根本不只是原作的问题。陈丹青意识到，西方太庞大了。

后来，陈丹青看到了很多去美国的中国人，他们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办绿卡要买房子等，这些让陈丹青震撼了两三年。但是，陈丹青说他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强的人，“农村生活我都能受得了，纽约没有我受不了的事儿。 ”

归国之后生活被打乱

2000年，陈丹青回国，后来的日子，陈丹青常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有人质疑他被过度“消费”。但在王安忆的眼中，陈丹青却是一个生活很封闭的人，很难介入社会生活。陈丹青说，外界对他的评价刚好与王安忆的说法相反。“至少，我上媒体上太多了，这是我回国之后就一直被指责的地方，我不知道王安忆说我生活很封闭是什么意思。 ”陈丹青说，他的生活很简单，但最近十年有点被打乱，就是杂稿太多，以及接受各种采访，我一旦写了点东西，所有老朋友、新朋友都要我帮忙。“你知道，有朋友开个画展、出个书啊都要我来写，即使推掉十件或七件，还有三件要做，这是人情的沼泽地，陷进去就很难逃脱出来。 ”

大胆言论

我们最好的艺术作品在西方很普通

很多人都说陈丹青当年是在最牛的时候选择出国，但出去之后，他却发现，原来自己的作品是那么普通，早就过时了。陈丹青说，在美国，他最先学会接受自己的位置。他发现自己在前半段生命里做的事情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不该夸大。

近日，著名钢琴家石叔诚谈论他对中国目前音乐文化现状的担忧。纪力元 摄

近日，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带着他的钢琴独奏会来到沈阳，并于下午3时30分左右做客辽沈晚报，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半个多小时的访谈中，石叔诚侃侃而谈，道出了对中国钢琴现状以及中国钢琴教育的独特见解。

音乐会中和观众聊天更能听得进去

根据现在听众的特点，石叔诚总结了一些钢琴音乐独奏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进行讲解：“在钢琴音乐会中，我们见到的大多是一个钢琴家按照节目单，按次序弹完了就结束了，一般国际上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钢琴音乐会听众多数还不太了解钢琴，而且多数都是学习钢琴的学生和家长，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音乐会理解、热爱音乐，增加他们这方面的感觉，拉近他们与音乐的距离，所以会在演奏会中与观众做一点交流，带有一点聊天的性质，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曲子之间做一个画龙点睛式的小细节，这样能够保证整场音乐会，特别是孩子们能够听得进去”。

这次音乐会的乐曲也是秉着让多数听众能够理解的想法来选择曲目的，“本身这个音乐会就带有一点学习性质的，所以曲目要两头兼顾，既不能让大家听了后不知道在说什么，也不能让大家觉得太浅显，太没有内涵了”。

不带功利性去学音乐误区就会更少

“我们国家在音乐方面欠账欠得太久了，现在中国的音乐水平在世界上可能是倒数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音乐会上还要告诉观众要保持安静，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孩子们来学习钢琴，学习音乐，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改变我国音乐文化的现状！ ”

石叔诚还强调，现在四五岁的孩子学习钢琴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误区不利于音乐事业的发展。“当然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去宣传、引导。现在还有一些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开始学习钢琴，对于这些人我很钦佩，因为他们是更纯粹的对音乐的喜爱，他们不具有功利性，学习音乐的误区就会更少”。

稀土资源珍贵

　　科学网(kexue.com)讯 地球上矿场资源一直是最宝贵的财富，金银这些金属已经不足为奇，众所周知，稀土是目前极为稀少的矿场之一，而近日，科学家们竟然发现了阿富汗火山口藏有丰富的稀土资源。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据报在阿富汗西南部一个死火山底下，发现可能是世上历来最大的稀土矿藏，包括镧、铈和钕等，估计藏量足够供全球10年所需，总值或达530亿英镑(约6,393亿港元)。由于尚有更深地层未被勘探，实际蕴藏量或将远远超出估计，势必引起各国及矿业巨擘垂涎。

　　该稀土矿位于赫尔曼德省克汗奈欣死火山，USGS团队目前已勘探火山表面330尺、共约13亿吨岩石，估计在这之下还有更多矿藏。钕可制造强力磁铁，是电动车等重要原材料，市价每磅135英镑(约1,628港元)。

　　不过想采集这样的样本也十分危险，主要是因为赫尔曼德省是塔利班根据地，科学家工作时都要小心翼翼。他们乘直升机到火山口，采集样本时有海军陆战队保护。

　　稀土介绍

　　稀土一词是历史遗留下来名称。稀土元素是从18世纪末叶开始陆续发现，当时人们常把不溶于水的固体氧化物称为土。稀土一般是以氧化物状态分离出来的，又很稀少，因而得名为稀土。通常把镧、铈、镨、钕、钷、钐、铕称为轻稀土或铈组稀土；把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钇称为重稀土或钇组稀土。也有的根据稀土元素物理化学性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除钪之外(有的将钪划归稀散元素)，划分成三组，即轻稀土组为镧、铈、镨、钕、钷；中稀土组为钐、铕、钆、铽、镝；重稀土组为钬、铒、铥、镱、镥、钇。

　　稀土是中国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它是很多高精尖产业所必不可少原料，中国有不少战略资源如铁矿等贫乏，但稀土资源却非常丰富。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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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

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教育和书院教育之后，以燎原之势，普及全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重知识传授轻素养品德，重规范化管理轻个性化发展，重普世科学文化轻中华人本文化，对于存在已久的应试教育和市场化偏向不易扭转，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于是教育界努力探索着改革的新路。与此同时，古老的书院教育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的营养，正以新的姿态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如何重新评价书院的历史作用？如何充分估量书院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的讲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1年9月9日）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回顾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略从教育文化角度，所作的一次新阐释，它把人们对传统教育资源当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多数建在县乡，接近民众，得到地方支持，又影响地方风气；第二，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第三，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第四，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第五，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

当然传统书院也有它的不足，如：不能覆盖广大地区和人口，轻视知识传授，课程内容狭窄，忽略体育文娱，以及有些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或剔除的内容。

现代中国学校教育，基本采自西方教育模式，它给中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能够以规范化的体制将教育普及于城乡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层次的新式人才，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推动中国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大步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实践在证明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它的严重弊端。1921年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了现代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的坏处，和书院教育“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的优点。除此而外，对中国而言，忽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之一，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中华精神的发扬光大。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下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中西互补、相得共荣，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

当前众多新兴书院，有的创建于现有院校之內，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特区”，如大学里的国学院、儒学院、人文宗教研究院、国学班，既依托体制的优势，又展现传统的特色；有的创建于地方社区，采取民办公助、社会支持、独立运作的体制，处在现有政府体制边缘，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人才培养与师资培训，提供学术论坛与游学营地；有的创建于民间社会，采取自筹经费、自主经营的体制，独立于现有政府体制之外，或者以民间方式探索青少年教育新路，或者推动业余青少年经典诵读；还有的创建于市场经济领域，由企业资助，为企业家开设中华文化课程，以培养儒商、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为目标。可以说当代书院各具特色，缤纷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蕴藏的文化创造力。在发展新兴书院的事业中，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起了指引作用，各级政府特别是学者型官员起了支持作用，一大批人文学者、教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有文化理想的企业界人士起了资助作用，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些新兴的书院，大都在努力继承与发扬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又在人员、教学与经费管理上吸取现代教育的合理质素，以便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仍然有着光明前途，甚至显示出一种未来教育的先进性。

9月25日，鲁迅诞辰130周年版画作者赵延年

□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实习生柴银赣

主流评价

从意识形态化到片面化

羊城晚报：今年正值鲁迅诞辰130周年，到现在为止，鲁迅的形象在主流评价中，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林贤治：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重视鲁迅的宣传的。鲁迅逝世一周年（1937年），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鲁迅纪念活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鲁迅》的演讲；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三个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评价也很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再论及鲁迅；建国后，1956年举行过很隆重的鲁迅纪念集会，1958年出版了《鲁迅全集》；“文革”期间鲁迅的很多单行本在文艺百花凋零的时候还可以出版。1981年又重版了《鲁迅全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新出了一版《鲁迅全集》。今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大全集》。近三十年来，还有过好几次大型纪念活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场了。

羊城晚报：对一个人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

林贤治：1936到1937年左右，在盖“民族魂”那面旗帜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就使用了“民族英雄”这个词来评价鲁迅，强调他的“一致对外”的影响力。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有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鲁迅当成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此时强调的是鲁迅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是抹杀了鲁迅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出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甚至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代学人贺麟就曾将韦伯学说介绍到中国。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韦伯再度“降临”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至今不衰。韦伯学说曾经被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拥抱蓝色文明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曾经被学界看做中国问题的“伟大的外行”而给予负面评价。而在本文作者看来。“随着（国人）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将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编者

《马克斯·韦伯》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底本，是英国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此书译出是在1987年，收入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此番，幸得译林出版社的朋友襄助，重新买到此书的中文版权，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订正那些“后悔不迭的错误”了！回想起来，当初动笔翻译此书的时候，内地学界对于韦伯还知之甚少，而他那些招牌式的观点和术语，也都还未能构成普遍的知识背景。正因为这样，如今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其实只是在上下文的不断冲撞中，我们才突然想到，“calling”一词在韦伯的行文中，大概是有“天职”这一层意思的；至于在书中偶然出现的“media”一词，我们则翻遍了手边的英汉词典，也想不到它竟然可以译成“媒体”，来泛指一切刊载新闻的传播工具，——当然还老老实实地以括号附加了原文，以便要是理解有误的话，别人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后来从网上读到，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有一句评论，说此书带有“巨大的趣味性和不恭敬”（Enormously entertaining and irreverent）。不过我们当初翻译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倒觉得其中充满了平衡感：一方面，用原书编者彼得·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授社会学，韦伯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另一方面，再用原书作者弗兰克·帕金的话来说，“‘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而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Class Radicalism，1968)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我们这个译本问世之后，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又由Routledge于1992年推出了修订版，而作者也为此写了新序。眼下，趁着中文世界也将推出新版，我们正好把这篇新序也翻译出来、增补进去。大家从中可以读到，尽管从旧版到新版，只短短地相距10年，但那个短暂的历史的瞬间，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以至于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斯”这两位神明，其权重也发生了悄悄的倾斜——“随着事态的发展，韦伯的思想看来远比马克思及其助手的思想，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剥蚀。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后者的可信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此番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它这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的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于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韦伯与儒家》）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要沉入怀旧，自然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但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要做什么都行！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所曾享有过的那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

如何还原真实鲁迅？ 严家炎：他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0周年。近年来，民间对于这位现代历史上不可绕过的文化名人有过一些争议。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教授严家炎接受采访时表示，鲁迅在今天没有过时。所谓“去鲁迅化”的言论，是将鲁迅简单化了。

“战士”鲁迅也有温情一面：称夫人“小刺猬”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坐标”的文化人，鲁迅连同他标志性的胡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战士”的代名词。不过，那幅广为流传的冷峻肖像背后，文字之外的鲁迅又有怎样的温情？生活中他是如何对待妻儿的？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公众层面少有人知。

在很多人心里，似乎鲁迅就应该永远是冷峻的，随时准备以笔为枪，刺向敌人的。不如此，便不是鲁迅了。

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对于鲁迅的面容，鲁迅之子周海婴生前曾公开发表演讲认为，鲁迅身上的批判性固然重要，但不能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这样的鲁迅我不认识”。

鲁迅是爱生活的。周海婴生前回忆，“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鲁迅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亲昵地称夫人为“小刺猬”，称自己是“小白象”。

另据报载，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热衷于观赏中外影片的影迷。他喜欢看风土人情片、科教片、侦探片等，特别爱看反映世界各地土著生活的影片，如以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为背景的《蛮岛黑月》。每次看完电影，还会记日记。

谈到公众对鲁迅的种种误解，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杨阳表示，鲁迅本质上来说还是个文学家。之所以会出现对他的一些误区，主要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把鲁迅“革命家”方面的特质放大了。

那么，该如何还原鲁迅？杨阳表示，要把鲁迅从“神”的位置上解放出来，还原到人间鲁迅的地位。

已故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和长孙周令飞曾经举办过一个针对鲁迅课本教学讲授教师的全国“海选”活动，目的就在于减少中小学语文老师对鲁迅的“误读”，还原鲁迅。

周令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选活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他将会继续通过开展讲座、展览、出版《回忆录》等形式，让“还原鲁迅”的脚步继续走下去。

“去鲁迅化”原因何在？严家炎：把鲁迅简单化了

近两年来，关于鲁迅文章从中学语文教材“撤退”的消息屡见报端。教材中增加了哪些篇，调整了哪些篇，各地不尽相同，相同的是都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到最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不得不出来澄清：改版的课本“只是撤下了鲁迅的一篇文章并换上了另一篇文章，只是非常小的微调。”

谈及由教材引发的“去鲁迅化”风波，杨阳说，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中学的教师表示：他所在学校的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就只剩下了3篇，原来是很多的。为什么会不受重视？那位老师回答说，因为“高考没有鲁迅的内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位老师还建议，鲁迅学术研究界应该认真探讨一下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的作用、地位等。

严家炎则认为，所谓的“去鲁迅化”，实际上就是把鲁迅简单化了，倒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去鲁迅化”。他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对鲁迅有误读的地方，把鲁迅的一些方面过分夸张。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鲁迅本身并不了解，认为鲁迅要不得，好像他对中国的传统全部否定。”

严家炎说，实际上，鲁迅对于旧学了解得很深，“他自己也是从这方面走过来的”。严家炎认为，不能说鲁迅完完全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他感受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矛盾、问题，确实有对人民群众有伤害。特别是在过去，对妇女、儿童这样一部分人，伤害得更多，比如《三国演义》的“刘安杀妻”。

鲁迅看到了传统中不好的、很过分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写出《狂人日记》这类作品，但他并不认为整个中国社会就只是“吃人”。

鲁迅精神是否过时了？今天该如何继承鲁迅遗产

鲁迅的作品和精神是否已经过时？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而言，鲁迅的遗产有何现实意义？此类讨论近年来也常见于报刊、网络。

对此，严家炎表示：鲁迅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整个21世纪都是很有意义的。

他认为，鲁迅主张文艺家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如果在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中“有所感”的话，可以抒发出来，可以去监督社会和政治。文艺家、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监督的功能，促使社会进步。

鲁迅本人，通过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批评，进行了很多监督。

近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迅猛，名家画作屡受藏家追捧。2011年，徐悲鸿《巴人汲水图》更成为拍卖市场的“领头羊”，以1.71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中国近现代画家作品拍卖世界新纪录。

然而，去年6月在九歌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功拍出的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近日却被指为1983年中央美院研修班的课堂习作，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宁乔木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正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天价名画”为什么遭人质疑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一场春拍会上，一幅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作品当场拍出7280万元的高价。该油画的拍卖信息被发布于多家网站，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题图）以及徐伯阳出示的“背书”，内容为：“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 2007年9月29日。”

然而今年9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10位学生联名在《南方周末》上刊登《这是徐悲鸿的作品，还是我们的习作？质疑“徐悲鸿天价作品〈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公开信》，公开信称该画只不过是他们28年前一堂油画课的习作。

公开信称：这是我们研修班第二学期在1983年5月里的一堂人体油画课习作。习作模特是江苏农村来北京工作的年轻女孩L。画室是当时美院U形楼西北角楼上的大天光教室……习作历时三周，每天画一上午。这幅习作是两年进修生涯中比较有特色的，因为用了一块深酱红色的衬布，效果整体，L的发式和身材都很有特色，为同学所牢记。

信中还写道：我们当然不敢说徐悲鸿先生没有画过类似的站立女人体油画作。但是L的发式是80年代样式的，她的身材也很有特色。如果徐悲鸿先生的画竟同时在衬布色泽、模特站立姿势、身材特征、发式以及脸部特征这五方面都与我们的那幅写生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

拍卖公司有徐悲鸿长子的真迹证明，研修班学员则有大量当年课堂的细节，7280万元，抢到的是旷世名作？还是习作一张？一时间，画作真伪扑朔迷离。

“拍假”纠纷为什么层出不穷

业内专家指出，如果这幅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油画真被证实为学生习作，那么这幅画连“伪作”也算不上，这场拍卖就成了一场“指鹿为马”的炒作。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央美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龚继遂，他当即表示：“市场上徐悲鸿的真画非常少。不仅是徐悲鸿，很多有名的当代画家都发现过有人拿着假画去拍卖，说是出自画家之手，实际上画家本人从来没画过。”龚继遂愤慨地说，书画界应该一致谴责这种“指鹿为马”的拍卖行为。

专家指出，目前具备文物拍卖资质的企业中，在业内信誉度高的并不多。近年来，拍卖行业“拍假”纠纷层出不穷，拍卖会上存在赝品，已不是什么新闻。指鹿为马、把伪作当真品拍卖的现象导致买家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这一切都严重背离了艺术的本源。

一声槌响后，辛辛苦苦抢到的宝贝不过是赝品、伪作，买家心中必然不是滋味。2008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吴冠中假画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8年，上海买家苏敏罗以253万元拍到一幅吴冠中的《池塘》，但当他找到吴老做鉴定时，吴冠中却亲笔写下了“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随后，买家一怒之下将拍卖方和委托方告上法庭。

著名画家韩美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一些拍卖公司公然拍卖署名自己的伪作，越来越多倾其毕生积蓄买到赝品的买家纷纷找他控诉，他有时不得不为买家再创作一幅真品。

针对徐悲鸿油画事件，就在公开信发出当天，有业内专家发表评论称，中国拍卖市场里，他们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单纯为了升值。拍卖公司在利益的诱惑下炒作概念，一些公司甚至抓住“商机”制造赝品，在拍卖会上滥竽充数、以假乱真，重拳整治拍卖乱象迫在眉睫。

拍卖机构为什么不负责真伪

对于此次风波，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郑鑫尧表示，拍卖公司对画作真伪的判断主要来自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徐悲鸿的油画有其长子亲笔证明为真迹的“背书”，所以可以理解拍卖公司对画作的真实性不会产生怀疑。郑鑫尧认为，10位中央美院研修班当年学员的公开信中提供的细节是真实的，“这10人中很多已是油画大家，没有说假话的动机。”

郑鑫尧说，古代作品年代久远，赝品较多，目前拍卖公司鉴定时普遍更加认真，而对当代大师的画作信任度较高，因为很多当代书画大师仍在世，或其亲属仍在世，《人体蒋碧薇女士》因此才能拍得如此高价。

一方面，盲目收藏的买家不断受到精神上、经济上的损失，另一方面，文物市场的公信度、诚信度大打折扣。中国文物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会长张宁表示：“国家对拍卖机构再不认定、不整顿，这种拍卖乱象如果再继续下去，将越来越积重难返，这对我国文物市场将会造成极大危害。”

现实情形是，买家即使买了假画也无从追究拍卖机构的责任，因为拍卖机构是商业机构，并非鉴定机构，理论上对画作真伪不负责。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明文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拍卖法不能只管拍卖企业，不管拍卖行为，只有将卖、拍、买三方都纳入法律制约范围内，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拍卖乱象。邱宝昌对记者表示，相关法律中“出现瑕疵不担保”的条款即使不废除，也应该进行大修，否则委托人、拍卖人存在利用该条款随意“拍假”的可能。同时，他还建议在法律中对委托人、买售人、竞买人和拍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加以规范，防止他们互相串通。

邱宝昌表示：“法律一定要严惩这类现象，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经济处罚并重。”

新华社记者孙伟丽、岳瑞芳、李德欣

查尔斯·狄更斯

2012年是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诞辰200周年。17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的“透过文学看当代中国”讲座上，数位中国作家表示，狄更斯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独特性，我们的时代需要狄更斯这样的作家。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这是查尔斯·狄更斯所著《双城记》的经典开头。据了解，狄更斯是第一位描绘城市工业化的作家，这位当时的新生作家以其细致、写实和宏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独到地捕捉到当时伦敦的城市扩张对人性的影响，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和认可。

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小说原著作者鲍十指出，狄更斯看到了那个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笔勇敢的表现出来，这一点值得中国的作家学习。“在这个写作的圈子里，投机取巧的写作比比皆是，有太多撒谎的作家和拍马屁的作家，许多作家并没有起到其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

鲍十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内地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经济繁荣之下却潜藏着不少社会问题。作家在经历这种社会变迁时，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将之记录下来，但当代作家做的远远不够。鲍十表示，值得庆幸的是，内地当代文学正在不断发展，在对待当代文学的发展上，希望有更多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包容的心。

“狄更斯对当时所处的时代不回避，敢于如实表达，这恰恰是很多中国作家所缺乏的。” 和狄更斯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的王十月是中国“打工文学”的领军作家，王十月16岁进入社会，在社会底层浸泡多年的他，对狄更斯有特殊的崇敬。

“作家可分为三大类：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怎样活的作家、告诉人们我们正在怎样活的作家和告诉人们我们可以怎样活的作家。狄更斯属于第二类，他需要极大的勇气批判这一切。”王十月认为，中国应当有更多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作品出现。

“两三百年后，人们还能不能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就像我们现在通过看《红楼梦》去了解那个时代一样，这是个问题。”王十月说。(廖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