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凡MYF
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许世坛在香港业绩会上表示,最近和泰禾在项目上的收购,是双方战略合作一部分,不仅限于一两个项目,陆续还会有其他项目。“泰禾当时拿地的价格,现在看来还是有优势的,世茂的优势是融资成本低和现金比较多,所以我们有更多收购计划。”
(本文来自于界面)
原标题:“职务上去了,灵魂却没有跟上”
六十一甲子,一甲一循环。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刘晓春,还有三个月时间就满花甲之年,即将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因贪腐坠入“深渊”。
经查,刘晓春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使用公车、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
悔恨、煎熬……铁窗之内,这名在教育系统“耕耘”近40年的老干部,这位29岁即任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处长、当年全市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正等待着法律的严惩。
“在审查调查过程中,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刘晓春家庭环境优越,生活上并不差钱。”吉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何这样一个看似对金钱诱惑颇有抵制力的领导干部,最后还是一步步堕落?又是什么让一位年近花甲、即将退休的老干部疯狂敛财,在犯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刘晓春的堕落轨迹,对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校领导干部来说,不失为深刻的警醒。
防线失守,从收土特产到权钱交易
“觉得送的钱不收不够意思”
刘晓春1959年7月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从小家庭生活宽裕,受过良好教育,一路顺风顺水——
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最后一届下乡的知识青年。1978年,又考入了白城师专,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国家不但每月都给生活费,毕业后还包分配,用当时老人的话来讲那是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官家饭’。”刘晓春回忆道。
毕业后,刘晓春留校。凭着自己的努力,他获得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29岁就当上了白城师专人事处处长,成为全市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1996年,被提任副校长。2003年,吉林省委批准组建首届白城师范学院领导班子,年仅44岁的刘晓春被推选为白城师范学院副院长。2011年,被调整为学院党委副书记。2015年2月,又被提拔为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感觉“自己的人生达到巅峰”。
“刚开始,我也是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内心是向善向好的。我的家庭生活很宽裕,生活上是不缺钱的。我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管住自己,谁的钱都不能收。”刘晓春说。
然而,随着职务的升迁,他的防线逐渐被击破。
“他们先是送我土特产,我觉得这点土东西也不贵,就收下吧,否则面子上也过不去。”随着工作岗位不断调整,特别是当上白城师院党委书记后,成了名符其实的一把手,手握重权、可支配巨大资源的刘晓春成为商人争相拉拢的“红人”。
从收受土特产品开始,后来慢慢演变成收钱,从选择性收钱到后来的来者不拒,再到权钱交易……他喜滋滋地享受着绝对权力带给他的利益和快感,“失去了警觉,甚至觉得送的钱不收不够意思。”
“是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拉着我这么干呢?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一种行为方式和历史宿命吗?不,不是的!偶然之中有必然,现象背后有本质。”刘晓春自问自答。
“虽然职务上去了,灵魂却没有跟上。”在接受审查调查期间,刘晓春这样剖析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理想信念的坚守,随着年龄增长、职务提升,他痴迷于权势,渐渐迷失了自己。自己的信仰在变,人生观、价值观在变,朝着私欲膨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方向变……
尤其是2015年职务调整时,他的心情与以往历次被提拔时有些不太一样,一是沉浸在个人奋斗成功的喜悦多于对组织培养的感恩回报;二是感觉有权了,接近你的人多了,时不时便产生了有权要会用的奇怪念头。“觉得有权了,我给你办事了,你来感谢我,主动给我的,又不是我要的,这样就不是大问题。这种感觉好像是在说,做官就应当发财。”刘晓春说。
“权力染上铜臭味是最大的政治风险。”权力与金钱勾连,带来的必然是腐败,刘晓春就是例证!
“吃相”难看,大钱要搂小便宜也占
“别人坏一个手机能换十个八个,我才换来三四个”
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刘晓春的不归路就始于“贪欲”两个字。
在白城师院项目投标过程中,刘晓春直接违规插手工程项目,甚至和建筑公司一起大打“组合拳”,组织多家企业参与串标、围标,确保行贿企业获得白城师院的工程项目。2010年,白城师院陈某听到学院要开发建设教师住宅的消息,主动找到刘晓春,让其在项目承建上给帮帮忙。事后,陈某送给刘晓春一套住房。2015年,陈某提出让学校回购其投资的学生公寓经营权,刘晓春满口答应,这次他一次性收受了陈某上百万元。2016年他收受建筑商王某钱款;2017年至2018年先后收受建筑商代某钱款……
不仅“来者不拒”,刘晓春还“主动出击”。2015年4月,刘晓春打电话给建筑商钱某说:“我爱人要用车,想跟你借一台二手车开。”不久,钱某购买了一辆高档轿车,并落户到刘晓春亲属名下,成为其爱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尽管知道是钱某特意买给他的新车,但刘晓春丝毫没有退还的意思。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刘晓春很明白,他和商人之间不过是各取其利。”专案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其不分管煤炭采购的几年间,供应商孙某断了给他的好处,他在担任白城师院党委书记后便直接讲明有人竞争,吓得孙某一次就送给他几十万元。
“个人私欲极度膨胀,疯狂敛财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钱要搂,小便宜也得占。”专案组工作人员如此评价刘晓春。
据介绍,每到年节,刘晓春就找干部职工个别谈话,连小孙女从外地回家,也要让干部职工去“稀罕稀罕”。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刘晓春的手机坏了后,他逢人便讲,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别人坏一个手机能换十个八个,我才换来三四个”。如此丑陋难看的“吃相”,暴露了他贪婪的本性。在刘晓春任学院一把手的短短三年间,仅收受中层干部红包、礼金就达几十万元。
心存侥幸,妄图逃避调查
“一个单位刚查完一个党委书记,不可能接着查第二个党委书记”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了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不但让违纪违法者铭记教训,也让心存侥幸者受到了震慑。但是在众多警示案例面前,刘晓春却一直不以为然,未思之亦不鉴之。
2017年底吉林省纪委开始调取白城师院有关基建方面的材料档案,2018年初调查组进入学校调取有关资料,甚至2018年5月刘晓春的前任——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任凤春被审查调查,组织上不止一次找他了解情况,都没能让他“迷途知返”。
“我虽然紧张,但侥幸心理还是占了上风。认为一个单位刚查完一个党委书记,不可能接着查第二个党委书记。”刘晓春坦言,那时候,他仍未收手,还天真地认为把可能被组织发现的事找当事人串供,订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就能过关。
因为心存侥幸,他以为用一张借条就可以把违法所得的高档轿车“抹平”;因为心存侥幸,他以为把收受的赃款藏匿在亲属名下就不会被发现;因为心存侥幸,他以为收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那些老板也是多年的朋友,定然不会乱说……却从未想到监督无处不在,一切心存侥幸都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罢了。
“我认为敬畏是纪法的孪生兄弟,侥幸是放纵的狐朋狗友。多少罪恶在侥幸的驱使下发生,又在侥幸的破灭下暴露。”刘晓春忏悔书中的这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如果能早认识到这一点,他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而在任凤春、刘晓春的影响下,白城师院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出现局部“塌方”腐败,先后有10余名处级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查处,院长也因严重违纪被免职。
执纪执法者说
2018年8月,刘晓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吉林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几个月前,其前任也被立案调查。白城师范学院前后两任一把手前“腐”后继,令人震惊。
追溯刘晓春的成长轨迹和违纪违法心路历程,不难看出,其被查处具有必然性。
信仰缺失。刘晓春是典型的信仰迷茫、信仰迷失。刚参加工作的他在工作上也曾信心满满,立志要为学校做些有益的事情。可在利益面前他开始迷茫、动摇了,没有守牢底线,经不住“糖衣炮弹”攻击。当上一把手后,更是把当官作为个人捞取好处的途径,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只要有工程,就想捞一把,凡是有人求他办事,必定“雁过拔毛”,其世界观、价值观严重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奉行“得利则跃跃以喜,不利则戚戚以泣”,栽跟头就是早晚的事。
心理失衡。“别人也捞,而且比我捞的多的人还不少,问题比我严重的人也挺多,有权有机会我也捞点。”生活富足、不差钱的刘晓春在走上白城师范学院领导岗位之后,接触到了从未触碰过的“花花世界”,尤其是看到了“前任”疯狂敛财的贪腐行径后,更产生了“凭什么不拿”“不拿白不拿”的失衡心理。
心无戒惧。随着权力地位的不断提升,刘晓春沉浸在个人奋斗成功的喜悦中,忘记了对组织培养的感恩回报,个人主义膨胀,丧失了对党纪党规的敬畏之心,甚至认为“我给你办事,你来感谢我很正常”,导致闯“红灯”、越“红线”,最终身陷囹圄。
心存侥幸。刘晓春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势认识不清,对前车之鉴视而不见,对组织给的机会毫不珍惜,错误地认为咬咬牙就能挺过去、想想“招”就能躲过去,错可以一直瞒、官可以照常当。殊不知,在组织面前,一切的心存侥幸都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罢了。不跟组织说实话、道实情,就会错失“自我救赎”的机会,走上身败名裂的不归路。
刘晓春走上这条贪腐不归路,实乃咎由自取。但是,白城师院接连两任党委书记落马、院长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十几名处级干部受到查处,也暴露出该校因“两个责任”落实不力导致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监督管理不力等问题。
高校不是“保险箱”,高校一把手更不具有天生免疫力,要想打造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高校干部队伍,不仅要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加强政治学习、筑牢思想防线,慎独慎微慎初、坚守干净底线,还要完善监督机制,规范权力运行,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切实担负起“两个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报记者 王珍 通讯员 张恒旭)
原标题:中国女子闯海湖庄园案更多细节曝光,美国媒体跟风“带节奏”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勇 环球时报记者 谭褔榕 胡锦洋 陈欣]当地时间8日,中国女性张玉婧“擅闯”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案件举行保释听证会。结果是,听证会暂时休庭,下周一再决定是否允许张玉婧保释。这意味着,她的拘押时间延长了一周。在听证会上,更多事件细节被披露出来,美媒卖力炒作该中国女性的可疑行为,使人很容易将她与“间谍身份”联系在一起。“从常识上来看,该中国女性不太可能是间谍,美国一些人的反应莫名其妙,美媒也在带节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美国一些人对待中国以及华人群体的态度已经涉及种族歧视,一提起中国就联系到渗透、刺探情报。他们现在对中国有莫名恐惧感,这是非常恶劣和严重的问题。
据英国路透社9日报道,张玉婧被指控对联邦官员做虚假陈述、进入禁区。法庭文件显示,她的年龄是32岁或33岁。3月30日,张玉婧抵达海湖庄园时先说自己是俱乐部会员想去用里面的游泳池,后又表示是来参加当晚在庄园举行的一场活动。由于她说辞不一致,加上其所说的活动不存在,美国特勤局逮捕了她。在8日的听证会上,美国助理检察官加西亚告诉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修曼,搜查人员在张玉婧的酒店房间里发现一部手机、一台可探测隐藏摄像头的设备、9个U盘、5张SIM卡以及价值大约8000美元的现金。张玉婧被捕时,随身携带4部手机、1台笔记本电脑、1个移动硬盘以及1个“含有恶意软件”的U盘。
美国《纽约时报》9日称,加西亚要求法官继续拘押张玉婧,因为她“对遇到的每个人都撒谎”。他称,张玉婧“与整个美国都没有什么关联”,她于3月28日持旅行签证从上海来到美国。
美联社描述说,在持续两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张玉婧不发一语,只有当法官问她是否了解程序时才回答了一声“是”。如果被定罪,她可能被判5年监禁。
“她哪里做得不对?”张玉婧的律师阿德勒在听证会上表示,此事是一场“误会”,“她告知自己的名字,然后被允许进入,我不明白这为何是非法进入禁区罪”。《纽约时报》援引阿德勒的话说,张玉婧原本计划参加由名为查尔斯·李的人联系的一场活动,并为此汇了钱,以便接近特朗普的家人。阿德勒向法庭出示了中文票据,并表示他计划传唤查尔斯·李。这名律师表示,他仍在搜集证据以证明张玉婧获保释是合理的。法官因此推迟决定听证结果。
3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多个机构正评估张玉婧是否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联。消息人士称,该女子进入海湖庄园的方式并不专业,但他们在评估,这是否是在测试总统物业的安保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中国政府一贯要求在海外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同时,我们也要求美方依法、公正、妥善地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信强9日表示,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莫名其妙。比如蓬佩奥前两天说,该事件证明中国对美国具有威胁,“他是情报机构出身,应该很清楚真正的间谍是什么样,然而现在,他违背自身知识与经验拿此事渲染‘中国威胁’,这说明他的表态是为了迎合一种政治姿态”。
从美媒披露的一些细节看,美方人员在调查此案时显得有些反常。《纽约时报》说,特勤局人员逮捕张玉婧后,在特勤局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办公地点对她进行长达4个半小时的问询,并将此过程录了下来。然而事后调查人员才发现,录像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因为该办公地点设备没有录音功能。
另外,参与问询的特勤局探员伊万诺维奇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在隔绝网络的环境下把张玉婧带有恶意软件的U盘插入分析师的电脑做测试,该软件立即安装程序,并开始破坏电脑里的档案。他说,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分析师当时立即关闭电脑自保。
特勤局人员的上述操作遭到计算机专家的嘲笑。美国《野兽日报》称,有专家说,不要把来历不明的U盘随便插进电脑是常识,“相信你都不会忘记提醒母亲注意这个”;也有人提醒,中止“恶意软件”的运行也是极不专业的操作。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9日对《环球时报》说,从媒体报道看,调查此案的美国特工在素养能力方面令人大跌眼镜,这只能说明,他们很焦虑。“焦虑过度就是不正常,甚至可以说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当年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美国人的做法就表现出这种不正常的状态。”
原标题:中国这项创举令外媒折服:随手拈来,妙用无穷
“专家、外交官和乒乓球运动员似乎一致认为,体育竞技催生个人互动,而此类互动能够‘改变世界’。”
理查德·尼克松说的这句话,源于48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踏上中国土地,一场中美“乒乓外交”由此开始。
中美选手大巴偶遇
事情的起因源于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手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的一次偶遇:
美国队员科恩因为在体育馆训练了太久,误上了中国队的大巴。中国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打招呼并赠送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的织锦。
下车时科恩手持织锦的情景被在场记者抓拍,成为爆炸性新闻。
中国领导人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开始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在美国代表队访华后,中国代表队也于1972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回访。
中美乒乓球队互访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外媒认可中国创举
乒乓球拍被转化为一种推行外交的工具,这是外交上史无前例的事。
国际舆论对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之举,一致冠以在当时看来非常新奇的名词:“乒乓外交”。
外媒对此事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来看看当时《参考消息》报纸的记录:
据新加坡《民报》1971年4月15日报道,由中国这次的创举而见其推行外交政策,在运用上已达神奇莫测之境。随手拈来,妙用无穷。
另据瑞典《晚报》1971年4月15日报道,中国的“乒乓外交”是多年来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件最稀奇的事件。它打开了世界政治崭新发展的可能性。它甚至会影响到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乒乓外交”的创举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挪威《工人报》1971年4月15日的社论称:中国现在地位巩固。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愿意中国参与世界政治。
作为外交思路长期延续
乒乓球运动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外交思路,在之后的时间里,中国将这一特殊外交手段发扬光大。
其中,亚非邀请赛和中日友好乒乓球赛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1971年11月,中国成为有五十多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的东道国。这次邀请赛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的友谊。比赛只限于亚非国家参加,因此它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为期十天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是中国“乒乓外交”的继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在日本举办的首届“草根版”中日友好乒乓球赛,比赛的亮点是请来了曾连续三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赛后,一位80岁的老华侨向庄则栋献上他当年拍摄的中国队在名古屋的一套老照片,里面有中国队员参加比赛、日本友人和华侨欢迎和送别中国队的宝贵镜头,这是乒乓球促进中日友谊的历史见证。
“乒乓外交”的理念甚至被应用到其他国际关系实践中。
2018年5月3日国际乒联宣布,本应在当天参加2018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四分之一决赛的韩国和朝鲜队将组成联队参加余下比赛,小小乒乓球再次扮演了促进和平的角色。
国际乒联主席维克特称,这是“乒乓外交”的再一次实践。他说,始于中美的“乒乓外交”确有襄助促进和平的传统,希望乒乓球能为朝鲜半岛和平和世界和平做出一点贡献。
正所谓,“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用体育运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柔性对话,打破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坚冰,拉开了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序幕,也为世界和平、人类发展做出了贡献。
原标题:中国女子闯海湖庄园案更多细节曝光,美媒跟风“带节奏”
当地时间8日,中国女性张玉婧“擅闯”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案件举行保释听证会。结果是,听证会暂时休庭,下周一再决定是否允许张玉婧保释。这意味着,她的拘押时间延长了一周。在听证会上,更多事件细节被披露出来,美媒卖力炒作该中国女性的可疑行为,使人很容易将她与“间谍身份”联系在一起。“从常识上来看,该中国女性不太可能是间谍,美国一些人的反应莫名其妙,美媒也在带节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美国一些人对待中国以及华人群体的态度已经涉及种族歧视,一提起中国就联系到渗透、刺探情报。他们现在对中国有莫名恐惧感,这是非常恶劣和严重的问题。
据英国路透社9日报道,张玉婧被指控对联邦官员做虚假陈述、进入禁区。法庭文件显示,她的年龄是32岁或33岁。3月30日,张玉婧抵达海湖庄园时先说自己是俱乐部会员想去用里面的游泳池,后又表示是来参加当晚在庄园举行的一场活动。由于她说辞不一致,加上其所说的活动不存在,美国特勤局逮捕了她。在8日的听证会上,美国助理检察官加西亚告诉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修曼,搜查人员在张玉婧的酒店房间里发现一部手机、一台可探测隐藏摄像头的设备、9个U盘、5张SIM卡以及价值大约8000美元的现金。张玉婧被捕时,随身携带4部手机、1台笔记本电脑、1个移动硬盘以及1个“含有恶意软件”的U盘。
美国《纽约时报》9日称,加西亚要求法官继续拘押张玉婧,因为她“对遇到的每个人都撒谎”。他称,张玉婧“与整个美国都没有什么关联”,她于3月28日持旅行签证从上海来到美国。
美联社描述说,在持续两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张玉婧不发一语,只有当法官问她是否了解程序时才回答了一声“是”。如果被定罪,她可能被判5年监禁。
“她哪里做得不对?”张玉婧的律师阿德勒在听证会上表示,此事是一场“误会”,“她告知自己的名字,然后被允许进入,我不明白这为何是非法进入禁区罪”。《纽约时报》援引阿德勒的话说,张玉婧原本计划参加由名为查尔斯·李的人联系的一场活动,并为此汇了钱,以便接近特朗普的家人。阿德勒向法庭出示了中文票据,并表示他计划传唤查尔斯·李。这名律师表示,他仍在搜集证据以证明张玉婧获保释是合理的。法官因此推迟决定听证结果。
3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多个机构正评估张玉婧是否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联。消息人士称,该女子进入海湖庄园的方式并不专业,但他们在评估,这是否是在测试总统物业的安保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中国政府一贯要求在海外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同时,我们也要求美方依法、公正、妥善地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信强9日表示,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莫名其妙。比如蓬佩奥前两天说,该事件证明中国对美国具有威胁,“他是情报机构出身,应该很清楚真正的间谍是什么样,然而现在,他违背自身知识与经验拿此事渲染‘中国威胁’,这说明他的表态是为了迎合一种政治姿态”。
从美媒披露的一些细节看,美方人员在调查此案时显得有些反常。《纽约时报》说,特勤局人员逮捕张玉婧后,在特勤局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办公地点对她进行长达4个半小时的问询,并将此过程录了下来。然而事后调查人员才发现,录像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因为该办公地点设备没有录音功能。
另外,参与问询的特勤局探员伊万诺维奇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在隔绝网络的环境下把张玉婧带有恶意软件的U盘插入分析师的电脑做测试,该软件立即安装程序,并开始破坏电脑里的档案。他说,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分析师当时立即关闭电脑自保。
特勤局人员的上述操作遭到计算机专家的嘲笑。美国《野兽日报》称,有专家说,不要把来历不明的U盘随便插进电脑是常识,“相信你都不会忘记提醒母亲注意这个”;也有人提醒,中止“恶意软件”的运行也是极不专业的操作。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9日对《环球时报》说,从媒体报道看,调查此案的美国特工在素养能力方面令人大跌眼镜,这只能说明,他们很焦虑。“焦虑过度就是不正常,甚至可以说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当年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美国人的做法就表现出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李勇 环球时报记者 谭褔榕 胡锦洋 陈欣)
原标题:视界 | 中国在莫斯科做的这件事 让外国网友眼红了——
随着一阵巨大的声响,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维尔纳茨基大街站至米丘林站右线隧道于4月5日正式贯通。
这是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承建的第一条地铁隧道,全长1464米,距离地面深度29.2米,由中国铁建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波利娜”号盾构机完成贯通任务。
时间回溯到2017年,中国企业第一次闯入莫斯科地铁市场,并成功获得莫斯科地铁建设合同,由中国铁建承建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3个车站主体结构和部分隧道工程,总施工线路全长4.6公里,预计在2019年年底前完成所有承建隧道的贯通工作。
在280天的施工过程中,来自中国的“波利娜”号盾构机一举成为莫斯科地铁承建工作中的明星机器。
在下穿铁路、居民楼等设施时,“波利娜”实现了盾构双线“零沉降”——也就是在下穿过程中保证了地面原始的水平高度,从而达到确保地表建筑物的安全稳固。
不仅如此,“波利娜”号盾构机还成功克服了莫斯科极寒天气的影响,穿越了淤泥质土等不良地块,顺利完成贯通,并创下了盾构施工单班21米和单日35米的掘进记录。
波利娜”号盾构机 图片来源:中国铁建官网
事实上,除了“波丽娜”号盾构机,中国铁建在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项目下还有4台盾构机在工作。据中方介绍,每一台盾构机都拥有一个好听的俄罗斯名字,它们被称作是俄罗斯地铁建设的“五姐妹”。
除了有先进的技术“傍身”,施工现场的中国铁建也做足了相应的防范工作。在每一个风险源,都会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由领导带班,精心组织24小时守候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
据中国铁建俄罗斯公司副总经理章海建介绍,在建造隧道的过程中,中方还为莫斯科当地提供了500多个工作岗位,甚至俄籍人员也参与到公司的管理工作中。这样不仅促进了中俄双方技术和施工人员的经验交流,也共同提升了两国地铁建设的水平。
“中国速度”如此助力俄罗斯地铁建设,就连莫斯科工程院地铁项目建设负责人也直言,中国铁建的工程完全符合设计指标,更展现出了中国工程建设的高水准。
连外国网友也列队点赞:“感谢中国慷慨分享自己的隧道施工技术!”
还有其他国家的小伙伴“眼红”喊话:“(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帮助!”
“可不可以在中印之间也开展这样的合作啊?”
原标题:东航已向波音提出737 MAX停飞索赔诉求
中国东方航空相关负责人在4月9日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波音737 MAX停飞事件对公司影响不大,因为停飞是发生在春运后。目前,东航已向波音提出了索赔方面诉求。
东方航空相关负责人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东航2019年计划新引进的60架飞机里面有11架波音737MAX飞机。目前,共有14架波音737 MAX飞机停运,其中上海航空11架次和云南航空3架。由于“停飞”事件发生在春运结束之后,此时总体市场上偏淡一点,影响不大。因停飞造成的运力不足的部分,需要从整体市场调配,主要是利用原有的空客A320系列进行替换。
东航高层还表示,“目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看,整体对我们收益受到的影响不大。但后续要根据整个民航局、包括波音对这个飞机进行进一步判断,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影响不大。”对于737 MAX飞机大家都比较关注,总体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东航认为,737 MAX飞机不会用太多时间,会有一个明朗化的结果,飞机的问题,没有到大幅度更改引进计划的程度。
对于索赔这个敏感问题,东航高层表示,“东航从董事长开始已经跟波音沟通过很多次,我们也在提出这方面的诉求。最终要看停飞下来到底是飞机设计的缺陷,还是本身运营过程中的问题。”此外,还需要根据民航局的要求来看,不仅仅是东航一家受到影响。
据CNN报道,波音面临20亿美元赔偿。航司停飞巨额赔偿数额已经达20亿美元,并且随着停飞的继续,赔偿数额在每天上涨。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机后,由于737 MAX 8飞机被暂停飞行造成的损失,已经有不少航空公司寻求成本和收入损失赔偿。第一个公开要求索赔的是挪威航空公司,该公司在一份邮件中声明称:“我们希望波音公司接受这项索赔。”
原标题:近三年22个城市或正在收缩 16个城市集中在东三省
我们统计了三年的数据,这22个城市正在“收缩”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收缩型城市”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当中。
时间倒回到2013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龙瀛“发现了一个中国的秘密”。当用电脑进行了5万次Ctrl+C、Ctrl+V,把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标注在地图上后,龙瀛意识到——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或者说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在2000-2010年间流失。
我们习惯了城市的扩张、经济的增长,如果突然说有的地方人口在减少、城市在收缩,你会担心吗?
“收缩型城市”是来自国外的概念,也被国内的学界研究了多年。什么是“收缩的城市”?用龙瀛在一次演讲中的话来定义,就是“人口在变少的城市”。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中国到底有哪些城市出现了“收缩”?目前,并无官方数据。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的研究,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发布研究成果称,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
于是,城叔做了一个简略版的统计,有22个“收缩型城市”进入我们的视野。
关于数据统计的说明
数据来源:住建部发布的2014年-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共计666个城市。
统计指标:城区常住人口(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人口密度(城区常住人口/城区面积)、建成区面积。
对收缩型城市的判定:连续三年城区常住人口下降
统计弊端:只有三年数据,易受临时性因素影响;只考虑城区常住人口变化,缺少经济效率、教育水平、产业结构、老龄化等因素分析。
16个收缩城市集中在东三省
单纯以2014年-2017年间城区常住人口的变化情况来看,666个城市中有22个城市呈现出连续三年下降的情况。
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三年出现人口流失的城市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分别有6座、5座、5座。位于东三省的“收缩型城市”占比高达73%。
其中,有6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三年流失率超过10%。辽宁的新民、营口、开原三座城市流失率都超过了15%,甚至有的接近20%。
只有位于东三省的12座“收缩型城市”,同步伴随着人口密度连续三年下降。辽宁营口尤其突出,2014年-2017年间,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口减少了约3884人,黑龙江佳木斯紧随其后,三年人口密度减少3047人/km2。
东三省的“收缩型城市”大多是资源枯竭性城市。因资源而生,同样因资源枯竭而衰退。
黑龙江鸡西,又称“百年煤城”,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2011年煤炭形势好的时候,煤炭产业占到整个经济总量的24%以上。受全国煤炭市场下滑影响,鸡西煤炭产销量价齐跌,加之多年来自身结构性、资源性、体制性矛盾等诸多因素,全市经济一度在地平线附近徘徊。
同病相怜的还有大庆。恐怕国内没有哪个城市像大庆这样对油气产业的衰退和石油需求疲软有过切肤之痛。这个从2001年以来GDP增速至少10年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2015年以-26.83%的GDP名义增速打破了神话。
数据显示,2014~2017年间,大庆市每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密度减少了约450人,城市GDP下滑34%,人均GDP下降了39%。城市收缩现象非常明显。
重工业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人口老龄化、营商环境差、过去经济体制综合的矛盾在东三省很是突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好多东北城市都是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但彼时南方沿海还是几十万的中小城市。
随着能源经济的下行,资源型城市受到一波较大的冲击。加上改革开放发展40年,人口从这些资源型城市向更利于创业与提高收入的地方转移,也就是人口与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口外流、城市收缩,便在东北地区首先发生。
人口在下降,面积还在扩张
在城区常住人口连续下降的同时,城叔发现一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
这类城市中,情况最突出的是,开原市(辽宁)、吉林市(吉林)、通化市(吉林)、大庆市(黑龙江)。
其中,吉林市、大庆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属于Ⅱ型大城市,同时也是当地除省会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的一降一升,展示出吉林市、大庆市作为当地第二大市的“挣扎”。它们人口外流,但倾向扩张建设,问题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在当下会造成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不利于城市的紧凑型发展。
除了上述“一降一升”,还有一些城市在近年呈现出非紧凑型发展的情况,也就是其城区常住人口并未连续下降,但其城区人口密度却连续下降。也就是说,整体这三年,城区常住人口的流入速度,比不上其城区面积扩张的速度。
这类情况的城市有不少,重要集中在北部及西部。包括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山西晋中、辽宁铁岭、四川邛崃、四川遂宁、陕西渭南、甘肃金昌、新疆乌鲁木齐、新疆阿克苏、浙江温州、河南开封。
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城市是山西晋中与浙江温州,这两个城市常住人口2014-2017连年上涨,但人口密度却在连年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是唯一一个人口密度三年内持续降低的省份,同时其城区常住人口是连年增长。可见,这三年中,山西省整体土地的城镇化恐怕要快于人的城镇化。
这些年流行的“造城”之风,相关争议也很大。拿新城新区来说,早在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44个地级城市提出了建200余个新城新区。
对此丁长发认为,我们的土地利用不够集约、不够紧凑。中国人均土地消耗是130平米而欧美国家是70平方米,这中间浪费不少。城市的发展与土地面积的大小也并非正相关。中国香港有约740万人,新加坡约560万人,而其土地面积都远小于约400万人的厦门。
实际上,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14年早提出“今后三十年,中国很大程度要从流动转向集聚。地方政府应把注意力从硬件转向人气,建设紧凑型、全球化和法治城市。”
对于收缩型中小城市,此次《任务》中强调“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说的也是这个理念。
为什么首先收缩的是“中小城市”?
2014-2017三年中,城区常住人口连年下降,呈现收缩趋势的城市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城市。从城叔统计出的22个城市来看,仅有三个城市属于大城市范畴,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其余19个城市均为中小城市。
为什么中小城市更先收缩?
丁长发认为这与我国城市等级划分有关系,“在金字塔型的城市体系下,等级越高的城市,越能获得更优质的要素,尤其是公共产品,比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
在优秀公共服务的吸引下,这些高等级城市越能聚集人才,越能聚集产业。相反,公共产品较为弱势的中小城市,留不住人才,其产业推动也更为困难。
他还表示,在欧美地区,有不少小城镇走出一条“小而美”的发展道路,但在其背后,往往有名牌大学等优质公共产品的支撑,比如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市。而在美国,其小城市的一个特殊点在于,全美有5000多座运输机场,很多小城市也融入于航空网络中。
“既有体系下,我们的中小城市还缺乏优质公共服务配套”,丁长发向城叔强调。但提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不得不问一句“谁来掏钱”?进一步,最终落回那个学界讨论已久的话题: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利关系以及土地财政相关机制体制改革。
原标题:厉害了!这批空军飞行员出身清华
来源:长安街知事
据解放军报消息,近日,在西南某机场,3名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二对一”自由空战。
这3名飞行员是来自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司凡、牛申和鲍一鸣。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空军首批“清华班”飞行员。
在这次空战中,牛申和鲍一鸣率先发起进攻,将司凡驾驶的战机频频锁定。面对以一敌二的局面,司凡迅速展开反制,连续大载荷机动,频繁切换干扰手段……
谈及“清华班”飞行员的表现,副旅长彭礼忠颇多赞许,认为他们思维活跃,善于在飞行训练中对各种战法不断进行验证探索,“现代空战既是力的比拼,更是智的较量”。
2011年,空军携手清华大学,走军民融合之路,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飞行人才。经过层层选拔,包括司凡、牛申、鲍一鸣在内的32名学员,从当年招收的千余人中脱颖而出,进入了首批“清华班”学员的阵列。
作为飞行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路者”,首批“清华班”飞行学员走过了怎样的学习历程?
首先,学员们需要在清华园进行2年公共基础课程、1年航天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程专业课的学习。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在清华学习期间,学员们都要按照清华普通班级的标准进行教学和考试,倍感压力。他们从一入学就结成学习互助小组,课堂上、自习室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后来,多名学员进入年级综合素质排名前10%,2人获综合一等奖学金。
2014年7月,学员们结束在清华大学的阶段性学习,转入空军航空大学进行航空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有了此前打下的基础,他们只用了普通学员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航理主干课的学习任务,并以93%的初教机成才率,创空军历史新高。
2015年7月12日,28名“清华班”学员再次回到清华园,参加毕业典礼。他们拿到了加盖空军航空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枚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同时成为解放军空军副连职军官,授予空军中尉军衔。
时任航空大学校长付国强介绍说:“这批学员愿飞行,会学习,有主见,负责任,理论知识扎实,接受能力强,想飞三代机、四代机的愿望很强烈。”
然而,这次“毕业”并不是结束。随后“清华班”学员又转入空军某飞行学院,进行1年的高教机飞行训练科目,才能跨入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行列。
该飞行学院参谋长赵敬波说,“‘清华班’飞行学员与其他类型学员混编合训,同一个大纲、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教员,但成才率却高,充分说明同样的严格选拔和训练加上优质的教育,对于飞行员的成长成才非常重要。”
在飞行学院的毕业考核中,学员们驾驶战机在空中做着起落特技、跃升盘旋、半斤斗翻转等高难科目,技术动作娴熟、准确。
2016年6月,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严格训练和层层考核,首批“清华班”飞行学员步入空军战斗序列,驾驶战机翱翔天空。
如今这批飞行员已经过地靶实弹、夜间空战、低气象飞行等高难训练课目的砺练,成长为“蓝天战士”。之后他们还将转赴异地,执行更高难度的训练。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自2011年起,空军已先后与清华、北大和北航联合招收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截至目前共招收培养7批430余人,已毕业的前3批飞行学员高教机出飞率较高,初步彰显出与一流名校联合培养军事飞行人才的特殊优势和良好效益。
2017年6月,空军党委出台了关于飞行人员队伍建设的意见,把铸魂、聚战、精塑、体系、开放、法治6条理念,贯穿飞行人员队伍建设改革各方面全过程,以战斗力主体力量的转型发展,引领带动和支撑保证空军战略转型、超越发展。
同年9月,空军政委于忠福来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望“双学籍”飞行学员。他在与清华、北大校领导交流时谈到,空军将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与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建立长效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格局。
“改革强军需要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空军战略转型迫切需要与一流名校实施战略联姻,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拓展更宽合作领域,使联合培养走得更高更深更远。”于忠福如是说。
原标题:这家中字头国企的操作让人看不懂!明明有人出9亿接盘,却非要“亏”1.5亿拍卖……
来源:瞭望智库
当民营企业汇宸公司为开发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房地产项目,向中国信达控股子公司金谷信托借贷数亿元资金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将陷入源源不断的麻烦之中。
此后汇宸公司在同中国信达广东分公司(信达广分)的信贷交涉中,碰到的桩桩件件可谓咄咄怪事:
承诺的12.6亿元贷款“分文未到”,项目没钱无法复工。而超额抵押着的资产,也没法销售回款,生生把项目拖成了不良资产。
汇宸公司与信达广分达成以合计9亿元价格归还其贷款本息的方案后,对方随即反悔推翻此前已约定方案,坚持将该笔9亿元作为债权于2018年2月上网拍卖,结果流拍。
又一轮债权挂牌拍卖后,一家此前从未与汇宸公司及海宸置业项目有过联系,信达广分也坚称完全不认识的企业,参与强势竞价,并以7.51亿元最终竞得债权,而出价仅比对手东方资产高100万元……
这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惠州市巽寮湾的南区地段,绿树丛中,一片停工的建筑群尤显突兀。建筑四周的脚手架已是斑斑锈迹。项目入口处和楼顶都能看到醒目的“海宸世家”四个字。项目一墙之隔的喜来登酒店里,绿草青青、鸟语花香。
项目处工作人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一区域为高档酒店区。海宸世家是巽寮湾南区唯一既有酒店也有公寓的项目。因企业进驻这里早,项目所选位置也更为优越。
走进这个由1栋酒店、12栋联排别墅、16栋独栋别墅、6栋公寓组成的院落,里面杂草丛生,地面还散乱堆放着建筑外墙的材料。项目工程部负责人陈悦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因为和中国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债务问题,2011年就已封顶且已取得预售证的海宸世家早已如隔壁一般葱茏。
2019年1月25日,中国信达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分)将惠州市海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宸置业)债权进行网上拍卖。当时,一家此前从未出现在此次债权处置视野的企业,最终以7.51亿元竞得海宸置业债权。
根据信达广分发布的竞买须知,2月14日是正常付款的最后时间。如果逾期未付款,按日万分之五收取滞纳金。2月14日之后,还有30天的逾期缓冲期。3月16日是最后期限。据了解,摘牌公司截止到3月20日一共付了约一半款项。
海宸置业上级公司为北京汇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宸公司)。在摘牌公司已违约的情况下,3月19日,汇宸公司董事长赵小雄和远洋资本副总裁陈阳、风控总监安振宇等人从北京飞抵信达广分,与信达广分总经理蓝晓寒商讨解除与摘牌企业协议一事。陈阳后因还要到别处出差未与蓝见上面。
“我们明确告诉他们,对方已经违约了,信达方面完全有权解除协议。只要解除协议,我们马上就可以给钱买回债权。在解除协议前,哪怕我们给他们资信证明、签会议纪要或是发备忘录都行。”赵小雄说,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北京汇宸期望能够以业主身份把债权收回。截止到本刊发稿时,海宸置业已延宕数年的债权处置仍悬而未决。这一债权处置交易的背后,一家民企和一家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纠葛,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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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划分后的债权转让
汇宸公司主业为房地产开发,立足于北京金融街地区,相继开发了金宸公寓一期二期、中石油大厦、中国华融大厦和中央国债大厦等项目。除惠州项目外,目前在王府井大街和无锡太湖新城也有项目在建。
因曾在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做厂长和党委书记的经历,赵小雄有着一份制造业情结。加上太阳能行业刚兴起时,光伏被国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汇宸在北京通州马驹桥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拿地,投资开发太阳能。
通州项目的成功,使得汇宸加大了在光伏领域的投资。2013年,欧美对我国光伏产品实施反补贴、反倾销,光伏行业景气反转。在光伏行业投资十亿元有余的汇宸遭遇资金紧张,也影响到房地产项目。
到2014年,为开发惠州房地产项目,汇宸公司欠下金谷信托本金4.75亿元,还有8700多万元的利息。
项目后续建设仍需资金,但此时金谷信托没法再继续贷款,于是开始寻找新的接手单位。金谷信托为中国信达控股子公司,最初在信达系统找的接手单位是信达总部。此时赶上中国信达对项目实行属地划分,于是海宸置业的项目就划给了信达广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中国信达在对广东分公司关于海宸置业项目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同意广东分公司上报的关于向春鸿等总部基金推荐惠州市海宸置业有限公司项目的方案,即信达公司(具体参与为广东分公司)与宁波春鸿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人(有限合伙)等总部基金,以及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对海宸置业项目进行投资。
接手金谷信托的债权后,信达广分承诺并经中国信达批复对海宸置业发放12.6亿元贷款。根据双方协议,北京汇中立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汇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金宸星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世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赵小雄、赵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海宸置业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的全部300亩土地和在建工程(已取得销售证)及公司99%股权为该笔12.6亿元贷款办理了全部抵押、质押担保。
同时,以海宸置业的99%股权设立他益信托,信达为受益人。赵小雄向本刊记者确认,信达广分现在确实是他益信托的受益人。据悉,他益信托计划设立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对股权有更强的控制力,实现比质押更为有效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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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空的12.6亿元贷款
根据中国信达的批复,由母基金向海宸置业提供委托贷款,用于置换前期分公司收购的海宸置业的债权,然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酌情对海宸置业追加投放增量资金。具体投资方式上,由基金委托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期向海宸置业发放总额不超过12.6亿元的委托贷款。
贷款又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母基金通过受托银行向海宸置业发放不超过7.8亿元的委托贷款,2014年12月20日前投放第一期6.9亿元,剩余9000万元根据需要分期发放,用于补充债务人流动资金、海宸世家和塭仔河地块酒店式公寓的后续开发建设等,最终金额以实际投资为准。第二阶段则设立专项基金,以前期投入的委托贷款和海宸置业股东持有的海宸置业100%股权,对外募集4.8亿元,并酌情对海宸置业继续发放委托贷款。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宁波春鸿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人(有限合伙)、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七路支行、惠州市海宸置业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中,明确规定首笔7.8亿元的贷款用途为:“用于补充丙方流动资金、开发海宸世家项目和塭仔河地块酒店式公寓项目的后续工程建设等”。
信达广分收购债权后,于2014年底安排春鸿基金发放了首笔7.78亿元贷款。实际操作中,贷款用途与前述规定存在出入。赵小雄对记者表示,这笔贷款中的5.62亿元被信达广分用于偿还自身收购债权款,也即海宸置业此前所欠金谷信托的本息。6000万元为办理土地和在建工程抵押而按广东省政策要求支付给项目总包单位,剩余1.56亿元全部被扣留作备付“砍头息”。
“整笔首期7.78亿元贷款用途不仅违反了借款合同约定,分文未给海宸项目工程建设使用,其扣留1.56亿元备付‘砍头息’的行为更违反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和合同法中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规定。”赵小雄说。
剩余4.8亿元的贷款此后没了下文。“说给我们惠州项目贷款12.6亿元,我们才同意信达广分收购金谷信托债权的。”汇宸公司总经理赵钊说,为让项目尽快启动运转,海宸置业方面提出,释放部分超额抵押资产以便公司另行融资,或释放部分已有销售证的房产供海宸置业销售回款以便继续投入项目建设,均被信达广分方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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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拍卖的“不良资产”
2016年底,春鸿基金宣布该笔7.78亿元贷款提前到期。赵钊说,在宣布到期之前,信达广分还一直承诺放款第二笔4.8亿元贷款。
按照赵钊的说法,1.56亿元利息按季度扣,扣到2016年四季度就扣没了。由于第一笔贷款未能用到项目上,项目没钱无法复工。而超额抵押着的资产,也没法销售回款,“生生把项目拖成了不良资产。”
春鸿基金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后,汇宸公司立即与信达广分商谈解决方案,提出汇宸公司以新金融机构贷款向其还款置换。汇宸方面找到天津远津绿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2017年底,信达广分与汇宸公司达成以合计9亿元价格归还其贷款本息的方案。赵小雄介绍,信达广分要求先付5000万元才签署协议。“尽管这一要求无理,我们还是按对方要求先给付了5000万元。但收到该笔资金的第二天信达广分就反悔推翻此前已约定方案,坚持将该笔9亿元作为债权于2018年2月上网拍卖,结果流拍。”
急眼了的赵小雄,将金谷信托、信达广分、春鸿二期基金等诉至法院。流拍后,北京汇宸仅保留了保全股权的诉讼,另外两个作撤诉处理。“我当时着急,怕他们把资产随便卖了。”赵小雄说。
此次流拍后,汇宸公司仍同意按9亿元价格签署协议向信达广分归还贷款本息,并邀请远洋集团控股的远洋资本担保该笔9亿元还款,三方于2018年6月中旬在京会谈并达成一致意见。信达广分总经理蓝晓寒,北京汇宸赵小雄、赵钊和远洋资本有关负责人参与会谈。
当时信达广分方面提出,巽寮湾海宸世家项目7.78亿元信达借款已处于不良状态,信达广分面临银监会监管及内部审计压力,希望在6月30日前获得远洋内部投资意见,并表示信达目前正在进行资产招商,已有两家上市公司表示出投资意向。远洋方面也表示,鉴于远洋上市公司6月30日报表审计、业绩披露,建议完成内部决策后,于6月30日后、信达报表审计前签订三方债务重组协议。
经过两个多月沟通和反复修订后,远洋资本副总裁陈阳等人于9月初携三方已定稿的9亿元协议至信达广分签字盖章。由于海宸置业公章由信达广分监管,不能自行用印,海宸置业方面也就此提出了用印申请。远洋资本相关负责人到达信达广分后,信达方面却拒签协议。
“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理由,就是不签。”远洋资本风控总监安振宇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另一个曲折是,2018年8月,就在信达广分、春鸿基金与汇宸公司和远洋集团洽谈还款期间,信达广分以审计署进驻信达广分审计要求为由,以13.6亿元标的对汇宸公司、海宸置业及数家关联担保公司和赵小雄、赵钊提起诉讼,在抵押着海宸项目资产的情况下,又查封了汇宸公司及数家关联公司在京合计价值逾15亿元的资产和账户,查封冻结了赵小雄、赵钊的全部银行账户及房产。
2018年10月,信达广分委托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公开披露相关债权转让意向征集公告,其中就包括海宸置业项目。在介绍该项目亮点时,其表述为“前述抵押物及他益信托涉及的99%股权已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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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竞拍与“神秘”的竞拍者
再次拒签协议后,汇宸公司仍在寻求转圜。2018年11月,信达广分和春鸿基金再次将海宸项目债权降价按7.5亿元上网拍卖,结果再次流拍。北京汇宸、远洋资本均表示,此次拍卖未收到信达广分消息。
相比于第一次竞拍,第二次竞拍时债权总金额增加1.53亿元,其中本金减少了5000万元,利息及违约金增加了2.03亿元。本金减少部分,正是商签9亿元价格归还贷款本息协议时,信达广分要求签协议前必须给的5000万元。
拒绝远洋资本提供担保的9亿元债务重组协议,然后降价1.5亿元拍卖,对于背后的逻辑,安振宇表示:“从自己作为投资人的角度看,实在难以理解。”问及信达广分作出这一安排可能的考量,他表示:“不便揣测。”
二次流拍后,汇宸公司与远洋集团又引入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三方共同与信达广分商定还款协议。信达广分恢复与汇宸公司、远洋集团和东方资产的商谈,提出再次降价以7.2亿元价格第三次挂牌,并要求支付诚意金。
按信达广分要求,汇宸公司、远洋资本、东方资产作为合作方于2018年12月20日给付了1000万元诚意金,并确定东方资产作为摘牌主体。同时,东方资产在规定时间内交纳了1.44亿元竞价保证金。2019年1月25日,信达广分将海宸置业项目债权按7.2亿元价格第三次挂牌。
虽然信达方面提出以7.2亿元价格挂牌,汇宸公司、远洋资本、东方资产三方还是作了预留,仍旧按第二次流拍的7.5亿元价格作了准备。
挂牌当天,距离下午五点结束前的最后5分钟,一家从未与汇宸公司及海宸置业项目有过接触的企业,以每5分钟增加100万元的形式与东方资产强势竞价,并以7.51亿元最终竞得海宸置业债权。
到7.5亿元的报价后,东方资产方面丧失了主动性。安振宇告诉记者,由于东方资产、远洋资本等都属于国企,不是说想增加资金就增加资金的。增加资金必须走流程报批,时间根本来不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法再竞拍下去。”赵小雄说,到最后竞拍时刻,加一次价延长一分钟,这边没办法做主,请示也根本来不及。最终项目旁落他人,出价仅高出100万元。
汇宸方面后来了解到,参与竞拍企业为广东胜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胜坚集团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到2016年,该企业累计开发住宅总建筑面积300万㎡,员工总数超过200人。公开资料没有更新信息。
本刊记者致电企业希望了解债权转让最新进展,胜坚集团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这边也没有人负责这一事务。”记者询问企业哪一个部门了解情况,她表示自己所在的是行政部,让联系“楼盘那边”,并说没有那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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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解答的疑惑
按照信达方面发布的竞买须知规定,如买受人迟延30日未签订《成交确认书》《债权转让合同》或未向信达公司足额支付相应款项的,则信达公司有权解除债权转让合同或竞买合同关系,买受人应向信达公司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与竞价保证金数额一致;买受人已向信达公司支付的任何价款自动转为违约金;如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信达公司实际损失的,信达公司有权继续向买受人追索。另一选择是,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支付滞纳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收到汇宸公司于3月18日发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艾的函,函中指出:“贵司挂牌竞价公示有明确规定,但该摘牌方不仅未能按公示规定的摘牌之日起20日内支付全部债权转让价款,也未能按公示规定的违约付款延期30日的期限付清全款。自2019年1月25日摘牌日起至今已50余天,该摘牌方已严重违约,给贵司债权价款回收造成风险。根据公示规定本应立即解除该债权转让协议,但广分却迟迟不与该摘牌方解除协议,仍对其无限期宽限时间。”
该函同时指出:“且自该单位摘牌之日至今,我司、远洋集团和东方资产曾多次向广分明确表态,希望广分纠正过程中错误,与对方解除协议,我们可与广分按高于对方受让价格的金额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并按协议约定立即给付全部转让价款,但广分却对此置若罔闻,始终拖延且不予上报!”
该函中还表明:“我司、远洋集团和东方资产三方仍愿意按对方成交价甚至高于对方成交价的7.52亿元受让海宸项目债权,一旦签署协议立即按约给付全款。”
4.8亿元后续贷款未继续执行有何考量?1.56亿元留作“砍头息”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在汇宸公司表示愿意引入新金融机构以9亿元偿还债务本息情况下,缘何收取5000万元后又拒绝签协议,并降价1.5亿元进行拍卖?在远洋资本介入并与信达广分达成一致意见后,因何突然拒签协议?第二次挂牌7.5亿元流拍后,在合作方仍表示愿意以7.5亿元接手债权的情况下因何举行第三次挂牌?最后参与竞拍的公司与信达广分是否有联系?……
带着种种疑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了信达方面有关负责人。记者致电信达总部首席风险官罗振宏,其表示,总公司不负责具体项目,对于与海宸置业债权处置相关事宜,自己了解信息不够全面,建议直接联系广东分公司。
此后,本刊记者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4次拨打信达广分总经理蓝晓寒的电话,对方均未接听,两次发信息向其提出采访要求也未得到回应。记者以同样方式尝试联系信达广分总经理助理刘静,同样未给予任何回应。
3月2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飞抵广州,寄望当面向信达广分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向前台工作人员表明身份和来意后,其告知“蓝总好像不在”,并通过电话向刘静汇报了情况。通话后该工作人员转告,信达广分不接受采访。记者把之前与信达总部罗振宏的通话内容告诉工作人员后,她让记者与蓝晓寒通电话,并让她听一下。之后记者现场拨打蓝晓寒和刘静的电话,均未接听。
记者立即致电信达总部罗振宏。在得知记者已到达信达广分现场后,他表示尝试联系一下信达广分负责人。之后来了一位杨姓工作人员和范姓工作人员。记者再次表明来意,对方表示需走报批程序,并一再表示不能接受采访。记者离开信达广分后,多次与范姓工作人员联系,前两次其告知公司正在紧急研究,第三次通话时,其表示公司希望发一份采访提纲。记者于第二日给其发了一份采访提纲,并通话确认其已收到。此后记者在5天时间里多次与其通话询问进展情况,其均表示正在研究中。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仍未收到信达方面的任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