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清末民初的原董子读书台,是惟一存留的原读书台

新董子读书台前的董仲舒像

新董子读书台正面

德州有个董子读书台,董子是指儒学大家董仲舒。

近日,在春寒料峭中,记者来到德州城区,试图寻访这位大师当年治学时的蛛丝马迹。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和历代的造城运动,原来的读书台已经不见踪影,而一座异地重建的全新读书台已在这座城市东部的经济开发区拔地而起,并正在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文化坐标与象征。

　当年读书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董仲舒一生历经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朝。“文景之治”以后,西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重现,退避乡野的儒士逐渐活跃起来。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研习儒学道路的。

史料称,董仲舒青少年时代在广川研读儒学13载,而董子读书台,可能就是一个重要场所。

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梁国楹教授,是德州最具权威的董仲舒研究专家。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梁教授称,在汉代,德州属于广川。董仲舒在广川一带读书、教书、育人13年可考,但在德州待过多长时间不可考,有的说13年,有的说3年,但董子读书台建在德州是铁的事实,因为有碑为证。至于董子读书台始建于何时、何人所建,因年代久远,资料欠缺。但据现有史料看,董子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就已经建成,明朝和清朝时期几次进行复建。

据了解,原来的董子读书台坐落于德州旧城广川门外回龙坝附近。清末民初,有张读书台的老照片,现存于城市档案馆。读书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遗存,有些老人称,当年还上过这个台子。据《德县志》记载: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德州知州韦景元修学宫,掘地得石一方,上刻“董子读书台”五字。《乾隆德州志》也有记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正统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石刻,询其故址复焉。石白如玉,字画尤劲。盖隋碑也。万历间移西门外。”据此可推断,读书台遗址最初在州学院内,明正统间成废墟。就石碑为隋代刻石而言,说明韦景元所发现的读书台旧址是隋朝遗迹。

明孝宗时,为纪念董仲舒,在文庙东侧又兴修董子祠。每年都要像“祭孔”一样,按时祭祀董子。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董子祠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于是,德州知州马明瑞,在董子台附近又重修董子祠。明世宗嘉靖年间,宰相严嵩南巡途经德州时,曾在董子读书台留下:“董生读书处,寂寂临高台。独有贤良策,人称王佑才”的诗句。

清康熙年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在董子台附近的柳湖旁兴建了一座“醇儒书院”(又名柳湖书院)。明清时期,董子台附近既有祠堂,又有书院,一片楼台殿阁。柳湖岸上,奇花异草点缀其间,既是天然风景区,也是攻读经书的好地方。历代钦官巡按、文人墨客、赶考举子经过德州,无不到此一游。所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然而自民国以后,这座闻名遐迩的古迹,由于连年战乱,年久失修,逐渐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因市政建设而将土台拆除。

据了解,近代记载的董子读书台,占地面积3亩,正门为1间,南向。院南半部有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植古柏、古槐；北半部为台基,高3米许,正方形,有台阶12级,台周围砌青砖半截花墙。台上正殿3间,砖木结构,灰瓦盖顶；前抱厦系圆棚式,檐柱4根,前后统一安置棂门；殿内正面有木质神龛,龛内供木牌位“董子读书台”五字。正殿两侧各有小楼1座,系当年钟、鼓二楼。

“东北王”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北洋军阀。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自小出身农家。张作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1928年被蒋介石战败，退回东北途中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时年53岁。

史学界关于张作霖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说。河北中又有大城、高阳、河间三说。在《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多数学者主河北省说。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多次自称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张作霖曾回到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冯庄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族人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有辱门风，担心奉系失败牵连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关于这两种说法均无确切文字记载。但《河间县志》记载:在明清时期河间为府衙所在地，管辖着大城、任丘、肃宁、献县等县，所以大城是河间府属地，才有了河间之说。对于大城说，笔者详细查阅了《大城县志》和大城堤北冯庄《张姓家谱》等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据《张姓家谱》记载，在清道光年间大城因遭水患，子牙河南赵扶段决堤，大水淹没数百里，造成房屋倒塌，农田颗粒无收。因生活无着，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携带着儿女，闯关东谋生，一路乞讨，来到了辽宁的凌海立身，开荒种地，养家糊口。

张永贵勤劳耕作，善于经营，到了张作霖的祖父张发的时候，家境富有，称“素封”。所谓素封，就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地，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的人家。张发有4个儿子，其第3个儿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张有财就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张有财先是开了一家杂货铺，几乎赚不了什么钱。后来，杂货铺倒闭了，他又不愿意干活，因此欠了人家许多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无奈之下，张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娘家。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张母王氏只得含泪带着四个孩子改嫁当村李兽医。那年，张作霖才13岁。开始张作霖好奇随继父学些兽医，后嫌脏没前途，就开始游手好闲。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张作霖读的这段私塾为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投到宋庆毅军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00年，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民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也有个民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民团。民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队伍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金寿山并不甘于服输，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率部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即冯麟阁)的，但是到了八角台，他的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后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在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的帮助下，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叩见了新民府知府增温，从此“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使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他就是依靠这支民团武装，巧使手段，占新民进奉天，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张作霖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奉、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如果你到天下第一村的周村去玩，不要忘了去看看董永墓。

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董永卖身葬父则确有其事。

王军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御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刘向《孝子图》:……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悯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于路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今贫若是，身复为奴，何敢屈夫人之为妻?’妇人曰：‘愿为君妇，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问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织耳。’主曰：‘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妻。’于是索丝，十日之内，千匹绢足。主惊，遂放夫妇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是天之织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讫，云霞四垂，忽飞而去。”

刘向乃西汉文学家，这段故事可以说是董永由孝子的故事变为浪漫爱情故事的滥觞。

千乘即今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董永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因为家道贫寒，父死不能安葬，就跑到数十里外的於陵(今周村南)插草自卖，安葬父亲。有位姓傅的富绅感念此事，送给董永银两，让他回家葬父，且不要任何回报。但董永坚持在傅家做了3年苦工，后来娶了一位勤劳善织的姑娘，生活非常幸福。

三国时，曹植《灵芝篇》写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东晋时，干宝在他的《搜神记》里记载了同样的故事。

到宋朝，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千百年来，经过不断加工改造，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仙配》，董永的故事也由此家喻户晓。

在淄博市周村区东南四公里处的大埠山上，曾建有孝仙祠。

大埠山上苍松翠柏，景色清幽。孝仙祠东有池塘据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西边的大槐树就是当年的媒人了。

孝仙祠又名董永庙、董永祠。其始建年代不详。据史料记载，明成化十五年（1479），长山县知县张誉募捐，义民许果增修建。嘉靖二十七年（1548），贡生孟岚重修，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慎重修。

孝仙祠门前有一对高大的石狮，山门上书有“山门”、“肃静”四字，横匾刻“孝仙祠，长山县正堂肖学慎题”。门厅内塑有哼哈二将。

进院后，是顺山势修建的七级台阶。台阶上左右各有一只石狮。台阶之上便是董永殿，门楣上悬有“孝感天庭”金字大匾。

过甬道，来到董永殿后，隔院有三间北楼，称天仙阁。楼下有天仙木雕像。楼上塑有董永和仙女的雕像。道东有东西配殿，北面三间是佛爷殿，塑西天如来和十八罗汉像。孝仙祠西侧有槐荫书院，是当时长山县最高学府之一，明末清初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刘鸿训、刑部尚书李化熙等一批显官曾在此攻读而声誉鹊起。院内曾存有刘一相、曲迁乔、韩取善、韩萃善四进士题诗碑两通。

旧历七月初七和正月十五，这里有两次庙会，同时，庙前设有三、八大集，各地工商业及附近村民云集于此进行交易，各行各业的买卖热闹非常。

解放后，孝仙祠被毁。

董永墓坐落于韩家窝村北大埠山之阳，坐北朝南，墓葬封土直径8.8米，高约2米，四周有砖砌护栏。文革时，董永墓被扒开一个口子，墓碑被砸碎。如今，坟墓犹存，墓前有2004年新立石碑，上书“汉孝子董永之墓”。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即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

　　河北邯郸市文保所透露，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该市“学步桥”北约125米处的北关街东侧发现一方题字石刻，刻有“雉堞保障”四字。经初步鉴定，系明末邯郸城小规模修缮或修建某建筑屏障时所刻。

　　该市文保所介绍，石刻为青石，呈横长方形，长91厘米、宽51厘米、厚27厘米，表面打磨光滑，其余为经粗略加工的毛面，表面正中镌刻楷体“雉堞保障”四个大字，落款为“赐进士第知邯郸县事赵祳基建”、“崇祯二年五月念七日大吉立”。据当地老人回忆及查阅档案资料可知，发现石刻地原为明代邯郸玉皇阁旧址，1956年将其拆除，石刻或许就是当时作为废弃物埋入的。

　　据了解，“雉堞”又称垛口，是指筑于城墙顶部外侧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当外敌来犯时，作为掩护守城将士之用，这里应泛指城墙或城池。石刻发现地南距古邯郸城北门仅200-300米左右，是由北向南进入古城的交通要冲，所谓“雉堞保障”是针对当时邯郸城池的防护与保障而言的。目前邯郸已知现存同类石刻两方，另一方藏于丛台公园邯郸碑林内，正中为“三辅锁钥”四字，落款与本次发现的石刻完全相同，两方石刻很可能为同一建筑上所遗留。

　　据《邯郸县志》及相关史料记载，明代邯郸城始建于洪武年间，正德年间，再加修揖，设六门。明嘉靖年间扩城并改六门为四门；隆庆年间对城墙及城门再作修缮。崇祯年间，则未见修补城池的记载，但作为局部较小规模的修缮，抑或修筑城池附近某建筑屏障，并由时任知县赵祳基题额，以示功德。两块石刻很可能系明末邯郸城小规模修缮或修建某建筑屏障时所刻，这对研究邯郸古城的维修和防护设施的修筑有重要意义。(马继前 霍发林)

　　科学网(kexue.com)讯 尽管历史书上对隋炀帝杨广的死均有记载，但实际上却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只是说是被部下所杀，实际上杨广的末日纪实远比历史书上干巴巴的记载有趣的多。

　　话说改革和征高句丽失败后，隋炀帝杨广一直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一次他在游湖时，意外遇到陈后主和妃子张丽华前来拜谒，陈后主除了献上他的诗作之外，临走时还撂下话说：“我们不久就会再相会了。”

　　忽然一阵阴风吹来，杨广猛然想起，陈后主和张丽华早已不在人间。他张开眼睛，发觉自己经历了一场似梦非梦的超自然经验。不过陈后主的话，却在他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到了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大乱，在江都过着放浪人生的杨广，已经无心北返，还打算迁都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但这时江都的粮食已经吃光。护驾的亲兵和军队多是关中人（意指陕西省中部的乡亲，并非指现今考试院长关中的人马），在外太久，难免思念家乡，但皇帝始终无意北返，因此纷纷逃亡，而且已经到了抓不完，也杀不完的地步。

　　这时候，部队指挥官赵行枢，杨士览等人策画大落跑，并且把计画告诉了“将作少监”（建筑部副部长）宇文智及。宇文智及建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共同拥护他的哥哥：“右屯卫将军”（禁军首领）宇文化及当领袖发动政变夺位大家一致赞成，宇文化及虽然胆小，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相约好在三月十日那天举事。

　　当天晚上，叛军在城外放火。杨广看到火光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担任政变内应的“直阁将军”裴虎通就骗他说是城外失火，已经派人去救（其实是要集结部队），杨广竟然相信。十一日天还没亮，参予叛变的军官司马德戡把集结而来的部队一千多人交给裴虎通指挥，接替宫城各门的守卫岗位。裴虎通亲自率数百骑兵进入内殿，并且驱逐殿内的禁军卫士离开。大批禁军发现风头火势不对，纷纷放下武器逃跑。

　　杨广听到叛变消息，急忙换上平民的服装企图逃走，但被叛军指挥官之一的令狐行达抓住，把他带到寝殿。众人展开批斗大会，历数杨广的罪状。杨广最疼爱的幼子杨杲年仅12岁，在父亲身旁啼哭不已。裴虎通觉得他很烦，一刀砍下他的人头。杨广自知难逃一死，因此要求使用自己当初准备好的毒酒自我了断。但遭到拒绝于是他只好解下自己的丝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就用那条丝巾把杨广绞死这一年，杨广刚好五十岁。

　　大批的皇亲国戚跟着被杀。不过杨广的侄子杨浩因为跟字文智及友好，逃过一劫，后来还被宇文化及扶立为傀儡皇帝。接着，自任大丞相的宇文化及率众企图返回西京大兴（陕西省西安市），但这时天下已经四分五裂，各方军阀崛起，跟他们对着干，宇文化及心知自己的好日子不多了，为了一圆皇帝梦，于是毒死杨浩，同年九月在魏县（河北省大名县）称帝，国号许。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宇文化及的部队在山东附近被前隋王朝的夏王窦建德击溃。宇文化及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被斩首。

　　(科学网-kexue.com 蜘蛛侠)

　　一提起长城，人们就会想到是由坚硬的砖石砌成，但是在辽宁省境内的明长城却证实有“木长城”的存在。

　　辽宁省文物局与辽宁省测绘局近日完成的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披露了最新的勘查成果，从已发现的长城遗迹看，位于辽宁东部山区的木柞墙遗存为明长城的一部分。以树木作为墙体在中国明长城中还鲜有发现。

以树木作为墙体在中国明长城中还鲜有发现(科学网-kexue.com 新闻配图)

　　辽宁东部山区山林众多，主要树种为柞树，构筑材料颇为充足，柞树质地坚硬，耐腐蚀，加工便利，成为辽东“木柞墙”的首选材料。如在辽宁省丹东市叆阳附近的山体上尚留有较多柳条边的痕迹，这可能就是清代推倒或利用明代木柞墙后，借用原有的基础经简单修筑而成柳条边。这样的段落多在腐朽不存的木柞墙地带，保存有壕堑。

　　“木长城”的存在也在史籍中得到印证。《全辽志》卷二“障塞”条记载：“自孤山南界至江沿台西界止，木柞墙共六千八百一十七丈。自马根单起至孤山南界，五千四百四十七丈。”史籍中记载的“木柞墙”长度换算成今天的长度计量单位约为41公里。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的记载：在今本溪县碱场公社西南有名为“木栅墙”的地方，位于长城沿线上。丹东凤城二道沟长城、裕太长城也是此类木柞墙。

　　参加长城资源调查的辽宁省考古专家王绵厚说：“长城的修建大多是就地取材，辽东的‘木长城’符合当地的地形地貌，木材原料也和当地植被吻合。”

　　不过，“木长城”本体因自然条件变化而侵蚀，并因时间久远塌陷，对辽东“木长城”的具体分布和长度没有确切的勘测结果。

　　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份，总长8851.8千米。辽宁境内的明代长城，史称“辽东边墙”，是明代洪武年间开始陆续修筑的我国北方“九镇”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起点。

　　辽宁明长城的墙体，可分为人工修筑的墙体和利用自然地势形成的墙体两大类。人工墙体又可分为四种形式：石墙、土墙、山险墙、木柞墙。利用自然地势形成的墙体有山险和河险。(王军 李克瑶)

已经安放在刘家大院内的神道碑

　　一块位于省工贸学校门口的神道碑，引出了一名清朝一品官员的故事。近日因甘洪公路拓宽改建，这块神道碑刚好位于拆迁改造范围内，为保护这块碑，昨日，它正式落户三坊七巷光禄坊34号刘家大院内。

　　据介绍，神道碑的主人叫林绍年，福州人，是当时清末非常正直敢言的名臣，曾经冒死上书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慈禧死后，当上了正一品军机大臣。

　　昨日，记者在刘家大院内看到这块神道碑。石碑上刻着“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予谥文直闽县林公神道碑铭”。

　　三坊七巷管委会工作人员说，林绍年的故居原在福州三坊七巷衣锦坊酒库弄。不过，早在20年前就拆迁改造，现在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所以暂时只能把神道碑安放在刘家大院内供人参观，他们也将整理一些资料，让更多的人知道福州这位名臣。

　　记者咨询了福州市考古队高建斌副研究员，他说，碑文里主要是记载林绍年的生平。在《清史稿》中可以查到关于他的一些内容，林绍年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军机大臣，但只做了一年就因为正直而得罪权臣退出军机处。目前，林绍年的墓还没找到，应该就在神道碑出现的附近。

　　此外，《清史稿》中还记载了，1904年2月，日本与沙俄开始了争夺朝鲜及中国东北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战场就设在东北。对于这场战争，清政府选择了沉默，这引起国内不满，立宪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林绍年就是其中的一员。1904年3月，他任贵州巡抚，和时任云南总督的丁振铎联名电奏朝廷，呼吁立宪。这次电奏并未引起朝廷重视，第二年8月，他又接连两次上奏。

　　据鼓楼区文体局蒋书介绍，按照清朝规定，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死后才能配建神道碑。这块碑上记录了林绍年的生平事迹，是清朝名人陈三立在林绍年死后三年为他撰写的。碑体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

女為悅己者容，女性為了扮靚，不惜整容改變外觀，不過整容起源之初，可追溯至十六世紀，英國日前公開拍賣一本寫於一五九七年的書籍，書中提到士兵戰鬥受傷後，以整容重塑樣貌。

        該本撰寫於一五九七年的古書，由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一個學者創作，全文以拉丁文撰寫，圖文並茂，記載整容手術過程，書中提到不少士兵在戰鬥中毀容，需要重塑外貌，唯有靠整容手術的幫助，當中提及一個整鼻手術，圖畫中看到一名病人鼻子及上手臂部份皮肉連在一起，文字解釋病人須維持有關狀態三個星期，直至手臂和鼻的皮肉可以分離，再待兩星期後，始可重塑鼻形。

        雖然古代整容與扮靚無關，但巧合的是這本書近日在英國拍賣，以一萬一千英鎊（約十三萬港元）賣出，買家竟是一名整容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