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刘毓庆、郭万金国学三人谈

郭：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大学设立国学专业的建议。据说最近提出并支持这个建议的是李学勤、袁行霈、纪保成等在学术界威望很高的几位学者。但是把这个建议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赞成的却只是少数，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这个消息，虽没有完全获得证实，但建议被否定却是事实。对这个建议被否定，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国学明明是一个与西方学术不同的学术系统，为什么却不允许她进入现代大学设置的学科体系中呢？

刘：关于国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上次也曾谈到过。前几年关于国学是否设立学科的问题，就在大学里广泛征求过意见，结果被否定了。虽然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似乎被否定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实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属于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同时，现在大学教育制度、专业设置，都是引入的欧美或苏联的模式，是在西方学科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学中原有的内容，已经被西方的学科分类支解了。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与学科概念强化中，现存的一切，都已变成了“合理的存在”，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国学来，人们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什么？”紧接着便对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且用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审核、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给予否定。

姚：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用西方化的所谓科学观念来审查中国传统学术，就像拿着一双西洋女人的高跟鞋，来审核中国男人的脚一样，这自然是不会合适的。但不能说这脚就不是脚。另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游离开事物的本身，对解决问题没有多少意义。

郭：可是现在人们恰恰是在概念上纠缠。但概念问题越讨论越复杂，就像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讨论一样，本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一讨论，竟然出现了150多种不同的定义，更让人无所适从了。现在严格地说，许多人考虑的是国学的概念，而不是国学的本质。

刘：陈佩斯和朱时茂关于争夺胡椒面的小品，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开始争夺的是胡椒面，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争夺曾经放过胡椒面的空瓶子。争夺已变得没有了意义，但两人还在争。现在关于国学概念的争论，其实争的就是“空瓶子”，倒不如返回来好好思考一下国学的本质。

郭：思考国学的本质，看来还需要把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还有一些概念先搁置起来。不然，孔子也会变成西装革履的牛津大学教授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大量西方的概念引进来，使许多中国原来的东西都变了味。比如现在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就是从西方搬来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学习汉语语法，对学习课文和练习写作没有意义，相反对学习英语却有帮助。尽管说这套语法体系，可以解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语语言现象，但有百分之五解释不了，就说明是有问题的。人和猴子的基因，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差异，可是猴子是猴子，人是人，这便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比如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问题，应该如何划分。如果按这种思路走，岂不是又落入了文、史、哲分科的圈套吗？这也正是人们反对国学立专业的主要原因。

姚：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比如在大学现有的学科中，有哪个学科能够代替“国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相加是否就等于“国学”？国学中的价值观念、经典智慧、思维方式等，有无学科承担其传授的任务？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既然“国学”有不可替代性，不管“概念”是否“科学”，是否合于西方的“科学观念”，设立学科都应该是必要的。

刘：确实在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哪个学科是可以替代国学的。有人认为只要把文、史、哲学科中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国学”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些学校就是采用“合”的办法，树起国学研究院或中心招牌的。但“合”了后，搞文学的仍然搞文学，搞历史的仍然搞历史，搞哲学的仍然搞哲学，三者仍不能产生融会、联系，这与分并没有什么两样。像这样构建专业，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国学”是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形态，但“合”不等于“不分”。而且国学的内容也不是现有的文、史、哲三个学科可以概括的。比如，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固然可归于“历史学科”，“集部”也可姑且归于“文学学科”，那么“子部”呢，“哲学学科”能否概括子部中复杂的内容呢？居四部之首的“经部”又该归属于哪一个学科呢？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设有神学一科，或设有神学院，负责欧美国家民族经典——《圣经》的研究与诠释。影响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经典，以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智慧，为什么就不能为之设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传授呢？

姚：现在的学科划分，看来有点太绝对了。不管应该分不应该分，一律都要分，这与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关。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分析性思维对于条理、归纳事物，搞科学研究确实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事物走向反面。就像《庄子》里所讲的倏、忽为浑沌开七窍的故事一样，浑沌的眉目是分开了，可是它的生命却消失了。国学也是这样。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中虽然说有国学的内容，但所包括的只是国学中的“支体”，在文、史、哲的划分中，国学中的灵魂早已经丢失了。就像解剖学上讲人体结构一样，虽然五脏六腑的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却无法说明生命在哪里。中国的思维是综合性、整体性的，虽说没有西方人分析的细微、条理，但所把握的往往是本质性的东西。

刘：学科划分过细，把人的视野、器量都局限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来，不能说与学科划分没有关系。因为很多学者都因为学科归属的原因被定了位。不要说文史哲兼容的“国学”不被认可，就是搞先秦文学的人突然来搞明清文学，也会被搞明清文学的学者认作是“圈子外的人”，而不被接纳，甚至排斥。在一次先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我发了言，当场就遭到了一个老学者的批判，随后还教训我：“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这要懂文字学，要懂训诂学，要懂考古学，要懂历史地理学……”他一连举七八个“学”，意思是：趁早回去搞你的文学去吧，不要来历史学界凑热闹。因为是老先生，我只能虚心接受教训。好在我发言的那篇文章刊登后，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的赞许，并在他的博客上向同行推荐，这才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学科间的排斥如此激烈，没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国学”又如何能被学术界接纳呢？如果设立国学学科，肯定会被一些人认作是“四不象”，甚至展开批判。

近日，“抽象之后的绘画：涂鸦、图像再造与多重主题”展览在喜玛拉雅美术馆证大空间开幕，在展览现场举行的以“抽象之后的批评理论”为题的论坛上，北大教授、知名艺术评论家朱青生否定了以引进的西方文化学院派卢浮宫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艺术在中国的艺术学院的统治。

朱青生说：“今天社会的发展让我们觉得是文明其实早已是经验。卢浮宫等作为西方文化学院派的代表引入中国实际上替代了中国的传统，今天我们所有做艺术的人都是艺术学院毕业的，都和卢浮宫是一个系统。但中国出现的八大山人、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并不是艺术学院的传统培养出来的，而是另外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另一个系统被覆盖掉了。新的系统从遥远的西方引进并成为了中国的主导方法，它隔断了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联系。”

虽然为央视制作了一个关于卢浮宫的专题片，但朱青生始终对卢浮宫对于中国的影响保持着警惕，“我本人现在对于中国古代的东西如此热衷，不仅仅出于爱好，还是一种责任。卢浮宫里面的艺术是西方的古典艺术，里面收藏的作品年代在1840年之前。1840年以后艺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当今一切发达国家的艺术家都不会用卢浮宫里面画画的方法去作画，而只有中国、朝鲜、伊朗等国家把卢浮宫的传统当作主体。说明我们对卢浮宫没有理解，卢浮宫为什么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卢浮宫的建立是在17世纪中期，代表法国学院派的古典艺术、专制主义，属于人对人的精神统治方法。路易十四说，‘我为什么建立美术学院，我就是要用艺术统治人类。’当社会在行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艺术的革命建造了新社会，我们无法想象在现代社会里面还有不是现代社会的现代艺术。”

朱青生还对当代语境中的抽象艺术进行了全面的解释和定位。朱青生以正在编撰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为例，他认为判断什么是当代艺术有四个标准：一、最重要的是，是否为艺术增加了什么意义，如果有，那就是需要记录的信息，因为只有被记录的历史才能被讨论；二、用今天发展出来的各种艺术的最新方法，做一件完整的美好的作品；三、不在乎用什么方法，而是直接关注当下的问题，重要的是揭露了问题的艺术；四、关注著名艺术家的活动，一个人如果在较长的时间负有盛名，盛名之下必有过人之处，关注就是对他劳动的尊重。

朱青生认为，抽象是人类在进行自我的建造过程中在艺术上的显现，也只有有了抽象人们才知道可以从心底里去创造艺术，不必根据别人的或者外界的规定，别人的要求来复制服务和制作艺术，这个意志在艺术上变成了人类自由的体现。西方的抽象艺术已经发展了100年，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看不懂”的抽象艺术能不能成为一种抵御看得懂的“媚俗艺术”的力量呢？它至少可以成为一股纠偏的力量。

“抽象之后的绘画：涂鸦、图像再造与多重主题”展览选取了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四代艺术家包括李天元、张诠、赵峥嵘等人的艺术作品。

一直到20世纪初，儒家是中华民族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但是，跟印第安文化一样，儒家文化也因其非普遍主义的特征，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者所毁掉或严重摧残；中国人今天面临着一项困难的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必须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确认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或"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

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这篇文章就想说明这个地位的含义和真实性。

一

原本文化（primordial culture, ab-original culture）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它源自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此民族所尊崇，并明显参与了此民族基本特性的塑造。一个民族可能有多个原本文化，其中常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即该民族的原本主导文化。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1]，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一事实无可否认。儒家由孔子正式创立，至清末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孔子尊奉周文化，儒家的一部分基本经典如《诗》《书》《礼》《乐》《易》，在西周时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所以有人认为儒家的历史起源要早于孔子。无论如何，儒家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明确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与文化，而且几乎没有中断地延续到清末。这其中有过多次改朝换代，有过多次选择其他文化的机会，但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总是选择儒家为主导者，可见这是一种发自民族深心的认同和尊崇。因此，中华民族最深切地受到儒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性。

现在要真正理解这原文化地位的含义与后果，却艰难得很，因为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将其掩盖了、歪曲了。为了揭示它们，我愿意从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的例子说起，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

美洲的印第安人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从亚洲东北部移入北美，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一直到哥伦布在有重大政治经济后果的意义上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多种文化中。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是其中特别灿烂著名的。在印加文化中，原本的主导文化是崇奉太阳神及月亮神的文化，被印加人征服的安第斯，一些当地人则信奉天空与大地之神，比如天上的雷电公神和地上的玉米母神[2]。

我目前（2009年暑期）正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最近，班上的印第安学生带我和内人访问了她的家乡，即位于科塔卡奇（Cotacachi）火山脚下的小市镇。该镇就以此火山命名，镇周围有几个印第安人村落。我们是6月下旬即夏至后一周内造访，正赶上印第安人最重大的节日--太阳节（Inti Raymi）。车经过镇口时，看到一个硕大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太阳塑像，即象征太阳的一个中心圆圈和象征阳光的八只角；但行至镇中心广场，见到的却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3]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两天的新鲜经历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但也让我思考其中的文化含义。我的总印象是：这个壮丽雄奇的安第斯山北部地区，是美洲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其中印第安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天主教化了，尽管还保留了某些自己的传统风俗，而且，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剧这些传统的流失。

我这位学生的丈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西方人，他告诉我：西方人来到美洲后，对这里的原文化和原住民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即北美洲的屠灭策略和南美洲的强迫改宗政策（其实，南美也有大量的屠灭，以至于在大部分南美国家中，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极低）。所以，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所剩无几，都被限制在一些贫瘠分散的"保留地"上[4]；南美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相对较多，但除了残存于丛林中的少数部落人之外，大多被天主教化了，连语言也是以西班牙语为主。而且，尽管改信了西方人的宗教，但印第安人处境一直不佳，三四百年来苦难深重，现在也是相对贫穷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民族意识正在逐渐觉醒，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努力。比如我这位学生的一位姐夫，也是印第安人，前些年破天荒地当上了科塔卡奇镇的市长，而且表现出色。

二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印第安文化的命运很有些可以比较之处。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5]。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

中国这边，古《易》卦象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结构，孔子及其弟子们创作的《易传》更是直接阐发了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的哲理。所以儒家相信"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相信家庭的亲子之爱（慈与孝）是一切德行、礼乐和政治之源，相信天地四时与人的息息相通。

2011年5月31日 成都

这天，Christo Kaftanjiev教授走上金沙讲坛，这是金沙讲坛开坛118场以来请来的第一位外籍嘉宾，而且谈的是中国文化。

Christo和来这里的所有嘉宾不同，这个光头教授噔噔噔跑上台，脱下西服随手往地下一扔就开始讲座。更好玩的是他并不打算滔滔不绝地“讲”出他的课题，而是一上来就把灯光打暗，播放他收集的一段段有关中国元素的广告视频。场内很安静，台上的他话很少，偶尔做一点怪相，倒像一个明星。感谢翻译陈燕小姐的尽职，他绘声绘色的点评我几乎都实录于后。说实话，平时我很少看电视，但喜欢看广告，尤其国外的，听Christo教授的讲座就像看一场西方广告的饕餮盛宴，感受到极大的视听享受。这天赶来金沙剧场的一帮新闻系学生和我一样很兴奋，不知道成都的广告界人士来了没有？如果没来，真有点为他们遗憾。

金沙讲坛5月迁址金沙剧场我是第一次来。这座为音乐剧《金沙》而建的剧场，整体呈皇冠造型，场内再现了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场景。我问Christo，置身其中有何感觉？他说：妙极了，如同穿越时空隧道，我在与你们三千年前的老祖宗对话。

主持人语

金沙讲坛开坛以来，迎来了第一位外籍嘉宾——来自保加利亚的Christo Kaftanjiev教授。Christo专业研究的是市场交流和公共关系，而此次讲座，他通过西方人做的一段段充满中国元素的广告，向大家展示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不一样的视角。

本期嘉宾

Christo Kaftanjiev（克里斯托·卡夫坦基耶夫），教授，博士学位，研究市场交流和公共关系。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新闻系及俄罗斯托木斯科大学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英国、荷兰和爱尔兰。

实录

西方市场营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开场白

克里斯托·卡夫坦基耶夫（以下简称克里斯托）：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非常荣幸在金沙这个中国古代的文明代表前做这个讲座。我呈现的讲座和中国有关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我要提一下我的手提电脑、手机、皮包、还有西服，你们猜是哪里生产的？中国。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中国的文化是大势所趋。

集体主义：中西观念差异

我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对西方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影响。今天所有的案例是西方人做的广告，所以它代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我们可以了解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角度。

一个案例是2008年阿迪达斯的几段广告，这些广告不仅是面对中国的观众，也面对西方观众，向西方展示中国的文化。（记：这些广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传达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人山人海的观众被虚化为一种背景）。可以说从欧洲人、美国人的观念中，广告表现的集体主义是不易理解的行为，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保加利亚人习惯于独立完成事情。但从中国人来看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才使中国这么快成为世界的一个领军力量，并将在10年后带来更大的改变。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价值观，以及“和”的思想、对中庸的推崇等，也在西方广告中得到广泛使用。采用了这些素材的广告，往往显得古典而具有吸引力。

中国元素渗透到全世界

西方的思维模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生态，西方社会非常关心生态以及环保的各个方面。接下来的这些广告表现出中国人也非常关心生态问题，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一致。有的广告使用的熊猫形象非常可爱，熊猫对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元素，它对中国与外界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世界自然保护组织的一个标志形象。现在中国元素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正在上映的《功夫熊猫2》，没有人能够忽视中国元素对全世界的影响力。

这是关于节约水的一个广告，它呼吁人们捐钱为缺水的孩子们提供水。这是中国一些关于反对吸烟的广告案例，体现的是吸烟有害健康。还有其他动物的形象，比如鳄鱼，向我们展示不应该猎杀这些动物。这是展示汽车的尾气在污染我们城市的环境，一棵被砍倒的树，我们的肺，大陆逐渐在消失。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护环境，由于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大陆真的会逐渐消失。

还有一些在中国制作的广告，表现了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伤害，关心女性的权利是西方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龙的形象：

广告里的幽默诉求

接下来我要谈广告里面的幽默诉求，广告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诉求是广告的驱动力，在不同的文化中幽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广告也通过中国形象来体现这种幽默，比如这个广告，也许各位认识这个中国有名的影星，很有力量把所有坏人都打败了，但最后他用的是比萨，因为他把餐馆的东西都打坏了，他要赔很多钱，比萨出现了，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搞定。很多西方广告像这些，不仅在西方很有影响力，在中国也是。刚才大家已经目睹到这个影星有多厉害了。

同时我们应该用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表达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的观念常常用熊猫来表达，这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很多西方人也开始做一些符合中国文化观念的广告，比如龙的形象。在欧洲，其实龙的形象是邪恶的，在基督教的神话中，那些士兵常常要屠杀龙。但是在这个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用龙的形象在中国做广告，像中国人一样把龙当成正义的神兽在宣传，其实美国人是希望把他们的技术卖给中国人。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用长城来表现全球性

接下来这个广告是BBC制作的，是中国神话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孙悟空，这是关于中国奥运神话的广告。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科学的方式来表达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美国的一些科学观念可能和中国的观念是相冲突的，但也有一些观念使得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比如可口可乐的广告。这个广告显示有了可口可乐之后我们就可以共存。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符号是长城，所以自然而然长城的形象被应用到这个广告中，有时候甚至是以非常幽默的形式体现的，有时候则是非常严肃。现在我们来看幽默的墨西哥的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不仅影响了西方欧美的广告界，也影响到南美的广告界。

接下来是关于长城的非常严肃的一个广告，法国电信的广告，法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他们想展示世界级的全球性品牌，这个全球品牌的效应通过长城来表达。众所周知，天文学家说过那句话：在太空中人类可以看到地球上唯一的建筑物是中国长城（记：根据后来的发现所谓看见长城不过是个美丽的误会，但遥感卫星可以看到长城）。这个字母说的是全世界，体现了这一品牌的全球性，体现全球性肯定要用长城来表现。

对于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四不像”可说既是对经验也是对教训的绝好比喻。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既在“四不像”认知中获得经验,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教训；遗留的教训则成为中国人当今的困惑。
    什么是“四不像”认知？主要是指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地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事例可信手拈来:将西语的“human　rights”理解为汉语的“人权”并加以论理,就是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重叠在一起的“四不像”认知。“human　rights”派生于一个(像上帝的)超然外在主宰体的构想；汉语的“人权”则与上帝毫无关联。
    导致中国当代困惑的“四不像”认知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的西方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经传教士的手,凡西方人要想知道中国人“天”的观念,都必然地将它当成基督教构想的与上帝同在的“天堂”那样去理解了。因此,中国“四不像”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基督教化。
    中国在“四不像”认知历史过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恰恰是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可以说,凡是经过中体西用实践的外国思想,在中国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客观说,成功的“中体西用”典型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体西用”的含义用今天语言说就是中国人文认知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不变；西方与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国人文结构中运用,不相和的则弃之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中体西用的典型经验,是因为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结果。经过有意识的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历史性、人文认知结构性和思辨性,都在中国语境中变成与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相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带来混乱,反而加强了它,使得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在与西方认知结构碰撞的现代人类历史之中,走向现代表述,成为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现代继承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普遍“四不像”认知过程中实现了“中体西用”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表现了它是西方人文思想中最具有与中国人文认识结构相和可能的特点。这个相和可能性在于它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是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最弱的,因为它是一种无神论,西方在一神论构想基础上建立的强大认知结构,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遭到根本性削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运动宇宙观和采用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绝主义意义的规律,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西方认知结构的二元主义是个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与中国“一多不分”认知结构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是普罗大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构成了它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人民性的相和性。它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西方普遍社会灾难的情况下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上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相和造成了历史性的契机。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文认知结构的相和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条件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获得了证明。人类历史上任何两个思想传统的关系都没有这样雷同情况,都没有可能经历如此广泛实践的证明。但应当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相和性,在“四不像”认知局面的主流过程中,至今也仍然不是一种被觉悟的意识。
这种尚未被觉悟的意识从历史角度看无可指摘。不过当下的中国如果仍然还保留一种非觉悟性的意识,它会变成一种困惑。这个困惑将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认知结构和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四不像”认知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误解西方概念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将“human　rights”误解为是中文意义上的“人权”。中文意义上的“人权”是互系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不仅注重自己的“权利”,同时需要设身处地注重和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西语的“human　rights”是单向单线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自己如何也去注重和不伤害别人的“权利”,则不在这个人考虑之内；也即它是“一多二元”的认知结构,把个人看做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孤立个体。所以认为西方“human　rights”即中文意义的“人权”,实际上是把中国“一多不分”心场结构重叠到西方“一多二元”的金字塔结构上去,进入了一种“四不像”认知状态。
    “四不像”认知的第二表现是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打乱中国的互系性思维。第二种情况一般与第一种情况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它更发生在当人们处于主观臆断,强迫推行这种西方概念的论理之中。中国本没有“人权”概念；“人权”是作为“human　rights”的翻译而出现的现代新词。尽管你是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来理解西方二元思维的,你也是仍然处于“四不像”认知之中。当你极力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一概念而强力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同时又是将西方的二元思维强加于中国的互系思维传统。这样你就是在处于“四不像”认知状态下,实际上是用西方二元对立打乱破坏中国的互系思维。
    “四不像”认知混乱局面的一个重大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多种话语的并行混杂。中国的重大话语体系,应该说有三种: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代表的传统思想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都各自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处在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四不像”认知的泛滥,制造出空前未有的思想意识困惑状态出来。
    矛盾混乱的“四不像”认知状态已成为中国的普遍困惑。最突出表现,就是本来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在“四不像”认知状态下都变成争执不休的问题,可以为媒体炒作提供吸人眼球的“看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范跑跑争论、普世价值争论、中国是否有哲学争论、尊孔与反孔争论,等等。
理解“四不像”、挣脱“四不像”怪圈、摆脱困惑,是中国人能够面对今天世界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如何摆脱?只有认知、弄懂中国与西方两个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异。而这必须通过学习中西比较人文传统的阐释学方法论,也就是把中国和西方思想意识现今重叠混杂的状态分解,让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的本体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的本意；把中国的思想放回到它自己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去重温它原汁原味的本意。学习中国传统的通变互系性思维,丢掉当今的“四不像”认知习惯,不要让两个人文传统被武断重叠的局面继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弄懂了西方,弄懂了中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