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要文章、要项目、要SCI影响因子、要奖项、要评职称……全部直指利益;公关员、信息员、采购员、营销员,科研人员哪个角色都得做。科研系统评估体系的缺失与偏颇,让委员们忧心忡忡——
“现在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都不愿下去和药材种植区的药农和研究机构合作,更别说扎根产区了!”江西中医学院首席教授杨世林委员义愤填膺地述说,“他们就想做几个时髦的课题,发几篇文章,升个职称。”
“我们天麻、黄连、西洋参的栽培技术都是老教授们在产区埋头六七年研究出来的。”杨世林感慨。
更要命的是,在国外的好苗子,回来也变了。
“我的很有才华的博士生在国外都做新药研究,回来马上转行,主攻发文章。”杨世林的语气里透着惋惜和不舍。
这与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现任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曾提到的“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以前跟着导师做实验,现在开始跑项目”的说法如出一辙。
是什么改变了一切?
要文章、要项目、要SCI影响因子、要奖项、要评职称……搞科研不仅累脑还累心。
“现在的评估体系让年轻人都不知道科研的目的是什么了。”中科院院士马志明委员不明白,应用型研究,有成绩、有转化、有效益就好了,为什么要发SCI文章?
“不是研究出多少药,却研究出多少垃圾文章?”杨世林也不明白。
海军装备研究院综合论证研究所研究员尹卓委员给出了答案:“目前科研领域广泛存在科研项目申报中的‘跑部钱进’、科研经费使用见物不见人等现象。”没文章怎么申报项目?
“房子”“票子”“帽子”是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左铁钏委员谈论评估体系时用得最多的词,“现在的评估体系就是要把科技人员向这些方向领。公关员、信息员、采购员和营销员,他们哪个角色都得做。”
“把个人职级、科研经费、奖励和晋升、住房、用车紧密挂钩,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利益导向。”尹卓的说法一针见血。
“十年之内还不改的话,想把科技变为新兴战略的支柱,可能性很小。”杨世林断定。
“我建议,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分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应该分开,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杨世林不愿意自己的学生以论文为“纲”,要多培养新药材。
“我建议,不搞评审应该采用聘任制。”左铁钏认为无休无止的评审才是症结。
“我建议,在科研领域广泛实行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两条线。”尹卓建议对国家、军队、国防领域的科技进步奖的评选进行重大改革,废止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流行的以表面“量化”指标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不以SCI或EI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为判据,代之以不同领域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等以市场和实际应用,以同行业专家委员会集体评价为标准的评价、考核与奖励办法。
尽管委员们的建议各有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意见一致,“这样的评价体系一定要改!”尹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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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一直广受诟病。最能反映问题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80%,而我国仅为25%,而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局长何志敏代表掌握的数据却有所不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都对上一年授权的发明专利实施转化情况做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平均实施率接近80%,企业接近100%。
无独有偶,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代表则表示:“有人认为科技计划支持的很多项目只用来发论文、评职称、申请专利,没有实际价值,这并不准确,北京有大量的科技成果转移出去,2009年,北京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236.23亿元。”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结论差异?科技成果转化率究竟该怎么计算?或者有没有必要计算?
 
明确“转化”什么,破解“唯成果”式迷局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科技成果。是专利、论文、项目、还是皆有?
“百度百科”中没有“科技成果”词条的解释。
“科技成果是个中国式的概念,国外都说论文、说专利,说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是使用了,并不笼统地提成果。”何志敏说。
何志敏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企业老总,投了800多万开发新产品,成功之后准备投产。因为此前经历过知识产权纠纷,他想万一新产品涉嫌侵权怎么办,于是让技术人员和法务部门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是自主开发,但所有的创新发明点早已在别人的专利保护范围,这个老总只好放弃进一步投产,但是800多万研发投入白扔了。“从成果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好成果,开了鉴定会,做了成果登记,但它却不能被实施转化。”
所以,不是所有成果都能转化。“转化的前提是必须拥有权利,谁能将别人的东西进行转化或者卖给别人呢?”何志敏认为,应该用技术产权转移代替成果转化的提法,把根深蒂固的成果论转变为权利论,才能真正获得收益,从而实现转化。“成果主要体现的是荣誉权。”他补充道。
“我在科委工作时也认为专利就是成果,到了知识产权局才理解它真正的含义是财富,成果论不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的市场价值。”8年多科委副主任和近3年知识产权局局长的经历让何志敏的观点与众不同。
像是商量好的,闫傲霜在总结去年工作时,就弃用了成果转化的提法,转用“技术交易”——“北京市对技术交易的认可度比以前大大提高,技术交易对首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已达8.7%”。
“掩护队”和“后勤队”的疑问,我们算不算转化?
中关村一高新技术企业老总被记者提问:“你们的成果转化率是多少?”
他一时语塞,思索片刻后,说:“如果非要回答,我们的转化率是百分之百。但很多成果,即便没有在产品中体现出来,也不能说没有作用。”
这是闫傲霜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家都头痛被问到成果转化率是多少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科研成果拿出实验室变产品的单一过程,是众人拾柴的系统问题。”
“市场如战场,打仗的时候还分突击队、掩护队和后勤队呢,打胜了不能只给突击队立功。同样道理,如果核心技术被转化了,那么起防御作用的外围专利技术、前期的基础研究成果该不该算被转化呢?”何志敏举了一个生动而贴切的例子。
因此,何志敏对80%的发明专利转化率并不欣喜,反而担心不已。“这说明我国大多数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系统工具的能力还太弱,除了将产品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外,构建专利群的能力太弱,起不到应有的防御和竞争工具的作用。”
从事基础研究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周成虎委员也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界定心存疑虑:“有些成果今天完成明天用,有些成果20年后才应用。基础性成果就很难在短期内见效,却往往对人类发展推动很大。怎么算转化率?”
只做成果转让的一锤子买卖,不好!
让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董事长朱建成最担心的,不是成果转化成功与否,而是科研人员能不能长期持续提供创新。
“任何一个技术都有时限性,过了一个阶段就不先进了,技术如何改进创新,持续支持企业的发展?”朱建成表示,有些大学和科研院所搞转化,只做成果转让的一锤子买卖,不好。
他希望科研院所能够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持续支持。但问题是,与院校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科技人员的走与留他却无能为力。
“我们希望科技人员也能持有一定的股权,但是研究单位是保守的。”朱建成说。
“技术人员的跳槽对技术性企业威胁很大,国外有竞业限制以防泄密,在我国却很难执行。”何志敏道出了诸多企业家的担忧。
不仅如此,法律规定的发明人奖励往往很难兑现。“专利法里写得很清楚,一旦专利授权,要给发明人至少3000元,实用新型至少1000元奖励,但到现在真正兑现的不多。”何志敏说,“国家还规定专利一旦被转化,要有最低10%的收益分享,现实情况是很难兑现。”
技术人员无法参与职务成果获利的分配,他们从事成果转化的积极性锐减。中关村示范区前不久出台的“6+1”先行先试改革措施中提到,“对中关村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形式奖励个人的,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条款,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探索。
“有那么多深层次的问题,只笼统地评价成果转化率高还是低并不科学。”何志敏一言蔽之,在他看来既然成果转化率的概念都是问题,那又何谈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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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科技部对“十一五”期间国家支持完成的数百项重大科技成果进行了公开推介。项目类型包括“863”、“973”、“国家科技支撑”、“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专项,主要涵盖生物医药、节能减排、农业科技、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据介绍,“十一五”以来,我国科技发展进入了重要跃升期,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重大成果,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如成功发射神舟、嫦娥系列飞船;研制成功“天河1号”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成功完成载人潜水器3000米海上试验;研制成功最高时速达486.1公里的高速轨道列车;成功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利用、环保技术和半导体照明等一批高新技术及产品的示范应用等。
“十一五”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完善,通过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一批研发基础好,市场需求大的重大产品快速进入市场,直接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有力地促进了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我国还探索实践了有效集聚中央和地方科技资源、各具特色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新模式,实施了“十城千辆”、“金太阳”、“十城万盏”、“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等应用示范工程。
同时,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方面,财政性资金投入不断加大,使用方式不断创新。科技与金融进一步结合,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逐步形成,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投融资渠道明显拓宽。
在科技成果转化环境建设方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修订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自主创新的法律保障基础更加牢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进行了全面部署。国家高新区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基地,2010年56个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到10.6万亿。科技中介机构数量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新型科技中介组织和科技服务形式不断涌现。
“十二五”时期,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进入攻坚阶段。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一是突出需求导向,聚焦重大问题,按照产业链和创新链进行系统设计,汇聚科技资源,组织实施一批专项任务;二是系统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进一步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三是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突出企业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的主体作用;四是继续发挥国家高新区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市场、技术转移机构等服务体系建设;五是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着力突破企业创业融资难的问题;六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政策法规,创新产业化项目组织和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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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 白春礼

  中新网3月8日电 据中国科学院网站消息,日前中央决定,白春礼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

  2月28日,中科院召开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宣布了中央关于中科院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任命白春礼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主持会议。

  刘延东指出,这次中科院主要领导的调整,是中央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从大局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体现了中央对中科院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刘延东指出,路甬祥同志长期在教育、科技界从事领导工作,多年来为促进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路甬祥同志团结中科院领导班子成员,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院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刘延东指出,白春礼同志政治立场坚定,熟悉中科院的全面情况,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科技教育领导工作经验。中央决定由白春礼同志接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既是对白春礼同志的高度信任,也是对中科院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充分肯定。相信白春礼同志一定会按照中央要求,带领班子成员全力以赴做好工作,不负中央的信任和重托。

  刘延东强调,中科院作为我国最大的国立科研学术机构,是代表中国科技最高水平的“国家队”和引领中国科技发展的“火车头”,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在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中科院承担着重要职责。

  她对中科院提出六点希望:第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力开展科技攻关;第二,瞄准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加快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研究水平;第三,加大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增强科技发展的活力;第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文化建设,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五,建设国家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咨询服务;第六,提高机关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推动科学发展中“创先争优”。

  路甬祥在讲话中表示,衷心感谢刘延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中科院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衷心祝愿中科院在白春礼同志为院长、党组书记的领导集体带领下,弘扬传统,改革创新,开放合作,求真务实,团结奋进,顺利实施“创新2020”,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实现中国科学院的创新跨越、持续发展,实现“四个一流”,更好地发挥“火车头”、“思想库”作用,将中科院进一步建设发展成为党、国家和人民更加可以信赖、更加可以依托的科技战略队伍,在国际上更加有影响的国家科学院。

  白春礼在讲话中衷心感谢中央的信任、肯定和重托。他说,中科院13年多来在路甬祥同志的领导下,及时抓住国家发展机遇启动并成功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时期,衷心感谢路甬祥同志为中科院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白春礼表示,面对新的使命深感任重道远,面对全院同志自觉信心百倍,决心虚心向中科院历任领导学习,向全院干部职工学习,向实践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不负重托,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附:白春礼简历

  白春礼,男,满族,1953年9月生,辽宁人。博士。

  1996年任副院长,党组成员;

  2004年任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共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副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等。美国、英国、瑞典、丹麦、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微纳协会名誉理事长、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他还是若干化学和纳米科技领域重要国际学术刊物的共同主编或国际顾问编委。

  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编辑:SN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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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年度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温家宝](五)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温家宝]科技、教育和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必须始终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温家宝]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温家宝]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

  [温家宝]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做好“双语”教学工作。

  [温家宝]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实践创新能力。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温家宝]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引导高中阶段学校和高等学校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温家宝]支持特殊教育发展。落实和完善国家助学制度,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掌声)

  [温家宝]全面加强人才工作。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温家宝]加大人才开发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深化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努力营造平等公开、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温家宝]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重大集成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温家宝]推动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企业共同出资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项目,政府要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温家宝]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激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

  [温家宝]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管理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编辑:S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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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近几年,我国科技投入成倍增加,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我留学回国后在科研一线工作20多年,切身体会到,“他律”可能比“自律”更重要。
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制度却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发展科技也是一样的道理,制度设计是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科技资源的分配管理和科技评价体系,没有作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
现在科技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大科研方向如何确定、谁来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科技经费如何分配、做得好不好如何判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建立科技管理制度的前提,是假设作决策的人在认识上有局限性甚至有私心,只有通过公正的制度使企图在设置课题、分配经费时照顾本单位或个人捞好处的行为难以得逞。过去我国很少召开制度设计的研讨会,今后应多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决策程序。
在科研目标和项目的选择上,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制度。重大科技计划的启动,一般先由资深专家作战略研究,再由较年轻的执行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处长、司长制定具体规划。
如能做到这三者结合,共同制定规划,选择做大事的团队,可能是较好的制度。专家的任期不能太长(国外一般不超过3年),而且要有严格的回避制度。高新技术领域课题立项评审,要多听取下游“用户”单位的意见,甚至可以是由潜在用户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团,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应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
在科研经费的控制与管理方面,一些制度既不符合国情又不符合国际惯例。863课题、973课题、各部委的开发性项目与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课题要求大不一样,但目前一律采用与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方式相同的课题负责制,使得作为法人单位的研究所几乎无法调控,很不利于集中力量做大事。
中科院经过10多年的知识创新工程改革,绝大多数研究所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吃皇粮的事业单位,都有了较强的选择科研目标和资源的调控能力。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家预算拨款理应占到研究所总科研经费的60%以上,但现在有些研究所还不到20%,这一比例还不够用于所内人员开支。其实,科研工作是高智力活动,人员开支应该是科研的主要开销,国外的科研开支中50%—80%属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公共支撑。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改变观念,制定以人为本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科技评价起到指挥棒的作用,目前的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专利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副产物”,而不是科研的真正影响。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评价“参数”,以便下一轮可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对个人主持项目和第一作者文章数量等指标的考核,使科研人员更热衷于“各自为战”,而不愿意参与大项目的合作。院士、杰出青年、优秀博士论文数量与对单位的评价挂钩,使得这些评选活动变味。今后要以科研产出的实际影响作为评价标准,基础研究要看有没有原始性的重大发现,技术和工程类研究要看对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
(人民日报记者 赵永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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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中国科技馆内,几名小朋友正饶有兴致地操作静电滚球装置。罗伟摄
科技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87.12亿元,人均科普专项经费2.10元,比2008年的1.84元增加0.26元。在政府拨款的科普经费中,科普专项经费28.07亿元。而在2003年,全国有1/3地区的人均三级财政科普经费还不足0.2元。
数据说明,6年来,我国的科普事业确实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科普经费够用吗?融资渠道有哪些?钱花在哪儿?让我们来算算中国科普经费的这笔账。
缺乏社会筹集融资渠道 经费大多来自政府拨款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郑念介绍,我国的科普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筹措,大部分经费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科普所每年的科普经费主要用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科普活动等,大致包括三类:一类用于科普日及科技周组织开展的大量宣传活动,另一类用于科普场馆开展的科普展览或科技展,再有就是用于科普资源的制作,比如科普挂图、科普书籍和光盘的制作以及资助一些协会开展科普活动,组织科技进社区、科技下乡等等。
相关科普人员表示,尽管国家的科普经费逐年增加,但目前仅能维持已有项目的运作以及日常工作开支。如果要发展创新性项目,这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另外,我国的科普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社会捐赠部分不到全部经费的10%。筹集社会资金的渠道不畅,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的机制建设不完善,制约着我国现阶段科普事业的发展。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企业赞助是科普事业重要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之一。国外的科普事业主要由民间组织来做,其运营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赠,社会捐赠占到科普经费的1/3甚至一半以上。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完善和落实有关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及保障体系,改善社会资本的投入机制,提高企业投入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捐赠、资助等形式参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的科普事业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投入的科普资金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往往是投入的十倍甚至百倍。郑念表示,只要增加科普投入,就会带来更大的产出,科普事业到了必须要加速发展的节点上,继续投入是紧迫的、值当的。另外,科普是一个长期的事业,科普的效果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来衡量。
多数“盖得起养不起” 投入大多转为固定资产
据郑念介绍,这些年来我国的科普经费增长幅度很大,但是科普经费的投入大多转化为固定资产,比如大量科技场馆、科技博物馆、科技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的建立等。截至2009年底,全国科普场馆基建支出共计23.17亿元,几乎比2008年翻了一番。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1404个,另有一批科普场馆正在建设之中,同时,全国共有科普画廊21.25万个;城市社区科普(技)活动专用室6.80万个;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37.00万个;科普宣传专用车1569辆,均比2008年有大幅增长。
然而,现有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09)》中指出:“盖得起,养不起”是部分省级,绝大多数市级、县级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一些地方财政能够拨付科普设施的基础建设经费,而后续的运营经费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使相当一部分科普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进行维护和扩充,甚至导致有些科普基础设施已经名存实亡。
以科技类博物馆为例,国际上,其投资一般包括工程基建、展品研制与布展、日常运行维护三部分。三者的投入比例为1:0.7:0.1。在我国,很多科技类博物馆都不符合国际资金投入比例标准,特别是后续资金不足给运营带来了不良影响。大多数科技类博物馆的年度总收入(包括上级经费拨款和门票收入等),相当于建设总投资的6%—8%,达不到10%的运营标准。后续资金不足,运行经费捉襟见肘是科技类博物馆普遍面临的困难。大多数科技类博物馆开馆就基本处于“守摊子”的尴尬状态。
尤其是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的科技馆,以现在的标准看,场馆建设与科普展品建设不配套、性质不明确、展教功能不突出、使用率偏低等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这些科技馆科普活动的开展和服务能力的形成。
让科学“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的资源还远远不够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石顺科说:“科普体现的是科学知识体系和公众的关系。”而国家逐年增加科普经费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科普资源,让科学“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统计, 2009年全国共举办科普(技)讲座84.94万次,听众达1.69亿人次;举办科普(技)专题展览13.02万次,参观人数超过1.97亿人次;共举办科普(技)竞赛5.28万次,参加人数达5163.91万人次。科技活动周期间,共举办科普专题活动9.84万次,吸引9700万人次参与其中。
“我国有13亿多人口,假如一人一本科普书的话,总共需要13多亿本,目前的科普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石顺科表示:“我国的科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科普经费大部分用于科普到达公众的手段上,而非公众本身。未来科普发展的方向还要以公众的需求为主,对公众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科普还要与媒体、教育系统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协作,推动科普真正走近公众。”
那么,如何实现全社会科普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如何让公众对科学形成天然的关注和认同,更快地让科普走近公众,形成社会大科普格局呢?石顺科表示,科普是社会性工程,加大对公益性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经费的公共投入是必须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科普经费的投入也需要按比例增长。
“科普是发端于民间文化活动,是民间自生的东西,像吴桥的杂技、潍坊的风筝一样。但是在我国,公众对科学没有天然的关注与认同,科普被公众熟悉和了解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石顺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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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来,“朱光亚”这个名字,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声誉满前。
“他代表了一个时代”,“原子弹、氢弹研制中杰出的科技帅才”,“名副其实、各方公认的战略科学家”……2月26日,朱光亚先生辞世,人们把最深切的缅怀和最崇高的赞美,献给这位良师益友和杰出的科学家。
如果光亚先生在世,依他的性格,一定会为这如潮的赞颂心有不安。愈是功勋卓著,愈是谦逊低调;愈是德高望重,愈是不事张扬,朱光亚的君子之风,在中国工程技术界有口皆碑。为工程科技发展捐出百万元奖金,他压根儿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很多写他的文章,常常被他扣下。科技历史文献中那些他撰写的文章,更是只谈别人和集体,从不谈他自己。在朱光亚的心里,只有国家,只有集体,只有他倾尽心力孜孜以求的科技事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朱光亚越是谦逊低调,人们越是对他的道德修为充满敬重景仰;越是不事张扬,人们越是将他引为治学为人的榜样。科学是造福人类的事业,它催生惊天动地的奇迹,开创名垂青史的伟业,创造难以数计的财富,而对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来说,名也好,利也罢,从来都不是“会当凌绝顶”的动力。这份事业给他们最大的财富,是淡定,是从容,是忘我。
送别一代宗师的日子,我们怀念谦逊的朱光亚。未来的征程上,愿更多的后来者,高扬他宁静致远的科学风。
相关专题:朱光亚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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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平壤3月3日电(记者高浩荣 赵展)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3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近日在视察平壤蔬菜研究所和花卉研究所时强调,朝鲜劳动党把科学技术作为建设强盛大国的生命线,两个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证明了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有生命力的。

  金正日在视察中说,只要科研人员坚决贯彻朝鲜劳动党提出的“突破尖端”的思想,就能在很短时间内提高各部门的科技水平,在建设强盛大国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实现划时期的转变。

  他要求科研人员积极引进先进科技,把科研工作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特别关注科研成果运用于生产的问题。

  金正日还要求在各地大力建设温室和花房,向人民提供更多的新鲜蔬菜和各种花卉,使人民的生活更美好、更文明。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等陪同视察。朝中社的报道没有透露视察的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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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之一85岁的于敏上午赶到朱家吊唁 摄/通讯员 秦宪安 记者 郭媛 丹林晖 “两弹一星元勋”之一85岁的于敏上午赶到朱家吊唁 摄/通讯员 秦宪安 记者 郭媛 丹林晖

  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于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参与组织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晚记者上午了解到,朱家灵堂已于昨晚布置完毕,今天早上开始接受社会各界前往吊唁。

  上午现场

  灵堂布置完毕 开始接受吊唁

  上午10时,法晚记者核实了解到,位于北二环外朱光亚院士家中的灵堂已于昨晚布置完毕,今天早上开始接受社会各界前往吊唁。在记者等待采访期间发现,陆续有各种车辆进入大院进行吊唁。

  法晚记者了解到,朱光亚的后事可能由总装负责操办,由其设治丧委员会。

  朱老家中灵堂虽然连夜布置完毕,但是并不能接受所有人的吊唁,需要有人接应或者得到许可方能进入灵堂。

  据了解,朱老常年居住的家中设置的灵堂,今天供其生前的老领导、老部下和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前来悼念。

  上午,北京飘起了雪花,但仍有不少领导、亲朋前来吊唁。

  吊唁活动从上午8时开始,阴沉沉的天空似乎在向朱老致哀。由于不是公开悼念,记者没有获得直接向朱老悼念的机会。

  据参与吊唁的总装备部工作人员介绍,今天悼念的人主要是朱老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的老领导、老部下以及生前好友。

  据了解,朱老的灵堂设在家中客厅位置,灵堂正中挂着“沉痛悼念朱光亚同志”的横幅,下面摆放着朱老面带微笑的彩色遗像。遗像下方摆放着鲜花绿植,周围环绕着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整个灵堂显得十分简朴、肃穆。

  两弹一星元勋 于敏前来吊唁

  上午8时开始,总政治部、总装备部、核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单位的领导陆续前来吊唁。

  上午10时许,85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专家于敏前来吊唁。

  于老曾和朱老共事多年,《于敏院士文集》就是由朱老作序。

  现场,于老走到朱老遗像前,三次深鞠躬,默立良久。随后,于老向朱老家人表示了慰问,并仔细询问了朱老的病情发展。得知朱老临去时神态十分安详,于老表示很欣慰。在前来吊唁的人中,还看到了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身影。

  朱老的老伴许慧君及家人在现场守灵,接受社会各界的慰问。据知情人透露,朱老的追悼会初步定于3月2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文/记者 王贺健 李洪鹏 郭媛丹

  延伸阅读

  23位“两弹一星”元勋 还有10人健在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走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又陨落了一颗。细数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23位“两弹一星”元勋情况授勋时过世(7人) 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此后过世(6人) 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目前仍健在(10人)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于敏

  整理/实习生王小贝

  他的为人

  低调 捐百万奖金不许张扬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

  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十分平和地说:“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

  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朱光亚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不宣传不张扬自己是朱光亚的一贯风格,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不希望因此给其他人造成压力。

  认真 公费购书离任一册不带

  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的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好站在走廊里值班。

  工程院搬进科技会堂后,中国科协领导人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等领导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饭。

  1998年朱光亚离开中国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又再三叮嘱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不许带走,一定要一件一件整理登记后交上去。

  幽默 板门店谈判学会吐烟圈

  沉默寡言的朱光亚,也有幽默的一面。有一次,在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休会时他抽空点燃一根烟,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

  身边同事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说,能吐出如此“高难度”的烟圈,这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

  抗美援朝时期,他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担任中方代表团的外文秘书和高级译员。

  由于谈判陷入僵持阶段,双方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中方看着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吸香烟、一口接一口吐烟圈,于是也相互递烟。朱光亚就在这时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道整理/记者李洪鹏

  朱光亚生平

  1924年12月出生 湖北武汉人

  1950年4月 参加工作

  1956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6月入伍

  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1985年、1988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整理/记者李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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