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

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教育和书院教育之后，以燎原之势，普及全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重知识传授轻素养品德，重规范化管理轻个性化发展，重普世科学文化轻中华人本文化，对于存在已久的应试教育和市场化偏向不易扭转，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于是教育界努力探索着改革的新路。与此同时，古老的书院教育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的营养，正以新的姿态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如何重新评价书院的历史作用？如何充分估量书院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的讲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1年9月9日）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回顾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略从教育文化角度，所作的一次新阐释，它把人们对传统教育资源当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多数建在县乡，接近民众，得到地方支持，又影响地方风气；第二，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第三，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第四，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第五，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

当然传统书院也有它的不足，如：不能覆盖广大地区和人口，轻视知识传授，课程内容狭窄，忽略体育文娱，以及有些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或剔除的内容。

现代中国学校教育，基本采自西方教育模式，它给中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能够以规范化的体制将教育普及于城乡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层次的新式人才，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推动中国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大步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实践在证明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它的严重弊端。1921年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了现代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的坏处，和书院教育“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的优点。除此而外，对中国而言，忽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之一，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中华精神的发扬光大。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下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中西互补、相得共荣，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

当前众多新兴书院，有的创建于现有院校之內，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特区”，如大学里的国学院、儒学院、人文宗教研究院、国学班，既依托体制的优势，又展现传统的特色；有的创建于地方社区，采取民办公助、社会支持、独立运作的体制，处在现有政府体制边缘，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人才培养与师资培训，提供学术论坛与游学营地；有的创建于民间社会，采取自筹经费、自主经营的体制，独立于现有政府体制之外，或者以民间方式探索青少年教育新路，或者推动业余青少年经典诵读；还有的创建于市场经济领域，由企业资助，为企业家开设中华文化课程，以培养儒商、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为目标。可以说当代书院各具特色，缤纷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蕴藏的文化创造力。在发展新兴书院的事业中，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起了指引作用，各级政府特别是学者型官员起了支持作用，一大批人文学者、教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有文化理想的企业界人士起了资助作用，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些新兴的书院，大都在努力继承与发扬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又在人员、教学与经费管理上吸取现代教育的合理质素，以便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仍然有着光明前途，甚至显示出一种未来教育的先进性。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代学人贺麟就曾将韦伯学说介绍到中国。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韦伯再度“降临”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至今不衰。韦伯学说曾经被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拥抱蓝色文明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曾经被学界看做中国问题的“伟大的外行”而给予负面评价。而在本文作者看来。“随着（国人）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将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编者

《马克斯·韦伯》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底本，是英国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此书译出是在1987年，收入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此番，幸得译林出版社的朋友襄助，重新买到此书的中文版权，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订正那些“后悔不迭的错误”了！回想起来，当初动笔翻译此书的时候，内地学界对于韦伯还知之甚少，而他那些招牌式的观点和术语，也都还未能构成普遍的知识背景。正因为这样，如今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其实只是在上下文的不断冲撞中，我们才突然想到，“calling”一词在韦伯的行文中，大概是有“天职”这一层意思的；至于在书中偶然出现的“media”一词，我们则翻遍了手边的英汉词典，也想不到它竟然可以译成“媒体”，来泛指一切刊载新闻的传播工具，——当然还老老实实地以括号附加了原文，以便要是理解有误的话，别人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后来从网上读到，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有一句评论，说此书带有“巨大的趣味性和不恭敬”（Enormously entertaining and irreverent）。不过我们当初翻译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倒觉得其中充满了平衡感：一方面，用原书编者彼得·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授社会学，韦伯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另一方面，再用原书作者弗兰克·帕金的话来说，“‘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而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Class Radicalism，1968)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我们这个译本问世之后，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又由Routledge于1992年推出了修订版，而作者也为此写了新序。眼下，趁着中文世界也将推出新版，我们正好把这篇新序也翻译出来、增补进去。大家从中可以读到，尽管从旧版到新版，只短短地相距10年，但那个短暂的历史的瞬间，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以至于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斯”这两位神明，其权重也发生了悄悄的倾斜——“随着事态的发展，韦伯的思想看来远比马克思及其助手的思想，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剥蚀。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后者的可信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此番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它这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的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于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韦伯与儒家》）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要沉入怀旧，自然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但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要做什么都行！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所曾享有过的那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

　　科学网(kexue.com)讯 这说起来更像个怪兽电影，6000万年前，一条古老的长达20英尺(约6米)的鳄鱼和一条世界上最大的蛇在哥伦比亚森林河流展开对决。

　　古老的鳄鱼被发现在哥伦比亚的一个煤矿里，在同一地区还发现了一条巨大蟒蛇化石。这种蟒蛇生活于热带雨林气候的淡水中，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恐龙灭绝后的气候变化。

　　“气候的变化迫使大蟒蛇不得不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能够居住在不同的地区，以随时可以改变栖息地和充分利用资源，”来自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佛罗里达大学地址科学系博物馆的首席研究员 Alex Hastings说，然而它们的新栖息地却正是那些古老偏僻鳄鱼群体的家园。争夺在所难免。

　　古代鳄鱼和现代鳄鱼相似的一点是它们都捕鱼为食，这一点和现代鳄鱼相似，但它们和现代鳄鱼没有直接联系。

　　鳄鱼和蟒蛇之间必须争夺食物来源，有时候蛇也会捕食小的鳄鱼来作为它的美餐，要知道，最长的蛇可有42英尺(超过12米)长。因此，小鳄鱼需要时刻保持对大蛇的警惕，捕获一条小鳄鱼代替其它的食物对大蟒蛇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然而，等到小鳄鱼成年时，它们则都可以相安无事。(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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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真有穴居人的血统？

　　科学网(kexue.com)讯 科研人员此前已发现，现代人基因组中的少量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然而，12日刊登在美国新一期《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基因交换并不常见。

　　尼安德特人是远古分布在欧洲大陆的最主要古人类，是与现代人在进化学上最近的亲族。迄今，有关尼安德特人的最早遗迹出现在距今约40万年前，其分布遍及欧洲和西亚。距今约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逐渐灭绝，进而被现代人的祖先取而代之。

　　瑞士日内瓦大学和伯尔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现代人自5万年前从非洲东北部扩张以来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可能联系。通过比对现代法国人和中国人的DNA样本，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祖先之间杂交繁殖的成功率很可能不到2％，因此基因交换也非常有限。

　　研究人员说：“由于这种杂交后代的健康状况非常差两个物种之间的基因交流存在极强的障碍。”

　　不过这样的发现也不足为奇，前不久的消息更加听人吃惊，科学家找到了原始穴居人的灭绝之谜。

　　在几十万年前欧洲的统治者并非现代人类，而是穴居人，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生存了30万年最终消失。欧洲的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了穴居人灭绝的真实原因。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发现穴居人灭绝的真实原因——现代人类从数量上战胜了穴居人。

　　现代人类最早进化于非洲，抵达欧洲时数量已是穴居人的10倍，并逐渐占据了穴居人的栖息地。人口数量上的戏剧性变化意味着穴居人无法在零摄氏度以下的冬季生存下来。而现代人类不仅数量占绝对优势，并且拥有复杂的交流方式，彼此间依赖着互相帮助，并能在物资紧张时期进行简单的贸易交换。

　　剑桥大学教授保罗-梅拉斯(Paul Mellars)说：“大约4万年前，面对这样的竞争，穴居人最初开始撤退到欧洲大陆偏远区域，并最终在偏远地区存活几千年后彻底灭绝。”

　　梅拉斯带领的研究小组研究法国西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废墟发现这里是曾是欧洲大陆穴居人和现代人类生存密度最大的区域，他们发现清晰的证据表明，现代人类进入该区域的数量是穴居人的十倍，从使用的石质工具和动物骨骼来分析现代人类占据的时间更久一些。

　　研究人员将这项最新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指出最早期现代人类数量远超过穴居人，并揭开长期令人费解的穴居人灭绝之谜。

　　是否现代人类拥有更高智慧的大脑，以及比穴居人智力更高仍倍受争议，但是专家指出现代人类的复杂洞穴壁画以及使用长矛狩猎已证实了他们的创新性。梅拉斯教授强调称，无论如何，现代人类拥有更先进的狩猎技术，使他们的数量能超越穴居人，并成功地占据了穴居人的地盘。

　　据悉，穴居人和现代人类拥有非洲共同祖先，大约40万年前，早期穴居人离开了非洲，抵达欧洲和亚洲，然而我们的早期祖先却仍逗留在非洲，并进化形成现代人类。大约10万年前，现代人类也离开了非洲，向欧洲大陆进行迁徙。

　　现代人类与穴居人在欧洲大陆共同生存了2万年，最后穴居人灭绝消失。2010年，一项基因研究报告显示当时出现少量杂交人群，目前现代亚洲和欧洲人大约有1-4%的穴居人DNA基因。

　　(科学网kexue.com 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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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里无法获得现代公民意识 图为学者王彬彬

核心观点

金庸的小说让人麻痹现实，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只是一种精神骗术，但太多的人不够聪明，总是心甘情愿被骗。

沉溺于武侠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在诸多学者中，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是个坚定的“倒金派”。记者日前采访他时，王彬彬表示，已不研究金庸小说，但仍然坚持他几年前的观点，金庸的文字，虽然是通俗作品的代表之一，但也不过是曾经在中国文学叱咤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在当前的复活和变种。金庸的作品都属于“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

金庸小说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建构

王彬彬认为，把金庸视为曹雪芹之后，中国小说第一人，评价太过。金庸的小说如此“低端”，却一直有人追捧，是因为金庸的小说，虽然只是并不高明的精神骗术，但太多的人不够聪明，总是心甘情愿被骗。

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金庸小说只有神魔没有真正意识上的人

有人曾经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脱离旧武侠小说的类型，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很多人也热衷于研究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描写。但是，王彬彬认为，一部小说是不是写人性，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并不是说你有个“人”的名头就可以了。写人或写人性，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人对“人”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这一定层次上的“人”，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古罗马的英雄 (半神的人)是英雄时代的人，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是贵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他们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的是英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人”？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所生活的世界。用正常人的理性眼光看去，那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或者说像是一座精神病院。在那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王彬彬认为，作为一种大众文化，金庸的小说同充斥于荧屏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写了许多爱情，也不可能不写许多爱情。而金庸小说里的所谓“人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爱情来表现的。无论是写爱情，还是写别的什么，金庸都不受现实可能性的制约，都无须考虑是否真实的诘问，他唯一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对于这样写出的爱情，竟有人推崇不已，并将其作为现实中实有之物一般来分析、研究，总难免让人觉得滑稽。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食物对孩子起重要作用

　　科学网(kexue.com)讯 人们常说，现代的年轻人生活很滋润，没有了曾经的艰辛，其实这只不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事实上，现代年轻人经历的可能是比过去充满更多危险的人生。至少对男生来说是如此。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现代年轻人比过去更快性早熟。今天一个18岁的男孩，在身体上发育上，会比19世纪(1800年)时的一个22岁的男人更成熟。然而，他们的大脑智能却不一定跟得上。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让自己的生命去挑战更多不必要的风险。

　　这项理论来自德国一名研究人员的研究。他研究的题目， 叫英年早逝(accident hump)。其中许多案例，是因为睾丸酮(Testosterone,即男性贺尔蒙) 满溢造成冲动所导致的死亡。

　　该项研究采用了包括英国在内等五个欧洲国家的死亡纪录。研究者发现，英年早逝者的平均年龄，从1750年一直至1950年，是稳定的下降，下降的速度是每10年平均年龄下降2.5个月。以此推算，现代年轻人比19世纪时同一年纪的人要早熟四岁。

　　研究员约书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说，英年早逝在工业革命和发明汽车之前就有，但平均年龄却稳定下降，因此，最好的解释就是现代的男孩比以往古代人更快早熟。而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营养好、医疗进步，都可能是导致性早熟的原因。而多项研究也显示，现代女孩愈来愈早熟，月经也跟着提早到来。

　　造成现在年轻人早熟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取决于食物，很多食品里富含激素，如果孩子长期摄入这些成分，就会成为性早熟患儿。性早熟患儿常吃饲养的鸡鸭、黄鳝、水产等肉类，这些食物富含雌激素、促生长激素。同时，各种抗生素、食物添加剂、催熟蔬菜水果中的各种催熟剂等，以及不少家长让孩子长期吃牛初乳、蜂王浆等补品，都是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催化剂”。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洗涤剂、农药及塑料工业排放的物质及其分解产物，也会产生激素污染物，都是儿童性早熟的诱因。

　　因此，科学家称，家长应科学控制孩子的饮食结构，没有医生的指导，千万不要让孩子过多地吃牛初乳、蜂王浆等补品。

　　(科学网kexue.com 瑞恩)

　　如何防性早熟

　　1、营养过剩会致性早熟，家长应注意高蛋白食物的摄入量不要过多，每餐实行肉菜搭配。

　　2、少吃洋快餐，油炸类膨化食品易致性早熟。

　　3、不要盲目给孩子食用蜂王浆、蜂花粉等“补品”或是增进智力的保健品。

　　4、不要让孩子接触避孕药物、丰乳美容品等，以及成人化妆品或护肤品。

　　5、处于哺乳期的母亲不可使用涂抹在乳房上的丰乳产品，以防被宝宝吃进体内。

　　6、孩子要少吃反季节蔬菜和水果以及含有添加剂的食品。

　　7、父母亲密时要避开孩子，此外禁止孩子看与性有关的影视和书籍。

现代人真有穴居人的血统？

　　科学网(kexue.com)讯 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到时是北京猿人还是源自非洲，现在还没有考证清楚，不过近日欧洲的科学家却有惊人发现，找到了原始穴居人的灭绝之谜。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几十万年前欧洲的统治者并非现代人类，而是穴居人，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生存了30万年最终消失。欧洲的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了穴居人灭绝的真实原因。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发现穴居人灭绝的真实原因——现代人类从数量上战胜了穴居人。

　　现代人类最早进化于非洲，抵达欧洲时数量已是穴居人的10倍，并逐渐占据了穴居人的栖息地。人口数量上的戏剧性变化意味着穴居人无法在零摄氏度以下的冬季生存下来。而现代人类不仅数量占绝对优势，并且拥有复杂的交流方式，彼此间依赖着互相帮助，并能在物资紧张时期进行简单的贸易交换。

　　剑桥大学教授保罗-梅拉斯(Paul Mellars)说：“大约4万年前，面对这样的竞争，穴居人最初开始撤退到欧洲大陆偏远区域，并最终在偏远地区存活几千年后彻底灭绝。”

　　梅拉斯带领的研究小组研究法国西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废墟发现这里是曾是欧洲大陆穴居人和现代人类生存密度最大的区域，他们发现清晰的证据表明，现代人类进入该区域的数量是穴居人的十倍，从使用的石质工具和动物骨骼来分析现代人类占据的时间更久一些。

　　研究人员将这项最新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指出最早期现代人类数量远超过穴居人，并揭开长期令人费解的穴居人灭绝之谜。

　　是否现代人类拥有更高智慧的大脑，以及比穴居人智力更高仍倍受争议，但是专家指出现代人类的复杂洞穴壁画以及使用长矛狩猎已证实了他们的创新性。梅拉斯教授强调称，无论如何，现代人类拥有更先进的狩猎技术，使他们的数量能超越穴居人，并成功地占据了穴居人的地盘。

　　据悉，穴居人和现代人类拥有非洲共同祖先，大约40万年前，早期穴居人离开了非洲，抵达欧洲和亚洲，然而我们的早期祖先却仍逗留在非洲，并进化形成现代人类。大约10万年前，现代人类也离开了非洲，向欧洲大陆进行迁徙。

　　现代人类与穴居人在欧洲大陆共同生存了2万年，最后穴居人灭绝消失。2010年，一项基因研究报告显示当时出现少量杂交人群，目前现代亚洲和欧洲人大约有1-4%的穴居人DNA基因。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对于圈内人，当代艺术不言自明，不过圈内人数量很少，即便是学院派画家，说起当代艺术也往往是极端的负面例子。“当代”有不同的解释，又在不断演化和生成，而“艺术”无法定义，可是当圈外人询问“什么是当代艺术”时，你却不能不回答。

当代是当下吗？

当代不等于当下。当下存在的某些艺术形态，比如具有经典作风的学院派艺术、体现民俗的民间美术、具有共性的儿童艺术等等，都不属于当代艺术。它前无古人，具有断代的意义。

当代是本朝吗？

有些学者借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分期，把1840年至1919年称为近代，1919年至1949年称为现代，1949年至今称为当代。当代于是变成了本朝。这种挂靠政治的分期，同强调自身规律与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由官方组织的全国美展，其中也许不乏当代性质的作品，但由于强调主旋律，在总体上不属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是自发的、在野的、各行其是的艺术追求，没有主旋律。

当代艺术是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吗？

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东方版本，但又不乏超越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探索。这些探索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和存在的理由。

新潮美术、前卫艺术、实验艺术、先锋艺术同当代艺术是一回事吗？

1978-1989年间，特别是1985年之后，中国出现的反传统艺术潮流，被称为新潮美术。新潮美术也被称为前卫艺术。前卫艺术这个术语，至今仍然在使用。它常常是当代艺术的同义词。“实验艺术”是在1989年之后强调艺术语言而出现的奇怪措词。它经不起理论上的分析，然而国内外批评界一直在使用。大约在1995年之后，批评界也采用先锋艺术的说法。进入21世纪之后，批评界更多地用“当代艺术”作为总称。

一些当代艺术形态怎么不像艺术？

当代艺术观不强调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它会不断地把非艺术对象纳入艺术的范畴。

书画界有当代艺术吗？

比较少。吴冠中、周韶华、刘国松的某些作品具备当代因素。邱振中的《祖母》将字迹不清的“喃呒阿弥陀佛”草书反复书写，王天德的《水墨菜单》用墨画的宣纸裱糊餐具餐桌，黑鬼用占卜的荒诞方式将历史名人画成54块水墨扑克牌，朱青生的《溪山箫声》在溪水中的一匹长绢上作画，黄岩在皮肤、肉块和骨头上画水墨画，都是当代艺术。此外，由于当代思想包含反当代的观念，这给水墨画脱离时代而又不重复古人的探索留下了一片空间。反当代不是指回归传统或标榜正统，而是指反对当代文化主潮的超前思想。

凭什么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价位那么高？

当代艺术是时代的先锋，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有人认为这是西方画廊操纵的结果，见解流于浅薄。中国艺术家不都是好操纵的角色。

当代艺术与伪当代艺术如何区别？

凡是剽窃、摹仿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中国“当代艺术”，都属于伪当代。它们同剽窃和摹仿古人的行径没有区别。艺术史不会给它们留下有尊严的位置。

当代艺术的典型标志是什么？

典型标志是新观念、新形态、新载体。三者有其一二，就值得关注。

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评价？它会走向何方？

活跃而混乱，平庸多于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两大走向：跨越传统文化的普世追求和照顾文脉的本土作风。后一走向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会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