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和你过不去，是那“节”和你过不去

中秋刚过，国庆又至。在这个节日气氛分外浓郁的时候，我们却要来说一说另一种泛滥在你我身边的“节”。

前不久,一个紧临长江、距鄱阳湖上百里、人口13.8万的小城,却耗资600余万元大张旗鼓地办起了“首届鄱阳湖龙虾节”。想“造势”却“肇事”,200多人因急性肠胃炎入院治疗。

“首届鄱阳湖龙虾节”并非个例。它给眼下数量惊人、名目繁多的“人造节”，又敲了一记警钟——

有多少所谓的“节”，该打“结”了！

·观点碰撞·

■这些节会中，真正能够收支平衡的寥寥无几，大多是赔本赚吆喝

如此节会，既劳民伤财，又自毁形象，可以说“不经济”、“不划算”到家了。

现实中，像“首届鄱阳湖龙虾节”这样热衷于“造势”的节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些节会，有的是依托本地资源、产业优势，算是师出有名、相得益彰；有的则纯属为了炒作，堪称是无风起浪、无中生有；有的甚至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好大喜功、贪大求洋、名不副实。据报道，仅西部某地一年冠以“中国”名称的“节会”就有十多个。

这些节会中，真正能够收支平衡的寥寥无几，大多是赔本赚吆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金全曾指出，近年来展览、节会每年以大于20%的速度递增，但许多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一些专业公司，能够盈利的节会少之又少，“展会行业繁荣的背后至少有30%在赔钱”。

“不经济”的节会四处泛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强烈的办节冲动相比，节制力量、制约机制明显匮乏。许多地方筹办一个重大节会，常常是很小范围内的决策，往往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没有认真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没有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也没有严格的经费预算与有效的监督管理，办节门槛之低、“环境”之宽松让办节易如反掌，而服务经济发展的由头，更使得办节的正当性牢不可破。

不可否认，成功的节会的确具有极强的综合经济效应，但以为节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在没有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审慎分析、周密策划，尤其是没有相对健全的评估、制约、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就亦步亦趋、跟风办节，必然会导致节会泛滥，造成大量人力财力的损失，损害政府部门决策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尹于世）

■借节庆而攫金、以期名利双收，此风当休矣

泱泱中土，允称节庆大邦。上采三皇，旁及泰西，靡不纳入彀中；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胥皆沉湎其间。凡节日者，“和乐谓之节”。节伴礼乐而生，或佯狂，或哀愁，均为遥托情思，内有世代积淀，乃众乐之行止也。

然，青酒粉面，财帛动心。借集会而攫金，以期名利双收之风骤起，一时流播九州，蔚然大观。有公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伟哉斯言！妙哉斯言！诚为节会之别裁新曲耳。

赖先祖之庇荫，凭上苍之垂爱，于歌舞升平中谋一方福祉，不啻为智举。惜国人逐风之痼疾难祛，东施效颦者夥。富郡名城办会，僻壤陋乡亦办会。觅可采之资，极尽搜索枯肠。君不见，争神仙桑梓，夺淫棍枌榆之怪诞乎？更有甚者，父老衣食堪忧，有司一掷千金邀名伶雅集，除去博官长一笑，裨益几何？

此种邪气歪风，当休矣！

（云煚）

记得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柏格森，曾把我们的文明称为“激发情欲的文明”。当然，这样一种看法并不十分公允，但是，我们如果看看人类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出现的那些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的绘画和雕刻中的裸体表现，庸俗不堪的流行的爱情小说，加上爱情“调味品”的电影艺术，杂志封面设计、广告宣传热衷于使用美女照片，以及那一种被称为“最粗俗也最兽性的”的色情艺术等等，则无不证明柏格森的这句话，还是很有一部分道理的。

如今，是商业时代，在这个被称为“欲望的社会”里，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多是刺激感官，重视官能享乐，诉求欲望本能，消费至上，娱乐至死，带有浓重的商业文化气息……

8月30日《新京报》刊登名为《重口味电视剧很难长久》的文化批评，文中对目前一些影视文娱作品中越来越流行乃至越来越泛滥的所谓“重口味”现象的批评，很令人深思。现在，娱乐文化工业总是倾向于给受众提供更刺激的享受和更强烈的快感，让人们欲罢不能，长期浸泡其中而习焉不察。闪耀在荧屏上的电视剧，纷纷加入了“雷”、“虐”、“黄”等各种调剂，从情节到台词，口味都在持续加重。纯爱的言情剧，被拍得像恐怖片，像性教育片，甚至“情节以虐取胜”。《国色天香》里，男二号还将女主角绑架、鞭打、凌虐，最后把她的骨灰加水喝了；《新还珠格格》里太后喊五阿哥回宫“圆房”的一段戏太直白、露骨，以致有“台词涉黄”之说；《新水浒传》中的香艳“床戏”尺度之大，十分罕见。在这样一些电视剧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创作者都倾向于给观众提供更大的刺激和快感，让观众的欲望始终处于不断膨胀的进程中，而这又召唤着创作者的快感革新……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中这样的一味追求“重口味”的现象，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显然，这种文艺创作，走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市场原则第一，收视率第一，激发情欲，刺激感官，重视官能感受的路数，但这样的文娱产品又怎能叫做文艺上的“革新”呢？

中国新闻网8月29日刊登《舞剧<金瓶梅>启用性道具，场景似春宫图》的文化报道：中国四大禁书之一《金瓶梅》一向令人“闻之色变”，将这部作品搬上芭蕾舞台，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第一次。该剧公布巡演以来，就因“情色”话题备受关注，甚至在门票上都注明了“18岁以下观众谢绝”的字样。芭蕾《金瓶梅》以潘金莲作为叙述的支点，从她对武松的渴望和对西门庆的野心，将武松、武大、西门庆、瓶儿与春梅等人物带上舞台。全剧舞美分“白”、“红”、“黑”三幕，力求每一个场景就像一张油画《春宫图》。道具上，更是大胆启用了“摇床”等古代性道具……该剧片花很早就在网上流传，性感唯美的舞蹈，令网友连呼“惊艳”。有的观众说，光看那些美得浓艳的宣传剧照，就已经足够撩得心痒痒。但也有人质疑，这“只看出赤裸裸的情色”……

或许不能否认，芭蕾《金瓶梅》经过了精巧的构思、精致的设计、丰富的舞蹈语汇表现这样的艺术化的处理，甚至采用富于宗教色彩的寺院钟铃声来衬托剧情……但在这样的艺术表现背后，本质上透露的仍然不过是一种“激发情欲”的内容，或者借用卢梭的一句话说，不过是“一种精装的纵欲罢了”。

文艺中的这些“重口味”，不管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一种艺术趣味也好，或者作为一种艺术的观点也好，都牵涉到了欲望、情色这些内容，这是一种本能的、情色的、不正常的、纵欲的、享乐主义的思想、情绪和趣味，这种文艺倾向，正在侵袭和浸染我们的文艺观念、文艺创作乃至文艺传播。这种文艺，很难说会有在美学上、人文上的追求，对精神升华、人性培养的渴望，更不会注重道德责任和伦理上的义务，它最终带来的只是欲望的冲动，感官的满足，它只是一种“欲望”的文艺，“欲望”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欲望”文艺、“欲望”文化，如果任其流行泛滥，不仅人们的人格系统、行为模式会受到影响和支配，我们社会的文化结构也会受到它的污染……

目前，我们不少文艺批评指出：如今，不少文艺作品中尤其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涉及的主题思想、道德底线等不够清晰，甚至是非不分、善恶不明……而文艺中的“重口味”，不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吗？对此，我们的文艺该引以为戒了！

在加拿大海岸外太平洋中游弋的狗鲨

　　北京时间9月22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鲨鱼外表凶悍，但这可不是外强中干，它们的身体机能也非常特别，研究发现鲨鱼体内的一种物质能杀死病毒。这种类似胆固醇的化合物是在狗鲨的体内组织中被发现的，这种物质被证实可以对抗多种难以治愈的人类疾病，包括登革热和肝炎。这种神奇的物质就是“鲨胺”，目前已经开始进行人体医学临床试验，用于治疗癌症和眼睛疾患，数百名已经接受这种新型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副作用案例。

　　一项新的医学研究还证明鲨胺可以有效扰乱病毒的生命循环，使它们无法正常复制。这种抑制作用不管是在组织培养还是生物活体环境下都同样有效。

　　尽管人类医学已经研制出诸多有效对抗细菌的药物，但是含有能有效抑制病毒的药物。目前临床使用的抗病毒药物都是非常特异性的，即某种药物只能专门针对某一种病毒起作用。这样产生的问题就是——病毒非常容易变异，很快就会产生抗药性，让先前有效的药物变得失效。

　　这项研究的首席专家，美国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迈克尔·扎斯洛夫(Michael Zasloff)教授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抗病毒药物研制领域。很有可能借助这一突破，我们将能够彻底治愈目前只能被当做慢性感染来对待的棘手疾病。”

　　抗病毒药物的“尤里卡”时刻

　　扎斯洛夫教授在1993年首先发现了鲨胺物质，当时他正试图在鲨鱼身上寻找抗菌物质，据信这种物质能对抗多种疾病，包括多种病毒感染。这时他注意到鲨胺具有一种“从未被描述过的”神奇能力——这种物质似乎能阻止血管的生长。他很快意识到这一功效或许将有助于帮助阻止癌细胞的无限制分裂。

　　进一步的实验终于让他迎来了属于他的“尤里卡”时刻，他发现鲨胺不仅具有抑制癌细胞分裂的作用，它还能抑制病毒的增殖！扎斯洛夫教授回忆说：“效果非常明显，我一眼就看到了抑制作用，就像是在观看一部动画片一般。”

　　鲨胺是一种带正电的分子，因此当它进入细胞之后会立即吸附在细胞内壁上，因为细胞内壁是呈负电性的。这样一来，鲨胺分子会逐步清理掉任何其它附着在细胞内壁上带正电的蛋白质分子，这样做是不会损害细胞的。

　　然而当病毒入侵细胞后，它们需要借助附着在细胞内壁上的那些蛋白质来进行自我复制增殖，但是它们却发现这些蛋白质都已经被鲨胺分子“踢出去”了，这样一来，病毒将无法繁殖。扎斯洛夫教授评价说：“这是唯一一种具有此类功效的化合物，科学界找不出第二种，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物质帮助鲨鱼在数亿年的演化史中占据优势，构成了这种物种成功延续下来的功臣之一。扎斯洛夫教授说：“鲨鱼的抗病毒能力非常了不起，它已经适应了鲨鱼的免疫体系，和平共存。”

　　用鲨胺对抗人体病毒

　　在实验中，鲨胺物质成功抑制了登革热病毒对人体血管细胞的入侵，并阻止了乙肝和丁型肝炎病毒对人体肝脏细胞的攻击。并且，现在要得到鲨胺已经不需要再借助从鲨鱼身体组织中提取了，早在1995年人们便已经实现了这种物质的实验室合成。

　　扎斯洛夫教授和同事们还发现鲨胺对黄热病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和鼠巨细胞病毒具抑制作用。在实验中，鲨胺成功抑制甚至治愈了部分实验动物的此类疾。他们的有关论文已经发表在了本周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

　　目前。鲨胺分子还只能进入那些具有“化学入口”允许它进入内部的细胞，如血管壁细胞，毛细细管细胞以及肝脏细胞等。但是基于鲨胺的改进药物配方将有望扩展其适用范围，在更大范围内对抗更多类型的病毒感染。

　　托德·莱德(Todd Rider)是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比较药物学分部高级研究员，他说：“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到目前为止，实验结果显示鲨胺对六种不同种类的病毒显示抑制作用，不过有数据显示鲨胺物质本身具有轻微毒性，并且在达到产生足够疗效的注射剂量时会对某些类型的细胞产生一些副作用。”

　　扎斯洛夫教授表示：“现在我们还不清楚鲨胺物质是否对于其它类型的病毒同样具有抑制作用，也不知道是否我们未来有能力使鲨胺注射达到疗效剂量的同时有效控制其潜在的毒性和副作用。”

　　他说：“事实上，任何物质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毒性，临床实验将最终确认这种物质作为一种药物，其安全性对人体是否可以得到保证。”

　　但是根据一直以来测试的安全记录，扎斯洛夫教授预计人体临床实验可以在一年之内展开。他说：“7亿年以来，鲨鱼体内一直就有这种物质，而现在，这将成为鲨鱼送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晨风)

近日，著名钢琴家石叔诚谈论他对中国目前音乐文化现状的担忧。纪力元 摄

近日，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带着他的钢琴独奏会来到沈阳，并于下午3时30分左右做客辽沈晚报，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半个多小时的访谈中，石叔诚侃侃而谈，道出了对中国钢琴现状以及中国钢琴教育的独特见解。

音乐会中和观众聊天更能听得进去

根据现在听众的特点，石叔诚总结了一些钢琴音乐独奏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进行讲解：“在钢琴音乐会中，我们见到的大多是一个钢琴家按照节目单，按次序弹完了就结束了，一般国际上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钢琴音乐会听众多数还不太了解钢琴，而且多数都是学习钢琴的学生和家长，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音乐会理解、热爱音乐，增加他们这方面的感觉，拉近他们与音乐的距离，所以会在演奏会中与观众做一点交流，带有一点聊天的性质，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曲子之间做一个画龙点睛式的小细节，这样能够保证整场音乐会，特别是孩子们能够听得进去”。

这次音乐会的乐曲也是秉着让多数听众能够理解的想法来选择曲目的，“本身这个音乐会就带有一点学习性质的，所以曲目要两头兼顾，既不能让大家听了后不知道在说什么，也不能让大家觉得太浅显，太没有内涵了”。

不带功利性去学音乐误区就会更少

“我们国家在音乐方面欠账欠得太久了，现在中国的音乐水平在世界上可能是倒数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音乐会上还要告诉观众要保持安静，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孩子们来学习钢琴，学习音乐，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改变我国音乐文化的现状！ ”

石叔诚还强调，现在四五岁的孩子学习钢琴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误区不利于音乐事业的发展。“当然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去宣传、引导。现在还有一些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开始学习钢琴，对于这些人我很钦佩，因为他们是更纯粹的对音乐的喜爱，他们不具有功利性，学习音乐的误区就会更少”。

　　据国外媒体报道，数亿年前，恐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主人，人们对于充满神秘色彩的恐龙物种向往已久，更希望深入地了解探究它们的结构特征和生活习性，便于对地球远古物种有全面的认识。日前，Msnbc新闻网站列举了7种最致命的恐龙物种，其中包括嗜杀成性的霸王龙、嗜食同族的玛君龙，还有包括长着数百颗牙齿的两种素食性恐龙.

　　霸王龙(tyrannosaurus rex)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凶残恐龙，它在恐龙世界中的“暴君行径”是名不虚传的。其硕大颚骨和锋利牙齿能够将猎物撒裂成牙签大小。这种恐龙的体型很庞大，体长40英尺，身高20英尺，体重近1.6万磅。

　　霸王龙是两足行走，在0.65亿年前白垩纪末期主要生活在北美洲西部的广阔地域。目前，科学家们仍置疑是否霸王龙是动作迟缓的食腐动物还是动作敏捷的掠食性动物，但无论它的食物是活着的还是生的，它口中的猎物一定很大，这种食肉性恐龙进食时一定非常血腥。

　　玛君龙(Majungasaurus crenatissimus)时常在血淋淋的猎杀事件中将自己的同类作为嗜食对象，将同类作为一顿美味大餐。相关的证据来自于玛君龙的牙齿，科学家在这种恐龙的牙齿化石中发现的残留物与该物种骨骼十分符合。

　　玛君龙体长20英尺，0.7亿年前漫步在马达加斯达平原上，那个时期食物数量不多。相关的考古资料显示玛君龙时常以风化的“恐龙干尸”为食，他们的猎食对象还包括食草性恐龙和自己的同胞物种。很可能嗜食同类在恐龙物种之间很常见，它们会以活着的同类为食。但目前相关的证据资料并不完全。

　　Eocarcharia dinops的眉骨是一块膨胀厚重的骨骼，在对同类竞争时会用厚重的眉骨像攻城槌一样撞击对方，从而赢得异性注意力和好感。它还长着像刀片一样的牙齿，能够将猎物活生生地咬死，并肢解身体的任意部位。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中曾发现一具1.1亿年前的Eocarcharia dinops骨骼，其中包括像猪嘴一样的鼻子、内脏和尸体。Eocarcharia dinops体长约25英尺，身高7英尺，它们时常以两只一组出现猎杀另一只食肉动物或对长颈食草性Nigersaururs下毒手。

　　多齿的诺弗勒恶龙(Masiakasaurus knopfleri)用像长矛一样的前齿刺中猎物，然后用像刀片的后齿将猎物撕碎咀嚼，这种类型的牙齿排列在掠食性恐龙中并不常见。

　　诺弗勒恶龙与德国牧羊犬大小相近，在距今0.65亿-0.7亿年前白垩纪末期，它们生活在冈瓦那超大陆南部。科学家们认为它们主要以鱼类、蜥蜴和其他动物为主。

　　这种恐龙英文学名的第一部分意思是“邪恶的蜥蜴”，第二部分的命名来源于一位歌手德勒-斯特雷特斯(Dire Straits)和吉他手马克-诺珀弗利(Mark Knopfler)，当时一位考古学家在马达加斯达挖掘工作中受益于他们的音乐灵感时才发现诺弗勒恶龙的部分身体组织化石。

　　玫瑰马普龙(Mapusaurus roseae)体长40英尺，体重大约6吨，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食肉恐龙物种。由于考古学家在遗址处同时发现几具玫瑰马普龙骨骼残骸，认为可能数只玫瑰马普龙围攻捕杀了一只体型最大的食草性阿根廷龙(Argentinosaurus)，其体长100英尺，当玫瑰马普龙一起向阿根廷龙进攻时，庞大的阿根廷龙倒下还未断气时肢体就被这些残忍的掠食者撒碎。

　　玫瑰马普龙生活在1亿年前，它比霸王龙要大，甚至体型还超过了其较年长的同胞物种——南方巨兽龙(Giganotosaurus)，它们的牙齿窄而锋利像刀片一样，有利于撕咬猎物。其骨骼化石发现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

　　犹他镰龙(Falcarius utahensis)真实地实现了从食肉型向素食型的转变，目前科学家也不知道是否这种外形像鸟的恐龙完全拒绝了食肉习性，但是他们发现犹他镰龙适合咀嚼肉的牙齿变成切叶型牙齿，同时它的肠胃变得膨胀适合充分发酵植物。

　　犹他镰龙是两足行走，它的身高为4.5英尺，从头部到尾部体长有13英尺，时常挥动着4英寸长的锋利弯曲爪子。在1.2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它们生活在现今的美国犹他州地区。

家中上班弊大于利

　　科学网(kexue.com)讯 上班，是所有人最头痛的问题，每天早起挤公共交通或者面对堵车的长龙就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家上班已经逐渐进入了日常工作中，很多老板同意在家上班的初衷应该是觉得这样可以节约上下班时间，员工或许可以有充足的睡眠，从而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过看来有这样想发的老板可是大错特错了。

　　目前在美国，有将近五分一人选择在家办公。本应该一天工作7,8个小时的他们，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富裕而更加辛勤的工作，甚至有很多人实际上每天只工作时间1小时。而另外有三成人表示，他们在家中上班十分放松，通常是穿着睡衣工作。

　　这是来自美国一公司的调查，他们对五千多个在家办公的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其中三成人表示会工作到8小时以上，四成人表示每天会在家工作4到7个小时，而其他则少的可怜。或许他们老板看到这样的调查会崩溃。

　　具体到在家工作时间少的可怜的原因，心理学家也作出了一些分析，在家工作效率一般，其主要原因是家庭杂事会分散注意力，人们的懒得心理成了主要因素。研究显示，有三成人表示在家会有拖延时间的毛病，会故意先做家务事来回避工作任务。两成人选择看电视来逃避工作，还有两成人选择先同自己的宠物玩耍，而其他则是因为总是被家里的孩子打断工作。

　　不过这些看似只不过是一些借口而已，在家上班时没有监督力才是罪魁祸首。有心理学家就表示，“懒惰心理是人类的天性，在没有压力的时候自然会体现出来，而家中上班没有了老板的监督，员工大多有安全的心理，从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为此心理学家建议公司老板们最好给那些在家办公的人制定一个天计划，来避免效率过低的问题。

　　而此公司似乎很热衷于工作上的研究，前不久也是研究了上班族化妆的问题，每日化妆对于男人来说可能有点帮助，而对于女人则没有太多效果。

　　他们认为女性打扮时间的增多与其收入降低有关。如果一名白人女子每天的梳妆时间从45分钟增加一倍，达到90分钟，她的收入平均会下降3.4%。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这种收入减少可能与职场中往往对“过度打扮”的女性有成见有关。对男性来说，打扮时间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受到人种的影响。打扮时间的长短对白人男子的收入没有影响，但对少数族裔的男性来说，将打扮时间从40分钟增至80分钟，其收入可增加大约4%。研究人员说，适当修饰自己可能会抵消人们对少数族裔男性的成见。

　　说到底，让自己看起来整洁大方和干练职业固然重要，但至少对女性来说，应尽量将这一过程缩短。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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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资源珍贵

　　科学网(kexue.com)讯 地球上矿场资源一直是最宝贵的财富，金银这些金属已经不足为奇，众所周知，稀土是目前极为稀少的矿场之一，而近日，科学家们竟然发现了阿富汗火山口藏有丰富的稀土资源。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据报在阿富汗西南部一个死火山底下，发现可能是世上历来最大的稀土矿藏，包括镧、铈和钕等，估计藏量足够供全球10年所需，总值或达530亿英镑(约6,393亿港元)。由于尚有更深地层未被勘探，实际蕴藏量或将远远超出估计，势必引起各国及矿业巨擘垂涎。

　　该稀土矿位于赫尔曼德省克汗奈欣死火山，USGS团队目前已勘探火山表面330尺、共约13亿吨岩石，估计在这之下还有更多矿藏。钕可制造强力磁铁，是电动车等重要原材料，市价每磅135英镑(约1,628港元)。

　　不过想采集这样的样本也十分危险，主要是因为赫尔曼德省是塔利班根据地，科学家工作时都要小心翼翼。他们乘直升机到火山口，采集样本时有海军陆战队保护。

　　稀土介绍

　　稀土一词是历史遗留下来名称。稀土元素是从18世纪末叶开始陆续发现，当时人们常把不溶于水的固体氧化物称为土。稀土一般是以氧化物状态分离出来的，又很稀少，因而得名为稀土。通常把镧、铈、镨、钕、钷、钐、铕称为轻稀土或铈组稀土；把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钇称为重稀土或钇组稀土。也有的根据稀土元素物理化学性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除钪之外(有的将钪划归稀散元素)，划分成三组，即轻稀土组为镧、铈、镨、钕、钷；中稀土组为钐、铕、钆、铽、镝；重稀土组为钬、铒、铥、镱、镥、钇。

　　稀土是中国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它是很多高精尖产业所必不可少原料，中国有不少战略资源如铁矿等贫乏，但稀土资源却非常丰富。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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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

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教育和书院教育之后，以燎原之势，普及全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重知识传授轻素养品德，重规范化管理轻个性化发展，重普世科学文化轻中华人本文化，对于存在已久的应试教育和市场化偏向不易扭转，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于是教育界努力探索着改革的新路。与此同时，古老的书院教育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的营养，正以新的姿态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如何重新评价书院的历史作用？如何充分估量书院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的讲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1年9月9日）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回顾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略从教育文化角度，所作的一次新阐释，它把人们对传统教育资源当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多数建在县乡，接近民众，得到地方支持，又影响地方风气；第二，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第三，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第四，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第五，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

当然传统书院也有它的不足，如：不能覆盖广大地区和人口，轻视知识传授，课程内容狭窄，忽略体育文娱，以及有些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或剔除的内容。

现代中国学校教育，基本采自西方教育模式，它给中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能够以规范化的体制将教育普及于城乡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层次的新式人才，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推动中国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大步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实践在证明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它的严重弊端。1921年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了现代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的坏处，和书院教育“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的优点。除此而外，对中国而言，忽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之一，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中华精神的发扬光大。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下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中西互补、相得共荣，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

当前众多新兴书院，有的创建于现有院校之內，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特区”，如大学里的国学院、儒学院、人文宗教研究院、国学班，既依托体制的优势，又展现传统的特色；有的创建于地方社区，采取民办公助、社会支持、独立运作的体制，处在现有政府体制边缘，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人才培养与师资培训，提供学术论坛与游学营地；有的创建于民间社会，采取自筹经费、自主经营的体制，独立于现有政府体制之外，或者以民间方式探索青少年教育新路，或者推动业余青少年经典诵读；还有的创建于市场经济领域，由企业资助，为企业家开设中华文化课程，以培养儒商、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为目标。可以说当代书院各具特色，缤纷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蕴藏的文化创造力。在发展新兴书院的事业中，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起了指引作用，各级政府特别是学者型官员起了支持作用，一大批人文学者、教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有文化理想的企业界人士起了资助作用，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些新兴的书院，大都在努力继承与发扬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又在人员、教学与经费管理上吸取现代教育的合理质素，以便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仍然有着光明前途，甚至显示出一种未来教育的先进性。

众所周知，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有明文规定，一个作家即使写得再好，一生中也只能颁给他一次。但是有个作家却获得过两次，而且截至目前是唯一两度摘此桂冠的作家。如此非同寻常的人物便是生平与创作皆极富传奇个性的罗曼·加里。

1956年，罗曼·加里因长篇小说《天根》首获龚古尔文学奖。事实上，早在1945年他就以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此后，他更以外交官和电影编导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但在荣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项十余年之后，罗曼·加里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是因为作品本身，还是仅仅因为罗曼·加里这个名字而大受欢迎？于是，自1974年开始，他决定暂时告别“罗曼·加里”，启用埃米尔·阿雅尔这一笔名发表作品。没想到，作品的出版依旧非常顺利，当年便以埃米尔·阿雅尔的署名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年竟然又以《来日方长》这部向维克多·雨果表达敬意的作品再次荣膺龚古尔文学奖。

显然，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是被罗曼·加里成功地欺骗了。不过要是说句公道话，这哪里又算得上什么欺骗？罗曼·加里本来就不是冲着第二次拿奖去的嘛。要知道，罗曼·加里虽是在考验自己，岂不同样也是在考验着法国的出版界和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问题的关键是，法国的出版界和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双双经受住了他的考验。这次误颁的龚古尔文学奖非但未能使其权威性蒙受损失，反倒让它的公正性变得显而易见了。评委们或许可以从中接受点儿教训的，无非就是下次在决定颁奖之前别忘了先看一眼作者的身份证罢了。不管怎样，此次事件让我见证的是法国文学界的一次全面性胜利。也就是说，从作者到出版再到评奖，没有哪一方不是赢家的。

就此不由得联想到中国，有哪位著名作家胆敢照罗曼·加里那个样子去做呢？倚名卖名那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呀。怕的就是没名或者名气还不够大，怎会去想洗尽铅华素面出场的事情呢？那不就是自绝生路吗？没了耀眼的铅华，谁还认识你那张脸呢？人们想要看的根本就不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也就不能只怪作家了，谁让出版界都是那么的势利呢？如果说中国的作家不自信，那也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出版界太不自信。结果，双双自卑成了虚名的傀儡。有些文学奖代表的与其说是作家或作品的实力，还不如说代表的就是一个名气而已。也正因为是名气的象征，所以才会招引得有些作家们趋之若鹜。久而久之，已然完全忘记文学是什么了，甚至沦为名利场上的交际花。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作家是需要出版界来造就的。由于没有法国当时那样的出版界，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罗曼·加里出现。我唯一寄予奢望的就是哪一天，突然听到哪位神经正常的作家在得知自己被授予某个文学奖时，当场就干脆对评委们说起“不”来。但这样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代学人贺麟就曾将韦伯学说介绍到中国。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韦伯再度“降临”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至今不衰。韦伯学说曾经被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拥抱蓝色文明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曾经被学界看做中国问题的“伟大的外行”而给予负面评价。而在本文作者看来。“随着（国人）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将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编者

《马克斯·韦伯》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底本，是英国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此书译出是在1987年，收入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此番，幸得译林出版社的朋友襄助，重新买到此书的中文版权，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订正那些“后悔不迭的错误”了！回想起来，当初动笔翻译此书的时候，内地学界对于韦伯还知之甚少，而他那些招牌式的观点和术语，也都还未能构成普遍的知识背景。正因为这样，如今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其实只是在上下文的不断冲撞中，我们才突然想到，“calling”一词在韦伯的行文中，大概是有“天职”这一层意思的；至于在书中偶然出现的“media”一词，我们则翻遍了手边的英汉词典，也想不到它竟然可以译成“媒体”，来泛指一切刊载新闻的传播工具，——当然还老老实实地以括号附加了原文，以便要是理解有误的话，别人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后来从网上读到，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有一句评论，说此书带有“巨大的趣味性和不恭敬”（Enormously entertaining and irreverent）。不过我们当初翻译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倒觉得其中充满了平衡感：一方面，用原书编者彼得·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授社会学，韦伯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另一方面，再用原书作者弗兰克·帕金的话来说，“‘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而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Class Radicalism，1968)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我们这个译本问世之后，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又由Routledge于1992年推出了修订版，而作者也为此写了新序。眼下，趁着中文世界也将推出新版，我们正好把这篇新序也翻译出来、增补进去。大家从中可以读到，尽管从旧版到新版，只短短地相距10年，但那个短暂的历史的瞬间，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以至于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斯”这两位神明，其权重也发生了悄悄的倾斜——“随着事态的发展，韦伯的思想看来远比马克思及其助手的思想，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剥蚀。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后者的可信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此番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它这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的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于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韦伯与儒家》）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要沉入怀旧，自然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但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要做什么都行！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所曾享有过的那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