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2010届毕业生。

任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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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大学评价似乎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教学评估”，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其“劳民伤财”、“形式主义”，批评声始终不绝于耳，呼唤一个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的评价机构来进行大学评价的需求越发强烈；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上很多民间机构进行的大学排行榜，其科学性和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

“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模式，路在何方？

不久前，已寂静一时的“大学排行榜”再度引发喧嚣。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武书连主编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1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全书110万字，内容包括我国706所普通本科高校的综合实力排名、学科门类排名、本科专业排名。在武书连的2011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浙江大学以207.91分夺得全国高校综合实力冠军，北京大学以200.34分蝉联亚军，曾经连续14年冠军的清华大学以190.25分屈居季军。

此榜单一出，公众哗然。一方面，有评价指出，此次浙江大学总分夺冠，标志着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32年的演化，经过2000年中国高校合并重组后10年的激烈竞争，中国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已经由北大清华两强鹤立的不变局面，演变为清华、北大、浙大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国大学评价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另一方面，有公众质疑，即使浙江大学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和成就有目共睹，可真的能力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独占鳌头？这份榜单公正吗？权威吗？可信吗？

“公正吗？”“权威吗？”“可信吗？”质疑声代表了自“大学排行榜”诞生以来，公众心中一直的疑问和担忧，面对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大学排名榜单，我们能相信吗？我们该相信谁？

1.大学排行

“悬在大学校长头上的剑”

大学排行榜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世界范围内，由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大学排行榜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率先对全美本科院校进行排名，两年评一次。到1987年时，开始面向研究生教育，并改为每年评一次，旨在为家长和学生在择校时提供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参考数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排行榜一经推出，因其服务对象明确、评估方法科学、指标体系合理，民众反响良好。其后，各国也纷纷效仿并对世界范围以及本国范围内的大学进行排名。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有英国的《泰晤士报高教副刊》世界大学排行榜、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榜以及日本《钻石杂志》日本大学排行榜。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大学排行起步较晚，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大学评价》（武书连，1993）、网大版的大学排行榜（1999）、中国校友会的大学排行榜（2003）、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排行榜（2003）和武汉大学的大学排行榜（2004）。目前，尽管各个大学排行榜在各项评价指标与权重上有不同的操作技术与理念，但都吸取了欧美国家大学排行榜的排序形式。

在我国，大学排行榜从诞生之初就饱受质疑，“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大学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学校排名，不得不按照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导致中国很多大学没有了特色。”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曾这样评价。

还有大学校长认为“大学排行榜污染学术空气”。甚至有专家评价，从目前中国大学排行榜的种种弊端来看，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排行榜很可能异化成如同某搜索引擎的“竞价排行榜”一般的怪胎，谁给钱多，谁的排名就靠前。

不仅在国内对大学排行榜有质疑，在国外，近些年来，对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之争论也时有发生。

在2004年北京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指出：“大学排名是不科学的，世界上伟大的大学是不可以排名的；不同的大学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是不可比的。”有专家分析，剑桥大学校长的话，究其含义是指大学排行在衡量和评价大学优良传统、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文化等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数据很大程度上体现物质层面上的水平，但在大学精神层面上很难做到准确的评估，另外大学排行很大程度上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相悖，因为大学排行的前提是对大学进行分类，刚性的分类可能使不同特点的大学在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从以上角度来看，大学排行的价值是有局限性的。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即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艺术教育的教学和活动，让每个学生至少学习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新华网》5月24日）

坚持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国民教育发展的要义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开齐开足音乐、体育、美术课程，把“体育、艺术2＋1项目”纳入教学计划，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积极态度。但必须要加以厘清的是：如此“艺体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遍性的素质提升教育，而不是“特长教育”，重在全面提高学生群体的综合素养，而并非落脚于学生艺体专长的专门培育。

如果在现实“操作”中，“艺体教育”沦为了“特长教育”，在现行“特长加分”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下，由上而下推进的“艺体教育”非但起不到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反而会助长功利色彩浓重的特长教育歪风，并愈演愈烈，从而加大家庭教育开支负担——如此一来，“体育、艺术2＋1项目”就变了味道。

不仅如此，一旦普及性的“艺体教育”沦为了跳板化的“特长教育”，还会引发更大的教育不公。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均衡（譬如城乡之间），在经济落后地区愈加明显。而在政策性“艺体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加剧这种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状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同样的“艺体教育”模式，受教育资源和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教育成果势必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教育成果最终必然还是会体现于高考，产生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

其实，素质教育喊了十几年，文件、规定政策出台了不少，一些地方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尝试，但效果却不太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应试教育之所以成为应试教育，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存在。只要这种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中小学教育就难以真正跳出应试教育的藩篱。即使学校推进“艺体教育”，为了将来的出路，学生与家庭也会自我加压。至于课堂上的“艺体教育”，很容易沦为应试教育“加码”的某种道具。

由此可见，如果说推进“艺体教育”是教育模式和教育管理的一种创新，那么，就应该建立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的基础之上。否则，“艺体教育”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看上去很美”。这正是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正视和警惕的问题。

“中巴车的座位比较多，领导应该安排在里面靠窗的位置，然后是第二领导、秘书、翻译……”在广西某重点高校一堂主题为“职场礼仪”的就业指导课上，授课老师周大鹏（化名）强调，“这些顺序不能随便变动，尤其是领导的位置。”

“官场上的这些东西，本来就让人厌恶，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地搬上大学课堂，不知老师怎么想的？”一名学生气愤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仅是就业指导课，在广西、湖北、福建等地一些大学开设的人际关系、社交礼仪等校级选修课上，也有涉及如何跟领导相处的教学内容。

就业指导课竟教怎么给领导开电梯

“进个电梯也要分一二三等，这到底是礼仪呢还是陋习呢？”广西某重点高校的就业指导课上，大三学生罗玲听完老师周大鹏的讲解，忍不住掏出手机更新QQ空间状态，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对这门课的看法。

课上，周大鹏一边指着电子幻灯片上展示的电梯站位示意图，一边细致地讲解道：坐电梯是有讲究的，最大的领导应站在靠里面的位置，旁边是第二领导，地位最低的应该站门口负责开关电梯。“当然，如果电梯中有人专门负责开关电梯那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乘坐电梯礼仪，如何与领导吃饭、如何给领导敬酒、如何与领导一起坐车等技巧也是这堂课教授的内容。

罗玲这学期6个课时的就业指导课中，像这样的职场礼仪课就占了三分之二。听过一两次课后，不少学生对老师教授的内容议论纷纷：“就业指导课不是应该指导学生如何就业吗？可老师却在教学生如何逢迎上级。学会这些官场上的东西就能帮我们顺利找到工作？真是太让人无语了！”在罗玲的QQ签名后，不少同学写下类似的留言。

无独有偶，罗玲远在辽宁沈阳念大学的高中同学张娟，上学期也上过一堂类似的就业指导课。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是该校一名“主任级领导”，她在课堂上苦口婆心地说：官场是复杂的，官场上的人是圆滑的；针对官场里存在的这些现象，同学们要对领导多说好话，要学会如何恰如其分地赞美对方。

官场礼仪也是职场礼仪？

对就业指导课讲授官场礼仪引发的争议，周大鹏有着不同的解读。在他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对与领导的相处之道知之甚少，但是等他们真正走上社会，就知道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并没有错。

该校就业指导中心培训科的蔡科长表示，学校的就业指导课是一门贯穿学生大学生涯的必修课，课程教材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统一编写，但授课老师可以结合专业特色等具体情况对内容作出一定改动。

周大鹏正是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对课程内容进行增补和改动的。他认为，一味地按照就业指导课教材照本宣科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讲的这些内容都是与时俱进的，一些同学之所以觉得现在没什么用处，是因为他们太浮躁——从来就没有哪一门课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周大鹏看来，乘电梯、吃饭这些礼仪虽小，但在求职时说不定就能派上大用场。去年，广西一个地级市的报业集团来该学校招人，有10余名学生前去应聘。结果报社总编和他们吃了一顿饭，大多数人在这轮“面试”中被淘汰。周大鹏感慨地说：“有时候，求职的成败就在一顿饭上。”

对于学生的质疑，蔡科长认为，官场礼仪也是职场礼仪的一种。学生以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问题，不排除会遇到和领导相处的问题。学会这些礼仪，有时对学生成功进入职场会起到关键作用。

部分就业指导老师存在官场思维

“求职是要讲技巧的，但并不是说就该用那些应付官场、应付社会的手段去解决求职问题。”中国就业促进会前副秘书长杨征认为，大学的就业指导课讲这些内容并不合适，“首先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的招聘人员还是秉公招聘的，如果他不是以能力取人，那最终招进单位的人用不了，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杨征还指出，就业指导课的老师讲这些官场礼仪、潜规则之类的东西，说明他完全不懂得学生在就业时到底需要什么。事实上，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很少会跟领导打交道。应付领导一般都是工作以后才会涉及的事情，属于职业生涯的范畴了。就业指导课的老师不去考虑怎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等主要问题，而是把精力放在官场礼仪等细枝末节上，说明他们不专业。

职业发展规划专家李令彬在与一些大学职业指导老师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老师大多来自各种专业，被学校就业中心聘用时大多只是作为一般行政人员，并没有对他们是否适合成为专业的咨询人员做过针对性的测定，他们的职业兴趣和性格特征也许根本不可能成为足够好的职业咨询者。

在一次同行交流会上，李令彬听到一位老师跟同伴介绍经验时说：“这种事情呢，你主要得争取大领导的支持……”李令彬认为，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一个体制内高校教师的思维方式，“他们哪里是在搞就业指导的专业工作，完全是在搞政治！”

杨征认为，有着这种官场思维的就业指导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官场潜规则之类的内容就不奇怪了。就业指导老师不是用积极向上的科学的东西来引导学生，而是用庸俗的东西来教育他们，让学生去迎合社会的潜规则，“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CFP供图

2011年5月4日下午，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一场特别的青年礼在操场上举行。初二全体同学跪在操场上，从父母手里接过了父母写给自己的家书。不少同学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跪父母”。

在现场，主持人停顿了很久，操场上大部分学生还在互相观望，特别是男同学，有些面面相觑。主持人鼓励的话语再度响起：“同学们不要再犹豫了……”这时，才有更多的同学单膝跪了下来。

不过，家长们大多很感动，一位身着黑衣的爸爸之前一脸严肃状，但在女儿跪下的刹那，却哭得泪流满面。 “很感动，今天才发现她长大了，懂事了。平时对她关心太少，我很惭愧啊。”一旁的女儿也是眼眶红红，“以前爸爸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很震惊……”女儿说，最初听说要跪父母时，同学们大多不愿意，“所以我们开始都在等，不过现在看来，真的很感动”。

记者了解到，这场青年礼是该校第一届青年礼，校长郑炽钦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学生的建议很好，今后每年学校都会办青年礼”。

（以上文字摘自2011年5月6日新闻晚报A1-12版）

孩子给父母下跪，原本无可厚非，自古以来，孩子下跪父母乃孝道的体现。但“给父母下跪”事件却折射出了多项教育的缺失，值得深思。

首先是礼仪教育的缺失。孩子下跪父母，是一件稀松平常事，但经过学校精心组织的集体“下跪”事件，却从一个侧面映射出礼仪教育的缺失。这好比“此地无银三百两”带给的启示。

其次是情感教育的缺失。在校方组织的“下跪”活动中，一方面让学生下跪父母，另方面让父母准备好“家书”交给学生。许多家长表示，直到看到自己孩子下跪的那一刻，才感动不已，可见学生中向父母下跪过的寥寥无几。等到父母送“家书”时，许多家长却用打印好的“家书”，只有极少数家长用手写，当“家书”都变成硬邦邦的“印刷体”时，何谈“家书”的情感交流？这里让人看到的不是“家书”的温馨，更多的只是家长们完成学校交代任务的“应付”与“配合”，情感教育的缺失不置可否。

还有公民教育的缺失。在“下跪”事件中，校方不仅是策划者，还是组织者和施行者，学生方面对校方开展的活动，无疑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学校为在“五·四”节举行青年礼，组织初二全体学生向父母下跪，显然违背了起码的公民权利，也缺乏对学生的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即中学生也享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学生是否愿意当众下跪，家长是否愿意写“家书”，这些因素校方显然缺乏基本的考虑，校方最直接的做法是，对于学校组织的活动，学生和家长只管参与即可，这种“决策性”活动已成多少年来教育的诟病。倘若学校自身连公民教育的意识都不具备，大谈素质教育、道德教育等等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

“要想富，出教辅”“教辅教辅，乱得离谱”，书商东拼西凑、老师低买高卖、教育局违规推荐，湖南郴州的乱象，再次触发对教学辅导书这一老问题的关注。

教辅书并没有原罪，让教辅书变成吸金石的，是从出版商到学校的一个庞大利益链条。如果说这个利益链条，是以教辅书为媒介进行着利益输送，那处于末端的学生，无疑是所有利益的输出者，是一种“基础资源”。

学生这种资源，有着一本万利的“变现”潜力。学校利用对学生的控制力、影响力，能够毫无成本地进行利益的第一道“榨取”，而低买高卖的差价乘以学生的总数，也让这种利益总量何其可观。

学生“被资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眼里，这是名正言顺的。我指导你学习，指导你购买辅导书，自然是我本职所在。而赚取差价，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关系，而且书上本来就有相关部门审定的标价。

这种行为的界定，是一个问题。可以如专家所言，是变相的回扣，是商业贿赂；也可以如部分教师所想，是正常的“教学行为”。界限的模糊，给“教辅吸金术”以滋生温床，甚至演变成行业潜规则，披上了合理外衣。

教辅书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使得一些人千方百计把学生变成资源。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500多亿元。庞大的市场，巨大的赢利，催生了利益的进入；同时，这种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的合谋，也使得定价越来越高、销量越来越多，让教辅书乱象愈演愈烈。

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一条条对照会发现，利益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禁止性条款。然而，部门规章效力有限，罚则缺失更让执行陷入尴尬，更何况还是教育部门、出版发行部门的“自产自销”。

学生“被资源”，远不止教辅这一种形式。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推行校园一卡通，必须购买电信手机卡。再比如，一些学校“课上不喂饱，课后加餐饭”，收取学生补课费。这背后，都是学校或教师“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都把教育变成了赤裸裸的赢利手段。

在学校系统中，学生是利益链的末端，也是权力链的末端。目前，学生和学校，不仅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使得学生在校园中难有话语权。就教辅而言，学校、教师不仅拥有指定教辅的权力，还拥有给你穿小鞋、让你不方便的权力。即使明知道一些教辅书不好用、不需要，在这样的处境下，学生也不敢不买。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赋权于学生和家长，以“自由选购权”遏止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版方、发行方还是教育管理者、教育施行者，都要时时检视自己，别让利益污染了道德的血液。

相关报道见今天A22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铁

　　本报讯 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中心小学，251名小学生因食用蒙牛学生奶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截至昨天9时，251名出现不适的学生全部出院。榆阳区成立调查组，“问题”学生奶被封存，牛奶质量问题检测报告可能于下周三四出炉。当地教育局否认学校存管理问题。

　　救治

　　最后9名学生出院

　　昨日上午11时，榆林市一院、二院及星元医院急诊科和儿科，已不见学生奶中毒学生。榆林二院急诊科医生介绍，22日送医的小学生大多出现肠道不适，经过输液等简单治疗后，大部分已于当晚离院回家。

　　据介绍，事发的鱼河镇中心小学共971名小学生。记者从榆阳区药监局获悉，22日晨，牛奶由学校后勤管理人员统一发放到各班，共发放纯牛奶学生奶699袋，其中，50人未饮用，649名学生空腹饮用，没有饮食其他饮料或食物。

　　出现中毒症状后，多人被送医院治疗。22日夜，9人在医院观察治疗。到23日上午9时，最后9名学生出院。至此，251名学生全部恢复返家。

　　榆阳区教育局副局长尹增刚说，截至昨日下午6时，尚未接到不良反应报告。

　　善后

　　涉事牛奶封存停用

　　榆阳区教育局副局长尹增刚表示，事件发生后，区教育局要求全区学校自查，“包括蛋奶出库、进库，存货生产批号等问题。”此外，全区102所学校，立即停止食用同一批号“问题”牛奶。昨天，鱼河镇中心小学剩余牛奶130余箱已被封存。

　　“我们还将召开全区学校安全会议。”尹增刚说，严格按照榆阳区蛋奶工程安全制度实施。

　　此外，对于251名学生餐后不适送医产生的治疗费用，目前尚未统计。尹增刚表示，最后将视调查结果，是谁的责任由谁承担。不过，目前治疗费用由政府统一支付。

　　定性

　　检测报告可能下周出炉

　　榆阳区药监局局长韩生宝告诉记者，事发当日，该局成立15人应急领导小组，赶赴现场。经现场调查，学生当日饮用的是宝鸡生产部生产的蒙牛牌纯牛奶学生奶，两个批次，分别为“20110331G7”和“20110330G7”。

　　“这批牛奶于4月7日配送到学校。”韩生宝介绍，奶样于22日上午10时送榆阳区疾控中心检验，“预计检测报告或于下周三四出炉。”

　　榆林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说，此次学生奶事件性质将由最终检测结果决定。

　　尹增刚否认学校存在管理问题或漏洞的说法。

　　“蛋奶专人管理、专柜储存，正常通风，离地、离墙距离十厘米。”尹增刚说，这些工作都是按规定执行。此外，事件发生前一周，该局曾就“蛋奶工程”做过专项检查。

　　回应

　　“检测结果未出不下中毒结论”

　　蒙牛集团相关负责人称早晨空腹喝牛奶等诸多原因均可能导致腹泻

　　本报讯 （记者李静）对于陕西奶事件，昨晚，蒙牛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生已经痊愈出院，事件最新进展还要等待卫检部门的检测结果，在结果出来之前，并不能下结论为“中毒”。

　　该负责人介绍，蒙牛集团总部已经由副总裁带队到当地现场调查情况，目前已经协助当地部门将相关产品封存完毕，当地卫检部门也已经取样进行检验，一切都要等检验结果出来再下结论。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蒙牛已经协助当地相关部门到宝鸡工厂进行调查。

　　“究竟是不是中毒，还有待卫检部门检验的理化指标出来再下结论。”该负责人说，“早晨空腹喝牛奶等诸多原因均可能导致腹泻。”

　　该负责人未解释为何出现集体不适症状。该负责人表示相关理化分析可能需要24至48小时，待结果公布后一切将明晰。

　　关于治疗费用，蒙牛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等待检测结果出来才能决定由谁承担。

　　调查

　　事发当日首发纯牛奶

　　学生称该奶产自宝鸡；蒙牛两年前投标成“蛋奶工程”供应商

　　榆阳区的“蛋奶工程”，始于2009年秋季。

　　榆阳区教育局副局长尹增刚介绍，“蛋奶工程”，是对寄宿制学校住宿学生和部分贫困学生，每天早晨免费发放一袋牛奶和一个鸡蛋，费用由省市区三级财政共同承担。

　　蒙牛中标“蛋奶工程”

　　分管安全工作的尹增刚介绍，牛奶供应按照政府采购程序进行，当时共有8个厂家参与供货投标。最后，伊利和蒙牛中标，伊利为城区学校学生奶供应商，蒙牛为农村学校提供学生奶。

　　尹增刚此前表示，“蛋奶工程”配货，由供货商专人专车送到各个学校，规格是200毫升盒装奶，外包装上有“学生专用”字样，不在市场销售。

　　尹增刚提供的数据显示，榆阳全区102所学校，2.9万余学生因“蛋奶工程”而受益。

　　事发当天首发纯牛奶

　　拥有971名学生的鱼河镇中心小学，也是“蛋奶工程”实施学校。

　　鱼河镇中心小学六个年级。据六年级部分学生反映，今年开学第一周起，学校并未向全校学生发放鸡蛋和牛奶。事发前一周，即4月上旬，榆阳区教育局到鱼河镇中心小学检查，从4月11日开始，学校开始给学生发放鸡蛋和牛奶。

　　该校学生告诉记者，学校发放蛋奶的方式是，周一没有蛋奶，周二、周四早餐发鸡蛋，周三、周五早餐发盒装蒙牛学生奶。

　　学生回忆，在事发前，学生所喝大部分是产自呼和浩特的酸奶。4月22日，六年级学生领到酸奶，一到五年级学生领到了产自宝鸡的纯牛奶。当天，学生出现不适，人群集中在1到5年级学生。该校校长庞国怀受访时曾证实，纯牛奶第一次发放学生。

　　不过，尹增刚否认蛋奶工程本月刚开始的说法。他表示，蛋奶工程有特定的对象，主要针对农村寄宿学生和部分贫困学生，各校从开学第一周便已开始，“不存在本月开始的情况”。

　　尹增刚说，受惠学生名单由区教育局和财政局核定，由专人检查。记者试图查看发放学生名单，尹增刚建议记者周一向学校索要。昨晚，记者拨通多名该校老师电话，大部分表示对“蛋奶工程”细则不清楚。

　　相关

　　奶协望乳企善待消费者

　　希望善待奶农和同行；35家乳企承诺不涨价

　　本报讯 （记者李静）昨日记者从中国奶业协会获悉，35家奶业协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单位集体承诺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中国奶业协会同时希望乳制品企业善待奶农、善待消费者、善待同行。

　　奶协在不涨价约谈范围内

　　昨日，中国奶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月初，国家发改委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要求重要消费品行业不涨价，奶业协会也在约谈范围之内。最近乳制品行业成本上涨，有涨价压力，所以，奶业协会发起这个倡议。

　　据了解，此次倡议着重规范乳制品企业的自身行为，要求企业维护合理价格水平，不搞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缺两等价格欺诈或变相涨价。

　　中国奶业协会建议，企业应通过改进生产经营管理、优化产品结构等方式，化解成本上涨压力，在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维护乳制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奶协要求杜绝虚假宣传

　　此外，协会要求企业准确发布与宣传产品信息，杜绝误导消费者的各种虚假宣传，同时希望乳制品企业善待奶农、善待消费者、善待同行。

　　据中国奶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日介绍，35家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及常务理事单位均已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表示承诺响应。

　　本月初，为了确保价格总体稳定，国家有关部门近期约谈了饮料、奶业、糖业、酒业等17家行业协会负责人，要求重要消费品不涨价。

　　公开资料显示，4月12日，由工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三部委牵头的乳品行业项目（企业）审查清理及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工作结束，蒙牛生产工厂全部通过生产许可证换证现场审核，并获得质检部门核发的新生产许可证。

　　本版采写（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