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响乐团依据剧团管理规定及聘用合同相关约定，对在列车上向中国女乘客做出不文明行为的俄罗斯籍大提琴首席奥列格予以除名。团长谭利华表示，该团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文明使者，演职人员包括外籍演奏员，均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传统道德规范，遵守乐团各项规章制度。（《新京报》5月22日）

奥列格被除名，显然是咎由自取，因为其不雅行为与大提琴象征的美妙、高雅形成鲜明反差。当此之际更应反思，我们身边还有多少奥列格？

白岩松近日在《新闻1+1》中解读“三非”外国人群体问题时也提到，5月8日一名英国男子猥亵中国女子，而2008年，北京一位中国籍大学教授因阻止一名美国外教乱扔垃圾，被对方打得几乎失明。这些足以说明，一些“老外”在中国确实不够检点，有的甚至认为自己就该享受特权。前不久，在2012年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4决赛后，输球的著名球星奥沙利文竟叼着烟走进新闻发布厅，居然还说，“在英国是禁止在室内抽烟的，但在中国，我感觉好像可以随心所欲。”

应该厘清的是，无论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都应遵纪守法。可不少“老外”安然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教授向党接受央视采访时所称：“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比照中国公民，给了他们一些更加优惠的条件。这样，无形当中在客观上也培养了外国人一种优越感。”

给外国人所谓超国民待遇，只会惯坏他们，也会加剧本国国民的弱国心态和被剥夺感，我们的法律尊严更是无从保证。相关部门在处理外国人违法案件时，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借口是“外事无小事”、“涉外案件无小案”。外事确实无小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在中国犯事就有豁免权。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外国人在中国的入境人数达2711万人次，而从2005年到2010年，各地清查“三非”外国人近12万人。“三非”外国人是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以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这在任何国家都属于打击对象。实际上，合法入境、合法居留和合法工作的外国人，也有可能违法，比如前文中提及的那名打伤中国教授的美国外教。在依法打击“三非”外国人的同时，那些合法入境、居留和工作的外国人只要违反中国法律，也要依法惩处。

今年两会上，《刑事诉讼法》中涉外案件管辖权，已从原来的地市级公安机关下放到区县级，而上世纪80年代制定并沿用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也将与《中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合并为新的《出入境法》——我们将不再把外国人违法犯罪看成特别复杂、难办的案件，既不崇洋媚外，也不低看外国人一眼，只需依据法律、事实对待外国人。换言之，奥列格被除名，应成为重新审视“外事无小事”的起点，也应成为反思国民心态的契机。

当然，在华外国人中也有不少道德楷模，国人中也难免有道德败坏之徒，但谁都不能超越法律、享受特权。在依法惩处违法外国人的同时，也应力避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情绪，谨防过度放大外国人的身份标签。对外国人过于逢迎或过于敌视，都不是理性的大国国民心态。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资料显示，世界读书日的设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生活节奏加快、人类读书时间呈整体性下滑等现状，为鼓励人们多读书，自1995年起把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的。

尽管，自世界读书日设立以来，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逾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在这一天或前后一周、一个月内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但在中国，不知道世界读书日的人还不是少数，有媒体曾调查发现，超过七成人不知道世界读书日。

实际上，旨在鼓励世人尤其是年轻人去发现阅读乐趣的世界读书日不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折射的正是中国全民阅读率不高的现状。

有报道显示，就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的4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1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3.9%，较上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连续第四年增长。尽管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历史资料也表明，从1999年到2005年，国民阅读率从60.4％下降到了48.7％。也就是说，2011年的国民阅读率远低于12年前的上世纪末。社会向前高速发展了12年，国民阅读率却仍呈“倒退”态势，这让人忧心。

国民阅读率呈“倒退”态势，实则印证了“国人不读书成通病”的遗憾和无奈。

虽然“国人不读书成通病”有多方面原因，不可一概而论，但一个民族中若有很大的人口基数都不愿阅读，那肯定不是好事。因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人类都不应该放弃对知识、文明的渴求，不能让自己头脑丧失思考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修养、能力，更关系到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笔者看来，当前国人的读书生活中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不读书”。在“不读书”中，最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浅阅读和快餐化：内容上，以无厘头式的消解、解构为上，或只以感官的刺激为是，充满了游戏精神及荒诞不经的色彩；方式上则是以动漫、图像等为主，文字为辅——即所谓“碎片式的语言，拼盘式的内容，以‘知道’代替‘知识’”，这种快餐化的浅阅读必然会过滤掉文化营养。

二是“无书读”。虽然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和销售额逐年上升，但由于目前图书出版门槛太低，造成图书市场供大于求，且其中低端产品太多，平庸之书泛滥成灾。如现在的青春文学读物里究竟有多少是值得孩子们阅读的书？之所以现在有那么多少年写手，主要就是出版商在利益驱使下推波助澜，造成了“青春文学”一片“繁荣”的假象。

三是“读不起书”。当前书价几乎跟药价一样虚高了，动辄几十上百，让囊中羞涩的读书人望而却步。再看看图书馆，只有城里有，且小城市的图书馆又有哪个不是惨淡经营，即使大城市图书馆里也多是旧书、老书，因为买不起新书。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向有唯有读书高传统的中国，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国家在强调科教兴国的同时，亟需有培植国民读书的物质及政策投入。

读不读书，固然是个人选择，但又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因为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的大问题。因此，当前应该强化的是国民的阅读意识，而这也需要政府扶持。只有这样，在国民经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才能同时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整体素质。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重要，因为它将为前者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1969年生于天津。7岁开始受二胡演奏家父亲宋国生的启蒙教育，学习二胡。1981年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入中国音乐学院。现为中国当代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1989年4月参加第一届《山城杯》全国部分民族器乐电视大奖赛，获二等奖；同年6月参加首届《ART》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并获中国“金唱片”奖，中国唱片“金碟”奖，中国国际音像博览会“特金奖”，“亚洲十大发烧唱片”等。

印象：民族艺术的美丽符号

4月3日，天津的女儿、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回来了，这次她是专程回来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个月前，她的父亲——天津音乐学院的宋国生教授，刚刚举办了从教50年学术与展演活动，当时我有机会与宋国生老师及夫人(原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阎璞老师相识，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却成了很好的朋友。得知我想采访宋飞时，宋老师一口应允代为联系。我知道宋飞很忙，也知道尽管宋老师老两口热情帮助，但女儿宋飞已经不完全属于他们，估计采访会有一定的难度。没承想，4月1日宋老师便发来短信，说宋飞4月3日回天津，你可以来采访。原以为宋飞回津还有其他事情，但宋飞说：“除了看望爸爸妈妈，就是专程回来接受您采访的。”宋飞还说，自打《天津日报》登了“我与女儿宋飞的故事”后，爸爸对《天津日报》特有感情。其实爸爸不是第一次上报纸，但他感觉党报的文章真实、生动，教育意义大。所以，对我从不提要求的他，很早就跟我商定接受《天津日报》记者采访的事。

见到宋飞本人，感觉台上台下的她判若两人。台上的她光彩照人，大气，柔美，不仅展示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底蕴和功力，同时还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秀外慧中。难怪有人说，因为爱宋飞爱上了二胡；也有人说因为爱二胡爱上了宋飞。总之，在人们心里，宋飞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一个美丽符号，可以诠释历史悠久、内涵深邃的东方文化。台下的她朴实无华，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尽管身兼诸多要职，但接受采访时却没有一句假话、空话和大话。她直言目前中国艺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中国民族文化为什么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还有如何看待艺术院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等，言简意赅，深刻透彻，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独特的魅力

记者：文化强国是今年中央提出的发展战略。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宋飞：我认为真正的强国，应该是经济发达文化发展。现在世界上的强国，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在努力保护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没有历史缺少文化的，也在创造历史和打造文化。可见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到了21世纪，文化就是产业。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身来，回望自己的历史文化，因为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记忆，也沉淀着民族的精华。丢弃了民族文化，就会变成失忆的人，不知自己从哪来向哪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挖掘保护自己的文化，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当然，保护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话，要脚踏实地地去做。

记者：您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演出民乐，感觉中国民族音乐国外观众能接受和理解吗？

｜宋飞：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能接受贝多芬、海顿、柴可夫斯基和肖邦的音乐，那么外国人也能接受《二泉映月》《江河水》《空山鸟语》《清明上河图》和《雨打芭蕉》。以往我们有个误区，认为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音乐，所以多年来我们派出的团体、演出的节目多是些表现民俗和技术的，热热闹闹既有效果又有观众，比如杂技、吹打乐等。其实，优秀、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外国人不仅能接受而且非常喜欢，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说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两次演出吧，拉的曲目是《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除了现场受到热烈欢迎外，后来我从当地转播的电视节目里发现，观众的神情都非常专注，他们的目光与表情告诉我，他们完全理解了我们音乐中所表达的内涵。当地的艺术家告诉我，他不仅能从《二泉映月》中感受到那位民间艺人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还能从起伏跌宕的旋律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个性、苦难、耐力与坚韧。从《空山鸟语》中听出了人与鸟的“交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实不仅在维也纳，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这些年无论我到哪里演出，都能从同行与观众的目光中，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所以我对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充满信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宋飞：细腻、交融有意境，是中国民族音乐最显著的特点，跟中国画一样，崇尚自然崇尚和谐。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名家大家的画，多以自然山水为主，人在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缀。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是绵延不断的群山、激流飞溅的清泉、苍松翠柏的森林、鬼斧神工的奇石，而非一群人或一个个人。西方的名家名画，多以人物为主，比如最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不仅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背后的景色基本看不清。可见中西方艺术各有特点，追求的意境也不一样。画如此，音乐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讲，中国传统音乐的立意既不为表现自己，也不为赢得别人，而是用来与天地自然交流，表现世间万物的和谐共处，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的大美。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背着琴笛云游四方，激情所至时山中、湖畔、林间、荒原处处都是舞台，自然界的声音和他们的心声交融在旋律中，怎么想怎么拉，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但却都是从心底流出的音乐。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可以跨越时空永不陈旧。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对民族音乐理解得不够深刻，有些甚至流失了。

21世纪在东方找艺术灵感

记者：有人说中国民族乐器表现力差，中国民族音乐落后。是这样吗？

宋飞：我认为乐器的表现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乐器出现得很早，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比如我们出土的古笛，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可想而知，农业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其生产工艺、能力和条件，都没法跟西洋乐器出现时的工业时代相比。西洋乐器中的铜管、钢琴、竖琴等，有那么响亮的声音和精致的外观，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工业时代，历史多说不过几百年。再说，西方音乐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为了表演给别人听的，无论教堂的演奏、唱诗，还是走进大厅剧院的公演，都是有观众的，所以需要音量大、声部多、阵容强。而中国音乐的最初立意，刚才说过了，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感觉，吹拉弹唱都是给白云、小鸟、清风、松涛听的，别说用不着也没有那种响亮的乐器。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音乐表达与追求，也有与之相对应的乐器，科学地讲，不同民族的音乐表现能力，是差别而不是差距。

19日对外公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初步成果显示，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7.6%，比2010年增加0.5个百分点。其中，图书阅读率为53.9%，比2010年增加1.6个百分点。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开展了九次。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从2011年9月开始全面启动，2011年9月至11月开展样本城市抽样工作，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入户问卷调查执行工作，2012年2-3月开展问卷复核、数据录入和数据处理工作，4月完成本次调查初步成果的分析和发布工作。本次调查增加了对电子书、电子报纸和电子期刊阅读情况的调查。调查执行样本城市为49个，有效样本量为18881个，其中未成年样本占到总样本的24.1%，农村样本比例为26.8%。数据经过加权后，可推及中国0—70周岁人口11.6亿，其中城镇居民占37.3%，农村居民占62.7%。

值此第1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正式对外发布初步研究成果。

(一)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7.6%，比2010年增加0.5个百分点。其中，图书阅读率为53.9%，比2010年增加1.6个百分点，数字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比2010年上升了5.8个百分点，增幅为17.7%。

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7.6%，比2010年的77.1%增加了0.5个百分点。其中，图书阅读率为53.9%，比2010年的52.3%增加了1.6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63.1%，比2010年的66.8%下降了3.7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1.3%，比2010年的46.9%下降了5.6个百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对书报刊的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情况分析来看，中国18—70周岁国民电子书阅读率为16.8%，电子报和电子期刊的阅读率分别为8.2%和5.9%。

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阅读等)的接触率为38.6%，比2010年的32.8%上升了5.8个百分点，增幅为17.7%。

(二)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呈较快增长势头。

对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情况进行分析发现，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读取等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具体来看，2011年有29.9%的18—70周岁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比2010年的18.1%增加了11.8个百分点；有27.6%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比2010年的23.0%增加了4.6个百分点；有5.4%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比2010年的3.9%增加了1.5个百分点；有2.4%的国民用光盘取读，比2010年的1.8%增加了0.6个百分点；有3.9%的国民使用PDA/MP4/MP5等进行数字化阅读，比2010年的2.6%增加了1.3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去年增幅均超过30%，而其中网络在线阅读的接触率增长幅度最大，增幅达65.2%。

(三)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5本，报纸和期刊的人均阅读量分别为100.70份、6.67期。

从对传统纸质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来看，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图书、报纸和期刊分别为4.35本、100.70期(份)、6.67期(份)。除纸质图书阅读量外，本次调查中还考察了国民对电子书的阅读数量。分析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1.42本。

(七)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八成以上为18—40周岁

人群，纸质读物阅读仍是七成以上国民偏好的阅读形式，有11.8%的数字阅读接触者在读完电子书后还曾购买过该书的纸质版。

从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群分布特征来看，中国18—70周岁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中，18—29周岁人群占到54.9%，30—39周岁人群占30.3%，40—49周岁人群占10.7%，50周岁及以上人群占4.0%。可见，中国数字化阅读接触者中85.3%是18—40周岁人群。

对中国国民倾向的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75.3%的18—70周岁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有11.8%的国民更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有9.4%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有2.5%的人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1.0%的国民“习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

另外，有11.8%的数字阅读接触者表示，在阅读过某一电子书后还曾购买过该书的纸质版本。

(八)接近六成的18—70周岁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或一般，有六成以上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

2011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只有1.2%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7.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50.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另有40.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一般。

从国民对个人纸质阅读内容和数字阅读内容的阅读量变化情况的反馈来看，有7.7%的国民表示2011年“增加了纸质内容的阅读”，但有12.2%的国民表示2011年“减少了纸质内容的阅读”；有4.4%的国民表示2011年“减少了数字阅读内容的阅读”，但有6.2%的国民表示2011年“增加了数字阅读内容的阅读”。

对于个人总体阅读情况，有21.2%的国民表示满意(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有20.9%的国民表示不满意(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另有57.9%的国民表示一般。

本该被人们爱如珍宝的长城，却时刻经受着垃圾的玷污。今年，英国人威廉·林赛和怀柔村民，自发在长城上捡垃圾，已有十一载。然而垃圾屡捡屡现，今天，长城古迹周边，沾满油渍的食品袋、踩瘪了的易拉罐仍四处可见。它们打哪儿来？是络绎不绝的长城游客，在尽兴之余随手所赐。

面对英国人在长城上捡垃圾十一载，我们除了表示感谢和尊敬之外，更多地感到自责与羞愧不安。首先，折射出长城管理部门只注重门票收入，而忽视了对长城的环境保护，导致垃圾遍地。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国人文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可见，英国人在长城捡垃圾，给国人上了一堂文明课。我们不妨把英国人的善举，当作一种含蓄的鞭策，一个善意的提醒：提高国民整体文明素质，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首先，国家要尽快制定“国民日常行为准则”，正确区分文明与不文明行为，做到有法可依，照章行事，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国民的行为举止，同时，也让国民有一个基本的文明判断标准。有关部门及媒体，要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文明行为准则，让文明行为准则家喻户晓，牢记在国民心中，在思想上增加文明意识；要注重早期教育，先入为主，在中小学阶段开展以文明行为准则为主题的素质教育，在孩子们的心中从小就播下文明的种子。

其次，充分调动民间组织的积极性，使其在提高和监督国民日常文明行为中发挥作用。如美国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的推动和监督，促进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值得我们借鉴。要加强文明委、城管、教育、劳动等部门在国民文明素质教育方面的紧密联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在强化国民文明行为的管理和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实践中担负重任。

总之，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和配合，需要从小事抓起。

本报讯 （记者 伍斌）“国内民乐团一直面临‘十年一张节目单’的尴尬，这种局面该改改了！”近日，上海民族乐团连续第六年推出全年演出季开幕音乐会，被乐界公认为“大胆改革者”的艺术总监王甫建和受邀来沪的作曲家刘长元等在演出前如此直言。

专家提出，与西方古典音乐相比，曲目储备少始终是民乐发展的“绊脚石”。乐界应该用新创曲目和传统曲目相结合、演奏技法和乐队体系建设并行的探索，尝试建立中国民乐的“世界级”标准，找准民乐自己的“调”。

翻来覆去演“二泉”已被说不

“《二泉映月》加《赛马》加《步步高》，往往成了中国民乐走出去的全部，这是令人无奈和遗憾的。 ”王甫建说，由于新创曲目少，很多民乐团只能反复咀嚼一部作品，不单国内听众兴味索然，国外市场也未必认可。据了解，如今欧洲演出商对于频繁出现的《二泉映月》等熟曲已开始说“NO”，有不少国内乐团遭遇“换曲目”要求，表明外国听众对中国民乐也已经显现审美疲劳。

今年初，上海民族乐团26人的团队尝试在西班牙、法国的新春演出中，演奏《急急如令》《晓雾》《遗迹》等新编新创作品，引来听众强烈的反响。法国电台播出音乐会录音后，有听众表示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民乐的新曲子。 “听众的口味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值得还在遵循‘啃老’思路的民乐界反思。 ”作曲家刘长元说。

中国民乐应该确立价值自信

王甫建认为，我们缺乏对于建立新创曲库、探索乐队编制和演奏家组合、建构民乐声响体系的科学实验标准等整体发展的重视。“民乐必须进行整体实力的提升，让别人来向你要演出时，能感叹你们有这么一个发展良好的完整体系，拿得出几十套上百套曲目，推得出老中青几代演奏家，并出现一批有思想的民乐发展推进者，中国民乐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尊。 ”

此前进行的国内民乐团体交流演出活动中，也有作曲家意识到，再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民乐的发展。对此，王甫建等提出：我们只能借鉴西方音乐发展的规律、理念和经验，重新组建新时代关于中国民族音乐自己的标准。他进而提出：“目前中国一流的交响乐团在世界还很难做到一流；但论民族音乐，中国一流就等于是世界一流。 ”

民乐停滞于“民间音乐”时间太长

近几年，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等委约创作、改编了一批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在上海，民乐团一家的演出季可以呈现16套作品不重复的音乐会。北京一些民乐作者和乐团管理者也在做开创一个民族音乐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王甫建认为，民乐停留在“民间音乐层面”的时间太长，这使得音乐的表现流于粗浅，既满足于简单的技巧展示，也存在很强的“门户之见”。他认为，中国民乐从古就有庙堂、礼俗、民族、民间各种层面，到现在却反而只循民间一种风格，或满足于对少数几种乐器的原始演奏方式的还原，“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耕时代，‘假冒’以前的声音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努力开拓民族音乐创作的新领域，民乐才可以在新时代有所发展”。他还认为，把民乐等同于汉乐，忽视少数民族音乐对于民乐大家庭的珍贵价值和影响，也掣肘了民乐的整体行进能量。他呼吁进行各种类型、各种编制的民乐创作，同时运用现代作品的影响，使民族乐队的演奏能力取得飞跃。

●望牛墩

南方日报讯　(记者/卢真伟实习生/白洋)经中国民协专家组认可，望牛墩的七夕文化主题博物馆将命名为“中国七夕文化博物馆”。这是记者昨日在望牛墩镇“申报中国七夕文化博物馆汇报会”上获悉的。为建此博物馆，望牛墩投入了6300万元，这相当于该镇可支配财收的五分之一。

“要将无形的文化和有形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传承”。望牛墩镇委委员卢广新说，该镇七夕文化主题博物馆本月底将动工。

望牛墩镇中国七夕文化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总投资6300万元。该馆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和会议中心组成，是一个集图书、培训、展览、信息网络、会议于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综合场馆。

望牛墩早在去年10月便向中国民协申请命名该馆为“中国七夕文化博物馆”。经过为期两天的考察之后，中国民协专家组认为，望牛墩镇自古便在七夕节形成“做贡案、拜七姐、赏供案”等风俗。2004年之后，望牛墩镇更是通过举办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保护和传承了当地的七夕文化。中国民协副主席夏挽群说，七夕节的文化内涵对群众有教化作用，弘扬的是纯洁坚贞的爱情观，并希望望牛墩能为全国七夕文化守住“活体样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则表示，牛郎织女传说与白蛇传、孟姜女传说以及梁祝传说并称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而七夕博物馆的建立将填补四大民间传说没有相应博物馆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