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kexue.com)讯 随着触屏手机等电子产品的盛行，人类的某些手指史无前例的忙碌起来，比如食指，一天有大量的时间在屏幕上滑行，如果碰上一个游戏狂人，手指不罢工才怪，台湾某男子就遭遇了这一茬。

　　这位台湾男子在每天花至少6小时在他的触屏智能机上玩游戏之后，食指现在已经没用了。他的食指软骨受了重伤，导致现在不管是弯曲手指还是移动手指都会带给他难以承受的痛苦。

　　在经历了5个月的物理疗法之后，这位曾经敏捷过人的手机游戏玩家仍然无法顺利拿起桌上的东西，或者写字（包括发短信），以及完成各种日常事务。

　　经受苦痛教训的该男子发誓说再也不会在自己的手机上玩游戏了，并且向智能机以及他过去喜爱的游戏们竖起了他仍然完好的中指。(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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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春在《奇冤报》中扮演刘世昌

台湾名家李宝春携两部新京剧来汉，称京剧创新并不是简单的炒作——

今明两日，由台湾京剧名家李宝春率领的台北新剧团将登上琴台大剧院的舞台，演出“新老戏”《奇冤报》和新编京剧《弄臣》。因为一个“新”字，这两场演出引起了江城观众的热情关注，特邀加盟演出的京剧名家朱世慧透露，“票都出得差不多了”。昨日，在排练间隙，李宝春和朱世慧接受媒体采访直言，“老戏不会伤筋动骨，但是需要重新包装。”

创新要让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李宝春认为，京剧创新的“新”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重新包装，“老戏的规范唱腔、剧情起伏，这些精华的东西都要充分保持；但是提倡使用电声光、这样会增加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他拿《奇冤报》举例，这是“新老戏”的代表作品，“所有的精彩唱段都保存下来，但是在技巧上有变化：戏中，原本“冤魂”刘世昌要脸蒙黑纱没有太多动作，李宝春却别出心裁，把黑纱摘了，加入了水袖，融入了现代舞蹈元素。”

这样的创新也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虽然是很传统的戏，但是视觉出新，年轻人就不会觉得很沉闷，重要的是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创新要拿捏分寸，不能只为炒作

李宝春直言，传统的京剧创新有必要，但是创新如何拿捏是一个问题，“只是为了票房的炒作，对于京剧的传承起不到任何作用”。

拿陈薪伊导演的新京剧《霸王别姬》举例，这出戏日前首演引起轩然大波，红脸的霸王，彩凤般的虞姬，露背旗袍的琵琶演员，就连活生生的乌骓马也被拉上了舞台。“乌骓马上去了，他也炒作成功了，吸引到眼球，或许这下演出火了，但是这样的京剧不会传下去。”

李宝春说，“我们希望传统的京剧是能品味的，是能流传的。当然，各种风格都可以试验，如果有笔钱，把大象弄上去都可以，但是宣传时最好就标出来：我这不叫京剧，否则对前辈们留下的东西不那么合适。”

　　5.晾晒鲨鱼鳍

晾晒鲨鱼鳍

　　台湾的一家加工厂，一名工人正在晾晒鲨鱼鳍。台湾的鲨鱼鳍割取禁令将从2012年开始实施。按照这条禁令，渔民需要将整头鲨鱼带回渔港，不能割掉鱼鳍。TRAFFIC的桑特指出这项禁令能够限制最后被装上货船的鲨鱼数量。“作为五大捕捞鲨鱼的地区之一，台湾的禁令无疑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但皮尤环境组织的兰德表示：“鲨鱼鳍割取禁令并没有限制捕杀鲨鱼的数量，捕杀活动还将继续。”

　　6.鲨鱼鳍海洋

鲨鱼鳍海洋

　　3500多个鲨鱼鳍在阳光下晾晒，汇聚成一个海洋。皮尤环境组织的兰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照片揭示出鲨鱼捕捞的可怕规模。目前，皮尤政呼吁更多政府效仿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将自己的海域划为鲨鱼保护区。这家组织同样希望保护最濒危的鲨鱼种群，避免将鲨鱼作为副渔获物进行捕捞，同时避免在捕捞其他动物中误捕鲨鱼。

　　7.鲨鱼尸体

鲨鱼尸体

　　一堆鲨鱼尸体被卸到台湾的一个仓库。业内的人将鲨鱼尸体称之为“圆木”。TRAFFIC的乔伊斯-吴在邮件中表示，除了国际市场对鱼翅的需求外，台湾还存在一个大规模鲨鱼肉市场。一些鲨鱼尸体被运回来，而后加工成各种食品，但对于在遥远海域捕获的鲨鱼，由于缺少冷藏设施，鲨鱼鳍被割下来，身体则被抛到海里。这种做法令人担忧。乔伊斯指出，割掉鱼鳍后，台湾的大部分鲨鱼肉被加工成鱼酱和其他食品。

　　8.分拣鲨鱼鳍

分拣鲨鱼鳍

　　一堆被切成小块的鲨鱼鳍，等待清洗和加工。根据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提供的统计数据，由于滥捕滥杀，30%的鲨鱼种群成为濒危或者近危物种。TRAFFIC的桑特说：“令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很难证明被捕杀的鲨鱼来源是否受到完善的管理或者具有可持续性。在这个问题解决后，我们才能确定是否允许继续进行和鲨鱼有关的贸易。”(孝文)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1月2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美国“国家地理新闻”网站刊登了一组照片，展现疯狂的鱼翅贸易。美国皮尤环境组织表示，鱼翅驱使下的全球鲨鱼鳍贸易导致每年有多达7300万头鲨鱼惨遭捕杀。通常情况下，渔民将鲨鱼鳍割掉，而后将仍然活着的鲨鱼抛入大海。

　　1.清理鲨鱼鳍

清理鲨鱼鳍

　　照片由美国皮尤环境组织在台湾的一家渔港拍摄，工人们正在清洗和处理鲨鱼鳍。10月19日，皮尤环境组织公布了一组照片，展现正准备出售的鲨鱼鳍以及其他身体部位。这些鲨鱼鳍来自于包括路氏双髻鲨和远洋白鳍鲨在内的易危鲨鱼种群。

　　皮尤环境组织表示，鱼翅驱使下的全球鲨鱼鳍贸易导致每年有多达7300万头鲨鱼惨遭捕杀。通常情况下，渔民将鲨鱼鳍割掉，而后将仍然活着的鲨鱼抛入大海。皮尤的马特-兰德在一份声明中说：“不幸的是，由于对公海的鲨鱼捕杀数量没有限制，这种活动并未出现衰退的迹象。对全球鲨鱼种群的这种露天采矿式的捕杀显然无法维系。”

　　10月21日，台湾渔业署宣布将从2012年起执行鲨鱼鳍割取禁令，落实“鲨鱼鳍不离身”的措施。兰德说：“这条禁令说明台湾在保护鲨鱼方面已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但这项禁令不足以挽救鲨鱼，无法解决更为严重的过度捕捞问题，过度捕捞导致这些动物走向灭绝。”

　　2.拖战利品

拖战利品

　　皮尤环境组织公布的一幅照片，一名台湾渔民正在拖他的战利品——鲨鱼。专家们表示台湾的捕鲨既有大规模，也有小规模，大规模捕鲨采用长线捕捞，在公海进行；小规模捕鲨则指当地的小型捕鱼船，在靠近海岸的海域进行。全球野生动物贸易监视网TRAFFIC的格伦-桑特表示，在台湾，85%被捕杀的鲨鱼来自公海。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将生活在公海的一半以上的鲨鱼种群列为濒危或者近危物种。

　　3.路氏双髻鲨

路氏双髻鲨

　　台湾的一家加工厂，几头路氏双髻鲨排成一排，鱼鳍早已被割去。专家们表示，全球每年估计有130万至270万头锤头双髻鲨和路氏双髻鲨因鱼翅贸易惨遭捕杀。路氏双髻鲨尤易受过度捕捞影响，因为这种鲨鱼生长缓慢——完全发育成熟需要17年——雌性的怀孕期也很长。怀孕期长意味着，一旦数量急剧萎缩，路氏双髻鲨的数量便很难恢复。皮尤环境组织的吉尔-赫普在一份声明中说：“鲨鱼在海洋环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鲨鱼数量较多的海域，海洋生物也非常兴旺，在鲨鱼过度捕捞的海域，生态系统则失去平衡。”

　　4.铲鲨鱼鳍

铲鲨鱼鳍

　　台湾的一家工厂，一辆铲车正在铲冻鲨鱼鳍。TRAFFIC的桑特在电子邮件中说：“几十年来，台湾一直就是全球五大鲨鱼捕捞地区之一。”1月，TRAFFIC和皮尤环境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对全球捕杀鲨鱼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评比。桑特是报告作者之一。报告评出的十大鲨鱼捕杀国和地区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印度、西班牙、台湾、阿根廷、墨西哥、巴基斯坦、美国、日本和马来西亚。

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许倬云

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羊城晚报：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革命力量会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羊城晚报：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邓小平的政策

与北伐后南京政府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羊城晚报：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30年的组织努力，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仅仅依赖外资。

“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蒋介石、毛泽东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100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辩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断革命论”很恐怖

羊城晚报：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100年或50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羊城晚报：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羊城晚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00年间有近一半时间处于内战状态，因此一些人士对辛亥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而是按着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实行宪政了。据此，他们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

许倬云：对“告别革命”，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岁数大，看见过内战的惨烈局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也听过十年动乱里，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国经不起再来一次。

我们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惨不忍睹，雅各宾就是大陆十年动乱的微型啊。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砍了英国人的头，克伦威尔曾经以护国主的身份专制独裁，他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经验就够了，不敢再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飘然下野。后来又有一次南北战争，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

老实讲，辛亥革命损失不大，军阀混战损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损失极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损失也极大。以暴易暴，用一个暴力换来另外一个暴力，没止没休的，所以我对“不断革命论”是极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了。

马国川

张铁志

广州畅谈“台湾文艺青年与知识青年”

台湾作家、时评人张铁志近年常出现在大陆的各种讲座论坛，而去年在大陆出版的《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两书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日前，张铁志应南国书香节邀请，与台湾作家骆以军在广州学而优书店带来一场“我们这一代台湾文艺青年与知识青年”的对谈，探讨这个“经验匮乏的世代”的“年轻外省人”经历过的台湾变化对各自创作的影响。讲座后，张铁志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谈及他所爱的摇滚，他对台湾文化现状的看法及搭建两岸文化桥梁的愿望。

在张铁志于内地出版的仅有的两本书中，“愤怒”、“噪音”等字眼让他看起来像是个悲愤、黑色的“摇滚青年”，而事实上，张铁志已人到中年，他的文字犀利中带着冷静，摇滚吸引他的无非是一种不灭的热情，“这种热情非常重要，它使我心中还有一把火，还不肯服老，同时也给我一种面对世界，甚至想要改变它的动力。”他所了解的摇滚也并非大众眼前所见的疯狂和扮酷，“现在有一种愤怒是虚无的，它们就是一种姿态，骂几句脏话，好像这样就愤怒了，很有反叛的姿态。而我要挑战的就是这种空洞的反叛，真正的反叛应该是去做实事，去参与环保、关注贫穷、反对全球化等，对我来说，这个才叫酷。”张铁志这一趟大陆之行，七天走了五个城市，他毫不疲倦地穿梭其中，在不同的讲座和论坛中发声，讲他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台湾，推荐他所喜欢的台湾文化和作家，“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虽然很小，但其实是有内在的丰富性的。它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很多不同时代的创作者……”

对话 文字在台湾非常不值钱

新快报：骆以军讲过，在台湾没有办法用稿费养活自己，其实现在文学在台湾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铁志：台湾是一个文字非常不值钱的地方，现在文章在报纸的稿费和20年前是一样的，一千字就300元到600元人民币，20多年都没有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可以过得不错，现在就活不下去了，这是文字极度贬值的时代。像我这样写时评的可能还好一点，但台湾副刊基本都是纯文学的，是文学青年主要的发表园地，这种稿费就更低。

新快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极度贬值呢？

张铁志：不重视是一方面吧。台湾的报纸是很少有书评版的，现在只剩下《中国时报》有，但是它的书评版也是越来越边缘，张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的报纸都很羡慕，这里几乎每种报纸都有书评版、阅读周刊等。另外，这可能是跟过去20年经济发展之后的过度商业化也有关系。但我不觉得这个能反映台湾的文化，而是台湾媒体的恶性竞争，视野窄小造成的，所以，只看台湾媒体，是不能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深度的。

新快报：那你觉得台湾文化的深度在哪里？

张铁志：文学上，从白先勇那时候开始做现代文学杂志，然后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接受不同的事物，尝试不同的方式，接下来是从现代到后现代，不同的实验写作方式。从更广义的方面来说，台湾的文化真正扎根是7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政治开始有一点点的开放，一些文化运动开始出现了，80年代更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年轻人在搞独立的艺术创作，办一些独立音乐刊物和文学刊物，可以有空间发表自己的音乐和诗歌。

新快报：在台湾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人多吗？

张铁志：挺多。我和骆以军也经常谈，我们特别希望台湾有更多的新一代小说家能进入大陆的视野。其实台湾现在有一批很好的70后已经出来了，在台湾也拿了一些奖，但是目前还没有进入大陆的视野，我觉得应该快了吧。大陆的商业市场是很厉害的，今年的台北书展有好多的大陆出版社都去了。

新快报：有统计数据说大陆的80后作家加起来有3000多位，但是港台的80后作家似乎有点“出不来”？

张铁志：3000多人应该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港台也有很多优秀的80后作家已经冒出来，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这就讲到彼此的局限。其实台湾对大陆的小说也非常不了解，没有人知道笛安是谁，韩寒的小说根本不能卖，郭敬明的小说完全没人看。同样的，大陆对台湾也是不了解，大家都是看到最上面的一线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那几位。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想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因为现在的文化交流看起来很多，但还是比较浅，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东西没有看到。

李敖

从前有个人，和一大伙人坐在屋子里，议论别人的缺点：“那个人别的都好，就是有两个毛病不好，一是脾气暴躁爱生气，二是做事仓促莽撞。”不料，那个人刚好从门口路过，听到了这句话,他怒不可遏，立刻冲进屋内，捉住说话的人，举手就打。众人赶忙上前劝架：“有话好说，你凭什么打人呢？”他怒气冲冲说道：“此人在背后说我坏话，还冤枉我脾气暴躁，做事莽撞，所以该打！”众人说道：“人家没有冤枉你啊，看你现在的样子，不全都应验了吗？”（《百喻经·说人喜嗔喻》）

背后说人闲话，搬弄是非，当然不对。而那个动手打人的人，就更加可笑了，分明不打自招，承认了自己的缺点。一生气，就原形毕露了，这就叫半斤对八两。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们被别人背后中伤，甚至当面辱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四十二章经》里写到，佛陀在世时，外出传扬佛法，常常被别人侮辱漫骂。每当此时，佛陀从不生气，总是默然不语。直到对方骂完，他才心平气和地问道：“如果你想送给别人一件礼物，但是人家坚决不接受，你的礼物是不是要拿回来？”对方答道：“既然人家不要，我当然要拿回来。”佛陀说：“现在你对我恶语相向，但是我不接受你的恶意，刚才你说的这些恶毒的话，自然都要拿回去，不等于是骂了你自己吗？”

面对别人的指责，不要轻易动怒，这既是做人的修养，也是高明的处世智慧。台湾作家李敖，曾经讲到他的老师殷海光。有一次，殷海光正在家里吃饭，忽然想到某个政敌的种种行径，不由得怒火万丈，气得连饭都吃不下。殷海光是自由斗士，见到不平事，就气不打一处来，后来不幸得胃癌去世了。诱发胃癌的原因很多，心情郁闷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殷海光只活到49岁，而使他天天生气的政敌，却活到了89岁。殷海光没有打倒敌人，先把自己打倒了，他输了，输在生气。

李敖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生气，我跟你逗着玩，我赢你，活过你。现在我成功了，我赢了！”看得通透，才能活得洒脱。虽有些调侃的意味，但是他悟出的道理，与佛法相通———不生气你就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