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医生无需通过解剖动物或尸体，而是在模拟真人的机器人身上进行手术，即可获得大量临床手术经验，迅速提高临床水平。日前，由敏行机器人公司研制的国内首个微创手术模拟系统面市，实习医生可以在这台“病人”上反复进行手术练习，大大缩短培训周期。

　　微创手术是外科手术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实习医生主要通过熟练医生带教或在动物身上手术来掌握微创手术技能，实际操作机会少，难以快速提高水平。微创手术模拟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国外有研究表明：经过模拟系统训练的比没经过模拟训练的实习医生相比，手术质量明显优于后者，而手术时间则可缩短一半。然而目前由于进口设备昂贵，仅有少数高端医院有能力购买，严重限制了其推广使用。

　　敏行机器人公司在解放军总医院等国内多家著名医学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历时两年多，攻克相关核心技术，研发出国内首个微创手术模拟系统。该系统可模拟具有高度真实感的虚拟人体组织器官、微创手术器械等，使用者可以对虚拟的组织器官进行提拉、剪切、电凝、缝合等各种操作，操作过程中器官视觉、力觉效果真实自然，操作者有真实手术一样的体验。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与国外产品比较，敏行机器人采用了全新并行算法，并针对手术应用开发了专门的力反馈系统等，产品已经实现对国外产品的超越。此外，在产品研发中就充分考虑了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相应解决方案，能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保障中心副主任曹德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使用微创手术模拟系统可将一个合格微创手术医生的实践操作培训周期缩短50%以上。解放军总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黎檀实则指出，手术模拟系统如能大量普及，将有利于国内整体医学水平的迅速提高。

纳许遇袭前后对比

　　美国波士顿布里翰妇女医院10日表示，2009年遭抓狂黑猩猩攻击而毁容的康乃迪克州妇女纳许(Charla Nash)日前在院中接受全脸移植手术，术后康复相当成功，最后可望恢复笑容及正常饮食等功能。本手术为该院第二桩全脸移植案例，在美国则为第三桩。

　　纳许今年57岁，2009年2月她去访友，结果遭友人桑德拉饲养、重九十公斤的宠物黑猩猩崔维斯(Travis)疯狂攻击，双手齐断，唇、鼻、眼也被撕裂，容貌全毁而且失明。据桑德拉猜测，由于当时纳许换新发型，开不同的车，手上又拿著绒毛玩具，黑猩猩可能是试图保护桑德拉，因而才攻击纳许。肇事的黑猩猩后来被警方射杀。

　　波士顿布莱翰医院今年五月底为纳许进行全脸移植手术，由波马哈克医师带领30名外科医生、护士及麻醉师团队，进行20多小时的医疗大工程，为纳许植建鼻子、嘴唇、脸部皮肤肌肉及神经管、牙齿、上颚，同时还进行及双手移植。

　　医师们认为，纳许接下来几个月康复过程中，可控制更多脸部肌肉与感受，透过鼻子呼吸，恢复嗅觉，最后将可以微笑、表达感情，以及正常饮食。但纳许的视力还是无法康复。

　　至于双手移植方面，院方本以为手术成功，但术后几天，纳许出现肺炎并发症，血压也告下降，血液无法流进新移植的手部，医生只好将其切除。波马哈克医生表示，虽然手部移植失败令人失望，但纳许未来如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还可再做移植。

　　闯祸的黑猩猩来头不小，是只动物明星，曾在可口可乐、品牌服饰Old Navy等广告中担纲，还在美国不少电视节目片头中亮相。

　　被攻击之后，纳许一直戴面纱遮脸，也只能进食流质食物，现在她最想回到儿时成长地纽约某披萨店吃热狗及披萨。波马哈克医生表示，纳许可如愿以偿。

　　近期，一种可以让眼睛变大变明亮的隐形眼睛在泰城的年轻人中开始流行。与此同时，来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年轻人也逐渐增多。

　　6月2日，市民周女士来到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室，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还不停的流泪。经了解，周女士从一个精品店购买了彩色隐形眼镜，天天戴着。由于工作原因，周女士需要天天盯着电脑，有时候临时出差，周女士还将隐形眼镜泡在清水里，久而久之，眼睛就经常很不舒服。经医生诊断，周女士患上了角膜炎。

　　“一般健康人戴包括彩片在内的隐形眼镜是可以的，但眼表有炎症和任何眼疾的人都不要戴隐形眼镜。”泰安市中心医院眼科杜医生告诉记者。医生解释，由于很多彩色隐形眼镜是在普通隐形镜片上加镀颜色，而镀上去的颜色会堵住镜片的部分透气孔，阻挡眼睛与空气中氧气和水分的交换，从而降低镜片的透氧透气性。这类彩色隐形眼镜让眼球长期缺氧干涩，会产生角膜感染、溃疡等并发症。另外，隐形镜片上的颜色还是刺激源，有人会对此过敏，并损伤角膜。

　　另外还有医生表示，彩色隐形眼镜是人为地做一层人工虹膜，戴上后看上去眼珠大了一圈。这层人工虹膜无论是否足够透明，始终是一层颜色，使人的视野受限、视力受影响，所以医学上不提倡戴彩片。

　　“隐形眼镜一定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摘下来，给眼睛充分的休息。经常盯着电脑看的白领更是要注意眼睛的休息，让眼睛有充分的正常呼吸、新陈代谢和洁净度。”杜医生说。

　　医生称，有的人戴包括彩片在内的隐形眼镜还不注意卫生，很少清洗隐形眼镜，或者把日抛型当成周抛或月抛型、月抛型当成半年抛型，很容易因细菌滋生而导致眼睛感染。若在摘片时因指甲长或动作粗鲁而划伤角膜，镜片上的细菌、真菌、病毒有可能会感染角膜，导致角膜炎。因此，专家建议，戴隐形眼镜要注意清洁，最好不要留长指甲，至少保持用来摘镜片的食指指甲是短的。

　　眼部化妆也可能刺激眼睛

　　眼妆是化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天天化妆的爱美女士也是一些眼病的高发人群。

　　近日，市民赵晓雅来到解放军第88医院。她非常爱化妆，每天粘贴假睫毛，粘双眼皮更是必不可少。最近一段时间，她的眼睛经常发红，还痛到流眼泪。刚开始，赵晓雅认为是红眼病，买了治红眼病的眼药水滴，并暂时停止眼部化妆。症状缓解了一段时间后，她认为痊愈了，重新化起妆来，结果红眼症状再次发生。

　　医生表示，像赵晓雅这样的患者也有不少。医生指出，一些油性皮肤和喜欢化妆的人，眼皮上的眼影、睫毛上的睫毛膏和黏贴在眼睑根部的假睫毛，都会刺激眼睛。多数假睫毛比真睫毛硬，若不小心碰到或压到，容易刺激眼表、角膜；贴假睫毛的胶水是化工产品，有一定的刺激性，可能会导致结膜过敏；喜欢画内眼线的女士也容易让眼睛进去化妆品的粉末，给眼部造成比较大的刺激。因此，医生认为，眼部化妆应以简单为好，并尽量减少使用对眼睛有刺激的化妆品。

连体双胞胎克里斯塔和塔蒂亚娜·霍根的脑袋连在一起

克里斯塔(右)尽管不能看到，但她能准确说出妈妈放在妹妹面前的毛绒玩具的名字

这对双胞胎的母亲菲利希亚表示，她想尽量让两个女儿过正常生活

女孩的母亲菲利希亚(左)说，由于女儿具有一些特异功能，因此她相信她们共用一部分大脑

女孩的母亲菲利希亚(左)说，由于女儿具有一些特异功能，因此她相信她们共用一部分大脑

。当其中一个小女孩喝东西时，尽管另一个并没沾一滴，但是她会把手放在胃部

这两个小女孩被认为具有独一无二的丘脑桥

罗莉(左)和丽巴·斯查佩尔196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生

　　跟任何双胞胎都一样，霍根小姐们的兴趣爱好和性格也有很大不同，例如4岁的克里斯塔喜欢吃调味番茄酱，而妹妹塔蒂亚娜却最讨厌这种食物。她们的母亲清楚知道这一点，因为有一天正在克里斯塔非常享受地吃番茄沙司时，尽管塔蒂亚娜并没尝一口，但她却在不停做鬼脸，像是正在试图把什么东西从她舌头上刮掉。

　　独特神经连接方式

　　这只是令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治疗连体婴的医生感到特别吃惊的其中一件小事，他们表示，这对小姐们可能拥有独一无二的神经连接，因此能够共享同一个想法。医生认为这对连体婴共用的大脑部位被称作丘脑，丘脑可将身体感觉和运动功能传输给大脑皮层(cerebralcortex)。也就是说，她们能通过对方的眼睛看世界，甚至能“听到”彼此的想法。在《纽约时报》进行的深入采访中，她们的母亲菲利希亚·席姆斯讲述了其中一个人的眼睛被盖住后，她能知道另一个小女孩正在看什么，当她们都饱了，而另一个却想喝更多果汁时，她们甚至会惊呼“不要”。

　　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神经学教授托德·方伯格说：“她们好像同时是一个人，又是两个人。”小姐们的神经外科医生、英属哥伦比亚儿童医院的道格拉斯·科奇拉尼已经把这种独特的连接称作“丘脑桥(thalamic bridge)”，从脑扫描图上看，两个小女孩的大脑连接处是一条直线。全球出现这种头颅连胎的概率仅为二百五十万分之一，她们的大脑连在一起。最著名的头颅连胎姐妹是罗莉和丽巴·斯查佩尔，她们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现在49岁。她们决定不接受分离手术，丽巴的职业是一名乡村歌手。然而，即使是罗莉和丽巴也没有克里斯塔和塔蒂亚娜的独特神经连接方式。因为后者在出生后不久，医生就认为她们或许能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感觉。

　　分享对方感受

　　在早期的视频中，当医生给其中一个小女孩验血时，另一个也会大哭不止，而且利用一个橡皮奶头就能让两个女孩都平静下来。她们的母亲、26岁的斯密斯表示，当第一次听说她怀的是连体婴时，她简直被惊呆了，但她表示，对是否要留下她们，她从没犹豫过。最初医生与孩子的父母商量，是否要通过手术把两个孩子分开，但是这对夫妇认为手术太危险，因为克里斯塔和塔蒂亚娜的大脑距离太近，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孩子的父亲是与斯密斯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布伦达·霍根。斯密斯表示，她看到两个女儿在一起玩耍时，第一次意识到她们能通过彼此的眼睛看到外界。

　　她说：“她们在玩耍时，其中一个会在看不到的情况下伸手去拿放在另一个女孩一边的玩具，并知道它的准确位置。有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她根本看不到她要拿的玩具，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克里斯塔依靠妹妹的肾和心脏维持生命。有一次她拿起果汁说：“我喝的特别特别快。”这时塔蒂亚娜突然睁大眼睛，捧着胃部惊呼“不要”。方伯格博士表示，两个女孩分享彼此的感觉令他着实感觉很吃惊。他说：“这多么不可思议啊！这并非心理感应。也许她们能洞察彼此的感受。”

　　分享情感反应

　　这对双胞胎与一家人住在距离温哥华5个小时车程的弗侬小镇，目前她们还未采用最先进的扫描技术，因为她们还太小。不过曾看过她们的扫描图的神经学家称，她们是“荒谬的连体(compelling)”。在两个女孩都参与的一项检测过程中，科奇拉尼蒙上克里斯塔的眼睛，把电极粘贴在她的头皮上，用来研究她的脑电波。当他用光照射塔蒂亚娜的眼睛时，她姐姐的枕叶会产生很强的电反应。把另一个女孩的眼睛蒙上，也会出现相同情况。他表示，输入其中一个小女孩的视网膜的视觉信息，在被传输到她的视觉皮层前，会先经过丘脑。科奇拉尼认为这个信号在丘脑分开，通过丘脑桥进入第二个小女孩的脑皮层，这意味着两个小女孩能同时看到同一个图像。

　　对此斯密斯并不感到意外，她表示，她们一家人早就注意到，当她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看电视时，另一个也会对电视节目做出反应。为了证明这一点，她用手把克里斯塔的眼睛蒙上，然后拿个毛绒玩具放在塔蒂亚娜的前面，即使姐姐看不到玩具，也能准确说出那是什么。斯密斯表示，她们还分享情感反应，“如果其中一个受伤了，另一个也会感到疼，如果你惩罚姐姐，妹妹也会哭。”两个小女孩出生时非常健康，对此医生感到非常吃惊。但是过去她们都曾突然发病，由于塔蒂亚娜的心脏把更多血液输送给克里斯塔的大脑，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她们的大脑也很异常。塔蒂亚娜的大脑左半球比正常情况更小，而克里斯塔的则是右半球更小。

　　大脑不对称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神经学家帕尔萨·米特拉说：“她们的大脑的非对称性，令人怀疑是否她们能弥补彼此存在的不足，因为她们存在丘脑桥。”两个女孩的发育情况比实际年龄晚一年，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必须学着适应彼此的感觉体验。去年两个小姐们出现在《国家地理》的一部纪录片上，一个代理商还邀请她们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尽管这对夫妇非常乐意与全世界的人分享女儿的特异功能，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让孩子进行不必要的测试。她们的教祖父道格·麦凯说：“如果这对她们的健康有好处，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但是我憎恨那些想拿她们做试验的人。”斯密斯决定尽量让她们过正常生活。她说：“她们是两个正常小女孩，只是碰巧需要分享一个脑袋。”(秋凌)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名抢修人员14日上午突感不适，不治身亡。这是这座核电站发生辐射物质泄漏以来首名抢修人员死亡。按照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男子年过六旬，并非死于过量辐射，死亡原因有待调查。

　　医生称或死于心脏病

　　东电没有介绍猝死男子的具体身份，只是说他并非东电职员，而是“合作企业”即次级承包商的一名雇员。

　　这名男子当天早晨6时开始与另一名作业人员在储存辐射污水的集中废弃物处理设施内搬运电锯等器材。大约50分钟后，他报告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后晕倒。7时过后，他被抬入核电站医务室，已经失去意识。8时35分左右，他在附近福岛县磐城市急救中心接受抢救。9时33分，医生确认他死亡。

　　“他受到0.17毫希辐射，”东电发言人森吉典（音译）说，“但他身穿防护装备，体内没有发现辐射物质。我们还没有确认他的死因。”磐城市急救中心一名医生说，“死因极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不大可能是辐射。

　　男子所受外部辐射远低于日本政府规定的紧急作业辐射量安全上限、即累计承受250毫希。东电介绍，其他作业人员没有抱怨健康问题。

　　抢修人员多次中暑

　　从东电介绍的情况看，这名男性工人可能属于“过劳死”。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以来，抢修人员需要穿着密封性强、较为沉重的防护服，戴防护面罩，携带辐射量测定器，不易补充水分，上厕所更不容易。尽管作业时间每天不超过3小时，时间一般定在较为凉快的6时至9时，但身着全套防护服装备，如同身处蒸笼，每次作业会出一身大汗。日本《每日新闻》14日报道，抢修人员已报告多起中暑病例。

　　抢修人员同时面临心理恐慌之类“看不见的敌人”。从以往记录看，东电是否向非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足够安全培训或心理咨询，存在疑问。

　　抗震楼内无医生

　　东电本月4日说，打算改善抢修人员作业环境，措施包括在核电站内常驻医护人员，为工人提供健康诊断，每天早餐提供面包，午餐和晚餐提供盒饭，搭建预制板房作为临时宿舍，提供双层床和淋浴设施。

　　然而，东电14日晚些时候承认，猝死男子晕倒时，普通工人、工程师等抢修人员临时居住的抗震楼内没有医生。

　　科学网(kexue.com)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名私人医生的日记21日首次在俄罗斯报章上刊登，揭露斯大林可能因吸烟过量而患上脑动脉硬化，严重损害他晚年时的决策和行动能力，甚至无法分辨敌友和好坏，使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变本加厉。

　　斯大林1953年临终前，米亚斯尼科夫是其中一名在其病榻前照料的医生之一。俄国《莫斯科共青团报》前(21)日刊登米亚斯尼科夫的日记摘要，他声称为斯大林验尸时，发现斯大林的脑部出现严重动脉硬化，疾病显然已持续多年。米亚斯尼科夫怀疑，脑疾对斯大林晚年的健康、性格乃至行动造成巨大影响。

　　严重脑疾 损害判断力

　　米亚斯尼科夫认为，“斯大林可能已丧失分辨好坏、健康与危险、敌与友的能力；性情会变得大起大落，本身疑心重的话还可能会变成偏执狂”。

　　此外，斯大林的亲信、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管贝里亚的秘密日记本周也公诸于世。贝里亚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42年到访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商讨对纳粹德国作战时，斯大林听取贝里亚的建议，把丘吉尔灌得酩酊大醉，试图诱使丘吉尔在抗德方面做出更大让步。贝里亚又写道，1945年5月10日苏联举国上下庆祝德国投降之际，斯大林“忽然显出软弱一面，不禁哭起来”。(科学网-kexue.com 蜘蛛侠)

　　日前，广东东莞一名患胆结石的女工住院28天去世，留下了一张45万元的“天价账单”。尽管这些费用主要发生在重症监护期间，但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显然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此事引发了社会对过度医疗的热议。

　　近年来，类似的“天价药费”事件并不罕见，不仅在民营医院屡屡发生，而且在公立医院也频频上演，集中暴露出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端。

　　专家认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院的主体，也是百姓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因此，过度医疗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扭曲的补偿机制。

　　1.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劳务收入和财政补助。目前，在各级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而在北京协和医院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看病越细收入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以朝阳医院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如果医生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项目18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项目带来的损失。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目前，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

　　中新网4月14日电 据英国媒体14日报道，一名在190年前被处以绞刑的英国男子死后尸体被制作成了标本，直到今年，在后裔要求下，人们才为该名男子举行了葬礼。这场葬礼，迟到了190年。

　　投石伤人被处以绞刑

　　据报道，1821年，当时年仅17岁的约翰-霍尔伍德(John Horwood)向同村女孩伊丽莎-巴勒索姆(Eliza Balsom)投掷小卵石、打中了她的眼部、造成脑肿胀。称约翰对曾经与他交往的伊丽莎与他分手的决定不满，于是投掷石块打她。

　　伊丽莎被送往医院后，医生急于疏解她的脑压，便进行了开颅疏压手术，但可能因为卫生条件欠佳、导致伤口感染，伊丽莎最终不治死亡。

　　报道称，约翰遭指控“杀害”伊丽莎后毫无悔意，英国法庭在1821年4月11日判处其绞刑，同年4月13日行刑。行刑当天，约翰度过18岁生日才3天。

　　约翰死后，尸体被布里斯托皇家医院(Bristol Royal Infirmary)用来做解剖教学，所以一直都没有下葬。

　　后来，他的骨骼做成的标本交由布里斯托大学收藏，从此也被人们逐渐淡忘。

英国男子约翰190年前死亡后，被制成人体标本

　　后裔发现医生制作“人皮之书”

　　直到近年，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玛丽-哈利维尔(Mary Halliwell)在研究家谱时，才无意中发现，当年被绞死的少年约翰-霍尔伍德居然和她有亲戚关系。

　　67岁的玛丽并非是族谱学专家。她无意中发现，约翰是她的“玄叔公”。她经过进一步探查她还发现，约翰的骨骼竟然满是灰尘地被遗忘在布里斯托大学的柜子里。

　　玛丽说，后来再作了一些研究，她发现，当年布里斯托皇家医院的理查德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医生，正是解剖约翰遗体的人。据信，这名医生还将约翰的皮肤从身体上剥下，将约翰制成了骨骼标本。

　　据称，史密斯医生把从约翰身上剥下的皮肤交给制皮匠做成了皮革，随后用来装订与约翰案件有关的纪录。

　　由约翰皮肤做成的这本“人皮之书”现在由布里斯托档案资料室收藏。

约翰的后裔玛丽（上图）决定，要让先人安葬入土，还他“尊严”，哪怕是迟到190年

　　迟到190年的葬礼

　　当地时间2011年4月13日13时30分，在当年投石伤人被绞死的少年约翰断气整整190年之后，他的遗体终于被安葬入土。玛丽安排约翰安葬在布里斯托郊外小村的霍尔伍德家族墓园。

　　玛丽说，自己的先人——约翰的父母曾通过信件表达了丧子之痛，并期望儿子能得到一个合适的葬礼。玛丽表示，为了完成先人的愿望，还给自己家族先人一份尊严，她决定找回约翰遗体并将其埋葬。

　　报道指出，约翰的故事不仅说明19世纪时英国司法系统的严谨和残酷，也揭露出当时医疗手段的不精纯，事实上，伊丽莎的死亡并非是约翰直接造成的。

　　一边是遗体短缺，一边是捐赠无门。早日在医院建立遗体捐献的“绿色通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清明节，在北京一家医院，一位名叫遂遂的外地男孩结束了与癌症的抗争，离开了这个世界。哀伤的父母决定捐献他的遗体，为医学进步做“最后的奉献”。

　　然而，当他们为此求助身边的医生时，却遭到冷遇。医生告诉他们，自己去找红十字会联系。红十字会在哪里？具体怎么联系？这对夫妇一头雾水。于是，他们与医生发生争执，后惊动院方领导，才帮助联系到一家医学院，使其得偿心愿。遂遂的遗体虽然捐献了，但他的父母却高兴不起来。医者的冷漠，不仅挫伤了他们的捐献热情，也损害了他们对于医生的敬意。

　　遗体捐献的曲折经历，令人沉思。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用于教学的遗体严重短缺，难以满足临床教学及科研需求。由于缺乏人体标本，许多医学院校常见十几个学生围观教师解剖一具遗体的情景，即便在北京等条件较好的院校，也是8到10名医学生操作一具遗体，而按国际标准应该是2到3人。人体解剖学是了解人体结构的基础课，未来的医生们正是从志愿者的遗体上，认识第一根动脉、第一根神经，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一位眼科医生走上手术台前，至少要经历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很难想象，如果一位医生只看过人体图片和模型，而没有实际操作经验，谁敢让他做手术？

　　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一个重要来源，遗体捐献匮缺也影响器官移植的开展。全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手术量仅区区1万例。由于缺少器官来源，近3万名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的盲人中，每年接受移植者不到1200人。而捐献一副眼角膜，至少可以使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国外一些国家的公民领取驾照时，其中一项就是选择遇到车祸是否捐献遗体。志愿者一旦出现脑死亡，医生会立即实施器官移植。当前，我国还未出台脑死亡法，极大地影响了器官捐赠的数量。

　　近年来，遗体捐献在国内许多城市被逐渐接受，但捐献比例依然很低。据北京市红十字会统计，1999至2010年底的12年间，近2000万人口的北京市只有1088人实现了遗体捐献，平均每年200万人中仅有9人捐献遗体。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人传统殡葬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也与捐献途径不畅、捐赠行为缺乏法律规范不无关系。

　　眼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医学院校或医疗机构设立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但捐献手续繁琐。从填写申请表、征得直系亲属同意和签字，到去公证、把申请表送回接受站，再到临终时由亲属通知接收单位取遗体，劳神费力的程序令不少志愿者尤其是年岁已高的老人望而却步。而当医院遇到即时捐献者时，怎样开通捐献渠道，有关法律尚无规定。这就导致了一边是遗体短缺、一边是捐赠无门的怪现象。

　　作为部分生命的终点站，医院本是宣传和实现遗体捐献的重要阵地。尽管遗体捐献属于无偿行为，但医院绝不应冷漠处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否则就会挫伤遗体捐赠者的积极性。因此，早日在医院建立遗体捐献的“绿色通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艾德丽·爱德华兹正在吃沙发里的海绵

中新网4月12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弗罗里达州一名女子患有异食癖，最爱的“美食”居然是沙发海绵，目前她正在向医生寻求帮助。

现年31岁的艾德丽?爱德华兹(Adele Edwards)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21年来艾德丽根本无法抗拒沙发里的海绵对她的诱惑，至今已经吞下上百公斤。

艾德丽说，“仅去年一年，我就吃空了7张沙发。每次只要我拆开沙发拿起里面的海绵塞进嘴里，我就像上瘾似的无法停下来。医生已经警告我很多次了，如果我继续这样，我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艾德丽躺在沙发上，整个房间都是最爱的“美食”

她回忆道，“10岁那年，我看到表哥拆开沙发拿出里面的海绵吃。出于好奇，我也试了一块，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它简直就是美食。”

3年前，艾德丽曾经因为过量食用沙发里的海绵，半夜肚子疼到差点丢掉性命。当时，她只是哭，想从床上坐起来都无法实现，剧痛折磨着她。从那以后，她就希望能够戒除“沙发瘾”，但事实上她完全忍不住。

目前，艾德丽正在接受催眠疗法，医生将帮助她抑制异食癖的冲动。之后，医生还将为她进行手术，彻底治愈这种罕见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