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9年7月，冯骥才在首次遭遇拆迁的梁林故居现场。（肖翊 摄）

两年一度的申遗热潮又来

申遗应改为“审遗”

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冯骥才 　

今年，全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申报机会，或者说申报热潮。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非遗名录，由中国文化部确定的中国非遗名录，都是每两年公布一次。2012年，这两个目录都开始接受新一轮的申报。

近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公众印象中，更是一位常年奔走在乡间田野抢救民间文化的文化保护者。为了抢救民间传统文化，冯骥才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并自筹资金建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看着逐渐消亡甚至被人为破坏的文化遗产，他心痛不已地多次高呼，“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

冯骥才不止一次重申，中国几百年、上千年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在30年来急速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冲击下，变成了“千城一面”，所有的文化记忆、历史遗存和积淀被铲平。“这是一个文化悲剧。”冯骥才说。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还兼任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非遗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7000项。但冯骥才指出，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现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时有出现。

冯骥才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价值观是追求不是需求，不能把现实的需求当作民族的追求。”冯骥才说。

最好别再申遗了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您一直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波，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仍然很困难？

冯骥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先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际是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非遗保护。但是直到今年，破坏文物的现象还在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是国家第三批文物普查中被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它居然在北京的中心腹地被拆，这就证明我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文物的破坏力量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抢救工作不能有一点松懈。

《中国经济周刊》：在非遗保护方面，我国目前的保护状况如何？

冯骥才：从2006年开始，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后每两年确定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批名录的确定。我国非遗保护实行“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总的列入这四级政府保护名录的是7000项，其中，列入国家层面的是1300项。但是我认为，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另一种困难”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冯骥才：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这三个困难让我觉得，我们的非遗保护仍然面临困境。所以我建议，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干脆我们审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毁了。我们对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后代的。

非遗是一个文化的生命，因为它是个活着的文化，是人承载的文化，比如民间绘画，是老百姓画出来的。他一边画，一边把他对生活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画的每一朵花、每一个小鸟都有他对花和鸟的热爱，都洋溢着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喜悦。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文化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文化是人们的心灵生活，文化不仅仅是个消费对象，做文化工作是要以人为本。就像保护古村落，村落最重要的核心是它的大量的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人们，如果人走了，它的文化的魂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生命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空壳，审批文化遗产的人也不是傻子，不会把一个死了的村落评为文化遗产。

利益驱动的申遗一定会变味儿

《中国经济周刊》：各地“申遗热”背后的原因何在？

冯骥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各地将申遗和经济利益挂钩。作为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单是一种旅游价值。比如说像梁林故居，它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考古的价值、历史记忆的价值、文化承载的价值，还有认识价值、鉴赏价值、欣赏价值，另外也有旅游价值。旅游价值只是这些价值里面的一个，正因为它有另外许多价值，它的旅游价值才更高。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单纯的旅游价值反而会降低。

《中国经济周刊》：利益驱动的“申遗热”会带来哪些弊端？

冯骥才：因为一些不良政绩观的驱动，导致一部分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就没人管了，实际上，申遗成功后，保护才应该开始。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有的地方经常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利益驱动的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一个主管文化的干部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

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申遗之后丢下不管的现象，也有很多是过度开发。您多次表示，不同意“文化产业化”这个提法，因为文化是一种创作，无法产业化。但是，有一部分民间文化，如果不产业化、商业化，可能就无法维系或者传承了。比如天津杨柳青年画。

冯骥才：要分两种情况看，比如杨柳青年画，它从历史上就是卖的，不是画完了自己贴的，进入现代社会，它还是商品，而且它的商业范围扩大了。

但是有些遗产不具有商品性，比如民俗，民俗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即便有些民俗能变成商品，但它也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即便它进入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它是进入了商品市场，但是它不是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特定的概念，文化产业是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用规模化的、集约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工业手段大规模复制的产品。比如软件，美国主要的文化产业是软件、电影。我们无法把刻个小葫芦当做文化产业，如果原来是一个手工做的东西，非要给它过多的附载，它一定会贬值。所以我提出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它应该是做产业的人从中去吸取灵感，吸取一些元素来再创作。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再创作的、吸取灵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冯骥才：比如迪士尼乐园，它是文化产业，但是这个文化产业不是原来华特·迪士尼画的米老鼠，是从事产业的人从中吸取了灵感，认为这个形象在经营的时候可以做大、做成产业，才把它做起来的，它不是文化人做的，文化人主要做的还是文化。

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

《中国经济周刊》：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一时间，许多商业资本大规模进入文化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成型，并没有成为像美国这样的真正的现代文化产业。企业家进入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创意，靠一些非创意的、套路化的、甚至靠商业炒作的方式，这个产业不可能持续发展。第二，希望文化产业能担负文化责任。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它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是不能唯利是图。因为文化还有一个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文化产业里来，否则文化产业会失去魅力，也不会健康地、有序地、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所以投资文化产业需要产业眼光，不能只想着赚快钱。

官员没文化、官商勾结致保护不力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6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正式实施，许多人将此视为中国非遗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阶段的里程碑。目前，此法在非遗保护中所起的效力如何？为什么破坏非遗的现象还屡禁不止？

冯骥才：呼吁了多年的《非遗法》终于确定了，这个法主要是给官员看的，但是哪些官员知道《非遗法》，看过《非遗法》？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保护不力：

第一是一部分官员没文化，因为我们前一段时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的都是懂经济的干部。我说的没文化主要是三个方面：1。一部分官员不懂文化，不懂得文化的价值、规律、性质、意义。2。一部分官员对文化没有理解力，我们不需要官员像文化人一样，但起码他要理解文化。3。一部分官员们不热爱文化，当然也就不拿文化当回事儿。

第二个原因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就是有些官员和商人形成了共同利益，就是权贵结合，这后面就有反腐败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

《中国经济周刊》：非遗保护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遗产本身很丰富，传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保护起来很复杂。有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地区性的，它的传承是靠一个地区，是一个村里大伙儿都那么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这个技艺只在本家族传，不往外传，比如泥人张。这也是古代的一种版权保护的意识。要给每一个艺人、每一种传承方式都要找一个针对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传承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韩国、日本是在世界上做非遗最早的，他们的保护方法是，每一个文化遗产后边有一大批专家在研究、讨论这个遗产该如何保护、发展，他们对遗产的态度是严格、严谨的。遗产是留给后人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遗产弄没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谈国家四级文化遗产保护总的7000项，单是国家级的1300项，我负责任地说，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专家的。没有专家也就意味着没人监督，没人去帮助艺人出主意，也没办法帮那些艺人意识到自己会的东西是个文化遗产。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非遗保护要做好、做得有效率，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冯骥才：非遗的保护，第一，要保护地域性。比如说天津杨柳青年画做得跟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样了，那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地域性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要保护它的手工性。它不能变成机器的，因为它是农耕时期的遗产，如果变成机器轧的，机器做的，实际上就变成工业文明了。

第三，要保持自己的艺术特征，特征不能改变，要保持它的基本元素。比如在民间音乐里面加了好多电子配器进去是不行的。

作为中原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两大历史名城，古都洛阳和开封正遭遇“记载于书本之中、埋于黄土之下”的发展瓶颈。

4月11日，中国南北四个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洛阳、开封、桂林、常州的主要负责人齐聚此间，对话特色文化城市发展论坛，探讨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与发展。

洛阳是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早期实践者。迄今为止，洛阳的牡丹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三十届，为洛阳赢得了“牡丹花都”的美誉。近年来，洛阳市政府更是提出，打造“千年帝都、河洛之根、牡丹花城、丝路起点”四张文化名片。

不过，洛阳市市长李柳身表示，洛阳作为13朝古都，文化资源确实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数都“记载于书本之中，埋于黄土之下”，在地上能看到的好东西确实很少。

与此同时，与文化旅游相配套的一些功能，比如交通、食宿，还有购物、娱乐、休闲，相对比较滞后。

李柳身掌握的数字，洛阳目前的旅游人均消费只有500块钱，游客在洛阳，人均只待上两天时间。他说，这在中国的旅游城市当中只是一个中等水平，说明洛阳的文化旅游资源还没有转化成发展优势。

与洛阳相似，开封作为中国古老都城的代表，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秦保强坦言，该市对于文化产业的地位和如何发展的认识不足，缺乏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缺乏资金投入，是目前开封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秦保强表示，文化产业由于其投资大、收益慢、周期长等特点，如何能够做活、做强，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是现在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最要关注的。

“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资源、文化、特色都认识到了，但是无法做到很好的整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如今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深水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科学的规划，需要项目支撑，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地标，突出城市个性。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在此间表示，文化部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对特色文化城市的调查研究，研究出台有关政策，进一步加大鼓励和扶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工作力度。

美国有个好莱坞，印度有个宝莱坞，举世皆知。但你知道非洲有个诺莱坞吗？

不要小看“诺莱坞”，论电影产量，年产500部左右的中国也难与其抗衡。

2010年，这个位居非洲尼日利亚的“电影王国”产量已超过好莱坞，仅次于印度，成为世界第二。

据悉，2011年诺莱坞年产电影2000部，而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电影都是“小本经营”，平均成本仅1.5万美元。

今晨，诺莱坞电影商爱上诺莱坞（Nollywood Love）市场经理杰森·恩其奥库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诺莱坞没有完善的电影产业，电影公司主要通过网络发行，利用贴片广告赚钱。

杰森告诉记者，诺莱坞现在的发展状况大概和我国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

现状 年产量2000部电影 发展速度比肩中国

尼日利亚这个拥有1.5亿人口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现有约300个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公司，不过任何一家的历史都不超过15年。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到80年代末期开始繁荣的诺莱坞电影在非洲的统治。在非洲，人们最爱看的始终是由尼日利亚团队制作的电影。

与此同时，诺莱坞也成为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年产量2000部，每周几乎都能出品40至50部。不少国际媒体，包括著名的《惠芬顿邮报》都认为，诺莱坞的发展速度可与中国电影发展比肩。

不靠影院靠租赁 产业规模超27.5亿美元

不过与众不同的是，诺莱坞的产业链不是从电影院走向DVD市场。与此相反的是，诺莱坞的发展之路是从DVD开始的，而能够进入院线播放的则非常少，大多最后流向网络。

据悉，目前尼日利亚全国有50多万个家庭电影录像带发行租赁俱乐部，产业规模超27.5亿美元。

但是，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却屈指可数，首都阿布贾的正规电影院寥寥无几，有的州甚至没有电影院，人们主要在家里通过录像带或光碟看电影。

利润 平均成本1.5万美元 投资回报达10倍

平均1.5万美元——诺莱坞电影的成本低到有点不可思议。而就算稍微大制作一些的电影，成本也绝不会超过20万美元。

这些电影因为成本低，因此产出速度也很快，几乎7到10天就可以出一部。

为什么如此繁荣的电影产业常年以极低成本制作电影？一直在好莱坞打拼的尼日利亚女演员艾比·贝西向记者解释了原因。

艾比·贝西曾经在多部美国影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包括中国观众熟悉的美剧《法律与秩序》。

她指出：“这些电影都不是由传统电影公司制作的，尼日利亚的电影产业欠缺结构，没有复杂的团队，甚至连布景都不需要，一些电影是在旅馆中拍摄，而另一些则可能在当地居民的家中或办公室里（拍摄），可以一直维持如此低的成本。”

据统计，每部诺莱坞电影的投资回报几乎是成本的10倍。

特色 题材涉猎广泛 黑人变得很“阳光”

艾比·贝西在接受采访时说：“尼日利亚人喜欢看电影，但是并不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在好莱坞电影中，黑人不是在刚一出现就被枪杀，就是代表着犯罪和地位低下，大多有一股抑郁的感觉。而尼日利亚人钟情于让黑人变得‘阳光’的电影，在这些电影里他们可以是医生、律师，可以成为他们所想成为的一切。”

诺莱坞电影题材涵盖社会各个层面，围绕着浪漫男女爱情、穷人发财、民间传说和贪污腐败等展开。而诺莱坞为满足“多部族、多文化、多语言”的非洲特色，也深挖各部族的传统传说和名人轶事。

在电影语言的使用上，英语达到44%，约鲁巴语占31%，豪萨语占24%，伊博语也有1%。

困境 银行不愿给投资 盗版市场太猖獗

对诺莱坞来说，电影人最大的困境莫过于虽然产业发展蓬勃，但是在尼日利亚，却没有银行愿意给他们投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尼日利亚银行业务拓展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尼日利亚电影产业没有真正的结构，“与这样的行业合作太难了。”

记者了解到，在尼日利亚还没有所谓电影从业者委员会。这位经理表示:“虽然有很多诺莱坞制作人希望能制作出最好的电影,现在这里面还有很多骗子，所以我们坚持要等到产业结构成型了才能松口。”

此外，这位银行经理指出，尼日利亚的盗版很猖獗，完全没有版权保护的意识。

从事电影行业20年的华尔街电影产业分析师爱德华·纽曼也认为这是诺莱坞当前面临的难题。“诺莱坞电影大多流向了DVD市场，因为他们的院线非常少，而DVD盗版相当严重。正版对当地居民来说也相当贵，每张电影光盘通常售价在2.3美元。”他说。

2.3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足15元，但在尼日利亚这样一个70％居民每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国家中，这样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更何况花上6.6美元左右的价格去电影院看电影。

连线 赚钱靠贴片广告 发展程度似90年代中国

诺莱坞电影目前的主要赢利模式是依靠DVD市场和网络营销。由于盗版的肆虐，片商赚钱就成了难事。

尼日利亚电影公司爱上诺莱坞，欲借网络让更多观众看到诺莱坞电影。其市场主管杰森·恩其奥库今晨接受了本报访问。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FW）：像你们这样的诺莱坞电影是如何赚钱的？

杰森：我们的电影主要通过Youtube放映，每周约有250万的全球观众。而赚钱方式主要是通过在电影前加入的广告。

FW：具体赚钱方式是什么？

杰森：我们的模式非常简单，假设你在美国或是英国，看电影前你总会看到一些大公司15-20秒的广告。我们在网络上效仿，要看到整部电影，必须看我们的广告。

FW：如今的赢利情况如何？

杰森：爱上诺莱坞从去年11月开始运营，2个月后就开始赢利。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最流行的电影是《黑莓宝贝》，第一部分的点阅量已超过65万人次。

FW：你觉得诺莱坞的前景如何？

杰森：在非洲，创新的浪潮从未停止。 如果你想要寻求有投资回报的市场，或许其中一个最佳的市场就是在非洲。 我相信诺莱坞会越来越好。

FW：与中国电影产业相比，诺莱坞的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杰森：我很喜欢成龙的电影。与诺莱坞相比，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相当成熟，诺莱坞现在的发展状况大概和中国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如今，我们没有专业的发行院线，甚至连电影产业的结构都不完全。

“中国无好歌。”近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主持优酷网脱口秀节目《晓说》中向中国音乐存在的问题开炮，引发网友热议。近年来，音乐产业发展面临一些问题，版权保护总得不到重视，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音乐人的努力，这一现状有望得到改善。

音乐人版税不足10%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实体音乐销量下降了8.7%，数字音乐销量增长了8%。整个2011年，数字音乐的销售规模为53亿美元，占到整个音乐产业规模的31%。数字唱片在2011年的发行量增长19%，达到37亿张。

然而，相对于我国数字音乐300多亿的产值规模，能够到原创者手里的钱寥寥无几。据统计，2010年移动公司从无线音乐板块获得的利润有200亿元，可音乐公司分得的还不到10亿元。

“大部分钱都被渠道商拿走了，权利人没有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这必将扼杀主流群体创作的源泉，不利于音乐产业的发展。”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表示，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有偿下载的模式，导致权利人不能公开销售自己的作品，利益平衡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于音乐版权为何得不到重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认为，中国人的观念里认为吃饭应该给钱，而音乐则可以免费享用。“超过90%的人觉得我听音乐凭什么给钱？其实做一首歌花的钱比做一只烤鸭贵，一把琴好几万，比炉子贵；一个录音棚好几百万，比整个饭馆还贵，而且那么多人，两个厨师炒出一个菜来，录一个专辑至少上百人在那儿工作。”

保护知识产权是前提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提出了“我国著作版权法应针对兴起的数字音乐进行修改”的重要提案，呼吁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鼓励创作和创新。

“虽然宋柯说‘唱片已死’去卖了烤鸭，但并不代表音乐已死。”刘平表示，数字音乐的发展成为新的趋势，然而，真正要使音乐产业良性发展下去，对音乐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数字音乐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非常重大，这不仅是对音乐人的一种激励，还是平衡权利人与使用者利益关系的惟一办法，是促进音乐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

刘平告诉记者，网络音乐传播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海外的版权保护意识比我们强很多，“数字音乐销售最好的苹果商店，把七成的业务营收都分成给了唱片公司”。

40%或是利益平衡点

刘平表示，中国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路子，在去年的音乐界讨伐百度MP3事件中，音著协打响了维权的第一枪，百度数字音乐开始实现正版化。

“百度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值得推广，但我们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版权保护机制”，刘平表示。

刘平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并没有制定针对单首歌曲网络下载的付费标准，而是根据使用量和广告费等进行比例分成，“如果真的要有个分成标准的话，宋柯说过版权方能拿到40%的分成才算平衡，我认为差不多这个比例，但这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真正要达到这个数字，还需要一步一步地实现网络正版化”。

2012年2月4日，赵本山家乡艺术团“东北二人转大型综艺晚会”在南通举行。图为艺术团演员在表演手帕绝活。

1990年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二人转从此火了起来；2009年春晚“小沈阳”一夜成名，又为二人转添了一把柴。如今在全国，不仅有赵本山开的“刘老根大舞台”，由梨园剧场、工人俱乐部、军人电影院等“转行”的二人转剧场，还有一些走南闯北东拼西凑的二人转草台班子。

如何看待二人转红遍大江南北这一现象，如何规范引导这一娱乐产业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把二人转这门艺术打造成“百年老店”？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所所长曲彦斌给出的药方是：坚持通俗、切忌庸俗、坚决抵制低俗。

要通俗、忌庸俗、不要低俗

曲彦斌认为，二人转这种乡土艺术的红火是“新娱乐经济时代”的必然，是在文化娱乐消费市场这个“无形杠杆”调控之下的产物。无论社会各界如何评说和接受与否，这种现象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新娱乐经济时代”的重要文化产业形态。

“然而，二人转这门艺术今后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接受文明规范，就得坚守要通俗、忌庸俗、不要低俗这个健康、文明的文化底线。否则，无论今夜星光如何灿烂，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曲彦斌分析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经典，无不走过通俗化的历程，都抹不去通俗化的“草根”胎迹。中国的《诗经》、《乐府》，国外的许多著名史诗，莫不如此。因而，莫怕人家说“通俗”，通俗并不丑恶，丑恶的是庸俗、低俗和恶搞。

曲彦斌说，传统二人转舞台在民间，难免有“荤口”和粗口，一旦登上“大雅之堂”，就应在不失其艺术本质的前提下有所规范。要允许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跑偏”，更要在实践中培养其自我“纠偏”的自觉性和能力。应时刻切记“娱乐经济时代”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文明的娱乐经济”。

要多出经典通俗作品

曲彦斌认为，文化是多元的，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信作为主导的“雅文化”、“精英文化”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近年来的“国学热”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的自我调整机制和公众的文化自觉。社会的和谐，需要各种层面文化及其需求的和谐。通俗不是庸俗、低俗，通俗的本质是大众化。无论哪个国度，大众化都与通俗化密不可分。提倡积极健康向上的通俗化，就会贴近大众，就会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回应。所以，把握舆论导向，引导、培养艺术作品、艺术家与受众文明规范的自觉性，让更多的通俗作品自觉地融入“主流文化”元素，这是一种积极的面对。

规范、提升演员们的自身素质

出于对二人转演员们自身素质的关注，应当采取必要的积极措施，为二人转演员顺畅地进入主流文化领域创造必要的条件。曲彦斌建议不妨采取诸如中国作协的“作家讲习所”，文联的“文学院”，电影学院的“明星班”，一些大学的“市长班”、“高管班”等方式，由地方党委或政府指定有关文化单位，采取MBA（工商管理硕士）类型兼具速成性质的办学模式，联合高校试办适宜民间艺术明星群体、领军人物的培训机构，为其专门设置课程，并为其开设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等实用课程，同时在“金鸡百花奖”、“山花奖”等相关大奖之外，为民间艺人量身设置一些奖项。

引导成功者珍视发展机遇、爱惜荣誉、反哺社会

少数休闲娱乐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一朝成功便忘乎所以，不知自爱，或是“小富即安”不再创新进取，很快就走向了衰败，明星成为一瞬即逝的流星。曲彦斌认为，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让成功的民间艺人时刻清醒地懂得，根植于“草根文化”的民间艺术始终要保持本色，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根本和发展的可能，就难以可持续发展。特别不应与“高雅艺术”胡乱攀比，要保持艺术本身的受众基础，在符合自身艺术特点和市场需求定位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回报社会、反哺社会，保持作为民间艺术应有的品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本报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 勇）

中新网北京8月26日电 全国政协26日在此间政协礼堂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冯小刚、冯巩、朱军等众委员发言(或书面发言)，直陈文化热点，不乏精彩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当前文化发展中的不良倾向随处可见：传统文化随意商业包装，历史文化随意打造商品，革命文化随意经商赚钱，文化遗产随意商业占用，文艺创作随意低俗媚俗，文化活动随意嘲弄喧嚣。特别是全国范围城市的大拆大建，造成历史遗迹无法挽回的破坏，弄得从南到北所有城市文化形象千人一面，所有城市文化设施千篇一律。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广场、文化标志性建筑等等，以文化产业的名义折腾城市的新游戏正在上演，加上城市文化创作上的盲目，传播中的倾轧，审美时的迷失，出现了种种千奇百怪的“城市文化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出版产业首先是出版的产业，肩负着文化使命和责任，应当坚持挺拔主业……要防止“出版产业壮大了，出版却没了”和“内容产业没内容、文化产业没文化”的现象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导演冯小刚：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这个问题不解决，想要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将是一句空话。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当前的电视娱乐节目，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俱佳的精品之作还太少，充斥荧屏的多是平庸的电视剧，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数量说明不了问题，更诞生不了美……(综艺和娱乐节目)是以“低级的趣味”吸引人，还是应该以“高级的娱乐”引导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比拼刺激和感官愉悦，还是多创精品使人感觉到人生美好与真正的快乐？答案不言自明。因此，对于某些以商业味太浓甚至有低级趣味之嫌的电视节目，应加强政策规范与引导。

全国政协常委、知名相声演员冯巩：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满足程度低，文化生活单调匮乏，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农民工代际转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背景下，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农民工处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之中，自我认同模糊……再比如，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强烈，对文化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但他们较为普遍地感到情感孤独，有的甚至出现心理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文化产业和其它产业一样，依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国企民企不能做到平等对待。比如万达院线是亚洲最大的电影院线，明年将成为全球第五，虽然市场份额远远大过国有企业，但仍然无法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目前国内仅有中影、华夏两家国有企业获得许可进口外国影片。希望有关部门给万达院线影片进口许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同等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不依附于政绩，要不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实践证明，人艺要发展，必须坚守住自己的品味，品质，品格！所有明星们的“回归”，陈道明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肯于“镚子儿不要”地在人艺舞台上连演18场。他们图的是对艺术的追求，向往的是人艺的品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王立平：搞文化产业不能搞跟风、赶潮流，前些时发展动漫产业，真有些轰轰烈烈，全国上百所大专院校都设立了动漫专业。我曾带考察组了解情况，当时学动漫的学生就有40万，绝大多数培养的是技工、制作人才。许多地方向我们介绍动漫产业发展情况，大多是以生产了多少分钟来体现成绩，搞了不少，就是看的人不多，卖不出去，不挣钱。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外宣办原主任赵启正：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完)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研制的中国首架民航机ARJ21(科学网 kexue.com配图)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8月8日消息，随着在世界舞台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的不断强化，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着国际神经。随着中国日前把飞机制造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重点，一些国际视野认为，中国将在航空领域挑战空中巴士、波音的传统霸主地位。

　　最新的朝鲜日报便以《造飞机！中国挑战空巴、波音》关注，中国的航空发展战略。文章认为中国已把飞机制造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重点，将对萌芽中的国内航空制造业提供长期的政府支持，寄望未来能挑战美国波音(Boeing)与欧洲空中巴士 (Airbus)公司的空中霸权。

　　朝鲜日报援引中国媒体报道表示，飞机制造产业的发展立法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明确将飞机产业纳入战略性高科技产业定位和国民经济战略地位，将在发展策略、产业政策与财务各方面，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

　　战略性产业 7000亿巨大市场

　　根据专家估测，中国未来20年对新飞机的需求将近4000架，“支线飞机+干线飞机+大型运输机”市场容量约人民币7000亿元，巨大的市场让未来中国飞机制造业充满想象空间。《上海证券报》4日说，北京政府即将宣布扶持国内飞机制造商的相关新法规，以便国内制造商能在未来20年的中国飞机采购市场上，取得更大的占有率。

　　中国去年宣布，将引导更多资金投入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供更全面的政策支持。针对七个产业的最初规划中，航空航天被划在“高端装备制造”的类别，和高铁同属一个类别。不过，《上海证券报》的报导说，飞机将是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板块”，该文没有提及高铁。

　　文章表示，中国高铁上月在温州发生追撞惨剧以来，京沪线列车经常呈现半空的状态，两地之间的航空机票则相对变得抢手。但也有民众在高铁惊魂未定之余，不敢对飞机制造发展抱以厚望。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在飞机制造方面迄今没有太大成就。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研制的中国首架民航机ARJ21在2008年完成首飞，比原计划已晚了三年。

　　C919挑战空巴320和波音737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还希望借助其C919窄体客机，直接打破空巴与波音在民航业的双头柯断。将与空巴320和波音737直接竞争的C919型飞机，目前仍在研发之中，预定2016年陆续交货给客户使用。《航空周刊》的中国航空业专家皮瑞特说，C919型飞机含有 先进技术，很多还来自国外，但中国商用飞机的制造经验仍嫩，该机的性能“不太可能达到最优”。

　　多数分析师预期，政府的支持将协助该款飞机在中国市场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但海外航空公司将不太愿意采用该机型。此外，北京相关方面估计，在未来20年间，单是中国的商用飞机需求就可能达到4800亿美元，这实在是个庞大的市场，以内需拉动外输，这只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诚然，随着在世界舞台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的不断强化，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着国际神经。但科学网(kexue.com)也希望，中国在科技工业上面的发展尚未进入前列，在确立相关战略发展规划时，一定立足基础，避免纯粹政绩性的大跃进，避免盲目制造眼球效应、饮鸩止渴，才能用科技创造更加舒适和安全的生活。

　　(科学网-kexue.com 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