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9.25—1936.10.19）

编者按

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30周年诞辰，恐怕也是他最安静的一次纪念日。遥想先生的120周年、110周年、100周年……乃至更早的“逢十”诞辰纪念，无不声势浩大，鼓乐喧天。其间的情境反差，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与现实走向的变迁。在鲁迅的战斗性和尖锐性屡受质疑的今天，我们如何重估鲁迅传统的价值？他的思想和美学与我们的当下存在有何关联？我们能否葆储他最珍贵的遗赠，而不将之随风丢弃？我们能否体认他惨淡奋斗的平生，而不逃避自身的困境？基于这些问题，本版特别刊发学者孙郁的纪念文章，并向哺育了我们的130岁的鲁迅先生，献上心中的感激与爱敬。

鲁迅传统是一种失败的文化形态？

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仪式。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古代的传统，也包括现代的传统。近十年来，学界有人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化看成失败的形态。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狭隘的视角，鲁迅的遗产实际上一直在文化的进程里涌动。它与胡适、李大钊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对比，在诸多合力下，推动了新文化的进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文化的根本点上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儒家的秩序被个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革命理论所颠覆，现代性的因素渐渐出现在各种文化符号里。鲁迅的那些鲜活的、带着斗士气和智性的文本，在基本点上偏离了古代文化的主流，代之以人本的、个性的思想。不仅在阶级斗争严酷的过去，他的思想启示了无数的革命人，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鲁迅的那种非物质而张灵明的精神意象，依然被无数知识分子所喜爱。鲁迅当年期待的“立人”、“人国”的世界，还在进行之中，他的话题也相应在进行之中。这个把旧文明吃人的本质还原了的作家，经过一生的挣扎与奋斗，拓展出了一个新文化的路径。

鲁迅思想对人们认识历史中的难题，启发巨大。王学泰讨论游民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就有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某些思路，是带有鲁迅的一些痕迹的；林贤治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在深层是回荡着鲁迅的声音的；钱理群对思想史的思考，是一直以鲁迅的思想为参照的；邵燕祥、蓝英年的写作，细看是流动着五四的激情的。至于美术界，吴冠中、木心、陈丹青对绘画深层领域的顿悟，多少有鲁迅的影子，有时候甚至颇为明显。文坛之外的人们对鲁迅的看重，并不亚于文学界。鲁迅研究不都是现代文学界特有的现象，事实是，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框架里，是无法回避的存在。

但是，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鲁迅的战斗性、尖锐性开始受到质疑，以为把精神生活的宁静打破了。早期喜爱鲁迅的王元化，就不再喜爱那种批判理念，李慎之也由欣赏鲁迅走到怀疑鲁迅的路。中国的一些学人认为，鲁迅对儒学的偏离，从根本点上破坏了文化的品质，要为百年间的非理性文化的泛滥负责。中国文化是摆脱鲁迅还是走进鲁迅抑或改造鲁迅传统而发展，没有一致的看法。如何对待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将其系统化地整理、研究，便显得颇为重要。

应在什么层面继承鲁迅的遗产？

重新审视鲁迅，可以发现他的认知的盲点和历史的局限，比如对一些人物的判断，对域外文化的理解，因材料的限制而表述不周延，他晚年对事物的认识还有简单化的一面。但没有一个中国文人具有如此深切的精神力量，在思想品格、人生境界、审美快感上给人如此丰富的影响力。鲁迅的传播与影响，是自孔夫子以来最大的事件。从此，我们的文化路径，开始转航。人道主义与个人精神，社会大同与温情的梦想，已经深入人心。

　　石家庄9月20日专电（记者白林）记者20日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获悉，唐山市发现了总面积达9万平方米的早商、汉代、金元、明清四个文化时期的遗存。其中，早商时期房址的发现，是继滦县后迁义遗址圆形房址后，近年来冀东地区夏商时期文化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

　　据介绍，这个遗址位于唐山市丰润区王官营镇施家营村。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多个文物部门的联合努力下，历时40多天，对遗址完成了第一阶段揭露面积为625平方米的抢救性挖掘工作。

　　截至目前，这个遗址共发现灰坑21座，房址11座，出土陶、瓷、铜、石等各类标本100余件，包括陶鬲、陶瓮、瓷碗、瓷盘、铜钱、石球等，发现牛、羊、狗、马、猪等兽骨150余件。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峥表示，这个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冀东地区商朝文化和金元时期房址的演变、古代聚落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周围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实物演变资料。

中新网新疆精河9月20日电(记者 孙亭文)和蒙古族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同样也承载着蒙古族文化和历史的蒙古族长调，现在却面临着传唱者不多，而且传唱者多以老年人居多的局面。近年来，新疆多个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州、县投入人力、财力等保护这一文化瑰宝，民间老艺人也开始招徒授课，自发地传承和创新，以冀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长调繁衍生息。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再加上我们自发地在全县招收徒弟，现在精河县的蒙古族长调传唱者开始增多了，有点‘复兴’了。”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蒙古族长调传唱者塔·曲尔东20日如此告诉记者。

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活着蒙古族察哈尔部和土尔扈特部，长调也在这里的草原上代代相传。长调蒙古语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其特点是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更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

塔·曲尔东曾经从政，退休后致力于蒙古族长调的收集和整理，以及组织会唱长调的蒙古族民众收徒授课。“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传下去不行的。”他从2002年开始和当地作家、诗人等收集整理蒙古族长调550余首。

据悉，精河县为保护长调文化，出资30余万元人民币将收集的长调翻译成汉语，首部全面反映精河蒙古族长调的民歌集《十三种毛色骏马》得以付梓印刷，一同出版的还有《马背长歌的记忆》一书。

塔·曲尔东说，现在他组织50余名会唱长调的蒙古族人，在全县16个教学点进行招徒授课，进行长调民歌的传承。“都是自发的，将自己周围的人召集起来，进行教课。小孩子也有、中年人也有，都喜欢学。”

造成长调面临危机的原因是何？精河县文联秘书长陈晓波认为，城市化进程是最大的因素。他认为，现在水泥城市中，很少有人再有闲暇时间来学习和交流长调。他告诉记者，蒙古族长调很多是唱给父母、兄弟姐妹等，由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放牧，唱长调也就成了一种亲情纽带。

塔·曲尔东对此表示认同。他还认为，长调的传承也需要创新，需要注入新的血液，不能死守着老祖先流传下来的那些长调，还需要新的长调出现，创作长调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据悉，他已经创作了17首长调。

其实不仅仅是在精河县蒙古族长调面临危机，在新疆博湖县、和硕县等蒙古族聚集地，记者见到长调的传唱者大多在50岁以上，年轻人很少。但好在各地政府开始行动进行保护。近年来，博湖县文化馆在全县范围内共收集“蒙古族长调”共200多首，录制民间艺人演唱的“蒙古族长调”磁带4盘；和硕县举办着蒙古族长调等蒙古族文化遗产传承培训班。

塔·曲尔东说，现在精河县的蒙古族长调越来越受到关注，传唱的人也开始增多了，希望长调还能代代传唱下去。

被命名"掌声"的蓝色玫瑰

　　科学网(kexue.com)讯 玫瑰总是呈现红色或白色，然而在美国市场，红白玫瑰可能就要变成陪衬了，因为蓝色的玫瑰在这个秋天终于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了，并将逐渐登陆各国。今年的11月初就会陆续登陆各地区指定的花店。

　　蓝色玫瑰被命名为"掌声"，蓝色的玫瑰的是利用基因改造合成染料而研发的，而且它有可能会变色为紫色，它是近些年来科学发现的最接近蓝色玫瑰的。

　　此后，在日本便开始出售蓝色玫瑰，每支的价格在15-20英镑，它们有非常特殊严格的场合要求。

　　在日本研发出来之前蓝色玫瑰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蓝色玫瑰被赋予了神话般的色彩。确实，在一些文化中，花朵象征着不可能，它们也可以经常代表帝王的尊严与荣耀。

　　蓝色玫瑰在各类文化中也经常被提到，Rudyard Kipling就曾写诗赞颂，在日本漫画里也是重要元素。(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Laura Facey's "Redemption Song" sculpture

近日，牙买加国家画廊总监Veerle Poupeye说：“配音诗人Mutabaruka曾表示我们很有必要从公共贡献的角度，去思考‘Redemption Song’这座雕像中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这座雕像表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赤裸裸地站在一潭水中，他们同时抬头向上看，象征了从奴隶制度中的精神解放；但是这个‘男人’在面对异性的裸体时，居然没有任何生理反应。”

在公共场所创作艺术品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不仅要使作品的受众易于理解，还要表现出作品对其周围事物的敏感，并且考虑到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这种敏感性需要比平常更加敏锐，因为一件艺术品的相关情况通常是模糊不清的。由于失业、医疗保健的缺失、政治动荡等这样的基本社会问题需要被纳入观众的精神状态中，因而观众对一件艺术品的反应通常是无法预测的。

2003年，牙买加艺术家Laura Facey从16名候选人中被挑选出来，为金斯顿解放公园（Emancipation Park）创作一件公共雕塑。这件雕塑被命名为“Redemption Song”——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座雕像。它的意象十分简单：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站在水中抬头望天。作为对解放运动的纪念，这位艺术家的本意是表现团结精神以及从奴隶制度中获得自由。从表面上来看，这座雕像似乎不会引起道德或是文化上的异议，但考虑到牙买加自身的文化背景，对这件作品的理解瞬间变得复杂起来。“Redemption Song”被安置到公园不久，就受到了许多非议，人们质疑它对表现“解放”这个概念的能力。不仅如此，Mutabaruka对其忽略了男子气概的抱怨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Carolyn Cooper教授在她的文章“Enslaved in Stereotype: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Post-Independence Jamaica”中对这件雕塑的种族立场提出了质疑：“这座雕像似乎是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再刻画。”而牙买加国家画廊的首席策展人David Boxer对这座雕像遭遇的异议此作出了回应：“我看到了两个人，两个黑人，一男一女，他们站在‘治疗之泉’中。他们抬头看向天空，祈祷着——是的，这是一种祈祷。这件作品是对万能的上帝的赞歌。”

“一个女孩儿经常周三去邮局寄信，被亲切地称为‘星期三女孩’，有一天她又去寄信，邮递员说：‘这样的信没有办法投递，因为没有收件人的地址。’这时候，女孩子说……（请续写）”

这是一道源自汉语能力测试体验版五级的考题。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称，从今年10月起，一项针对国人的汉语水平测试（HNC）将在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等地试点，此前，HNC已在北京、湖南等地开展多次试测。据介绍，汉语能力测试考查听、说、读、写四方面的综合能力，类似于英语四六级考试，也分为六级，对不同要求的人群采取不同等级的考试。将来，一些职业可能会将该考试结果作为职业标准。

对于这项新出台的考试制度，网友质疑声不断：“以前戏言要用周杰伦的歌做考老外的汉语试题，现在汉语考试终于盼来了竟然是考国人的，有这个必要吗？”

专家拍砖：“标准化”失去的是文化多样性

为何推出这项针对母语能力的测试？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解释说，近年来，社会上普遍存在“外语热，母语冷”的现象，还有汉语欧化、网络语言不规范等语言现象。对此，教育部考试中心受教育部、国家语委委托，历时3年完成了“汉语能力测试”的研制，希望能够“以考促学，以评促学，推进汉语学习和应用”，以遏制国人提笔忘字、满口洋文、淡漠汉语的现象，复兴传承数千年的母语文化。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陶寰对此很不认同，他说：“说话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天赋能力，不需要通过测试来证明，因为这不是一个职业的标准。难道你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就不是合格的中国人了？”他的观点是，不应该把语言当成工具，当成一种可以通过流水线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有专家认为这虽然无关“是不是合格的中国人”，但用考试这种方式强调国人的“普通话”能力太硬性、太形式主义，这种方式无论出发点有多好，都不是真正复兴母语的最佳选择。

公众担忧：没事找事，弄个考试，劳民伤财

“汉语能力测试”来得相当突然，仿佛刚出现在大众视野内，就立马试点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编写的专家告诉记者：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委的职能，调不调查，商不商量，征不征询大众或专家的意见，起到的“阻尼”作用甚是轻微。

但这项测试即将出台的消息还是在公众中引起了惊讶和质疑。“（这个考试）太刻板太形式化了，（母语）用得上用考试来规范吗？”“汉语四六级——给老外考就好了，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需要通过考试的渠道，那会变质的！”“汉语水平测试的初衷，应该是引起全社会对母语的重视，可语言是通过文章与思想来彰显魅力的，汉语最重要的是汉语有文法上的美感，不是通过考试就能考出来的。”同时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该考试所带来报名费、教辅费等的“附加值”，称“映入眼帘的是呼之欲出的利益链”。

人们之所以反感这项测试，还因为逻辑上的想不通。华东理工大学一位大三学生小蕾说：“的确，‘汉语欧化’、‘网络词汇入侵’之类的现象在我国存在已久，这样看来汉语考试的实行似乎意义重大。但是说到底，这些都无法动摇扎根于国民心中的整个汉语文化体系。母语文化的逐渐缺失，真正还是源于现行教育制度的偏颇和‘考证’模式的独大。在考试经济的大背景下，试图用另一场考试去矫正某种意义上跑偏了的语文教学，其最有可能的结果也就是使其沦为功利工具。”已经有人描绘出了未来的商机：母语词汇基础班、母语考试强化班、母语考试冲刺、母语考试押题班……

“汉语能力测试”究竟是复兴母语的出路还是死路，也许会像网友皓月梧桐所描述的那样：“一老奶奶上公交车，说自己的‘老年证’忘记带了，60岁老人是免票的。老人拿出身份证显示1935年出生。售票员很不屑，没有‘老年证’就不是老人，快买票。以后会不会汉语说得再好也不行，没有证就不算会说话。”

考个证，证明自己会说话，你准备好了没有？

8月30日，《弟子规》大讲堂落户山西太原，中国著名学者钱文忠教授声情并茂得向现场民众解读《弟子规》。中新网发 韦亮 摄

中新网太原8月30日电(吕玮)“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远远不够，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底线在迅速崩塌。”30日，中华优秀文化《弟子规》大讲堂落户仪式在太原举行，国内知名学者钱文忠此间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文化，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钱文忠不是第一次来山西，对山西抱有一份感情。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能走遍山西，但是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实现。我的祖宗生活在太湖流域已经35代了，但是，家谱上记载，我们家是从山西迁过去的。

山西是《弟子规》的产生地，在中国的真正普及只有10年时间，其传承有着特殊的轨迹。“作为煤炭大省，山西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提供物质资源。几千年的文明发扬中，也为这个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对于学习《弟子规》，钱文忠说：“《弟子规》出自山西，并非偶然，这与三晋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儒家提倡修身，从日常的小事做起，《弟子规》也是从高处着眼，低处着手”。

他认为，《弟子规》所讲的就是做人的规矩，它需要我们全民都来学习。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文化落地为一种生活中的文明意识。

“《弟子规》具有普世价值，没有一句封建糟粕。现代缺乏良好的风气，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就是孕育真善美的源泉。”钱文忠说。

钱文忠说，虽然《弟子规》引人向善，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是对《弟子规》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还远远不够。中国人站在人群中，感觉孤立、默然，内心空虚，没有支撑。

“其实，中国人的内心对传统文化都有一种危机感，许多中国人除了物质追求以外，已经开始关心自己的精神世界。”钱文忠说。(完)

中新网8月29日电 由著名学者、“金学”研究专家陈东有编撰的长篇小说力作《金瓶梅人物榜》系列——《西门大官人》、《潘金莲与李瓶儿》及《傲婢春梅》三卷，日前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版权同时输出至台湾新潮社。

作为对小说《金瓶梅》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陈东有认为，《金瓶梅》是一本值得当代中国人仔细、全面阅读的传统小说。小说一有“经济味”， 故事背景提供翔实的明清社会商业描写；二有“道德味” ，告诫人们要远离“酒色财气”；三有“哲学味”， 整部小说都在阐释人类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多年潜心钻研，学术专攻，陈东有完成了对《金瓶梅》一书的全新解读。《金瓶梅人物榜》系列中的《西门大官人》、《潘金莲与李瓶儿》及《傲婢春梅》是姊妹篇，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金瓶梅》人物群像。《西门大官人》主要通过西门庆在商场、官场和其他社会舞台上的故事，展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时代话剧。《潘金莲与李瓶儿》通过潘金莲、李瓶儿两位女性的命运故事，讲述西门庆的家事和各妻妾之间的情事，喜怒哀乐、幽怨闲愁、勾心斗角、心狠手辣、天伦之亲、利益相争，一一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傲婢春梅》主要通过潘金莲的贴身丫环春梅一生的命运轨迹，讲述西门庆家中主奴之间的恩怨情仇，生动描画出他们的种种心态、言行和悲欢离合，并叙演了全书的大结局。作者以探索性的编写，集中描述了《金瓶梅》中几位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情感、欲望，以冷峻之笔及当代视角剖析了人物命运，对当今读者了解千古奇书《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以及其他社会价值有着切实有效的帮助。

陈东有为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87年开始研究《金瓶梅》。他先后出版专著《——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文化研究》《——诗词文化鉴析》和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与社会经济变迁关系的专著《人欲的解放——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大众审美》；发表了《与运河经济文化》《论独特的艺术思维指向》《的二律背反及其艺术思维》《对理学和宗教的选择》《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的非小说意味》等众多论文，为国内著名的“金学”研究专家。

据介绍，陈东有的《金瓶梅》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经济文化即社会经济发展史与社会变迁的层面和角度来研究《金瓶梅》，努力探讨文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性，并由此发掘小说的内涵与价值，1989年他开始提出“《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这一观点。二是注重《金瓶梅》的文学理论研究，把“艺术思维指向”这一理论界的新论引到“金学”的研究中来。三是积极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形式，引导普通读者读好《金瓶梅》一书。

张铁志

广州畅谈“台湾文艺青年与知识青年”

台湾作家、时评人张铁志近年常出现在大陆的各种讲座论坛，而去年在大陆出版的《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两书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日前，张铁志应南国书香节邀请，与台湾作家骆以军在广州学而优书店带来一场“我们这一代台湾文艺青年与知识青年”的对谈，探讨这个“经验匮乏的世代”的“年轻外省人”经历过的台湾变化对各自创作的影响。讲座后，张铁志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谈及他所爱的摇滚，他对台湾文化现状的看法及搭建两岸文化桥梁的愿望。

在张铁志于内地出版的仅有的两本书中，“愤怒”、“噪音”等字眼让他看起来像是个悲愤、黑色的“摇滚青年”，而事实上，张铁志已人到中年，他的文字犀利中带着冷静，摇滚吸引他的无非是一种不灭的热情，“这种热情非常重要，它使我心中还有一把火，还不肯服老，同时也给我一种面对世界，甚至想要改变它的动力。”他所了解的摇滚也并非大众眼前所见的疯狂和扮酷，“现在有一种愤怒是虚无的，它们就是一种姿态，骂几句脏话，好像这样就愤怒了，很有反叛的姿态。而我要挑战的就是这种空洞的反叛，真正的反叛应该是去做实事，去参与环保、关注贫穷、反对全球化等，对我来说，这个才叫酷。”张铁志这一趟大陆之行，七天走了五个城市，他毫不疲倦地穿梭其中，在不同的讲座和论坛中发声，讲他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台湾，推荐他所喜欢的台湾文化和作家，“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虽然很小，但其实是有内在的丰富性的。它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很多不同时代的创作者……”

对话 文字在台湾非常不值钱

新快报：骆以军讲过，在台湾没有办法用稿费养活自己，其实现在文学在台湾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铁志：台湾是一个文字非常不值钱的地方，现在文章在报纸的稿费和20年前是一样的，一千字就300元到600元人民币，20多年都没有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可以过得不错，现在就活不下去了，这是文字极度贬值的时代。像我这样写时评的可能还好一点，但台湾副刊基本都是纯文学的，是文学青年主要的发表园地，这种稿费就更低。

新快报：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极度贬值呢？

张铁志：不重视是一方面吧。台湾的报纸是很少有书评版的，现在只剩下《中国时报》有，但是它的书评版也是越来越边缘，张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的报纸都很羡慕，这里几乎每种报纸都有书评版、阅读周刊等。另外，这可能是跟过去20年经济发展之后的过度商业化也有关系。但我不觉得这个能反映台湾的文化，而是台湾媒体的恶性竞争，视野窄小造成的，所以，只看台湾媒体，是不能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深度的。

新快报：那你觉得台湾文化的深度在哪里？

张铁志：文学上，从白先勇那时候开始做现代文学杂志，然后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接受不同的事物，尝试不同的方式，接下来是从现代到后现代，不同的实验写作方式。从更广义的方面来说，台湾的文化真正扎根是7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政治开始有一点点的开放，一些文化运动开始出现了，80年代更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年轻人在搞独立的艺术创作，办一些独立音乐刊物和文学刊物，可以有空间发表自己的音乐和诗歌。

新快报：在台湾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人多吗？

张铁志：挺多。我和骆以军也经常谈，我们特别希望台湾有更多的新一代小说家能进入大陆的视野。其实台湾现在有一批很好的70后已经出来了，在台湾也拿了一些奖，但是目前还没有进入大陆的视野，我觉得应该快了吧。大陆的商业市场是很厉害的，今年的台北书展有好多的大陆出版社都去了。

新快报：有统计数据说大陆的80后作家加起来有3000多位，但是港台的80后作家似乎有点“出不来”？

张铁志：3000多人应该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港台也有很多优秀的80后作家已经冒出来，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这就讲到彼此的局限。其实台湾对大陆的小说也非常不了解，没有人知道笛安是谁，韩寒的小说根本不能卖，郭敬明的小说完全没人看。同样的，大陆对台湾也是不了解，大家都是看到最上面的一线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那几位。所以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想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因为现在的文化交流看起来很多，但还是比较浅，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东西没有看到。

中新网北京8月26日电 全国政协26日在此间政协礼堂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冯小刚、冯巩、朱军等众委员发言(或书面发言)，直陈文化热点，不乏精彩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当前文化发展中的不良倾向随处可见：传统文化随意商业包装，历史文化随意打造商品，革命文化随意经商赚钱，文化遗产随意商业占用，文艺创作随意低俗媚俗，文化活动随意嘲弄喧嚣。特别是全国范围城市的大拆大建，造成历史遗迹无法挽回的破坏，弄得从南到北所有城市文化形象千人一面，所有城市文化设施千篇一律。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广场、文化标志性建筑等等，以文化产业的名义折腾城市的新游戏正在上演，加上城市文化创作上的盲目，传播中的倾轧，审美时的迷失，出现了种种千奇百怪的“城市文化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出版产业首先是出版的产业，肩负着文化使命和责任，应当坚持挺拔主业……要防止“出版产业壮大了，出版却没了”和“内容产业没内容、文化产业没文化”的现象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导演冯小刚：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这个问题不解决，想要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将是一句空话。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当前的电视娱乐节目，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俱佳的精品之作还太少，充斥荧屏的多是平庸的电视剧，甚至低俗的娱乐节目。数量说明不了问题，更诞生不了美……(综艺和娱乐节目)是以“低级的趣味”吸引人，还是应该以“高级的娱乐”引导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比拼刺激和感官愉悦，还是多创精品使人感觉到人生美好与真正的快乐？答案不言自明。因此，对于某些以商业味太浓甚至有低级趣味之嫌的电视节目，应加强政策规范与引导。

全国政协常委、知名相声演员冯巩：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满足程度低，文化生活单调匮乏，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农民工代际转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背景下，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农民工处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之中，自我认同模糊……再比如，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强烈，对文化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但他们较为普遍地感到情感孤独，有的甚至出现心理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文化产业和其它产业一样，依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国企民企不能做到平等对待。比如万达院线是亚洲最大的电影院线，明年将成为全球第五，虽然市场份额远远大过国有企业，但仍然无法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目前国内仅有中影、华夏两家国有企业获得许可进口外国影片。希望有关部门给万达院线影片进口许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同等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不依附于政绩，要不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实践证明，人艺要发展，必须坚守住自己的品味，品质，品格！所有明星们的“回归”，陈道明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肯于“镚子儿不要”地在人艺舞台上连演18场。他们图的是对艺术的追求，向往的是人艺的品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王立平：搞文化产业不能搞跟风、赶潮流，前些时发展动漫产业，真有些轰轰烈烈，全国上百所大专院校都设立了动漫专业。我曾带考察组了解情况，当时学动漫的学生就有40万，绝大多数培养的是技工、制作人才。许多地方向我们介绍动漫产业发展情况，大多是以生产了多少分钟来体现成绩，搞了不少，就是看的人不多，卖不出去，不挣钱。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外宣办原主任赵启正：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