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雕塑遭遇另类解读）

美术雕塑，给人的感觉是文化，是高雅。漳州财贸学校就有很多雕塑。但最近该校一座雕塑却被解读得不高雅，少女读书，手捧鸽子，被一些学生说成了“读书顶个鸟用”，甚至还上了微博，让校方很无语。

不过，有网友戏称，如此解读是不雅，但总不能只允许艺术家这么创作，却不让学生这么发挥想象力吧？

有人突发奇想

这座雕塑坐落在礼堂旁边，造型是一名少女跪坐着，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外一只手则托起一只鸽子。昨日上午，该校学生小林告诉导报记者，一开始大家觉得这雕塑很平常，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前不久有人突发奇想，说这就像一个女孩在读书，并“顶起”一只鸟，就俏皮地开起玩笑，说雕塑的创意原来是“读书顶个鸟用”，没想到就这么传开了。

不过，几名学生对导报记者说，自己并没有听过这么一说，但是听完介绍，都笑了起来。一名学生连连说：“有创意，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蛮有想象力的”

这个段子上了微博后，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现阶段，“读书贵，就业难”，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中流传了新 “读书无用论”，漳州财校学生之所以会传起这些话，可能是学生有厌学情绪，或者受这种论调影响。

“看到这么一个雕像，就联想起来，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些学生还是蛮有想象力的，这跟前些年有个雕像一只手托地球，被人家说成读书顶个球一样。”一位受访网友则如此说。

但也有网友对雕塑本身提出质疑，认为艺术给人宽广的想象空间，创作者当初也应该想到这一点，“总不能只允许艺术家这么创作，却不让学生这么发挥想象力吧”？

“怎么能说无用呢”

对于这个说法，漳州财校办公室陈主任很无语。陈主任介绍，这座雕塑是2000年左右，学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建起来的，其寓意是通过学习可以翱翔在自由的蓝天。学生如此解读，是受网络草根文化的影响，制造出一些歪话和疯话。

昨日下午，漳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导报记者，从这个雕像本身传出这么多疯话，可以见微知著，学校应该多辅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念。

“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教人学会如何生活，如何做人，怎么能说无用呢？”该教师最后说。

学者梁文道

●英国从来没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学英文，学到英文是套工具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多少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

●香港在变，香港在重新怀疑过去，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

●香港以前的年轻人说是政治冷感，只想赚钱。但今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性却浓烈过以前任何一代。

梁文道谈香港，似乎已是老话题。但梁文道在“反蝗虫”事件后谈“重新认识南方，重新认识香港”，却让人不得不驻足。上周六，近千观众挤满方所。讲座晚上七点半开始，梁文道一路追溯“南方海洋中国”的变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而过去的一百年，南方海洋中国向北方重新输入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想法，构成一浪又一浪的冲击。至于香港的“反蝗虫”等事件，梁文道联系到香港最近谣传内地人来拐卖香港儿童时说，“纳粹兴起前，德国也谣传他们的纯种小孩被日耳曼人掠夺去了，这背后的心理便是社会受到了威胁”。

2008年，梁文道写下《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自白》，为香港回归十周年建言，如今，又过去了四年。演讲结束后，他与南都记者谈到了香港的今天。

香港的价值观

南都：讲座中提到香港殖民和反殖民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何理解殖民文化？

梁文道：这个东西在香港从来没有被认真梳理过。我觉得殖民文化远比一般人所讲的复杂，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就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被教育成了要认同殖民国，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被殖民者非常钦佩、崇敬、仰望殖民者；我们都以为殖民文化的意思就是殖民者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带来本地，使得本地的这个文化彻底地被改造，乃至于接近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这三点都是错误的。

香港人不认同自己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国民的身份，有趣的是英国人也不想你这么认同，这是香港非常独特的地方。香港属于后殖民地时期，当初在威海，英国人来了之后首先建了一个大型建筑，这个公共建筑就是法院，这是告诉当地人，我们英国人的统治靠的是这个，就是法院。你不要说我来欺负你，我来压迫你，我给你讲法的。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难来的，但他也不愿意认同这个殖民族，他认同一种文化中国的概念，而且这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可以表达得非常极端，甚至激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李小龙到霍元甲，香港拍的一切武打片、武侠片我们不要忘记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就是中国人用功夫打鬼佬。香港导演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中国就是功夫。一套传统文化神秘的，对付你们这帮船坚炮利，真枪子弹，所以香港人是这样的状态。

第二点，我们以为他会仰慕西方殖民者，在香港我们有部分人会认为今天英文讲得好，很是一回事，的确我承认在这点上香港被内置了一套关于语言的价值观，觉得英文是最好的。英国从来没有刻意同化香港，所以香港人学英文，学到英文是套工具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多少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相反你看印度这样的地方出很多英文很好的作家，因为对他们来讲英文不只是个工具，而是文化跟思考的一部分，是高雅文化。但在香港我们用中文，我们为什么需要用英文来写文学呢？所以你写创作文学的头号选择就是你自己的语文。

最后，殖民时期香港的教育教学生中国历史，但是仿佛把它当成别的国家历史来教。而英国历史他根本不教，他没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没有教你要好好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包括忠诚、牺牲、爱国、荣誉。那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教育，全世界不会有的。因为所有国家的教育再怎么自由它都有一个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论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东西。英国的殖民造成了这个状况，而且英国人有心有力或者是无心无力地推动了香港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挂帅的倾向。而且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套连英国都不会永远实现的制度———所谓“放任经济”。这些东西围绕起来就构成了香港的价值观。

年轻人在改变香港

南都：2008年，你写《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如今是否有些许变化？

梁文道：我想讲，最近几年变了，这个变我觉得就是香港的年青一代非常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横向联结。这是因为“九七”后香港面对过好几次大型的政治、经济的危机，比如说“非典”等，这么多事件，加上香港本土越来越拉大了贫富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问香港到底是什么？香港是谁的香港？

香港在变，香港在重新怀疑过去，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香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主力就是这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成功模式是现实的，那个模式是上一辈的人或者我这代人好好努力念书，好好工作、努力往上爬，你有机会又聪明迟早有一天你能上到社会最顶端。做不了李嘉诚，都做李嘉诚之二、二副手这样的。有一个社会流动的阶梯，很清楚的。但现在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就算有他也不想这么走。他们觉得不可能，你上不去了，它已经形成一个垄断的差距拉大的格局。然后对于政治也是一样，香港以前的年轻人说是政治冷感，只想赚钱。但今天香港年轻人的政治性却浓烈过以前任何一代。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他们会有很多横向的联结，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现有好多艺术家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今天在香港你从事文化创作就等于意味着你必须要参加社会运动，在年青一代身上，他们整个途径变了，在香港这几年我看到最正面跟积极的变化就是说香港年青一代很有朝气，很有希望，不知道前途如何，乐不乐观，但他们想改变香港。

我该打的仗已经打过了

南都：你自身的感受呢？

梁文道：我那时候的悲观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香港政府跟社会，跟经济体制的不满，我觉得这个体制对文化从来不友善，从来不帮忙，非常糟。而且我是有对比的，因为我曾经有十几年时间写很多谈文化政策的东西，我跟朋友们的那些谈论，甚至已经影响了台湾，而香港是寸步难进；第二我是觉得香港这个地方的文化人不必要再混在香港这个地方，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悲观的事情，我在想象一种新的空间概念。

过去香港作家，总会觉得我就是香港作家，他很少想到我可以是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作家。就等于苏童他不会说我只是南京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他是住在南京的中国作家。我换这样的想法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住在香港、写香港，但是舞台或者整个心里面想的那个空间概念是扩及到整个中国的。为什么不行呢？谁规定说纽约作家只能是纽约作家，或者巴黎导演只能是巴黎导演，却不能是法国导演那不是很奇怪吗？

过去，我看很多电影奖或者杂志选中国最了不起的十个导演，一个台湾人跟香港人都没有，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侯孝贤、王家卫就一定比不上冯小刚呢？不是，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把你算进去。所以我那篇文章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算进去。我们要进入那个世界，但同时我也表达对香港整个主流体制的不满，那种对它的愤怒。

我觉得今天情况没有变，香港的政府、商界对文化的态度有一点点的进步，但其实不是太明显。真正比较有希望的其实还是什么呢？底下的市民百姓。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变化，他们开出一片新天地。但是这也恰恰证明了我当年常讲的一样事情，我觉得我能够为香港文化界做的事已经做完了，我想不到我还能做什么，我尽力了。我该打的仗我打过了，那接下来该是下一代人去做。果然他们做到了我们当年做不到的事情，想到了我们当年想不到的事情。

核心提示：对于内地电视创作者们来说，中国古典名著经常会充当拯救他们创作灵感的英雄，帮助他们走向新的创作高峰，即使是恶搞、穿越，违背历史、原著。最近，新《西游记》在各大卫视播出，在观众网友的骂声中其收视不减。作家王蒙对此认为，文化产品的市场效应和文化产品的质量之间，存在着奇怪的关系。质量不佳的文化产品往往会赢得高的收视率，这只能证明内地文化在走向浅薄化空心化。

王蒙：内地文化浅薄化空心化

凤凰卫视3月19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王老师经常看看电视剧是吗？

王蒙：有看。

窦文涛：还曾经跟我们在这里评论过一些抗战题材。

王蒙：间谍，间谍。

窦文涛：间谍。

王蒙：反间谍，谍战片。

窦文涛：谍战片。

查建英：对。

窦文涛：那这个改编四大名著看没看？

王蒙：多少接触一点。

窦文涛：最近新《西游记》看出了吗？很火呀，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啊，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呢，大家要是说不好啊，它收视率还更高。

查建英：对。

窦文涛：这成了一个就是说看这个电视剧啊，有的时候都已经在其次了，聊这个电视剧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娱乐。

查建英：甚至都说有他们自己内部的做公关的人，自己出来骂骂，在网上，自己拍砖引人注意。

窦文涛：他们有调查说现在在门户网站上面，聊一个电视剧的聊，增加7%的话，它的收视率就能提高1%，都有人灌出来。

王蒙：这也可能，因为不光电视剧有这个现象，像那个那叫什么枪，三枪传奇什么玩意儿。

窦文涛：《三枪拍案惊奇》。

查建英：张艺谋那个。

王蒙：那个就到处都骂，但是它的票房很高，可能比《金陵十三钗》还高。

窦文涛：是吗？

王蒙：因为它热闹。

查建英：那个是热闹，颜色又好，又有什么男不男，女不女的。

王蒙：对它有小沈阳。

查建英：对。

王蒙：有闫妮，有赵本山。

查建英：没错。

王蒙：它就正是那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文化产品的市场效应和这个文化产品它这个质量之间，有时候你很怪这个关系。

窦文涛：真的很怪。

王蒙：有时候是越好越吸引人，有时候一边骂一边看，它解闷吧，或者是，可能我也只能这么解释。

查建英：这种快餐不是从来就是，从来就是大众市场啊，你做的越糙，越能这个，就是普及啊，更多的人更喜欢这味，你做的太精致了，不就成了小片了嘛。

窦文涛：那不是。

查建英：成了文艺片了。

窦文涛：我倒觉着呢，美国文化市场还是比较有正气，基本上说，就是说好莱坞大片。

查建英：大片有大片的样子。

窦文涛：全世界最高的，《阿凡达》基本上这是不错的。

王蒙：你看好莱坞的烂片呢，你要看见一个烂片，也照样能把你气疯了，我跟你说。

窦文涛：对，但它烂片就不挣钱啊，它是符合逻辑的。

查建英：对，它这个文化工业比较成熟，它有一套这个。

王蒙：我是觉得咱们现在中国文化消费面临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过去来说吧，文化咱们首先是认为意识形态。

窦文涛：对。

王蒙：是对人民的教育，那么现在呢，从现在从官方的文件来说，首先提的是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那文化需要当然有消费的需要，甚至你要问老百姓的需要，它首先是消费的需要，它不是说我通过这个提高觉悟，通过这个我要学到多少东西，能够拿上什么文凭，它不是，它是消费的需要。这种消费的需要呢又直接影响到这个文化生产的从业人员的利益，这可不得了啊，按百分比抽的话，那还了得了。

窦文涛：没错。

王蒙：你比如说我们写作的人，一本书，你说我写的烂也罢，我卖了100万份，100万册，100万册我一本书我得三块钱的这个。

查建英：本税。

王蒙：那就是300万嘛，相反的，我这书别人都说写的好，我就卖它3000册，你能怎么办呢？

查建英：对。

王蒙：所以它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计较，就是怎么吸引眼球。

窦文涛：对。

王蒙：你先吸引了它的眼球再说，因为你眼球要过了你就得交钱。你这个看电视呢，你眼球一过了，它收视率就上去了，收视率上去，咱们这有统计收视率的，而且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吧。

窦文涛：是吗？

王蒙：统计节目的是美国一家公司帮着咱们，帮着我们伟大祖国来统计这个收视率，而且还挺科学的一套方法。你收视率高了，你就有广告，就有干嘛。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到人们一种特别浅薄化，还有空心化，就挺热闹，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留不下，这种东西越来越多。

窦文涛：而且甚至我也觉得啊，过去王老师也讲过，说言论的自由化必将带来言论的贬值。我现在把您这理论推广一步，我现在觉得咱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是个所有东西都被摊薄的时候。

王蒙：对了，讲的好，讲的好。

窦文涛：比方说我看，近些年我看演员我总觉得这演技啊，一个个也越来越不敢恭维，好的演员啊，包括作家，或者从事各种各样行业的人，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干的事太多了。

查建英：对，出产量都在增长。

窦文涛：就是说人的能量就这么大，我聚焦在做一个杯子上，那它就是一个绝世精品。可我要做一千个杯子，那它就是个大陆货，这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所以好像一切都被摊薄。

王蒙：你这个发现太正确了，为什么现在它产品多呀，量多呀，是不是？你说这个电视的影视，声像节目，音像节目，有多少个一天在那播啊，咱们不是演员，如果是演员的话，你要又能演红的话，你有多少戏等着你拍呀。比如说出书，过去出一本书容易吗？就1949到1966，到文化大革命，每年出书是大概不到11本，十点几本，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出来了，长篇小说，现在长篇小说一年出一千部左右，加上网上据说还有两千部，那就是一年三千部长篇小说。

【张剑峰】终南文化行者，2008年于终南山下创办《问道》丛书并发起创建传统文化传习基地--终南草堂，著有《寻访终南山隐士》一书。

一个真正向往桃源的人，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有山水，成为一个隐士犹如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个人都愿意选择让自己和周围人更加自在喜悦的心态来生活。他们住在山中之所以可以这样明净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参悟了生命的真谛。

张剑峰：内心有山水，桃源则得矣

采访王颖娇口述张剑锋

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几年以前无意中看到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关于在中国寻访隐士的书《空谷幽兰》，一口气读完，我内心震撼了，那些文字像一道闪电，梦然照亮了我的生活。那些隐居者的生活正是我向往的，他们的家园就像我久违的家，而那本书中所提到的隐士大部分就住在距离我生活的城市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这本书使我既悲又喜，悲的是我们的文化要一个异国人来指引，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陌生又不自信，喜的是有这个机缘使“隐士”这个被忽略已久的文化开始显露，自古以来隐士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那些隐逸在山里的人，崇尚道德，过着朴素的生活，活得智慧而有尊严。虽然他们有的甚至像原始人一样住在山洞里，也许在一部分都市人眼中他们可怜如乞丐，但他们大多数都很愉悦，是那种因为远离了欲望而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对生命自身的喜悦。他们很少依赖固定的经济来源，住在山中自己种菜，他们可以吃得很少，或者阶段性的不吃，有时候甚至有野菜和松树叶子就够了。

寻访隐士的过程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什么是“道”？其实就是作为人对于真我的探寻，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生活的认知和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方式。我从隐士们那里获得的东西使我犹如重生，在山中我看到很多隐居者从来不锁门的，他们对每一个人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古老而朴素的传统美德，我认为那是全人类都渴望的生活方式。

不可能都去追求速度的生活

一个真正向往桃源的人，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有山水，这样的人成为一个隐士犹如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古代，功成身退名遂是天之道，每一个有智慧的人都会这样选择，基本上没有哪个伟大杰出的人是在繁华中走到生命尽头的。古代有品德的那些人得意的时候会归隐，失意的时候也会归隐，汉宰相张良功成归隐，陶渊明失意归隐田园，他们都是著名的隐士，《易经》中既有“潜龙”也有“飞龙”，我们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文化人格中一直体现着龙的特性：龙小可以藏于芥子，大只能见首不见尾，隐士自古以来被称谓人中龙凤，老子就是最著名的人中龙。

当全球范围内不是物质匮乏而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已经到了最危险程度的时候，隐士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值得都市人反思。隐居者对于物质的依赖很少，他们热爱自然，不会造成自然的破坏，他们虽然不创造物质但也没有给物质社会带来危害。更重要的是，隐士们保留着一种即将消失的美德，这些美德正是我们缺失的。不谈物质和精神的话，隐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极其普通，它是人对生活追求所呈现的一种自然状态，生活方式本来就应该多元化，不可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拥挤到城市中去追求速度的生活。

穿越得失，笑看云卷云舒

如果将隐士和我们都市中大多数人对照，就会发现大多数都市人容易患得患失，焦虑。即使成功了，却未必真正幸福，而隐士们的目光会穿越得失，悠然地喝茶，听风，笑看云卷云舒。生活的意义不会绑定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上，大多数隐士要做的就是如果心灵上有灰尘，那么就时刻洗涤灰尘，给生活中的人和事物更多微笑。

自古以来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最理想主要看人们生活的整体环境和人的精神气质，我们之所以向往汉唐时期，提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那是一段精神和物质结合得接近完美的时期，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感叹人心不古，是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只有道德社会才是符合人性，并且使人们能更多获得幸福感。

之所以我们开始反思或者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那是我们不小心走了极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讲“中”，我们的民族也是“中华”，可是我们却一度被现象迷失了，在追逐物质和科技文明的路上一路狂奔无法停下来，尽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失控的马车会很危险。

一切事物达到良好状态都离不开平衡，现代的两种力量一个是加速向前，一个是慢下来，这两种力量在相互较劲，我们需要争取更多人加入到平衡正在失衡的力量中去，这必然会成为一种主流，但确实需要我们具体去做。

“诗意地活着是诗人的理想。外界人际关系越复杂，心灵空间越小，我宁愿寂寞地活着。”台湾诗人洛夫昨天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讲座。乡音未改的洛夫说，今天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但又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

追求精神家园

洛夫的代表作之一《边界望乡》中写道:“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记者问他，这内伤如今可痊愈了？洛夫说，乡愁有小乡愁和大乡愁之分，小乡愁指的是对父母兄弟的牵挂，对童年的回忆，而大乡愁则是文化概念，这对诗人非常重要，“大乡愁很难治，因为人事全非，没办法回到过去，要解这份文化乡愁唯一的办法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力量，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诗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其实正在追求永恒性的精神家园，在‘有家归不得’的苦闷里，以此来代替朝思暮想的故乡。”现在，他经常来中国大陆，上个月，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诗书手稿捐赠给了家乡衡阳，当地将建洛夫文学馆。“精神家园和现实故乡我都找到了，我很幸福。”

生活需要诗意

“现在谈诗歌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白头发的洛夫慢慢地说道，“环境和文化生态都在不断变化，物质控制了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物质化、数码化、科技化的时代，物质欲求高涨，精神需求萎缩，令人忧心。”虽然如此，洛夫说，今天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诗意地活着”不但是诗人的理想，也是民族提升境界的因素。他认为诗人们并没有气馁，依然积极从事着诗歌的提升，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有无限的空间，而他自己，更是“无怨无悔，数十年如一日”。

诗人应该寂寞

洛夫觉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是正常现象，他反倒对一些年轻诗人把诗歌大众化不以为然，“诗歌像流行歌曲一样大众化，品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年轻诗人要去跟流行文化竞争，把诗歌写得很白，那是误区。诗歌没有诗歌的味道，谁去看它？”他认为诗歌需要写现实，但很多诗人对语言的把握驾驭都不够，语言没有穿透力，导致读者对诗歌没兴趣，这是新诗界的危机，也是诗人自身的原因。

他甚至认为，读者少说明诗歌越来越纯粹。“从浮躁的状况沉寂下来，回归到诗歌本题，回归到诗意本身，诗歌的魅力不会因为欣赏的人减少而黯然失色，忍受寂寞应该是诗人生命的形式，也是对诗人的考验。”洛夫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很单纯，他不用电脑，没有手机，偶尔跟朋友们聚会喝酒。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呆在书房里，追求诗意的自在。 本报记者夏琦

“如果疗效好，喝惯咖啡的外国人，也会接受中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12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医外交”概念，建议创造条件，通过中医防病治病的优势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医走出国门，从而实现中华文化有效传播。

2009年9月，一位年近80岁、因中风后遗症而坐着轮椅的美国华裔名人从美国来到北京。经曹洪欣诊疗，两年每日喝中医汤药，现在已经能走1公里路。

“是中医的疗效赢得了海外人士对它的认可。” 这位中医科学院曾经“史上最年轻”的院长谦和地表示。

曹洪欣一位学生的亲身经历，也给了他这一论断以生动事例。1995年，这位学生只身赴美打拼。15年后，曹洪欣在美国见到学生时，他已经开了一个近800平米的中医诊所，两名美国助手，每日挂号30个，预约得提前一周以上。

“中医的疗效得到国际认可，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曹洪欣说，但上面的例证表明，只要疗效好，是会被海外民众接受的。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162个国家有中医药以及其相关产品。使用中医药或天然药物的人群超过40多亿，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

2011年10月，曹洪欣赴美国参加哈佛中美健康峰会，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场报告，《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认识中医，维护健康》，引起了听众对中医的浓厚兴趣。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中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曹洪欣说，中医形成的过程就是中华优秀文化与人体生命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医是医学科学，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天人相应、形神统一、动静结合……等中医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因此，在海外大力推广中医文化，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连续几年政协会议，都提出“中医走出去”、“打造中医国家战略”等提案，此次参加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曹洪欣再次建议，探索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展示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科学性、特殊性及其与西医药的互补性，使中医服务人类健康中促进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他希望，未来国家能有计划建设一批与孔子学院相适应的高水平中医临床基地，构建中华文化可持续传播的有效平台。同时，加强中医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工程的保护与传播。

“中医在国际上被接受，蕴含其中的中华文化内涵也会获得认可和认同。”曹洪欣说，这个过程中，中医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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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酒吧演出现场。本报记者孙纯霞摄

3月，来自贵州黎平县的侗族大歌队，在同乡——摇滚歌手吴虹飞的邀请下，在北京的酒吧、剧场等地将进行6场演出。在年轻人的娱乐场所，聆听远方的原生态歌舞，对京城的时尚青年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情。从3月9日的第一场开始，现场便吸引了各路媒体及学者。侗族大歌团队成员们的命运，以及侗族大歌的生存及保护，也由此引发了思考。

习俗传统难忘侗族大歌

3月9日，北京“愚公移山”酒吧，演出在即。场内的小试衣间里，已传来婉转的歌声和环佩叮当，年龄从18岁到28岁不等的8个侗族年轻人衣饰齐备。排练到了尾声，他们并不紧张，唱着流行歌笑成一团。

只有领队吴金燕流露出几分心事，这几日她都睡不好，刚从无暖气的地下室搬出来，除了好嗓子之外一无所有。之前，是族人吴虹飞发动捐助了几千元，又找了临时住处，才得以安心排练。她不仅要担任领唱，关心今晚的演出，更要为日后如何维持歌队的生计而担忧。

不过，今夜“侗族大歌队”的演出效果显而易见。带着村寨歌班传统的农民歌队重现了2500年前传下的《古越人歌》。他们带来民间天然形成的复调式多声部合唱，有《大山之歌》《蝉之歌》等经典大歌，有琵琶歌《行歌坐夜》，甚至包括侗戏《珠郎娘美》的唱段，声音纯净，银饰闪亮，来自贵州黎平县的八位男女侗族歌手赢得满堂彩。

“简直是天籁。”一位观众喃喃道。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晓楠最早做侗族音乐研究时，是十几年前。

他为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天然具有的多声思维所震撼，从广西，到湖南、贵州，侗族所在处，就有大歌。

模仿自然声音的大歌，蝉鸣鸟叫，惟肖惟妙；鼓楼对歌里的男女谈情唱爱，唱尽了男耕女织的与世无争；还有苍凉平缓却鲜有人懂的叙事大歌和伦理大歌。侗族有语言却无文字，所以一段段民族历史都靠口口相传，多为老者单人领唱，众人低音衬和。依赖老歌师丰富的表情和记忆力。“饭养身，歌养心”，侗歌歌唱团结、善良、勤劳，因此，侗族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好传统。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歌班，是侗族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体现。”赵晓楠说。侗族大歌队至少3人，多则十几人，一般采用梯队式结构，最小的五六岁，最大的20多岁。如果有成员因为婚嫁要退出歌班，就要找比自己年纪小的人来替补。一代又一代，严格遵守。

最近网络上谁最红？不是哪路明星，也不是哪路草根，而是距今1000多年的“诗圣”杜甫。

3月伊始，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系列图片在微博上流传，在这些再创作的图片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斩西瓜，时而身骑哈雷摩托，时而肩扛一桶水……

记者昨日采访获悉，这场网络风潮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专业的公关团队策划的。

网络 杜甫不断穿越 确实很忙

据悉，这组图片的原图来源于语文课本的一张插图，这张插图是人教版高二《语文》课本里《登高》一诗的插图，图中杜甫侧坐在石头上，迎着风略抬起头，面带忧郁。

但经过网友涂鸦，杜甫身世凄苦、忧国忧民的形象完全被颠覆了。起初在微博上流传的几张图片中，杜甫只是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抗重型机枪、弹吉他、骑摩托、拿着iPhone自拍、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等等。但经网络传播后，不断有网友加入到涂鸦队伍中，在网友笔下，杜甫俨然成了“万金油”，什么事都可以干：变身篮球高手上演灌篮绝技，变身时尚潮人听iPod，甚至变身成网游主人公战斗……各种形象数都数不过来，不少网友感叹：“杜甫也太忙了！”

“杜甫很忙”走红网络后，辛弃疾、李白等文化名人也“中枪”了。这些涂鸦作品中，网友还设计了台词，演出了一段段搞笑的剧目。有网友给杜甫和辛弃疾设计的拍照段子，在微博上得到了上万次的转载量。

谁也不会想到已经仙去千余年的大诗人杜甫会成为当今的网络红人。“杜甫很忙”的系列图片在博得网友一笑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这是对杜甫的不尊重，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而有的人则表示无伤大雅，只是娱乐一下，没必要上纲上线。

反对者 青年人的恶搞不应被纵容

除了微博，80后、90后聚集的SNS社交平台人人网上对“杜甫很忙”的讨论也非常热烈。

从上周末开始，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封面部记者钱贺进的文章《从“杜甫很忙”看当代青年》在人人网上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截至昨日下午六点，该文被网友分享14000多次，阅读80000多次。

“我的态度很明确，反对这种恶搞。”昨日，钱贺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这是小孩子的涂鸦之作，倒没有什么，但是微博上却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还赞其有才，我就不能容忍了。”

“恶搞杜甫，我觉得是对文化的不尊重。”钱贺进坦言，他的这些言论也许不够宽容，撂倒了一批人，“网上支持我的观点的人很多，当然拍砖的也大有人在。”

“有人说我不懂小孩子的创新，我是个没有童年的人。”钱贺进告诉记者，其实他小时候也会对课本上的人物进行涂鸦，“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这种事，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所谓的创新，小孩子这样做本没有什么，但是青年人这样有意恶搞是不应该被纵容的。”

真相 背后是营销团队的策划

对于“杜甫很忙”持宽容态度的有之，持反对态度的也不少，谁也不能说服谁。中青报的一篇社论《“杜甫很忙”风靡互联网：一场快闪式网络狂欢》则是从网络传播的角度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文章说：“今年恰好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杜甫很忙’以及杜甫文化突然升温，这种恶搞背后可能有网络公关和文化营销的魅影。”作者的这种猜想对吗？

据网友透露，这场网络风潮的背后是专业的公关团队策划的，国内著名的营销人士薛永昱便是策划者。

记者通过QQ联系上了薛永昱。他承认这是他的团队所为。薛永昱坦言，“杜甫很忙”这组图片大部分都是出自团队成员之手。“这是我们帮一个博物馆做的策划，想引起更多人对那家博物馆的关注。”对于博物馆的具体名称，薛永昱说不方便透露。

对于有人说这是对杜甫的不尊重，薛永昱说，没必要那么上纲上线，“就是娱乐一下，这让大家都记起了杜甫，回忆起初、高中时代，没什么不好。”

“我想这也不会入‘学者’的眼吧，如果有学者出来反对，那是他们在炒作。”

2012年2月4日，赵本山家乡艺术团“东北二人转大型综艺晚会”在南通举行。图为艺术团演员在表演手帕绝活。

1990年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二人转从此火了起来；2009年春晚“小沈阳”一夜成名，又为二人转添了一把柴。如今在全国，不仅有赵本山开的“刘老根大舞台”，由梨园剧场、工人俱乐部、军人电影院等“转行”的二人转剧场，还有一些走南闯北东拼西凑的二人转草台班子。

如何看待二人转红遍大江南北这一现象，如何规范引导这一娱乐产业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把二人转这门艺术打造成“百年老店”？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所所长曲彦斌给出的药方是：坚持通俗、切忌庸俗、坚决抵制低俗。

要通俗、忌庸俗、不要低俗

曲彦斌认为，二人转这种乡土艺术的红火是“新娱乐经济时代”的必然，是在文化娱乐消费市场这个“无形杠杆”调控之下的产物。无论社会各界如何评说和接受与否，这种现象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新娱乐经济时代”的重要文化产业形态。

“然而，二人转这门艺术今后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接受文明规范，就得坚守要通俗、忌庸俗、不要低俗这个健康、文明的文化底线。否则，无论今夜星光如何灿烂，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曲彦斌分析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经典，无不走过通俗化的历程，都抹不去通俗化的“草根”胎迹。中国的《诗经》、《乐府》，国外的许多著名史诗，莫不如此。因而，莫怕人家说“通俗”，通俗并不丑恶，丑恶的是庸俗、低俗和恶搞。

曲彦斌说，传统二人转舞台在民间，难免有“荤口”和粗口，一旦登上“大雅之堂”，就应在不失其艺术本质的前提下有所规范。要允许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跑偏”，更要在实践中培养其自我“纠偏”的自觉性和能力。应时刻切记“娱乐经济时代”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文明的娱乐经济”。

要多出经典通俗作品

曲彦斌认为，文化是多元的，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信作为主导的“雅文化”、“精英文化”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近年来的“国学热”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的自我调整机制和公众的文化自觉。社会的和谐，需要各种层面文化及其需求的和谐。通俗不是庸俗、低俗，通俗的本质是大众化。无论哪个国度，大众化都与通俗化密不可分。提倡积极健康向上的通俗化，就会贴近大众，就会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回应。所以，把握舆论导向，引导、培养艺术作品、艺术家与受众文明规范的自觉性，让更多的通俗作品自觉地融入“主流文化”元素，这是一种积极的面对。

规范、提升演员们的自身素质

出于对二人转演员们自身素质的关注，应当采取必要的积极措施，为二人转演员顺畅地进入主流文化领域创造必要的条件。曲彦斌建议不妨采取诸如中国作协的“作家讲习所”，文联的“文学院”，电影学院的“明星班”，一些大学的“市长班”、“高管班”等方式，由地方党委或政府指定有关文化单位，采取MBA（工商管理硕士）类型兼具速成性质的办学模式，联合高校试办适宜民间艺术明星群体、领军人物的培训机构，为其专门设置课程，并为其开设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等实用课程，同时在“金鸡百花奖”、“山花奖”等相关大奖之外，为民间艺人量身设置一些奖项。

引导成功者珍视发展机遇、爱惜荣誉、反哺社会

少数休闲娱乐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一朝成功便忘乎所以，不知自爱，或是“小富即安”不再创新进取，很快就走向了衰败，明星成为一瞬即逝的流星。曲彦斌认为，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让成功的民间艺人时刻清醒地懂得，根植于“草根文化”的民间艺术始终要保持本色，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根本和发展的可能，就难以可持续发展。特别不应与“高雅艺术”胡乱攀比，要保持艺术本身的受众基础，在符合自身艺术特点和市场需求定位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回报社会、反哺社会，保持作为民间艺术应有的品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本报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 勇）

最近，诗圣杜甫突然爆红网络，因为有人将语文教材中的杜甫插图涂鸦后传到微博，引发了主题为“杜甫很忙”的恶搞风潮。经网友再创作后，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俨然无所不能。杜甫是河南巩县籍名人，网友的涂鸦之举遭到了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痛批：“恶搞杜甫是无知的、浅薄的、低俗的。”

适逢杜甫诞辰1300周年，以恶搞组图的方式成为舆论热点，恐怕是那些推崇和营销杜甫文化的人始料未及的。从目前报道来看，对微博中风头正劲的恶搞行为，无论是成都杜甫草堂，还是巩义杜甫故里，都持一种不欢迎甚至批评的态度。但从网络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大可不必对恶搞杜甫的风潮反应“过敏”，它只是一场快闪式的网络狂欢而已。

恶搞是近些年新兴的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是年轻网友以讽刺、幽默、游戏的视角，来解构传统、颠覆经典、娱乐大众的一种网络风尚。在知悉恶搞文化的网友眼中，凡是能够通过再编码、再创作而流行于网络的东西，无论是电影、革命歌曲、新闻人物还是普通的照片，都能成为恶搞的对象。几年前红遍网络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堪称网络恶搞的经典案例。

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恶搞是年轻人释放内心压力的一种新形式，是他们建构网络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也是他们因为叛逆心理而反抗经典的一种文化仪式。这些基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分析，为解析网络恶搞现象提供了多元的学术路径。然而，单就最近这波“杜甫很忙”的恶搞热潮来说，我们或许无需做太多高深分析。它只是偶然出现的、以模拟和戏仿为手段的、寻求快感和参与感的一场网络狂欢。简言之，它只是网友最近的一种娱乐。

与那些曾经流行过的网络恶搞相比，“杜甫很忙”并没有太多特色，最突出的区别，可能是它充分利用了微博这个新型平台。一方面，如今的微博俨然就是一个集聚了数亿围观者的广场，分享资讯、寻找娱乐是这个广场的主流话语之一，这为令人捧腹的恶搞杜甫系列图片创造了迅速流行的可能。另一方面，微博时代的高互动性和高参与性，吸引了众多网友加入到狂欢队伍当中。在微博场域的表演欲与分享欲的双重裹挟之下，恶搞参与者实质上推动了一场关于智力、技艺、幽默感的文化比拼。

不过应该看到，这波恶搞风潮的核心要素只是一张普通的杜甫插图，其多样性和再创作潜力其实并不高。这意味着，即便网友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嫁接到恶搞当中（比如将杜甫恶搞为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这张照片仍不具备长期流行的可能。更何况，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网络文化大观园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次网络狂欢能够一直引领风尚。综合各种要素加以研判，这场恶搞杜甫的网络快闪行动，过不了多少时间就会烟消云散。

网络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章可循和超越常规逻辑的，即便是再普通的文化载体，也能突然之间成为某一时段的流行。然而，鉴于今年恰好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杜甫很忙”以及杜甫文化突然升温，这种恶搞背后可能有网络公关和文化营销的魅影。无论如何，恶搞也是一种个性解读、另类表达，不妨对这种网络文化宽容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