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全免费工作坊，“青训营”似乎应当做得更谨慎，更有目标性，也更有趣。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该教学项目进行一次更有前进余地的表述。

@重庆独立影展-CIFVF

“艺术行动主义”（Artivism）——这个混合词，看起来与“青训营”是搭调的。尤其对照纪录片工作坊的教学目标及纪录片本身，几乎天然一体；而同时，其对剧情片工作坊的教学也具指导性。

本期训练营共有47位报名者，最终选入10人，另加两位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奖学金资助生，共12人。几乎可说，他们在思想、生活、艺术和方法等方面，有所准备（尽管他们大部分是85后，还有一位90后）。站在这样的教学起点上，若再对“艺术行动”有所提醒，也许恰当，也许会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而我们“青训营”自身，可能就是一次“艺术行动”。所有参与者：学生、老师、工作人员，都是“艺术行动者”（Artivist）。我们不仅有行动，还以创造性思维展开之，与内外部沟通，并与公共空间发生关联。

在中国，“行动”这个词，要比被用滥了的“实践”更明确。栗宪庭电影学校的校训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践之能力”。而在“艺术行动主义”里，“艺术”必然包含了“独立”和“自由”，而“主义”也涵盖了“精神”和“思想”，那么“行动”恰恰是“实践”的替换词，即“行动之能力”。——无论学生、老师、工作人员，还是“青训营”自身，都需对社会、对他人、对自我有所行动（实践），并持续行动（实践）下去。

2010年9月4日凌晨于北京通州运河旁

咖啡并不提神

　　据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英国研究发现，咖啡根本没办法提神，只是心理作用。

　　东伦敦大学找了88名18岁到47岁，一天要喝2杯以上咖啡的人做实验，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告诉他们喝的是无咖啡因咖啡，实际上他们喝的却是一般咖啡；另一组则相反。

　　喝完一杯咖啡后让他们接受测试，测验他们的注意力、反应时间和心情等等。结果显示，自以为喝下咖啡因的那一组，注意力和反应都比较好。

　　研究人员说，从这项实验来看，咖啡本身无法提升注意力，反倒是自以为喝了咖啡的人，心理上有了依靠，注意力就比较集中了。

　　而且喝咖啡还有危险，美国内华达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医学期刊《药理学》上报告说，常喝咖啡可能提高女性不孕风险。因为咖啡因会降低输卵管细胞的活动能力，从而影响受精卵进入子宫腔。

　　正常情况下，卵子和精子结合后，会从输卵管迁移到子宫腔，然后在那儿“安家落户”，慢慢发育成胎儿。在“迁移”过程中，输卵管壁上一种特殊的细胞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研究人员在对实验鼠的研究中发现，咖啡因会减弱这种细胞的活动能力，导致输卵管难以将受精卵送入子宫腔。

　　参与研究的生理学教授肖恩·沃德说，新发现或许可解释为何那些大量饮用咖啡的女性更难怀孕，这或许能帮助某些受孕困难的女性，也让医生更有效地采取相应措施。

8月29日，记者电话采访了范伟。他正在与张歆艺、王雅捷等主演拍摄现代都市爱情喜剧《先结婚后恋爱》。范伟说，《先结婚后恋爱》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小情感，更是时代背景下深层次的社会话题，探讨的是幸福、婚姻与责任的话题。

此前，范伟接受凤凰网《非常道》主持人何东采访，谈及东北二人转时，他表示，不接受二人转，认为相声是更高级的幽默。

现在的二人转像个集装箱

范伟在接受凤凰网《非常道》主持人何东采访，被问及“在全国范围内，东北二人转普及的可能性大，还是北京的相声普及的可能性大”时，范伟说，“在全国，现在事实证明还是二人转普及可能性大”。其原因是，他觉得二人转表演比较多样化，比较丰富；相声是两个人表演，比如说郭德纲说相声他往那儿一站，就觉得他是那种懂幽默的人。比较聪明的人，能领会到他的相声那个包袱的高级和那个味道。“你要作为太基层的观众，可能还不太会理解他那个包袱有时候哪个坏，有时候哪个高级。二人转比较普通，什么人都能逗乐，高深的人他想放松，普通百姓他也看得懂，所以它比较普及、比较普通。原来觉着可能语言各方面有障碍，现在看来也没有障碍。而且现在这些比较红火的二人转，跟原来的传统二人转还不一样，过去是传统的戏来一本或者说一个故事，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怎么开心，观众怎么爱看就怎么来。二人转就是一个载体，就像个集装箱，往里面装那种好看的好玩的东西。 ”

范伟说，二人转讲究那种跳进跳出，即表演时强调间离效果，就是那种跳进跳出，所以比较活，“现在我就是这个人，啪，我又跳出来了，评判他；然后又进来了。它是属于跳进跳出那种，来让他语言啊什么性格好玩一点。反正那个路数我是来不了的。 ”

首次走起时尚路线

采访范伟是趁他拍戏歇息时，他刚刚拍完一场假结婚戏。他这样介绍剧情，《先结婚后恋爱》讲述了一个纠结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范伟饰演的腾飞在剧中有两次婚姻，王雅捷出演他的前妻刘丽，张歆艺出演他的现任妻子乔麦，王雅捷和张歆艺的“夺夫战”极具看点。

范伟在以往的戏中给人的印象大多是朴实、厚道。而在新剧《先结婚后恋爱》中，首次走起时尚路线，49岁的范伟演一个42岁的“大男孩”，身穿的T恤一律都是荧光色调和糖果色，鲜艳非常，清一色的小立领扮起“时尚潮人”。范伟说：“我在戏里全是鲜艳的衣服，既时尚又太时尚，属于那种半潮状态。”

不用替身吊威亚4个小时

有一场戏是范伟顶着烈日吊威亚，他坚决不用替身。一吊就是4个小时。由于威亚师未曾告知他空中如何掌握平衡，导致威亚一吊起来，范伟当即在空中失重。当时剧组人员都吓坏了，只有范伟没事人似的，还要求导演把这段戏目保留。范伟说，这不算什么，最让他难受的是北京的天热，拍戏时他穿浴袍，浴袍捂得一身汗。

有人说，《先结婚后恋爱》是《老大的幸福》的续集。范伟说，《先结婚后恋爱》与《老大的幸福》无关，但探讨的都是幸福的话题。谈到幸福，范伟说，戏中对幸福的理解有这样一句话：有人爱、有事做、有期待。这就让人有幸福感了。

范伟与王雅捷曾经合作过电视剧《马大帅》。这次拍摄《先结婚后恋爱》，王雅捷出演腾飞的前妻刘丽，王雅捷一向擅长塑造贤惠温婉的农村妇女形象，在《先结婚后恋爱》中，她将以一个有些势利的女人面貌出现，为大家奉献一次颠覆性的演出。

当问到该剧的结局时，范伟说，《老大的幸福》的结局观众反映太悲了，这次《先结婚后恋爱》该不会让观众失望。 □本报记者/杨 竞

美对危地马拉在押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性病人体实验

　　美国总统奥巴马·贝拉克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29日说，美国政府研究人员上世纪40年代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对危地马拉在押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性病人体实验，至少致死83人。

　　无视人权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去年11月成立，定于今年12月公布危地马拉性病人体实验最终报告。

　　这一委员会迄今调查相关文件超过12.5万份。委员会发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监狱着手实验时，几乎没把实验对象当人对待，甚至没有告诉他们正接受一项危险实验。

　　为了研究测试青霉素能否用于性病防治，接近5500人接受诊断测试，超过1300人经性行为或人为“接种”方式接触淋病、梅毒等性病病毒。46年至1948年间，1300名危地马拉人面临性病感染风险，但文件档案显示，仅不足700人接受某种程度治疗。

　　委员会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项人体实验研究是“医疗史上可耻一页”，调查将还受害者以公道，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明知故犯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认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故意让实验对象感染性病，操作实验时无视医疗伦理道德，明知故犯。

　　研究人员把已经感染性病的妓女带入危地马拉监狱，令在押人员接触病毒。另外，他们还故意弄破一些在押人员或精神病患者的生殖器官、胳膊和脸上肌肤，再让受伤肌肤接触性病病毒。当实验对象感染梅毒等性病后，研究人员对他们施以青霉素并观察效果。

　　这些实验对象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沦为“小白鼠”。梅毒等疾病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可能导致患者身体器官严重损伤、瘫痪、失明甚至死亡。

　　当年从事这一研究的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他为一名精神病女患者接种梅毒后，女子濒临死亡，但出于研究考虑，他继续为女子接种性病病毒，后者最终感染重病身亡。

　　委员会负责人古特曼29日说：“这不是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一起意外事件。在参与其中的一些人看来，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这样做。”

　　她说，大量证据显示，研究人员企图掩盖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缺少对人权的基本尊重，更谈不上符合医疗研究道德。

　　黑暗历史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2009年梳理已故医生卡特勒资料时，发现这段危地马拉监狱内的惊人历史。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10年10月致电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表达歉意；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直言，政府为医学工作者当年行径“感到愤慨”。

　　危地马拉先前谴责，性病人体实验涉嫌反人类罪，危地马拉政府将考虑向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危方就此展开调查，一些实验受害者和家属正起诉美国政府。

　　里维尔比说，参与实验的美国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应对威胁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士兵的一大疾病，战胜性病是他们的关注重心所在。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的还有有关美国人的另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自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把亚拉巴马州数百名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而当事人实际上未得到任何治疗。公共卫生部门对实验对象隐瞒真相长达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一研究项目直到1972年经媒体曝光才终止。

姜武和《精慌》主创人员合影

《精慌》电击治好阳痿死精症 姜武赞结局美好(图)

中新网北京9月1日电(蒲波) “性是手段，”导演黄兢晶8月31日晚谈到性喜剧《精慌》时表示，性之外要表达感情、夫妻关系，性不会是目的本身。

日前，反映都市白领情感的话剧《精慌》在北京上演，宣传卖点是“国内首部性喜剧”，引起戏剧评论者的关注。有评论文章认为，在《精慌》中，“性”的内容充其量是个点缀，打着“性喜剧”的旗号有文不对题的嫌疑。

对此，黄兢晶表示，《精慌》的“性”比重是很合适的。“性是手段，性之外要表达感情、夫妻关系，性不会是目的本身。”黄兢晶认为，美国的性喜剧也是表达青春的焦虑，如《美国派》写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性’不能被极端化，只有‘性’没有价值，”黄兢晶说。

《精慌》是从事影视编剧工作十余年的黄兢晶再度尝试舞台剧创作的作品。他认为，舞台有舞台的魅力，能做影视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剧本不能同时供电影、电视和舞台使用，”黄兢晶说，“影视剧本创作让我更了解观众的需求。”

在黄兢晶看来，“故事”对于话剧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得有实质内容。“现在的小剧场话剧要么是高深的自我表达，要么很无聊，和观众有距离，难以产生共鸣，甚至会不舒服。”黄兢晶说。他举例到，写死神选中女孩，跟普通观众有关系吗，都是悬在空中的构想。

“《精慌》实际上是有感而发，我这个年龄段，身边的很多人遇到类似的问题，《精慌》所反映的是真实的人生焦虑。”黄兢晶说，《精慌》要反映的是夫妻在遇到灭顶之灾时如何坚持，一起走过，解决问题。夫妻之间不一定是生孩子的问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夫妻困境”是大家都会理解的事情。

据此前报道，满江在看完该剧后表示，“精慌”一定会成为流行语，生活中真的是太多让人“惊慌”的事情，而压力生活下的男人也太容易“精慌”了。黄兢晶透露，《精慌》这一剧名是很偶然的情况下确定的，“我们给一个90后女生讲了故事内容，她脱口而出‘精慌’一词”。黄兢晶笑称，当然希望“精慌”能成为热词。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29日公布初步报告说，上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使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上梅毒等性病。实验过程中，83名人类“实验小白鼠”死亡。

　　美国媒体今年2月曾披露，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政府在国内也曾以研发药物和研究治疗方法的名义，对疾病患者及囚犯开展人体实验。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进行40余次。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认为，正如美国国内曾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并没有把危地马拉人当做人对待，甚至没有告诉研究对象他们在开展研究。

　　委员会说，两年多的实验过程中，1300多名危地马拉人染上淋病和梅毒等性病。尽管对梅毒等性传病的研究是当时一项重要科学目标，但没有任何理由通过上述方式进行，这项实验展示了“系统性失败”。

　　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说，一些知情者妄图隐瞒事实，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事泄自己会成为公众批评的目标。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由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首先揭开。这位医学史学家在梳理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的资料时发现，1946至1948年间，卡特勒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展开了一项秘密人体实验，美国医疗人员在受害者不知情或者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当地人感染上淋病和梅毒。实验对象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以测试青霉素是否能治愈或预防梅毒。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0月就这一事件向危地马拉道歉，并要求成立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于12月公布。而危地马拉总统当时称该实验为“违背人性的犯罪”。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美国人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研究”。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召集约600名黑人男子作为实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危害。该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才终止。当事人被隐瞒长达40年，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美国政府官员去年10月承认，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发生十余起。不过，美国媒体查阅医学杂志文章和剪报资料后认定，涉及美国公民的研究实验数量超过40起，主要进行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这些实验项目包括在康涅狄格州使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在马里兰州让囚犯吸入流感病毒、在纽约市一家医院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等，其中一些实验只是为满足好奇心，没有取得实际成果。（记者任海军）

　　城市噪音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污染源。汽车喇叭声和机器轰鸣声，让鸟儿“夫妻”在交谈时提高了嗓门。可如果雄鸟长期将本该在“耳鬓厮磨”时的低声呢喃换成高声叫喊，雌鸟不仅会拒绝生育，甚至还可能“红杏出墙”。

　　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报告说，他们以荷兰的大山雀为对象，对其在求偶期和交配期的叫声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产生的噪音迫使大山雀改换声调，以更高的频率“歌唱”。

　　研究发现，高频歌声不但会降低雄鸟对异性的吸引力，也不利于雄鸟维持配偶对自己的忠诚度。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分析噪音污染对鸟类繁殖密度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和动物习性的影响等。

　　研究显示，生活在嘈杂都市的大山雀比生活在较安静地区的同类叫声更尖厉。雄鸟为吸引更多异性注意，以便繁殖后代，更要拔高“嗓门”，让雌鸟更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呼唤。但大嗓门对雄鸟来说不但不能彰显“个人魅力”，还会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研究人员在不同环境噪音中向雌鸟播放了录制的不同频率的雄鸟叫声，结果显示，雄性大山雀的高频歌声不仅对异性的诱惑力较低，还可能会让雌鸟“另寻新欢”。

　　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噪音污染，在雌性大山雀生殖能力处于峰值时期，雄鸟更喜欢用低沉的声音唱歌，因为“温柔”的歌声更有助于诱惑和鼓励雌鸟进行交配。

没有比生死观更能揭露一个人的了。桑塔格对待死亡的态度，用儿子戴维的话简单粗暴地来说，是“怕死怕到吓瘫了”。尽管她在42岁那年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20年后又罹患子宫肌瘤，两次她都挺过来了，但她还是怕死。

戴维曾经对于安妮o莱博维茨拍摄和发表母亲躺在棺材架上的画面，表示强烈的愤怒和抗议，但在记录至亲死亡过程这件事上，他却相当坦诚。他写道，“我母亲一直想象自己与众不同，她最后一次的疾病残酷地揭示出这种自负的脆弱性。这体现在它无情地让她遭受痛苦和恐惧。”

桑塔格死于MDS，即郁积型白血病。如果要活下去，惟一的方法是进行成熟干细胞移植，在这个过程中，要将整个血液系统摧毁，代之以新的血液系统。

确诊后，桑塔格有时整天昏昏欲睡，有时又歇斯底里地忙碌，与此同时，忍受不了片刻的孤独。就像索尔o贝娄的《拉维尔斯坦》里的主人公（原型是美国思想家艾伦·布罗姆）临终前的场景，桑塔格的公寓里也总是有人陪伴。

桑塔格惧怕死亡，惧怕火化，但在漫长的生病期间，也许是为了回避，她没有对后事做任何交代。

她当然没有真的吓瘫了。桑塔格后来反省说，自己一辈子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女童子军式的”痴迷于做有价值的事上。但她的确一直把生命当成一个接一个的难题，认为总可以克服。为了治疗乳腺癌，她选择了最彻底的、损坏外形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

她发挥一贯的吸收新知识的长处，打电话、上网、查找关于MDS的一切资料。桑塔格从不相信宗教的安慰，惟一的信仰是科学和理性。她认为知情是一种也是惟一的力量，甚至可以打倒癌细胞。一个信佛的朋友告诉她，菩萨在保佑她，她立刻就崩溃了：“真是咄咄怪事，就是没有人跟我说说我的基因的情况。”眼泪夺眶而出，冲进卧室，几小时没有出门。

对于桑塔格这样的女巨人和女战士来说，死亡的打击一方面在于，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没有去做，还想享受生活。但最致命的是，女巨人终于感觉到，“这次我并不是与众不同。”她的死去，让女战士盔甲下的血肉终于得以显露。

近日，“激战”正酣的热门选秀类节目“快乐女声”再添谈资：连日来，一张共青团云南省保山市委标明特急、要求“全市广大青少年发送短信支持段林希”的文件图片在网上流传；此前，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也以短信形式号召全市人民投票支持来自保山的“快乐女声”选手段林希。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起民众的热议和质疑。

在这起事件当中，争论的焦点是作为官方部门介入选秀节目出面“拉票”的行为是否恰当。面对质疑，相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是：“共青团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为青年服务，发电文的目的是号召大家给她多点支持和帮助，电文并没有强制性；政府是想通过‘快女’这个平台更好地对外宣传保山形象。”乍听之下，似乎有些道理，然细想之，却不然。笔者以为，政府部门与“快女”、“选秀”、“拉票”这几个词语捆绑在一起成为热门娱乐话题极具讽刺意味，保山团市委和保山市政府办的这一行为甚为不妥。

首先，作为官方部门，应该明白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其发出的任何文件和短信等都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而“快乐女声”只是一档选秀节目，就其本质来说无疑是娱乐性和商业性的结合体，政府出面号召公众支持娱乐竞争，既有失严肃性又具有误导性。虽然上述两部门后来强调没有强制性，但必定会对普通市民和青少年产生极大的影响，公然以官方名义号召大众参与娱乐节目投票也就难免会有滥用职权和参与商业炒作之嫌。其次，官方的参与不仅令“快乐女声”这一档纯娱乐节目罩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也让选秀变了味。选秀虽说是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娱乐竞争行为，但也有其自己的游戏规则。选秀重在“选”，重在真实，这当中，观众自觉自愿投票是关键，而并非有组织、有主导的号召，否则就失去了“选秀”的意义。政府部门号召民众为参加选秀的本地选手投票行为无疑破坏了选秀的游戏规则，既影响了选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难逃票选造假之责难。再者，如此行为真能起到提升城市形象、服务青少年的作用吗？窃以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本末倒置。这一事件让保山成为热点，然而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公信力却遭到了严重质疑，如此功利何谈服务青少年和提升形象！

其实，人们对云南保山并不陌生，通过观看党的好干部——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的相关电影和书籍，保山已经在大家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笔者以为，当地政府要提升形象，为“快女”拉票并非唯一亦非最佳方式，选择恰当、合理的形式，对有着重要意义和代表意义的人和事进行宣传和推介，才能使城市形象得到真正的提升。

从金庸小说里无法获得现代公民意识 图为学者王彬彬

核心观点

金庸的小说让人麻痹现实，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只是一种精神骗术，但太多的人不够聪明，总是心甘情愿被骗。

沉溺于武侠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在诸多学者中，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是个坚定的“倒金派”。记者日前采访他时，王彬彬表示，已不研究金庸小说，但仍然坚持他几年前的观点，金庸的文字，虽然是通俗作品的代表之一，但也不过是曾经在中国文学叱咤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在当前的复活和变种。金庸的作品都属于“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

金庸小说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建构

王彬彬认为，把金庸视为曹雪芹之后，中国小说第一人，评价太过。金庸的小说如此“低端”，却一直有人追捧，是因为金庸的小说，虽然只是并不高明的精神骗术，但太多的人不够聪明，总是心甘情愿被骗。

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金庸小说只有神魔没有真正意识上的人

有人曾经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脱离旧武侠小说的类型，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很多人也热衷于研究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描写。但是，王彬彬认为，一部小说是不是写人性，或者说是不是写了人，并不是说你有个“人”的名头就可以了。写人或写人性，这是一个历史概念。当人对“人”的理解达到一定层次，我们的作品就会出现这一定层次上的“人”，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腊的神是神话时代的人，古罗马的英雄 (半神的人)是英雄时代的人，中世纪的骑士是骑士时代的人，到了文艺复兴以后，人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先是贵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再是平民式的或称普通人。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确不能算作通常意义上的“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人类生存的种种现实性制约对他们都不存在。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的是英雄或侠，人是不见的。这种毫无现实性的创作，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称为“人”？

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所生活的世界。用正常人的理性眼光看去，那是个仙界和魔界相混杂的世界，或者说像是一座精神病院。在那里，没有需要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世俗意义上的七情六欲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并没有“人”，所谓“人性”又何从谈起？

王彬彬认为，作为一种大众文化，金庸的小说同充斥于荧屏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写了许多爱情，也不可能不写许多爱情。而金庸小说里的所谓“人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中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爱情来表现的。无论是写爱情，还是写别的什么，金庸都不受现实可能性的制约，都无须考虑是否真实的诘问，他唯一要考虑的，是读者的口味，对于这样写出的爱情，竟有人推崇不已，并将其作为现实中实有之物一般来分析、研究，总难免让人觉得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