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收藏市场,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上周末,在省古陶瓷研究会举办的一次收藏论坛上,当有“收藏界深喉”之称的文化学者吴树抛出这一观点时,台下数百名藏家并没有显得很惊讶。或许,他们都认为自己属于那幸运的“5%”。

拍卖公司知假卖假、利益集团联手做局、天价拍品层出不穷……2004年起,吴树连续多年暗访国内文物市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写出了《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和《谁在忽悠中国》等“文物黑皮书”系列,直指行业内幕。在谈到当前收藏市场乱象时,他痛心地对记者说,“中国文物市场的乱象,远不止‘金缕玉衣’、‘汉代玉凳’等几件天价假文物案那么简单。在投机冲动的异化下,国人好古藏古的文化志趣被‘铜臭气’严重侵蚀。当前的全民收藏,已偏离文化轨道,变成一场不谈艺术、只谈价格的金钱游戏。所谓的收藏,自始至终都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于在近亿人的收藏市场,几乎只有上家与下家,找不着几个真正的藏家。”

那么,在这场金钱游戏中,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吴树对记者说,盗卖文物者、制假者、鉴定专家,都能从中获利,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拥有足够金融资本的文物艺术品投机商和权力集团。他们掌控了艺术品拍卖的解释权、定价权和话语权,藏品无论真假,经过他们的二次包装——不可交易的出土文物打上火漆就成了可以进入市场的“海归文物”,赝品附上鉴定证书和假档案,摇身一变成了传承有序的“真文物”,堂而皇之地走上市场。他举例说,我们以一件成交价100万人民币的高仿拍品为例,看看这块“肮脏的蛋糕”是怎么分的。出厂价4万,由制假者获利。各项鉴定费用3万,由鉴定专家获利。拍卖公司佣金和国家税收20万左右,但这项经常被偷漏掉。上拍赝品实际所有者,获利73万元。这个实际所有者,就是背后的利益集团。至于受害者,当然是广大藏家。目前的现实就是,95%的人抱着投机心理,掉进了资本操纵的金钱圈套,盲目地跟在后面传接力棒,结果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无奈地成了最后一棒。

收藏市场如此之乱,根源在哪里?吴树分析说,一是鉴定体制的不完善。当前,我国缺少一套完整的文物鉴定体系,在鉴定机构、鉴定机制、鉴定标准上都有缺失。有些“全能专家”鉴瓷鉴画又鉴玉,结果只能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再加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鉴定专家各说各话,更让普通藏家无所适从。此外,现行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游戏规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拍卖法》“61条”就被称为“免责条款”,容恶性很强。按照这一规定,只要事先声明不保真,那买到假的就算藏家活该,拍卖机构不会受到法律追究。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纵容不法商人制假卖假、拍卖行知假卖假的行为。对艺术品市场缺乏有效监管也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假拍”现象屡见不鲜,就在于偷漏税太容易了。如果税务部门严格按照拍卖公司的成交额去收税,作假的就会少很多。

厘清乱象,如何正本清源？吴树建议说,治理文物市场乱象的根本出路在修法建制。所谓“修法”,就是要对“61条”这样的不良条款进行清理,不能任其充当不法行为的保护伞。“欧美一些国家没有拍卖法,但卖赝品后照样被罚。一些国家甚至将制作、贩卖赝品和造假钞同等入罪。有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把自己早期的作品改为晚期作品保护,被判入狱两年。”此外,还能通过《消费者权益法》等法律法规对专家虚假鉴定、知假卖假等行为进行约束。有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比如韩国就要求凡是新制的高仿品,上面必须要有制作者的记号,否则就按制假处理。

建制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吴树说,可以分级建立鉴定委员会,并对民间开放。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将鉴定真假和利益剥离开来,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约束机制,严厉惩处违规行为,把那些故意“看错”的专家清理出去,甚至可以采取终身禁入制。只要有了真正权威的专家,各级鉴定机构就可以效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运作模式,对交易市场出现的纠纷案件进行分级仲裁。与此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科技手段引入鉴定机制,各个科研单位要资源共享,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只有在修法建制双重力量下,我们的收藏市场才会少点阴暗,多点阳光。”吴树说。

宁浩（娄启勇 摄）

《泰坦尼克号》创国内票房纪录 业内人士劝《黄金大劫案》改档期———

3D版《泰坦尼克号》自10日上映以来，票房呈现出疯狂的态势，已经刷新中国电影市场的多项纪录。由此，外界劝宁浩将24日上映的《黄金大劫案》的档期后移，避一避风头，但日前宁浩在与知名画家岳敏君跨界对谈时却坚定地表态：“我不会改期，都到家门口了，再跑，不合适啊，局势是这样了，这时必须迎难而上。”

昨日，导演宁浩和岳敏君把酒言欢，在宋庄大红大紫会所共同揭幕由岳敏君为宁浩喜剧冒险新作《黄金大劫案》专门打造的艺术海报，而宁浩首部著作《宁浩 混大成人：宁浩林旭东对谈录》也于当场发布。

尽管宁浩的《黄金大劫案》颇受关注，但目前市场仍在由3D《泰坦尼克号》主导，该片已经刷新中国电影市场的多项纪录。在14日，《泰坦尼克号》以1.22亿的票房超过《变形金刚》，创造中国单片单天的票房纪录。以至于下周的好莱坞影片《超级战舰》和《灵魂战车2》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留给4月24日上映的《黄金大劫案》的空间实在有限，外界都劝宁浩将新片的时间往后排。 但宁浩面对外界的“谋略”却不为所动，他说：“这些提议都很善良，非常感谢，但是，局势已然是这样了，再跑就不合适了，这时必须迎难而上。”宁浩认为，中国电影不必谈好莱坞而色变，“中国电影有不同于好莱坞电影本身的特质,这么多年，虽然我们在电影工业的制作水平上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中国观众对于自己这方水土上的文化和生活的感受，不是一个《泰坦尼克号》就可以满足的。”

叶小文：要重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第五届中国介休清明（寒食）文化节于4月1日在山西介休绵山开幕，并围绕“孝慈文化与道德复兴”主题进行对话。凤凰网现场对话参与主题对话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

绵山对话

凤凰网：慈孝文化建设在当代中国复兴的难点是什么？

叶小文：从根本上来说，慈孝在农业社会根深蒂固，成为代代相传的血脉，只是近代以来，社会巨大变革，慈孝文化受到冲击。现代社会转型，一定要有合理的动力，慈孝是人类的共性，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动力，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染上封建的传统，不去掉不行，好东西则要和现代社会结合，怎么样结合起来，难点在这里。

凤凰网：二者结合的过程中应该着眼于哪方面？

叶小文：首先，要毫不犹豫地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体制，把好的东西调动起来。好的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尊重平等的。但现在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弊端，亚当斯密就提出来，不能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社会，把所有事情都作为一种交易。这个时候，就要从传统文化好的东西，以及人类的本性，找到一种结合点。

问题最难的就是怎么简明易懂，让人人都理解，都去行动；背信弃义，人人谴责，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我们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好猫，现在，它不仅是黑猫白猫，而且是一只绿猫，爱护环境的猫，是一只善良的猫，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吧。

凤凰网：刚才你提到城乡二元化加剧了道德的分化，你认为道德在农村与城市如何融合？

叶小文：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最好的就是重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曾提出过这个观点。探索一个人人都愿意，既能和市场经济相融合，也符合人人意愿的框架，我认为就是重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周东旭）

图为：北京一场秋拍预展开幕，市民在参观集中亮相的中国书画

几年前，湖北只有大唐、中信、诚信三家大型拍卖行。2010年，嘉宝一品等拍卖公司逐一成立，湖北的拍卖公司顿时如雨后春笋，且大多拍卖的是书画类作品。这“一锤子”买卖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眼下，2012春拍即将开始，各家拍卖公司收集拍品的大网已经撒开。记者近日连续走访拍卖市场的相关人士，发现书画的拍卖与包装明星几乎类似：被“经纪人”发掘、培养、“走秀”，最后通过拍卖来变现。

书画天价多与画家本人无关

价位涨跌全是炒家买卖的结果

2011年11月，冷军的两幅书画《竹》，在湖北嘉宝一品拍卖行的秋拍中以130万元成交。而几年前，冷军的作品并没有这么高的行情：2006年11月，北京保利秋季大拍上，冷军的《世界风景之三》成交价格是572万元。

实际上，这样的天价，已与冷军个人没什么关系。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都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作品已经转了几道手，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画家本人已经成了‘局外人’，价位涨跌全是炒家买卖的结果。”

冷军所说的“炒家买卖”，指的就是书画艺术品拍卖背后的一条完整产业链，画家、策展人、评论家、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拍卖公司。

一般情况下，画家的作品出来后，有一些看好他们发展的策展人，类似于明星经纪人一类的推手，会为其作品进行展览策划、宣传等。随后，评论家“出马”点评，类似于影评人一样，写出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也使得市场上更多人了解这些书画作品。随后，画廊、藏家或者艺术品投资公司会定期地收藏一些自己看准的书画作品，时机成熟时，就送到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来变现。

目前，不少业内人士都身兼该产业链上双重或多重角色。

既然将艺术品比喻成明星，它的“成名”之路也离不开各种幕后推手的包装。实际上，记者了解到，一些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藏家或职业炒家也出现在拍卖会现场，他们也通过这些拍卖会来收购一些作品，甚至不惜为某些作品抬高身价。这样，就能为下次再拍卖时的高价做铺垫，辗转几次后，一幅原本很平常的书画价格有可能上涨很多倍，而这些炒家就能从中获利。

艺术品重品相也重包装

画廊、投资公司成画家“经纪人”

如果将书画艺术品比喻成明星，那么一些书画大家的作品几乎和知名明星一样，其价值随着每年的行情有着稳定的增长。而此前一些在书画市场上还没有太高知名度的画家，则需要通过画廊、艺术品投资公司做经纪人，为这些画家进行市场运作。“你看我这一幅画，我开始收的时候每幅一千元都不到，这几年我私人卖或者拍卖就能卖到八千至一万的价格。”昨日，在天乐艺术发展公司，老板刘志磊向记者展示了一幅我省画家尹世顺的作品，一幅水墨画。刘志磊几年前就看好尹世顺的画，并收购了不少他的作品，还曾出资送他到北京画院进一步深造，提高理论修养。 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市场认知度，另一方面又提高画家的艺术功底，也使得画家的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线。

对于一些已有名气的画家，画廊大多打的是“友情牌”：有的画廊主动出经费请画家出国写生或出国深造，最后只要求画家从自己的作品中挑选几张赠送。而与这类画家的联系中，也形成了一些不错的友情。就如刘志磊介绍的，有的老画家因为和他合作年头很长，在给他画时，会主动低于市场价，为他腾出利润空间。

本月初，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中间代”文学突围研讨会，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中间代”这一新概念，并推出冯唐、慕容雪村、路内、曹寇、阿乙、苗炜等一批出生在1968-1978年间的“中间代”代表作家。这一拨“中间代作家”为什么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提出“中间代”这个概念有什么必要？我们来听听身为“中间代”作家之一的曹寇先生的观点。

确实如此，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而在市场份额上，他们不及80后明星作家的一个零头。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文学成就”，也不够时尚，大多是图书市场的赔钱货。

因为这一概念涉及本人，我不便对自己提出辩护，更无意“申冤”。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还颇为认可上述这种文学市面上的、显得十分粗暴的认知———无论是在文学史上或受众那里，70后的作品均可有可无。事实上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基于文学利益分配问题之考量。言下之意不外乎，相比于60、80后，70后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故有“突围”一说。

在我看来，70后这一代人与60后基本保持着兄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兄长们有着因循相袭以至兄终弟及的降序，所以长期以来“弟弟”这一角色构成了70后的宿命，那就是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兄长们高大身躯后，70后的一切行为都只能被视为跟随和协从，一如少年斗殴场景中大哥和小弟的形象。

60后的幸运不仅在于他们的职业水准，也在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可谓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兄长纷纷抛出了成名作和代表作，加之50后正值文学壮年（一如现今的60后），在整个国家被市场主义吞没之前，他们基本消费完了人们对纯文学的热情。就算后来纯文学的市场边缘化了、小众化了，他们的余热仍然占据着大部分份额。对于70后这些弟弟来说，所能享受到的文学利益之贫瘠毋庸置疑，可谓空气稀薄、营养不良。

其实有一点不可遗忘，70后也曾闪亮登场过。不过，因为一片基于政治和道德等各种因素的骂声，诸如“私人写作”，诸如“身体写作”，诸如“下半身”等罪名……这些“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转瞬即逝。硕果仅存者大概也就是安妮宝贝和若干以书写校园青春和都市情感的流行作家了。换言之，70后最初是以“美女作家”（《上海宝贝》）和“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进入文学视界的，它们的“低级”迄今仍像饭后油渍一样残存于文学判官们撇着的嘴角。也可能正是因此，对70后的失望情绪构成了对70后的基本无视，长期被遮蔽由此而生。如果说70后确实迄今没有创作出值得信任的好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理解为：人们究竟有没有无论骡马把他们拉出来遛遛然后去阅读他们的兴趣或勇气？我想正基于此，中间代这一概念才带有某种怒气横空出世，虽然它并不新鲜（诗人安琪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南京作家李樯和朱庆和也办过名为《中间》的民刊），但此时抛出，大肆渲染，既体现了提出者的文学嗅觉和商业头脑，亦可谓恰逢其时。那么，这一“时”又是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市场主义的泛滥和时代进程的加速度，促成了急需换代的迫切愿望。80后就是在此环境下现身，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到了蛋糕那最大的一块。不要说70后了，连“霸占”文学利益多年的50、60后都感到利益受损而纷纷羡慕嫉妒恨。也就是说，80后的迅速蹿红是一次呼应市场主义的换代行为，但它并非是针对70后的换代，而是直接代谢掉50、60后，70后作为60后的弟弟，不仅像页码那样被顺手翻过，简直不足道哉。文学批评家张柠多次强调70后作家过早衰老，我认为一方面是70后长期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如病退的老公务员（50、60后则属于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囿于张先生对70后的阅读还显局限。如前所知，这并非张柠存在蓄意遗漏，而是可呈现的70后作品是那么有限———即便有中间代概念的一声巨响，本人对未来也并不乐观。

然而生机也正暗藏此处。70后无论在文学判官那儿还是在图书市场里的全面溃败，已致使其中部分人开始全面抛弃这两块土壤，他们通过不同行业的工作渐已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文学作为他们隐秘的欲望，渐次成为青灯黄卷，来自世俗事务的经验和收入保证了他们的文学审美和精神活动。换言之，既然写作养不活他们，那么少数保持文学热情的顽固分子，不同层次的生活现场（地气）却滋养了他们相对纯粹的写作。在“文学青年———成名成家”这条类似科举制度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中，他们彻底成为了局外人，我认为却更有可能深入了文学的核心部位。与其说他们被中国文学抛弃，不如说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的民间力量，抛弃了腐朽平庸的文学官衙和名利比拼。鉴于官方和市场的浮华和浅薄，我倒觉得他们的真诚势必成为每况愈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希望。

此番抛出中间代，除了上述背景，还在于新世纪十年来80后明星作家所提供的文字产品的销量业已回落。少年明星们的粉丝已然长大，而偶像却“青春常在”，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正在与日俱增。偶像幻想嬗变，却又贻笑大方、丑态百出。简言之，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对于文学新贵都虚位以待。恰逢其时，盖此谓也。

不过，此番中间代的一时喧嚣，并不意味着70后会被另眼相看，恰恰相反，需要警惕的是，它也可能成为新一轮遮蔽的开始。就我所知，不仅70后这一群体，被遮蔽的80后作家同样众多。一群人遮蔽另一群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从文学理想上而言，再考之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被宣扬未必就不是坏事，被遮蔽未尝就不是好事。作为此番中间代概念的“受益者”，我作如上观。

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届研修班10名同学，近日联名发出公开信。27年前，他们在课堂上所画人体习作中的一幅，被署名徐悲鸿，冠以《人体蒋碧微女士》之名，以7280万元天价成功拍卖。

　　学生习作成为大师徐悲鸿充满卖点的“遗作”。“悲鸿”先生的签名，其长子出示：此幅油画确系先父徐悲鸿真迹，拍卖行在作品说明中描述悲鸿先生和碧微女士的凄美情感和后者敢爱敢恨的孤寂人生，成就了其商业价值。而证明这仅是一幅“普通习作”的有力论据则是：同一时间、地点、场景，当中5名同学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同题作品。

　　经济高速发展，艺术市场风起云涌，我们没能涌现更多“有傲骨”的真“悲鸿”，却莫名拍卖出先生的著名假“作品”。资本的快速介入，使艺术品收藏成为继楼市、股市之后被看好的市场，启迪思想的人文精神，以及灵性内涵的体现与承载渐被遗忘。追逐高额回报，期待货币增值，肤浅躁动心态中，艺术偏离文化轨迹，成为资本竞逐对象。相对应的法律漏洞与监管缺位，“击鼓传花”式拍卖，只能以“丢手绢”的规则弥补，买家成为“霉家”。

　　2008年，吴冠中先生对253万元拍出的《池塘》鉴定，亲笔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 买家愤而告到法院，结果不但败诉，还要承担2万余元的诉讼费用。2010年，广州嘉德拍卖行以16万元拍出唐大禧画作《人民的苹果》，但作者随后指出该画是伪作。而著名画家韩美林则称自己拍卖过的作品很少，市面流传几乎都是赝品 。“拍假”、“假拍”、“钓鱼”、“做局”已经成了业内的公开秘密，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在用“失信”摧毁这个行业，监管中国艺术拍卖赝品“黑洞”迫在眉睫。

　　在国外有过亲属鉴定的先例，相应的法律责任也与此紧密相关，亲属鉴定非常审慎与严谨。而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被称为是拍卖行的“免死金牌”。中国拍卖业协会作为行业的自律组织，只对拍卖师有管理权，没有对艺术品的行政监管职能。诸多主体责任的“黑洞”成为艺术品拍卖乱象根源。

　　如果拍卖时，只要在法律上能够证明自己没有保证过拍品的真伪，就可以逃避惩戒，那么艺术品拍卖还会有更“高明”、更“技术”的“设局”诱惑买家，一味注重扮成真品的技巧，忽视作品真伪鉴定的责任，艺术市场泡沫会越吹越大，恶性循环。重新修订有利于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专门规范文物鉴定和交易法规，兼顾各方利益，严惩卑劣的公然欺诈行为，规范健康有序的艺术品拍卖行业经济秩序至关重要。

　　政府监管与行业建设要切实跟上艺术品市场的飞速发展。行业诚信、评估鉴定、监管体系等诸多空白点亟待充实。近日文化部根据各方意见起草了《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旨在实现从拍卖交易、画廊经纪等有效监管，但是行政执法如何进行还需要拭目以待。而中拍协也出台了相关自律公约，但就在第二天夏季拍卖会上，拍出了韩美林自称是假画的作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资本的扩张本能与艺术价值的博弈还会提出更多的难题。走出一条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道路，使其真正成为文化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在全民投资时代，淘金中国的收藏大户、比利时收藏家尤仑斯夫妇，带给我们成功启示是：关注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与发展，形成自己的艺术判断准则，注重“收与藏”，而不是“炒与卖”，练就点石成金之手。只有纯净心灵，抛弃浮躁，才能拥有抵御赝品“黑洞”的神奇“金手指”。廖小言

最近，文物鉴定领域屡出“新闻”，从“徐悲鸿遗作”被指假作，到“金缕玉衣”骗贷事件的发生，闹得沸沸扬扬。昨天，本报“文化周刊”也就当前热遍全国的“电视鉴宝”现象做了详尽的报道和分析。其中有一点很值得拿出来再说一说。

当前的文物交易市场被许多人称作“乱象丛生”，以假充真，赝品横行，其嚣张的行为真让人叹为观止，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那么，这种乱象的根源究竟何在呢？我以为，文物鉴定专家至少要负大部分责任。

文物鉴定是文物交易的前提，在文物市场上，用五花八门的“专家鉴定”做包装的赝品、伪作比比皆是，都是拉大旗，做虎皮，希望卖个好价钱。这种“专家鉴定”，不仅在交易市场上可以发挥其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在银行贷款以及艺术品信托领域，也是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金缕玉衣”骗贷事件的发生，人们质疑最多的，正是这几位国家顶级专家何以只是围着玻璃柜子转一圈，就给出了“24亿元”的估价和鉴定，其行为之草率令人发指。

平心而论，我们似乎不能责备这几位专家“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有人说，既然有需求，就一定有供应，这是一种供求关系；而且现在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服务都是有偿的，有付出便有回报，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也有自己的道德操守，至少也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伪作当成真迹吧。

再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身居公职的所谓专家，是不能为民间收藏提供鉴定服务的。但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公职人员参与民间收藏鉴定活动的身影，电视节目天天在那里播出，所谓“偷偷摸摸”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见有人出来制止或追究。这种大撒把式的管理，恐怕也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从这个角度来看，主管部门是很难摆脱失职之嫌的，而对文物鉴定的立法工作也是刻不容缓的。

无论如何，文物鉴定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道德自律，不能为金钱、权力所左右，也不能被娱乐万能拉下水。有人常以“看走眼”为托词，为那些不负责任的专家鉴定做辩护，倒也证明了在文物鉴定领域只有个人经验是靠不住的，专家们在这种场合还是慎开尊口为妙。

近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迅猛，名家画作屡受藏家追捧。2011年，徐悲鸿《巴人汲水图》更成为拍卖市场的“领头羊”，以1.71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中国近现代画家作品拍卖世界新纪录。

然而，去年6月在九歌春拍中以7280万元成功拍出的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近日却被指为1983年中央美院研修班的课堂习作，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宁乔木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正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天价名画”为什么遭人质疑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一场春拍会上，一幅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作品当场拍出7280万元的高价。该油画的拍卖信息被发布于多家网站，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题图）以及徐伯阳出示的“背书”，内容为：“此幅油画(人体)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徐伯阳 2007年9月29日。”

然而今年9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10位学生联名在《南方周末》上刊登《这是徐悲鸿的作品，还是我们的习作？质疑“徐悲鸿天价作品〈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公开信》，公开信称该画只不过是他们28年前一堂油画课的习作。

公开信称：这是我们研修班第二学期在1983年5月里的一堂人体油画课习作。习作模特是江苏农村来北京工作的年轻女孩L。画室是当时美院U形楼西北角楼上的大天光教室……习作历时三周，每天画一上午。这幅习作是两年进修生涯中比较有特色的，因为用了一块深酱红色的衬布，效果整体，L的发式和身材都很有特色，为同学所牢记。

信中还写道：我们当然不敢说徐悲鸿先生没有画过类似的站立女人体油画作。但是L的发式是80年代样式的，她的身材也很有特色。如果徐悲鸿先生的画竟同时在衬布色泽、模特站立姿势、身材特征、发式以及脸部特征这五方面都与我们的那幅写生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

拍卖公司有徐悲鸿长子的真迹证明，研修班学员则有大量当年课堂的细节，7280万元，抢到的是旷世名作？还是习作一张？一时间，画作真伪扑朔迷离。

“拍假”纠纷为什么层出不穷

业内专家指出，如果这幅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油画真被证实为学生习作，那么这幅画连“伪作”也算不上，这场拍卖就成了一场“指鹿为马”的炒作。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央美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龚继遂，他当即表示：“市场上徐悲鸿的真画非常少。不仅是徐悲鸿，很多有名的当代画家都发现过有人拿着假画去拍卖，说是出自画家之手，实际上画家本人从来没画过。”龚继遂愤慨地说，书画界应该一致谴责这种“指鹿为马”的拍卖行为。

专家指出，目前具备文物拍卖资质的企业中，在业内信誉度高的并不多。近年来，拍卖行业“拍假”纠纷层出不穷，拍卖会上存在赝品，已不是什么新闻。指鹿为马、把伪作当真品拍卖的现象导致买家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这一切都严重背离了艺术的本源。

一声槌响后，辛辛苦苦抢到的宝贝不过是赝品、伪作，买家心中必然不是滋味。2008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吴冠中假画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8年，上海买家苏敏罗以253万元拍到一幅吴冠中的《池塘》，但当他找到吴老做鉴定时，吴冠中却亲笔写下了“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随后，买家一怒之下将拍卖方和委托方告上法庭。

著名画家韩美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一些拍卖公司公然拍卖署名自己的伪作，越来越多倾其毕生积蓄买到赝品的买家纷纷找他控诉，他有时不得不为买家再创作一幅真品。

针对徐悲鸿油画事件，就在公开信发出当天，有业内专家发表评论称，中国拍卖市场里，他们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单纯为了升值。拍卖公司在利益的诱惑下炒作概念，一些公司甚至抓住“商机”制造赝品，在拍卖会上滥竽充数、以假乱真，重拳整治拍卖乱象迫在眉睫。

拍卖机构为什么不负责真伪

对于此次风波，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郑鑫尧表示，拍卖公司对画作真伪的判断主要来自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徐悲鸿的油画有其长子亲笔证明为真迹的“背书”，所以可以理解拍卖公司对画作的真实性不会产生怀疑。郑鑫尧认为，10位中央美院研修班当年学员的公开信中提供的细节是真实的，“这10人中很多已是油画大家，没有说假话的动机。”

郑鑫尧说，古代作品年代久远，赝品较多，目前拍卖公司鉴定时普遍更加认真，而对当代大师的画作信任度较高，因为很多当代书画大师仍在世，或其亲属仍在世，《人体蒋碧薇女士》因此才能拍得如此高价。

一方面，盲目收藏的买家不断受到精神上、经济上的损失，另一方面，文物市场的公信度、诚信度大打折扣。中国文物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会长张宁表示：“国家对拍卖机构再不认定、不整顿，这种拍卖乱象如果再继续下去，将越来越积重难返，这对我国文物市场将会造成极大危害。”

现实情形是，买家即使买了假画也无从追究拍卖机构的责任，因为拍卖机构是商业机构，并非鉴定机构，理论上对画作真伪不负责。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明文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拍卖法不能只管拍卖企业，不管拍卖行为，只有将卖、拍、买三方都纳入法律制约范围内，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拍卖乱象。邱宝昌对记者表示，相关法律中“出现瑕疵不担保”的条款即使不废除，也应该进行大修，否则委托人、拍卖人存在利用该条款随意“拍假”的可能。同时，他还建议在法律中对委托人、买售人、竞买人和拍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加以规范，防止他们互相串通。

邱宝昌表示：“法律一定要严惩这类现象，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经济处罚并重。”

新华社记者孙伟丽、岳瑞芳、李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