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新华网里约热内卢2月27日电(记者 杨立民)巴西东南部小城市南班代拉市27日晚举行狂欢节预演活动时发生高压线坠落事故,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

  据此间媒体27日报道,当晚来自该市和周边地区的1万多人聚集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狂欢节预演,电子乐队大卡车上方的高压线突然起火断裂,电缆横扫过卡车坠落到地上,导致卡车上的一人和地面上的12人当场触电死亡,整个城市电力供应中断。另有4人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当地电力公司认为,高压线断裂是有人把带金属膜的彩链抛到上面所致,但有目击者称是有人放鞭炮击中高压线造成。

  目前,受伤人员都已被送入医院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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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28 2月 2011 16:21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造成1死1伤

  新华网加沙2月27日电(记者赵悦 杨媛媛)以色列战斗机27日晚对加沙地带东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炸死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另有1人受伤。

  据巴勒斯坦医疗部门称,以军空袭目标是当地武装组织“圣城旅”的成员。以军轰炸结束后,急救人员将死伤者送往医院,两人的具体身份尚无法确定。

  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最近3天来,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发射了约10枚火箭弹,27日晚轰炸加沙地带为以军的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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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检测网负责人肖永红在做客城市管理广播时透露,在我国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至少有1/3以上是和抗菌药有关。近日卫生部将出台抗生素相关使用标准,用量超标严重的医院,甚至将从三级降为二级。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8万人死于过度使用抗生素;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高达30万人;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为11.7%,普通感染的病死率只有5.4%。

肖永红介绍,随着超级细菌横空出世,日益加剧的抗生素滥用现象越来越引起重视。卫生部2004年曾出台过一些技术法规,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但作为技术指导,这些规定只要求医生在患者患有某种疾病时使用某种药物,而对于更多的管理规定并没有跟上。

“目前,卫生部正在制定抗生素相关使用标准,其中对于医院、医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肖永红透露,比如针对现在医院抗菌药使用比例过高的不合理现象,将对医生抗生素使用水平进行调查,总量不能超过一定标准。如果超标,医院在未来的评审中,质量管理方面不能达标,甚至还会与医院评级挂钩,如果一家三级医院滥用抗生素,就会被降到二级。“这对于我国公立医院来说,应该是比较有约束力的,对医院也可以形成压力。”

人们生活中常用的抗生素主要是青霉素、头孢、红霉素等,而医院门诊的抗生素大概有30种左右。在滥用抗生素现象中,最普遍的莫过于人们感冒发烧时自己吃的消炎药。对此,肖永红表示,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感冒更多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抗生素的作用是抗菌,当没有细菌时,吃这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表示,一般来说,感冒完全没必要吃消炎药,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当休息、多喝水。“是药三分毒,滥用抗生素不仅能导致耳聋、耐药性,还可能会引起人体菌群失调,对未来的影响更是难以估计的。”

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源性疾病及吃药引起的疾病,这当中40%是死于抗菌药的滥用。目前我国使用量、销售量在前15位的药品当中,有10种是抗菌药物,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国外一般在15%到30%。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京华网 http://www.jinghua.cn 作者:秋萌 陈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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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讯 日本侵华731部队秘密将被揭开?

  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天开始挖掘东京一所医学校的遗址,5年前,二战时期日本女护士Toyo Ishii曾揭露,在美军占领日本前夕,她曾在这里参与掩埋上百具尸体,人们怀疑这些人骨是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在二战期间进行活体实验的证据。

  这将是日本政府首次对这一遗址进行官方调查。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Kazuhiko Kawauchi对媒体说,挖掘的目标是发现在这一地方是否有秘密被隐藏。“我们并不确定调查能发现什么,如果挖出来一些东西,也不一定与731部队有关。”不过,日本媒体均未涉及有关这次调查的新闻,反而是由一家英语媒体率先报道。

  今年88岁的Toyo Ishii20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44年,她被派遣到那所军医院的口腔科担任护士。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医院共有3个停尸房,那里用福尔马林浸泡着许多人的尸体,他们的颈部套着一个牌子,上面有编号。停尸房的许多大瓶子里则浸泡着人骨和器官。她说,在日本投降后,她和许多同事一起奉命把这些尸体和人骨装进手推车,运到一个大院里掩埋,而这个大院就是现在的公寓楼所在地。2006年6月,她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我们把样本从玻璃容器里取出来,然后倾倒在院子里。我们的上司还警告我们,如果把这一情况告诉美国人,我们就会遇到麻烦。”

  神奈川大学历史教授、细菌战研究专家常石景一对媒体说:“如果那里确实曾掩埋过人骨,很可能与731部队有关,因为那幢公寓大楼曾经是战时一所军医院的所在地,而该军医院与731部队关系密切。”

  事实上,早在1989年7月,在位于东京新宿区户山的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建筑工地上曾挖出了大量可疑人骨,由于该工地在日本侵华期间曾是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校址,距731部队的国内总部不远,因此,这些人骨一出土,就被怀疑是当年活体实验死亡者遗骨。据鉴定,这些遗骨多数属于蒙古人种。部分遗骨上有刀砍的痕迹、子弹射穿的洞以及明显的用钻头打开的窟窿。这些更增加了人们对遗骨是实验者遗骸的怀疑。但是,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日本政府于2002年3月27日将这些可疑人骨转移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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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多家西方通讯社北京时间18日清晨报道,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突然中风,现处于昏迷状态。

  本·阿里今年1月14日在突尼斯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形势下,流亡沙特阿拉伯西部最大城市吉达。此后,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动向不明。

  一个接近本·阿里的沙特消息源17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本·阿里因中风正在沙特阿拉伯一家医院急救,“他处于严重危急状态”。

  本·阿里家族的一位密友告诉法新社记者,本·阿里17日中风,现“处于昏迷状态”。

  德国新闻社援引沙特王室消息源确认本·阿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消息。

  此外,曾为本·阿里撰写多本传记的法国作者尼古拉斯·博,17日在其个人博客上刊文,现年74岁的本·阿里正在吉达一家医院接受中风治疗。

  多个消息源没有公开收治本·阿里的医院名称。

  对于本·阿里病危消息,突政府发言人拒绝置评,称突政府不评论任何“谣言”。

  本·阿里流亡沙特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对外界保证,沙特将禁止本·阿里在沙特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但“收留本·阿里是沿袭沙特以往一贯做法”,因为“这不是沙特第一次给予外国领导人政治庇护”。在过去20多年里,沙特曾收留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和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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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吴淑珍与陈致中 资料图片:吴淑珍与陈致中

  环球网2月18日消息,前台湾“第一夫人”吴淑珍因龙潭购地等案被判刑17年半,今天准备发监执行,她上午身穿白色羽绒衣,在儿子陈致中陪同下,从高雄人文首玺家中搭乘黑色厢型车,于7点57分抵达高雄地检署进行报到,现场聚集许多绿营民众,随后将前往台中监狱附设培德医院评估是否入监服刑。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陈水扁透过转述表示,吴淑珍重度脊椎损伤,希望培德医院以人道关怀评估,拒珍入监;他担心珍关进去,就是“夫妻永别”,国民党不要以政治“处决”他们夫妻。

  高雄地检署通知吴淑珍上午九时报到,吴淑珍到案后,由主任检察官黄彩秀等进行“人别询问”,了解身体状况,并询问有何请求,随后送台中培德医院。

  高雄市政府提供救护车供雄检以专车护送吴淑珍到培德,车上有两名高医资深医师及一名护士,检察官也随行;为避免救护车临时出状况,雄检进行胎压等车辆检查,并要求出车单位开立保养单,以防万一。

  途中警车将全程戒护,高公局安排台南及员林两个有残障厕所的分驻单位供吴淑珍休息,并接洽沿途各大医院,必要时就近送医。

  检方表示,从雄检到培德约3小时,如吴淑珍身体状况难以承受,考虑改乘高铁,已洽妥残障车厢,车厢内有戒护区,其它旅客不得靠近,车程约45分钟,将视吴淑珍到案后身体状况决定采那一方案。

  法界人士表示,一般受刑人入监执行必须戴手铐、坐警备车,吴淑珍因病情严重、行动不便坐轮椅,将以救护车、免戴手铐,在戒护警力维护下,前往台中监狱培德医院报到。

  台中监狱秘书林志雄表示,吴淑珍入监执行并无特别礼遇规格,相关程序一视同仁,由女管理员检查后,再由培德医院医疗团队做病情评估,若无法自理生活,则拒绝收监,如能自理生活则发监执行,将安排到重症病房服刑,等病情稳定再移到女性重症疗养专区,由女看护协助照料。

  培德医院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经营,院方已组成医疗团队,网罗心脏内科、神经内科、肾脏科、泌尿科、复健科与护理部等医护人员评估。“基本上看来,她(吴淑珍)都要人家照顾,饮食无法自理,洗澡、上厕所也要人照顾”,院方表示,能否自理生活是评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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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老是在成都走的,但是,他绝大多数时间,却生活在重庆。在重庆的玄坛庙、爱丁堡和江北商圈等地,都留下他的足迹。晏老说,“我是一只候鸟,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都去过,但重庆才是我的家!”

史诺飞,重庆急救中心院长,重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也是晏老在重庆的保健医生,与晏老过从甚密,常常他写诗,晏老在上面作画。

昨天,记者找到史诺飞院长,他向我们讲述了这位国画大师的生平轶事。

自磨矿石粉作颜料

1993年国庆后,江北一名中医找到史诺飞,要他去见一个人,为这个人治病。史诺飞去了,这是他第一次认识晏济元。当时晏老93岁,满头白发。晏老得的是老年肺炎,史诺飞为他打针后的第二天,他派儿子找到史诺飞,“你打针不痛,今后我就找你治病。”

晏老在画重要彩画时,晏老不会用外面买的颜料,而是自己把各种颜色的矿石磨碎,用矿石粉作颜料画画。晏老说,花草原本来至大自然,我用矿石粉作颜料,是把大自然的美丽,还原回去。因此,晏老绘出的山水画,艳丽脱俗,是任何人无法模仿的。

国画大师很抠门

一次,有一位商人找他写字,商人用当时最好的宣纸作为报酬。字写好了,商人要拿走晏老的字,晏老一手按住自己的字,一字一句地对商人说,“不忙,宣纸价和我的字价,我们各算各,不能充抵。”说得对方一阵脸红。最后,双方真的各算各。

又一次,乐山一家名寺想要晏老的字画,晏老答应了。但是,当字画写好后,晏老与对方讨价还价,寸步不让。对方不理解,认为一般来说,送寺庙的字画不应当收费。而晏老却回答,“你们在收门票,我为何不能收费?”

大师其实很大方

晏老也有大方的时候。上个世纪30年代,晏济元与张大千、何香凝等知名爱国人士一起,为抗日救国捐献了大量字画。在抗美援朝和5·12汶川地震中,晏老再次拿出数百幅字画,捐赠给国家。前后几十年,晏老捐赠的字画价值数百万元以上。每次捐赠,晏老总是选择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晏老说,要捐就捐最好的,这是给国家出力呢。

2008年5·12大地震后,记者在市急救中心采访了晏老。当他从报上看到重庆晨报为灾区组织了一批又一批救援物资运往灾区后,非常感动,立即提笔,为记者写下了“感谢晨报支援灾区”8个大字。

生活中非常随和

晏老在生活中,非常随和。他喜欢到超市购买并保存各种小刀,不要名牌。晏老喜欢吃红烧肉,史诺飞到上海开会,在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吃到一种红烧肉后,立即打包为晏老带回重庆,端到晏家时,红烧肉还是热的。晏老好高兴,一顿便全部吃完了。

在医院住院,老人希望史诺飞随时陪他,而史诺飞是医院院长,非常繁忙。两天不见史诺飞,晏老便大起嗓门到处质问,“史院长跑到哪里去了,为啥把我放在医院又不管我!”第二天,史诺飞来了,晏老知道冒失,又主动向他道歉。“史院长,我错了,下次不吼你了。”

上世纪80-90年代,是晏老创作的黄金时代,佳品频出。然而,晏老一生中也有遗憾。晏老在北京、深圳、上海、成都等地方和日本都举办过画展,他最遗憾的是,没有到台湾去办画展。

本报记者 罗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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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儿童医院挂号排队的长龙蜿蜒至院外。 北京儿童医院挂号排队的长龙蜿蜒至院外。

  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输液像是流水线……这是京城两大儿科医院看病的真实写照。

  作为全国优势儿科资源较集中的两家医院,儿童医院和儿研所的门诊量已经超出预计承载能力的一倍多。多家医院的儿科也均已过劳,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家长喊难,挂号难、住院难、看专家难;医生也喊难,不停加号、24小时门急诊、双休日也要连轴转,但仍有看不完的病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几家医院的儿科如此负重不堪?在医疗机构百舸争流的局面下,多数医院的儿科为何却又急流勇退、日益萎缩?儿童的看病权利是否将得到保障?

  专题动机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普天之下再明晰不过的共识。但在卫生服务领域,儿童医疗正陷入尴尬苦境——优质儿童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无数家庭心急如焚却无号可挂无医可求。

  此种局面,概因北京医疗资源失衡的积弊,也因医院重医疗轻保健的现实惯性,同时还有卫生部门监督乏力,医疗机构未尽公共之义。

  本报今起连续推出“儿科有疾——北京儿童医疗困局探因”专题报道,全方位呈现目前北京儿童医疗面临的严峻现实,调查、揭示其历史及现实成因,并寻求解决之道。

  ■问题

  过劳症候一

  门诊人次超标逾一倍

  “什么?上午的专家号都没了,这刚几点啊”“这专家号也太少了吧”,上周五早晨7点半,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和泌尿外科的专家号就全部告罄,一时间,抱怨声四起,众多前来挂号的家长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盘算着改天早点来排队。

  8岁的笑笑已经是第二次从洛阳来北京看病了,她患了脊柱侧弯,上个月,为了能挂到专家号,她愣是跟爸爸妈妈在医院连睡了3天地铺,这次来是为了住院做手术。尝到了看病难的苦头,笑笑爸爸特地带来两个亲戚当帮手,“挂号、排队、交费手续太复杂了,4个大人明确分工,才能保证孩子顺利看病”。

  与笑笑一样,每天还有无数从全国各地慕名来到儿童医院看病的患儿和家长,多则七八千,少则四五千。院方统计数字显示,其日均就诊人次中,70%是外地患儿。

  排队挂号的家长从医院门诊大厅一直排到了二环路边,近百米长的队伍蜿蜒了几道弯。每年夏季是儿童医院的就诊高峰。为了防止踩踏等事故,每天早晨,门诊大厅内外都有40多名保安专门维持秩序。

  儿童医院副院长张建表示,目前,原本设计日接诊4000患儿的门诊楼,每天都有7000多患病的孩子来看病,最高峰时超过一万人次。

  与此同时,北京另一大儿科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日子也不好过”,去年全年累计接诊人次近170万。2003年时,这个数字仅为80万,10年内翻了一番,而且正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过劳症候二

  患儿云集急诊变慢诊

  “孩子烧一直不退,但都快3个小时了,还没轮上打针,我能不急吗?”来自河北邯郸的顾先生在首都儿研所内,经历了排队、看病、等待的近3个小时后,孩子还是没能输上液,他这一声怒吼把正在哭闹的孩子们都吓得噤了声。

  顾先生的急诊变慢诊的情况是京城几大医院儿科的缩影。除儿童医院、儿研所两所专科医院外,友谊医院、北大妇产医院、协和医院等综合医院的儿科也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就夜间急诊而言,仅一般腹泻、发烧等常见病的患儿,从排队挂号到看到专家,这些医院的平均耗时约两个小时左右,在顾先生在内的众多家长们看来,儿童急诊“一点都不急”。

  严重超标的就诊人次不仅造成了看病难、挂号难,而且寻得一张床位更是难上加难。

  儿童医院的1000张床位全年处于饱和状态,每天仍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儿亟待入院治疗。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在秋冬流感高发期,医院每日8000的就诊人群中,约有4000左右是看呼吸科的患儿,因儿童病情变化比较快,为方便救治,需要入院治疗的病情较重的患儿数量约在400人次左右,但因呼吸科仅有一个34张床位的病区,医院只得通过“内部扩容”和“请求外援”的方式,增加病床数量,“即使这样,全院多个科室和急救中心、新生儿病房都动员起来,增加的床位也不过百儿八十张”。

  这意味着,4名需要入院治疗的肺炎患儿中,仅有一人能顺利入院。

  过劳症候三

  常见病患者舍近求远

  上周五上午9点半,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的二楼输液室,大大小小的患儿在家长的怀里排队等候打点滴,电子提示器上显示已叫到213号。见6个输液室已全部满员,家长和患儿们只得“鸠占鹊巢”坐在输液候诊区内,连摆放着“禁止输液”标牌的过道上,或坐或站的也全是输液的病人。

  在经历了早晨6点至8点的挂号高峰后,此时,医院又迎来了每天的第二个就诊高峰——输液高峰。护理人员平均每天要给2500名患儿输液,超出规定的1000人次的1.5倍。

  记者从儿研所、友谊医院儿科等多家医院获悉,在其庞大的门诊人群中,多数是感冒、发热、腹泻等常见病,这个比例占到了近七成,而仅有三成左右是真正需要专家诊断的疑难杂症。“我们无权干涉患者的就医权利,而且患儿的病情变化快,需要认真诊治,但看腹泻、发热,大型综合医院的医生们都没有问题。”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崔红表示,患儿的扎堆就诊不仅会影响医疗资源的分布,而且可能造成院内感染。

  过劳症候四

  医生疲于应付难专注

  “因为不能拒绝任何患者的就医权利,也无权进行分流和资源调控,只得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但人员的能动性已到了极限,每天都看100个患儿,哪个医生也吃不消。”儿童医院一位负责人说。

  在友谊医院,医生们都要轮流值夜班,但门诊、病房加上夜间急诊,使得许多新手都感到吃不消,“不到两年时间,3个大夫一个护士,都是第一胎胎停育,随后流产,刚30岁的人,高血压、心律不齐等很常见。”而在儿童医院,有一年的体检中,仅急诊护士出现心律失常的就占了一半。

  儿研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儿童专科医院就诊人数增多,医务人员不堪重负,疲于应对普通病人,必然对新技术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太少,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生就诊的专注程度,也影响其提高业务水平。

  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崔红则表示,医生们都发憷上夜班,工作热情也受到影响,“如果不增加人员分担压力,光靠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的话,谈何可持续发展”。

  ■探因

  儿科成三级医院“针头线脑”

  与两大专科儿童医院相比,部分综合医院的儿科门庭冷落。

  市卫生局统计的103家设有儿科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1月20日共接诊患儿22619人次,北京儿童医院接诊5947人次,儿研所接诊4624人次,这两家医院的接诊人次约占儿科总接诊人次的47%。

  记者对北京多家三级综合医院儿科了解发现,多数综合医院儿科就诊力量和条件参差不齐,大多只设有儿内科,且多没有儿科诊疗器械,未开设24小时急诊,未开设儿科病房,诊疗病种有限制等。

  如作为南城较大的三级医院——博爱医院,既无儿科病房,也无儿科门诊;复兴医院仅有两名儿科医生,因此无法安排儿科急诊,周日亦无门诊;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急诊只到晚上10点……

  多家三级医院均表示,其儿科发展难是由儿科特点决定的,相比于用药量大的内科、可开展手术项目多样化的外科、各类检查科室,儿科不仅赚钱少,而且最易产生医患纠纷,因此很多综合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如果将内外科等比作卖彩电冰箱的,那么儿科就是卖针头线脑的,哪个医院会放着利润高的科室不扶持,而把钱投到不盈利的儿科啊。”某三级医院相关负责人如此比喻。

  ■前景

  新建儿科医院尚无实质进展

  为缓解城北和城南患儿的看病难问题,目前,卫生部门已经确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为本市首批中医儿科诊疗中心,两家医院需提供24小时儿科急诊和全年无假日门诊,床位数20张,年门诊量计划达到10万人。

  虽然此“缓兵之计”起到了一定的分流作用,但因其均为中医医院,孩子有了急重症时,家长还是会直奔更高水平的综合医院。

  作为大城市的通病,儿科看病难在各地情况相似。

  在本市,这个老大难问题也早已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去年年初,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曾表示,将在南城规划一所以诊疗儿科疾病为主的综合医院;同时,儿童医院搁浅了多年的血液肿瘤中心的建设也在加紧协调。但一年过去了,两项工作均无实质性进展的消息发布。

  今年年初,本市十二五规划再度把新建儿科医院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新医院何时选址开建,何时能投入使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李秋萌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张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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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逢年过节,最累恐怕就要数您的肠胃了。记者昨日从鼓楼医院了解到,从年三十开始,医院就不断地收治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同时因为鱼刺卡喉,到医院来取鱼刺的人明显比平时增加了不少。而近期尽管天气转暖,但是温差比较大,加上过年期间人的“生物钟”被打乱,所以感冒发烧的人还是有增无减。

  俗话说“年年有余”,在年夜饭中,很多家庭都会烧上一条大鱼讨个吉利,所以这几天到医院来取鱼刺的人不少。记者昨天在鼓楼医院就见到一位王先生,他是安徽人,大老远到南京来取鱼刺,足见鱼刺卡得有多深了!原来,王先生初一晚上和朋友聚会,一不小心将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一起吃饭的朋友建议他咽干饭,他连咽了几口,结果喉咙不疼了,胸口却疼痛不已。之后,王先生去了县医院,县医院表示没办法,初二一早,他就赶到南京。经检查,所幸鱼刺尚未穿透食道,在鼓楼医院消化科专家的努力下,最终通过胃镜将鱼刺取了出来,否则,他有可能还要通过开胸手术才能将鱼刺取出。

  姚玉玲副主任医师介绍,鱼刺卡喉的患者,大多数情况是卡在喉咙,可以到耳鼻咽喉科通过喉镜取出,如果咽干饭或馒头等,会将鱼刺等异物推进食道,这时就只能到消化科通过胃镜取出,有少数患者,鱼刺穿透食道壁,距离主动脉等大血管相当近,胃镜取出风险大,就只能在心胸外科通过开胸手术取出。这些患者如果没有及时就医,随着体位变化,鱼刺刺破主动脉等大血管,患者将会在数分钟内死亡。因此,提醒市民,如果有鱼刺等异物卡喉,咽干饭喝醋等老办法都不可取,反而会加重病情,还是应尽快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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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通过研究证实:高尔基体跨膜糖蛋白73(GP73)是肝癌早期诊断和术后复发病情评估的理想血清标记物。其敏感性、特异性远高于1970年以后作为原发性肝癌的标志应用于临床的甲胎蛋白(AFP),二者联合检测将大幅提升肝癌的诊治水平。这项成果基于北京协和医院在国际上率先完成的超过4000例的大样本、多中心、多种族GP73系列相关研究。该院肝外科教授毛一雷等人的这一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内脏》(GUT)上。
WHO发布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报告显示,肝癌是中国癌症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在各种疾病中,肝癌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排名第一。在中国,肝炎病毒携带者有9300万人,占总人口的7.18%,由乙肝经过肝硬化最终发展为肝癌是中国肝癌患者的经典路径,全球每新增2例肝癌就有1例发生在中国。而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防治乙肝后肝硬化是我国医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研究组通过测定肝癌高危人群GP73和AF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发现GP73对肝癌的敏感度为74.6%、特异度为97.4%;而同一组患者,AFP对肝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8.2%和85.3%,这提示GP73在肝癌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上均远高于AFP。
通过肝癌组与健康组的对照,研究组还在国际上首先确立了GP73的正常值为1.2(0.9~1.7)相对单位,肝癌组血清GP73平均值为14.7(8.9~29.4)相对单位,远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肿瘤个体的大小无关。研究组在对肝癌患者术前、术后及随访等的连续观察表明,患者GP73水平随着肿瘤切除而下降,术后14天,该指标跌到谷底。但当肿瘤复发后,GP73也开始反弹。
研究组专家表示,这项研究支持了乙肝病毒感染是肝癌的重要致病原因。大样本数据显示:乙肝病毒携带者和肝硬化患者的GP73值均有一定程度的升高,但一般均小于5相对单位,明显低于肝癌患者。这暗示了GP73在监测患者从携带乙肝病毒发展到肝硬化,最终发展为肝癌的整个疾病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研究组还首次检测了与肝硬化、肝癌无关的胃癌、食道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14种临床常见癌症的GP73值。结果证实,GP73在其他良性、恶性肿瘤中尽管有轻度升高,但增高值远远低于原发性肝细胞肝癌患者,证实GP73为肝癌的单一肿瘤标记物。
这项研究是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联合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的。研究组收集的4217例血清样本涵盖了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等3个种族的各类肝病患者,获得了迄今国际上关于GP73研究的样本量最大、检测项目最全面和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此外,协和肝外科还联合中国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成功合成了GP73单克隆抗体,为今后临床推广打下了良好基础。
毛一雷指出,GP73的出现要归因于近年来蛋白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进步,而GP73和AFP联合检测可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水平。(来源:科学时报 段文利 祝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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