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威恩斯9日公开展示他的新面孔，大约3年前他在一次事故中面部被烧成重伤

尽管威恩斯现在仍看不到东西，但是他已经能感觉到3岁女儿的亲吻，

威恩斯恢复了嗅觉

与女儿重聚时，威恩斯向女儿展示了他的新面孔，并感觉到了女儿的亲吻

　　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思堡的26岁男子达拉斯·威恩斯是美国接受全脸移植手术第一人。但是对他而言，再次感觉到女儿的亲吻才是这项手术取得的最重大突破。上周，威恩斯开始以新面孔面对3岁的女儿斯卡雷特，9日他首次向公众展示他的新面容。

　　9日，威恩斯在吹风会上表示，能把小斯卡雷特拥入怀中是他得到的最好礼物。女儿第一次看到他的新面孔时兴奋的说：“爸爸，你真帅！”目前威恩斯打算重返德克萨斯的家，“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最好的父亲”，并继续他的学业。9日他在著名电视节目“早安美国”上首次公开展示他的新面容。

　　他戴着一副墨镜，留着大胡子，威恩斯称，再次感觉到“令人很吃惊”。他说：“我的脸部失去知觉已经长达两年半，再次感觉到女儿的亲吻真是太令人惊异了。” 威恩斯表示，如果没有小斯卡雷特，他可能不会签字同意进行全脸移植手术，移植新鼻子、嘴唇、皮肤、肌肉和神经，给它们提供能量，让它们重新恢复知觉。

　　威恩斯说：“如果没有女儿，我会一直那样生活下去。但是一想到在她成长过程中会有人问她：‘为什么你父亲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她的整个童年都会因此蒙上阴影，我就会坐立不安，备受煎熬。” 6周前30多名医生、护士和麻醉师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对韦恩斯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的移植手术，随后他一直在这里接受康复治疗。

小斯卡雷特已经几周未见父亲，这次重聚她兴奋地对父亲说，这张新面孔非常帅

自从2011年3月开始手术至今，休·彼得森（左）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孙子威恩斯，此时父女正在开玩笑

威恩斯同女儿斯卡雷特、祖母休和祖父戴尔·彼得森在一起。威恩斯表示，现在家人的关系更亲密

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烧伤中心主任、这项手术的负责人博赫丹·波马哈克博士称，威恩斯的转变“太出乎意料了”

　　两年半前，威恩斯在维修一座教堂的窗户时，由于升降平台失去平衡，他头朝下从高处摔下来，头部触到高压线，被严重烧伤。医生未能恢复他的视力，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感觉，而且嗅觉也慢慢恢复过来。他最先闻到的是从医院厨房飘来的烤宽面条的气味。威恩斯说：“它闻起来是那么棒。新面孔自然而然地恢复知觉，我感觉好像它就是我自己的脸。三言两语根本无法表达我的感受，因为这项手术给我的生活带来太多太多，以后我会一直充满感激。”

　　威恩斯不记得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尽管他受了重伤，但是他表示，如果可以重返2008年事故发生的那一天，阻止悲剧发生，他不会那么做。“事故让很多好事降临在我的身上。现在我的家庭更和睦，关系更亲密。目前我正在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我甚至是一名更合格、更优秀的父亲。这是一张新面孔，它不是我的，也不再属于那位老人。你就在它里面，开始慢慢适应它。”威恩斯准备出院回家，重新开始新生活。

　　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烧伤中心主任、这项手术的负责人博赫丹·波马哈克博士称，威恩斯的转变“太出乎意料了”。他说：“看着一个人没有面部和软组织，让人感触很深。通过移植手术，他突然像换了一个人。” 威恩斯术前说：“我感觉有点紧张，这是一项大手术。一想到从此我可能就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会很激动。用语言无法表达我此时的感受。”9日他说：“你的生活你做主，你可以选择痛苦度日，也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我选择了后者。我今年才26岁，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威恩斯是美国第三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人，在他之前接受面部移植的人是2009年进行手术的詹姆斯·马基和2008年进行手术的康妮·卡尔普

2008年发生事故前威恩斯与女儿在一起

事故后他与女儿在一起

今年3月，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专家组在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给威恩斯实施了全脸移植手术

　　他承认，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捐赠者及其家属的感激之情。“他们的付出让我重获新生。也让我的女儿获得新生活。”除此以外，威恩斯还提及他的信仰是如何帮他度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的。他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支持我帮助我，我并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清楚，尽管我很不幸，但我同时也是上帝的宠儿。”这项手术费用由国防部支付，它为该院的5项移植手术提供340万美元科研补助金。

　　威恩斯是美国第三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人，在他之前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是2009年在同一所医院进行手术的詹姆斯·马基和2008年在克里夫兰临床医院进行手术的康妮·卡尔普。不过他是美国第一位进行全脸移植手术的人。去年名叫“奥斯卡”的31岁男子在西班牙接受全球首例全脸移植手术。上个月，来自印地安那州的米特彻9亨特成为美国接受全脸移植手术的第二人。30多名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布里格姆妇女医院为他做了移植手术，手术持续超过14小时。

　　2001年，30岁的陆军士兵亨特乘坐的汽车发生事故，撞向一根电线杆，女司机被坠落的电线击中。亨特迅速跑过去，把她身上的电线推掉，但他却与电线接触长达5分钟，被严重烧伤。在美国，司机在申请驾照时同意捐献器官和组织的，不允许捐赠面部，除非有家人同意。威恩斯经过漫长的等待，去年10月被选中可以进行这项手术，因为经过一系列检测，证实他的意志很坚强。

　　自2005年至今，全球已经实施了12项面部移植手术，其中10例取得成功。中国的一名移植患者在停止服用抗排异药物后死亡。法国一名男子术后出现感染，并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孝文）

　　在医院里，在社区中，耐药性越来越强的各种“超级细菌”频繁出现。日前，由北京市卫生局和法国梅里埃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法抗菌素耐药和医院感染防控论坛上，巴黎South-Paris医学院临床微生物教授、Bicetre医院细菌病毒学的主要负责人PatriceNordmann表达了深深的忧虑：NDM-1（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正在迅速传播。与前一年相比，2010年竟增长了两倍，而2011年的增长幅度预计会进一步放大到2—3倍。

　　耐药菌的历史伴随着抗菌药的更替而展开

　　当你头疼脑热，随手拿起一粒感冒药吞下时，你很可能就已吃下了抗生素；当你喉咙发炎，抓起几粒消炎药吞下，你也是吃下了抗生素；当你病好了到市场买只鸡补补身子，你还是可能吃下了抗生素，因为一些大型饲养场圈养的鸡，都得吃抗生素防病。抗生素的频繁使用，促进了细菌的进化——耐药。

　　当细菌演变为耐药菌，就构成了和抗菌药之间与生俱来的矛盾关系。耐药菌的历史也同样伴随着抗菌药的更替而展开。

　　菌和素谁战胜了谁

　　抗生素与细菌之间的战争始于1929年弗莱明的伟大发现——青霉素。

　　1943年，发现了链霉素，并在1947年投入了市场。人类战胜了结核病。

　　抗生素日益发展，建立了庞大的抗菌素制药工业。在1971年至1975年达至巅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

　　但形势随之逆转，从1980年代开始，每年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递减。一方面的原因是开发新抗生素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则是细菌快速形成的耐药性。

　　细菌对抗生素形成耐药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被选择”。在数量惊人庞大的细菌群体中，细菌个体并不完全相同，彼此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突变。突变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一直就存在，只是偶然，一些突变改变了细菌的基因，使之获得了耐药性。

　　在抗生素出现之前，这些产生耐药性的突变会在细菌群体中逐渐消失。但抗生素出现后，这些突变有了新的意义。抗生素对细菌进行了“选择”，没有耐药性的细菌被杀灭了，而有耐药性的基因生存了下来，菌群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非耐药菌越来越少，耐药菌越来越多。

　　耐药性对于抗生素如影相随，只要使用抗生素就会形成耐药性，使用抗生素越多，形成耐药性也就越快。

　　“零宽容”能否遏制耐药菌传播？

　　事实上，超级病菌的最大感染途径是医院。有资料显示，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其中外科患者使用比例更是高达97%。但是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超过2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王杉教授介绍，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医院中病原体来源广泛，且医院中流行的菌株大多具有较强耐药性，因此，控制院内感染是控制耐药菌传播，也是遏制细菌进一步耐药的重要途径。

　　王杉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医院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医院感染，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感染却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就是控制可控制的感染，使可控感染的发生率逐渐下降，直至为零。这也就是所谓的“零宽容”理念。

　　据了解，2007年6月，美国第34届感染控制年会上，美国感染控制和流行病学专业协会发出呼吁，要求对医院感染“零宽容”。研究显示，至少50%—75%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50%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和50%的手术部位感染可以预防；60%—90%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医院感染可以预防。

　　医院感染控制“零宽容”理念，意味着不再接受最低标准，目标是零感染。对待每一个医院感染的病例，都要认为是不该发生的，仔细调查根本原因，让类似的感染事件不再发生。

　　医生把关或可真正制止耐药菌

　　“另外，多学科协作也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的重要医学模式，针对目前医院感染控制的严峻形势，采取多学科协作的医院感染控制模式能够大大提高医院感染控制效果。”王杉教授认为，强化多学科协作理念，加强多学科协作同样适用于医院感染管理领域。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更需要深入贯彻多学科协作理念，加强多学科间的合作。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绝不仅仅是抗菌药物的使用问题。耐药菌产生和扩散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30%—40%通过医院工作人员的手，20%来源不明，如环境污染，工作人员携带等，因此，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需要临床、抗感染及医院感染管理等专家的共同协作。”

　　此外，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导致和加速了细菌耐药性产生，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主要责任在于医生。但是，怎么才能将合理用药的方法、制度、机制等落在实处？

　　对此，王杉教授说，针对院内感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院内感染预警机制。“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目标性监测的及时发现与诊断，为医院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王杉教授解释说，一方面，医院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制度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预警机制。同时严格按照权限开处方，联合用药以及使用万古霉素、广谱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等必须严格掌握用药指征。避免由于抗菌药物的滥用而导致耐药菌的产生。

　　————延伸阅读————

　　我国抗生素滥用严重

　　据报道，我国的抗生素无论是生产还是使用上，都远高于欧美国家。在每年生产的21万吨抗生素原料中，大约3万吨用于出口，18万吨都是在国内使用。

　　“抗生素滥用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指出，在一些地方，抗生素往往被人们奉为“万能药”、“快效药”。抗生素快速杀菌的特性迎合了人们治疗求快求特的心理，使得被选择使用的几率大大增加。很多人大多时候只是病毒感染，并不需要抗生素。但有人迷信高级的、广谱的抗生素，结果人为地加速了细菌的耐药。  

　　据不完全统计，所用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各类抗生素就占了半壁江山。而在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细菌感染性仅占全部疾病的18%—21%，即仅两成疾病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然而抗生素却俨然成为大众眼中的常用药。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细菌整体耐药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肖永红称，中国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量仅约占20%；中国的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是美国的10倍。

　　一名德国妇女去年底怀孕21周又5天，就产下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女婴成了全球妊娠期最短而存活的婴儿，她的双胞胎兄弟在出世几天后就夭折。

　　德国《图片报》报道，这名早产女婴弗里达是在去年11月7日，在德国西部富尔达的一家医院诞生。她出世时身长28厘米，体重只有460克。5个半月后，她已长大到50厘米长和3.5公斤重，据说几天后就能出院。

　　在医学上，胎儿未满8个月就出世便算早产，如果怀胎少于32星期，婴儿可能面对严重的发育问题，如果少于22星期，存活率便等于零，因为他们的心肺和脑都还没发育完全。因此，弗里达能够存活可说是个奇迹。

　　据该儿童医院的一名值勤医生透露：“目前还看不出弗里达有什么发育方面的危险，她应该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日前，广东东莞一名患胆结石的女工住院28天去世，留下了一张45万元的“天价账单”。尽管这些费用主要发生在重症监护期间，但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显然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此事引发了社会对过度医疗的热议。

　　近年来，类似的“天价药费”事件并不罕见，不仅在民营医院屡屡发生，而且在公立医院也频频上演，集中暴露出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端。

　　专家认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院的主体，也是百姓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因此，过度医疗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扭曲的补偿机制。

　　1.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劳务收入和财政补助。目前，在各级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而在北京协和医院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看病越细收入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以朝阳医院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如果医生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项目18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项目带来的损失。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目前，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

　　一边是遗体短缺，一边是捐赠无门。早日在医院建立遗体捐献的“绿色通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清明节，在北京一家医院，一位名叫遂遂的外地男孩结束了与癌症的抗争，离开了这个世界。哀伤的父母决定捐献他的遗体，为医学进步做“最后的奉献”。

　　然而，当他们为此求助身边的医生时，却遭到冷遇。医生告诉他们，自己去找红十字会联系。红十字会在哪里？具体怎么联系？这对夫妇一头雾水。于是，他们与医生发生争执，后惊动院方领导，才帮助联系到一家医学院，使其得偿心愿。遂遂的遗体虽然捐献了，但他的父母却高兴不起来。医者的冷漠，不仅挫伤了他们的捐献热情，也损害了他们对于医生的敬意。

　　遗体捐献的曲折经历，令人沉思。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用于教学的遗体严重短缺，难以满足临床教学及科研需求。由于缺乏人体标本，许多医学院校常见十几个学生围观教师解剖一具遗体的情景，即便在北京等条件较好的院校，也是8到10名医学生操作一具遗体，而按国际标准应该是2到3人。人体解剖学是了解人体结构的基础课，未来的医生们正是从志愿者的遗体上，认识第一根动脉、第一根神经，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一位眼科医生走上手术台前，至少要经历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很难想象，如果一位医生只看过人体图片和模型，而没有实际操作经验，谁敢让他做手术？

　　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一个重要来源，遗体捐献匮缺也影响器官移植的开展。全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手术量仅区区1万例。由于缺少器官来源，近3万名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的盲人中，每年接受移植者不到1200人。而捐献一副眼角膜，至少可以使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国外一些国家的公民领取驾照时，其中一项就是选择遇到车祸是否捐献遗体。志愿者一旦出现脑死亡，医生会立即实施器官移植。当前，我国还未出台脑死亡法，极大地影响了器官捐赠的数量。

　　近年来，遗体捐献在国内许多城市被逐渐接受，但捐献比例依然很低。据北京市红十字会统计，1999至2010年底的12年间，近2000万人口的北京市只有1088人实现了遗体捐献，平均每年200万人中仅有9人捐献遗体。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人传统殡葬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也与捐献途径不畅、捐赠行为缺乏法律规范不无关系。

　　眼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医学院校或医疗机构设立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但捐献手续繁琐。从填写申请表、征得直系亲属同意和签字，到去公证、把申请表送回接受站，再到临终时由亲属通知接收单位取遗体，劳神费力的程序令不少志愿者尤其是年岁已高的老人望而却步。而当医院遇到即时捐献者时，怎样开通捐献渠道，有关法律尚无规定。这就导致了一边是遗体短缺、一边是捐赠无门的怪现象。

　　作为部分生命的终点站，医院本是宣传和实现遗体捐献的重要阵地。尽管遗体捐献属于无偿行为，但医院绝不应冷漠处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否则就会挫伤遗体捐赠者的积极性。因此，早日在医院建立遗体捐献的“绿色通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图为患者王有平在现场。苏玉军 摄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12日宣布，该院近日收治一世界罕见“巨舌症”患者，其舌体约长25厘米，宽10厘米，厚7厘米，导致舌体突出于口腔外，无法闭合。该院计划用3至4年的时间，为其作综合性系列治疗，以恢复正常容貌。

　　据了解，患者王有平，34岁，自出生后即被父母发现嘴唇发青，哭闹时略肿大，左耳前区略隆起、发胀。6岁时，患者上下嘴唇、左面部明显肿大。从13岁起舌体体积增大，往外伸长，直至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合嘴。由于患病，王有平口齿不清，不能正常饮食，呼吸困难，其面容经常引起路人的歧视。2000年在北京求医时，舌头一度出血达4000多毫升，危及生命。

　　坐落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曾历时4年为世界首例“坑面女”成功“变脸”，在中国口腔医学领域享有盛誉。

　　据该院颌面肿瘤外科雷德林教授介绍，该患者的“巨舌症”为世界罕见，病变是由静脉血管畸形导致。海绵状血管瘤或静脉畸形由大量扩张的静脉和血窦组成，极易出血并难以控制。该患者病变范围巨大，波及双侧上下唇、颊部、腮腺咬合区、颏下区、眶内及额颞顶部，口腔内波及全舌、双侧颊粘膜、腭粘膜及咽侧壁粘膜。其舌体约长25厘米，宽10厘米，厚7厘米，突出于口腔外，嘴不能闭合，面部严重畸形。

　　由于患者病变波及范围广，累及颌面部多数解剖区域，对外形、功能影响很大，唇腭裂治疗过程中涉及软组织和颌骨，其治疗风险和难度极大，稍有不慎便可引起大出血、呼吸道梗阻、面瘫、失明、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颌面肿瘤外科杨耀武教授形象地比喻为，在其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埋伏有4颗“定时炸弹”，目前进行的是摘除第一颗。

　　据悉，目前有关专家已制定了综合系列治疗方案，计划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软组织病变治疗，然后再经一年左右时间进行颌骨畸形矫正。(冽玮)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在四川省宜宾市城西风景秀丽的翠屏山上，坐落着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纪念馆。纪念馆建于1960年，馆前是一尊汉白玉赵一曼的戎装全身塑像，正门上方是朱德题写的馆名。纪念馆以翔实的内容和展品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为人民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战斗人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她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9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她在一首诗里抒发了自己为抗日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2年春，到沈阳。同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曾参加领导1933年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她两次去海伦等地巡视工作，组织联系抗日队伍打击当地的伪自卫团，有力地推动了哈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4年，任中共珠河（今尚志）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当地工人农民成立反日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斗争。

1935年秋，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她和团长带领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里。她沉着地协助团长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激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无法打破敌人包围。突围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搜捕的日军发现，战斗中她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投降招供，她宁死不屈。日军问她为什么要抗日，她严词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为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监护治疗的几个月里，她教育争取中国籍看护人员。1936年6月28日，在看护人员帮助下逃出医院。6月30日晨，被日本军警追捕再度被俘。敌人对她施以更加残酷的刑讯，仍毫无所得，遂决定把她押回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旗帜……”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