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小金丝猴还不到两岁，生活在中国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原森林

金丝猴一家在斜坡上挤成一团取暖

　　在中国中部的秦岭山脉，一种身手敏捷并且拥有奇特面部特征的灵长类动物经受住了严酷生存环境的考验，它们就是金丝猴。金丝猴家族共有5位成员，秦岭金丝猴便是其中之一。它们一度广泛分布，但在上一个冰河时代之后，它们的栖息地便因气候变化不断萎缩。

　　金丝猴是一种群居和地盘性动物，每一个群体的成员数量可超过400只。由于森林砍伐、人类居住地扩张以及为获得猴肉、猴骨（据说可以用药）和猴皮上演的偷猎行为，金丝猴的栖息地再一次受到挤压。很多金丝猴被迫迁往高海拔地区，高度达到近10000英尺（约合3048米），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在树枝之间跳跃，穿过冰封的河面觅食。在漫长的冬季，令偷猎分子垂涎三尺的厚厚毛皮充当了一件保暖内衣，帮助它们经受住严寒考验。

　　地球上的金丝猴大约有2万只，其中有大约4000只生活在中国山区。为了保护这些珍稀野生动物，中国政府建立了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外，金丝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以适应生存环境。树叶凋零后，它们就以低蛋白苔藓和树皮为食。此外，大量金丝猴共同生活在一起，抵御云豹等捕食者。（金丝猴的拉丁名称为Rhinopithecus roxellana，名字来源于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长着翘鼻金红发的妻子。）

　　在金丝猴社会，具有生育能力的金丝猴地位超过其他雌性，与多只雌性交配的雄性金丝猴则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西安西北大学生物学家齐晓光（Qi Xiao-Guang，音译）表示，雄性必须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并坚持不懈。在领地相互重叠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不可避免。这个时候，雄性要担负起抗击和驱逐外敌的使命，并依此展现自己的力量。包括金丝猴以及其他灵长类在内的地盘性动物更多时候是装模作样而不是真正攻击伤害对方，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自我保护。

　　金丝猴的脸为何如此怪异，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答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妮娜·贾布罗恩斯基认为金丝猴进化出扁平的鼻子是为了对抗严寒，“赤裸而肉乎乎的鼻子直接暴露在外面很容易冻伤”。(shooter)

“哈勒顿宝藏”曾在2000年出土了5000枚金银硬币

护卫犬的尸骨

“哈勒顿宝藏”包括一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1年的罗马时期硬币

科学家描绘出来的护卫犬生前的模样

　　科学网(kexue.com)讯 1月28日消息，英国考古学家日前挖掘出一具极有可能是该国有史以来最久远的护卫犬的尸体，它已经在地下长眠了2000年之久，忠于职守地“保护”着身旁的宝藏。

　　据国外媒体报道，这具尸骨是在英国莱斯特郡哈伯勒市附近的“哈勒顿（Hallaton）宝藏”发掘现场的一处深坑里发现的，那里在2000年曾出土了5000枚 金银硬币，其中包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1年罗马时期的硬币。此外，考古学家还挖掘出了装饰华丽的罗马时期的头盔以及珠宝，这里由此成为了英国出土铁器时 代历史物品的重要考古场所。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来自莱斯特大学的维姬 斯科尔表示：“狗的尸体被埋在发掘现场入口处地下的一处狭槽里。”考古学家介绍说，从尸骨来看，这只狗的体形大概有猎犬或者阿尔萨斯狗那么大，属于那种专 门为了守护宝藏而甘于自我牺牲的护卫犬。这些宝藏很可能来自一个名叫“科利埃尔塔维人（Corieltauvi）”的古代部落，他们在罗马征服前生活在英 国。这些人杀死这只狗并将其埋葬，是为了让它的灵魂去保护这处宝藏。

　　“从狗尸骨的摆放方式、位置以及上面的多处记号，还有它高于铁器时代一般犬类的身形，都可以看出它在生前和死后都是一只护卫犬，”哈伯勒博物馆 的海伦 夏普说。斯科尔也表示：“我们猜测这只狗生前肩负着重任，然后被作为祭品与用作供奉的钱币埋在一起。这在当时或许是狗的一种荣誉，它死的时候很可能已经相 当老了，才以这种方式牺牲自己。”

　　据估测，当时的时间大约在公元1年到公元50年，这一发现表明狗作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长期以来就被视为守护者。“狗的故事表明人类与狗的特殊友谊已经长达数千年历史，”莱斯特郡的官员大卫 斯普拉森说。

　　斯科尔还介绍说，在这只狗的尸骨下还有另一只狗的尸体，而且有证据显示很可能还有第三只。“或许前一只护卫犬被认为已经失去保护的力量。”

　　目前莱斯特大学的考古学工作小组花费不少精力将狗的骨头拼接好，并送往哈伯勒博物馆，与发掘出的宝藏一同对外展出。届时会将这只护卫犬的遗骨用玻璃罩保护起来，防止在博物馆门口处，让它在2000年之后继续延续自己的忠诚使命。

　　(科学网-kexue.com 蜘蛛侠)

这只小金丝猴还不到两岁，生活在中国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原森林。金丝猴7岁时发育成熟，具体寿命还是一个未知数。

金丝猴一家在斜坡上挤成一团取暖。可怕的低温已经持续数周，降雪要一直持续到3月。如果气候条件更为严酷，很少有猴子能够经受住考验。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在中国中部的秦岭山脉，一种身手敏捷并且拥有奇特面部特征的灵长类动物经受住了严酷生存环境的考验，它们就是金丝猴。金丝猴家族共有5位成员，秦岭金丝猴便是其中之一。它们一度广泛分布，但在上一个冰河时代之后，它们的栖息地便因气候变化不断萎缩。

     金丝猴是一种群居和地盘性动物，每一个群体的成员数量可超过400只。由于森林砍伐、人类居住地扩张以及为获得猴肉、猴骨（据说可以用药）和猴皮上演的偷猎行为，金丝猴的栖息地再一次受到挤压。很多金丝猴被迫迁往高海拔地区，高度达到近10000英尺（约合3048米），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在树枝之间跳跃，穿过冰封的河面觅食。在漫长的冬季，令偷猎分子垂涎三尺的厚厚毛皮充当了一件保暖内衣，帮助它们经受住严寒考验。

     地球上的金丝猴大约有2万只，其中有大约4000只生活在中国山区。为了保护这些珍稀野生动物，中国政府建立了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外，金丝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以适应生存环境。树叶凋零后，它们就以低蛋白苔藓和树皮为食。此外，大量金丝猴共同生活在一起，抵御云豹等捕食者。（金丝猴的拉丁名称为Rhinopithecus roxellana，名字来源于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长着翘鼻金红发的妻子。）

     在金丝猴社会，具有生育能力的金丝猴地位超过其他雌性，与多只雌性交配的雄性金丝猴则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西安西北大学生物学家齐晓光（Qi Xiao-Guang，音译）表示，雄性必须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并坚持不懈。在领地相互重叠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不可避免。这个时候，雄性要担负起抗击和驱逐外敌的使命，并依此展现自己的力量。包括金丝猴以及其他灵长类在内的地盘性动物更多时候是装模作样而不是真正攻击伤害对方，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自我保护。

     金丝猴的脸为何如此怪异，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答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妮娜·贾布罗恩斯基认为金丝猴进化出扁平的鼻子是为了对抗严寒，“赤裸而肉乎乎的鼻子直接暴露在外面很容易冻伤”。 （本文译自/国家地理 编译：shooter）

WCS成员正在给野生老虎戴无线电项圈

我国拍到的第一张野生东北虎照片

　　农历庚寅虎年即将过去。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老虎的新闻不少，特别是2010年11月21日至24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高级别保护老虎国际论坛，更引起人们对野生虎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论坛上有专家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切实保护措施，野生虎可 能到下一个农历虎年(即2022年)踪迹全无。而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中国区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解焱表示，由于人们对野生虎保 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乐观前景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人们都把大熊猫称为“国宝”，然而同样作为濒危动物，老虎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其实远非大熊猫可比。

　　中国人对于老虎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这种偏爱渗透在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过虎年、挂虎画、穿虎鞋、戴虎帽、做虎枕，数不胜数。虎被尊为“百 兽之王”，被当作威严力量的象征，并常常和龙的形象放在一起。因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中国文化不仅是“龙文化”，也是“虎文化”。

　　未能横穿阿拉伯沙漠，老虎仅存亚洲很可能起源于中国

　　中国人与老虎的确有着特殊的渊源。

　　关于现代虎的直接起源，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虎起源于我国南部地区，即现代的老虎有可能是在200万年前起源于我国南部的古中华虎。在老虎的各个亚种中，只有华南虎的头骨结构最接近原始虎。

　　现代虎类在1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亚洲大陆，在辐射演化的过程中，向北一支进入俄罗斯、中国东北、朝鲜和韩国演变成北亚虎（西伯利亚亚种）， 向西一支进入俄罗斯中亚地区、伊朗、土耳其等演化成中亚虎（里海亚种），向南一支演化成印度虎（孟加拉亚种）和东南亚虎（印度支那亚种），最后又向苏门答 腊岛、巺他群岛扩散，演化成3个独特的亚种：苏门答腊虎、爪哇虎和巴厘虎。

　　由于未能横穿阿拉伯沙漠进入非洲，也没有越过高加索山脉到达欧洲，因而虎一直局限于亚洲，并成为亚洲特有的大型食肉类动物。

　　“人进虎退”冲突不断，“武松打虎”打的应当是华南虎

　　在中华文明史上，人与虎的故事几乎伴随始终。

　　早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墓葬遗址中，就出土了有“中华第一龙虎”之称的龙、虎图案造型。

　　人对于老虎，一直有一种又尊敬又畏惧的矛盾情感。在亚洲的很多文明中，人与虎的冲突一直不断，并走过了一段“人进虎退”的过程。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的猎物中就有虎。而“泰山侧”发生的有虎连吃三人的惨事，更引出了《礼记·檀弓下》中著名的“苛政猛于虎”的感叹。

　　在我国20多个记录到有虎的省市和自治区中，分布最主要的还是华南虎。另外，由于中国人口稠密，华南虎和人接触较多，中国历史上描写的人虎斗争的故事说的几乎都是华南虎。《水浒传》小说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如果真有原型，那么这里虎的原型就当是华南虎。

　　从春秋时期的“子路杀虎”到西汉“李广射虎”、东汉“宋均除虎”等，大量打虎英雄的事迹也从侧面说明了虎患之烈。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开发规模的扩大，更是出现了经常性的由官府领导和组织的打虎活动。

　　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由于人类开发领域不断扩展，特别是在华南的丘陵山地区域，人虎冲突一向很多，华南虎被划归到有害动物之列，在“除害兽运动”中遭到剿杀。而此时的老虎早已不是人类制造的枪弹的对手，以至于时至今天，华南虎很可能已经野外灭绝。

　　而比起华南虎，种群数量原本不多的巴厘虎、里海虎、爪哇虎的灭绝更为彻底，它们不但在野外灭绝，而且也在人工饲养中灭绝，这些事发生的时间分别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

　　每只老虎的栖息地需要250-500只大型猎物，生物链顶端不胜寒

　　老虎其实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它们能适应多种生态环境，包括热带雨林、常绿森林、红树沼泽、草原、稀树草原和多岩石的山地，从寒带到热带都有它们的身影。

　　然而它高贵的王者身份也给它的生存带来了很多问题。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的体型和食性决定了需要消耗大量的猎物。以东北虎为例，平均 每只虎每周要进食一头大型猎物（野猪、马鹿等有蹄类动物）。科学家曾计算过，每只东北虎的栖息地中需要250-500只大型猎物，或更多的中小型猎物（梅 花鹿、狍子等）才能满足它的生存。

　　由于地形、猎物密度以及老虎性别和个体差异，不同地区的老虎需要的栖息地面积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雄性孟加拉虎的家域面积为60－100平方公里，雌性孟加拉虎的家域面积约为20平方公里。由于自然猎物密度相对于南方较低，东北虎需要的家域面积更大，雌虎平均为450平方公里，雄虎往往要涵盖几 只雌虎的家域，面积可达4000平方公里。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保证各自的领地，雌虎的栖息地一般较少重叠。但是，一只雄虎的活动范围经常会覆盖几只雌虎的栖息地。印度做过野外 生存最小种群的研究，一个相对独立的虎种群，雌性繁殖虎最小需要15到18只，低于这个数量，就会由于近交等原因，种群逐渐衰退，无法自我维持。而一个东北虎种群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栖息地总面积将超过1万平方公里。

　　栖息地丧失、可供捕猎的有蹄类动物减少、人类的偷猎威胁及人虎冲突等，都给老虎的野外生存带来了巨大困难。有资料显示，老虎的数量在20世纪初期约有10万只，其中印度数量最多，有4万只。而到上世纪70年代时，这个数量已激降至4000只左右。

　　目前全球野生老虎不足7000只，2022年有望翻番，人虎并非不共戴天

　　野生老虎难道真的只有灭绝一条路可走吗？近几十年来，各国不断加大的老虎保护力度证明，野生老虎并非和人类不共戴天，只要我们努力，野生虎的数量是可以恢复增长的。

　　1973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支持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发布虎保护工程，资助重大的虎保护活动，建立了大量的老虎保护区，老虎 数量在8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4000只。然而，由于受到栖息地丧失和盗猎的威胁，据最近的政府性调查显示，印度的虎数量又下降至约1300只。但无论如何 这都可以说明，人工的干预是可以对野生虎数量产生重要影响的。

　　俄罗斯的东北虎保护经验更值得借鉴。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境内的东北虎数量只有约30多只，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东 北虎实行大范围保护，维持了比较大的原始森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东北虎保护网络，不断加强监测调查力度，东北虎的数量已增长到目前的400多只。

　　据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中国区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解焱介绍，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存在野生印支虎活动，它与国外一 个种群是相通的，但数量比较少；在西藏墨脱地区曾有个独立的孟加拉虎种群，2000年的调查估计有15头，但现在看，这个种群很可能已经消亡了。在中国， 最有希望获得发展的野生虎还是东北虎。虽然经过多年保护，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目前依然不足20只，但从2001年、2005年及2008年的分别调查来 看，发现老虎踪迹的区域有不断扩大之势，发现老虎踪迹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目前全世界野生老虎的数量大约不足7000只。在去年底召开的保护老虎国际论坛上，有关方面通过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决心到2022年实现全球 野生虎数量翻番的目标。而解焱告诉记者，从有关各方近年来采取的措施、收获的成效及所下的决心来看，实现这一目标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链接

　　怎样调查野生虎？

　　解焱介绍说，对于野生虎的调查，目前主要采取红外线触发相机拍摄、脚印数量调查、无线电跟踪项圈及粪便DNA测定等几种方式。

　　所谓红外线触发相机拍摄，就是在相机上面加设一个特殊的红外线装置，安置在野外老虎活动频繁的地方。由于动物身上都有体温，所以当动物靠近时， 红外线装置测到有热度，就会触发相机自动开机拍摄。由于老虎身上的花纹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有特异性，因此用这种方法还可以鉴定到老虎个体。在泰国，就大量使 用了红外线触发相机捕捉老虎的活动。

　　在我国珲春地区，由于老虎数量还比较少，我们没有广泛在野外安置红外线相机，而主要采取在老虎吃牛的现场架设相机等待的办法。因为老虎杀死一头 牛后，一般一次吃不完，还会再回来继续吃。通过这种方式，我国已经5次拍到了东北虎的照片。最早的一次是在2003年，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拍到野生老虎的照 片。而最近的一次是在2009年8月份拍到的。

　　对野生老虎数量的调查主要是看脚印。解焱介绍说，如何通过脚印来判断野生虎的数量，这里有一套特别的转换计算方法。中国近十年的时间里，也做了 比较多的老虎脚印调查。但同样因为老虎数量较少，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采取主动式的系统调查方法，而是采用了发现汇报制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求不管什么 人发现了老虎踪迹或老虎吃牛的情况，都要马上向有关部门报告，然后有关部门会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和确认。

　　自1992年开始到现在，WCS俄罗斯项目已给60多只老虎成功戴上了无线电项圈。通过无线电追踪，基本摸清了老虎的社会结构、栖息地利用形 式、食物喜好、繁殖成功率、死亡原因以及老虎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物种的关系等，对加大老虎的保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由于信号接收的范围有限，原来需 要开车跟着戴项圈的老虎进行跟踪调查，而现在可以通过卫星GPS系统，跟踪项圈老虎的踪迹。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期封面

　　湿地之失

　　这或许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的前兆。

　　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经济快速发展，短短几十年间，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土地利用大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大量的城市扩容、高速公路兴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占用大量耕地，中国的粮食生产基也由此发生着变化，而这也正改变着湿地，更多的湿地被开垦成耕地。

　　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在这样的格局中，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和“物种的基因库”的湿地，劣势难扳。

　　有识之士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

　　然而，我们问题的起点是：为什么要保护湿地？失去了湿地，人类将会怎样？

　　杨邦杰现在忧心忡忡。

　　杨邦杰，全国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著名的农业专家和生态专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湿地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他近期从祁连山调研回来，那里的情况很不乐观：作为敦煌最后一道绿色屏障的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6万公顷区域中仅存11.35万公顷湿地，且因水资源匮乏逐年萎缩，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这块湿地逼近。

　　而位于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的高寒沼泽湿地，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这块湿地正逐步萎缩并沙化。玛曲县沙化面积达80万亩，并以每年3.1%的速度递增，黄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带。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界处，跨越甘肃、青海两省；涵养输送着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的近千条河流，是西北干旱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那里，也是整个大西北生态最脆弱的地方。

　　“一边是水源地，另一边又都是沙漠，如果湿地消失了，对西北的生态环境乃至东部的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杨邦杰说。

　　这样的情形所释放的信号并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之前的信号。

　　回来之后，杨邦杰很快将调研的情况形成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

　　湿地危机

　　祁连山是中国湿地现状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中国的湿地所面临的形势都不太乐观。

　　“东北大片的湿地变成了耕地；长三角、珠三角的湿地一直在减少；整个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湿地都在消失……”湿地的减少和破坏触目惊心——这是杨邦杰这些年最深刻的感受。

　　这个表述转化为具体的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全国沿海滩涂面积已削减过半，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泽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2/3，56%以上的红树林丧失。全国各类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众多湿地水质逐年恶化，不少湿地生物濒临灭绝，约1/3的天然湿地存在着被改变、丧失的危险。

　　根据官方的数据描述，中国现存自然或半自然湿地仅占国土面积的3.77%，远低于世界6%的平均水平？，且面积下降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杨邦杰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部分国际重要湿地由于缺水而面临着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蒙特勒记录”的风险。一旦被列入，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但这还远不只是面子问题。

　　“湿地到底有多重要？湿地消失了很多物种就没了，这个生态系统也不存在了，就这么严重。”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举例，尤其像云南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是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只能在这个系统里自我循环，带来它的脆弱性，很容易遭到破坏，破坏之后很难恢复。

　　“像滇池，已经投入了200多个亿，花了很大力气，但真正恢复很困难。”滇池是云贵高原上的重要湿地，近些年滇池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蓝藻事件频发，严重地破坏了滇池湿地的生态功能。从“九五”时期国家就开始投巨资进行滇池“蓝藻”治理，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工湿地，但其生态功能显然无法比拟天然湿地。

　　“湿地是水源地以及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一片湿地，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地方一定是湿地，这么多湿地消失了，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那是肯定的。”杨邦杰在调研报告中直言，2010年西南地区遭受的严重旱灾，与该地区湿地受到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亦发现：在云南严重旱灾期间，湿地保护较好的地区周围，受干旱影响明显轻微。

　　杨邦杰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他认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此两者对国家都至关重要。

　　“开荒”红利下的尴尬保护

　　杨邦杰曾是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透过遥感监测，他看到了过去这些年中国整个土地利用格局的大转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淮平原、成都平原，大量的水稻田变成了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大量的湿地被开垦，变成了耕地。

　　“历史上，中国都是南粮北运，长三角、珠三角、淮海平原和成都平原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为中国提供粮食，‘湖广熟则天下足’，然而，由于30年来的高速发展，这些很好的耕地都变成了城市，粮食的生产基地只有不停地向东北发展。”杨邦杰说。

　　新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新疆的湿地开垦非常快。很多湖泊都干涸了，一到夏天起风的时候就漫天扬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杨邦杰说，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无论是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还是粮食安全的角度都是巨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土地利用格局。

　　再回看整个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逻辑，大概是：农村让位于城市，生态的安全让位于粮食的安全，环境的保护让位于经济的增长。

　　在新一波的城市化以及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这个趋势并没有明显放缓的意思。

　　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普查结果看，已完成调查的6个省份中，北京、吉林和广东的湿地面积在进一步减少，黑龙江、江苏和天津湿地效益和功能还在下降。

　　自然湿地的面积在减少，湿地的生态功能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遏制。

　　“像昆明这样的地方，可以概括地说，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就以滇池湿地为例，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很无奈。时至目前，由于工业排污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仍有大量未达标污水注入滇池。

　　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的分析来看，湿地破坏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垦、引水、富营养化、污染、过度捕捞、过度利用以及外来物种的引入，主要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加快。
 

　　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当是，湿地保护缺乏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

　　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原生、自然的湿地多被定义为“荒滩”、“荒水”，在现行土地分类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为保障耕地、建设用地、林地等的牺牲品。

　　“在有限的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中，湿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而没有改变。”印红颇为尖锐地指出，这直接导致了湿地面积的锐减。

　　“地方政府往往会把它当做后备资源而没有意识到保护它的重要性。”杨邦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很多地方领导的心目当中都是将湿地作为一种后备资源来对待，“看到湿地就会想，放在这里不利用多可惜呀。”

　　“最典型的就是海岸，海岸本来有很多红树林，对海岸的保护很重要，但这几年大量填海、围海造田，破坏了很多湿地。滩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保障也是渔民生存的资本，但大量的滩涂正在消失。”

　　在中国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这样一些直接甚至带有些强暴的经济力量并不罕见：填海工程、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

　　“你看天津渤海湾、曹妃甸、辽宁营口填了多少地……再看福建、浙江、江苏，都在消灭滩涂。”杨邦杰有些激动。

　　以浙江为例，根据《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滩涂的宜农、宜渔、宜水、宜建开发被明确鼓励。在2010年初的浙江省围垦工作会议上，当地官方这样总结：“围垦的贡献在浙江是可歌可泣的。仅‘十一五’以来的4年，我省就圈围了47万亩……”

　　事实上，不只是浙江，《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江苏省滩涂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都有这样的规定。有时甚至规定开垦一亩滩涂给予高达6000元的补助。

　　在中国这条漫长的海岸线上，涌动的是发展的冲动与欲望，滨海湿地则成为了经济思维下满足欲望的牺牲品。

　　郭辉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最头疼的是开发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湿地保护好了，开发商就想过来。因为在一个比较好的湖边或海边做开发能赚钱，湿地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的新热点了。”

　　问题的关键还是地方政府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甚至没有意识。

　　“他们觉得湿地的保护对他们影响不大。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块地是保留还是开发，完全根据它的需要。比如，有些城市，它想搞生态城，它就有保护湿地的意识，将湿地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和保护；但如果它想要发展工业的时候，就会把湿地填掉搞开发区。”某地林业系统的一位官员说，这种随意性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这也是湿地当前在城市发展当中面临的两种认识和命运。

　　在广西，一些红树林湿地，地方政府申报各类湿地保护区的积极性并不高。“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报了保护区之后，国家投入的钱太少，他们反而没有自主权了，他们想用的时候没得用。”这位官员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刘中奇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现在积极申报保护区的那些地方，无非有两个利益驱动，一是希望得到国家的项目资金，二是需要这个品牌来搞旅游。如果说纯粹是为了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一旦申报了以后，就必须要根据国家的规则来管理和保护。如果国家没有钱来投入的话，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

　　这是一场主角不是湿地的博弈。

　　“十一五”90亿投资仅落实三成

　　“国家必须要加大力度对湿地保护进行投入。如果再不重视，未来红树林的保护仍然没有保证。”刘中奇副厅长很担忧。

　　缺钱——这是一个被列入保护区范围的湿地普遍面临的大尴尬。

　　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安邦河自然保护区，是黑龙江省最早成立的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其前身是一个芦苇公司。在变身为保护区之后，它仍然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单位。

　　这个保护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目前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主要办法包括：一是把部分湿地出租给农户做耕地，又称“以耕养湿”；二是在保护区内发展湿地生态旅游。

　　然而，从严格保护的角度看，这两个办法都不“合规”。尤其是“以耕养湿”。

　　这位负责人抱怨说，“但我们几乎一点没得到国家的资金补助。国家想把湿地保护好，一点不投资恐怕难度就非常大。我们也要吃饭和开支，只能出租土地，可是土地出租了还怎么保护？不存在矛盾吗？”

　　这并非个案。因为资金投入不足，在黑龙江省一些保护区内，“以耕养湿”的现象并不罕见。资金投入的不足，也几乎成为每一个保护区抱怨的重点。

　　“十一五”期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根据该规划，“十一五”期间保护工程总投资90亿元，其中中央是42亿元，地方配套48亿元。

　　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资金，都没有足额到位。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央累计投入14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7亿元。

　　而且在一些地方，中央与地方的投入比例已经失衡。“湿地保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如果来1块钱，地方要配4块钱，这对西部地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配到最后都是假的，即使承诺了，但最后用完国家那1块也就完了。”在2010年11月16日召开的全国湿地保护年会的小组讨论会上，贵州省林业厅副厅长沈晓春提出，希望国家对西部地区不再提配套的问题。他坦言，资金配套令他非常头疼。

　　“中央拿4块，地方配1块，西部都做不到。”讨论会上，坐在沈晓春旁边的另一位西部地区官员忍不住插话。

　　当然，中央也拿不出“4块”。“十一五”规划中央投资的到位率仅为38.4%。

　　“即便如此我们也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在财政资金上是拿了钱的。”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朱建国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分析：造成湿地保护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更与目前湿地保护经费来源未能像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与保护、草原利用与保护、防沙治沙等工作经费那样被列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息息相关，即湿地及其生态系统保护问题，仍没有真正列入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要日常工作议程之中，目前各地来自政府渠道的湿地保护工作经费不但不足，且缺少制度化的保证。

　　“十年可成”与官员考核

　　在云南省林业厅湿地办主任钟明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前几天，其下属一个保护区的局长跟她说，“我觉得监测和科研最重要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保护)，可是领导一来，还是没有东西拿给他看。其实湿地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你最基础的数据都拿不出，你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因为有关湿地的研究还很薄弱，当湿地保护面临威胁时，拿不出具体的、有力的数据为科学合理保护湿地提供技术支撑，也难以让地方领导从更直观和具体的数字上来了解湿地的价值。

　　“我们应该有一个指标衡量体系，有可以量化和数据化的东西，这样拿出来的成果才能有说服力，才真正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值得高兴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黄采艺认为，湿地保护虽然仍处于艰苦创业阶段，但重点的工作还是要下决心往前推。“很多人还吃不饱，但原子弹还是要造的”。

　　“真正要把一个地方(湿地)治理好，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至少我们3年出不了成效，5年也很难出成效。如果成效快，一届政府能够见到，如果是10年以后才见成效，这一届政府会怎么认为呢？”钟明川说。

　　在现行的行政考核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员大多只对5年以及更短周期内见效的事情感兴趣，超过5年，他们等得及吗？

　　在此次全国湿地保护年会上，印红副局长直言不讳：“对于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目前大部分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整个社会尚缺乏全面认识……湿地生态系统维持环境质量，影响环境容量的重要功能尚未得到正确认知和政治肯定。”

　　这是当前湿地在中国的现实。主司湿地的官员难免羡慕其他林业口的同事。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该年的8月18日，即长江沙市段水位达到创纪录的45.22米的第二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即提出根治水患的32字综合治理措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泄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堤坝，疏浚河道。”而首要是，“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天然林采伐，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

　　此后，这一被简称为“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了近10年。

　　突发事件对中国生态政治的影响，少有比这次更具典型性。然而，以灾难为代价来换取政治的礼遇，并非正常，而且代价高昂。
 

　　让“湿地”保护纳入“十二五”规划

　　杨邦杰以为，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湿地与森林应予同样的保护待遇。

　　但这似乎有点难。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保护湿地的历史还相当短暂。

　　1971年，在伊朗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拉姆萨尔，来自全球36个不同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由名字大概可以知道，建立湿地公约的直接原因是因湿地破坏和对水鸟种群的影响。后来联合国起草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将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予以保护。

　　然而，即使“环境保护主义”被定义为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并延绵至今，但到了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结论仍然是：湿地退化和丧失的速度超过了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退化和丧失的速度。

　　而湿地真正进入中国执政者的视野已经是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后的事情。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里，国家在湿地保护上无论是投入的精力还是财力都相当有限。

　　直至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其重点在于抢救性保护湿地。这是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就湿地保护作出明确声明，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湿地保护已经纳入国家议事日程”。

　　也正是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知》，使得相当一批面临破坏威胁的自然湿地通过建立不同级别保护区的方式被抢救性保护了下来。至今为止，中国已建立的各级湿地自然保护区550多处；国家湿地公园试点100处、地方湿地公园12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37处，使1795万公顷、约49.6%的自然湿地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

　　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说，中国的湿地保护才起步10多年，尤其是在没有立法提供保障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相当不易。

　　还是在这个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未来，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里，能不能把“湿地”两个字点一下？这个对地方推动工作很重要。

　　对此，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严承高迅速并略带兴奋地回答：十七届五中全会里已经出现了。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保护好草原和湿地”。

　　“从2009年到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一直在协调，在慢慢地推动。”严承高说，哪怕是只增加“湿地”两个字，也是一个进步。

　　终于在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这是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一个标志。

　　当前，保护者们正在努力将湿地保护的重大政策和机制问题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之中，以争取更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蒙特勒记录：

　　湿地保护的黑名单

　　根据《湿地公约》，任何国家因任何原因对国际重要湿地已经或即将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必须立即报告《湿地公约》秘书处和其他缔约国，并马上采取措施排除负面影响，否则该国际重要湿地将被列入“蒙特勒记录”。

　　湿地是什么

　　湿地，国际通常的定义是指适宜野生动植物生存、具有调节生态环境功能的常年或季节性积水地带和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包括沼泽、湖泊、河流、滨海等自然湿地，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或重点野生植物原生分布的人工湿地。

　　湿地立法之难

　　在无法可依的窘境中，湿地成为一片有利可图的“无主之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马玉忠I黑龙江、云南、福建报道

　　“这个事情好难，真的难死了。”这是黑龙江省挠力河自然保护区长林岛保护站站长张丰江接受采访的第一句开场白。

　　他的倾诉有些迫不及待，作为湿地保护最基层的官员，14年来，他鲜有向外界倾诉的机会。他说，这14年来，他们太苦了，不光是体力上的，有心无力或是力不从心都是更大的煎熬。

　　他们正在等待一个案子的二审判决。因为湿地保护，他们被农民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们保护过程中对破坏湿地农民采取的扣押车辆等行政行为违法。

　　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了他们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法院也没有支持农民的行为，因为农民的耕种确实破坏了保护区的湿地。

　　“国家层面如果再不立法，湿地消失的速度将会非常快。”这样的诉讼已经不是第一起，张丰江说，他感觉筋疲力尽。

　　尽管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已将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予以保护，但至今为止，中国的湿地保护仍不能像森林和海洋保护那样有专门的法规。仅以《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这样的地方性保护条例，对于严重毁坏湿地的行为基本无能为力，“不能像森林法那样适用刑事制裁，根本看不住”。

　　“到处都在填海，你看多么严重。为什么填呢？因为便宜啊。填海比征地来得便宜和简单，而且又没有法律去约束它，为什么不填呢？作为主管部门我们肯定是反对，但我们没有法律依据去制裁他或是处罚他。”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刘中奇对不断消失的海岸线感到无奈。

　　像其他主管棘手问题的官员一样，各地方湿地保护系统的官员也会间歇性地表达愤怒：森林有森林法，土地有土地法，海洋有海洋法，而湿地没有法，这意味着湿地可以乱破坏，把湿地毁了，把它变成开发区了，也没事，没人追究，因为没有法嘛。

　　这是基层湿地保护的现实困境。

　　“形势已经非常紧迫，如果立法再不出来，情况就会非常糟糕了。”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所说的形势指的是：第一，湿地面积依然在大幅度地减少；第二，天然湿地转化为人工湿地的速度很快，而这二者在生态功能上的差别相当大；第三，湿地过度利用带来的污染已经越来越严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提供的数据听起来也许更糟糕：中国遭到破坏的湿地遍布华夏大地，破坏程度已经波及原有湿地的40%～50%。

　　“我们现在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最重要、最关键、最带有根本性的，就是要出台一部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不同场合，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一直在呼吁。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湿地的立法也许比湿地的保护还要艰难。

　　禁耕难题：湿地保护陷入“不对等战争”

　　由于立法的缺失，像长林岛保护站这样被农民告上法院的案子在黑龙江省并不鲜见。

　　因为资金的缺乏，一些大的湿地保护区，“有的有边界有的没边界，有条件的拉一网，没条件的直接就是敞开的，与农民的耕地直接接头。因为湿地非常肥沃，农民会疯狂地抢地头。因此，蚕食湿地的情况十分严重。”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林业局局长郭宝松告诉记者。

　　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对湿地保护有专门研究。他管辖下的挠力河自然保护区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湿地保护者与农民开始了一场“战争”。“他们种完了，我们毁，我们毁了，他们再去偷着种，不断地重复拉锯战。”如果不这样，湿地根本守不住，一开垦动辄百亩。

　　每到春耕的时候，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林业局湿地保护部门和挠力河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农民就会有一次“夜里游击战”。春耕前后的那两三个月，湿地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别想回家睡觉”。

　　“农民恨不得每次夜里去播种，听着执法部门去了，就把灯一关，那都是在湿地里，你根本找不着他。后来我们就研究，出动飞机，在飞机上喊话。如果在播种的时候控制不住，等都长出来，而且长得非常不错的时候，你再控制就更难了。等他有了收获，第二年守法的农民也都要去种了。”

　　尤其是在粮价上涨的时候，冲动愈发难以遏制。“最疯狂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有些控制不住了。那边拿着镐、锹就来了，你要阻止，就和你打，都到这种程度了。”郭宝松说。

　　林业部门于是频繁地扣车、毁苗，“他们种完了，我们毁，我们毁了，他们再去偷着种，不断地重复拉锯战。”郭宝松说，如果不这样，湿地根本守不住，一开垦动辄百亩。

　　这种对抗在2008年达到了高潮。最多的时候，他们扣押了农民70多台车。

　　但最终他们发现，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对抗。

　　在缺乏国家上位法的情况下，他们进行湿地保护的唯一依据是《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然而，根据该条例，只有罚款一种处罚形式。“罚款都按平方米算，每户违法耕种都动辄几百、上千亩，一算都是天文数字，根本付不起。”

　　付不起的处罚结果也就等于没有处罚。结果是，轻微的毁坏行为被执行了罚款，严重的毁坏行为则是处罚不能。

　　“我们想把这些案件移交给公安作为刑事案件起诉，但法律上站不住脚，只能放人。但是你扣了人家的车，又毁了人家的庄稼。于是，他们就状告林业局。”

　　在湿地保护上，林业部门于是承受了超常的压力。“一些部门领导说，你们不要太激化矛盾，农民一上访，这地方就不稳定。而且，哪个林业局长如果天天扣车、抓人，那以后他就要受到人身威胁了。”

　　有的地方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湿地里，组织把树栽上，栽上树就受森林法保护了，再去动，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森林法》里，有关于严重破坏森林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

　　“可是把湿地变成林地，按道理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作为湿地来保护，没有法律的支持根本保护不了。”郭宝松说，又或者我们的投入真的足够，能够在边界上建起围栏，让想侵占湿地的农民进不来，那就好一些。

　　但目前的条件下，“围栏计划”显然无法实现。而且就算实现，也难以围住湿地这片有利可图的“无主之地”。
 

　　多头管理与各自为政

　　尽管如此，相比全国的大多数省份，作为第一个出台湿地保护条例的省份，黑龙江省的情况已属乐观。

　　“因为黑龙江是林业大省，超过一半的土地是林地，湿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也是林地，有林权证，属于林业部门的管辖范围内，这决定了林业作为主管部门的压力比较小，湿地保护条例出台也就比较顺利。”黑龙江省林业厅保护处处长陶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2003年《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出台之后，很多省份都派人到黑龙江来作调研。

　　至今为止，已有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吉林、西藏等11个省、自治区出台了地方湿地保护条例。

　　“但还有很多省份的情况显然要更复杂些。例如有的滨海地区，滨海湿地是属于海洋部门管的。海洋部门的权力大，地盘也大，你林业部门根本插不上手，立法就很难了。”陶金说。

　　虽然不是滨海地区，但“千湖之省”湖北的保护条例出台也相当艰难。

　　湖北省林业厅副巡视员何先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透露，湖北省政府法制办已经多次调研，也同意提交，研究了几次，但在会上根本通过不了。各方面的意见不统一，反对的理由很多。

　　最主要的理由是，湖北是全国重要的淡水鱼生产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在进行立法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水产品生产会受到影响。

　　“各级领导都担心进行了湿地保护之后，会影响到水产品基地的地位。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这是我们对湿地认识不完全或不准确。”何先国举例说，以洪湖为例，在实施保护之后，鱼的种类和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然而，这些年，在湖北，湿地保护部门与农业生产部门的矛盾几乎无可避免。

　　一次会议上，农业厅长对林业厅长说，你应该到山上去，你到我们沙家浜来干什么？

　　“农业部门担心湿地保护对渔业生产有冲击，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些矛盾。毕竟湿地保护的提出也只有十几年，湿地保护的概念各级领导认识的程度有深有浅，同时在没有上位法的前提下，有的省通过一个保护条例可能相对容易，但湖北省就很不容易。”何先国坦言。

　　站在国家林业局的立场，“我们不反对捕鱼，但我们要求第一，不要围网养鱼，不要水体里投放饲料，因为如果投放了饲料水体就污染了，下游也会跟着污染；第二，我们不希望过度捕捞，因为如果过度了，生物链就会有问题。”马广仁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这个角度看，利用和保护虽没有绝对的冲突，但也并不始终保持和谐。

　　“以农业为例，因为湿地周边的土地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但农业生产为了保证产出，就一定要用这些；再一个，农业干旱的时候就需要湿地大量地排水，但是湿地要保证一定的最低量，不能排到低于那个标准；又比如，在湿地捕鱼的船是渔业部门发的捕捞证，我们只能劝阻，但无权吊销它的捕捞证，这就是一个管辖冲突。”郭宝松说。

　　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

　　很多湿地保护区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准则：哪一个部门愿意给项目资金，就愿意归哪一个部门管理。

　　“按照国家规定，对一些重要湿地要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者建立湿地公园。但关键是建立保护区之后，机构、体制、行政关系全变了。国家对湿地管理行政职能的分工在林业部门，但农业部门会说，我经营了几十年，现在突然让你去管理，这就有问题了。”何先国认为，几十年都是这么一种体制，突然要改变，很难。

　　当然，各地方保护区并不在乎到底是哪个部门在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务实。

　　《中国经济周刊》在各大保护区进行湿地调查时，不止一个保护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保护区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准则：哪一个部门愿意给项目资金，就愿意归哪一个部门管理。

　　由于湿地涉及多项资源要素，因此国土、林业、农业、环保、水利、海洋、建设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均涉及到湿地。而根据2008年新一届政府所明确的国家林业局在湿地保护方面的职责是：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国的湿地保护工作，即国务院明确了国家林业局在湿地保护方面负有组织协调的职能，却并没有赋予其“统一管理”职能，因而形成了统一组织协调前提下的多部门单要素管理的行政管理格局。

　　这是全国湿地管理体系的一个现状，然而，这也成为林业部门的尴尬。而各自为政的弊端终于带来了立法博弈的难题。

　　艰难的部门立法

　　早在2004年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尚未成立的时候，国家林业局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工作组，组成了由众多来自各部门的知名湿地保护专家的专家组，开始了《湿地保护条例》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

　　2005年8月，中央编办才正式批准成立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可以说，湿地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湿地保护立法的推动占去了他们最主要的精力。

　　“关于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准备的相关材料已经有半人高，国内和国外都进行了调研。”马广仁说，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努力。

　　然而，相比地方，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的推动似乎更加艰难。

　　从目前国家湿地保护的制度安排来看，采用了综合协调、多部门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这决定了湿地立法会涉及到多部门的利益。

　　“现在的难度就是协调不下来，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利益，每个部门都不想丧失这个利益。”一位参与湿地立法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肯定是保护不好的。“从国家大局出发来考虑，部门之间就不要再争议了。”

　　然而，部门利益并不总是与大局利益保持一致。这是很多地方湿地保护条例难产的原因。湖北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折射的是整个国家湿地立法的尴尬。

　　与湿地立法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是环保、水利、海洋、国土和农业这5个部门。根据这位参与立法的学者介绍：一些部门对立法比较支持，但有的部门认为，相关立法已经比较明确不同湿地类型的部门管辖，林业部门不应该再插手。

　　“林业局方面则认为，他们并没有想要通过湿地立法把原来其他部门管辖的事情弄来归自己管。”这位学者透露，林业局湿地系统的一位官员这样表态：该谁管理的谁就应该把它管理好，但必须通过湿地立法把该保护的我们保护好，该利用的我们也同意利用。

　　还有的部门则认为，湿地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湿地的相关立法已经散见于《森林法》、《水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海洋法》。

　　但在这位学者看来，湿地保护现今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甚至更糟的状态。

　　例如《农业法》中规定“禁止围垦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这是至今在法律中最详细的规定，但由于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是什么？在哪里？没有规定。围垦了怎么办？也没有规定。

　　再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规定：按用途“将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湿地既不是农业用地，也不是建设用地，当然就归入了未利用地，成了开垦的对象。

　　“更多的法律法规中连‘湿地’一词都未出现，只能把湿地当成‘土’、‘水’、‘野生动物’等某一个单要素的自然资源去进行管理，而不是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出发的。”这位学者说。

　　目前，世界上的一些湿地大国已制定了专门的“湿地”法规，例如韩国、美国、瑞士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制定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政策。例如，加拿大于1991年颁布了《加拿大联邦政府湿地保护政策》，美国联邦政府环境政策办公室于1993年颁布了《保护美国湿地》的国家湿地保护政策文件，澳大利亚政府于1997年后制定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湿地政策》。这些保护政策甚至起着比国家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郭辉军看来，立法最后能不能取得成功，“聪明立法”是关键。“要科学立法、人性立法，还要聪明立法”。

　　以云南为例，正在进行的湿地保护立法中，他们突出强调的是“天然湿地保护条例”，“人工湿地”并没有被列入保护范围之内。“严格界定保护的范围很重要，我们旗帜鲜明地保护天然湿地，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其他部门也不会扯皮。”郭辉军认为，“保护一定要有个重点，保护什么，利用什么，都要界定清楚，否则最后弄了半天该保护的没有保护好，不该保护的倒是扯了一大堆矛盾，弄得非常被动。”

　　目前，该条例已经在云南省政府这一环节获得通过。

　　然而，国家林业局有湿地系统官员认为，云南省有其特殊性，“他们绝大多数的湿地是天然湿地，这样立法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那些人工湿地占有比例较高的省份就不一定适合了。放眼整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天然湿地消失的速度非常快，人工湿地占有的比例在加大。如果不保护人工湿地，那么，我们的湿地面积就更少。”

　　在全国林业系统的一次内部会上，马广仁对他的同事们说，希望各省积极推动地方湿地保护条例的出台，这样，对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是积极的推动。

　　地方的主管官员则对《中国经济周刊》感慨：“在没有国家上位法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立法往往难产。”

　　然而，“立法再不出来，湿地就真的岌岌可危了。”长林岛保护站的站长说，“一个国家正常的管理不能总靠‘游击战’吧？”(策划 李伟  撰文 郭芳宋 雪莲)

　　科学网讯 北京时间1月14日 近日美国国家地理发布消息称，科学家发现了6种消失许久的海地青蛙物种，其中包括热腺体青蛙，伊斯帕尼奥拉皇冠青蛙、伊斯帕尼奥拉皇冠青蛙、莫扎特青蛙等。近年来海地生态系统破坏严重，以前多处森林茂盛的地区变成了农田、荒地等。

　　热腺体青蛙科学家在海地森林寻找消失很久的青蛙物种时，意外的遇到了濒临灭绝的热腺体青蛙，它长着一双不寻常的蓝宝石色的眼睛。在消失了近20年后，这个海地青蛙被国际保护组织（CI）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两栖动物专家小组的研究人员再次发现。

　　伊斯帕尼奥拉皇冠青蛙 栖息于高海拔雾林的伊斯帕尼奥拉皇冠青蛙自从1991年就消失，直到2010年10月拍摄到它的图片它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这类青蛙长有皇冠状的小突起物，经常被发现存在于凤梨科植物或兰花中间，可能与繁殖有关。海地现存适合青蛙生存的原始森林已经不到2%，其中包括集中于奥特高地和拉赛尔山脉山区热带雨林的生态绿洲，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的罗宾•摩尔和他的同事就是在拉塞尔山脉展开对消失已久的拉塞尔草蛙和其它物种的搜寻工作。

　　马卡亚穴居青蛙当科学家遇到马卡亚穴居青蛙时他们震惊了，不仅因为它自从1996年就消失不见，更是因为在奥特山地任何地方包括它们的发现地，都不曾有过它们的踪迹。这类青蛙大多藏于地下洞室，雌性青蛙一般在此产卵。

　　马卡亚青蛙这类马卡亚青蛙是世上最小的青蛙物种之一，它的栖居地也很有限，只存在于海地奥特山地西南部的马卡亚和佛尔曼顶峰的高海拔处（5575-7677英尺，即1700-2340米），很多海地人对这些森林地区都不熟悉。 “即使是海地人也表示没什么好保护的，因为这些森林遥远，人迹罕至。所以我希望能带回这些物种给他们看，这些（青蛙物种）不仅是属于你们的，它对整个人类都有重要意义。”

　　Ventriloqual 青蛙人们对海地的关注还停留在去年的地震，然而青蛙保护专家则强调当地的物种反映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平衡，这对海地人民来说一样至关重要，如果这些森林消失了，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些珍惜的青蛙物种。

　　莫扎特青蛙莫扎特青蛙哨子般的叫声类似于某种音符，这启发了该青蛙的发现者布莱尔•赫奇斯以著名的作曲家为这个物种命名。“我们发现岛上很多地方都有这类青蛙，但也发现了大量的濒危物种。92%的海地两栖动物濒临灭绝，它们很可能是森林里最后的生存者。

　　被砍伐的山坡上孤立的一棵树海地奥特高地马卡亚生物圈保护区的防护带里，曾经茂密的森林坡现在只残存了一棵孤树。海地残存的森林也面临着威胁，海地人大肆砍伐森林以制造木炭-一种主要燃料来源，或者种植大豆类的庄稼，导致土壤贫瘠，形成了一种清理和种植的新的不可持续的循环。

　　(科学网-kexue.com 蜘蛛侠)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2月3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因修建大坝需要，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土耳其古城阿利安诺伊(Allianoi)在发掘出来十多年后被重新填埋，这种做法遭到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强烈反对。

　　1.古城遗址水疗中心

　　在这张资料照片中，位于阿利安诺伊城的一处二世纪古罗马遗址在蓝天白云衬托下焕发了生机。但是，与阿利安诺伊城剩余考古遗迹一样，这些建筑如今再次被沙子填埋。

　　阿利安诺伊城拥有近2000年历史，城中以前有许多浴池和天然温泉，深受罗马显贵的欢迎，他们涌向那里享受水疗带来的健康益处。阿利安诺伊城遗址在1998年被发现，只是进行了部分发掘。然而，今天这处保存完好的遗址恰好处于一座提议修建的大坝的路线上。按照这个提议，洪水将淹没阿利安诺伊城，建起一座人工水库。

　　约坦利大坝(Yortanli Dam)将为数千英亩农田提供灌溉用水，土耳其爱琴海沿岸的农民十分支持这个项目。土耳其官员表示，在被淹没以前，用细沙填埋阿利安诺伊城将会为这座罗马遗址地提供保护，本月初，多个研究小组完成了填埋工作。不过，约坦利大坝建设项目仍面临很大阻力，无论是法院，还是自然保护主义者，都坚决反对这个项目。

　　2.细沙填埋古物

　　阿利安诺伊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洗浴和水疗地之一，2010年9月开始慢慢消失在细沙的下面。今年8月，当地一个环境保护委员会作出了重新填埋阿利安诺伊城遗址(位于现代的贝加蒙市附近)的决定，得到了活动家和考古人员的大力保护。然而，伊斯坦布尔建筑师协会会员伊尔卡·埃尔图格鲁尔日前在接受土耳其当地报纸采访时说：“这种方法是过时的，只会破坏而非保护此处遗址。”

　　3.圆柱挺立水中

　　在这张2008年2月拍摄的照片上，圆柱挺立于阿利安诺伊城遗址的浅水中。罗马显贵曾涌至阿利安诺伊古城的游泳池、澡堂和其他建筑，享受自然温泉带给他们的健康益处。建筑师埃尔图格鲁尔在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说，用沙子填埋阿利安诺伊城，一旦洪水来袭，几乎不会提供任何保护。据他介绍，该地区相对温暖的河水会引起化学反应，毁坏遗址地的金属、镶嵌工艺品，甚至是石头墙，迄今为止，这些东西保存地相当完好。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2月24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全球知名非营利性环保组织“保护国际”(CI)上周宣布，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发现了一只潜在新种叉斑鼠狐猴。这只狐猴头部总是上下晃动，叫声响亮、高亢，给科学家寻找它的踪迹提供了线索。

　　1.头部上下晃动

　　这只狐猴发现于马达加斯加东北部一处名为达瑞纳(Daraina)的保护区。早在1995年，现任“保护国际”主席拉塞尔·米特麦尔(Russell Mittermeier)首次就发现了这只松鼠大小的生物，2010年10月，一个米特麦尔参加的研究小组重返这片森林寻找它时，又发现了一只雄性狐猴(如图所示)。

　　与其它四种已知叉斑鼠狐猴物种相比，新发现的鼠狐猴看起来“色型稍有不同”。已知四种叉斑鼠狐猴猴都具有黑色Y形条纹线：两条黑线从眼睛上方开始，一直延伸到头顶的位置相交，形成了一个Y字型。基因检测结果将会证明这只新发现的狐猴是否真是第五种叉斑鼠狐猴。

　　米特麦尔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又一重大发现。马达加斯加岛是世界上最能体现生物多样性、也是最独特的地方之一。我们将在这里继续寻找叉斑鼠狐猴及其他新的动植物物种。马达加斯加岛的环境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已经丧失了90%以上的原始植被。”

　　2.给狐猴做检查

　　虽然探险小组轻而易举就发现了这只雄性狐猴，但捉到它并非易事：它在树梢间来回穿梭，科学家只能根据它的叫声一路追赶，穿越了茂密的森林。最终，一名成员向这只成年雄性狐猴射出了一针镇定剂，令其整晚昏昏欲睡，安静下来，并在第二天给它做了检查(如图所示)。科学家从它的体内抽取了血液样本，安装了个微型芯片，然后将其放归森林。DNA检测结果将会确定这只狐猴是否是新的叉斑鼠狐猴种。

　　3.神秘的树栖动物

　　据“保护国际”专家介绍，这个潜在的新种狐猴是典型的树栖动物。它手脚很大，易于抓住树枝，舌头较长易于摄食花蜜，有几颗牙齿专用于啃树皮。目前，科学家对这只狐猴的情况知之甚少，“保护国际”专家怀疑它很可能是一种因栖息地丧失而濒临灭绝的物种。

　　4.百里挑一

　　如果这被证实是新种叉斑鼠狐猴(如图所示)，那它就是100个狐猴物种之一，目前，所有的狐猴物种仅生存于马达加斯加岛。过去十年间，科学家至少发现了40多个新狐猴物种，其中大部分的栖息地遭到了严重破坏。“保护国际”在一份声明中称：“当务之急是寻找剩余的狐猴物种并对它们进行分类，而更重要的是，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这也是人们食物和收入的来源。”

　　5.生存面临威胁

　　与马达加斯加岛上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包括新发现的叉斑鼠狐猴在内的所有狐猴的进化相对独立。科学家认为，这些狐猴的祖先以前生活在非洲东南部，一次偶然的机会，飘洋过海来到马达加斯加岛。据“保护国际”专家介绍，由于马达加斯加岛有着截然不同的栖息地，为了在这里生存下去，每个物种都在不断进化以适应新环境。

　　米特麦尔说：“对马达加斯加剩余自然森林的保护，应被列为世界自然资源保护的首要任务之一。这些森林是世界上许多珍稀物种的栖息地，还为当地人提供了清洁饮用水、食物、纤维及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孝文)

　　苏丹的内战在2005 年结束了。和平带来了令人鼓舞的发现：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仍拥有阵容浩大的被视为非洲标志的野生动物。

　　撰文：马修 · 蒂格 Matthew Teague

　　摄影：乔治 · 斯坦梅茨 George Steinmetz

　　翻译：王晓波

　　不久前，在朱巴的一栋墙壁开裂、供电时断时续的老旧建筑里，两名退役军人——弗雷瑟· 东恩中将和菲利普· 肖尔 · 马亚克少将——正在解说当下的状况。

　　“有组织的黑帮，大概50个人，骑在马上闯了进来。”东恩说，“他们打的是大象和大型有蹄类动物的主意。射杀动物后，他们把肉晾干，取下象牙，放在骆驼背上运走。”

　　东恩在半自治、以朱巴为首府的苏丹南部担任着管理野生动物的副部长工作，马亚克是业内老手，任野生动物管理实地指挥官，他在苏丹最后一场内战(始于1983年)中带领的部队凭借肩扛式火箭炮击落多架米格战斗机，因而声名大噪。五年前，一份停火协定终结了内战，但马亚克现在正打着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动物，”他说。

　　他的声音里有种急迫感。他和苏丹南部的同胞们对自己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有着深切的亲情，这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里有两样“货物”是外国入侵者无餍掠取的：奴隶和象牙。土著和大象命运相系，两者几乎成了同义词，被一起驱赶聚拢，一起装船运走。

　　内战时，这种牵系更强。当炮弹和地雷炸响时，没逃入临近国家的人就躲进丛林。大象和其他迁徙性的野兽也躲进来了，有些被猎户杀死，但也有许多在人类难至的险僻处安然躲过了枪炮。在苏丹南部人心里，它们变成了与自己共患难的战争流民。比较喜欢固守一地的动物——水牛、狷羚、长颈鹿——几乎被赶尽杀绝。士兵猎杀动物食用，但他们也有原则：不杀雄兽，并尽量避免使任何动物灭种。

　　战火经久不熄。等到停战的时候，没人知道还有多少动物存留故土，多少将会返回。

　　两年后，三个男人——负责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苏丹南部项目的美国生物学家保罗· 埃尔肯，同在WCS工作的迈克· 费伊，还有来自苏丹南部、在马萨诸塞大学读博士的马利克 · 马里安——乘一架小飞机从上空交叉巡视，进行该地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动物统计。“太惊人了，”埃尔肯告诉我，“75万只水羚，近30万只红额瞪羚，超过15万只提昂牛羚，6000头大象。这可以说是非洲最难得的野生栖息地！”

　　自那时起，WCS的空中调查范围已扩展，对苏丹南部大片地区的野生动物、家畜和人类活动进行监控。埃尔肯最近开着他的小飞机去了朱巴以北，白尼罗河沿线，又向东驶入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地域。我们一连几个小时飞过无人侵扰的大地，这里的河流在雨季会自发暴涨，而干燥时节的野火亦肆虐无忌。“这是非洲现存完好草原中最大的一片，”他说。

　　他驾驶飞机向一群白耳水羚俯冲过去，它们正成千上万只聚结起来向北行进。有些物种已近乎绝迹——斑马被无度猎杀，可能只剩7头了——但在飞机投下的暗影中，一头母狮在伏击羚羊；片片圆形泥板是大象的足迹，一直延伸向地平线。

　　我们来到埃塞俄比亚边境附近的尼亚特，在一条泥土跑道上着了陆。这一带的村落首领们曾齐集听取WCS的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埃尔肯带来一个消息：苏丹南部的政府已下令禁猎。一名长者举手发问：“吃的怎么办？”

　　埃尔肯回答说，家里的男子清早拿根长矛离开窝棚去打猎——此地的人们已这样做了几千年——跟职业猎户或北方来的偷猎者端着自动步枪狂喷子弹，这里面的分别很大。巡逻员也许可以忽略保护区(包括野生动物迁徙的主要通道)之外人们为糊口而打猎的行为，但商业性的猎杀必须停止。

　　WCS和美国政府目前正与苏丹南部政府合作设立一个特区，占地近20万平方公里。它将容纳两个国家公园，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多处特许开采油田，以及多块社区土地。埃尔肯解释说，如果管理完善、安保周全，这片充满野生动物的巨大区域将引来游客，创造就业和财政收入。他恳请各位首领把这消息散播出去。

　　首领们点头了。苏丹南部人打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来赢得独立，如今动物——与他们患难之交的幸存者——也该拥有自己的和平。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1月25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今年9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两栖动物专家组和“保护国际”组织(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领导实施的一次史无前例的两栖动物全球大搜索行动。他们在哥伦比亚西部寻找“失落”的两栖动物种类时，无意中发现了三个全新的物种，其中包括长着喙状嘴的蟾蜍和红眼蟾蜍。

　　1.长着喙状嘴的蟾蜍

　　在科学家发现的三个全新物种中，就包括这种长着喙状嘴的蟾蜍。探险队领队、“保护国际”组织两栖动物保护专家罗宾·摩尔在11月16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它长而尖的鼻子令我不由得想起电视剧集《辛普森一家》中坏到极点的伯恩斯先生。”他补充说，这种尚未命名、体长0.7英寸(约合2厘米)的蟾蜍“无疑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两栖动物之一。”这种蟾蜍还具有奇特的繁殖习性：跨越了蝌蚪阶段。雌性将卵排在雨林植被上，最终孵化为成年体蟾蜍。

　　除了照片上几种以前从未见过的两栖动物外，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两栖动物专家组和保护国际组织还在这次两栖动物全球大搜索行动中重新发现了三个消失已久的物种：一种自1941年就再未现过身的墨西哥蝾螈、一种自1967年以来就再没人见过的科特迪瓦蛙类以及一种1979年就消失不见的刚果蛙类。

　　2.火箭蛙

　　动物保护主义者上周表示，今年9月份发现的火箭蛙(rocket frog)相比其他毒箭蛙种类，毒性更小，体色更单调。火箭蛙生活在溪流中及其周围，体长1.2英寸(约合3厘米)，背上总是小心翼翼拖着新孵化的蝌蚪，来到完全适宜蝌蚪生存的水域，令其在那里完成它们的发育阶段。

　　摩尔在一份声明中称，火箭蛙和另外两种最近在哥伦比亚新发现的新蛙种让探险队成员都“激动不已”，因为有一周时间他们为了寻找之前被认为灭绝的两栖动物种类，搜遍哥伦比亚寒冷刺骨的森林和高温湿热的雨林，但都一无所获。他说：“发现它们，我们情绪肯定变得高涨了一些。”

　　3.红眼蟾蜍

　　红眼蟾蜍是一个新的蟾蜍种类，在今年9月发现于哥伦比亚地形陡峭的雾林地区，一度让科学家困惑不已。它具体属于哪个蟾蜍种类仍然是个谜，原因就在于其眼睛的颜色好似红宝石。摩尔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称：“我以前从未见过长着如此醒目红眼睛的蟾蜍。对于两栖动物来说，这种特征极不寻常，它的发现让我们有机会对红眼蟾蜍独特进化的过程和原因了解更多。”

　　4.奇特的习性

　　据保护国际组织称，新发现的三个物种在白天都很活跃，比如图中的红眼蟾蜍，这种习性在两栖动物当中实属罕见。正是由于它们在白天十分活跃，可能使得科学家在短短一周的探险中发现了这些新物种。摩尔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现三个新物种，恰恰说明这些相对未被探索过的森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突出了它们对动物保护的重要性。”

　　5.努力一无所获

　　今年9月，Fundación ProAves组织主席阿朗索·奎维多(Alonso Quevedo)正在哥伦比亚寻找一种据认为已经灭绝的美索不达米亚有喙蟾蜍，但最终一无所获。由于淡水栖息地丧失及致命的壶菌感染，导致世界上两栖动物种类数量不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两栖动物专家组和保护国际组织领导实施了这次两栖动物全球大搜索。据保护国际组织介绍，近30%已知两栖动物种类都面临灭绝的威胁。(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