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消息，目前，电视在中国内地的覆盖率为97%，公众平均每人每天收看电视节目将近3小时，其中看电视剧、综艺娱乐等文艺节目的时间占一大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从传播渠道上说，这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学艺术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愿望。但是，尹鸿认为，当前缺乏客观公正的电视文艺批评，而且，“新的媒介环境和教育环境使批评家这样由专业人士承担的行业，今天已经变得门槛非常模糊，现在人人都可能是、可以是批评家，把他的批评传播给广大的受众。”

日前，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9周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了“电视文艺批评的当下思考”研讨会。

坚持批评中的真诚原则，提倡现实主义传统

“我认为中国电视批评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回到起码的真诚：学术真诚、艺术创作真诚和说话者本身应该坚持的真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说。

这个观点在嘉宾中引发了共鸣。尹鸿说，诚实的态度在今天确实是电视文艺批评中首先需要的。当年鲁迅就批评过中国文艺批评中的“棒杀”和“捧杀”，采用哪种是根据批评者的主观好恶或跟自己有无共同利益来决定的。“诚实本来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我们目前‘人情化’的泛滥，尤其不良风气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把底线当成要坚持的理想。”

时统宇还认为，当前还必须坚持电视文艺从创作到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因为目前影视创作的现实是“惩罚了、放弃了、淡化了、解构了、颠覆了现实主义倾向”。他痛心地指出，即使对我们最应该尊重的四大古典名著，在一些影视作品的改编中，也出现了曹操变“愤青”、林黛玉“裸死”、关云长吃“春药”等情节，“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感到忧虑的现实”。

反对轻视收视率，也反对“唯收视率”

“将近70年过去了，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很多探讨，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想说，要用文艺在人民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最终的标准，这一点肯定没有过时。”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这就对电视文艺批评标准的设立产生了有益的启示：要承认社会效果也是检验文艺作品的标准。

由此，他同时反对两种倾向：首先是轻视收视率和票房，因为收视率越高、票房越高，社会效果也就越大；但同时，他也反对把收视率、票房等同于社会效果。“无论多么好的作品、思想多么精深、艺术多么精湛、多么有创新能力，如果一张票也卖不出去，收视率等于零，那社会效果将无从谈起。但，在社会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我认为不等于收视率，不等于票房。那些电影大片，看的人很多、看完了乱骂，这不能算作是一个好的社会效果。”

电视文艺应该不仅养眼更要养心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失语”，“引领”的作用缺失。某电视台以倡导中华民族亲情孝道为宗旨的优秀栏目《天下父母》，走过7年艰辛历程，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近年来众多地方电视台对西方电视栏目的照搬却此起彼伏，“选秀”、“相亲”节目大批上马。“电视文艺批评要防止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走出来，又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他说，“我们不能让电视文艺节目仅仅满足于养眼，优秀的艺术应该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更不能‘花眼’、‘乱心’。”

近来，冠名“幸福”的一系列电视剧《幸福在哪里》、《幸福密码》、《幸福还有多远》、《老大的幸福生活》等热播一时，其中不乏金钱、财富在百姓中间引发的各种纠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由于我们过去一度强调政治斗争，忽略物质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物质生活的繁荣与幸福成了公众最重视的，成了电视艺术经常表达的对象，电视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坠入物化的空间，而是要坚持以心导物，心物互渗”。他说，电视艺术家应该发挥中国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兴味蕴藉”传统，把艺术家倡导的价值取向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公众，“仅靠简单地在电视上废除广告，大唱‘红歌’，不能达到目的。”

大众批评素养提高之时才是电视批评提高的光明之日

今天，电视文艺批评的渠道发生了重大改变，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上都有大量与传统批评家的批评方式、工具不一样的批评者，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单位也已经习惯于在这些平台上观看观众的反响和意见，以指导和调整自己的创作。

尹鸿说，“我们在讨论当下的文艺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如何适应当下媒介环境的变化，要找到新的批评渠道。”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更好的成长空间和成长环境，但大多数人还是缺乏批评的训练，缺乏艺术的灵感，必须提高自己的批评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候，只有大众的批评素养提高了，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电视艺术的水平才能够真正提高。”

童真童趣童心童言

（续）

□丁慈矿 卢赞汪 供文

编者按：5月7日，本版刊登了《重读民国小学生作文》一文，之后不少读者给我们来电和来信，表达他们对这些充满孩童质朴而真诚情感的老作文的喜爱。

佛山读者冯桂军来信说，真是喜欢这些老作文！如果我即将步入小学的女儿今后也能写出这样充满童趣的作文就好了。希望出版社将这些老作文重印出来，让现在的孩子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写作文的。广州读者卢赞汪则主动提供他珍藏多年的民国作文集让我们参考。

在六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从民国出版的小学生模范作文中再精选一批，让大家分享。

《夏 雨》

不听见檐下的滴声了，只残留着片片的白云，浮泛于天空之中，来往自如。

我疲倦了，出去散步，走到高的石，低的洼，积着秽水的街道里，更加了我的烦闷。

街的尽头，就是乡村的一角。瞧呀！弯弯的溪流，袅袅的杨柳，丛绿深阴之中，列着几座茅舍。旁边的池塘，承受着溪之流水。这地方，我仿佛前日来过吧，但是没有这样清幽。

溪流添了潺潺的汩汩之声，池塘的水，更深澈而澄清了。滨水的杨柳，也柔媚青葱了许多。地上的花儿，在这番新雨之后，莫不娇嫩活泼，生意盎然，愈形可爱，因为它们都受了雨的沐浴。所以绿杨丛中的鸟儿，忙得穿梭也似的飞来飞去，整理他们的被雨之巢。

瞧呀！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致呵！幸福的人儿，都来赏玩吧！

（《小学模范作文》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

丁慈矿点评：一个小学生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辞藻，并且能够如此娴熟地驾驭文字，这真令我这个七十年后的小学语文教师感到汗颜！

《灵岩游记》

江耐涵（五年级）

当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良辰，我校举行了远足，我们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二十一日的清晨，我们齐集绿茵场，由汪先生指挥出发，到胥门上船，不久便启碇。我们在船上并不感到寂寞，时而唱歌，时而谈笑，整个的船上充满了快乐的歌声。

沿途的美景决不是笔墨所能描写尽的。两岸金黄色的稻布满了大地，远远的山峰迷糊地好像是沉浸在浓雾中；悠悠的河水平静得如一面镜子。因船身的震动而激起了无数的银纹。呵！这是一幅自然的美画，使我的身心怡然，快乐逍遥。

船行三时，已停泊在木渎镇，我们便弃船登陆，慢慢地步行着。不久，那巍峨的灵岩山已屹立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便振作了精神，和疲劳与障碍奋斗，努力地向上奔。爬到半山，我们已气喘汗流，疲倦不堪，又是口渴，但我们回首后顾，觉得自己的身体立在云中。于是又振作起了精神，仍努力向上奔。结果，我们终究是战胜了一切障碍，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最高峰。这时我们心中充满了愉快，大家休息着，吃着所带的干粮，休息了一会，恢复原有的精神，向各地去游赏。

当我站在山巅俯视山麓，只见那一块块黄金色的稻田小得竟和砚台一般，一座座的房屋和我们的玩具一般。凑合起来，真好像一张图案画。再远望太湖，在万山之中，显露着一半，很像一面半月形的镜子。我们在山巅上，玩赏了一会，便回到灵岩寺，去看二口大井，只因它含的矿质很多，所以我们把铜元掷下去的时候，会在水中旋转着，慢慢地落到水底。后来我们又去玩了琴台等许多的名胜。

这样游了许久，我们仍旧照着原路下山。在山下我们整了队，回到船上。进城时已是群鸦归巢，日落西山，暮色苍茫，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小学作文读本》，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

卢冠六原评：记出游的经过，必须能有选择。因为走过的地方很多，看见的情景不少，其势不能把所到所见尽情写出，并也不需完全写出，因为有的无记载价值。必须能选择最幽美的情景，最值得留恋的提笔来记，来做一种描写，那就够了。

《养蟋蟀》

今年热得那么久长的日子，直到现在方秋风送凉，清爽的秋意飘到人间，这秋天的当儿，有一件玩意儿也许是小朋友们不少是喜欢的，就是养蟋蟀。

记得我在幼年的时候，到了秋天，便很起劲地捉蟋蟀，毒虫也不怕了。那时我捉蟋蟀的本领，自知并不高明，因为：一则要听清所要捉的那只蟋蟀，在哪堆瓦砾里鸣叫；二则要以敏捷的手段，耐心而又细心，不能碰伤它，轻轻地捉住。我时常捉到的，是一只断了须，或折了腿的蟋蟀，因此我常求别人代捉，我在一旁帮忙。捉了回来，当然便举行蟋蟀的决斗了，看哪个凶，哪个弱，怪有味的。

年纪渐长，我觉得让蟋蟀去自相残杀，弄得断头折腿，未免不忍。因此捉来了，便养在天井中的水缸底下，到晚间听它清越的鸣声。

（《小学模范作文》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

丁慈矿点评：这篇作文不仅可以读出童趣，更可以看到成长。从捉蟋蟀、斗蟋蟀到听蟋蟀的鸣声，一个少年拥有了善良的心性，这种成长是多么可贵。

　　社会上关于转基因农作物以及食品的争议越来越多，而政府层面对于转基因商业应用尚未有明确的政策。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转基因产品的安全立法。”一位科技部转基因专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有消息称，转基因立法的前期启动工作将由科技部负责。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家国内转基因科研机构已经着手起草建议，准备递交上级主管部门，其主要内容是提出“在中国建立非转基因区。”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转基因标识是焦点

　　“在转基因立法中，争议最多的是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一位参与立法讨论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关转基因立法的问题早在去年11月底，就由有关部门召集专家进行过讨论，“讨论非常激烈，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由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来定。”

　　据了解，转基因立法讨论中主要涉及的问题即转基因农作物生产的下游产品是否要标注转基因标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商务部一位副司长向记者透露，“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一定要严格标注。”

　　目前，转基因农产品到底有害还是无害的问题，在社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反转基因的社会团体、专家与支持转基因的人士观点针锋相对。“因为还不能确定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所以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强管理，进行标识，以区分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上述人士表示，“一旦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混在一起，就难以分开了。”据了解，商务部也是参与转基因立法和管理的部委之一。

　　而国际最大的转基因公司孟山都则认为，特别标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将使消费者产生歧义。

　　孟山都中国区王春玲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允许不标或者采取由食品公司自愿决定的原则，美国的管理办法认为，如果企业生产的食品标签上写着“非转基因食品”或者“不含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实际上隐含着非转基因食品比转基因食品要高级、优越，这是不允许的，因其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误解。

　　“很多转基因农作物的下游产品是我们无法测试出来的，比如转基因大豆油，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所以标识非常重要。”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吉萍向记者透露，“普通消费者早已开始食用转基因食品，比如蛋糕所用的酵母和酶等，都是含有转基因的。而保健品中的维生素E也大都是从转基因作物中提取的。”

　　不认识的种子

　　据知情人士透露，“相继有一批专家为国家高层领导进行传授转基因知识讲座，国家高层已经非常重视转基因问题了。”

　　“现在对转基因是否有害的问题还很难评说。”一位国家部委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我们曾经和农业部的专家进行过接触，大部分人反对转基因，但也有少部分支持。”

　　虽然是与非还未有定论，但是管理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很多农民在种植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种的是转基因的种子，只知道是国外的东西来了。”一家国际转基因公司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抗虫害和高产是他们最看好的。”

　　而转基因的种子，“通过背包就可以带进国门。”上述人士表示。

　　记者就相关问题咨询农业部转基因管理部门，相关人士承认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表示，非法带进中国的转基因种子属于非法种子，“一些出现问题的转基因种植都是类似的方式获得种子，试着种一点的。”

　　农民的想法与农业部的想法截然不同。

　　黑龙江农民温壮种了一辈子的国产大豆。“我们都在等着种转基因大豆呢，因为转基因大豆产量高。国产大豆种植成本太高，而且现在转基因大豆便宜，使得国产大豆的价格也上不来。一年都赚不上什么钱。”

　　温壮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农民的心态。他认为，之所以还没有种上转基因大豆的原因是，“我们这里还很落后，好的东西还没有传过来。”他并不知道，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是违反规定的。

　　监管“严”“疏”悖论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转基因作物监管较严厉的国家。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晓光教授介绍，“国外主要是三种转基因产品，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还有转基因菜籽油。我们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首先是要在国外取得国外上市的证书，取得证书后，还要按照我们国家评价的标准对它进行评价。”

　　记者致电中粮米业下属粮食加工厂，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我们每一批大米都在实验室中进行测试，其中包括转基因测试，现在还没有发现转基因大米。”

　　“人人都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监测中，将是对食品安全的重大推动。”政府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而LifeTechnologies公司大中华区总裁Kadia博士表示，虽然科研人员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但是监测设备还是不够廉价。

　　虽然，中国一直没有放行孟山都这样的转基因公司在中国销售转基因种子，但是吉萍认为，目前转基因食品“污染”的范围已经非常广，“现在进行转基因标识的工作已经非常复杂了。”因为诸如大豆油这样的产品只含有少量转基因物质，很难测出转基因的片段，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中国建立非转基因区，即在该区域内，从田间到餐桌的所有生产环节，都不使用任何转基因产品。”

　　“换一种思路，我们还是可以马上展开非转基因的认证工作。”吉萍是国内唯一获得美国和欧盟机构授权的非转基因产品认证专家，“现在，在国外，非转基因产品能够卖更高的价格，但是国内还没有一家非转基因的认证机构。”

　　而更全面的转基因立法还有待时日，“立法工作基本还没有启动，”一位与科技部联系密切的转基因专家向记者表示，“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一次立法前的广泛的调研，这种调研的工作量将是非常庞大的。”

　　“科学认识植物生长调节剂”、“规范使用无害健康”、“已纳入农药严格监管”……

　　无论专家如何解释和安抚，近日“裂瓜”事件中的“膨大剂”三个字，已让不少消费者今夏吃西瓜“望大生畏”。但令人不安的又何止一个什么“剂”?

　　“不管有没有害，为什么要用它?”这句颇有代表性的疑问，实际上是在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

　　记者近日获悉，目前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

裂瓜”事件中的“膨大剂”，让不少消费者今夏吃西瓜“望大生畏”

　　我国农药年产约170万吨，平均18亿亩农田每亩需要近两斤；

　　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

　　这些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耕地、水等农业之本，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

　　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裹挟着一路狂奔。

　　如今我们已深陷食品安全困境不得自拔。专家提醒，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

　　对“白色污染”问题，人们往往较关注城市中一次性塑料餐盒及购物袋等的使用与回收。但记者获悉，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而并不考虑其降解问题，令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速了耕地的“死亡”。

　　“我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说。

　　长期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与退化农田修复的蒋高明，日前对记者讲起他在一些农村看到的几乎被清一白色塑料膜覆盖的农田、山坡的景象时，用“白色恐怖”来形容。

　　据蒋高明介绍，大量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而最关键的是它没办法降解。有人研究了其寿命后得出结论:大概要7代人、140多年还降解不掉。

　　令人担忧的还有，在降解农膜的过程中，会有致癌物二恶英排放到空气中。比如有些勤快的农民将农膜从田里拣出来后就地焚烧，看似干净了，实际上低温燃烧排放的剧毒二恶英进入了农民身体和大气中，成为难以除掉的恶性污染物。

　　在蒋高明看来，农膜是现代农业最垃圾的发明。人们利用它得到一部分增产后产生依赖。在脱离了传统锄地做法，不用有机肥、秸秆等养地，覆盖一层农膜就实现了保温、保水、除草、杀虫等目的，表面看是再好不过的事，但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在加速耕地“死亡”，无异于“杀鸡取卵”。

　　60年间化肥施用量增长100倍

　　记者被告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与此同时，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也令人吃惊。

　　据蒋高明介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从其提供的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变化图上看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以百倍速度增加。

　　“但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没用完，都变成了污染。”蒋高明说。

　　还有一个数字让蒋高明耿耿于怀: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等原因，这些本可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粪便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结果一方面造成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两者都因趋利，受害的是耕地与消费者。蒋高明说。

　　关于农药，蒋高明掌握的数据是: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产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

　　蒋高明的农药年施用总量动态变化图显示，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

　　其实，即使没有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工矿企业废水污灌等对耕地的间接污染已经使之不堪重负。有关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达3250万亩。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受到严重污染。

　　官方也承认目前我国土地尤其是耕地污染非常严重。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守住其数量，还要守住其健康、洁净之“红线”。

　　工业化农业危及食品安全

　　在蒋高明看来，农业依赖大量化学物质投入堪称所谓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危害甚多，不可持续。它不仅需要开采大量矿山、石油等，使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大量化学品被投入耕地，造成耕地污染后，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但危害绝不仅于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

　　蒋高明说，“绕一个圈子，耕地中的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因为有毒物质被植物吸收积累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继续在人体内聚集。最终引发各种疾病。前不久报道的“镉米”就是例子。

　　当“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被取代，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常规武器”时，蒋高明认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严重问题”。“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之本。”

　　当引起西瓜“爆炸”的膨大剂被公众知晓后，人们困惑的是“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很显然，此举是违背植物生长规律的。

　　但类似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正像蒋高明所列举: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至28-45天，猪缩短至2.5-4个月。“这些严重违背生物学规律的种植和养殖模式大量泛滥，令各种农药、激素和添加剂充斥城乡食品。”

　　有种说法，不如此我们就要挨饿，我们的粮食安全会出问题。蒋高明认为，保持目前粮食产量，就农药化肥而言，施用量减半足矣。

　　人们困惑:我们的食品之源——初级农产品，已经在生产中经受了如此化学化、工业化的“洗礼”，怎敢再在食品加工、运输或保存中不加节制地添加各种化学制剂甚至是非食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究竟要往何处去?

人脑横截面图像

　　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人体探秘》(Inside the Human Body)将目光聚焦人类的大脑。大脑是我们最为复杂的构件，以下是有关人类大脑的十大最引人注目的真相。

　　1.大脑是人类最复杂的构件，需要近20年时间才能发育成熟。

　　2.在母亲的子宫内，胎儿每秒钟长出8000个新大脑细胞。

　　3.出生时的脑细胞数量就已能够满足我们一生所需。

　　4.人脑是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东西。

　　5.新生儿在短短几小时后就能识别母亲的面部。

　　6.子宫内的胎儿也是有视力的，但看到的都是黑白影像。胎儿的眼睛极为敏锐，能够探测到穿过母亲腹部的微弱光线。

　　7.人类每分钟可眨眼20次，每次持续半秒钟左右。如果将每天的眨眼时间加在一起，我们将有一个多小时在黑暗中度过。

　　8.每个大脑细胞平均可与其他脑细胞之间建立1万个连接。

　　9.负责掌握平衡和身体协调能力的大脑区域极为复杂，所含有的脑细胞数量是其他区域的总和。

　　10.泰国的小潜水员们从小就训练眼睛，他们的虹膜在水下时会收缩而不是扩散，从而在水下实现聚焦。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训练，所有孩子都能具备这项技能。(秋凌)

世界末日后人类如何逃出地球

　　虽然“世界末日”并不是朝夕就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人类消亡事件可能会随时发生。一颗巨大的、非常规小行星突然撞上地球，或者遭遇变异和以前从未见过的怪异病毒的侵袭，都会导致人类走向灭亡。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世界末日并不是可以预言的超自然事件，不会像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广播员所说的那样，会在特定日期降临地球，例如2011年5月21日。但是如果世界末日降临，地球会变得不再适宜居住，到时人类应该如何生存呢？从短期来看，等到末日来临时，人类幸存下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尽管人类一直在思索逃离地球的方法，但是至今仍没有一个想法已经付诸实践。获得如何让我们的文明永存于世的知识同不断进步的人类太空飞行能力有一些关系。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所说：“文明长期存在下去的机会不是继续着眼于我们的地球，而是在更广阔的太空建立居留地。”

　　如果没有食品和饮用水补给，人类至今还无法离开地球生活几个月。我们建造的“礼炮”号空间站、“太空实验室”、“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目前唯一一个仍在高空服役的空间站)非常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到访飞船的提供动力，令其升至更高海拔，它们在轨道里运行的能量会逐渐衰减，最终这些空间站都会进入地球大气层燃烧掉。这是“太空实验室”和“和平”号空间站的命运；国际空间站每年获得到访飞船的多次推动，进入更高轨道。

　　把人类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费用很高，而且次数也少之又少。在过去14年中，大约有300人登上该站。空间站设立的“永久”成员人数是6人，通常每隔几个月就会更换一次机组成员。因此在末日来临时，国际空间站无法成为飞行器的“核辐射避难所(Fallout Shelter)”。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研究人员托马斯·赫朋黑梅尔说：“事实上国际空间站只是一个正在下沉的救生艇。”他写了一些有关太空移民、航天飞机和其他话题的书。

　　为了确保人类在离开地球后能够幸存下来，我们需要能推动技术和工程学发展的新型飞船，必要时它们能为人类开辟一个小生境，尤其当地球被摧毁，不过这似乎是最为离谱的要求。然而，过去几年提议的许多太空栖息地主要着眼于有计划的移民太空，而不是采用逃离舱。从球形和环状到柱状，所有这些太空栖息地都能通过旋转，在内部产生人造重力。这些设计安装的舱外反射镜能把阳光反射到舱内。栖息地内部用混合气体模拟地球大气层，并有土地和排水系统，通过这些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为人类生存提供吃的。

　　当然，建设如此庞大的飞船需要大量时间、资金和技术，所有这些在发生行星撞击事件时都将是非常紧缺的。除此以外，还有永久性移居月球、火星和小行星的设想。虽然这些提议并不是未来派空想，未来可能会变成现实，但是建设这种太空居留地的想法目前仍只停留在制图板上。

　　另一项更有雄心，但是被认为更具现实意义的提议，是在月球建一个地下“世界末日方舟”。据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这个地下洞穴将用来保存所有用来重启人类文明的信息，其中包括冶金和农业种植方法。可能还会在这个方舟里储存遗传序列、种子和其他生物学成分。这些提议听起来都非常非常棒，但是它们距离变成现实还很遥远。如果世界末日在明天降临，人类将无法摆脱消亡的命运。赫朋黑梅尔表示，作为一种生物体，至少在可以预知的未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将会死亡，那么我们就真的没救了”。(孝文)

通俗的讲，人体艺术就是一种以人体为媒介，以认识美、探索美、和谐美为宗旨的一个自我发现和愉悦的过程和行为。日常为我们熟知的如舞蹈、绘画人体、艺术体操、健美操等都是人体艺术的范畴。

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人体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史了，西方人视人体为纯洁、真诚，美的化身;同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古代文化涉及人体方面则是春宫图、性文化，把人体当做情欲的表现。这凸显了中西方对人体本身认识的差异性。

在美术领域讲的“人体艺术”，特指艺术家以模特的身体为题材，并力图通过模特的身体来传达艺术家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或情感。人体艺术多属于行为艺术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人体艺术的主要研究对象，从现实而言就是人体。裸体艺术从属于人体艺术。

人体是自然界最美的天然艺术品。人体艺术的研究或拓展，不但为我们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的人体提供了美学上的参考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于正确的人体审美意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树立和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人体艺术也是因人们对自身面部丰富的表情、身体姿态动作的优雅等的日渐钟情而逐步出现的一种艺术门类。也是现代艺术家对诸如“架上绘画”等传统艺术观念的反叛创造行为。

人体艺术家时常展示——或在自己的皮肤上作些火烫图纹和异样的记号标志;或者自己裸露的肌肤在强烈的太阳光下长时间的予以曝晒，达到烤红如关羽般的红润肤色;或把自己那美丽的一头智慧之发用火攻除之;或者踏踏实实地实践一次俗语讲的“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是通过自己“亡命”的呼吸和剧烈的身体动作等自己的体态和表情发生严重扭曲与变形，如呈现惨叫状……;或更甚者，把自己的形式多样的性活动行为予以展示……等等如此这般和那般地艺术行为都让鉴赏者叹为观止。但，其也有一定的深意，让鉴赏去独悟。

人体艺术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一，在诸多的人体艺术作品中，有的是人体的直接表现，以写实手法描绘人体的健美，均衡律动与和谐。艺术家们神奇地描绘出了女性肌肤的柔软透明，鲜活灿烂并以史诗式的丰厚博大达到了奇迹般的极致，他们的作品是对人类心灵和人性的无与伦比的颂歌。

由于人体艺术的含义比较广泛，例如运用肢体语言的舞蹈、体育、妆饰;比如人体彩绘，还有附着吊挂在人体上的耳环鼻穿唇穿等等;再就是裸体艺术。

裸体艺术是人创造的以裸体人的形象为媒介的一种行为展示艺术。如，裸体的雕塑，裸体的绘画，裸体表演，裸体的摄影等....。。有关裸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很多的。就目前而言，大家所谓的“人体艺术”其实就是指“裸体艺术”。不用“裸体艺术”来做定义，而是用比较含混的人体艺术来定义，主要是国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之环境需要。我相信随着国家物质及文化文明的逐步提高，裸体艺术会逐步被大众认识、理解和接受的。认识终究是要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和认识的过程的，毕竟我们才“刚刚接受了穿衣文明”，对于“裸”的文明认识及观念上仍需有一个过程。尽管他们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白天穿衣上班、晚上脱衣服睡觉一样，目前的我们也只是刚刚习惯了晚上才脱衣睡觉而已。

由于人体艺术的含义比较广泛，例如运用肢体语言的舞蹈、体育、妆饰;比如人体彩绘，还有附着吊挂在人体上的耳环鼻穿唇穿等等;再就是裸体艺术。

裸体艺术是人创造的以裸体人的形象为媒介的一种行为展示艺术。如，裸体的雕塑，裸体的绘画，裸体表演，裸体的摄影等....。。有关裸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很多的。就目前而言，大家所谓的“人体艺术”其实就是指“裸体艺术”。不用“裸体艺术”来做定义，而是用比较含混的人体艺术来定义，主要是国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之环境需要。我相信随着国家物质及文化文明的逐步提高，裸体艺术会逐步被大众认识、理解和接受的。认识终究是要有一个观念的更新和认识的过程的，毕竟我们才“刚刚接受了穿衣文明”，对于“裸”的文明认识及观念上仍需有一个过程。尽管他们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白天穿衣上班、晚上脱衣服睡觉一样，目前的我们也只是刚刚习惯了晚上才脱衣睡觉而已。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人体是美的，但也有人不敢正视人体艺术的存在，把人体与邪恶、淫秽和性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要提高国人的审美意识，加强对人体艺术的理解和领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有的人把人体艺术和脱衣舞等色情表演混为一谈，这是十分荒谬的。

中国人对于人体艺术的态度，既没有古希腊时期人神合一的理想化精神追求，也没有文艺复兴时期强调性感与美感统一、美化人的自然属性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美术把神韵气势、意境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追求“心性”的实现。

西方人体艺术中的维纳斯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西方千姿百态的人体艺术，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体艺术表达方式。

中西方史前人体艺术并没有多大差别，都具有女性生殖崇拜的造型观念，只是由于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出现，中西方人体艺术才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而西方美术则在再现写实的领域发展，以真善美为准则，追求理性和真善美的统一。

各自不同的人体艺术欣赏标准，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趋向。

菩提迦耶是佛陀证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犹如精神故乡。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属于全世界的佛子们。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

　　撰文：梁文道

　　摄影：王寅

　　想象你在北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山西大同参观石窟。一宿之后，你发现自己居然醒在沈阳。而那位司机，他坚持自己的路线正确，并且保证目标在望。再过半天，我们发现自己几乎快要去到哈尔滨了。这时司机才勉强停车问路，但他问路的方式是随便截住一个路过的村民，看他晓不晓得云冈石窟怎么走。真妙，那个村民竟就认真地指起路来：“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过三里地看见公交站右转直行……”

　　我没有夸张，这个假想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一团人刚到印度头两天的真实情况。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旅行车司机，固执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个人走开，独自低头喝茶或者吃饼，偶而抽一根烟。每回开车他都全神贯注，遇到任何一个标识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决转向；尽管每一次转向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车上就算有两位印度本地的法师，也要经过三轮传译，才能有效沟通。那种沟通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沟通，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只会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意思是“OK”和“没有问题”。就在这迷途的两天，就在这位司机身上，我学到了印度教给我的第一课：但凡有人和你说“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问题一定要发生，而且可能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更小心，戒惧，提防任何事任何人？还是干脆认输，听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后，我才有点模糊的轮廓。

　　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观光，我们是朝圣者。去印度朝圣？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事，虽说中国可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对于回到佛教诞生地这事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如果真要朝圣，为什么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连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国却把它发扬光大，传布四海。没错，佛教确实大盛于汉地，所以也兴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国的地步，旺到了几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于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几天的旅程里头，我们碰过一家藏人，分别从拉萨和加德满都出发，会合于现处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这一家人打算周游圣地90天。我们也碰到了络绎不绝的泰国朝圣团，一来就是几辆大巴，每到一处就留下遗迹上如鳞密布的金箔。从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到佛陀入灭的拘尸那罗，藏传佛教徒系在树上的风马旗与南传佛教徒贴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为显眼的标识。我甚至看见日本日莲宗四处立下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以及无数操着多国语言的金发香客，唯独极少遇见汉地来的朝圣者。如果有的话，那也多半是台湾佛教徒。如今大陆出国的人绝不算少，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大传承各大宗派汇聚的这片北印度土地上却很难看到他们呢？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交通堵塞也是印度大城市的特色之一，交通洪流的组成部分可能包括：小摩托、人力车、马车、自行车、牛、马、流浪狗。

那烂陀源自梵文“莲花(nalam)”。莲花在古印度是知识的象征，因此，那烂陀的意思就是“知识的给予者”。作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古代高等学府，那烂陀当时的规模与今日全世界的任何大学相比，都堪称雄奇壮阔，美轮美奂。

公元7世纪，正值笈多王朝佛教美术的顶峰时期，那烂陀寺发展至全盛阶段，成为全印度最大的寺院、学府、佛教中心。整座大寺之中，一切建筑无不雕梁画栋，精美异常。

.即使在浴场中，印度也是一副人声鼎沸的样子。王舍城外毕跋罗山下的温泉浴场，从佛陀时代一直沿用至今。今日印度，活色生香、百无禁忌。

　　事实上，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尔邦，这一大块区域上的圣地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才复活过来的。信众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间粉红色外墙的建筑，是“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址，会址大门外有一尊塑像，纪念协会创办人安纳加里卡· 法护尊者。正是这位英语流利的斯里兰卡大长老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 康宁汉的努力，才促成了随后一个世纪的挖掘与复建。藉着摩诃菩提协会的运作，刚刚开始认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发现上的热情，与甚为西化的斯里兰卡僧众带着一股正欲摆脱殖民压力重振文化尊严的意志，携手辨识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记忆，重领一块又一块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敬，但我真觉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亚洲佛教徒并不会这么在乎源头圣地；如果没有那一整套现成搬过来的古迹保存观念与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这块区域就不会成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纳加里卡· 法护长老当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学习朝圣吗？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与麦加的例子来对比亚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颇有点教大家“知耻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时积极响应他的中国人唯有近世振兴汉传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虚大师，他非常用心地参与这场两千年来头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体运动，甚至在中国发起募款，以回馈“故土”。从这个角度看，圣地大陆汉人之稀少，也许只不过是来得比较晚而已，毕竟这是个新鲜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虚大师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莲法师竟然只身来到拘尸那罗，建起一座“中华双林佛寺”，汉制山门上一块华文横额，在周边的缅甸寺泰国寺之间相当醒目。但老法师往生之后，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过印度的暴雨和烈阳，碎成废墟，渐为草木收复。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师乃越南智顺比丘尼，60岁的人了，却活力充沛，不显老态。她告诉我，当年她奉师命从美国奔来，面对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墙泡软、使房顶塌陷的天气，无水无电，就一个人四处筹钱，披荆斩棘，才把这座汉传寺院修整成现在这般舒适宜居(顺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汉传为主)。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工地上指挥一座更大的计划，那是寺里头学校的新校舍，专从贫困乡间领来一些家里养不起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弥，等到18岁英语电脑全会了，再自行决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还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镇里头盖了好几座学校，让那些对佛教不感兴趣的家庭也有让小孩念书的机会。至于那群小沙弥，我必须说，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一脸善良，眼神单纯，我忍了好久才终于没摸他们的头：在家众摸出家人的头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岁。

　　几个月后，我在官方媒体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大陆某寺院刚刚在蓝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庙宇，乃“海外第一座中华寺”，上头有人专程致贺，全国佛教界则允为盛举云云。怎么会呢？别说“海外”有多少汉传道场，光是源始圣地，光是拘尸那罗，便有这么一座没有国力支撑的小小“中华双林寺”吧。

　　其实，早在14个世纪以前，印度就已经有过“中华寺”了。根据文献记载，那烂陀寺以东50里有汉寺一座，是不少汉人留学生寄居的处所。而在芸芸汉人留学生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玄奘法师了。重读当年那群僧人的著录，最有趣的是他们那大胆创新的世界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余四方尽皆戎鬼蛮夷。偏偏佛徒不是这么看，他们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说法，把人类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国，归属“四天子”；而“中国”的皇帝只不过是这四天子之一罢了，并且管的主要是东方那一块，并非中央。广东学者何方耀教授专门研究过这题目，他发现，到了晋唐，许多僧人日益不满所学之芜杂矛盾，怀疑自己读的经翻译有误，于是兴起学梵文西取经之念。在这种心态底下，竟然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土”，把中国做“边疆”的意识。

尼连禅河边，一位老人在静思。大菩提塔矗立在河对岸。佛陀成道前曾于其中沐浴的这条著名河流，如今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涸的模样。

“生老病死、每天上演”，是瓦拉纳西恒河之畔的真实写照。印度人自古对生死轮回就有着独特的认识。2500年前，佛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鹿野苑距离繁华喧嚣的瓦拉纳西仅有十几公里路程，这里是佛陀成道后初次说法（初转法轮）的地点。

金色卧佛安详地躺在拘尸那罗的大涅槃寺中已逾千年。这里是佛陀进入般涅槃之地，信徒们来此，除去怀缅先师，也为了体悟非生非死、不住不灭的境界。

　　天下观吊诡在不与民族挂钩，谁是文化正统谁就是天下的中心，谁握住了道统谁便是天下之主。所以满人入关也能渐得士心，日本却觉得明清易帜男子留辫，故信天下东移到他们那里去了。在晋唐那批求法僧眼中，天下显然该以佛法来处为正中才是。法显便说：“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转引自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请注意，这段话里道整法师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印度，“边地”倒是中国。玄奘大法师更在瞻仰过圣地遗迹后叹道：“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同见前引书)在《大唐西域记》里头，玄把印度说得好到不行，称赞彼邦国民温文尔雅，懂得用树枝刷牙，爱好清洁，大概也有终于见识到上国风范的感慨。

　　问题是有些印度人至今仍然在用树枝刷牙。

　　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不只是佛法初传的宝地，还是全面超越任何国家的先进文明，俗尘繁嚣之外的至美天堂。你看《西游记》，玄奘法师亲身去过的那个真实天竺竟被描划成云雾缭绕的仙境西天。西藏人更是崇拜印度，深受印度影响的藏人甚至把自己的圣地一一视为印度各大名胜的翻版。我们当然晓得真实的印度不是这个样子，可什么才是真实的印度呢？听说它是举世知名的IT大国，全球遥距服务业的中心；听说印度理工学院向美国硅谷输出的工程师和CEO要比麻省理工学院还多；听说它是金砖四国之一，未来的世界就只有它能和中国一较长短了。但我们的经历却比较接近另一个版本的传闻。在那个版本里面，印度的交通凌乱不堪，大巴顶上坐满了抱着杂货的乘客，横行霸道的大货车任意奔驰，机动三轮车与蚁群般的摩托车则会把所有的空隙塞满；当然，在连北京也都望尘莫及的车阵之中，还有传奇性的牛、马以及旅游书里不知为何很少提到的流浪狗，它们的悠闲与周遭由喇叭齐鸣所造成的音墙恰成对比。

　　很难在街上看出这里是一个预言中有可能要压过中国的强大经济体，乃至于我怀疑两者的差别或许恰恰就在看不看得见这一点。就拿德里来说吧，它不是没有宏大的地标与宽广的大道，但中国人一定会问他们难道就不能把那些建筑的外墙洗刷得干净一些，将那些路面上的坑补得好看一点吗？没错，我们都知道“无害”(Ahimsa)是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价值，所以印度的素食者人数荣居全球之冠；但既是全国首善之地，能不能至少把那些牛、马、狗甚至猪集中到一个比较隐蔽点的地方呢？

　　我记得旅程开始的第一天上午，摄影师要为他那部相机找一块市面罕见的电池，权充导游的当地法师遂引我们去他们心目中全德里电子设备最集中、高科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抵达之前，我们都把那地方想象成中关村，没想到一下车就是一滩泥水，往前几步则是一条高低不平砖块乱堆的巷道，道旁是几家被苍蝇围绕的小吃贩子。我们辗转来到一家灯光明暗不定的商场，经过一处交易外币的黑市旅行社，一堆从垃圾桶里挤爆出来的废纸和吃剩的食物，终于看到那家相机制造商的德里经销中心的招牌在昏暗中兀自闪烁。

　　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刚刚举办过英联邦运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曾经投诉选手村里的房间有蛇。你能想象北京奥运会出这样的事吗？奥运期间，北京就连菜刀都不准卖呢。

　　那天我们还走过一条满街地摊的窄路，路上的垃圾和坑洞就不用再说了，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列外国人在一座被空气污染成灰色的大楼门外乖乖排队，集中接受童乞们那永不厌止的疲劳轰炸。再凑近一瞧，赫然发现门牌上清楚写着这栋大楼属于印度外交部其中一座！莫非这条路就是印度的长安街？还好，后来我上网查过，它只是印度外交部的其中一座办公楼。我不想非常极端、非常东方主义地把印度描述成一个视观瞻如无物的国度，他们的媒体照样以英联邦运动会的洋相为耻；可是这个国家和把面子看得比生活还大的中国确实不同。前阵子读到一篇印度知名学者的谈话，他说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记者都要问他印度城市的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穷人，他却反过来纳闷，在中国的大都市里为什么看不到贫民：“你们的穷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离开德里，原以为当晚就会抵达朝圣之旅的首站——舍卫城。结果全靠那位刚毅寡言同时还路盲的司机，我们在北方邦的乡野间漫游了两天，如果不是手机里的导航系统帮忙，到了最后可能会连一个圣地也去不成。印度的基础建设的确不够，60公里的行程我们往往得走上两三小时，那些道路又窄又弯，几乎没有一段是平的。到了夜晚，速度只能更慢，四面田地的水气淹漫而至，令人难辨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导航地图上看见前方不远就有“国家高速公路”，很是惊喜，没想到真走上去之后才发现，唯一的不同只是路的两旁多了店家人烟，以及散步的动物，路灯照样缺席。但这手机移动信号倒是一直正常，基本不断，于是大家感叹：“印度真不愧是IT大国呀。”

　　那两天晚上，在赶路赶至绝望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择店投宿，等到次晨四时再重新上路。其中一家叫做“Hotel Arvind Palace”的旅店特别有趣，它标榜自己是“豪华而经济的旅馆”，所有房间都具备了空调、网络、彩电，以及24小时源源不绝的热水，它的餐厅更齐全了“北印、南印、中国和欧陆等地”的美食。我们都晓得这不是真的，如此一间两层楼高的简陋公路旅舍不可能这么完美。只是我们想不到那房间里的铁架床铺会脏成这样，枕头和床单上洒落了不知来历的污迹(有点像干掉了的血)，夜半还能感到几只细小的昆虫在身上跳跃。那位信奉锡克教的老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诚恳——“是的，我们有热水”，眼神狡黠——“怎么会呢？再等一下热水就来了”，像个成功生意人。果然，我们晚上11点上楼的时候，大堂的餐厅还是绿色的；第二天4点下来，它的天花和墙壁却已刷成粉红；那位老板督导工人装修了一整个通宵。我既惊讶又熟悉，这种速度，这种营商手法确实是我所知道的“金砖四国”。

　　天气很冷，正好碰上了当地罕见的寒流，气温常常保持在零度上下，听说北方邦有天晚上一下子就冻死了200人。我们一日颠簸十来个小时，大腿贴着薄薄的小巴车皮，寒气由外而内，由下而上，我只能用街上市集买来的毛披风裹住身子：真想不到印度可以这么冷。所以我们总是在下车舒展的时候加入正在烤火取暖的村民，他们表情漠然，但会自动腾出空位，给我们接近那些冒着白烟的旧轮胎的机会。嗅着轮胎烤出的塑脂味，我和杂志社的编辑说起了陈丹青，因为他本来也想参加这一趟。“嘿嘿！还好他没来，光是凌晨三点半起床他就受不了了。”大伙拿丹青开了一点玩笑之后，编辑忽然感叹：“这才叫朝圣呀！不吃点小苦，一路舒服怎么行？”

　　朝圣让我们想到的总是那些身披粗麻的修士，手持木杖一路踏着草鞋缓缓登上尖石满布的山丘，在沙土尘暴里不断礼拜、全身贴到地面好从至卑微的角度观看这个世界的虔敬藏人，当然还有那位背着沉重竹笈顶住烈日一步步朝中亚山区走去的三藏法师。朝圣总该是要吃苦的。这是为什么呢？是要挑战朝圣者的意志？是要你在终于抵达圣地之前做好净化自己的准备？它不该是一般的旅行，不是无痛舒适地度过旅程，然后直达目的猎影观光；它不切割目的地与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反而把后者视为整趟经验的有机的必要元素。你不可以坐在宽敞的大巴里享受空调，一觉醒来发现圣地已至，然后急忙下车感受感受圣地的氛围。然而旅行又真和朝圣有这么巨大的区别吗？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旅者都会告诉你，旅途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甚至旅途才是旅行的全部。重点永远是“在路上”，而非“去了哪里”。

　　但是抵达目的之独特愉悦仍然不可否认。就像那天清晨，经过漫长的迷途，我们终于到了传说中的舍卫城，佛陀一生停驻最久之地，古印度至为繁盛的大都。大伙一一下车，面对两列树木夹护的道路伸向远方晨雾，早上六点的北印农村静得只闻鸟啼，阳光迷濛使人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哪一个时代。也许2500年前，佛陀和圣弟子们就曾赤足行过我们脚下的这条土路，道旁一样没有电线杆，一样只有刚刚升起炊烟的茅舍……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是不是都想起了佛经里最常见的那句开头呢：“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宁静缅昔的时光只有一刹那，我们老是迅速被丢掷回印度旅行的紧凑现实。带领我们的法护尊者是我的师父，能操流利中文、英文、马来文和僧伽罗语，精通梵文与巴利文，就连日文及泰文也略晓一二，是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僧。虽然大可在象牙塔里一展拳脚，但他更想用现代方法在俗世弘教。在我看来，他矛盾的地方是尽管有志于打进这个纷杂急乱的花花世界，但另一面却又天真得可以。就说这趟朝圣行程的规划吧，他总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涵盖最广大的范围，“景点”之密集堪比最广价的旅行团。有时我忍不住抱怨：“尊者，这简直就是观光了，朝圣不是该放松一点吗？”可他还真不急：每至一处，他都会忽然很振奋地说：“对了，前面还有一个XXX，不去就太可惜了。”然后兴致勃勃地领着大伙慢慢踱去。好像着急的只有我似的，老是看表老在提醒大家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一边怕今夜不知到不到得了预定地点，一边怕他落在后面不安全。可是每回催他，他都带着孩子气的眼神叹问：“是吗？要走了吗？但我好想去看XXX哟。不用这么着急吧？”

　　要是真在一个圣地待久点，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法护尊者和同行的两位印度法师一定会跪下来诵经，可我乃疏懒怠惰不成器的弟子，60 华夏地理一直没学好巴利经文。他们念诵，我跟一两段

　　就要断线。在灵鹫山顶如是，在菩提迦耶复如是。直到鹿野苑，一路上笑嘻嘻的尊者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了：“文道，你回去之后还是好好背一些常用的经文吧。除了坐禅，念诵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唉，我几乎觉得自己是白来了。

　　法护尊者有一位好朋友，是他在斯里兰卡上学时的学长，法号“法光”，现为那烂陀佛教大学教授。我们去那烂陀寺遗址的那天就住在他的宿舍里头。一如既往，我们又遇上了交通问题，法光尊者最初为我们准备的午饭渐渐等成了晚饭。当我们凌晨一点终于驶进以大学而言有点迷你但还算舒适的现代那烂陀时，那桌饭菜就是宵夜了。不巧的是还碰上了印度常见如便饭的断电，大伙只好摸黑上楼，就着烛火手电搬抬行李布置碗碟。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了法光尊者：个头不高，身躯微胖，圆圆的笑脸，年纪不算太大可又让人觉得像是个很老很老的人，于是适足以“慈祥”形容。他其实是很忙的，要安排房间给我们，要给我们翻热饭菜，要设法修理电路，还要下楼看看路盲司机有没有睡觉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像很忙，起码不显急乱，一路喃喃说话一路忍不住自己嘻嘻地笑了出来，微微低着头晃来踱去。不知怎的，这情景我好像见过；后来才想起是电影《星球大战》里卢克初遇尤达大师那一段。对了，深藏不露的尤达大师在准备晚饭给年轻的卢克时，就是这般笑嘻嘻的模样。

　　法光尊者安排了唯一一间有暖风机的房间给我们四个在家人，但断电了他也没辙。只有一张薄毯要盖住四个身子，这天晚上实在冷得难受，难受到同行号称要吃苦的编辑都黑脸了。房间全分给我们了，那法光法师他自己呢？老教授说不怕不怕，他就是笑：“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你快去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他和另外两位法师原来整宿就和着僧袍睡在客厅地上，唯一剩下的毯子他给了路盲司机。他准备了带点香辣的汤面做早餐，说是中国风味，大概合我们胃口。吃面的时候，我才算看清楚了这间教授楼。日光照出一室白墙，朴素一如所料，唯有一帧相片随意摆在一排书上。那是老法师年轻时的留影，背景是个乡村广场，几十个小孩包围着他。法护尊者也凑过来看，他解释：“小孩都喜欢他，那时他一有空就下乡看孩子，每回都带一堆糖。”

　　到达那烂陀寺的遗址，我便完全明白三藏法师昔日的心情了。入口处像是公园，绿野广阔，走过正中长达一里的林道，迎面而来便是一堵有两层楼高的石墙。再穿过城门般的巷口，便有砖阶引人自然登行。拾级而上，西向的太阳就在此渐次展开平铺在地平线上一座座栉比鳞次的伽蓝殿宇。那烂陀，中古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佛学、哲学、数学、天文、建筑、医术、艺术，凡你能想象的一切科目；学生不分宗派，来自整个亚洲。极盛时它容纳师生万名，藏书九百万卷，占地是今日挖掘所获的十倍。其学风崇尚自由思辨，上课以研讨为主，有点像今天藏传佛教仍然保存了的“辩经”。除了玄奘，和它有关的名人还包括了龙树、无著、世亲、护法、戒贤、陈那、月称等一众佛教大德。要进这家学校得先过“守门人”这一关，藏传佛教徒特别尊崇的那洛巴大师便曾是它北门的守门人，他们负责考验入门学子，应付不了他们的问难便休想入学。当年入门而得其道的玄奘法师曾经形容他所看到的那烂陀：“庭亭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加以流水逶迤，青莲菡萏，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疏其外。……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俱往矣。如今的那烂陀只余废墟，纵犹壮阔可观能发思古之幽情，但毕竟是有为法，又哪能免去成住坏空的规律呢？虽然印度建国三雄之一的安培多博士成功发起了“新佛教”运动，使百万计的贱民阶层皈依众生平等的佛法，但这到底不是主流，印度已经离那个佛教盛世很久很久了。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头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多佛教徒觉得没有必要朝圣的原因：反正都成废墟了，反正那都不再是佛法兴盛之地了，我们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就连一般不学佛的人大概都能凭着电视剧里学来的“常识”挑战你：你们佛教徒不是喜欢讲空吗？不是喜欢教人不执着吗？心中有佛，在家自己好好修行也就够了，何必花钱花时间那么执着跑去所谓的“圣地”呢？就连说法说得特别透彻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也在他的《朝圣》里说：“严格地讲，我们并不需要寻求外在的圣地或圣人；如同佛陀亲自所应允的：‘任何人忆念我，我就在他面前。’当我们对佛陀与他的教法生起忆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刹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一处，而该处也就会成为‘神圣’之地。”

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贡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

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购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购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

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1

我在犯着一个巨大的忌讳：总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存有与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都尽不相同的写作，至少说是那样一种倾向的苗禾已经存在，且正在成熟，但因为批评家的懒惰，没有耐心去对那种写作进行细分析结，从而，是那种独特的倾向与端倪，总是处于被忽略和笼统归类的一盘散沙之中。这种被忽略或被归队到他流旗下的文学，就是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

神实主义既汲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创作经验，而又努力独立于二十世纪文学的种种主义之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长。它在故事上与其他各种写作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寻求内真实，仰仗内因果，以此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

创造真实，是神实主义的鲜明特色。

2

与现实而言，文学最终是它的附属之物——什么样的现实，决定什么样的文学。与文学而言，现实最终是它的原材料，当生活成为文学之后，它就不再是生活，而是文学。把生活写成生活，一如一个工厂把原材料加工成了没有变化的原材料，仿佛把田野凌乱的柴草，搬移到整齐的库房堆码起来。可那整齐的码放，也最终还是一堆柴草而已。因为这样，才要柴草在作家的心里燃烧，能量转化，生成别的奇异之物——文学。生活就是那一堆、一片田野上的柴草，有人从中看到了春夏秋冬、岁月枯荣和生命的流逝；有人从中看到家长里短，烦恼人生；还有人从中看到了诗和宇宙星辰。可也有人，只是从中看到了凌乱和无聊。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贡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只证明文学对这个社会把握的无能为力，证明我们在文学上抱残守缺的摇摇欲坠，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个社会和人的认识之新鲜深刻。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被简单理解为生活的画笔，作家的才华是那画笔的颜料。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喝斥。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以描摹现实为己任，表达对人与社会的颂扬和在颂扬中简浅的忧伤。美与温暖——则被过分放大的颂辞吹向了天空。所以，我们很少有那些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一面感叹我们没有如托尔斯泰那样描写伟大时代变改的作品，一面又为那些浅简描摹社会现象的作品树碑立传；一面抱怨我们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叩问灵魂的作家，一面又在为与灵魂无关的作品大唱颂歌、鸣锣开道、评奖发奖。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购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购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因为温顺，更能诱惑和腐蚀；因为汹涌，更能带走和冲垮作家探求深层真实的理想和意念。第三，必须要面对我们今天开放与封闭并举共存的最特殊的现实和最特殊的写作环境。

在我们的写作环境中，每个作家在写作中所面临的是经济开放后金钱诱惑的包围和特权的诱降与新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也不愿走向现实主义深层真实的特色阻拦。这种新意识形态约束，不是改革开放前政策的“不准”、“不能”和“不允许”，而是今天经济急剧发展后政治和金钱共同作用，促使并作用于作家本能的、无意识的“不愿”。它使作家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名单公布以来，这几天，舆论显得很热闹，各种质疑的声音几乎都针对着“茅奖”忽略或轻视了哪些作品。比如网络文学入围的标准问题，青年作家数量太少的问题，《盗墓笔记》何以落选的问题，等等，于是指责“茅奖”门槛儿太高，标准太苛刻云云。

这届“茅奖”在征集作品时就做出了一种姿态，表示要更加公开透明，入围作品也更加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接纳网络文学作品。但毫无疑问，“茅奖”应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尺度，它不可能，也没必要把所有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囊括在麾下。它当然是开放的，但也是有标准，有门槛儿的，这个标准和门槛儿甚至不应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为标榜自己的开放、宽容而有所降低。屈从于权力的干涉有可能毁了这个奖，同样的道理，屈从于所谓民意，也有可能毁了这个奖。

如果一个奖项可以面对所有作品，那么，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这个奖项自身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所以，“茅奖”不应承担不属于它的那一部分职责，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它额外地负担更多的职责。维持它的品质与个性，常常比让它扩大一些评奖范围更困难。

我们这里有两种倾向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方面，我们希望一个奖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所有的奖承担一种责任和功能，这样做的结果，既使评奖不堪重负，又取消了各种评奖的个性和区别，最终使各种评奖沦为同质化，也就取消了评奖的意义。我们只消看看这些年几个电影奖项的命运，就不难理解其问题的严重性。前几天看到关于《大众电影》生存艰难的新闻，这本当年发行八九百万的杂志走到这一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一定和“百花奖”的衰落有关。而“百花奖”之所以日见其衰落，原因之一恰恰是失去了“大众”这个最鲜明的特征。

我更希望“茅奖”能够坚守自己的门槛儿和标准，不管风从哪边刮来，都毫不动摇。（作者系文化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