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多失去的也多

　　科学网(kexue.com)讯 钱不是万能的，就算有了钱你也不一定可以买到爱，相信幸福的生活才是人们的首选，哪怕金钱上有一些损失。

　　最近科学家有一项实验，他们找到2500多人来观察一项数据，一些人给他们合理的工作时间，并允许他们每天有足够的睡眠大约七个半小时，而给他们的工作报酬是5万元。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工资高达9万元，可是他们会干一些更艰苦的工作，而且每天只能允许他们睡眠六小时。之后他们会被询问到底喜欢那个工作。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人员表示，大多数人选择了可以挣九万的工作，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快乐。询问他们选择的动机也说的过去，他们多数人希望更高的工资可以令他们的家庭更加幸福，所以很多人选择了高工资。还有一些人为了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挣得越多地位也会随之增加。但他们得到金钱的同时，却失去了更多，压力也变得更大。

　　财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但它只对日常心情产生一些比较小的影响。科学家们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更多的来自于被尊重、对生活有控制感方面。家庭、朋友和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为你带来的幸福感，要远远超过金钱。

　　调查人员在一些较富裕的国家进行了电话调查，并逐户上门访谈，在一些较贫困的地区询问当地人的收入、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和饮食等信息。受访者被邀请来评价不同级别的生活，并描述曾经面临消极或积极的经历。此外，调查人员还会关心他们是否在生活中感受到了尊重，是否有家人和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能否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这项调查已由盖洛普公司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发表，是目前同类项目中最为详细的一份调查。

　　结果表明，金钱和幸福之间的联系，对于青年人、老年人、不同的社会阶层、男人和妇女、城市和农村居民来说都有着类似的关系。迪纳博士说：“个人和国家的收入提高会使生活满意度上升，但更为积极的情绪和幸福感则与其他因素有关。虽然富有或许会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其对幸福和满足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更应当用心去充分的享受人生。”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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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不知为何，看到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部老电影《列宁在1917》，当然还有《列宁在十月》。时过境迁，不伦不类，令人莞尔。但其实这样的联想之所以会发生，还是有些根源的。

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韩寒”。那里用的“不再长”一词近乎褒义，有些青春不老的意思。文章结尾说：“韩寒保持了他批评的锋锐和直言的率真。既没有退化、倒着长，也可以说是暂时逃避了老化的自然规律，不再长。因为社会的需要，可能有不少人希望他能保持这样的青春，但作为个体的韩寒没准儿哪天玩腻了这种皇帝新衣式的游戏，对皇帝的屁股不再感兴趣，更加专注于赛车、音乐什么的。虽然他还年轻，几乎有无尽的可能，可是绝不可能去成为又一个钱钟书吧。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王朔呢？”

四年过去，我又将几个小时的光阴，愉快地抛洒在阅读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上。所谓愉快抛洒光阴，当然是那种略带沉重或曰深沉的愉悦，而不是无聊乏味的傻乐呵。

小说的开头似曾相识，原来是在去年那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刊物《独唱团》里就已经见过面。那个因举着窗帘替人遮光而被作者在霎那间誉为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当时已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记，似乎有年轻时阅读雨果小说《悲惨世界》般相同的感觉。

不过，韩寒这本书，无论如何都是一部现代小说，在写法技巧上显然与传统经典小说大相径庭。不要说是与外国的雨果和昆德拉之间的距离，就是与中国的作品相比，也肯定是距钱钟书的《围城》远而离王朔的小说近，尽管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就是模仿的《围城》，而且在韩寒这部新作中依旧能见到《三重门》中的稚嫩。

然而从我的个人阅读感受上来讲，它的内容实质无疑要比看王朔的小说和《围城》来得沉重。它的分量甚至有时让我这个几乎达到作者父亲年龄的人，颇感有些于心不忍。仿佛让这样年龄的韩寒，去如此这般深切地感悟我们错综复杂甚至难以启齿的社会，实在是在剥夺他作为青春年少的幸福无辜，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可是想想看吧，从九十多年前开始，不就正是这种为了孩子和后代的幸福与前程着想，无数仁人志士在几乎半个地球的范围内推动了一场又一场革命，其结果不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分外明朗了吗？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结果的结果，竟然又呈现为一个怀揣不让自己女儿卖淫之理想、而为之拼命卖淫的妓女，还居然让人又想起革命的前夜，仿佛一下子退回到了1917年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韩寒的文字中继续深入。在看到第23页时，我忽然眼前一亮。因为无意中，我竟然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不要以为我是无根的漂泊，我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我一度以为自己是种子，被这季风吹来吹去，但是我终于意识到，我不是种子，我就是连着根的植物，至于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植物，我看不到我自己，那得问其他的植物，至于我为什么一直在换地方，因为我以为我扎在泥土里，但其实我扎在了流沙中。”接下来，是一长段将近一页纸的流沙与“我”的对话，而当对话结束时，“我”毅然一挣扎，居然毫不费力地就离开了流沙。“原来我不是一个植物，我是一只动物，这帮孙子骗了我二十年。作为一个有脚的动物，我终于可以决定我的去向”。

看到这里，我不禁莞尔。我觉得这里的韩寒似乎也要比不少作家给力。但是总体而言，韩寒的小说，哪怕在小说技巧方面因时代的进步和全球性小说技法的成熟而大大超越前辈，究其文采本身，倒也还是看不出有多少优胜。或者说，优胜之处依然在于内容而非形式，在于深刻而非华彩。

也正是这一缘故，我最喜爱的韩寒文字，还是在他的杂文里头。在那里，他时有鲁迅的犀利与辛辣。当然，也时常像鲁迅那样，会有泼洒在不值浪费的对象身上。正如当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的感慨一样，说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当年的叶公超曾提请人们注意“非战士”的鲁迅。我似乎也可以东施效颦一下，或者说，反其道而用之。我要建议人们注意一下“非文人”的韩寒，因为谁都知道，其实他实在算不得一个标准的文人。可也许这才真正的可贵。

不知为何，看到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部老电影《列宁在1917》，当然还有《列宁在十月》。时过境迁，不伦不类，令人莞尔。但其实这样的联想之所以会发生，还是有些根源的。

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韩寒”。那里用的“不再长”一词近乎褒义，有些青春不老的意思。文章结尾说：“韩寒保持了他批评的锋锐和直言的率真。既没有退化、倒着长，也可以说是暂时逃避了老化的自然规律，不再长。因为社会的需要，可能有不少人希望他能保持这样的青春，但作为个体的韩寒没准儿哪天玩腻了这种皇帝新衣式的游戏，对皇帝的屁股不再感兴趣，更加专注于赛车、音乐什么的。虽然他还年轻，几乎有无尽的可能，可是绝不可能去成为又一个钱钟书吧。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王朔呢？”

四年过去，我又将几个小时的光阴，愉快地抛洒在阅读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上。所谓愉快抛洒光阴，当然是那种略带沉重或曰深沉的愉悦，而不是无聊乏味的傻乐呵。

小说的开头似曾相识，原来是在去年那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刊物《独唱团》里就已经见过面。那个因举着窗帘替人遮光而被作者在霎那间誉为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当时已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记，似乎有年轻时阅读雨果小说《悲惨世界》般相同的感觉。

不过，韩寒这本书，无论如何都是一部现代小说，在写法技巧上显然与传统经典小说大相径庭。不要说是与外国的雨果和昆德拉之间的距离，就是与中国的作品相比，也肯定是距钱钟书的《围城》远而离王朔的小说近，尽管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就是模仿的《围城》，而且在韩寒这部新作中依旧能见到《三重门》中的稚嫩。

然而从我的个人阅读感受上来讲，它的内容实质无疑要比看王朔的小说和《围城》来得沉重。它的分量甚至有时让我这个几乎达到作者父亲年龄的人，颇感有些于心不忍。仿佛让这样年龄的韩寒，去如此这般深切地感悟我们错综复杂甚至难以启齿的社会，实在是在剥夺他作为青春年少的幸福无辜，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可是想想看吧，从九十多年前开始，不就正是这种为了孩子和后代的幸福与前程着想，无数仁人志士在几乎半个地球的范围内推动了一场又一场革命，其结果不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分外明朗了吗？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结果的结果，竟然又呈现为一个怀揣不让自己女儿卖淫之理想、而为之拼命卖淫的妓女，还居然让人又想起革命的前夜，仿佛一下子退回到了1917年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韩寒的文字中继续深入。在看到第23页时，我忽然眼前一亮。因为无意中，我竟然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不要以为我是无根的漂泊，我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我一度以为自己是种子，被这季风吹来吹去，但是我终于意识到，我不是种子，我就是连着根的植物，至于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植物，我看不到我自己，那得问其他的植物，至于我为什么一直在换地方，因为我以为我扎在泥土里，但其实我扎在了流沙中。”接下来，是一长段将近一页纸的流沙与“我”的对话，而当对话结束时，“我”毅然一挣扎，居然毫不费力地就离开了流沙。“原来我不是一个植物，我是一只动物，这帮孙子骗了我二十年。作为一个有脚的动物，我终于可以决定我的去向”。

看到这里，我不禁莞尔。我觉得这里的韩寒似乎也要比不少作家给力。但是总体而言，韩寒的小说，哪怕在小说技巧方面因时代的进步和全球性小说技法的成熟而大大超越前辈，究其文采本身，倒也还是看不出有多少优胜。或者说，优胜之处依然在于内容而非形式，在于深刻而非华彩。

也正是这一缘故，我最喜爱的韩寒文字，还是在他的杂文里头。在那里，他时有鲁迅的犀利与辛辣。当然，也时常像鲁迅那样，会有泼洒在不值浪费的对象身上。正如当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的感慨一样，说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当年的叶公超曾提请人们注意“非战士”的鲁迅。我似乎也可以东施效颦一下，或者说，反其道而用之。我要建议人们注意一下“非文人”的韩寒，因为谁都知道，其实他实在算不得一个标准的文人。可也许这才真正的可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对该组织的34个成员国进行了11个大类的综合指标调查，分别做出了新的排名。澳大利亚的综合排名第一，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地方，民众幸福感第一；北欧国家的整体排名靠前。

　　澳大利亚幸福指数最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项调查涉及健康、犯罪、教育、住房、政府管理、居民财产、环境和物价等11个指标。全部指标综合排名中，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分列前三甲，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三个国家，国民幸福指数最高。

　　调查显示，75%的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所有34个国家的平均数59%。此外，尽管澳大利亚面临房价飙升、通货膨胀、经济低靡，但83%的民众对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看好。

　　与此同时，北欧国家的整体排名靠前。仅就“对生活感到幸福”这一项指数而言，90%的丹麦民众对生活感到满意，86%的芬兰民众对生活满意，挪威、瑞士都排在前五。韩国只有36%，东欧国家更低。

　　卢森堡民众最有钱

　　在居民财富方面，34个国家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1.3725万英镑(14.5万人民币)。其中，卢森堡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1.6758万英镑(17.7万人民币)，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瑞士、澳大利亚民众最健康

　　在居民健康指标方面，瑞士和澳大利亚最被认为是最健康的国家。而英国儿童肥胖率世界最高，因肥胖引发的死亡事件也日益增多。2000年，英国65岁以下民众中有88人死于肥胖引发的疾病；而2009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90人。

　　日本人感觉“不幸福”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得分均超过平均数，但日本民众普遍自我感觉“不幸福”，仅40%的民众对生活满意。

　　调查发现，日本失业率极低，在15-64岁民众中，70%的人都有稳定收入来源，而34个国家的平均数只有65%。日本人经常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平均一年工作1714个小时，但34国的平均数却达1739个小时。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2.7岁，为34个国家中最高。(朱冀湘)

新加坡

丹麦奥尔胡斯市

美国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

墨西哥蒙特里市

　　据报道，最近，美国一项调查再次证明了物质跟幸福感并无多大关联。

　　美国《读者文摘》专栏作者丹·比特纳，在完成了他的全球之旅之后，综合各种条件评选出4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

　　这四个城市分别是：新加坡、丹麦的奥尔胡斯、美国加州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以及墨西哥的蒙特里市。

　　很令人诧异，这四个城市属于不同大洲，地理条件、经济状况都不尽相同，尤其象蒙特里，它居民家庭收入并不高，也不能享受良好的医疗照顾。它怎么也入选了呢？

　　这就是这项调查的意义所在了。是什么使这些地方的居民开心地生活呢？答案和物质财富、智力、城市魅力都没关系，比特纳发现，这几座城市的居民都重视社交生活和健康。当然，他们最重视的是幸福感。

北京晚报讯 白岩松随笔集《幸福了吗》自上市以来，连续5个月蝉联开卷排行榜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第一名，销量迅速突破70万册。仅时隔半年，昨天，110×170的国际流行的口袋本与读者见面。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称，白岩松作为一名资深新闻人，深谙国际通行的出版规律和传播之道，因此《幸福了吗》口袋版的问世早就在白岩松的出版规划之中。策划之初，白岩松便决定，半年后要推出价格低廉但内容不变的口袋本，既符合低碳潮流又能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谈到“微创新”的想法，白岩松说：“在欧洲，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书都是口袋本。我这几年出国，看到日本已经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开本是小开本的。很多人说这是很时尚的、环保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方便、人性，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北京地铁这么挤的地方，你也可以从容翻看。我们总在抱怨电子书冲击传统书，但我们传统书为了迎接挑战又多做了什么吗？我希望这种小开本的书在中国出版市场大踏步地前进。”

“口袋本”和大开本《幸福了吗》一样，封面构图依然由白岩松亲自创意设计。保留标志性的蓝色，不同中又有相同，类似这样的 “微创新”在此次图书策划的过程中随处可见。全书内容没有任何删减，原书附赠的“白岩松耶鲁演讲”光盘也经过重新制作，以袖珍DVD的形式附于“口袋本”书后。正文页码比过去增加了1/3，重量却只相当于过去的一半，非常便于携带。

白岩松表示，借口袋本上市之机，他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加强与年轻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交流，并且希望能在火车上、飞机上看到人们可以拿着口袋本在看，让更多的人受益。

Ella Bee,职业经理人。现任意大利某邮轮公司亚太区市场总监。

不提离职的真正原因，也是公司里另一个公开的秘密，于是，个人和公司，一起来完成这个大家都有面子的跳槽游戏。

春节一过，年终双薪拿过以后，就是每年的跳槽旺季，每个人留在一间公司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跳槽的原因却大致一样，无非是面子、里子和票子。

“面子”，就是所谓的“职业自豪感”，像职位总是由低跳高，副总裁就算在一个公司里有几十个，还是比总监听起来像样；总监显然也比经理容易留住人，就算是刚入职的客户代表，也会要求公司在名片上写上经理，“以便于找到和服务客户”，公司也愿意给出这些不费银子的面子，给跳槽的人许诺一个更好听的职位；公司的知名度也是面子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于是趋势就是，从小公司跳到大公司，无名的公司跳到有名的公司，这也是招聘广告总是黑体字注明“世界五百强”的原因。

每个人对面子的要求有所不同，有时面子就是工作地点。我自己的经历，一次跳槽到深圳，面试时必做的功课，都是参观位于当时深圳的“地王”的整层楼的硕大办公室，不得不承认，俯瞰市区的办公楼，确实是当时年轻的我做出决定的重要砝码。

“里子”则是一些软指标，包括喜不喜欢工作内容和公司文化，有没有成就感，受不受老板重用，与同事相处得好不好等等，总的说来就是干得开不开心。不久之前一个针对白领所做的一个幸福指数调查，就很有趣地反映了这一点，调查显示，最底层的白领危机感最强，幸福指数最低；而位于中层的白领，因为较为稳定，而且自以为有广阔的上升空间而倍感幸福，其中又以女性白领幸福指数较高；意外的是，通常以为最有满足感的高层白领，反而因为压力、周围和自己对自己的更高要求和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而无法体验幸福，同样不幸福的还有那些有“野心”的女性白领们。

除了实际与期望之间的反差以外，优越感也在“开不开心”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俗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设收入或职位一样，倘若是上面人少，下面人多，优越感的满足会让人开心很多；但反过来，上面比自己高的人还有一大票，那么想开心也难。这是许多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原因；也是一大批人叫喊着要远离压力中心北上广的原因。

而“票子”，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在跳槽的考量中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由低工资往高工资跳是必然的选择。导致跳槽的另一个罪魁祸首，是公司里薪水的半公开化。几乎每一间国际公司，在员工手册里都有工资保密的相关规定，但这一规定，在中国人对别人到底赚多少钱的强大好奇心面前不堪一击，形同虚设。特别是，掌握这一秘密的财务部和人力资源部里的底层员工，总是属于薪水不高的一群，往往有意无意间把秘密透露给别人，于是，如同明星的年龄和婚姻状态一样，工资变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我有一个朋友，得知她比她的同级别同事工资低百分之四十后，心中不忿，向老板要求涨工资，结果工资没涨上，反而因为违反公司的工资保密规定而险些被炒掉。所以，即便是公开的，秘密仍然是秘密，把灰色的秘密摆到明处，违反了游戏规则，最终还是会吃亏的。

所以，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辞职的人往往会在辞职信里给公司一个虚假而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寻求个人发展，平衡家庭与工作等等。虽然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不提离职的真正原因，也是公司里另一个公开的秘密，于是，个人和公司，一起来完成这个大家都有面子的跳槽游戏。

2月16日进行电波PK的选手：P020,J008,YO16,U420,P036请大家持续关注您支持的参赛者，给他们的作品投票！

在婚姻中，丈夫比妻子大4岁以上才算男比女大。对于男女年龄的差异，人们已经变得宽容了许多。如今，男性比女性大4—8岁似乎能让不少人心平气和地接受，只是年龄差距超过10岁以上，仍会遭到非议。但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看来，这类婚姻非常幸福，也较为稳固。

　　近日，欧洲科学家们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是影响婚姻稳定的一个关键砝码。英国巴斯大学伊曼纽尔弗拉尼耶博士对1534对情侣进行了一项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能强有力维系婚姻的最佳情侣模式是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且无离异史，同时男方比女方年长5岁以上。研究者称，妻子比丈夫小5岁以上是最不容易产生矛盾的年龄组合，他们的离婚率为其他婚姻的1/6。

　　另外，一项维也纳大学的研究发现，若丈夫比妻子大4—6岁，生育的子女最多;而丈夫比妻子大15岁，虽然生育子女数量不多，但婚姻生活最美满。

　　对此，苏州荣格心理咨询机构高级督导、国内知名婚恋治疗专家王国荣表示赞同。王国荣说，这类婚姻的三大幸福点，成了家庭稳固的支柱。第一个幸福点，满足女性“三位一体”的愿望。通常，女性梦想的白马王子兼具爸爸的成熟、兄长的呵护和朋友的活力。而丈夫年龄大，心理更成熟，感情给予更自如。第二个幸福点，年长的丈夫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减少了因经济而发生纠纷的几率。第三个幸福点，家庭竞争少。丈夫年长，女性自然会生发出依靠感和服从感，减少夫妻间权利的竞争，摩擦随之减少。

　如果说到这类婚姻的劣势，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希付认为，一般而言，男性的平均寿命本来就比女性短，如果丈夫再比妻子大很多，那么有可能最终会是丈夫撒手人寰，妻子独守孤单。

　　女大男小也幸福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而在我国古代，也经常有大媳妇小丈夫的现象。现如今，姐弟恋依然是婚恋地图上一道少不了的风景线。

　　王国荣说，其实一些姐弟恋的家庭也很幸福，有的男性虽然年龄小，但心理年龄很成熟，而其妻子虽然年龄大些，但心理年龄却还像个妙龄少女。这样的家庭，从心理上来说，就跟男大女小的家庭模式类似。

　　另外一些姐弟恋家庭，则是丈夫都具有类似的气质特征，即男性不太独立，想继续寻找被母亲呵护的感觉。对于这样的家庭，往往会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女性衰老得更快，而男性还在旺盛之年，容易使家庭不稳固。其次，年龄具有社会意义，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评价中，姐弟恋容易让人不解和非议，或者贬损男性“不男人”，或者说女性“老牛吃嫩草”等等，这些外部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家庭的围墙造成冲击。

男女同龄好沟通

　　现年49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妻子米歇尔年龄相差3岁，17年的幸福婚姻足以将他们划入“理想情侣”的行列。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岳晓东认为，同龄恋，并非我们理解的狭义的同岁，而是双方年龄大同小异，基本属于同一代人。王国荣指出，男女同龄是男性与女性同岁或男性比女性大3岁以下。可以这么说，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这种婚恋模式无疑是最理想的。

　　岳晓东提出，同龄恋的基础在于爱恋双方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协调一致，这种婚姻最具可持续发展性，具有六大好处。一是易于建立亲密关系。二是互动频繁。三是同步成长。四是需求一致。五是亲友支持。六是平等自信。总之，同龄恋人之间的社会经验相似，遇到生活问题时往往容易同心同德，而长期磨合更会使双方思维并轨，心有灵犀，形成共同的认知模式。

　　“虽然男女同龄有诸多优点，但也恰恰因为平等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王国荣说，同龄夫妻间容易因太讲平等而形成权利竞争，可能经常会为了“谁说了算”而争斗不休。

性格越像越恩爱

　　“以上三种婚姻模式都有优有劣，年龄的确在婚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真正决定婚姻稳定与否的并非年龄。”王国荣说。首先，英文中的“LOVE”是由一句拉丁文压缩而来，这句拉丁文是“爱是对他人生命持久的关注”。王国荣指出，这就道出了夫妻之爱的真谛，那就是只爱伴侣本身，而不是关注外在的条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高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长相不是问题”。外在条件要求越少，爱情越稳固。

　　其次，研究显示，性格越相近爱情越稳固。王国荣说，人们经常所说的夫妻之间互补是指，自己想拥有但没有，而配偶却具备，这是一种欣赏，而并非性格南辕北辙。

　　最后，要具有同一性。一是，结婚后，就要有与对方融为一体的观念;二是，受教育程度和人生价值观要相当。这些才是决定婚姻稳定与否的内在因素。

 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众多社会研究分析机构均把目光对准了丹麦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这里夏天日照稀少，冬天寒风呼啸，资源并不丰富，征税还高得吓人。但就是这个小国，却拥有全世界最清廉的公务员系统和最幸福的国民。“世界第一清廉国”是怎样炼成的？日前，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丹麦的“秘诀”。

    最近半年，欧洲童话之国连续摘了两个“世界冠军”，一个是7月份公布的盖洛普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麦当选为最幸福国家，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二是10月份，“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国家”。政府清廉，国民幸福，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梦寐以求的目标，丹麦到底有什么秘诀？

    “我们就没有腐败传统”

    丹麦刑法典里对腐败这样解释：“滥用权力以牟取个人私利”。刑法规定，向丹麦官员行贿是一种犯罪行为。2000年，该国刑法还把犯罪范围扩大到行贿外国官员。

    对于官员收受贿赂，刑法典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但立法并不完全是丹麦反腐的关键。“我们的司法体系和我们的邻居，其他的北欧国家很相似，”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表示，他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获得“最清廉国家”的称号，还因为丹麦没有腐败的理念和文化，丹麦人认为，没有腐败才是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他反复强调丹麦的“幸运”，因为丹麦的文化、社会里就没有腐败问题，“甚至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抗击腐败或避免腐败。这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也有说法称，在丹麦，反腐意识已经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

    此外，丹麦政府每年还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丹麦企业，加深它们对腐败的认识，以避免他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向官员行贿。

    当然，丹麦的公务员、公共雇员的酬劳都非常高，相对很多国家来说，丹麦的工资标准要高得多，可谓是高薪养廉。这得益于丹麦经济的高速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丹麦的人均GDP高达5万多美元。这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丹麦为什么没有腐败。“我们很幸运，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都阻止了腐败在丹麦滋生。”

    “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

    此外，完善的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也是丹麦零腐败的原因。丹麦的税务部门负责统计丹麦全体个人和公司的财产，并对其经济价值作出评估，因此税务部门对包括政治人物和公务员在内的所有丹麦民众和公司的财产状况了如指掌。丹麦有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征收体系，税额很高，每个人都必须如实申报以保证税款的征收。

    但如何监督这种个人申报，保证没有漏报、瞒报呢？裴德盛表示，在丹麦，人们的住房、财产、土地都是经过所有者注册的，财产登记部门不会允许任何瞒报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你要想隐瞒你的某处财产、土地或其他资产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使得官员们想要获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区别对待都非常困难。在丹麦，法律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反腐败也体现在对公共开支的监督上。所有的公共部门都必须公开他们的预算和开支情况，丹麦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国家审计局，负责对这些预算和开支进行调查、研究，检察是否有违规和滥用的情况发生，并把相应情况上报给丹麦议会。此外，在每年的年度预算白皮书中，每个市民都可以看到所有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所有的公共开支信息也会在互联网上公布，以供民众监督。

    “全球最公平分配制度”

    丹麦有句俗谚，“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你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这种平等的精神在丹麦社会体现得非常透彻。

    裴德盛表示，丹麦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财产分配制度，高额税收就是用来重新分配财产和收入的一种手段，用以保证社会公平。

    丹麦国民通过交税可以获得免费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尽管税额很高，几乎达到个人收入的50%，但裴德盛表示，丹麦人民乐意交税。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交的税物有所值。

    而丹麦之所以能成为最幸福国家，裴德盛表示，第一，丹麦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相对高的生活水准上，尽管人们可能会失业，但他们依然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失业津贴等福利，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准。

    第二，丹麦的社会非常有活力，人们在丹麦从事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赚钱多的工作。在很多国家，许多人工作“向钱看”，追逐高薪工作，但在丹麦，人们却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做最让自己“快乐”的工作。人们想做律师、牙医都只是因为兴趣。因为人们知道税收很高，你很难在这种社会中真正成为大富翁，因为不论你赚多少，高税收都会“均贫富”。因此，金钱的诱惑减少了，人们就更趋向于做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这也使得丹麦的社会非常有创新精神和活力。

    但裴德盛也说，丹麦的成功，也部分归因于它的小。“丹麦仅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这使得在丹麦推行反腐和司法制度都相对容易，但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国，政府治理和成功的方式就会更复杂。”裴德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