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人们更关注“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四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告诉记者，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天马行空的草根专家。

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吴树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暂时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作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告诉记者，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10000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作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和教师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核心提示：8月12日上午，“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周年座谈会暨《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首发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胡占凡、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国学院的院长以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国际儒联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执行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接受凤凰网文化频道的独家专访时提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是教人向善，教人守静，教人求真，教人和谐。可以用文化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凤凰网文化：在现今社会下中华文化传统的地位和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朱小健：人类社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出路也在于，全人类的文化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实际上是可以起到一个跟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接触、了解甚至相互融合这样一个状态。这实际上是人跟社会走向和谐，包括人跟自然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要解决社会问题，应该从东方智慧，其实主要是指从中华文化汲取智慧，这样的一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征。

凤凰网文化：西方文化已经意识到要向东方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借鉴，有没有一些例子？

朱小健：西方从文艺复兴之后、包括工业革命以来，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思路，而中华文化它应该是一个包容的、一个综合的，多元的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思路。中华文化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黑白对立，这个思想可处理人们遇到的问题，特别是人跟自然环境，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的夏威夷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安乐哲，他是做比较哲学研究的，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智慧，应该是世界上各个文化都应该去借鉴、学习，可能会解决当前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把传统学术通俗化、大众化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朱小健：首先你要把通俗和大众理解为一个褒义还是贬义？，首先如果你认为通俗是不好的现象，那用这个观点来评判可能就不是很符合原来状态。如果我们把通俗和大众看作一个正面的词儿，我想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上其实起到了很多其他的学者没有起到的作用。但有一些学者具体在某一些个别字词的词句或分析上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有可能不完全准确。

娱乐化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正面评价了，它是一个负面评价，但是通俗化和大众化，我觉得在我看来至少是一个中性或者是含有一定肯定的意义的。我们如何自觉的去认识中国文化，自觉反省它，自觉去加强它，同时提高自信心，这个就不是仅仅一个精英学者所能够完全完成的，它需要全体人民的介入，其实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全体人民介入完成的结果。

凤凰网文化：怎么看国学被不同解读，甚至误读？

朱小健：在中国传统的经书注解上，有“六经注我”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注六经”是解释经典，“六经注我”是用经典语言来阐发思想，那不排除有很多的学者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必去苛求，他本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但他选择了经典作为一个引子来表达自己。

至于青年人包括小朋友他们学习，会不会受到这些学者表述解释的影响，我想我们也不必过多担心，他们真正去读这就会逐步了解。

凤凰网文化：在经济发展潮流的社会环境驱使下，您觉得人还会有这种沉淀去读国学吗？

朱小健：如果你完全没有接触到，那很难静下心来；如果真正读进去，哪怕一开始就有那么一两篇，很快你就会静下来。为什么呢？这就是他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教人向善，教人守静，教人求真，教人和谐。

应该说这些传统文化经典中，无论儒释道，生长出来的文化都是人的本性真好。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阅读就会渐渐的静下来。但是平静下来不一定是目的，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心态之后可能会对中华文化有心灵呼应，所以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陈书娣）

纵观世界电影史，像《哈利·波特》这样首尾相连的系列电影十分罕见，“哈利八部”完全是按照统一的拍摄方案执行的，其集数之多、投资之大、影响之广、连续性之强，都堪称影史罕见。而演员与片中角色的合体，也成就了世界影坛的一段佳话。

一切都是从那个神秘的国王十字车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开始的，十年前，当11岁的幼齿哈利推着小车直愣愣从那里闯过去时，没人会预料到，十年后，它将会成为人类电影史上的经典场景。毋庸置疑，在许多年后，当某个知名电影节给白发苍苍的雷德克里夫(编注：即哈利·波特的扮演者)颁发终身成就奖时，这一场景一定会重现在舞台后面的大银幕上，此时，台上台下，你我一定都会稀里哗啦———如果我们还能活到那一天的话，我们一定会为怎么给小孙女解释这看起来巨脑残的一幕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而绞尽脑汁。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苏格兰的单亲妈妈百无聊赖生活无着时，在一家咖啡馆的小纸片上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写作，她笔下无非是些孩子气的童稚幻想，天马行空但并无新意的魔法桥段，既不史诗也不巨制，而且主人公只是一群童男童女，怎么看都不具备成为经典的潜质，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单亲妈妈笔下的“眼镜少年”已经成为儿童文学殿堂里的一个经典形象。时至今日，当我们说起哈利·波特，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文学符号，而是像贾宝玉、孙悟空、福尔摩斯一样，人人都没见过，但人人心里都有一幅标准像。

显然，这幅标准像也得归功于华纳公司的再创作，不喜欢过度开发的罗琳阿姨拒绝了可乐巨头的商业邀约，但她没办法拒绝来自电影的诱惑，时至今日，电影几乎成为公共文化形式的王者，当罗琳笔下的人物真正在银幕上活起来时，或许她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在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化偶像。

小说早就结束了，但悬念尽失的剧情依然吸引了无数影迷。《哈利·波特》最终集不断在创造着商业电影的新纪录，没什么可说的，在商言商，胜者为王，在历经了《混血王子》和《死亡圣器(上)》的惨淡口碑后，叶茨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华纳，更是为电影，赢回了足够的尊严。

《哈利·波特》已经红成一种“现象”了，对“现象”级的电影作品来说，任何一种单一视角的评论都将是索然无味的。我们能从电影中找到的意义太多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情感，关于信任，关于种族主义，关于极权政治，几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电影中搜寻到阐释的依据，甚至有人还写了本名为《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的书，而这些被评论出来的意义，恐怕大都非罗琳阿姨的初衷。

纯粹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哈利·波特》的成功，当然首先是剧本的成功，在小说到电影剧本的删改中，悬念设置被保留得十分完美，每一集都有一个集中的分悬念，分悬念解决后，立马会跟最后决战的总悬念结合起来，从不让观众悬着的心掉下来，这显然成为了能让观众们注意力集中十年而不转移的核心秘技。而魔法与现实世界交织的时空设置(包括时光倒流)，则成为呈现视听奇观的绝佳演武场。此外，魔法电影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气质也成为《哈利·波特》独步天下的不二法门。一般来说，在基督教的语境里，拿这些“异端”魔法说事的电影只能归入邪典B级片的序列里，但华纳成功地保持了《哈利·波特》的主流身段———披上一件儿童片的外衣，很多敏感的信仰问题都被消弭于无形了。

纵观世界电影史，像《哈利·波特》这样首尾相连的系列电影十分罕见，“哈利八部”完全是按照统一的拍摄方案执行的，其集数之多、投资之大、影响之广、连续性之强，都堪称影史罕见，早期电影史上层出不穷的系列短片与之断不可同日而语。而演员与片中角色的合体，也成就了世界影坛的一段佳话(这无疑使得邓布利多的换角更具悲剧性)。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什么电影都没有我们曾经的十年光阴更有意义。在这十年里，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老师、敌人们共同成长，而《哈利·波特》的读者和观众也在升学、毕业、就业、失业、结婚(离婚)中谱写着自己的人生。蓦然回首，一生中最有朝气的十年就这样悄然逝去了。魔法只是浮云，唯有实实在在的记忆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个夏天，哈利·波特即将离我们而去，这意味着一代人的青春结束了。

游客扮演的日军抢“花姑娘”场景。

黄山市普仁滩景区开发了名为“红色实战”的旅游项目，让游客扮作日军抢“花姑娘”重现“鬼子进村”。当地旅游局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的初衷是“为了做红色旅游，教育年轻人。”消息一出，外界纷纷质疑该项目“伤害国人感情”、“见利忘本”。而在笔者看来，对文化的自我糟蹋与盲目热捧才是其上马背后的原动力。

“鬼子进村”项目打着“红色文化”大旗，以“缅怀抗战风云后，嬉戏青山绿水间”为主题。然而我并未看到文化。该项目参加者皆为年轻人，他们并未经历抗战的艰难岁月，虽然我不知耄耋老者见到这样的场景是否会老泪纵横，但我可以肯定这样的举动在他们看来不具备任何旅游的笑点。上马这种项目，只能表现出我们对自身的蔑视。

发展经济我们无需指责，但如果以利益诉求为准则设计历史再现，无异于单纯追求自然资源开发而破坏生态平衡。没有历史的庄严与厚重感的旅游设计，难道真把历史看作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如冯骥才先生所言：文明的、知识的、道德的、真善美的文化尊严一旦被践踏被玷污，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还会糟蹋人的精神。旅游公司将来自于文化与历史的真实还原为来自原始兽性的侵略与野蛮，才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

来自精神与文化的恶性循环极有可能导致文化的自我糟蹋与人格的自我虐待成为“潮流”。我们在抵制“鬼子进村”式项目对民族感情践踏时，需要彻底厘清背后的文化市场与精神市场，摒弃文化的自我糟蹋倾向，才能解决当下以文化为名的行业乱象，展示出文化的真意。

一直到20世纪初，儒家是中华民族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但是，跟印第安文化一样，儒家文化也因其非普遍主义的特征，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者所毁掉或严重摧残；中国人今天面临着一项困难的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必须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确认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或"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

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这篇文章就想说明这个地位的含义和真实性。

一

原本文化（primordial culture, ab-original culture）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它源自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此民族所尊崇，并明显参与了此民族基本特性的塑造。一个民族可能有多个原本文化，其中常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即该民族的原本主导文化。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1]，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一事实无可否认。儒家由孔子正式创立，至清末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孔子尊奉周文化，儒家的一部分基本经典如《诗》《书》《礼》《乐》《易》，在西周时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所以有人认为儒家的历史起源要早于孔子。无论如何，儒家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明确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与文化，而且几乎没有中断地延续到清末。这其中有过多次改朝换代，有过多次选择其他文化的机会，但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总是选择儒家为主导者，可见这是一种发自民族深心的认同和尊崇。因此，中华民族最深切地受到儒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性。

现在要真正理解这原文化地位的含义与后果，却艰难得很，因为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将其掩盖了、歪曲了。为了揭示它们，我愿意从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的例子说起，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

美洲的印第安人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从亚洲东北部移入北美，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一直到哥伦布在有重大政治经济后果的意义上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多种文化中。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是其中特别灿烂著名的。在印加文化中，原本的主导文化是崇奉太阳神及月亮神的文化，被印加人征服的安第斯，一些当地人则信奉天空与大地之神，比如天上的雷电公神和地上的玉米母神[2]。

我目前（2009年暑期）正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最近，班上的印第安学生带我和内人访问了她的家乡，即位于科塔卡奇（Cotacachi）火山脚下的小市镇。该镇就以此火山命名，镇周围有几个印第安人村落。我们是6月下旬即夏至后一周内造访，正赶上印第安人最重大的节日--太阳节（Inti Raymi）。车经过镇口时，看到一个硕大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太阳塑像，即象征太阳的一个中心圆圈和象征阳光的八只角；但行至镇中心广场，见到的却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3]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两天的新鲜经历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但也让我思考其中的文化含义。我的总印象是：这个壮丽雄奇的安第斯山北部地区，是美洲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其中印第安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天主教化了，尽管还保留了某些自己的传统风俗，而且，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剧这些传统的流失。

我这位学生的丈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西方人，他告诉我：西方人来到美洲后，对这里的原文化和原住民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即北美洲的屠灭策略和南美洲的强迫改宗政策（其实，南美也有大量的屠灭，以至于在大部分南美国家中，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极低）。所以，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所剩无几，都被限制在一些贫瘠分散的"保留地"上[4]；南美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相对较多，但除了残存于丛林中的少数部落人之外，大多被天主教化了，连语言也是以西班牙语为主。而且，尽管改信了西方人的宗教，但印第安人处境一直不佳，三四百年来苦难深重，现在也是相对贫穷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民族意识正在逐渐觉醒，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努力。比如我这位学生的一位姐夫，也是印第安人，前些年破天荒地当上了科塔卡奇镇的市长，而且表现出色。

二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印第安文化的命运很有些可以比较之处。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5]。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

中国这边，古《易》卦象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结构，孔子及其弟子们创作的《易传》更是直接阐发了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的哲理。所以儒家相信"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相信家庭的亲子之爱（慈与孝）是一切德行、礼乐和政治之源，相信天地四时与人的息息相通。

官方微博贴上“萌”标签———

1日上午，一则外交部微博招人的消息在网上流传，3小时内被转载4800多次，引发网友热议。这则招聘微博由外交部官方微博平台“外交小灵通”发布，采用了时下流行的“淘宝体”。

“亲，你大学本科毕业不？办公软件使用熟练不？英语交流顺溜不？驾照有木有？快来看，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招人啦！这是个国际组织，马上要在裴勇俊李英爱宋慧乔李俊基金贤重RAIN的故乡韩国建立喔！此次招聘研究与规划、公关与外宣人员6名，有意咨询××，不包邮。”

这是继“淘宝体”通缉令、“淘宝体”录取通知书之后，再由官方发出的“淘宝体”声音。

“亲，告别日日逃、分分慌、秒秒惊的痛苦吧，赶紧预订喔！”“爱咆哮，爱卖萌，更爱正义，我不是奥特曼，我是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亲，祝贺你哦！你被南理工录取了哦！不错的哦！211院校噢！……景色宜人，读书圣地哦”……

近一段时间出现在网络上的各种“淘宝体”令网友眼前一亮。“外交部好可爱！”“警察叔叔好萌有木有！”“大学招生办都这么潮了哦，亲！”微博上的转发与留言一片火热，一时间，无论是外交部、安徽城管，还是多地警方微博、部分高校官方微博，都被贴上了“萌”标签。

不仅是“淘宝体”，时下流行的还有“咆哮体”、“诗歌体”等。它们被运用于法律法规的宣传、招聘通知乃至通缉令等严肃“场合”。“用轻松诙谐的网络文体表达原来‘板着脸孔’的严肃话题，这种新兴网络文体从侧面反映了亲民意识的觉醒。”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说。

网络文体是指起源或流行于网络的新文体，通常是由于一个突发奇想的帖子、一次集体恶搞或者是一个热点事件而产生，形式自由，特点鲜明，在一段时间内会引起较高的关注度。在此之前，常见的网络文体有“知音体”、“校内体”、“走近科学体”、“琼瑶体”、“红楼体”等。

如今，网络文体不仅流行于互联网，也活跃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被运用在外交部、警方和高校招生办微博上，也被引用于各高校毕业典礼。

“在任何时刻，你们都应该保持足够的宽容与理性，只有这样才不会为‘神马都是浮云’而空虚，也不会为‘梦想真的伤不起’而偏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上教师代表讲话大受学生欢迎，该讲话的视频在网络上被播放超过35万次。此外，北大校长的“咆哮体”和清华校长的“凡客体”等也引起了年轻人的广泛兴趣，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欢乐”不断。

“特别有亲和力，特别感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届毕业生张格源说，毕业典礼演讲中穿插运用大学生熟悉的网络文体，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师长的殷切期盼，更能引起共鸣，不仅入耳，而且入心。

也有网民自创“咆哮体”，以抒发对生活状态的不满，如“办公室上班族你伤不起，每天手机打卡机跟你作对有木有！聊个QQ还得小心被抓到有木有！上下班挤成饼干有木有！”

“语言是有生命力的，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网络语言的兴起不仅是网络发展的呈现，更是社会文化多元交融的反映。”夏学銮表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近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85亿。

“不过，网络语言赖以生存的‘家’还是在网上。”《咬文嚼字》杂志社主编、语言专家郝铭鉴表示，网络语言要进入全民的、全社会的话语系统还需经历一个规范的过程，要经得起语言发展规律的考验。

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汕头金山中学高三语文教师闫葳说，网络文体的影响并没有覆盖到学生学习生活中，孩子们顶多只是用“淘宝体”、“咆哮体”娱乐一下，平时学习中不常出现用这些文体写作的现象。

“使用网络文体还是应当注意使用的场合。”夏学銮认为，执法机关和教育机构都应注意把握尺度，注意语言的规范和传播效应，避免沦为媚俗。

“应当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对待新兴的网络文体应该用宽容的态度，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采用任何网络文体都应当是自由的。

■文/新华社记者　陈彦全　任沁沁

“三俗”横行 传世作品少

曲艺界人士会诊文化市场大问题

本报讯（记者　张玉洪）“现在‘三俗’（庸俗、媚俗、低俗）不只是在曲艺界，还包括影视……”昨日，中国曲协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黄宏在中国曲协主办的座谈会上如是说。该座谈会虽然主题为“全国曲艺界坚持‘三贴近’、促进曲艺事业健康发展”，但与会的曲艺界人士大多在批判“三俗”之风，并感慨现在文化市场产量大，但传世作品太少。

黄宏说，“三俗”在文化领域很普遍，目的之一就是把人弄笑。在他看来，“笑有五个层次：噱头、滑稽、幽默、诙谐、机智。噱头是最容易的。之所以‘三俗’的多了，是因为低俗很容易，而高雅的难搞。好的喜剧作品要机智，是聪明人写的、给聪明人看的，人看了会更聪明”。

在黄宏眼中，优秀文化具有的特征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力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反之，则是“来自外来的模仿、提醒后都不自觉、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自由和为自己着想的不善良”。他反问：“艺术作品中有没有‘苏丹红’？它毒害的不只是身体，还有精神！”

就文化市场现状，黄宏也有话要说，“这些年文艺作品数量大，投资也大，但能让人记住的不多，打下烙印的、传世的不多。而且现在极度缺乏良性的文艺批评”。在他看来，一个怪现象是，“炒作显示出繁荣，谩骂取代了批评，张扬标榜着富有，低调则意味着平庸”。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刘兰芳也直言，一些艺人为了出名、发财，就忘了自己的责任，低俗、媚俗的作品出现了。此外，抄袭、剽窃在曲艺界也不少见，“比如说相声的把一些大师的作品改了，变成了他的作品；评书上演员演绎别人的作品却不提原作者”。姜昆也以相声界为例，一些相声剧场以低俗的作品吸引观众，信奉“包袱主义”。

山东省曲协主席孙立生则总结出中国文化市场“十大怪现象”：不缺热闹、缺少热爱；不缺新奇，缺少新作；不缺理智，缺少理想；不缺自负，缺少自省；不缺灵气，缺少灵魂；不缺传人，缺少传承；不缺票子，缺少票房；不缺笑星，缺少笑声；不缺崇拜，缺少崇高；不缺导师，缺少导向。

不过，虽然呼吁抵制“三俗”，刘兰芳也强调，“我们不是说要回到‘简单说教、塑造高大全人物’的老路上，而是倡议文艺作品要更贴近基层，具有平民情怀，做到雅俗共赏”。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则认为艺术无高雅、低俗之分，而作品则有雅俗之别。他为艺术家们开的“药方”是：要有艺术自觉、自信、自强和自尊。

2011年7月25日，挪威奥斯陆，大约一万人聚集在奥斯陆大教堂前为22日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守夜，现场成为了蜡烛和鲜花的海洋。

中新网7月28日电美国《世界日报》27日发表社论说，挪威爆炸和枪击惨案震动震动世界。凶手的冷血疯狂令人愤怒，但是，随着案情了解的深入，尤其是凶手思想背景的调查，就可看到惨案的“催化剂”，同时一些严重的问题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文章摘编如下：

挪威爆炸和枪击惨案震动这个和平的国家，更震动世界。凶手的冷血令人不齿，也让人愤怒，套用中国大陆的术语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何判刑，考验挪威目前“仁慈的法律”系统。但是，随着案情了解的深入，尤其是凶手思想背景的调查，一些严重的问题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主要的就是欧洲多元化的议题。

不必讳言，随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以及欧裔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欧洲的移民越来越多，族裔背景越来越复杂，原有的历史文化宗教传承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由于某些政治正确的因素作祟，对多元化、多族裔的发展方向无法展开积极有效的讨论，以至于给宗教极端份子，或者狂热的新纳粹主义提供了发酵生长的土壤，再加上恐怖主义的阴影，中东战争的持久不下，给这种极端思潮增加了“催化剂”。

仅从挪威杀手的思想变迁来看，就可以找到其走向疯狂的思维脉络和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在谴责凶手的冷血疯狂，悼念死者的无辜悲惨之际，不要忽略，或者故意逃避针对问题的探讨，这样才能找到可能生长这种极端主义的有病土壤，并加以铲除，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和平，唯有这样，才能告慰受害者的亡灵，让他们的血不至于白流。

仅从欧洲来看，移民或者劳工增多的结果，就是伊斯兰人口的剧增、伊斯兰教的扩散，这自然给欧洲传统的文化和宗教带来了无形的挑战。这样的问题不仅在挪威，在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大国，更为普遍。在美国和加拿大，巴布同样的问题出现，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伊斯兰人口的急剧增长，对法裔小区的冲击十分严重，各种矛盾也随之而起。其实，除了伊斯兰人口之外，华裔等亚裔人口，西班牙语裔人口，印度裔人口在全球各地的增长同样快速，虽然没有伊斯兰文化带来的冲击大，但对于各地传统的主流文化和宗教，同样带来严峻的挑战。

一如已故哈佛教授亨廷顿所言，西方文化，或者说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化和宗教，正在发生“文明冲突”，这种冲突在传统历史(十字军东征)和现实政治(极端伊斯兰主义鼓动的恐怖主义)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多元文化的兴起，为这种人口的变动和社会架构的重组提供了平台。在北美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成为国家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并得到法律的确认，这种模式已经影响了美国的“大熔炉”政策，并向欧洲扩展，成为当今移民社会成功的不二原则。

问题是，多元文化确实给新到的族裔和社群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但也给原有社会的主流族群带来“身份定位”的冲击，尤其在人口架构逐渐发生变化，人口比例逐渐逆转，而人头政治又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的大环境下，“主流社群”的“恐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一个宽容的平台和环境来讨论多元文化的优缺点，讨论多元化发展的前景，讨论多元文化和国家核心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那就势必给极端主义的泛滥创造条件。

如何让西方国家的“主流”社群感觉到，他们是多元文化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在多元文化的“权力斗争”中败北，新的移民社群至少应该做到几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开放自己，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移居地的主流文化之间，找到融合各自精华又符合共通价值的“第三种文化”；二是遵循和平人权的原则，主动铲除自己社群中的“极端主义”土壤和因素；三是积极贡献国家“新主流价值”的成形。事实上，多元文化如果只是自画疆界，各自为政，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没有交流融合转化，那么，冲突的土壤就会增加，问题的持续出现是难以避免的。挪威的惨案虽然是冷血的个案，但它也是一个及时的警钟。

近日，一起某艺术院校8名高一学生因数门学科分数不达标，被校方要求劝退而相约服药自杀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事件的发生让人倍感震惊，也痛心不已。然而痛定思痛，此事折射出的艺术教育隐忧，更值得所有人深刻反思。

应该说，这起事件中学校、学生、家长都负有一定责任，但学校的责任更大。毕竟学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优胜劣汰”，面对差生又岂能“一退了之”？“试读制”是本起事件中学校劝退学生的“执法”依据。该艺术院校在《学生手册》中规定，高中一年级为“试读年”，学习成绩不合格者就会被直接要求退学。据说这种“试读制”的做法是大多数专业艺术类中学通行的“潜规则”，目的是督促艺术类学生重视文化课学习。然而深思这种“试读制”就会发现，其中不免也掺杂着一些功利性因素，透露出某些艺术教育机构存在的弊端——盲目扩招和“唯升学率”是举。近年来随着艺术类高考的持续“高烧”不退，为谋取经济利益，有些中等艺术学校一味扩招，这其中难免会降格以求，一些文化底子较薄的学生得以“侥幸”入学。但是在“升学率为王”思想的驱动下，一些艺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又不得不淘汰文化课较差的学生，鉴于此，牺牲差生也就成了“理所当然”，殊不知这已严重背离了艺术教育的本质。

艺术教育的本质究竟为何？培养优秀的专业艺术人才无疑是题中要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优秀的专业艺术人才应该既具有出众的艺术专业素质，又具有完备的文化修养。无可质疑，对于学生来讲文化素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艺术教育却有其特殊性，专业能力才是艺术院校学生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决定了艺术类院校与普通高校的教育责任必然有所不同。然而当下艺术类高考中，文化课成绩却被放在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在“唯升学率”的影响下，文化课成了很多有艺术才华的学生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拦路虎”。早在2004年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因“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而辞职的事件就震动了中国艺术教育界，也引起了艺术教育应该更注重专业课还是文化课的大讨论。

在笔者看来，从本质上讲艺术教育毕竟不是通才教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文化课的过于苛责可能会导致扭曲和偏离艺术教育的功能和原则，这也必然会对期待接受艺术教育的主体产生不良影响。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曾说：“在艺术教学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目标。”而放眼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考生因学校、家长施予的升学压力，不得不选择从艺之路，考取艺术院校被当作某些学生上大学的一个捷径和跳板。这也使得很多具有艺术梦想的孩子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如意不得不早早远离艺术，而文化课成绩相对其他考试偏低的录取分数却又让很多本来就无心艺术却想进入大学的孩子进入了这个专业，其专业素养不免大打折扣。这种选择的结果直接导致严重的艺术教育资源浪费，长此以往，必将对高端专业艺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笔者以为，鉴于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艺术类考生给以更多的宽容，让“偏才”的学生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针对以上事件，希望相关教育部门、学校，采取有效措施，慎重对待，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莫让所谓的“潜规则”伤害艺术教育的本真，成为艺术教育之殇。而对于学生来说，亦要反思自己的行为，调整好心态，毕竟“退学”不是世界末日，不上艺术类学校也并不意味着从此与艺术“无缘”，要知道，很多艺术大师也并非出自专业院校，他们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对艺术的热爱，拥有了自己的一片碧海蓝天。作者：王春梅

号称来自达芬奇故乡的著名家居品牌“达芬奇”，原来不过是将在国内的产品运到意大利“旅游”一番，再回到中国却摇身一变，成了“原产意大利”的奢侈品。不良商家的这个“国际玩笑”引发声讨巨浪，网友甚至将“达芬奇”负责人在发布会上“哭诉”的形象植入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名曰《达芬奇的哭泣》，以戏谑之作尽表气愤与嘲讽。“达芬奇”的西洋镜确实值得猛力打破，但我们似乎更应该追问：“达芬奇”此前的“成功”，是不是说明了热捧者在文化上的不自信？

这样的追问十分必要，因为“达芬奇密码”绝对不是孤例。随便一想，我们的眼前就会出现无数披着“洋皮”的“狼”：火爆名牌“德国欧典地板”却产于北京通州；自称意大利顶级品牌“吉诺里兹”服装实为中国制造；声称源自美国的阿诗丹顿热水器其实只不过是穿了身美国“马甲”；标榜为丹麦国际知名音响品牌“香武仕”却产自东莞卢村……在当下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产品起个有点儿国际色彩的名字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此弄虚作假且形成风潮，其中的“洋品牌崇拜”颇值得忧虑。

而“洋品牌崇拜”的背后，正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最直接直观的表现。“品牌”是市场经济范畴内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一个自信的民族，总是强力输出代表自己文化的品牌。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之于美国，本田、索尼、哆啦A梦之于日本，无不成为各自国家文化的形象代言。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土文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品牌文化。这才是中国企业的王道。笔者绝不是要中国百姓抵制洋品牌，因为那是另一种文化的不自信；我们要反对的是以洋品牌甚至假洋品牌来包装中国品牌，是假冒伪劣的文化赝品，是追捧洋品牌的消费思潮。

品牌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就在各国思想家、艺术家纷纷到中华文化中寻找灵感，寻找解决人类矛盾的新思路的时候，我们的某些商家却“以洋为尊”，“以洋为美”，我们的某些消费者却“唯洋为大”，“唯洋是从”，实在是值得警惕。如果说“达芬奇”这样披上显性“洋皮”外衣的假货我们尚可识别并痛斥指责，在验明正身后撕下其虚伪的皮囊，那么渗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对民族文化的隐性伤害不仅难于发现，更是难以治愈，因为这种伤害源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失落导致的民族文化精神遭遇的深度蚕食。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绝对不可能靠各种假冒“达芬奇”得来，因为那绝对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呼唤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绝不是一句空话。

人民网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李岩）第11版《新华字典》终于面世，不久前大家一直为，什么词汇该入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将来出路如何；新版字典是否容易被大众接受等问题热议、质疑时，近期，网上已曝出对新修订的字典“惊现无法忍受64处错误”之新闻。

顶着重重官方、社会、舆论、民间的压力，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副主任、《新华字典》第11版编纂主持人之一的程荣做出了回应称，多数被质疑“问题”，属“习惯用法”，有些或为“印刷错误”。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副主任、《新华字典》第11版编纂主持人之一的程荣说，《新华字典》主要是依据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1988年3月25日发表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进行修订的，比如，【廷】【艇】应该均为“士”部，有“土”部应该是印刷错误；“黑”居左的“默黔”类字，字形规范字表还没严格确定，鉴于习惯用法，写成“黔”。

《新华字典》第11版于7月5日推出，7月6日下午，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邬书林，新华字典编修方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出版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等第一时间做客人民网，就《新华字典》改版而引出的文化及民生热点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访谈中就 “网络闪词到底能闪多久？”“新版新华如何体现文化民生”等网友关心焦点，三为专家给出了一些官方的“说法”及建议。

7月20日，出于对新词录入新华字典的可行性的关心，人民网文化频道专门策划发布了一个“网上调查”倾听网友声音，广纳网界舆论，仅六天时间， 近一半的网友认为时尚词汇，需要经受实践的真实检验，不应该在第一时间收录于新华字典，而37%的网友希望词汇是中国语言之本，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建议必须经过语言专家审核后，方可选择性地使用。

通过上面的一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网友对第11版《新华字典》的推出关注度超乎寻常，时至今日，热潮仍无退减之意，这也正是为什么此次再版后字典的64处错误，让大众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的症因。

大众可以接受官方、媒体的很多说法，叫法，做法，但对于一个拥有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之精髓——中国文字而言，无论如何，态度应是十分严肃而严谨的，新词、闪词、网词的确存在很大争议，使用人不同，认同程度自然不同，如同，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着装习惯与方式肯定和现在的“90后”、“00后”有着很大区别，到底能不能形成所谓约定俗成的东西，的确是存在很大的压力，很多的考验，加以佐证。这些“说辞”善良的民众、网友都可以理解、接受，甚至愿意共同去为之努力，找出折中的解决办法方案，但如若强说，是印刷技术上出现问题，编校时没有“留意”那实属不应该，因为这是责任心、责任感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