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左一）为侯孝贤（中）、刘小东捧场。

新京报 （记者牛萌）3月16日，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携团队来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与200多名粉丝一同分享了围绕画家刘小东拍摄的纪录片《金城小子》。这部时长72分钟的纪录片以刘小东回到故乡金城作画，筹备名为《金城小子》的画展为背景，客观呈现了刘小东的创作历程和返乡情思。放映结束后，侯孝贤、刘小东等主创一同上台与观众互动交流。侯孝贤感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金城。”

许多观众冲着侯孝贤的名声来欣赏纪录片《金城小子》，但事实上侯孝贤的真正身份是《金城小子》的监制，亲手操刀上阵的是侯孝贤的爱徒、台湾知名青年广告片导演姚宏易。据悉，侯孝贤表示姚宏易和刘小东的交情接近20年，他个人也很欣赏刘小东的绘画。去年刘小东准备筹办《金城小子》画展时，与侯孝贤团队一起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构想，“小姚已经是很成熟的导演，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让他担任现场执行导演兼摄影。”

据侯孝贤现场“爆料”，《金城小子》这个名字是他们的老朋友、作家阿城的点子，而侯孝贤在拍摄过程中探过两次班，与金城的父老乡亲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悠闲时光，还在片中献唱了一回KTV。

《金城小子》是刘小东继与贾樟柯合作之后，第二次以创作者的形象进入著名导演的镜头视野。据悉，从3月19日至4月9日期间，UCCA艺术影院将于每周六独家放映《金城小子》。

《新电影传奇》新年发布会上，崔永元和周立波“斗嘴”

曾经有人说，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其实最喜欢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口述历史，一个是电影。果真如此。据他的微博爆料，9年间，他的口述历史团队耗资上亿元人民币，抢救了近4000位老人的口述影像。而对于电影，他的私人电影博物馆，他担任制片人制作的电影回顾节目《电影传奇》以及他在其中客串的300多个角色，都是明证。现在，他又把他的爱好，扩大为更大的事业：他的团队制作的全新电视栏目《新电影传奇》正在全国38个城市和地区播出。

日前，《新电影传奇》在京召开新年发布会，嘉宾云集。虽然主持人也是一北一南、一女一男两大名嘴——张越、周立波，但和小崔一起，三个人站在台上，谁也挡不住崔永元“中国内地脱口秀第一人”的魅力和号召力。他笑谈，自己之所以涉足电影，是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本着“哪个行业危难就拯救哪个行业”的原则，他将“帮帮电影”；他调侃拍过《建国大业》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我不仅想做电影导演，还想兼中影集团董事长。”他的话里都是“段子”：“我发短信给陆川，建议他取名《南京！南京！南京！》，结果手机电池不足，只发过去两个‘南京’，陆川就采纳了。陈凯歌拍《梅兰芳》找我谈了两次，我都拒绝出演梅兰芳。我说你不如拍一部《赵氏孤儿》，我来演孤儿。结果他真拍了，可惜我没瘦下来。”他的连珠妙语，充满智慧的火花；他对现场的掌控炉火纯青。

尽管身体上有过“贵恙”，事业上有过起伏，但是小崔仍然是在观众的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他的第四个本命年。现在，他的事业真是风生水起，让人没有“抑郁”的时间：《新电影传奇》已经制作了《让子弹飞》、《武林外传》、《观音山》等一系列国产电影的“传奇”节目，讲述正在放映、拍摄、制作中的国产电影的故事。除了日播节目，他还关注“新锐导演”和国外的名导演，“让更多喜爱电影艺术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理想，还要为中国电影观众打开一扇窗，包括《汉江怪物》导演、《教父》制片人等一系列国际影人大腕，都会接受《新电影传奇》的专访。”小崔还将和友人出资每年拍摄10部电影。

发布会上众人对崔永元也有一番调侃，大意是：拯救中国电影的重任就落在崔永元身上了。小崔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锦上添花？雪里送炭？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里最大那把柴火呢？

《茶馆》剧照

新民晚报讯 （记者 朱光）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日前提出把下属首都剧场打造成“经典剧场”的新年新思路。2月15日首演的“焦版”《茶馆》就此揭开“经典剧场”的“第一幕”。

《茶馆》可谓北京人艺“看家戏”，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式的剧目。此番由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宋丹丹等主演的版本，是2005年为纪念导演焦菊隐诞辰100周年而重排的“焦版”。北京人艺宣传处长孙丹透露，《茶馆》几乎没做什么宣传，已经一票难求。而类似“拉起来就能演”的“看家戏”还有14个左右，一出戏少则演9场，多则演20几场，今年场次全都排满，观众购票踊跃。

张和平提出打造“经典剧场”的措施是，把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作为常演甚至驻场演出，剧场基本不再单纯对外出租；以“精品剧目邀请展”的形式，邀请国内外知名剧团前来演出，如3月24日起上演香港导演毛俊辉的舞台剧《情话紫钗》，下半年邀请到了莫斯科剧院来演俄罗斯经典话剧。

这一举措对上海戏剧界也颇有启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专业剧场分三类，一是院团与剧场合一；二是剧场专业化，只演出一种类型的剧目；三是靠租场过活。国际上最多的是最健康的第一类，而我国最多的是第三类——在这类剧场里上演的剧目质量起伏大，对观众缺乏粘附力。北京人艺的思路完全正确。青年导演石俊认为院团与剧场捆绑的利润将会超出租场的利润，尤其是像北京人艺这样拥有经典剧目、明星熠熠的固定团队以及高水准观众的艺术院团。国家院团的责任是要培养热爱经典话剧的观众，而不是把话剧当消费品的观众。

小林多喜二

值得关注的日本导演萨布

亚洲近十年间最有才华的导演，除了韩国的金基德，我还比较关注日本的萨布。从《盗信情缘》就开始喜欢，历经《倒霉的猴子》、《疯狂星期一》、《幸福的钟》、《驾驶》，一直到晚近的《蟹工船》。萨导演（其实本姓“田中”）与金导演的影片，有一个地方与我们这二三十年来看到的华语电影明显不同：都没有把个人影像风格的追求，与电影的文学性对立起来，所以片子往往既有视觉上的惊喜，也有来自剧情的吸引力。

萨布的一些电影，乍一看，挺像是状态奇好、却又不怎么卖钱时的“杜琪峰+韦家辉”（我指的是《一个字头的诞生》、《再见阿郎》时段的杜、韦），但细细品来，却发现无一处不更趋于极致，且更具温情和悲伤的妖异。

《蟹工船》与危机时代结缘

萨布最近被瞩目的影片当然是《蟹工船》。这部改编自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小林多喜二先生同名原著的电影，怎么看怎么像一部面对“资本与信息全球化时代”度身打造的寓言。遥远而寒冷的堪察加海域，那艘巨大的、内部热气腾腾的捕蟹加工船，没日没夜地生产着蟹肉罐头。来自穷乡僻壤的蟹工们不但要在恶劣的食宿环境下，承受超负荷的劳作，还要忍受来自监工的毒打、无望人生对心灵的煎熬。逃跑的人会被抓回打死，驯服者则被当成机器，一再被驱使着去为奸商和军国主义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对于蟹工们来讲，他们一天辛劳之后最美妙的时候，竟是围聚在一起谈论怎样去死，然后怎样在下一辈子投胎到一个富裕人家。为了靠近这个梦想，他们竟然会去尝试集体上吊……

与卡夫卡不同，小林多喜二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无意去营造什么形而上意味的寓言，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指向当时无产阶级备受剥削与凌辱这个全球性事实的。《蟹工船》虽是小林先生最著名的作品，但由于创作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笔法和表现力都还略显粗放，同时也因为作者当时参加无产阶级政治活动，主题多少有些“过于为理念服务”的直接，比起他的那些短篇小说来，反倒不是他小说技艺上第一档次的作品。可这个作品像是天生与危机年代有缘：《蟹工船》问世于第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1929年，真正在日本引发轰动，则是从2008年起——这也正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开始全面肆虐整个世界的时刻。该书1929年初版的时候也就印了5000册，2008年重印迄今，仅新潮社的袖珍版就达到了百万印数！这还不包括其它出版社和几个漫画的改编本。要知道今天日本的流行阅读趣味，可是由渡边淳一、两位“村上”（村上春树和村上龙）、筒井康隆、片山恭一乃至于手冢治虫、藤子不二雄、宫崎骏、臼井仪人等漫画名师培养起来的，就连信奉存在主义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很难跃入接受趣味的主潮。年代更早、立场也更加左翼的《蟹工船》能取得目前的认同，不能不说有今天读者在金融危机和高房价下物质与心理的双重压抑，与作品中所描绘的船工精神处境相近的缘故。

找到原著与当代人生存状态的通道

作为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段，制造过非人恐怖景象的捕捞加工行业，蟹工船早在1970年代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蟹工船》的社会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现实”；“我们生活在《蟹工船》的时代，我们就在《蟹工船》上”；“铁棒、手枪等从外部伤害人的肉体的凶器”被“换成了从内部伤害人的精神灵魂的凶器”……这是媒体上为我们报道的、网络时代的日本读者，对小林多喜二小说的读解。日本作家雨宫处凛更是直陈：感觉现在没有固定职业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和小说中的劳动者在蟹工船上的悲惨遭遇非常相似。类似这些感受，显然也正是导演萨布选中小说进行改编的原因。萨布以往的电影，主人公便是以压抑中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大多在都市和商业范围内，游走于压抑与挣扎的状态，但除了疯狂、死亡和白日梦，很难找寻到一种切实的希望。许多时候，萨布电影的主人公可能连说出《蟹工船》开头那句著名的“走！进地狱去!”对白的智力和脾气都没有。这些全球化、都市化巨轮上的人们，貌似比当年的蟹工更多自由与自主，却更早（几乎是与生俱来）、更驯服地成为了资本黑手下的行尸走肉。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一贯的思考，电影版《蟹工船》并没有对小说原著中所揭示的时代和事件背景，做多么明确的展示与交待。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萨布刻意模糊了年代，直接把堪察加海域上的那艘加工船，打造成了沟连人间与地狱的一个“中间地带”。它丧失人性、惨绝人寰，夹杂了死亡与梦幻的复杂气息。与此同时，工人们的期望、工人领袖的演讲和牺牲，却又因为这种背景的模糊而增强了跨越历史的说服力，甚至，多出了许多面对现实的励志意义。影片结尾处那介于正常片速和常规慢镜头之间的讲述工人们面对工头的殴打，扔掉手头活计、毅然走向抗争的“快慢镜头”，是我在萨布电影，也是近年所接触的当代电影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连影片最后的台词字幕“好，让我们再挑战一次”，也让人觉得比原小说译本里“于是，他们站起来——再来一回”或“于是，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之类的翻译显得更为给力。

两三个词的差别，其实对一部以思想和抗议性著称的作品而言，真的不算什么，这种好感的产生，我想还是由于作为改编者的萨布在原著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间，找到了一条切实而天然的通道。在整个观看该片的过程里，我不止一次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想起了早年在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夏衍先生的《包身工》，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同样是日本电影的《啊，野麦岭》（导演是山本萨夫），想起了近年在新闻里看到的沿海城市一些企业劳工处境的报道。或许在一个流行让特务们在电视剧里谈恋爱，和张爱玲粉丝满网络乱窜的年代，新文艺名著的产生，乃至老文艺名著的翻生、翻身，也未必真就那么难吧。

我又想起了那些同行、主编、评论家、导演或出版商们日复一日的口若悬河——哦，没有好作品，没有好剧本，没有……

今次小電影明星和導演獲劍橋辯論學會邀請登上大雅之堂，辯論色情議題，消息震撼。獲邀人士不乏具爭議性人物，既有秘當小電影演員遭停教席的前教師，也有成為色情片導演的前國會議員候選人。

        其中英國首名色情片女導演阿羅．史密斯強調，色情議題對婦權、文化和審查方面來說，都是非常重要。她不認為色情是造成社會問題的根源。

        不過，曾拍過三十部小電影，又當過妓女的呂本則不同意這種說法，現時已成為牧師的她指出，色情並非魅力，它只會破壞生命，助長販賣人口，並傳播性病，從而破壞世界各地的家庭。呂本說：「色情是大謊言，我一定要揭穿它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