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漫画/林军明

和历史的遴选相比，只能说，如今那些评选“脊梁奖”和参选“脊梁奖”的人，不是荒唐就是无知。一个人稍微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和他们的“脊梁奖”扯上半分关系。

“中华脊梁”已被一地鸡毛包围。

最新的进展是，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相继否认组织评奖，有的声称公章遭盗用。

真相仍然未清，但是，不管这个活动合不合法，都不过是一场闹剧。“中华脊梁”、“共和国脊梁”———这些名头都太大了。如果有人不顾天雷滚滚，硬要成为什么“脊梁”也就罢了，问题是，谁又有资格把这“脊梁奖”给他/她呢？谁有资格代表“中华”来评选、颁奖？哪一个中华儿女又给了他们授权？

“脊梁”不是评出来的，也不是拿钱砸出来的，而是历史遴选出来的。一说到“脊梁”，大家都会提到鲁迅那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不管这话说得有多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鲁迅先生的标准，仍然不是历史的标准。不过，我们一定相信，历史的遴选肯定只会比鲁迅先生的更加严格，更加准确。众所周知，真相可能会被当代隐瞒，但是历史不会说谎。在经过数十年、成百上千年的时光之后，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功绩与过错，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最苛刻的历史遴选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的价值确实需要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也是一套严密的防作弊程序———它能防止那些通过造假、欺骗、威胁、贿赂等手段在当代获得“脊梁奖”的人，拿到历史颁发的“终身成就脊梁奖”。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脊梁奖”的遴选都如此困难，要经过若干年才有结果，只要将其放在历史中去定位、比较，最起码也得看看是否获得了公众广泛的认可。所以，某些人物能否获得“脊梁奖”，或许非常容易判定，并不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也许鲁迅在世，会这样说：“我们从今以来，就有喜好把自己上升到国家高度的人，有敢于颁发各种奖项的人，有敢于接受各种奖项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山寨脊梁。”

和历史的遴选相比，只能说，如今那些评选“脊梁奖”和参选“脊梁奖”的人，不是荒唐就是无知。一个人稍微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和他们的“脊梁奖”扯上半分关系。

在南非斯托克方丹山洞发现的雌性南方古猿化石，被人类学家取名“普莱斯夫人”(Mrs Ples)

　　从牙齿可以了解我们祖先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结构？这一点都不假。这是考古学家们最近在研究两百万年前非洲的人类祖先饮食结构时的最新发现。

　　从牙齿中残留的锶元素推知祖先们的活动范围

　　德国进化人类学马普科学促进协会人类学家柯普兰带领来自世界多所大学的研究者，对一些生活在两百万年前南非的人类祖先牙齿化石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最近，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有趣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分析了这些人类祖先的牙齿化石中残留的锶元素，发现那个时期男女居住模式的差异。牙齿内的构成可以反映牙齿的主人所生活的地方的地理环境。因为锶元素存在于泥土里，同时可被植物所吸收，当这些早期人类的祖先以植物作食时，锶元素便会进入他们的牙釉质，并且留存下来。这就能给研究者提供很多有关牙齿主人生活活动范围的信息。

　　青春期雌性古猿更多选择“远走高飞”

　　通过对这些属于南方古猿类型的早期人类牙齿化石的分析，研究者发现，一半的雌性古猿都是来自很远的地方，而雄性古猿是在本地长大。原来，青春期的雌性古猿会离开出生地去别的地方交配生子，而雄性古猿则会留居在生长地。这跟很多研究者原本的想象恰好相反。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群居动物在繁衍中为了避免近亲交配，进入青春期的雄性动物会离开族群，而雌性动物会留居。但在黑猩猩和人类狩猎采集社会阶段中存在着相反的现象。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一种解释是，可能是因为有亲缘关系的雄性动物能够更好地防御外敌入侵，而这也迫使雌性动物变得更为分散。研究者表示，很高兴能从中见到从黑猩猩到南方古猿之间社会结构的相似连续性。

　　雌性古猿的离开助不同群体化敌为友

　　雌性离开“娘家”的意义在人类学家看来意义重大。早期人类从混交到建立配偶式的纽带关系，被认为是人类祖先开始为适应拥有更多的食物资源和土地而发生的改变。研究者们指出，男人们通过保护女人去保护父系的社会体制，同时可以帮助女人们养育后代，这样保证了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有了较长时间的独立成长期，这样也有利于人类大脑的发育。而南方古猿的大脑相对偏小，这说明这个过程还未开始。南方古猿的雌雄交配关系一直到180万年前直立人的出现，才开始进化至配偶关系。

　　配偶之间纽带关系的进化带来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是，人类个体开始意识到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的存在，而黑猩猩没能做到这一点。当女人们分散到别的群体中时，留守在出生地的男人们可以分辨出自己的女儿或姐妹，还有他们的姻亲，也关心他们孩子的利益。这样便转变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敌对关系，而变为盟友关系，从而促进人类原始部落的形成。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

“要想富，出教辅”“教辅教辅，乱得离谱”，书商东拼西凑、老师低买高卖、教育局违规推荐，湖南郴州的乱象，再次触发对教学辅导书这一老问题的关注。

教辅书并没有原罪，让教辅书变成吸金石的，是从出版商到学校的一个庞大利益链条。如果说这个利益链条，是以教辅书为媒介进行着利益输送，那处于末端的学生，无疑是所有利益的输出者，是一种“基础资源”。

学生这种资源，有着一本万利的“变现”潜力。学校利用对学生的控制力、影响力，能够毫无成本地进行利益的第一道“榨取”，而低买高卖的差价乘以学生的总数，也让这种利益总量何其可观。

学生“被资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眼里，这是名正言顺的。我指导你学习，指导你购买辅导书，自然是我本职所在。而赚取差价，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关系，而且书上本来就有相关部门审定的标价。

这种行为的界定，是一个问题。可以如专家所言，是变相的回扣，是商业贿赂；也可以如部分教师所想，是正常的“教学行为”。界限的模糊，给“教辅吸金术”以滋生温床，甚至演变成行业潜规则，披上了合理外衣。

教辅书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使得一些人千方百计把学生变成资源。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500多亿元。庞大的市场，巨大的赢利，催生了利益的进入；同时，这种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的合谋，也使得定价越来越高、销量越来越多，让教辅书乱象愈演愈烈。

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一条条对照会发现，利益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禁止性条款。然而，部门规章效力有限，罚则缺失更让执行陷入尴尬，更何况还是教育部门、出版发行部门的“自产自销”。

学生“被资源”，远不止教辅这一种形式。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推行校园一卡通，必须购买电信手机卡。再比如，一些学校“课上不喂饱，课后加餐饭”，收取学生补课费。这背后，都是学校或教师“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都把教育变成了赤裸裸的赢利手段。

在学校系统中，学生是利益链的末端，也是权力链的末端。目前，学生和学校，不仅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使得学生在校园中难有话语权。就教辅而言，学校、教师不仅拥有指定教辅的权力，还拥有给你穿小鞋、让你不方便的权力。即使明知道一些教辅书不好用、不需要，在这样的处境下，学生也不敢不买。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赋权于学生和家长，以“自由选购权”遏止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版方、发行方还是教育管理者、教育施行者，都要时时检视自己，别让利益污染了道德的血液。

相关报道见今天A22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铁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它给不同年代的人们留下不同的概念和记忆。

1918年，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推介下，“五一”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工业城市，第一次举办了庆祝“五一”的群众活动，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这标志着“五一”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

有趣的是，我们所理解的“五一”与“五一”初衷，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

“五一”源于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它与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平等政治表达等具体要求紧密相连，而在中国，则以“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等政治理想为内核。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对于6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神圣；对于5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节日；对于4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活动；对于3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长假……

这本观念史的大书，写尽了时代变迁的苍凉与感慨，让我们难以释手。

学者高巍：

“五一”为何没能融入民俗

“五一”尚未融入民俗，因为它是个政治性节日，而非民俗节日。民俗节日源于人们本能的需求，自下而上发展而成，而政治性节日往往自上而下，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容易随时代潮流的变迁而变迁。

以我姑姑为例，她十一二岁不得不去学徒，没受到良好的教育，解放后，她进了北京针织总厂，刚去时吓了一跳，厂里有宽大的林阴道、工人图书馆、哺乳室、休息室等，“五一”对她来说，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而到我工作时，印象中每到“五一”，街道的大爷大妈便开始巡逻，所以我观念中的“五一”，和父辈完全不同。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可这些体制外的人很难参与到“五一”活动中，更别说得劳动奖章了，所有人乐意参与才是民俗，“五一”离自由职业者们越来越远，这使其更难民俗化。

为什么在国外，“五一”能融入民俗呢？

“五一”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等，在今天，这些目标都已实现，但作为人类争取平等权利、建设美好政治的里程碑，“五一”已深深地嵌入其文化之中。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天然有拓展自由之路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看，“五一”精神永存，对于权利被侵害、被忽视的人们来说，它仍有意义。

相比之下，我们尚未找到这样的立足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五一”观念一直在变迁。在今天，“五一”有融入民俗的契机，即倡导“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这既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也适应时代需要。

但问题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能否经得起现实考验？毕竟，还有少数腐败分子不劳而获，还有既得利益者靠垄断盘剥，还有投机者利用价格波动得到收益。如果炒买炒卖赚的钱比努力工作多，如果埋头打工却看不清方向，那么，这个观念就不易被接受。

“五一”没能融入民俗，很多人认为是缺乏好的形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形式不是万能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好的形式。只强调形式，不调整生产关系，意义不大。而调整生产关系，就要从制度设计入手。

“五一”要融入民俗，必须和人性的根本需求结合起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一代人都无法完成，这需要一切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陈辉/文

新华网北京4月12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了深入友好、内容广泛、富有成果的会谈，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胡锦涛说，1993年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巴关系进入全面快速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对话合作机制日臻完善，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有关重大合作项目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保持良好协调和配合。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

罗塞夫表示，巴方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巴中战略伙伴关系意义重大，同中国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是巴西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巴中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并取得丰硕成果。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经贸合作强劲增长，在多边组织及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日益加强，两国合作有力促进了南南合作。

胡锦涛说，当前，中巴两国都处在重要发展阶段，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战。中方愿与巴方一道，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关系，为各自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贡献。第一，坚持平等协商，深化战略互信。双方要保持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充分发挥中巴高委会、战略对话等各对话机制作用。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地方要扩大交流合作。第二，坚持互利互惠，提高合作水平。双方要进一步落实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保持贸易健康平稳发展，促进经贸、投资、能矿、基础设施建设、财金合作。第三，坚持优势互补，扩大科技合作。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新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合作。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巩固社会基础。双方要积极拓展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新闻界、学术界、体育界和青年友好往来，使中巴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新华网北京4月12日电 据外交部12日消息，应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邀请，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日前来华进行了工作访问。外交部长杨洁篪、副部长张志军、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分别与金桂冠会见会谈，就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本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