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曼家族是由邓小平“引进”到中国的，他们曾与中国政府“碰撞”，也曾和汪道涵、江泽民和朱镕基打过交道

金茂大厦早已不是上海第一“高”，它在高度上输给了“邻居”——同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圈的环球金融中心，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曾参与竞争大厦设计方案的角逐，却最终失之交臂。如果他们夺魁，今天的金茂大厦或许就是一座有52层商业空间、底部为方形、顶部八边形的锥形建筑，比美国芝加哥SOM设计事务所设计成形的金茂大厦矮了36层。

波特曼家族曾缔造过上海之“最”。早在1990年，由约翰·波特曼设计的高152.1米的“山”形建筑——上海商城，就一跃成为上海浦西当时最高的建筑，由此敲开了波特曼家族进军中国市场的大门，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之一。此后，波特曼不断在中国的版图盖上自己的“印章”，这些烙上波特曼印记的商业建筑在参与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官方的认可。

7月20日，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就联合举办了“约翰·波特曼：艺术与建筑”展览，展览将持续到9月19日，集中展示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亚洲的九个项目，中国就占其中六个，包括上海明天广场、外滩中心、北京银泰中心等。

“时代会变化，但建筑是稳固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因此要在时间上留下它的痕迹。”约翰·波特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波特曼公司在中国的三十年，其实也是“洋”建筑师中国故事的缩影。

北京银泰中心是约翰·波特曼设计的作品，外形简洁，其顶部的“中国灯笼”是该建筑的最大特点，表达了“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窗口的含义　（爱德曼公司/图）

我们曾拒绝政府的要求

“我们是邓小平‘引进’来的。”杰克·特曼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笑言。他是约翰·波特曼的儿子，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首席执行官。

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曾下榻亚特兰大市的威斯汀桃树广场旅馆，它是约翰·波特曼的成名作，跨越亚特兰大14个街区的桃树中心综合建筑群中的一员，73层高的摩天大楼，也是亚特兰大城市天际线中极为重要的景观标志。随后，约翰·波特曼就应前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斯比之邀，作为邓小平的客人，随团首次访华。

“酒店非常少，汽车也是为数不多，这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从色系的角度来说，城市基本上都是灰色，颜色非常单调。”这是约翰·波特曼记忆中改革开放大门甫开时的中国模样。彼时，进入中国的“洋”项目屈指可数，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被公认为改革开放后外来建筑的开山之作。宾馆、酒店资源稀缺的现实，让敏感的波特曼嗅到了商机，他开始酝酿在中国拓宽自己的建筑版图。同年，杰克·波特曼受命在香港设立了波特曼公司的海外办事处，为在上海打造一座像桃树中心一样的“多功能、综合性”商业建筑“上海商城”做准备。

“很多麻烦”，杰克·波特曼特意用一句洋式中文来概括其在1980年代的遭遇。

彼时，“红色”中国在外国建筑师眼里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与政府的“碰撞”在所难免。“上海商城”是新中国第一个多功能综合建筑群，把“画笔”交给谁，画出什么样的图画能真正融入中国传统工艺，达到西方多用途建筑理念与中国建筑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老百姓会不会认可等等，政府显得尤为谨慎，事无巨细都要考虑。

本刊评论员

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通过公民参与，政府能够理解民众的观点，民众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在相互理解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收获“双赢”

2011年7月23日，中国温州，在钢铁动车追尾坠桥的不幸时刻，人性动车照亮了那个悲惨的暗夜。

又一次，灾难降临的时刻，挺立起大爱的光辉。无数原不相识的人们，同气连枝、守望相助---

他们，是脱险后又回到车厢救人的乘客；他们，是每天看着一列列动车飞奔、很可能一次也没有乘坐过动车，那一刻却义无反顾自发救援的村民；他们，是背井离乡讨生计，舍不得买一张火车票回乡探望留守儿女，那一刻却冲向动车砸开车窗抬伤的农民工；他们，是先富且以“炒”名著称中国，那个夜晚却排队献血、开来私车当救护车，燃起蜡烛恸哀遇难同胞的温州市民；他们，是微博转发寻人信息，彻夜无眠或悲愤或呼唤或反思的网民??还有无数的消防官兵、公安干警、医务人员。

他们所有所有的人，共有一个名字：公民。他们所有所有的人，同是“国家列车”上的乘客。

温州这一幕，在2008年的汶川，在2010年的玉树，在舟曲泥石流的废墟上，在上海胶州路大火后铺满鲜花的大街上，已经一次又一次感动中国。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中国人公民精神全面生长的“元年”，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则见证了中国人公民精神的深广。

公民精神、公民意识的成长，无异于是为高速前行的“中国列车”加固了一道最重要的安全保险装置。

只是，灾难中迸发的公民精神之光，也照出了一丝阴影。那就是，为什么公民精神似乎总要等到灾难来激发？为什么钢铁动车戛然而止时人性动车似乎才奋然发力？

这样的追问，并非始自今日。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之后，一些志愿者灾后归来产生了心理上的不适---抗震救灾中无私奉献、竞比高尚的情操，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为什么一切似乎又故态复萌，为什么又被自私、冷漠、互不信任的人际环境和社会氛围笼罩？

没有人对公共事务天然冷漠，我们更不必怀疑人性。爱心与善念，植根在人性的深处，奉献与牺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上从来就是制高点。我们不沉沦，国家便有光明，我们不堕落，社会便有温暖。因此，参与公共事务，可谓是一种本能的公民愿望。

比追问更值得去做的，就是寻找，找到把“瞬间”凝固为“永恒”、把公民意识常态化的机制，找到把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精神资源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路径。这种机制和路径，舍制度建设别无它途。

真正的公民意识，绝不只是体现在天灾人祸之后的参与“善后”，更应体现对日常公共事务的参与、表达、监督，以主人翁的姿态，不当公共事务的“局外人”。建立制度化的公民参与途径，已成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然而，毋庸讳言，要切实贯彻落实这样的宣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至少，制度化的公共事务参与渠道相对还比较“狭窄”，有待拓宽。至少，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些公民参与方式，在实行中不能变形走样，比如价格听证会制度，不要出现“专业听证托”，不要变成为既定决策背书的“逢听必涨”。

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通过公民参与，政府能够理解民众的观点，民众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在相互理解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收获“双赢”。

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就无须等到灾难来激发。惟如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许多灾难，杜绝人祸。